雾里看花

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的恩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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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在毛泽东的战友中，张闻天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们都是中共的领袖人物，在一段时间内张是毛的上级，　后来毛又成了张的上级。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既有工作上的接触，也有私人间的交往，还有许多剪不断理　还乱的恩恩怨怨。

　　★ 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使毛泽东对张闻天一直怀有很深的成见

　　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便被共产国际推上领导岗位，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他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其时，毛泽东正在苏区，两人未曾谋面就因路线问题产生了分歧。刚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还很不成熟，对中国的实际不甚了解，同时也过于依赖共产国际，过于推崇苏俄的革命模式，因而曾积极推行和宣传“左”的错误路线，写于1932年4月的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就是这方面错误的集大成者。文章发挥了许多“左”的观点，如：强调两个世界的对立，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认为反苏战争是最主要的危险，过高估计苏区的力量而过低估计白区的力量，因而认为应该采取“进攻”路线，“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这篇文章的许多内容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

　　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左” 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这场斗争错误地批判了在实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无情地打击了一大批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敢于公开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给中央苏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作为参与领导此事的中央局负责人之一，张闻天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一再沉痛检讨这一严重错误，并从中吸取了终生的教训。对于这条“左”倾路线，毛泽东也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这段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

　　1941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写过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文章，批判包括张闻天写的上述文章在内的“左”倾路线的9个文件。毛泽东不仅点了张闻天等几位政治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这篇文章是毛泽东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发泄，后来虽几经修改，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篇文章，毛仅给几位中央的领导同志看过，却始终没有发表。

　　1943年11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现在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活着的邓要为党争口气。

　　1960年12月25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

　　毛泽东不但在党内讲，还对外国人讲。1965年8月5日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他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 “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又一次回忆起那段往事。在批语中，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同时也点了张闻天的名，他写道：邓小平同志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密切合作，对克服党的三次大的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曾对几个错误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的情况作了分析，他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错误，主要在宣传方面有许多错误，但在广昌战役后至遵义会议中表示改正错误较快。

　　1933年，张闻天到达中央苏区，由于较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对“左”的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同“左”倾领导人博古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1934年4月，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当时博古亲任临时司令部政委，德国人李德实际是司令，他们调集了9个师的红军，修筑永久性工事，采取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守，与敌人死打硬拼，结果损失惨重。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此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博古的反感，双方公开争论起来，吵得面红耳赤。

　　在与博古产生分歧的同时，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广昌战役后，张闻天受派遣主持苏区政府的日常工作。“左”倾中央此举意在“一箭双雕”：既把张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当时，张闻天与毛泽东都住在瑞金的沙洲坝，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相邻。一起共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张也主动接近毛，处处表现出对毛的尊重，这样，两人思想越来越接近。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央机关迁至云石山，毛、张都搬到山上的 “云山古寺”里，朝夕相处，感情更加融洽。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张闻天打电话求助，他立即派傅连璋星夜赶去诊治。

　　当然，促使张闻天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在党内生活中有着共同的感受。眼看着反“围剿”的失利，红军不得不离开这块用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们都感到抑郁与愤懑。在主力红军转移的前一天，两人坐在“云山古寺”前的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把心中的诸多不快统统向毛倾诉。这次坦诚谈心，使他们的接近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们第一次重要合作是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报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被推选在党内负总责，并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对此，毛泽东一再加以肯定。在七大的一个讲话中，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 “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段时期，他们不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在感情上也十分融洽。毛泽东看出张闻天有意刘英，就想撮合这桩好事。在二下遵义后，时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的刘英，忽然接到李富春的一张便条，要她立即到中央纵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工作。

　　刘英报到后，恰好遇见毛泽东与王稼祥。毛问刘英：

　　“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李富春呗。”刘英脱口而出。

　　“是我提议你来的。”毛泽东说，“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了。”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但刘英也感觉到，毛泽东这样做也是出于对张闻天与刘英关心，为他们谈恋爱创造条件。后来，张闻天与刘英终于走到一起了。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合作不仅限于遵义会议。党史专家张培森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遵义会议召开前到六届六中全会前我们党实际上遇到了三次大的危机，一次是王明、博古“左”倾路线导致的军事失败，一次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再一次是1937年王明从国际回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而这三次危机中，毛张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克服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在此过程中从确立走向巩固。
　　
　　此外，在瓦窑堡会议上，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与毛泽东密切合作，为政治路线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闻天作风民主，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泽东合作得十分融洽，因此，毛泽东常常戏称张为“明君”，称他的妻子刘英为“娘娘”。在历史档案馆里可以看到，从1935年10月初到陕北起，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 286件之多，占了64％。

　　党的“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的互相尊重，配合默契，高度一致，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谋略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是当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关键。

　　★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恶化是从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开始的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张闻天衷心拥护，即向毛泽东“让位”。毛从全局考虑，要张闻天将“总书记”的名义继续下去。所以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1943年，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作过这样的叙述：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没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然而，就在权力顺利移交的过程中，他们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未完待续）


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的恩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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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两人关系的另一件事，就是对马列学院的评价。自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尽量推掉“总书记”的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部和马列学院。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延安的最高学府。自学院创办之日起，张闻天就兼任院长，直到1941年7月改组，前后有3年多的时间。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张闻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始终充满眷恋之情。1976年6月底，他在病逝前夕曾对外甥说：“我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有一点可以自慰的，在马列学院时为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

　　然而，毛泽东对马列学院并不满意。1941年5月，他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其中有一段就可能与马列学院有关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最后一句在公开出版的《毛选》中删去了）

　　在另一场合，毛泽东甚至公开指责：“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的一些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并且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由于毛泽东的批评，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虽仍然由张闻天担任院长，但这种改组实际是对马列学院的彻底否定，对张闻天主持马列学院工作的彻底否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马列学院共招生5届，培养了近千名干部，这些人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不仅如此，中共领导人的秘书和负责理论宣传方面的干部，许多人也出身于马列学院。这些成绩显然不是在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的教学方针下所能得到的，它恰好说明马列学院在整体上是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并取得了成效的。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张闻天感到很委屈。他后来写道：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正”，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同时我精神也准备着，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别的同志有时提议，要我找毛主席当面谈谈，我有时想不谈也就算了，我为人如何，以后证明，我何必急于人家了解！

　　不过，张闻天后来还是“下决心找毛泽东同志当面谈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我到枣园找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次话，他谈得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意批评我。”第二次，毛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闻天，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还说张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了张闻天几个字的评语。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同张闻天的实际是不符合的，跟毛泽东每每称赞张是“明君”、不争权、作风民主这些评语也是矛盾的。张闻天“听了虽然不舒服”，“抱有抵触情绪”，但并没有去辩解。

　　★ 凡是张闻天有选择机会的时候，他总是选择远离毛泽东的地方”

　　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主题报告。他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后，张闻天第一个作检讨。他不谈自己的功劳，不计较名位，没有牢骚怨言，而是老老实实，坦率真诚，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对于土地革命后期工作估计，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当时路线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他还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发言中，张闻天还提出“补课”的问题，他说：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张闻天说话算数，不仅是口头表示，而是有实际行动。从1942年1月起，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村庄调查了将近一年半，直到1943年5月才回到延安。在当时党的领导中犯过路线错误的大有人在，但以这种形式进行 “补课”的，张闻天是第一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抽调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张闻天主动要求前往。这一富于戏剧性的人生选择，使张闻天得以施展平生之志。从1945年11月下旬抵达沈阳算起，张闻天在东北工作了4年多的时间，他将深厚的理论修养、敏锐的洞察能力，满腔的政治热情，高超的斗争艺术，坦荡的人生胸怀，都统统融化于茫茫的林海雪原之中，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建设东北的大后方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东北从事地方工作的这几年，是张闻天一生中最闪亮的一个光点，也是他工作与生活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1950年1月19日，在辽东工作得有声有色的张闻天，突然从晚间新闻中听到广播，党中央派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后来因美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未能到任。1951年2月，周恩来征求张闻天的意见，或者到中央拟设置的对外工作指导委员会，或者任驻苏大使。张闻天选择了后者。

　　对张闻天的任命，当时就众说纷纭。有人说，张闻天领导东北地区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让他出任驻苏大使未免大才小用；也有人说，张闻天曾任党中央总书记，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副部长级的驻苏大使，让他远离中央，怕是另有别情。其实，去苏联是张闻天自己的选择。凡是张闻天有选择机会的时候，他总是选择远离毛泽东的地方。在陕北率队进行农村调查是第一次；去东北是第二次；去苏联任大使则是第三次。

　　★“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出悲剧。

　　张闻天是在7月21日发言的，那时已是彭德怀上书后的多日，气氛相当紧张，一部分讲缺点讲得多的同志，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张闻天发言之前，田家英、胡乔木等了解内情的同志也打来电话，劝他少讲。但是，张认为，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看，只有毛泽东出来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犯上”也要讲。

　　张闻天义无反顾地讲了整整一个下午。这确实是一篇剖析1958年“大跃进”错误的深刻发言，其理论高度，当时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亲历过那个难忘场面的李锐说：张闻天“有经济理论的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张闻天特别分析了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对于自己的发言，张闻天充满了自信。他没有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

　　7月23日上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了，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逐条的驳斥，从反“左”到反右，突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张闻天听了，先是惊愕，继而是困惑。从会场出来，他一半是忧虑，一半是愤怒地对秘书肖扬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说话？”会后，他曾来到“美庐”院外，请求召见，但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

　　不久，张闻天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信写得很挖苦。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大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参加的人数几乎是刚闭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的两倍，会场改在庐山的人民剧院。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张闻天，而且再一次提到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路线问题。他说：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8月16日，全会闭幕后，会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8月18日，张闻天含冤下山。并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巨大的压力下，张闻天不得不承认错误。在下山的当天，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张闻天却没有感受到一丝“热情”，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火力更凶猛的批判斗争。一盆盆污水随意泼到张闻天身上，嘲弄挖苦，恐吓辱骂，主题完全离开了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的老账，追查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张闻天对此非常伤心。他对妻子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刘英从没有见过丈夫流过眼泪，这时他却止不住地淌眼泪。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已是花甲之年的张闻天血压猛增，前列腺肥大症加剧了，尿中毒威胁着生命，他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被送进了医院。

　　★ “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的波涛”

　　张闻天动过手术病愈出院了。他这时虽然仍保留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工作已经停止了。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奋斗了将近40年的张闻天，如今被抛在一边，这是多么悲凉和痛苦！他对妻子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1960年元旦，大病未愈的张闻天就给毛泽东写信，婉转地表达了要求工作的愿望，以后又几次写信给毛，但都没有下文。

　　张闻天无奈，找总书记邓小平。邓说：“研究国际问题吧，那是你的本行，你熟悉。”这正合张的心意。

　　张闻天又去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说：“国际问题，外交战线，你还是暂时回避的好。还是搞经济吧。” 张闻天领会所谓“里通外国”的谣喙尚未澄清，刘少奇让他避嫌是出于关心。搞经济他也乐意，就按刘的意见找当时的经委主任李富春。李同张在东北局财经委员会曾一道当过陈云的副手，听张闻天一讲，非常欢迎，说我们这儿正需要你这样懂得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

　　但过了不久，张闻天接到李的来信，信中表示歉意，流露出经请示未获同意，无可奈何的意思。是谁不同意李的信中未说。其实这是无需点破的事情。

　　1960年11月，中组部副部长找张闻天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心里清楚，“特约”研究员并不是让他研究什么，只不过是安排个地方领工资、有个单位过组织生活而已。然而，他并不在意，回来高兴地告诉妻子：“只要有事做，就行。”

　　不久，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报到，并把“特约”研究员真的当回事来做。他不因受打击、被排斥而丝毫减轻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了许多读书笔记，每写一篇就送到杨尚昆处，再打印出来分送给中央领导同志。1962年2月，毛泽东又收到张闻天的这种成文的“笔记”后，曾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短信，说“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8月，张闻天又向毛泽东转交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这是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研究两个多月以后写成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拓展流通渠道、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等政策建议。

　　报告送交中央之前，他还郑重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本来在他提出写调查报告时，刘英心里就犯嘀咕：庐山会议挨了一顿批判，如今才事隔两年，又要提建议，难道还不汲取教训？这时，报告马上就要送上去，她不得不出来劝阻：“是否就不要送了，你的意见人家不会采纳，弄不好又要引祸烧身。”

　　张闻天坚持要送上去。他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是反映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至于听不听是中央的事，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问题该提建议的还是要提。”

　　果然不出刘英的预料。报告送上去不到两个月，八届十中全会就召开了，重点批判“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张闻天的这篇报告也变成了新的罪证。接着，1965年经济研究所进行“社教”运动，这篇报告又成为新的批判对象，说它是反映了没落阶级的要求，甚至说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之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 的狂飙席卷全国，张闻天受到软禁与批斗。

　　1969年10月，张闻天被逐出“北京”，“发配”到广东的肇庆。

　　这时，张闻天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从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索。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着他一旦获得写作的自由，便迫不及待地重新开始因“文革”被迫中断的理论研究。

　　时间是宝贵的，他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学习；视力只有0.2了，他还是不停地读；握笔的手不住地颤抖，他还是不停地写。

　　林彪事件的发生，引起张闻天极大的震动，促使他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此时的张闻天，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人身自由，可是他仍然乐观而自信，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逆境中看到希望，沉下心来，写了将近10万字的理论文章，深刻地总结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批判种种“左”倾错误观点，探讨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张闻天毫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对外甥讲：“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的波涛。不是吗，我过去写的读书笔记，被掠夺一空，今天我又重写了一大沓！”广这批文字，今天称为“肇庆文稿”。文章语言朴实，却处处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比如，他在《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一文中说：“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有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尺度。”这确实是一段金石之言，直至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张闻天在1973年提出的“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的“最高尺度”的观点才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的共识。

　　张闻天虽多书生意气，但半个世纪的斗争教会了他机警老练。他视阿谀奉承，憎恶玩弄权术，但绝不鲁莽行事。他知道这些文稿万万不能再往上送了，而且连让外人知道也不行。于是请外甥、妻子帮他抄写，一式三份，用塑料袋装好，分别收藏起来。他希望：“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不然，就让它们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吧。”

　　★ “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张闻天也感到有了希望。1972年4月2日，他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言词甚为恳切。他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张还诉说了“遣送”肇庆两年半以来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两个月后，张闻天被告之，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刘英的工资待遇。张闻天得到一点宽慰，但又因没有做工作却领工资而深感不安。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闻大又一次看到了希望。9月，张闻天同刘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与党中央，重复以前的多次请求，希望早日回京，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毛泽东读后发话：可以让张闻天与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这个批示不知在哪个环节卡住了，直到1974年2月，在周恩来亲自督办下，才得到落实。张闻天与刘英恢复组织生活，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的工作，允许阅读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

　　1974年7月下旬，刘英获准赴京探亲。在北京，她看望了王震。王震非常关心张闻天，劝刘英鼓励张再给毛泽东打报告。经过一番商量和考虑，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这次他没有再提平反的问题，仅仅提出“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信经王震转呈，于 10月底送达毛泽东的案头。毛阅后，让身边的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后来，张闻天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了幽居6年的流放地肇庆，前往无锡，并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心脏病猝发，一倒下就再没有醒来。他没能看到粉碎“四人帮”，没能等到平反昭雪，就含冤离开了人世。两个月后，毛泽东去世。

　　张闻天生前坚信：“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1979年8月2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充分肯定张闻天“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并庄严宣布：“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悼词号召向张闻天学习：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良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胡耀邦在报告中，将张闻天的名字列入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巨星在历史的天幕上重新升起，经过时间的磨砺，更加耀眼夺目。▲（全文完）（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七期）


“网络政治”冲击官员及民众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5203

    文章提供 于 2007-7-30  文章作者: 毛寿龙: 网络对政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仔细加以判断，有积极的方面，值得我们肯定和继续传承。也有消极的影响，需要规避和警惕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内地网民总人数达1.62亿。日新月异的互联网络发展给人们的生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网络对政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仔细加以判断，有积极的方面，值得我们肯定和继续传承。也有消极的影响，需要规避和警惕。

　　★ 基础性影响：信息平等

　　从对政治基础性的影响来说，网络的快捷带来了政治信息传递和沟通的提速，公众可以很快了解一些迫切需要的信息，实现了信息的平等化传播，同时，政治的神秘色彩也会随之消失。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可以全民分享，政治家和老百姓关系越来越紧密，百姓也对一些政治事件有信息更加充分理解，排除误解。信息更充分的条件下，各个方面的智慧都能得以提升。

　　比如，中高层领导与民众的互动方式从最早的“下基层信访”到“市长信箱”再到“市长热线”几经演变，在今天开始逐渐向网络过渡。平台的变化对我国的行政管理方式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当政府与大众沟通不畅时各个层级的官员所做出的求变努力值得肯定。互联网所提供的博客，公共信箱，BBS等等新的平台“有总比没有好”。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公共性的信息收集，行政管理人员与百姓的互动不是“微服私访”，单靠行政官员“点”式的浏览或交流是远远不够的。希望他们的行为能够激活专门的信息系统与机关的发展。

　　★ 网络政治冲击官员及民众

　　当官员与民众通过互联网这一渠道都在政治上的地位显得平等后，官本位就失去了市场，也会造成各方面的不适应，这本身就是一大挑战。在官员和民众两方面特别平等的状况下，以前以权为本、官员的精英意识等观念将越来越被时代抛弃，表现出一些不适应的症状。过去的执政方式、决策方式、执行模式会有颠覆性变化。如果经不起变化的考验，就可能显得过时，也会引起一些问题。

　　另外，对老百姓来讲，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冲击，由过去对政治千篇一律、绝对化或者是两面的看法，变得比较复杂。以前或者觉得政治很美好，或者认为也很丑陋，现在通过网络更加深入和广泛的了解了政治信息。看起来似乎是大众的价值观不太明确，实际是网络使人们的思考更加甚至复杂化和更加深入。由过去绝对化的观念到多面化，由比较简单化的观念复杂化，有些人不适应以多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出现很多不适应的症状。

　　★ 技术层面：互联网给政治带来机会

　　从技术层面上讲，网络给政治发展、稳定提供了相当好的机会。比如一旦出现谣言，大家都会到网上查，也给政府和有关方面控制谣言、澄清事实提供了机会。而历史上一首童谣都可能对政权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过去很多政治上的变化都是从谣言、童谣开始的。

　　现在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一旦有误会引起的冲突，甚至国际上的一些战争、动乱等，都可以通过良好的信息沟通来解决。网络是各个方面实现良好沟通，消除误解、误会、甚至冲突的信息基础。过去运动式的政治会失去它的信息基础。

　　当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的时候，政府也可以通过网站去和百姓接触，因为面对面会有生疏感、距离感。网络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可以发布信息、在线交流、论坛对话等等，现在的官员博客，也包括选拔干部时的网络公示，都是一些比较进步的交流方式。过去的公示就是贴在墙上，只有几个、几十个人能看得到。现在将初选的名单挂在网上，阅读这份公示的人数可以呈几何倍数递增。此外，政府的管理模式也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进行公开，既节约了成本，又发挥了很大作用。通过网络投票、民意测验等方式，对重大的政治意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事件让老百姓都在网上发表意见，一方面是宣泄的机会，一方面可以让政府很好的把握老百姓对特定政策的反映，第一时间了解老百姓的需求。

　　★ 网络还需在政治沟通中发挥更大作用

　　政治家通过论坛、博客等形式在线与老百姓交流，的确在信息沟通、消除隔阂方面作用明显，但光做这些肯定不够。博客的方式还是比较私人性质的沟通；通过聊天工具在线交流一般都是一对一，受众的面积还是比较小。另外网络具有匿名性，就使得很多发言可能不是很负责任，这些意见在一些事件中有点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意见看起来好像是民意表达，但我们很难理解它是个人的意思，还是集体的意思，还是一个小群体的意见。网上可能是情绪性发泄，短期的，从政治的角度看，听取民意、科学决策需要有一定的长期性，需要设置不同的政治机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综合短期民意，长期民意，专家意见等等。老百姓和专家意见有时会相背离。比如老百姓认为股票是不劳而获，但专家不这么认为，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就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政治家应该更加亲民，主要作用是把各种各样的政策转变成老百姓能接受的政策，再从老百姓处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使老百姓能知道什么是更好的政策。政治家就像是政治领域的企业家，经常需要得到更好的政策去解决问题。通过发挥网络的作用获取民情，可以帮助他们更加科学的决策。

　　网络起到了政府和老百姓直接沟通的作用。在民意民主的各个方面，民意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出来，如果处理得当的话，政治就会有更稳定的发展，网络在中间还是发挥基础性作用。▲ 来源: 人民论坛


俄罗斯对北极的领土要求有根据吗?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5205

    文章提供 于 2007-7-30   文章作者: 马克西姆•克兰斯: 俄罗斯北极科学考察队于7月24日从摩尔曼斯克启程。此次考察将是一次轰动性的考察。据考察队队长、著名的极地考察者阿尔图尔•奇林加罗夫说，这是北极开发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出征行动之一。在"俄罗斯"号核动力破冰船的护送下，俄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监督局所属船队的旗舰“费奥多罗夫院士”号踏上了征途。该船载有100名左右科学家，他们将对俄罗斯大陆架高纬度边界进行独一无二的考察。然而，“北极-2007”考察的高潮将是两个“和平”号深海潜水器的下潜：它们将历史上首次在地球北极点处下沉到海底。这个深潜器将下潜至4000多米的深处，国家杜马一位副议长也将是深潜器乘员之一。

　　然而，这次“北方大出征”的轰动之处可能还不在于此。奇林加罗夫承认，考察不仅追求科学目标，而且还追求地缘政治目标。他说：“我们想证实，俄罗斯是伟大的极地强国。”为了证明这一点，带有俄罗斯国旗的一个钛质密封舱将沉入海底。如果用近来流行的“姿态语言”来解释这一行动，那么这个姿态的涵义就是：我国公开提出自己对北极的要求。

　　更确切地讲，我国是对一个三角地区提出了要求。俄罗斯从科拉半岛到楚科奇自治区顶端的海岸线构成了这个三角地区。而这是120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区域，它相当于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面积总和。其实，我们过去一直把这个地区视为本国领土。自上个世纪20年代起，这个区域在我国各种地图上被标注为苏联领土，后来标注为俄罗斯领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现为止，该公约将我国的外部边界缩小到了 200海里经济区。我们在1997年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马上就丧失了对北冰洋其他海域的权利，其中包括对北极属于我国的那部分领土的权利。然而，其它一些国家立即开始对这些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而且提要求的还不仅仅是北极地区的国家。很清楚这是为什么：根据某些评估，在北冰洋大陆架上大约蕴藏着 1000亿吨石油当量的碳氢化合物。何况这里还有极为丰富的渔业资源。而北方海路也是从欧洲前往美洲和亚洲最短的航线，对于从北极地区油气田运输石油和天然气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北极领土问题极具价值。

　　的确，我们有过并且仍然有机会收回失去的东西。而提供这种机会的恰恰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果我们能证明，大陆架，具体来讲就是罗蒙诺索夫海岭是西伯利亚陆台直接延伸到海中的部分，那么几乎就可以将整个“区块”划归俄罗斯。5年前，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各国中第一个向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提出了拥有该“区块”的申请，但是我们的论据未能说服国际专家。预定在2009年进行“补考”，因此我们目前正在加紧做准备。

　　当然，在北极地区问题上采取这种积极的态度不能不令其他对北极丰富的资源提出要求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人感到不安。例如，美国《时代》周刊日前突然发表文章，指责俄罗斯“企图并吞整个北极”。而早些时候，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理查德•卢格要求美国立即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免莫斯科将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地区"据为己有"。

　　美国人的不安是有根据的：除了对北方地区发起总攻外，俄罗斯还在侧翼作战。例如，普京总统不久前签署了政府提出的建议，即与挪威签订关于划分巴伦支海大陆架的协议。这样一来，围绕15.5万平方公里 “灰色区域”持续了近40年的争议将画上句号。据推测，该区域有3万多亿立方米天然气，完全可以同什托克曼气田相提并论。

　　如果西部冲突局面能够处理好，那么不排除将全部力量投向东侧作战的可能性。要知道，俄罗斯仍未批准与美国就白令海水域达成的协议。前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0年签署了这个协议，将白令海峡和白令海几乎三分之二的部分送给了邻国。我国当时希望以这种宽广的胸怀向美国和全世界展示自己寻求妥协的意愿。而现在，不同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  来源: 俄新社


古巴解密档案揭开——格瓦拉从古巴出走之谜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5212

    文章提供 于 2007-7-30 文章作者: 张守平: 有一个人，曾被西方媒体称为“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尘世的耶稣”。这个人就是切•格瓦拉。今年6月15 日是格瓦拉诞辰79周年，在他的故乡阿根廷以及他战斗过的地方——古巴、墨西哥、玻利维亚，人们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怀念这名理想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美国的《首页》杂志在6月13日刊登一篇对古巴流亡人士的专访，说格瓦拉离开古巴是因为他和卡斯特罗关系恶化。其实，这种观点在西方并不新鲜。那么，切•格瓦拉出走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 1．英雄客死玻利维亚

　　1965年4月1日。格瓦拉写信给卡斯特罗，要求辞去在古巴政府和党内所有职务（当时格瓦拉是古巴第三号领导人），辞去古巴政府特意给他的古巴国籍，而要去需要他贡献微薄力量的“世界另一些地方”。

　　同年10月3日，卡斯特罗在古共中央成立大会上宣读了这封告别信。格瓦拉先去了非洲的刚果（金），没过多久，觉得在那里斗争无望，便又回到了古巴。休整几个月后，1966年11月初，格瓦拉再次上路，带领几十名会讲西班牙语的外籍人去了玻利维亚，到达预先安排好的一个游击队营地。

　　格瓦拉梦想通过少数游击精英成就解放拉丁美洲的伟大事业。不料，还不到一年，格瓦拉就在一次战斗中，被玻利维亚军队抓捕。玻政府军受过美国中情局的丛林作战训练，加上又有人告发，所以得手。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被杀害，时年39岁。

　　英雄客死他乡，震撼了美洲，震撼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古巴大地。与此同时，格瓦拉为美好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精神被各国人民争相传颂。

　　人们在崇敬和惋惜英雄的同时，也常常疑惑：格瓦拉为何要离开待他不薄的古巴和有着非凡人格魅力的卡斯特罗？许多学者试图揭开这个谜，从一名格瓦拉老部下的回忆中，我们或许能看到些端倪。

　　★ 2．为“君子协定”出走

　　曾做过战地记者并在格瓦拉指挥的部队作战和工作过的古巴人阿尔多•伊西德龙，几十年来潜心研究格瓦拉，并于1999年出版《归根》一书。他在书中回忆了格瓦拉在古巴战争年代以及和平时期的工作和生活。他在西班牙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专门就格瓦拉的出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格瓦拉离开古巴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一句他和卡斯特罗的“君子协定”。

　　1955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七二六运动（以推翻古巴独裁政权为奋斗目标），为日后回古巴进行武装斗争，在墨西哥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格瓦拉经朋友引见，认识了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不久，劳尔决定安排格瓦拉与哥哥见面。菲德尔•卡斯特罗与思想激进的格瓦拉进行了彻夜长谈。不过，格瓦拉更多的是在听卡斯特罗谈他的理想和抱负。谈话中，当卡斯特罗得知格瓦拉是一名医生时非常吃惊，但他还是建议格瓦拉投身于革命事业，而这个建议与格瓦拉不谋而合。就这样，一夜之间，格瓦拉便被安排为未来的随军医生。

　　当格瓦拉正式加入七二六运动时，向卡斯特罗提出条件：当时机成熟时，当完成了对未来革命的责任时，任何政治因素都不能阻止他去某个拉美国家进行斗争，理想的国家是格瓦拉的祖国阿根廷。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伊西德龙认为，格瓦拉就是依据这一句“君子协定”离开了古巴，因为卡斯特罗是个守信用的人。

　　★ 3．身后事也托付老卡

　　格瓦拉最受人崇敬的品格，是他冒死追求纯粹理想的大无畏精神。他的理想是在拉美的某个地方组织一个阵线，以解放整个拉美为己任。因此，为实现理想而告别卡斯特罗，是许多人乐意接受的解释。

　　古巴前驻华大使格拉认为，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曾担任过工业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工作成绩卓著。他和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一直保持着兄弟般的情谊。格瓦拉在一个他认为“条件成熟”的时刻向卡斯特罗提出，希望他兑现在墨西哥时的承诺，允许自己到世界其他地方从事争取人类解放的事业。

　　格瓦拉在写给卡斯特罗的信中，深情地谈到他对卡斯特罗的无限敬仰和对古巴人民的依依不舍之情，并再次谈到他的远大抱负。信中写道：“你作为国务活动家，很少有比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得更为灿烂夺目的了，我同样也为我当时能够毫不动摇地追随你，能够在考虑和观察问题、洞察危险和坚持原则方面都同你一致而感到自豪。

　　“我度过了壮丽的岁月，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那些光辉而又不幸的日子里，在你的身旁，我为属于我们的人民而自豪。

　　“我惟一有些不足之处是，我上马埃斯特拉山（卡斯特罗等人在古巴打游击的地方）后，未能从最初一刻起更充分地信任你，未能尽快地发现你身上那种革命家的品德。

　　“此时此刻，我悲喜交集……我将把下面这些东西带到新的战场上去，即你灌输给我的信念、我的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履行我最神圣的天职的心情：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

　　格瓦拉可能预感到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连后事都托付给了他最信任的卡斯特罗。信的末尾写着：

　　“如果我葬身异国，那么我临终时想到的将是古巴人民，特别是你。我感谢你的教导和榜样，并将尽力做到至死不渝地忠于你的教导和榜样……我没有给我的子女和妻子留下任何财产。我并不为此难过，反而感到高兴。我不为他们提出任何请求，因为我知道，国家会给他们以适当的安排，让他们能够生活和接受教育。”

　　★ 4．卡斯特罗：切有说不完的美德

　　前不久，古共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网络版登出了一份解密档案，是卡斯特罗在当年格瓦拉牺牲后不久接受苏珊娜•李（Susana　Lee）采访的内容。在这篇报道中，除了少数苏珊娜的导语外，大部分都是卡斯特罗的原话。卡斯特罗谈到格瓦拉（昵称切）同他的友谊，还谈到格瓦拉的工作和他执意要走的决心。卡斯特罗说：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切是真的死去，我有时对身边的人说，我梦见了切，梦见我和他在谈心。在我看来，切没有死，而是无处不在……他身上有说不完的美德。从我在墨西哥和他相遇，直到他最后一次离开古巴，我一直非常了解他。我为失去一位伟大的天才而深感痛苦。”

　　格瓦拉在离开古巴时写给卡斯特罗的信中，曾说他没有更早地了解到卡斯特罗的卓越品德，卡斯特罗对此解释说：

　　“切不善言谈，对事物不善表达。他对拉美、对拉美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也许想过古巴革命会同其他革命一样不会长久。他可能会这样想，但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丝毫怀疑，他总是如兄弟般尊重我。

　　“他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学习马克思主义非常刻苦，这一点他确实与众不同。切在信中这样写，非常坦诚。在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我做得不对。我应该在允许别人保留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统一的认识，而我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耐心。

　　“对任何一项任务，特别是类似打仗一般艰苦的任务，第一个站出来的准是切。他已经达到了彻底无私的境界。古巴不是他的祖国，他却和我们走到了一起，他每天都准备着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

　　★ 5．“切离开是为了理想”

　　卡斯特罗回顾了格瓦拉在革命胜利后的工作情况：“革命胜利后，古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政治的、经济的等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后来，切被任命为工业部长，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他还被任命担任过国家银行行长。那时，那些原来在银行工作的政治麻木的技术员、专家纷纷逃往国外。”

　　“当时流传一个关于切的笑话，”卡斯特罗说，“有人问切上任后是否有某位经济学家登门求教过，切回答说有过，于是人家又问切是不是经济学家，切说：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是共产党！”

　　“那时国内政治斗争很激烈，右派攻击切是共产党，但切始终表现出他不可置疑的权威性。他工作努力，在工业国有化、组织生产、协调生产、义务劳动等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经验。他还是倡导义务劳动的先驱之一。”

　　谈到格瓦拉的出走，卡斯特罗说：“直到最后时刻，我们一直保持着信任和深厚的友情。”卡斯特罗认为，格瓦拉离开古巴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我们不能阻止他，因为那样做超出我们之间关系的范畴。更不能将国家的观点强加于他。”

　　“我们能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地帮助他。但某些不可能的事，某些我们认为行不通的事，我们没帮他。我们也许应该对他说，这不可能，不能这样做，不应该让同志们在这种任务中牺牲。但他这样做了。我能理解。”  ▲

　　★ 参考资料：格瓦拉生平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市。

　　1953年，他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

　　1954年～1956年，在墨西哥行医，期间结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并加入了古巴的民主革命斗争。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

　　1960年11月18日～12月1日，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接见。

　　1965年2月3日～2月9日，再次访问中国。

　　1965年4月1日，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写了告别信。此后，奔赴非洲领导游击战争。

　　1966年11月7日，到达玻利维亚的游击队营地，深入丛林开展“游击中心”的革命活动。

　　1967年10月7日，被俘。10月9日，他被玻利维亚当局杀害。来源: 青年参考


胡耀邦，邓小平和林彪间的三角恩怨
http://topyl.com/contenthistory.php?fid=PGLT&id=2496792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比起邓小平，林彪两位乍看起来胡耀邦的资历要差一些，其实比起前两位来胡耀邦才算的上真正的老革命，胡耀邦十二岁那年就见过毛泽东，十四岁参加革命，然后就一直至力于农工运动，虽然不是一线指战员，搞政治思想工作倒算的上是行家里手。

胡耀邦和林彪早在抗大时就开始共事，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的副主任，当时胡耀邦对林彪常常用林校长而不名，由此可以说胡耀邦对林彪还是很尊敬的。一个广泛见诸报端的事实是在解放战争前昔胡耀邦曾想将亲生孩子交人领养而为叶群所阻，叶群并自告奋勇代哺胡耀邦的孩子，这样可以看出胡林两家关系还是很好的。解放后胡耀邦调到团中央工作，后到陕西当省委书记，虽然起落了几次但和林彪都没甚么关系。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胡耀邦最早对林彪开始怀疑还是在文革后，但胡耀邦公开的批评林彪的言论并不多，最严厉的也不过说林是吹捧，脱离群众等隔靴骚痒的话，真正反映胡耀邦对林家态度的还是在林彪自我爆炸后，林豆豆能调回北京，黄克诚出了力，胡耀邦点了头，一般来说人走茶凉，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胡耀邦的人品真是没的说的。所以公正点讲胡耀邦对林彪的死只怕还是有些婉惜和怜悯的。

与胡耀邦不同，小平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态度应该说是一清二白的，那就是痛恨。应该说小平同志和林彪同志都具有年龄上的优势，一个是军头，一个是政头（中央书记），一文一武，两位又都是主席他老人家的亲信。也就是说两人都是排在少奇同志后面可能的接班人之一。这样明争暗斗或者说不好听点在主席身前背后争风吃醋，争宠邀功怕是免不了了的。文革一开始，小平同志虽然舍车保帅，最后没跟着和少奇同志一起沉底，可风头就全叫林彪同志给抢去了，这永远健康也就一直喊到了1971年。

要说小平同志下放的时候，不多不少还是受了些罪的，儿子还成了残废，说完全林彪无关的现在看来证据不足，不过估计小平同志是把帐全算到林系的头上。等小平同志出山后，本来给林彪讲情的大佬包括陈云在内还是有几个的，不过全让小平同志一口否了，给林彪翻案那岂不是把文化大革命的事全让主席顶了？有个现成折戟沉沙的，那不正好拿来垫背吗？

比起对林彪的痛恨，小平同志对胡耀邦应该说是有爱又恨了。当年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比小平先复出，胡耀邦一复出就在党校开始为小平同志复出造势。虽然叶剑英等元老派也没少出力，可真正冲在最前的就算是耀邦了。等小平同志上台，论功行赏，耀邦就当上了中宣部中组部的掌印，一下大权在握了。在两个凡是的讨论中，耀邦的中宣部算的上是火力凶猛，最后的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理论武器，英明的华主席也就英明不起来了，结果没开两个会华主席几个头衔就丢的一干二净。这之后就是耀邦和小平的蜜月期了，一个军委主席，一个总书记，可惜耀邦的改革先锋形象颇不受元老好评，再加上自己嘴巴大整太子党整的太狠，到最后解放老干部时所得的人脉全赔进去了不说，就连不相干的人也得罪个精光，胡总书记反腐败反到甚么程度呢？，当年李先念就告诫手下；“你们谁要是犯到他手里，我一时也没办法，这个人可是六亲不认的。

有了这个评价耀邦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叶剑英去世后，耀邦的后台可就剩小平一位了。可小平再霍达也架不住三人成虎啊，这邓力群等三天两头的小报告送到小平同志那里，没事就吹耳朵风说耀邦同志骄傲了，不把小平您放眼里了，连报告里也不提您了。

谁都怕大权旁落，你当过一把手肯定就不想回去当二把手，这样一来二去，过去的交情是旧的，现在的威胁是新的，对不起，开个批判会吧宣布小平同志指示：耀邦你犯了自由化错误，保重身体回家养老吧。

耀邦同志下台后，小平倒也没过多追究，看来感情还是有些的，耀邦同志去世后，葬礼的规格也不差，小平同志指示按中央常委略高规格办理，其实可能就是按总书记办，这还算是盖棺论定了吧。所以就用个有爱有恨，欢喜冤家来形容小平和耀邦吧。▲


毛泽东九评曹操　真意何在？（一）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7-28  

后人对曹操的评价多半偏坏

　　在毛泽东评曹操的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人们普遍对曹操存有偏见，戏剧里演的曹操是奸雄，老百姓也普遍认为曹操是历史上的坏人。而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曹操是大英雄。他写过这样的书法手迹：“天下英雄，惟史君与操耳。”他手书过曹操的《龟虽寿》，他经常吟咏曹操的诗，在他自己写的诗中，也提到过“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他还多次公开称赞曹操。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访问。当晚，他请胡乔木、郭沫若到住处一道用餐，边吃边谈中，毛泽东首先提起《三国演义》的话头，他们夹叙夹议，谈得很热烈。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到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同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把曹操当作奸臣来描写，《三国志》则把曹操当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他还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1959年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两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

　　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教授吴祖缃写的《关于〈三国演义〉(三)》(案：《关于〈三国演义〉》之一、二，分载于 1959年4月9日和15日《北京晚报》第三版)。毛泽东读后，即于吴文发表的第二天，即1959年4月24日，毛泽东专门请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林克找来吴文《关于〈三国演义〉》之一、二来看一看(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19页)。他对吴文中关于不能因为《三国演义》中有“拥刘反曹”的正统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的观点，十分注意。此次毛泽东虽然没说什么，但联系他此前此后对曹操的评价，亦可将此列入他评曹操的范围。

　　1975年，毛泽东谈到三国时期的历史时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

　　1976年，毛泽东为了说明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还举曹操没有上过大学的例子加以说明。

　　毛泽东虽然评价过许多历史人物，但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如此频繁地评价一个特定历史人物――曹操，肯定有其特殊用意。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当时和此后的人们有种种猜测。

●三种猜测和两种误区

　　人们对毛泽东评曹操的猜测，大体有三种：

　　一种认为毛泽东评价曹操属于他读历史书籍时，对人物进行臧否的范围，是他个人谈古论今的学术行为；有一本书，叫《毛泽东谈古论今》(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其编着者认为：“在评价历代帝王时，毛泽东格外看重曹操。”编着者引用了毛泽东下面两段话：“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十分明显，该书的编着者试图以此证明：毛泽东评曹操，属于毛泽东个人谈古论今的范畴。还有一本书，叫《毛泽东读史》,其作者把毛泽东评曹操的几段话列入“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一栏中，当做毛泽东在研究历史时，试图纠正“千百年来，偏见掩盖历史的真实”的现象而发表的一部分言论。实际上，该书作者也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他读历史而有所感的范围。

　　一种认为毛泽东评曹操是他的英雄情结所致；《毛泽东与〈为曹操翻案〉》(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6期)的作者即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肯定曹操，恐怕也缘于二人在诸多方面有着逼真的‘形似’乃至‘神似’之处。举其大端，譬如叱咤风云、临险不惊的军事才干，气壮山河、舍我其谁的政治抱负，直抒情怀、气魄雄伟的诗词文赋等等，可以说，在各自所生活的时代，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对于二者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即使在个性、气质上，二人也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所以，虽说他们上下相隔一千多年，但毛泽东对曹操确实是打内心里予以情感认同的。”十分明显，该文作者把毛泽东评曹操，划入了“英雄惜英雄”的范畴。

　　一种认为毛泽东评价曹操，是为了给一个历史人物翻案。1959年，郭沫若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说：“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当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人们把曹操当成坏人，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同年，翦伯赞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也说：“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长期把这样一个杰出人物当做奸臣，是不公平的。 “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郭文与翦文均是在毛泽东1958年讲了不少评曹操的话不久发表的，作者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是一种为历史人物翻案的行为，因而先后着文响应。由于郭、翦二人均为着名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一时影响颇大，其影响力，直至今日，仍未衰竭，当今不少学者还相信并引用他们的观点。1999年发表的《毛泽东与〈为曹操翻案〉》一文的作者就认为，“毛泽东为曹操翻案，是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眼光洞察历史而得出的必然结论。”作者还认为，毛泽东为曹操翻案，对当今文艺批评也有启示。

　　在以上三种猜测中，第一种猜测与第三种猜测，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出发点显然不同。第三种猜测，已经不是把毛泽东评曹操当做个人读史的爱憎好恶，而是看做一种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特定行为。但是，这种特定行为，究竟是为了什么？猜测者显然还没有猜透。

　　上述三种猜测，虽然对毛泽东评曹操作了一定分析，但却陷入了误区。误区主要有二：

　　误区之一，是把毛泽东评曹操仅仅看作是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和个人对历史人物的喜好，至多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从学术研究角度，特意为一个历史人物翻案。毛泽东确实喜欢研读历史，也有对不同历史人物的好与恶。但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他研读历史，从不限于个人兴趣，而是鉴古喻今，资政育人。毛泽东也决不会囿于学术探讨范围，特地从历史学术角度，去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翻什么案。而且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这样连续评价曹操，决不会是个人兴趣所使。

　　误区之二，是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他个人的英雄情结所致。确实，毛泽东是个大英雄，他也喜欢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但毛泽东决不会因个人的英雄情结所系而如此频繁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毛泽东评曹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肯定另有用意在。

　　以上两个误区，使此前的猜测者，都没能真正瞭解毛泽东评曹操的特殊用意。▲（未完待续）


毛泽东九评曹操　真意何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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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重评曹操的良苦用意

　　今天，我们要分析毛泽东评曹操的真实用意，固然必须避开上述两个误区，但毛泽东评曹操散见于他的十多次谈话中；毛泽东评曹操时，也没有任何言词明确自己的用意所在。到底怎样才能分析透毛泽东的真实用意？

　　笔者认为，要分析毛泽东评曹操的真正用意，入手点必须正确。那么，正确的入手点在哪里？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任何事实，都应将其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卡尔•马克思》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才能正确认识特定的历史事实。

　　分析毛泽东为什么评曹操，也应遵循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如果遵循这条原则，就能肯定：分析毛泽东评曹操的入手点，就在于搞清楚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评曹操的。

　　纵观毛泽东评曹操的言论可见，他评曹操的时间集中在50年代，而他50年代评曹操的言论，又绝大部分集中在50年代后期，特别是1958年和 1959年。搞清楚1958、1959两年前后中国内部发生了哪些重大政治事件，搞清楚当时中国与外国的主要政治关系，而毛泽东又是怎样思考、对待、处理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关系的，是探寻毛泽东评曹操所含深意的关键。

　　毛泽东正是在当时中国发生不少重大政治事件、而中国对外关系也有重要改变的情况下，评说曹操的。十分明显，他评说曹操的用意，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学术。他评曹操是有所指的。那么，他指的到底是什么？对此，要结合当时中国政局，进行一点分析。

　　众所周知，1957年中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反右运动。“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历史事实是：1957年确有极少数右派，他们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形成了一种声势。当时，我们党同少数右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集中在三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认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3页)

　　的确，在右派杀气腾腾的进攻面前，如果不加以反击，社会主义中国即使不出现政权颠覆的情况，也会造成政局不稳、人心混乱。毛泽东当时是这样估计反右斗争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的反右，只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毛泽东不限于认识反右派斗争的近期意义，他的目光放得更远。他从对匈牙利事件及中国当时政治状况两方面的分析中，看到了反右派斗争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深远和巨大利益。他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我国是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此次反右派，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认识，是毛泽东在此前没有认识到而在匈牙利事件及反右派斗争中新悟出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悟出这个道理，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进了一步，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长远利益。他在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时就说：“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到1958年，反右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毛泽东决定：全党全国“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显然，毛泽东认为，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搞建设了。

　　但是，一方面，反右派斗争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不可能在短期内立即平静下来，另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共产党想要平静下来搞建设，国内外敌对势力却要大做文章。在国外，帝国主义借我党反右之事，恶毒攻击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苏联对我国反右斗争也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攻击毛泽东为殷纣王、秦始皇、曹操，共产党的政策是独裁、专制，反右是镇压知识分子。1957年10月10日国民党召开的“八大”通过的由蒋介石提议的《对大陆反共革命发展中本党任务之决议案》、《中国国民革命现阶段党务工作纲领》以及此后不久(10月23日)蒋介石发表的《复兴本党与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务问题》中，不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上述谩骂，而且把中共反右，当作他们反攻大陆的条件之一。不仅如此，蒋介石集团还借此后我国发生的一些事件连续作文章。

　　1959年他们看到我国大跃进中发生失误，党内也出现意见分岐，以及西藏发生叛乱，便积极“策进”“反攻”大陆。1959年5月国民党“八大”二中会议上通过的《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策进大陆反共革命运动案》、《光复大陆政治行动纲领》等文件中，特别强调利用中国内部矛盾“反攻”大陆的问题。蒋介石还于当年3月26日发表了《告西藏同胞书》，并且在9月29日“接见”西藏叛乱代表时，高唱所谓“自由”的调子。在香港的所谓“第三种力量”，也对中国共产党加以攻击，其中过去与中共合作过的一些人士也对我党颇有微词。在国内，知识界有一些人也对反右斗争有看法。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十分注意。在反右斗争结束后的1958年、1959年，他多次谈到反右斗争的重大意义。1958年2月，他在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写批语时，再次强调了反右斗争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意义。同年3月19日，他把匈牙利事件、反冒进事件，与反右斗争联系起来谈道，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帆风顺的。此后不久，他在一则批语中又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自由之间是不能调和的，只能是一个灭掉另一个，“不能妥协。”他在1958年指导大跃进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在中国，要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一要有物质条件，二要有精神条件。物质条件要通过大跃进来创造，而精神条件的创造，除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外，很重要的一条，是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一观点，是与毛泽东后来倡导的“兴无灭资”，并且在他设想的人民公社和后来设想的“五七干校”中要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功能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对国内外反动派攻击我党反右斗争是搞“专制”、“独裁”、“镇压民主”的谰言，予以坚决回击。

　　50年代末，真是多事之秋。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又发生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事件。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不仅批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而且把批判彭德怀与反右派斗争联系了起来。他说：“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05页)实际上，当时毛泽东是把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末党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和斗争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思考的。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国内外政治状况，并且想得很多。他把反高饶、反冒进、反右、反对彭黄张周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而联系匈牙利事件，做了很深的思考。他认定，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无产阶级仍然面临着与资产阶级的严峻斗争，斗争的对象，包括那些“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的“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到1959年8月，他结合庐山会议发生的事情，把这一思路进一步加以整理，提出了如下论断：“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这种过分联系的思路当然不对，但他对问题核心的把握却并无不当。基于此种把握，他十分看重反右派、反右倾等一系列斗争，又把中国国内、党内发生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斗争与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与中苏两党关系联系起来。他十分注意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认为苏共一些领导人从1959年起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攻击，是“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等组织了“一次反华大合唱”。

　　毛泽东除了正面阐述这一道理外，十分重要的，是运用借古喻今的方法，讲共产党必须要用专政、集权的方法，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国内外恶意反对共产党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借古喻今的重要内容，就是评曹操。长期以来，曹操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被看做同殷纣王、秦始皇一样，是个杀人如麻、权倾一时的暴君、奸雄。毛泽东也把曹操与殷纣王、秦始皇一块加以评价。他反人们的传统认识而议之，并且主张翻这桩历史旧案。在他多次评曹操的言论中所包含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认为曹操利用集中在手中的权力，改革恶政、推行法治、提倡节俭、稳定恢复发展了社会。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总之，他认为曹操“不坏”。如果把殷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不正确的。”

　　翦伯赞在1959年2月发表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仅仅局限于对曹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品格的评价。毛泽东看了翦伯赞的文章后进一步发挥自己评曹操的观点时，包含了他评曹操的真实用意。他指出：曹操的功绩在于结束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为统一铺平了道路。而历史上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巨大功绩，就是依凭他手中集中的政治、军事力量并且杀伐决绝。对立面不是骂共产党搞“专制”、没有“自由”吗？毛泽东就从评曹操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角度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就是要讲专政。依靠这个专政，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才能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那些“共产党没有自由”的叫嚣，毛泽东直言反驳道：资产阶级自由与无产阶级自由势不两立，只能由一个灭掉另一个。

　　由上可见，毛泽东评曹操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正面强调必须坚决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同时，借古喻今，反对对立面对共产党所谓“专制”、“独裁”的攻击。

　　但是，毛泽东评曹操的用意，并非仅此而止。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毛泽东评曹操所强调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封建之“正统”。他评曹操反“正统”，是与他强调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独特性”、“高速度”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毛泽东评曹操、反“正统”的观点，在1954年和1957年就多次坦露过。 1954年，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特点来。此后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了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观点。当时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脱出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就在当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了曹操《观沧海》一诗，并且说了一大段评价曹操的话，说曹操“了不起”，过去说曹操是白脸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反动士族和封建文化垄断者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毛泽东这段评曹操的话，核心观点，就是要反封建的“正统”。他为曹操翻案，就是要翻“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中共八大确立了一系列带有独特性的社会主义原则，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独特的道路，要“独立自主”的讲话，此后，他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以及访问莫斯科时又说过，曹操这个人“不简单”，“很了不起”。

　到了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尝试通过“三面红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和“高速度”时，评曹操的话更多。此时他评曹操，除增加了赞扬曹操“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注意发展生产，为统一祖国作出了贡献等内容外，有两个突出之点：一是提高了对曹操的评价，认为曹操不仅不是坏人，是代表正义的，而且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二是集中批判了封建正统观念，他不仅反复地讲：说曹操是奸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而且强调：我们党不能继承朱熹的正统观念，而应当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是因为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对一千年、两千年的错案，也要翻。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我们党也要为曹操恢复名誉。

　　十分明显，毛泽东谈到的要反对“正统观念”是他当时评曹操时所要表达的重要核心观点。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达这一核心观点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模仿苏联，要走自己独特的路。我们党在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实际上都是围绕此点进行的。对这一历史过程，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作过概述，并且号召全党下定决心，用第二个十年时间找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固有的规律。”中国共产党要走中国独特的道路，恰恰是当时的苏共所不能容忍的。苏共历来以社会主义“正统”自居，“老子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样板”的观念十分浓厚，曾对以铁托为首的南共探索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大加挞伐。后来苏共与中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发生分岐，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不可否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共认为许多共产党脱离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不大听“老子党”的话了。

　　当时苏共就是这样看中国的，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搞的这一套，是由于毛泽东“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59页)他们尤其对中共高举”“三面红旗”表示不赞成、不理解。赫鲁晓夫多次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在搞平均主义，中苏两党之间在“运动将来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上”有重大分岐，“我们到了与中国分手的地步。”赫鲁晓夫说的中苏两党的原则分岐，当然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根本原则的分岐，但十分重要的分岐，是他们对中国探索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否定。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表示怀疑和反对意见。今天我们客观地分析，当年苏共所指责的中共某些失误之处，有些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对中共进行的全面指责、全面否定，实质上是他们继承了斯大林时期就存在的“老子党”和社会主义“正统”的观念，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错误的。他们这样做，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之处。

　　毛泽东当时所坚持的，无疑是对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特定的世界共运及中苏关系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初步尝试，同时在国内外又存在各种反对因素的情况下，要开拓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十分艰难的。毛泽东当时所感受到的压力决非今人所能理解。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就的毛泽东的性格，都决定毛泽东一定要率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时评曹操，反“正统”，一方面是借此表达他反对苏共以“老子党”、社会主义建设“样板”、“正统”自居，压中国共产党的心境，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毛泽东借此启发全党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苏联，坚定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全文完）▲ （来源：人民网）


毛泽东晚年四宠臣之一 ---是是非非的汪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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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提供 于 2007-7-29： 汪东兴号称警卫毛泽东三十年的内廷唯一行走，而纪登奎素来以毛泽东的“老朋友”为外界所共知，吴德在董必武死后，成为中国人大的实际当家人，朱德死后，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权摄人大达三年之久，陈锡联是毛泽东晚年在军内非常倚重的“少壮派”，这位当年最为年轻的野战军纵队司令员是接替叶剑英的第一备用人选。所以，以上四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对他们做以介绍，实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晚年政治的侧面。

　　先说总管汪东兴：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出奇的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的小心翼翼的努力。他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宾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小平的耳朵里，向来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yang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的常客。▲


毛泽东晚年四宠臣之一 ---啼笑皆非的纪登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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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写的回忆乃父的东西面世以来，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篡改历史和粉饰一个在文革中犯有相当严重错误和一直坚定执行极左路线的重金属，即使不算是罕见，也是十分让人吃惊的。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称作和王张江姚并列的“五人帮”，长年把持专案组工作，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撤销三大专案组（一组：汪东兴；二组：黄永胜；三组：谢富治），合并为一个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是（排名有先后顺序）汪东兴、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现在，我们再来回放一下历史，看看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胡耀邦同志是怎么评价这位纪登奎前副总理的。

　　胡耀邦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纪登奎同志也是难得的金口不常开，上访的同志说这个首长架子大的很呐”

　　在上述这段讲话中，三次提到纪登奎，显然不是表扬，那时候的胡耀邦还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而纪登奎的面貌已是跃然纸上。纪登奎的儿子笔下的父亲是一个似乎一直在认认真真办事，老老实实做人的“老干部”形象，那么，真实的纪登奎是这样吗？就让我们一起来还原历史吧。

　　纪登奎的发迹和华国锋有些相似，他们都是从地市一级领导干部起家的。毛泽东称呼纪登奎为“老朋友”和称呼华国锋为“我的父母官”一样，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涵义，至少在当时不是代表重用他们的先兆。纪登奎的受到提拔和河南第一号造反派刘建勋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刘建勋的举荐，使得纪登奎得以很快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此前，纪登奎是紧紧跟随省委吴芝圃的河南官场红人，吴芝圃被打死之后，纪登奎一度遭到“迫害”，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他，而后又是刘建勋对纪登奎的多次肯定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所谓的“知人之明”，纪登奎以一个区区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事组成员和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组长是康生），纪登奎当然也没有忘记刘建勋的好处，所以，刘建勋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一直保持优越的政治地位。

　　纪登奎是毛泽东认定的“旧路线”下的肯于革命或者继续革命的可以改造和团结直到重用的基层干部之一，而且，纪登奎的忠顺一直是毛泽东看好的主因，特别是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难之后，纪登奎通过江青传话，表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九大的路线。下山之后，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谢富治、李德生、吴忠一道给华北乃至北京林彪集团“掺沙子”，而且，纪登奎亲自主抓军队专案工作，不让黄永胜插手，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宣布逮捕黄吴李邱四人的时候，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三人全权负责。可见，当时纪登奎的显赫的地位。而且，稍后，纪登奎出掌郑维山、李雪峰专案组负责人，清洗林彪的余党，出力最多。此后，一路扶摇直上，在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之后，排名在李先念之前，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

　　长沙告状事件之前，四人帮找到纪登奎商量，纪登奎认为，这次的举动显然很冒险，劝阻江青和张春桥不要前往，但是，张春桥没有听从，而从这一事件来看，纪登奎和江青的关系显然不是现在说的那样，有妥协也有斗争，而是从来就是服从、紧跟、照办的，虽然周恩来也在四人帮面前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是，这点已经被历史揭示了出来，而纪登奎虽死，有人居然还在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作所谓无罪的辩护，实在是唐突历史了。

　　毛泽东后来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康生。毛泽东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称作“五人帮”成员的纪登奎的另一面。但是，毛泽东虽然责备了纪登奎，但是，对他的信任仍然不减少，而后在批邓的战场上，又看见了纪登奎矫健的身影。

　　纪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的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后，纪登奎按照华国锋、江青的指派多次“帮助”邓小平认识“错误”，态度极其积极。这点连他的好友赵紫阳在后来的批判纪登奎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纪登奎同志错误的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整顿的伟大意义，他不仅没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扰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我认为，纪登奎同志是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事实证明，由于纪登奎同志的干扰，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平反问题上是这样，在去年的工业指标上也是这样。”

　　纪登奎虽则紧跟四人帮，但是，他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1977年2月，纪登奎讲过：华主席的英明领袖的地位确立了，汪东兴同志的地位也要确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吹捧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华主席的好战友。借以自固。然而，令纪登奎倍感失望的是，华主席显然不是什么英明领袖，而是一个比较无能的“幸运儿”，所以，后来纪登奎开始逐渐的减少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接触，事实证明，这件事也是纪登奎后来相对获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后的拙劣表演，没有对他后来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纪登奎的恰恰是来自对方阵营的赵紫阳，赵紫阳和纪登奎早年曾经一起共事，关键的是，当年张春桥追究赵紫阳的错误的时候，纪登奎看在当年的情面上给赵紫阳极力开脱，所以，当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丧失权力之后，赵紫阳向他伸来一把援手，以所谓的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为名，安排他在赵紫阳提议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在后来的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要比纪登奎强出来很多，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的镇压者吴德在1982年居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汪东兴同列，而陈锡联竟然两次当选中顾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员待遇，小平去世之后，陈锡联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以老部下的身份回忆“邓政委的当年”，1999年陈锡联死后的规格和八十年代纪登奎的规格简直无法可比。据此可以看出，纪登奎在极左路线的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纪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东兴等人预言过：华主席没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镇不住局面。然而，这并没有挽救他的政治命运。根据纪登奎住院期间的一些身边医护人员反映，纪登奎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经常回首往事，脾气很坏，牢骚很多。用其中一人的话说：“他是自己把自己窝囊死的。”

　　纪登奎死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了一个普通的讣告，称呼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提及他的错误，也算是给这位一直心态极不平衡的前副总理和毛泽东的“老朋友”留了最后的一点颜面吧。▲


毛泽东晚年四宠臣之一 ---“双面狐”陈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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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锡联这个人一直以来被党内成为“双面狐”，一方面是指他在战争年代是一副模样，在建国后期又是一副模样；另一方面是指他此时对某人这样，彼时对某人又是那样。为人相当圆滑、甚至可以说是狡猾。

　　陈锡联参军的时候还没枪高，他一生最为露脸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当时的风云人物，其时，陈锡联才22岁。在我党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陈锡联可谓是厥功甚伟，所以，年仅三十一岁的陈锡联荣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担负挺进中原的重任。陈锡联指挥战役时胆大心细，处理人际关系时小心谨慎。他的战友评价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军中很多名将多少都有脾气，而且，有的还是非常暴烈，一语不合，可能就张嘴骂人，至于牢骚满腹的更多，唯独陈锡联等部分人例外，陈锡联在听取上级领导布置工作的时候，除非是事关战局，否则绝少提出异议。因而，不论是上级如刘邓、还是平级如杜义德等都对陈锡联抱有相当好感。

　　一九五九年，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次年，宋任穷在恢复大行政区之后首度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是政工干部出身，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功可言，在非常讲究战功的年代里，这是一个缺陷。但是，陈锡联对同是上将军衔的宋任穷大加推崇，他对宋在二机部的所作所为高度评价，这让宋非常受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宋任穷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推荐了陈锡联接任他的军队职务。然而，好景不长，宋任穷很快被打倒，陈锡联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陈锡联已经攀附上了黄永胜和谢富治。

　　一九六六年之后，陈锡联官运亨通，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兼任沈阳部队一把手、辽宁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毛远新，以一名上将的名节居然不惜屈尊的侍奉一个年轻人，陈锡联的举动虽然不令人感冒，但是，实在受益不浅，他吹捧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惹火了黄永胜、吴法宪，但是，却是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事实证明，他卫护毛远新的功夫没有白下，他后来的政治行情的不断看涨说明他这一宝压对了。

　　解决林彪之后，陈锡联很快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此前，虽然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十人成员中没有陈锡联，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十大上，陈锡联被毛泽东再度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稍后，出任军委常委，主持国防工业工作，四届人大之后，陈锡联又成为副总理，当年谢富治的几样行头都给陈锡联套上了。

　　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陈锡联在四人帮不在场的情况下，多次表示对邓小平的尊重，他说：又能在政委的领导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和人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决策。显然，陈锡联的表现让小平感到满意，至少陈锡联没有像王力那样小人得志。然而，当陈锡联获悉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把持国务院、军委不满之后，陈锡联立刻投入到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和帮助先念同志端正态度的洪流中去了。

　　1976年后，毛泽东借口叶剑英“帮倒忙”，“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提升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一时成为军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了。但是，双面狐的陈锡联就此得罪了叶剑英。毛泽东死后不久，叶剑英不顾中央的文件尚未撤销，立刻出来会见外宾，表态自己仍然主管军队，军委办公厅在问及送文件的规格时，陈锡联苦笑的说：还是给叶帅先看吧。1973 年之后，陈锡联秉承毛泽东的意思，整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大力清洗原来的部众，其中消除了郑维山、聂荣臻的双重势力，也因此得罪了聂荣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陈锡联的“西山事件”的出笼。在叶剑英等人的压力之下，陈锡联铤而走险，最后把宝压在了华国锋的身上，结果证明，他这次真的错了。

　　1978年之后，陈锡联请假检讨，1979年分别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炮兵总部等地给陈锡联提意见，陈锡联到会检查，据说相当沉痛、深刻。当时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将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在会上客观的评价了陈锡联，指出了他的缺点的同时，也说他战功显赫，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而这番话的来由则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傅崇碧被贬沈阳军区时，陈锡联对傅崇碧的照顾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后陈锡联对他的关怀。

　　宋任穷复出以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陈锡联重投门下，所以，在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陈锡联恢复了和老领导小平等人的关系，1982年和1987年两度当选中顾委常委，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切待遇。特别是叶剑英去世之后，陈锡联抛头露面的机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得到了军委主要领导对他前半生的高度肯定，这在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小集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晚年四宠臣之一 ---糊涂虫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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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德是靠着工人运动起家的，而且，也一直在做白区工作，同时，他还是晋察冀的人，一身兼着几重身份。但是，主要的是他为人比较糊涂，所以，上边对他也不很防范，而且，吴德算是忠心耿耿的那种人，一旦得到命令就不顾一切的执行，宁左勿右。因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吴德有一些城市的工作经验，因而他对彭真、刘仁他们一直有着共同语言，在去平原省工作的时候，又是刘少奇亲自点将，所以，吴德和刘少奇他们的关系也保持的比较良好，特别是他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但是，在1966年打倒彭真、刘仁之后，毛泽东提议调任吴德出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其实，只要看一下毛泽东用人的准则就知道了，毛泽东一直是避免给外界留下用人喜欢清一色的印象的，特别是文革初起，他更是不想让人感觉这场风雨雷电的大革命只是为了夺回自己业已不太灵便的权力感，所以，他尽量使用了一批中间色彩相对浓厚的人物，像李雪峰、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但是，使用这些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一定要能够忠实的贯彻他的一系列部署，而一旦发现他们并不是得心应手的时候，立刻予以罢黜，比如九届二中会议上的李雪峰。

　　吴德在进入北京市委之后，江青曾经找他谈话，历数了他的成绩之后，郑重指出他的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吴德也是晋察冀的“山头”，而且，一直保持着和彭真等人的关系，所以，毛主席尽管对他吴德弃暇录用，但是，很多革命的小将对他仍然存有疑虑。江青对吴德的摊牌对吴德今后十几年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指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吴德为了表示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开始向左的方向急转。特别是对刘仁之死，吴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刘仁长年带手铐就是吴德的决定。而后，吴德在清洗所谓旧的北京市委的活动中异常出色，而且，他开始背着李雪峰直接向江青等人汇报北京市的动态。就此保住了自己改组之后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

　　吴德一生唯一的一次不糊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对林彪集团采取措施。这时候，吴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德说：“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当时，毛泽东也确实在准备在军队内部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手术，但是，一个一直从事地方工作的吴德居然能读懂毛泽东的内心的意图，很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高度的评价了吴德的这个意见，说吴德是“一鸣惊人”。

　　也果然是一鸣惊人，吴德在随后的十大上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市的一把手同时兼任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的一把手。成为名符其实的“直隶总督”。再后来，吴德竟然成为朱德的接班人，接管了一直让王洪文垂涎已久的人大中共党组书记的位置，可见，这一次难得不糊涂给吴德带来的无限的好处。吴德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在1973年11月的“帮助周恩来事件”和1976年四月的“四五事件”。1973年11月，在毛泽东授权之下，由纪登奎、江青、张春桥、吴德、陈锡联、姚文元、李德生、苏振华、李先念等人组成所谓的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吴德在小组成立的三个月中，“勤奋”的工作，就北京市的问题多次向周恩来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党内的周公”，想学习孔老二搞封建的“克己复礼”。最为主要的是他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同为小组成员的李先念，所以，后来吴德被江青他们称作扰乱了斗争对象和方向，受到了江青的当面斥责，而这一次斥责竟是吴德对四人帮产生反感的发仞。

　　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吴德被北京市民称作：“无德”，他秉承毛泽东等人的意图大肆逮捕群众，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以致于在后来批判吴德的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说：“吴德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简直可以编成一本书，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他这样的人继续盘踞在首都的领导岗位上其实和四人帮在位是一样的效果的。”

　　吴德自己深知他并不是四人帮心目中的亲信，所以，当华国锋和四人帮出现争端的时候，他毫无犹豫的站到了华国锋一边，坚决支持逮捕四人帮，而且，在整个行动中，他和吴忠都是非常卖力气的，这也多少给他后来的结局加了点分数。四人帮被捕之后，吴德再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他紧跟华国锋的结果是让自己很快的结束了政治生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吴德和汪东兴等人一道成为众矢之的，吴德被勒令请假检讨、退出会场，在他离开会场之后对于他的结论很快出笼，这位前北京市的一把手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被内定罢免了一切职务。陈云说，吴德同志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观念。言外之意就是糊涂虫一个。

　　1980年之后，国家的政治空气得以逐步好转，在十二大上，胡耀邦、万里提议吴德担任中顾委委员，认为他毕竟在抓捕四人帮的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提议获得通过。吴德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没有被一落到底。▲

　　★ 附：吴德之子吴正伦简介

　　吴正伦，男，汉族，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局长。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干事、科长、副处长、处长，北京市委政法委第一室副主任、主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助理、副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局长。来源: 千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