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国想派技术人员渗透进中国航母建造项目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7-06-08/1005448692.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8日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美军太平洋司令基廷5月访问中国时，表示“美国可帮中国建造航母”一事，成了近来中国媒体热议的话题。

　　基廷在是一位职业军人，但当他代表美国出访中国时，他还是一个外交家。因此，当他说“乐意提供适当的帮助”时，就不是随口一说了。

　　我们应该在5月25日五角大楼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寻找这句话的来龙去脉。表面看来，这份报告透露出来的对中国军力增长的担心，与基廷的表态是冲突的：既然中国军力增长使美国感到焦虑，按说美国就不该帮助中国建造航母，以强化中国的军力。

　　但问题是，美国已预料到中国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也能自行建造航母。既然遏制不了中国建造航母，那与其作为旁观者，等待中国自行研制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航母突然出现在海上，还不如参与这一过程。

　　美国最大的焦虑不是中国能制造航母，而是制造出美国人根本无法了解其性能的航母，因为一旦发生冲突，这种“知己而不知彼”的状况，会使美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因素。

　　要做到“知己知彼”，就必须参与这一过程，这样，美国的技术人员和技术才能渗透到中国的航母建造中，不仅可以参与设计，影响其建造进度，而且可以有选择地出售一些美国航母建造技术和航母部件。

　　这样建造出来的航母，对美国来说，是透明的，其潜在威胁性要小于完全中国版的航母，因为美国人对其性能已经了如指掌，何况他们还拥有更先进的航母。

　　美国的国策是遏制任何一个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大国的崛起，但遏制并不只有“技术封锁”一途，还有“技术参与”。所以美国一方面强烈要求欧盟维持对华武器出口禁令，一方面又表示自己愿意帮助中国建造航母。遏制不了，就参与。通过参与来遏制，早已成为美国与潜在对手打交道时的惯用手法。

　　假若哪一天我们突然听到美国表示愿意帮助朝鲜或伊朗发展核技术，那么，就几乎可以肯定，对抗型遏制政策失效的美国将采取“合作型”遏制政策。（中国社科院学者 程巍） ▲


中国专家称美军对华示好只是在说客气话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7-06-09/0933448740.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9日 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特约记者 章卓 周鑫宇

　　★ 务实派得到重用 强硬派淡出决策

　　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军事交流方面不断传出“利好”的消息。有评论认为，这一新迹象，与“对华接触派”逐渐掌握话语权不无关系。

　　美太总部司令基廷海军上将上月访华时抛出要帮中国造航母的话，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又释放善意。他在近日亚洲安全会议上一反前任拉姆斯菲尔德的做法，对于中国军力作出了较为和缓的表态，并对美中关系表示乐观。

　　★ 美军高官说帮我建航母 称反导系统不针对中国

　　近期在处理对华军事关系上发出的“最强音”，当属美太总部司令基廷海军上将了。5月中旬，他在上任后首次访华的行程中出人意料地表示，如果中国决定建造
航空母舰的话，美国愿意提供帮助。此言一出，立即在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坛内部引发各种解读，并招致美国内对华强硬派的批评。

　　6月3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盖茨也一反前任拉姆斯菲尔德的做法，在发言中只是简单地提了一句美国关切中国正在不断提升的国防能力，其余时间里都是在对两国关系进行乐观的评价。

　　盖茨表示愿意向中国介绍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情况，以便让中国明白美国的计划并不威胁中国。他甚至表示愿意邀请中国方面参观美国本土的导弹防御基地。

　　盖茨的表态确实是罕见的客气。要知道在拉姆斯菲尔德的时代，亚洲安全会议从来都是美国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舞台。上届大会上，拉姆斯菲尔德连珠炮似的发问至今还余音绕梁：“没有哪个国家在威胁中国，人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军事)投入越来越多？为什么不断会有这些大宗的、昂贵的军购？为什么不断有这么强劲的军事部署？”当时就引起率团参会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对拉氏的当场驳斥。

　　据悉，在本届的亚洲安全会议上还传出中美两军计划在9月落实军事热线问题。近年中美虽已开展军事交流，但军事热线的开通，则标志着中美军方互动又多了一个常设的管道。

　　★ 主张接触了解中国意图 释放友善信息缓和敌意

　　盖茨和基廷在对华态度上是典型的“接触派”。盖茨一直认为，要探清中国的意图，就要在各个方面同中国“接触”，而不是简单地遏制。基廷也认为，若美国能在与中国的频繁接触中，让中国了解美军的实力与意图，可以消解中美之间以及台海的潜在冲突。他表示，将寻求与解放军发展一系列深入积极的互动关系。

　　据悉，美国军方最近频频强调“意图”重于“能力”，开始对原来的以“中国威胁论”为基础的对华方针做出调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今年3 月在访华前的发布会上对记者说：“当你分析一个国家是不是威胁时，你要看两方面，一个是能力，另一个是意图。中国有规模庞大的军队，但中国没有向美国挑起战争的意图，所以我认为中国不是威胁。”

　　今年3月，时任美军太平洋总司令的法伦上将离任前在国会作证，就中国军费增长的问题对正在掀起批评浪潮的议员们做了一番颇不寻常的解释。他说中国现在因为财力雄厚，而“中国军事要落后于中国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因此“发展军备并不值得惊讶”。他解释中国的目标时说：“很显然，中国军方受命，要具备控制台海局势的能力。因为我们承诺要帮助台湾，他们知道，他们得具备对抗我们的能力。”

　　为了解中国发展意图，近来美军方一方面强调要对中国开展接触，增强互动，另一方面也开始放低身段，对中国做出一些友善的表示，以缓和敌意，增强互信。在“接触”的方针下，近期美军高级将领频频来访，并且到解放军对台作战的一线部队参观访问。今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新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等都到南京军区的王牌部队访问过，还专门参观了苏27等中国主力陆空装备，深入了解中国的军事战略和军力发展情况。

　　★ 专家点评：“客气话不可当真”

　　美国真的会帮助中国造航母吗？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真的不威胁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在接受《世界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客气话，不能当真。”“不过能让这些将军们说客气话，证明中美关系的态势发生了变化。”根据金灿荣的判断，美国军方对中国还在试探之中，态度要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尚需时日。

　　金灿荣教授也认为，美国对中国变“客气”了，主要原因是新上来了一批“客气人”(新人物登台)。金灿荣教授特意提到对所见到的法伦的印象，他描述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军事外交家。穿着认真体面，说话周全得体，滴水不漏。”金灿荣认为，比起前任，美国军界这批新人似乎都不再只是态度固执、说话直白的军人形象，而更擅长外交辞令。

　　金教授强调说，既然是外交辞令，很多话就只是客气而已。在对中国客气的同时，一些不客气的做法仍在延续。新出炉的中国军力报告就是证明。在美国的三大对华战略中，单纯“遏制”已经很少人提了，剩下的就是“接触”和“两面下注”两派。长期来看，美国军方将在进行对华接触的同时，始终保持对中国戒备和怀疑，并且在核心技术、武器出口、国内演变等方面继续对中国发挥遏制和压制作用。

　　金教授还认为，美国如此“礼待”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警告说，如果美国执意将反导系统部署东欧地区，俄方将把核导弹瞄准欧洲。“美俄关系突然紧张到这种程度，超出所有人的预料。这也是美国军界近日对中国很客气、力图稳住中美关系的一个直接原因。美国不愿看到中国也拿反导问题向美国发难”。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在亚洲安全会议上讲演时，对美国和日本所发展的导弹防御系统提出了批评。金教授指出，对于美日反导系统，中国还是应当保持警惕。

　　★ 新闻延伸：“中国通”有了发言权

　　舆论认为，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在美国政界和防务界，“对华接触派”的意见正越来越受到重视。

　　自从布什第二任期以后，拉姆斯菲尔德等鹰派被陆续清洗，一批温和务实的人物逐渐主掌了美国军事和外交大权。一些对中国比较了解、有较深渊源的人物担任要职，如白宫“幕僚长”约书亚•博顿、财政部长保尔森、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主任韦德宁、刚上任的中情局东亚情报主任希尔等都被称为“中国通”，以至于日本媒体惊呼“拥抱熊猫者”已经掌握美国外交大权。

　　据悉，约书亚•博顿是一名比较著名的“亲华派”人物，经他的推荐，保尔森出任美国的新一任财长。在博顿的运作之下，美总统布什同意赋予保尔森比前任更大的力，全面掌握美国的济政策，这也意味着保尔森在美政府内是同国务卿赖斯和国防部长盖茨同样重量级的人物。据日本《世界日报》称，博顿和保尔森在政府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他们不希望担忧中国军力增长的官员参与对华政策的制定，并且两人也开始参与政府在外交和安全层面的政策制定。

　　韦德宁也是可圈可点的人物。他长期在中情局担任中国事务分析员，在克林顿执政时期，韦德宁就已经体现出了温和的基调，主张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甚至影响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后来他进入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东亚事务，更是倡导同中国进行接触。

　　由于韦德宁还有一个职务，就是总统的特别顾问，因此他的理念对布什的影响也不断增大。今年日本政府提出向美国购买F-22“猛禽”战斗机，在韦德宁的强烈反对和一再拖延之下，日本的希望落空。去年年初，在台当局竭力推动“废统”时期，韦德宁作为布什的特使向陈水扁发出警告。而在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未发表之前，韦德宁也对报告内容进行了审查，为了减少对中国的刺激性描述，还对报告进行了修改。

　　在美国军界，随着沃尔福威茨这样的“新保守强硬派”先锋声名扫地，法伦这样的“知华派”、务实派得到重用，中美军事交流也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近期以来，美太总部下属的军种司令部主官人选也发生了变化，像太平洋舰队司令罗伯特•威拉德等都是对亚太及中国问题相当熟悉的专家。

　　总之，“新保派”陆续退出决策层，一批新人物陆续登台，这为美国对华军事关系调整提供了契机。▲

　来源：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海湾战争中美军情报战是这样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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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工作》杂志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　海湾战争中美军情报战是这样打的

　　　　　　　　　　　　　　　　徐冰川

　　10年前海湾战争的诸多内幕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已经逐步解密了。然而，这场战争中最核心的部分——美军对伊情报战的内幕却始终是一个谜，一个深藏不露的谜。许多美军高级将领异口同声地说：搞伊拉克的情报，难！搞伊拉克的内部核心情报，更难！这些高级将领声称，不论在“沙漠盾牌”行动，还是在后来的“沙漠风暴”行动，美国对伊拉克的人力情报全都不尽人意。海湾战争总指挥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在其自传中写道：“我们在巴格达的人力情报力量实在差得可怜，几乎没有搞到有关美国人质情况的情报。”驻沙特阿拉伯美军陆军情报部门负责人约翰•斯瓦特准
将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严重缺乏可靠的人力情报……可以说人力情报为这场战争所做的贡献几乎为零！”

　　然而，他们全都在撒谎。因为人力情报战是那场战争的核心机密，是美军出奇制胜的“法宝”。2000年9 月25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的《星条旗报》将这一核心机密抖落了出来。发人深省的是：现代战争的情报获取手段并非只有空中的侦察机、地面的侦察兵和天上的间谍卫星，更多的是人为的大意；外国承包商介入国民基础设施的建设；本国侨民大量定居外国和和平时代的“友邦国家”都可以让自己的国家在战争爆发时付出血淋淋的代价！相信十年前海湾战争这一最后的内幕对于今天的任何国家来说仍不失为触目惊心的警示。

　　　　　★ 侨居外国的公民成了美军情报部门“猎获”的第一对象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仅一天，驻马里兰州米德堡基地的美国陆军情报大队奉命开始进行人力情报搜集，以支持美军中央总部的行动。情报大队和美国中情局联系处最先挑选伊拉克移民和到过伊拉克的外国人下手，盛邀他们“座谈”，从他们有意无意的谈话中套取对美国有价值的有关伊拉克的情报。国防情报局和中情局的另一个部门则设想搞最新的情报。他们猎取的目标是：从科威特和伊拉克逃回美国的难民；科威特军官和科威特难民；曾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两国做过生意的外国商人；与伊拉克有第三方接触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美国移民局“猎获”的目标是定居美国的伊拉克人。美国移民官员以种种借口传唤伊拉克移民，重点询问伊拉克移民服役情况，他们所熟悉的兵营、机场。军队机构和人员情况。

　　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和中情局逮到最大的两条“鱼”是两名伊军前高级将领，其中一名伊军前高级将领的代号是“怀斯2901”。“怀斯2901”的真实身份是侨居德国的伊军退役少将，是美国国防情报局多年来重点栽培的对象，一直藏而未用的“杀手铜”。伊拉克军队刚一入侵科威特，国防情报局立即与“怀斯2901”恢复联络，并且派一名上校飞赴德国与其面谈，以了解“伊军核心内幕”。后来，国防情报局于脆派专机把“怀斯2901”接到华盛顿，直接向伊军入侵科威特后成立的国防部作战小组汇报。“怀斯2901”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向美国国防部作战小组提供了他对形势的评估和分析，随后局势的发展证明他的判断相当准确。因此，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这位前伊军少将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情报需求不断提供种种分析。

　　跟“怀斯2901”比起来，“ZAR －0002－91”就给美国国防部提供了有关伊军行动的最新情报。“ZAR －0002－91”是伊军入侵科威特后叛逃到沙特阿拉伯的伊拉克军官。美国人如获至宝，中情局、国防情报局、陆军第513 军情旅作战支援支队全都派出最精于的人马对其进行轮番询问。这些情报部门从“ZAR －000 －91”的身上榨出了100 余份情报，此人帮助美军辨别出数十个伊拉克领导人和军队指挥与控制中心目标，所有的这些目标随后都遭到美军毁灭性的打击。最快的时候，这名伊军军官刚供出目标情况没几小时，美军的战斗机就成功袭击了所指认的目标。

　　经过一番颇为艰巨的努力，陆军情报大队、中情局和国防情报局源源不断地把整理成文的情报上报国防部和中央总部，供决策层制定打击目标使用。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手段还区分出“不宜攻击”目标清单，比如说伊拉克城镇里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医院和居民区。一份绝密报告承认说：“一些前伊拉克军人为美国提供了伊军作战行动和作战能力的绝对内幕，这是再先进的间谍卫星和间谍技术都无法搞到的。”

　　　　　　★　和平年代投资的外国承包商成了美军战时的帮凶

　　美军“沙漠盾牌‘二行动开始后的某一天，一名中情局情报官悄然踱入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办公室。办公室负责人约翰•华登上校正向济济一堂的情报官们介绍”远雷“情报行动方案，居然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人走进办公室。等华登上校滔滔不绝的介绍结束后，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史密斯，中情局情报官。“

　　这位前中情局驻巴格达情报站站长接过华登上校的话茬儿，开始轻声细气地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他所知道的巴格达主要建筑的详细情况。他指着间谍卫星拍下的伊拉克情报局大楼的大幅照片不无得意地说：“我在伊拉克情报局局长办公室里吃过午饭。就是这间可以鸟瞰巴格达扎瓦拉公园的顶层办公室。”华登急忙打断他的话说：“大家记好了，这间办公室就是我们攻击的首选目标，相信情报局最重要的档案和通讯系统离局长办公室一定不远厂‘实际上，早在把史密斯这样的专业情报人员请到国防部之前，华登上校就已经找来驻巴格达的前美国外交官、武官、伊拉克叛逃者或者政见不同分子询问有关情报。最让华登上校感到振奋的是，他们居然从法国、瑞士和日本的承包商手里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伊拉克的防空、电话、电力、燃料系统的情报，甚至萨达姆总统府地下掩体和指挥与控制中心的图纸以及具体操作方式！

　　　　　　　　　　★ 友邦可能会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

　　随着美伊军事对峙的加剧和战争爆发进程的加快，外国政府成了美军获得伊拉克情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美国中情局和国防情报局早在行动开始之初就与以色列情报部门达成了分享情报的协议，以提供的大量分析性情报成了美军了解伊拉克弹道导弹和核生化武器的主要依据。

　　由于科威特公民拥有为数众多的传真机和卫星电话，所以沦陷的科威特也成了美军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许多科威特抵抗分子严密监视科威特城内伊军的一举一动，随时向美方提供最新的伊军情报。其中有关伊军工兵部队开始往科威特油田放置40磅炸弹的情报最先就是科威特抵抗组织传送出来的。

　　然而，整个海湾战争期间最惊人的情报却是沙特一名高级军官提供的。此人在巴格达内部安插一名来自“与伊拉克十分友好的国家”的间谍。这名间谍提供了有关伊军导弹阵地、弹药储存设施、参加伊拉克核生化武器研究的国家和人员的名字！

战争爆发后，这名间谍还提供伊拉克政府最绝密的遭轰炸后的损失评估报告！

　　这期间，中情局和国防情报局还派间谍在约旦大肆活动。不过，当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听说国防情报局在约旦大举活动而却没有向他通报之后，他勃然大怒，下令禁止国防情报局人员插手中央总部战区的人力情报行动。不过，他手下的情报参谋们却继续使用国防情报局的情报，只不过隐去了国防情报局间谍的身份。　▲　（2000年第11期）


死刑案件必须做到：“疑者不杀、杀者不疑”
http://news.sina.com.cn/c/l/2007-06-08/233313186525.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8日 新华网

　　新华网广州6月8日电（记者 田雨）“从今年1月1日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至今，这6个多月以来，我作为首席大法官，可以说是操心劳神、食不甘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8日表示。

　　肖扬是在同广东法院部分刑事法官座谈时说这番话的。他指出，从全国法院来看，死刑核准权回收工作进展顺利，实现了平稳有序过渡，总体上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司法理念，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法律精神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案标准，体现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

　　对于当前的刑事审判尤其是死刑案件审判工作，肖扬提出4点要求：

　　——必须立足于正确判断社会治安形势这盘棋。做好死刑案件审判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了解、全面客观判断当前社会和所在地区的治安形势，考虑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不能脱离治安状况抽象地谈刑事审判，必须考虑治安是否良好、社会是否稳定等因素。今年1－5月的社会治安形势走势良好，刑事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普遍提高，这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经济发展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结果，是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加大打击力度、提高工作水平的结果，也正是我们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基础条件。这些数字同时也表明，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来，分寸把握是好的、政策是到位的、过渡是平稳的。

　　——必须紧紧把牢一、二审质量这道关。办理死刑案件，一审是基础，二审是关键。一审法院要充分发挥基础作用，所有事实、证据的认定都必须经过庭审质证、认证，切实保证查清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科学裁量刑罚。二审法院要充分发挥全面审查功能和救济功能，尤其要针对上诉和抗诉理由，通过二审开庭，发现和纠正一审认定事实上的差错，适用法律上的不当，为后续的死刑复核程序打下坚实基础。

　　——必须正确把握宽严相济这个度。“宽”和“严”都是相对的，不能强调一方面而弱化另一方面，必须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不能“宽”无边，也不能“严”无度。“宽”可以增加和谐因素，“严”可以消除不和谐因素。重罪轻判固然不对，轻罪重判一样也是错误的。必须全面衡量从宽与从严情节，正确把握宽严尺度，做到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因案而宜，因人而宜，确保罚当其罪。

　　——必须始终贯穿证据裁判这条线。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定罪的关键证据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如果定罪证据达到了确实、充分的裁判标准，但影响量刑的事实、证据存在疑问的，则应当留有余地，尤其是死刑案件，必须做到杀者不疑，疑者不杀。▲


万钢出任中国科技部长的另一种解读
http://www.zaobao.com/yl/tx070604_501.html

    ● 曹聪：不久前，中国中央任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钢为科学技术部部长。因为这是中国自1972年10月傅作义卸任水利部部长后，时隔35年首次任命非中国共产党党员出任国家部委正职，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展现出中国多党合作的良好发展前景，更可能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

　　任命曾留学德国的“海归”万钢，又是中国政府求贤若渴、欢迎留学生回归的信号。改革开放后留学回国的留学生受到重用者不计其数，但出任正部长，万钢是第一人，破冰和示范作用十分明显。

　　但是，笔者认为，仅从民主党派和“海归”的角度来解读对万钢的任命，似乎有些牵强附会。

　　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同样是致公党副主席。从2000年4月起任副部长的程津培，在科技部内的排位仅次于徐冠华和另一副部长李学勇。

     ★ 万钢并非正职空降的第一人

　　程津培也是“海归”。事实上，程津培的经历和万钢相似，都曾下乡务农，都是工农兵学员，都在国内攻读硕士，都曾负笈海外。程津培于1987年从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杜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他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也就是说，如果要在科技部内部选择，无论是论资排辈，还是考虑学术地位，加上民主党派的背景，程津培都是部长的最佳人选。

　　不过，程津培在年龄方面处于劣势——出生于1948年的程津培是副部长中年龄最大的。即使如此，他还不到60岁，完全可以像徐冠华那样担任一届正部长。当然，除了年龄优势，万钢还在海外工业界工作过，有产、学、研结合的经验；又担任过正职，主持过全面工作（程津培在出任科技部副部长之前是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

　这些是否促成万钢成为“空降”到科技部担任正职的第一人？他的前任徐冠华2001年任正部长之前曾担任副部长三年，而徐冠华的前任朱丽兰从1986年起就担任科技部的前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一先例留给笔者以想象和猜测的空间。

　　正职空降，万钢并非第一人，而且往往事出有因。曾记否，2003年中国爆发沙斯，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因失职被撤职，高强从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调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由于部长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高强是事实上的部长，而且官至正部级，不久职务也被扶正；而王岐山则由海南省委书记调任北京副市长代理市长。不久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严重违纪被免职，中共中央调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上海担任市委书记。　　

     ★ 科技部需要有所改革　　　　

　　也就是说，万钢出任科技部长，可能不仅仅是出于民主党派和“海归”的考虑，而是科技部本身改革的需要。

　　首先，科技部集制定科技政策、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等职能于一体招致诟病。200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和两位留美生物科学家就向科技部发难，指出中国科学家、包括精英科学家在科技部的司局长、甚至处长面前都不能正常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把持着很多科研经费。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以超过GDP 增长速度上涨，而科技部掌握着中国非国防科研经费的15％。因此，提高经费分配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督，刻不容缓。

　　其次，科技部应对学术腐败重拳出击。上海交通大学陈进用买来的芯片冒充自己的科研成果骗取国家上亿元科研经费，在这一事件中科技部是否负有责任？而最后陈进仅被解除职务、撤销称号、追缴相关经费，等于不了了之，科技部对纳税人如何交待？

　　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用15年时间成为创新型国家，并赋予科学技术为中国经济发展寻找非资本密集、劳力密集和资源密集的新模式的重任。于是，体制创新成了当务之急。

　　这一切都决定科技部需要注入执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新思维，需要一个与其过去没有太多纠葛的新领导。而万钢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于具有民主党派、“海归”、年轻、工业界经历等多方面优势被选为“空降兵”，破了科技部从内部晋升部长的规矩。如果笔者的猜测正确的话，万钢将面临着比他的几个前任更多的挑战。▲ 作者：曹聪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


中美建立军事热线表明中国对自身军力自信
http://www.singtaonet.com/glb_military/200706/t20070611_554976.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讯】中国与美国的军事热线有望在9月建成，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国就开通热线所持的肯定立场，首先展示了对自身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的自信；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中国对提升本国军事透明度的真诚愿望，是和平发展战略的极好证明。

　　据香港《亚洲时报》报道，在早前闭幕的第六届亚洲安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中将在会上特别提及了中美军事热线的相关情况。他表示，所有的技术难题均已解决，两国将于9月完成建立军事热线的最后商谈。

　　军事热线是两国政治、军事领导人解决军事领域突发问题的沟通机制。作为双边军事互信机制的组成部分，它在技术层次上通常由一系列保密通信设备与相关负责人员构成。

　　上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曾因沟通不畅而接近战争边缘。为避免类似情况再现，两国遂于1963 年签署备忘录，在五角大楼同克里姆林宫间设立史上首条军事热线，发生紧急状况时快速提供对方资讯，防止因误判而诱发核大战。半个世纪以来，军事热线制度有了长足发展，仅美国一家就与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热线联系，其中既有欧洲、日本这样的传统盟友，也包括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重要物件国。另有消息称，美国防部同台湾当局间也设有专线保密电话。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迄今为止尚未和其他国家建立真正的军事热线。不过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改观。除广受关注的中美热线之外，中韩两国已于5月下旬就年内开通军事热线达成一致，出于防范海上突发性危机的目的，两国海空军指挥部门将成为首批试点单位。

　　此外，根据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些时候达成的协议，中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也预定在今年秋季设立直通双方总部的热线。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中美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军事强国间首次设立热线，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军事热线的设立有其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它展现了双方对彼此建立互信的承诺。”美国前太平洋总部司令邓尼斯• 布雷尔上将说，“至于它是不是有实质上的意义，要看它将来会如何运作。热线只是众多沟通方式中的一种，但有些热线能在发生危机时避免误判的产生。至于美中的热线会属于哪一种，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专案主任杰夫里•贝德对美中“军事热线”则持比较保留的态度。“我想华盛顿和中南海已经有热线存在，虽然军方的热线尚未建立。我不知道谁会在（军事热线）话筒的两方，因此只能说它很重要，却不必过度解读。”贝德直言道，“热线可以用于纯军事的情况，例如解释中方战舰为何出现在某一海域等。如果是像EP3这样超越纯军事的事件（指2001年4月1日中美军机在南海相撞），我不认为解放军将领们能够插得上嘴。”贝德表示，当年EP3侦察机事件发生后，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曾试图同解放军联络却没能成功。

　　华盛顿国际评估策略中心的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小理查•斐舍尔，则更为直接地不看好美中军事热线的作用。“我将美中热线看作是美国所犯的一个错误。中方最后同意‘接线’，是由于美国不顾一切地想展示双方‘要好’，显然，这一轮中国得分了。”斐舍尔如此评论。▲


八国峰会转型：中国可发挥作用
http://www.zaobao.com/yl/tx070611_501.html

    邱震海（香港）八国集团峰会如期在德国闭幕。这次峰会有几个特点：一是之前美俄关系紧张，而且美国总统布什在捷克演讲时再次将矛头指向朝鲜；二是峰会的安保工作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而承受了很大压力；三是在一系列具体议题上颇多争执，而且中国在其中很难置身度外。

★“富国俱乐部”规则逼近中国　　

　　上述三大特点中，虽然安保的压力每年都有，但今天确实有登峰造极之势。笔者参加过1992年慕尼黑和1999年科隆峰会的采访，此次从媒体报道中，明显感到今天的示威势头大有超过以往之势。这也反映出八国峰会作为所谓“富国俱乐部”，在全面反映全球经济实际情况方面，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未来若不继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甚至扩大自身范围，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所言，将“毫无意义”。

　　这是中国元首第四次应邀参加八国峰会。但与前几次峰会相比，这次中国在八国峰会上遇到的挑战显然要大得多，而这实际上也是因为中国同八国集团关系不断深入，亦即逐渐接近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有关。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八国集团一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原因即在于这一集团的“富国俱乐部”性质。1999年科隆峰会上，德国总理施罗德首次提出接纳中国参加这一峰会。从2003年开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三次参加这一峰会。这回峰会开始前，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示，她希望今年的八国峰会重点关注气候变暖、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以及非洲发展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中国有关。众所周知，中国近年因经济迅速发展，开始逐渐受到西方所谓“环境威胁论”的冲击；另外，在贸易方面，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存在一些冲突；至于非洲问题，更是美欧可能联手向中国施压的另一个领域。

　　在气候问题上，中国日前发表了保护气候国家文件，但显然美国不会满足于中国所作出的承诺，而要求中国在减少气体排放方面作出更明确的承诺。对中国来说，一方面须逐渐接受“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则又要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显然是一个挑战。

★ 八国峰会面对转型的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此次峰会发言中指出：“气候变化关系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途……我们应该携手推动国际社会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目标和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积极、务实、有效的合作。无论从历史责任还是从现实能力而言，发达国家均应率先减排，并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第一要务。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各自国情，尽己所能，采取措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段话既做出对人类共同环境的承诺，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同时更指出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

　　虽然此次八国峰会在气候保护方面还是比较顺利地达成了协议，但看得出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已开始逼近中国。另外，在非洲问题上，美欧也将对中国发出责难，尤其是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来说，目前正面临一个由自身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和履行国际义务之间的挑战。

　　1999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创议吸收中国加入八国集团之后，中国就曾对与八国集团的关系作过内部评估。如今，中国与八国峰会发生关系已有四年，但如前所述，这是中国首次遇到来自这一“富国俱乐部”游戏规则的挑战。

　　未来中国与八国集团的关系到底是继续深入还是保持距离，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战略问题。当然，即便没有八国峰会，上述挑战也会早晚提到中国面前。但就目前而言，中国与八国集团之间的关系，还是应尽量保持在介入与低调之间，既不远离这一所谓国际主流群体，但又不致落入受其制约的陷阱。

　　另外，八国峰会所遭受到的日益激烈的抗议和反对，这一“富国俱乐部”未来如何转型，亦即在目前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是否扩大或转型成为一个覆盖全球经济的、平衡的峰会组织，已经作为议题提到人们的面前。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若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则既有利于中国回避“富国俱乐部”游戏规则，更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平衡。•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


中国贫富差距55倍？ 一份报告兴起轩然大波
http://www.singtaonet.com/chinafin/200706/t20070611_55508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财经》杂志日前公布的一项关于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使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31倍，而不是现在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现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统计数据显示的水平。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全文将由7月出刊的《比较》杂志发表。但这个报告摘要一经披露，就立即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一些颇有名气的学者如郎咸平、易宪容等，当日即把报告摘要贴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上，或发表了评论文章。

　　文章的作者王小鲁，现在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56岁的他与同龄人一样，他的学术生涯经历过时代浪潮的反复冲刷。

　　1989年2月，王小鲁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原定1年的访问，却因为时代变故滞留海外8年。其间，他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后在日本进行了一年的学术研究。回到中国后，他进入樊纲主持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回来差不多又十年了，头几年还是两边跑，在澳大利亚兼职做研究员。两边的活儿都不少，搞得很紧张。2004年以后不再跑了，专心坐下来在国内做研究。”王小鲁说。

　　回国后，王小鲁完成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先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再是关于各地的市场化进程，后是地区发展和区域差距。近年来，收入分配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005年，他与樊纲共同完成了一个《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但王小鲁认为，这个课题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值得更深入地做下去。从2005年到现在，这个深化了的收入分配课题又进行了两年。

　　“关键是改革和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王小鲁说，“改革二十多年，经济发展加速，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蛋糕做大了，切给谁？是全社会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还是只有少数人有权利享受？”

　　这一课题进行期间，正值“反思改革”潮流涌动，社会上对贫富差距问题吵得沸沸扬扬。一种声音认为，贫富差距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并由此质疑改革方向出了问题。王小鲁认为，市场化带来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但从很多个案来看，由于制度不健全，腐败和灰色收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巨大的，影响面是相当广的。因此，首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是否还在可接受的范围？第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市场化分配的结果，还是腐败和灰色收入造成的？“如果连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就下结论，当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但要搞清楚事实谈何容易。首先，这是个敏感问题。其次，涉及到灰色收入，可用的基础数据几乎是零。“就算你能再像统计局那样按照严格统计抽样的方法调查几万户，但如果人家不告诉统计局的话，为什么要告诉你？”他说，按常规的调查方法，这个课题是根本没办法做的。

　　“怎么办？这么大的问题，因为不好做，大家就都绕着走，假装没看见？”他不甘心，决心硬着头皮尝试，“哪怕不够严密，也比不做好”。他借用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让调查员去找最熟悉的亲戚、朋友做调查，不问对方收入合法还是非法，只问一年的全部家庭收入和各项消费，了解其消费特征，然后按照不同的收入等级，计算出一套相对真实的消费特征参数。

　　其中最主要的是与特定收入水平对应的恩格尔系数。这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跟收入之间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参数。他说，“我只有两千多个样本，显然不能直接用来推断全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但只要这套参数相对可靠，就跟两千个样本没关系了，我可以用这套参数去对现有的大样本统计调查数据进行检验。”

　　检验的结果非常有意思。在同样恩格尔系数的条件下，调查样本和统计局样本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相当一致，收入越高差距越大，到最高收入这一组，差距变得非常大。

　　在报告中，王小鲁这样写道：“初步推算，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约1900万户，5000万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9.7万元，相当于原有统计数据（不到2.9万元）的3倍多。其它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统计。推算城乡居民收入总额约13.5万亿，而不是8.3 万亿。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约4.8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6%。”

　　王小鲁说：“我通过几个不同的侧面进行验证，例如有多少人有汽车，有多少人有商品房，什么收入水平可以支撑这样的消费；还有银行存款是怎么分布的，从中可以推出什么样的收入分布。结果发现，这些推算得到的结论相当一致，说明上面得到的结果基本上是对的。当然它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将来也可能证明我的估计偏高了，或者偏低了。”

　　对于“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吗？”的提问，王小鲁说：“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隐性收入是不是我说的4.8万亿，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数量巨大，是可以肯定的。不过，根据其它验证的结果来看，这个估计更有可能多少偏于保守。”

　　所谓隐性收入主要就是灰色收入。王小鲁分析，它们有五个最主要的来源：财政资金和其它公共资金的漏失、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以及垄断行业收入。他认为：“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


美报：中国建军旨在迟滞美国干预台海冲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7/06/taiwan070611za.html

    (2007-06-11)（联合早报网讯）据今日晚报报导 「国际前锋论坛报（IHT)」今天以头版显着报导，当前中国军备建构设计以挑战任何美国干预台海冲突的企图为特定目标。

　　西方及中国军事分析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花费大量经费在所需要的硬体及科技上，如中国领袖决定必须使用武力击败台湾或迫使台湾领袖谈判，中国可使美国或美国的盟邦按兵不动。

　　这些专家表示，中国并不企图与美国强大军力并驾齐驱，中国军方已发展「区域阻绝」战略，部署系列精确武器迫使美国军力，特别是航空母舰，在相当时间内无法接近，使中国能瓦解台湾的防卫。

　　这篇发自北京的「中国军力建构针对美国」报导，引述前澳洲国防部战略计划官员贝姆指出，中国发展潜舰力量，空军长程打击能力及部署精良弹道飞弹，将使美国保证台湾安全更为困难。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上个月发表的报告表示，如美国对中国攻击台湾初期反应软弱，将导致台湾军事抵抗崩溃，在美国能够集结所有军力前，台湾可能就已经投降。

　　假如演变到此地步，美国不太可能继续冲突，虽然美国的大部分军事力量仍维持不变。

　　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表示，「中国最如意的算盘是，最後美国决定放手。」

　　IHT记者雷格撰发的报导指出，中国军方专注美国在台湾冲突时的潜在干预并不新奇；中国军方期刊及刊物经常刊登专文分析美国军事潜在脆弱之处，以及击败强大对手的手段。

　　台湾军事分析家也监测中国军事现代化及教条。林中斌说，他多年来不断警告，人民解放军的策略是吓阻美国，夺取台湾。

　　但是，部分分析家警告，即使中国成功迫使台湾屈服及吓阻美国干预，中国仍然将面对危险後果。贝姆表示，如中国能威胁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证，也可威胁美国对日本的保证。

　　假如日本认为别无选择，只有发展核子武器，将会动荡不安。贝姆说，中国必须小心，不会迫使日本走上那个方向。▲


中国国民党还会东山再起吗?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5/forum_tw070611a.html

    (2007-06-11) 曾经叱咤风云、在二十世纪初叶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把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送进坟墓的中国国民党，曾经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国民党，曾经也为中国的崛起和统一而不懈奋斗过的中国国民党，曾经主政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参与国际事务的中国国民党，由于在取得政权之后，党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忘记孙先生的教诲，个人信仰退化、私欲膨胀，长期不注重党的思想建设，最后民心失尽，导致一九四九年兵败大陆退居台岛。

　　这是中国国民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先生忠实信徒永远无法忘却的伤痛。1950年1月，痛定思痛的蒋中正先生就曾经痛心疾首地在1950年3月13日对败退到台岛的属下说，中国国民党失败了，“中华民国已经在去年亡国了！”是的，国际法人“中华民国”随着“国民政府播迁台湾”就已经亡国了、伴随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之日起就“亡国”了，从那以后，“中华民国”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一个符号而已了。

　　蒋介石先生带着“国民政府”的高官和800万军队的残余退到台岛之后，对大陆的失败进行了检讨和反思，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了“改造”。按道理讲，中国国民党的官员们应该吸取这惨痛的血的教训了，可是不然，

　　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民国”这个符号在台岛存续至今，中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虽然被中国（包括台澎金马地区）人民抛弃了，虽然中国国民党丢掉了整个中国的行政权，但是仍然还偏安小岛，用军队和警察维系这个党的执政地位。几十年来，中国国民党的高层领导人经过反省，利用1949年所卷走的全中国人民的黄金白银和美金，在美国人的保护和帮助之下励精图治发展经济，特别是在蒋经国先生主政台岛以后，搞了“十大建设”使得岛内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终于使台澎金马地区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由于在两蒋时代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所以到2005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0000美元以上，台湾地区成为中国国民党值得骄傲的“复兴基地”。

　　岂料好景不长，中国国民党忽然一夜之间江山易手。按理说在这样的“发达”地区，人民应该继续拥护和选择中国国民党，但遗憾的是，2000年这个成立近百年老党再次丢掉了政权成为台澎金马地区最大的“在野党”。

　　中国国民党丢掉了岛内政权的原因使多方面的，回答清楚这个问题也不容易，但是有几点是肯定的：

　　★ 一、虽然具有深厚日本情节、想当日本人而未能如愿的李登辉起了“政党轮替”“临门一球”的关键作用，但中国国民党50年来在岛内的独裁、“戒严”給岛内人民留下的难以愈合的伤痛，也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 二、李登辉上台以后，中国国民党内部对李登辉的“台独“行为放纵、包容，对李登辉采取“切香肠”的办法分裂国家的所作所为不抵制、不反对甚至随波逐流任由泛滥和发酵；李登辉打压排斥异己的时候，包括现在仍然在国民党内的一些人也不闻不问甚至为虎作伥与虎谋皮，造成国民党历史上最大一次分裂，使得陈水扁顺利推翻了在岛内维系了50多年的中国国民党政权。

　　★ 三、虽然经过当年老蒋先生领导的所谓“改造”，但是走了过场，全党并没有完全接受丢掉中国执政权的惨痛教训，没有达到当年老蒋“凤凰涅槃欲火再生”的目的。高官们的心中没有全局只有个人的那“一亩三分地”的利益。为了那“一亩三分地”，不惜党的分裂，私欲恶性膨胀、窝里互相倾轧互相攻讦，使得陈水扁坐收“渔翁之利”。

　　★ 四、不能顺应世界新潮流和岛内民意，仍然“以不变应万变”的僵化思维处理两岸关系，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实施所谓的“不妥协、不谈判、不接触”的“三不政策”，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通航、通商、通邮”的造福两岸人民的“三通”政策相抗衡，为李登辉上台后搞“渐进式台独”、完全背叛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中国国民党的“统一中国”的理念创造了环境与条件。

　　★ 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整个九十年代，这个在自己的党章中宣称“奉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宗旨，力行民主宪政之理念，追求国家富强统一之目标，始终如一”、号召“我全党同志，秉持传统革命精神，互策互励，共信共行”中国国民党，却渐渐忘记了建党之初衷和立党之根本，任由“台独”意识发芽生根、开花结果，造成岛内人心涣散、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没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中国国民党的养育，陈水扁能够坐大吗？“台独”势力能成气候吗？与中国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国民党，却与“台独”势力眉来眼去替送秋波，怎么不让原国民党的基层群众失望伤心呢？国民党政权怎么会不垮台呢？

　　2000年3月之后，“全党痛定思痛，拥戴连战主席厉行党务改造，坚持党的理想，确立党的奋斗目标，强健党的生命力，提振党的竞争力”，并且“深信通过再造后的中国国民党，必将欲火重生，东山再起”。（见2000年中国国民党编撰的《中国国民党党史》）2008年，又值岛内领导人大选，中国国民党真的能“欲火重生，东山再起”重新执政吗？时至今日人们还看不到国民党必然取胜的希望。如今，整个中国国民党的大多数高层人物在岛内仍然在继续向“台独”势力妥协退让，对“台独”势力的“去中国化”、“去蒋化”拿不出反击的措施，对“统一中国”不敢讲不敢提，对国家的统一态度暧昧，全党对 “统一”二字讳莫如深，完全被“台独”势力牵着鼻子走，“温文儒雅”的作风完全没有战士的风格和斗志，国民党能不能赢？还会不会再次出现“两颗子弹”使全局翻盘？难以预料。即或国民党取得岛内执政权，两岸的前景就会“柳暗花明”吗？两岸的中国人和全世界的华人都在忧心和疑虑中。　▲　四川 华正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