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近期，越南在南海问题上频频挑衅中国：今年4月，越南政府进一步划定了南沙部分油气招标区块，并将在南沙举行所谓“国会代表”选举；越南还将和英国BP公司合作在南沙修建天然气输送管道。不但如此，越南还放出硬话，狂妄地宣称“拥有南沙全部岛屿的主权”，其官方《西贡解放报》甚至声称“决不放弃一寸土地”，并“不惜与中国一战,以武力教训中国”。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越南是南沙争端中我国最危险也是最难解决的对手。”在南沙问题上，越南的既得利益最多，占据了23个岛屿，每年开采三千万吨石油，中国仅控制６个岛屿。

据了解，越南侵占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后，将南沙海域划分为上百个油气招标区，在国际上公开招标。近几年来，越南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不断签订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合同。

中国东南亚问题专家刘旭称：“南沙的石油给越南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仅2006年上半年，越南油气总公司油气开采产量就达1237万吨，其中原油为860万吨，天然气37.65亿立方米，原油出口量约为820万吨，出口额达41.4亿美元。越南不但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将世界主要大国都牵扯到这一地区，大有使南沙问题国际化的趋势。”

今年3月份，越南宣布在越南北部海防市东七十多公里的海域发现石油储量丰富的安子油田，并公开邀请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的公司进行公开招标，同时邀请俄罗斯作为南沙石油的开发伙伴。4月份，越南正式启动与英国石油公司（BP）推进在南沙建设天然气田和管道的计划。2月12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南沙群岛的所有权公开发表声明，称“有充分的历史根据证明越南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

除了拉其他国家共同开发南海资源外，越南还积极推进与强国的军事合作。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认为：“越南为了能够在东南亚抗衡中国，冷战时代是依靠苏联支持搞地方霸权主义，现在它又积极推进与美国、日本及印度的军事合作，并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其矛头当然首先是对准中国。”

谈到为什么越南会在此时挑起南海争端时，凤凰军情观察室时事评论员邱震海指出：“越南此举是为了加深其在南海当事各方中的影响力，借以提升其在南海各方中的实际地位，借以引起东盟各国对南海问题的共同关注，以东盟或南海各当事国之力共同对抗中国，以达到其进一步侵食和霸占南海之目的。”

★ 二 打造强势海军

据报道，越共九大后，越南大力推行海洋发展战略，企图以海军为先锋不断向海洋扩展，努力成为21世纪东盟乃至世界的海洋大国。由于越南独特的海上战略地位，在南沙地区又与我国存在着领土争端，因此，其海军发展的动向格外令人关注。

最近，据俄罗斯纽带新闻网报道，越南海军正在建造30至40艘400吨级的军舰，并计划投入38亿美元，在越南东北部建造一座占地3000公顷的大型军港。据估计，这个军港一旦建成，将能停靠4万吨级的战舰，不仅缓解了越南战舰只能停靠在南部金兰湾基地的困境，而且还极大地加强了越南海军的基础设施建设，将越南军队战斗保障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同时还要更换一批远程对海警戒雷达，用以加强对南中国海海域的监控力度。

越南军方人士称：“自2005年从俄罗斯购买了11架苏-27战斗机后，越南海军的空战能力大大增强，而购买苏-30MK、米-28H、卡-31和苏-39等先进战机的计划，也都在有条不紊地实施着。越南计划在2015年前建成一支现代化海军。届时，越南海军的远洋护航能力和海上作战能力，将达到现代化海军的要求。”

据新加坡媒体称：“目前越军海军的水面舰艇仍以俄制导弹艇为主，除购买4艘俄制 ‘毒蜘蛛’级导弹艇外，利用俄罗斯的技术在国内建造的6艘BP50型导弹艇和KBO2000型导弹护卫舰也已进入现役，水面作战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原来越南海军的水下作战能力较差，但自从购买了朝鲜的2艘袖珍潜艇后，潜艇作战能力已初步形成。目前，越南正准备组建潜艇部队，并计划购买俄罗斯的基洛级柴电潜艇。”

★ 三  欲邀美国重返金兰湾

事实上，越南人对中国这个北方邻国的动机保持着高度警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地区安全专家安德鲁•陈说：“越南担心中国想把它抱得太紧，因此越南试图通过求助于美国，借助另一个大国与中国相抗衡。”

越南国防部长范文查甚至放风说：“如果没有美国驻军，我们都知道谁会过来。等我们明白时，中国人可能在南沙站稳了脚。” 范文查公开表示：“希望把金兰湾和美国作新一轮的妥协交换，换取美国的军事合作。”

金兰湾海军基地是冷战的产物。它位于越南东南海岸线弧形突出位置，不仅是东南亚和世界著名的天然深水良港，而且扼据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交通要冲，战略价值无与伦比。

中国国际问题专家林海东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越来越认为保护南海航道安全符合其利益，在南沙群岛争端问题上也越来越积极。美国逐步调整不介入南海的政策，加大了在南海地区军事渗透的力度，其中最明目张胆的一招就是积极推动与一些东南亚国家举行以南海为背景的多边和双边军事演习。”

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在东南亚地区，美国也正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军事影响，牵制中国。越南东部就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南海，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石油大部分是通过南海从海湾和非洲运输回国的。美国一旦重返金兰湾，将直接威胁中国石油南海通道安全。

★ 四 中国南海形势严峻

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南沙群岛露出水面的岛礁以及海域被一些周边国家侵占。到1991年底，除中国控制的6个礁和太平岛，其他44个岛礁分别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侵占。这3个国家和文莱、印度尼西亚均宣称对南沙部分岛屿拥有主权。

安全人士指出，目前南海问题错综复杂，同时南海问题也存在着大国间角力的隐忧。凤凰军情观察室分析认为，南海问题由于以下因素而变得日益复杂：

在南海的实际控制区域，很多和南海诸国有争议的区域实际由台湾控制。而台湾陈水扁政府为了寻求独立，发展所谓的“国际空间”，不惜出卖南海权益。这给大陆在处理南海局势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

南海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以及南海地处重要的战略地位，是美日石油运输线的必经之地。再加上美日围堵中国的战略目的，美日都利用东盟来牵制和制约中国。

自东盟一体化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一个鼻孔出气，导致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面对的力量从一个个小国变成了一个集团。这在政治上造成不利于中国的态势。▲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4-29： 新华网西昌４月１４日电（记者 孙彦新） １４日４时１１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约１４分钟后，星箭分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的数据表明，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ＣＯＭＰＡＳＳ－Ｍ１），是中国北斗导航系统（ＣＯＭＰＡＳＳ）建设计划的一颗卫星，飞行在高度为２１５００千米的中圆轨道。这颗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入新的发展建设阶段。

　　---很有可能是北斗二号！

　　中国星期六（14日）发射了一颗北斗导航卫星。中国官员声称，这颗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入新阶段。然而，有专家认为，它们都属于北斗一号卫星，因此在导航卫星的发展方面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过它的民用范围确实是非常大的。

　　美国之音报道引述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4月14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地把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是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建设计划的一颗卫星，飞行在高度为两万一千五百公里的中圆轨道。这颗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入新的发展建设阶段。

　　中国在2000至2003年期间发射了三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建成北斗导航试验系统。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于今年2月在西昌再次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

　　旅美军事专家、克莱蒙研究所亚洲中心研究员林长盛表示，中国过去至少发射了四颗北斗导航卫星，但它们都属于北斗一号卫星，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导航卫星有较大的差距。

　　林长盛表示，首先，北斗一号卫星是区域性而不是全球性的，它只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和俄罗斯的导航卫星则是全球性的。其次，北斗一号卫星是在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行，也就是说在离地球三万六千公里的高度上运行。而美国和俄罗斯的导航卫星则是在几百公里到上千公里的低轨道运行。

　　林长盛说，此外，北斗一号卫星在导航方式上也与美俄的卫星有一定的差距。"北斗一号属于主动式的。就是说，如果地面的一架飞机想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它首先要向北斗一号发射一个信号，然后北斗一号再告诉它在什么地方。而俄罗斯和美国的导航卫星都是属于被动式的，它不需要先发射一个信号。那架飞机打开它的接受器就能立即知道自己的所在点。

　　林长盛表示，"所以，中国的北斗一号的功能还是有限的，它的地域有限，不是全球的。另外，它的速度较慢，因为需要导航的车辆或飞机首先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才能接收到自己位置的信号。还有，在军事上，北斗一号卫星比较危险，因为一个军事单位或是一件武器要想确切知道自己的位置，首先要向北斗卫星发信号。而一发信号，就容易被对方判断出自己的位置，因而暴露了自己。"

　　林长盛说，中国目前正在研制北斗二号导航卫星，希望克服北斗一号卫星的局限性。但由于中国没有具体说明这次发射的卫星是北斗一号还是北斗二号，因此现在还不清楚这颗卫星的性质。但有些媒体讲这颗卫星是北斗二号。

　　"据悉，这颗卫星属于北斗二号，就是新一代卫星，属于一个新的导航网络。但是，中国的导航卫星仍然跟美国的卫星差别很大。北斗二号据说是高轨道、低轨道互相结合，既有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也有几百到上千公里的低轨道卫星。而且是先由区域开始，然后再往全球布署。"

　　官方新华社的报道还说，中国将在未来几年里陆续发射系列北斗导航卫星，计划2008年左右满足中国及周边地区用户对卫星导航系统的需求，并进行系统组网和试验，逐步扩展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这个系统将主要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为交通运输、气象、石油、海洋、森林、通信、公安等部门以及其他特殊行业提供高效的导航定位服务。

　　林长盛就此说，尽管导航卫星最初是根据军事需要研究出来的，但它的民用范围确实是非常大的。"拿中国来讲，它不像美国，美国是全球作战，对导航定位的军事需求更大。而中国是区域性的，导航定位的军事需求相对要少一些。所以说，中国花了很多钱研制导航卫星，它自然首先要重视商业用途，要把军用和民用结合起来。发射一颗卫星要花很多钱，如果说不仅能军用，而且能民用，那它的效果就非常好，经济效益就非常大。"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14日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使导航定位系统引起各界关注。不过随后即传出消息称，目前北斗只是区域性的卫星导航系统，且运作方式与美国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不同，其覆盖范围也还不能与后者媲美。当前全球有四大卫星定位系统，分别是美国的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GPS、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欧洲在建的"伽利略"系统、中国的北斗系统。

　　美国的GPS透过二十四颗卫星构成的卫星网，能够有效覆盖全球大约97%的面积。能与之抗衡的俄罗斯GLONASS系统，目前在轨星仅六颗可用，不能独立组网，只能与GPS联合使用。

　　正在加紧建设的欧洲"伽利略"定位系统，规划三十颗卫星，最高精度比GPS高十倍。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规划由五颗静止轨道卫星和三十颗非静止卫星组成，定位精度为十米。但据了解，目前北斗仅属区域卫星导航系统，只能覆盖中国及周边地区，而GPS和GLONASS都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

　　据称，北斗导航系统（COMPASS）将主要用于经济建设，为中国的交通运输、气象、石油、海洋、森林防火、灾害预报、通信、公安以及其它特殊行业提供高效的导航定位服务。

　　北斗星通卫星导航技术公司总裁周儒欣表示，中国的卫星导航应用近年来发展迅速，但绝大多数应用都是建立在美国军方主导的GPS系统之上。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关闭应用，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必须有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这也是建立北斗系统的意义所在。▲

　1955年4月2日，陈毅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潘汉年交待的事情，并交上潘汉年写的材料。毛阅后，提笔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随后，在当天下午毛又指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这是建国后制造的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因“内奸”问题被逮捕关押受审查；后来又被定罪判刑，开除党籍；1977年病故。《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人民网资料）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各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博古是江苏省无锡“锡社”的负责人，正全力投入追悼会的筹备工作。此时潘汉年来到会场，找到博古，自荐愿意参加筹备工作。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追悼大会后，潘汉年赴上海工作，博古去苏州继续上学。两人依依惜别。

　　1930年9月，博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同时在《劳动报》任编辑。1930年10月，潘汉年从“左翼文艺运动委员会”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日报》任总采访。由于大家都在搞报刊宣传工作，不久博古和潘汉年又重逢了。

　　1931年是当时处在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一年。4月，领导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党的机构受到严重破坏。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逮捕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决定重新加强特科的工作。博古特别推荐潘汉年，认定他是搞保卫和反间谍的能手。

　　1931年7月上旬的一天，博古找潘汉年谈了中央的想法，潘汉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见，离开了宣传系统，切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定为联络员进入9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严重，中央机关开始分批转移，前往中央苏区。王明也想离开上海，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瞿秋白离任回国后一直空缺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位。临走前他作出了两项安排来控制国内的中央最高领导层，以保证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永远给他留着。

　　第一项是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共六人组成。并确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党委，博古任总负责人。

　　第二项是王明给博古单独交代：从1931年1月1日起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更换新密码，绝对不准用于对苏区的电讯上。如果发生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共产国际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联络员人选特别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脑子记忆力特别好，还要机敏善于应付种种环境，能穿过敌人布下的特务网线。博古认为只有他的好友潘汉年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于是两人商定了联络员为潘汉年。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潘汉年和特科暂留在上海中央分局工作。

　　1933年5月14日，左翼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同时被捕。由于潘梓年与潘汉年是同乡，丁玲和潘汉年也有过接触。为了防止意外，中央决定让潘汉年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派往共产国际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上旬，红军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博古把潘汉年找来，同他谈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博古强调：“现在我决定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这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我作为中央军事上掌握最终决定权的人，难辞其责。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掌握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

　　博古说：“交权不仅是交印章、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他们批准张闻天接班。这个工作必须由你作。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为预防万一，我和周恩来决定让陈云也去。你们分开走，汇报以你为主，陈去补充。”

　　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

　　1935年2月10日在中央红军转移的同时，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南下经云南、香港转上海，走海上。同年6月陈云经四川转上海，走陆路。潘汉年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

　　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闭会，王明在“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他听了两人关于遵义会议的详细报告后，对博古主动交权感到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表示接受。1935年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受命回国1935年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原名林育英）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的任命。

　　11月7日，张浩到达陕北。9日，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瓦窑堡。张浩把受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宣布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等，细说了一遍。问及潘汉年是否已到，周说还没有。

　　这时潘汉年并没有离开莫斯科，而是在共产国际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三个月后他已完全背熟。

　　1936年1月中旬，潘汉年已准备就绪要回国了。这时王明又找他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决定派他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去和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接触。要他办完此事后再回国。

　　在1月17日、22日和2月3日，潘汉年同邓文仪进行了三次谈判，确定7月在南京和国民党代表陈果夫继续深谈。为了使这个接触能继续下去，并取得圆满结果，王明让潘汉年赶紧回国，向张闻天报告谈判情况。

　　1936年2月24日，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不料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4月8日，潘汉年才以旅游者的身份，取道巴黎到达香港，此时已是1936年5月中旬了。到香港后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而上海白色恐怖特别严重，进入上海十分危险。

　　这时距会见陈果夫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先回陕北再来南京恐怕来不及了，而且怎样过上海也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让陈果夫派人来和他联系。7月7日，陈果夫派人护送潘汉年平安到达南京。可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汉年尚未和陕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进行正式谈判。

　　在“特别通行证”的保障下，潘汉年8月7日顺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在莫斯科的情况，谈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以及王明交待的任务。特别是着重汇报了他和邓文仪等人谈判的情况。“不可信用”潘汉年这一去一回的一年半里，中共中央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他比张浩晚回来9个月，没有尽快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毛泽东很不满。而他更不清楚现在中央实际当家掌权的是毛泽东。对潘的回来，毛泽东、周恩来表现得都比较冷漠，都没有接见他，只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交给邓颖超同志。

　　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博古也从瓦窑堡赶来参加会议。

　　会议开了三天，专门讨论“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当时除了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武官邓文仪沟通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打开了潘汉年、陈立夫这条谈判渠道外，还有另外三条渠道也正在进行国共谈判的联络。经过对比分析，博古认为还是潘的渠道层次高些，应争取和二陈直接面谈。周恩来也认为这条渠道比较正式、现实。毛泽东则说：“这条渠道是好一些，但去谈判的人选要慎重考虑。”

　　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他，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周恩来为此和博古沟通人选问题，博古说：“我是重才不重人，用人就不疑人。”

　　在第三天的会上，周恩来表态说：“还是潘汉年比较合适。中央苏区几次谈判他都谈得很成功，何况这次是他开了好头，再换人对谈判本身也不利。”博古支持周的意见。最后毛泽东也同意了。临别的谈话1936年9月23日，潘汉年去向博古辞行。

　　博古语重心长地对潘汉年说：“我派你和陈云去莫斯科后，毛、周都焦急地等待回音。你脑子里带密电码，又以谈判代表身份回国，走比较安全的路，晚到一两个月，是无可非议的。但你却晚回来九个月，在这九个月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联系不上，你说毛能不生气吗。

　　你在向张闻天汇报时，一再说王明交待的任务，要中央把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放在第一位。这种说法不准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中共中央首先提出来的，不是王明。王明不了解国内情况，在国外指手画脚，想指挥国内，毛泽东对这种做法最反感。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之间的关系，以前，临时中央一直把王明看成是上级，是共产国际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领导人，所以，一有问题就请示他。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概念错了。到陕北后毛泽东明确表示：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是受中央领导的一个部门，因此它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首先取得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央政治局可以根据需要撤换代表团成员。

　　这次你身负重任前往白区和陈果夫谈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写文章谈话都不要谈到我。现在已经有人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

　　次日，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以后博古和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没有私交了。

　　★ 潘汉年的结局 ★

　　1949年上海解放，潘汉年首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1954年，发生“高饶事件”。在对饶漱石审查中，发现他有叛党嫌疑，于是认定饶为国民党在华东的代理人。接着联系到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投诚自首人员上有重大问题，逮捕了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从而开始追查负责公安工作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

　　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简短的开幕词中，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十分严峻的估计，并表示即将在全国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决心。

　　1955年4月1日，潘汉年找陈毅谈了他在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会见了汪精卫的事情，说明了后来长时间没向组织上说明的原因，并把一份自我检讨的材料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

　　4月2日，陈毅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潘汉年交待的事情，并交上潘汉年写的材料。毛阅后，提笔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随后，在当天下午毛又指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这是建国后制造的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

　　潘案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立即组织一个小组，在李克农领导下，对潘汉年的政治、历史、历年活动进行全面审查。专案组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全面调查，于1955年4月29日，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　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　二、潘汉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都有正式报告。

　▲　三、是他提供了决策情报，其中包括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等。

　▲　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　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

　　但是，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相反，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潘汉年作了“定性”结论。

　　毛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

　　潘汉年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度过了22年后，于1977年4月14日带着“无期徒刑”的结论病故。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复查此案，重新看到李克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及一些尚健在的老同志的旁证。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 来源: 炎黄春秋

     2007-04-28： 萧克将军虽然排名在上将的头一名，其实以萧克的资历和职位来讲，这个安排还是有点委曲了。虽然在大将评衔时林彪曾致信毛泽东希望突出井岗山在我军历史上的地位，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也确实有四位大将（粟裕，黄克诚，谭政，罗瑞卿）是从井岗山上下来的，可大将里面原有的分配给红二方面军的名额却没给最有代表性的上过井岗山的红六军团的军团长萧克而给了临时突击提拔的许光达。许光达让帅时也曾提了两个人名，一个是萧克，二是王震，可都没被通过，授衔时明着看军功，资历，职位，暗着看以往的政治表现，军功，资历，职位上萧克都没问题，由此可见萧克是在最后一点上吃亏了。同理，很多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也因为张国焘的原因军衔被人为的压低了。
    
★  [内幕]为何共和国11大元帅最后变成10大元帅? ★

    萧克上将是个老革命，和林彪一样出身于黄埔四期。萧上将十六岁就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并参加了北伐，后在叶挺部效力，并于一九二七年入党，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一路败退上了井岗山并在整编后的红四军任职。从这点看按说萧克该算是主席的井岗嫡系了，可从萧克个人的回忆录来看，萧克对毛主席一直是有保留的支持的，在朱德，和毛泽东在关于前委和军委的争论中，萧克也倾向于朱德一边，而正是在这场争论中，林彪捞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不过萧克还是凭战功于24岁当上了红八军的军长，虽然比不上林彪的24岁军团长，也算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年轻将领之一了。
   
    当然单单支持了朱德这还不是主席不喜欢萧克的主要原因。在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萧克受命担任红六军团的军团长做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西征寻求和贺龙部会师。从此萧克作为贺龙的副手开始了和贺龙长达十年的不算太愉快的合作。说起来萧克和贺龙的第一次误会还是因为某次战斗中萧克，王震所部擅自撤退，使贺龙部受到了很大损失。
   
    在西征会师后，萧克贺龙联军所部一路损失巨大，仅萧克一部就从出发时的近万人减员到了不足四千。贺龙，而这时萧克所部真正的救命草却是当时在川康黔大出风头的张国焘。张国焘当年手下全胜时有八万之众，别看张国焘看别人都从上向下看，对贺龙横竖不顺眼，可对萧克就挺客气，从萧克的回忆录来看，萧克对红四方面军很有好感，对张国焘本人也没甚么微词，而张国焘本人在回忆录中也对萧克表示赞赏。萧克并对一方面军突然离开四方面军北上表示了不解，据萧克称这也代表了当时红二方面军大多数将士的态度。等张国焘另立中央后，萧还在张国焘手下做了军长，而这时贺龙，萧的政委王震都是支持毛泽东的，以后，毛泽东对萧克有些成见也就不奇怪了。另外还有萧克在红六军团时的后台老板任弼时，当年在苏区也曾激烈的反对过毛泽东，毛泽东对这支由弼时，萧克统带的队伍有所偏见也就在所难免了。
   
    等到张国焘彻底失败后，萧克也回到延安，进了军政大学。抗战时期再次和贺龙搭档做了120师的副师长，萧克这个人说起来还是挺戈的，给贺龙当副手时还向中央告了贺龙一状，说贺在120师搞土匪作风，提拔乡族亲信，这事报到毛主席处中央又给打回到贺龙手里了，和萧克一起告贺龙的王震马上做了检查过了关，当然贺龙那时还打不倒萧克，不过以后贺龙对萧克这个120师的二把手也就没了好脸色。抗战后期萧克还当过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在晚年写了本小说浴血罗霄，还得了矛盾文学奖，书中人物一个个鲜活鲜活得，说的就是这段时光的事。
   
    等到解放战争打响，贺龙是晋绥军区的司令员，萧克就当了个军政大学的副校长，仗仗挂个名，可临阵指挥决策却没了份，有点可有可无。到了1949年萧克算是终于解放被分配到四野当了个参谋长，可这时全国都解放的差不多了，连刘亚楼都从参谋长转到兵团司令了去过打仗的瘾了。萧克不过是烧了个冷灶。虽然赶上了衡宝等战役，但命令都是林彪亲自下的，萧克能独挡一面的机会怕是微乎其微。
   
    一晃时光到了开国后，萧克这个土地革命时期的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的副师长，革命半辈子到头来就混了个上将中的状元，看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师长都是元帅，旅长里当大将的有两个，副师长里聂荣臻是元帅，红一方面军其它的几个军团长级干部除了死了的和转民职的剩下的则都是元帅，就算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萧克的职位也高于黄克诚，罗瑞卿等，更别提解放初才是省军区副司令的许光达了。说到底就是用许光达把萧克的位子硬给挤下去了。真不知道萧克这个叱姹风云曾和贺龙聂荣臻平起平坐的红六军团军团长120师的副师长当初戴上这上将肩章时是甚么滋味。

     授衔以后，在担任作训部副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的日子里，萧克又因军事条例正规化的问题和上司彭德怀顶上了，萧克本人曾给国防部彭德怀写了封信，为军事科学院喊冤，又说学习苏联条例坚持正规化是必要的。萧克然后又在作训部开会批判彭总的亲信张宗逊上将，结果萧克的这些举动就被主席点名了，一句话；“萧克这个人在历史上一贯不正派。”这之后就轮到黄克诚代表彭总整萧克了。萧克这人还挺硬气，整他他也不服软，气的黄克诚就说：“要多开几个会，深入讨论下”。批判完毕，萧克下放被迫离开军队到农垦部当副部长，属于有待遇有车有房就是没权的闲差一类。
   
    过了一年，彭总也倒了，据说挺后悔整萧克的，叫人递话过去让萧克别放在心上，萧克晚年在回忆录里对整张宗逊也表示了悔意。这不整来整去谁也没捞到好。
   
    等到文革开始，本来就靠边站的萧上将又靠的更边了，估计将来萧上将死后悼词里不会有甚么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坚决斗争类的词，因为萧上将这个台下的早，那时候怎么也轮不到他和林彪，四人帮去火线斗争，其实，萧上将在回忆录里也提到自己在1959年后曾觉的林彪的一些提法不妥，可自己没勇气去说，以萧克对毛主席一贯的态度来看，这大约还是可信的。
   
    文革后，萧克再次出山，72年做了军政大学校长，之后是一届军事科学院的院长，谁都知道这些地方就是给高干的养老院。算是荣誉退休。回头看看萧克的老政委搭子王震，同是上将，这风光就不能同日而语了，王震文革时都没倒掉，中央委员照做，文革后凭着和小平的关系，不但政治局进去了，还担任了一届国家副主席,后又去人大当了阵副委员长，以后到中顾委做了副主任，这立场可不是一般的正确。比起来，萧上将虽然没有以上的光圈，最后还戴了顶个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荣誉虚衔，总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萧克将军退休后喜欢写传记文学，和军史研究。以后还但任了八路军系列从书的编辑工作，萧克的名言：“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研究历史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
   
    当然萧上将还有比别的位都高明的地方那就是能活，这显然是和他乐观霍达的人生态度显然分不开。到现在，能称的上是红军时期我军高级将领的就剩下97岁的萧上将一个了，仅从这点上讲，萧上将已经跨过了所有同时代的人。▲

     2007-04-28 中国经济网： 全球暖化会导致一些城市消失吗？一名英国环保记者近日提出的“上海淹没说”引人关注。他称到2050年，平均气温将再上升2℃，从而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拔高度只有1.8到3.5米的上海将面临被淹没的厄运。而早在2003年，就有专家指出，30年后整个珠三角将因海平面上涨而成为泽区，届时将可能出现百万人大迁移。尚难预料这些“惊世预言”是否会变成现实，但气候变暖这个全球性难题却日益严峻。它所带来的风暴潮、洪水氾滥以及海平面上升，已给中国沿海地区及香港带来了严重影响，像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为其未来发展蒙上厚重的阴影。据专家测算，30年后如果海平面上升1米，将给港珠沪带来近2万亿元的经济损失。
   
    ★ 海平面上升1米、7000万人须内迁
   
    近年来，地球升温、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全球平均温度大约每十年上升0.13℃，北半球中高纬度的地区升温更快。“而中国的升温比全球或北半球同期的速度都要快，中国每十年升温0.22℃，50年里平均气温升高幅度达到1.1℃。”刚公布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发表《气候变化2007》报告指，随着气候变暖，两极海冰面积减少，北极洋到世纪末甚至可能没有海冰；至本世纪末，全球水位会上升18至58厘米。若情况持续，一千年之后，整个格陵兰的冰块都会融掉，令全球水位再上升7米。
   
    ★ 上升速率超全球平均值
   
    中国的情况更为严峻。“近50年来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达2.5公厘/年。上升速率高于全球1.8公厘/年的平均值。”国家海洋局新闻发言人李春先对记者表示。未来3至10年中，沿海海平面仍将不断上升，而津、沪、粤等沿海海平面上升幅度较大，介于9公厘至38公厘之间。李雁说：“如果照这样算下去，到本世纪末海平面将上升25厘米左右。根据《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估算，如果海平面上升30厘米，珠三角、长三角和黄河三角洲、华北平原可能遭淹没的海岸低洼土地面积超过2万3千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2.3%。”李雁忧心忡忡地表示，最近几年，中国沿海的风暴潮、海岸侵蚀、咸潮等都在加剧，“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已经在发生，“千万人大迁移”的情景也许不需要等到本世纪末。”而据估算，海平面每上升1米，中国沿海将有12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淹，7000万人口需要内迁。
   
    ★ 水位升6米维港成泽国、经济损失料逾4000亿港元
   
    水位上升将威胁全球和沿岸城市，香港亦无法幸免。绿色和平“气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项目主任张韵琪说：“香港虽然不属低洼地区，但亦可能受牵连，首当其冲的地区相信是新界西北部，如元朗、锦田等地。”
   
    香港大学地理系副教授Dr.WilliamJ.Kyle指出，维港两岸都是填海区，新填的地区如西九龙及中环湾仔等，应已预计未来水位会上升，但旧填海区如东九龙及港岛东区，则未必预留太多空间，政府应研究这些区域未来会否受到淹浸。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长杨继兴表示，全球变暖对香港直接的影响是带来风暴潮。当水位上升，台风中心就会更易把膨胀的水面卷起，酿成广泛水灾。他说，“香港一般的风暴潮只会令水面增高0.5至1米，但01年台风“尤特”01年袭港时，憃鱼涌和大埔滘的水位分别升高3.38及3.47米，大澳和流浮山等低洼地带即出现水浸。里昂证券日前公布的经济研究报告采纳美国太空总署辖下的研究中心预测，若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约3℃，北极格陵兰和南极大部分冰川会融化，水位会上升6米，届时维港两岸会回复至未填海的光景。皇后大道以南会被水淹没，国际金融中心、汇丰和中银大楼、维园全被水淹浸，连添马舰新政府总部亦难逃一劫。西九龙的填海区、香港文化中心也不会幸免，淹浸范围北至旺角朗豪坊才止步。香港天文台2004年的报告指出，港海平面在过去40年间上升了约0.12米，而全球变暖可能是导致变化的一项重要因素。
   
    ★ 经济损失超港一年收成
   
    据里昂证券报告评估，若维港两岸淹浸，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约为550亿美元，即高逾4000亿港元，影响甚钜。在维港两岸的物业中，单以恒基地产为例，市值接近800亿港元的物业，海平面若上升六米，便要面临破产了，而市值近700亿港元的九龙仓也不能幸免。以2006年最新物价水平，香港的本地居民GDP约为3500亿港元，如果海平面上升今天发生，便可蒸发香港所有的生产总值。全球暖化带来的问题，对香港人而言绝非事不关己。香港科技大学环境研究所经理刘启汉教授对本报表示，“香港人以为100年是很遥远的事，他们忽略了极端天气事件的威胁，只要香港的水位上升2至5米，珠三角就会有广泛水浸。珠三角现有9万多家港资工厂，一旦遭到水浸，受影响人数多达400万人。”

   ★ 珠沪洼地或沉入汪洋、对珠三角威胁最巨
   
    中国测绘科学院胡建国研究员对本报记者表示，受海平面上升影响最大的当属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绝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不到1米，其中有1/4的土地在珠江基准面高程0.4米以下，大约有13%的土地在海平面以下。广州、佛山、珠海、中山、东莞等大部分地区高程在珠江基准面0.5到2米左右，许多地区目前仅靠堤围防护。
   
   ★ 50年内沪或淹没
   
    海平面上升同样威胁长江三角洲。胡建国指出，未来50年内，上海地区沿海海平面相对上升幅度将可能达到75厘米。“对于平均海拔仅为大约1.8米到3.5米的上海来说，理论上也许不到2050年就会被淹没。”国际上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当海平面上升1米以上，纽约、伦敦、威尼斯、曼谷、悉尼、上海等世界级大城市将面临浸没的灾难。
   
   ★ 沿海黄金经济带、濒临灭顶之灾
   
    李雁对本报表示，最近几年，内地每年干旱、洪水、台风等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3000亿元人民币，超过全国GDP的1%。“其中，台风和强热带风暴造成的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直接经济损失达699亿元。”
   
   ★ 水位上升损失难估
   
    她说，海平面上升之后，中国沿海一带将遭遇更多的洪涝灾害，因为排水更不畅通而“淹不起”，即使是一些局部性的风灾水患，经济损失也动辄上亿。自然灾害如得不到控制，两大三角洲的投资环境将遭受致命打击。上海同济大学海洋地质教育部一位专家对本报表示，“随着潮位上升，如果防潮措施不到位，港口码头的吊机等作业平台以及堆放的货物都会受到海水的淹没、侵蚀，造成经济损失。海平面上升还会淹没部分滨海设施，侵占沙滩资源，对沿海旅游业发展带来危害。此外，在沿海建设楼盘的开发商也会面临灭顶之灾。”李雁认为，还有一些影响的经济损失就比较难评估。“比如，这几年珠江三角洲由于海平面上升加之内陆的干旱，连续发生了多次严重的碱潮入侵，一段时间以内周围几个城市数百万人面临缺水喝的困境。同时，碱水入侵地下水，也污染了土壤，造成沿岸土地盐渍化，危及农作物和当地植物的生存，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此外，为了应对碱潮，人们还要花大力气来调水压碱；为了抵挡海潮，沿海城市可能需要花费数百亿修筑海堤。”国家海洋局《海平面上升对中国沿海主要脆弱区潜在影响的研究》报告显示，珠江三角洲脆弱区在现有防潮设施情况下，当海平面从历史最高潮位分别上升30、65和100cm时，2030年相应的淹没经济损失为560亿、1808亿和2625亿元人民币；长江三角洲区域2030年的经济损失分别为96亿、2372亿和15995亿元人民币。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给出的图景认为，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的五分之一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 生态浩劫并非危言、“减排”迫在眉睫
   
    那么，针对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有哪些对策呢？李雁认为，鉴于内地沿海一些堤防已不适应未来海平面相对上升的新形势，应及时加高加固现有堤防设施。“当然，这些只是“治标”的方法。”
   
    ★“减排”才是治本之策
   
    她指出，全球暖化的根源在于燃烧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因此各国通力协作、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才是“治本”的举措。
   
    “如果要将温度升高的幅度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避免更高升温带来不可逆转的恶劣后果，减排行动必须加紧步伐。如果这条全球公认的升温警戒线是2℃，那么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50%。这固然需要大量的投入，但现在采取行动的代价会远低于坐以待毙所导致的气候破坏。”李雁表示。按照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到2009年中国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地还有相当多的机构、决策部门，并不认为环境问题有多么严峻。在他们看来，不能强调排放而降低能源消耗，从而阻滞了经济发展。”
   
    “我们正面对一个生态定时炸弹，如果企业、政府和个体没有达成这个事关人类未来生存的共识，完全可能引发人类浩劫，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 中国亟须调整能源结构
   
    对此，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则认为，“中国的基调应该改变了。”在他看来，在加强适应能力的同时调整能源结构，降低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依赖，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并进一步提高能效，都是减缓气候变化的积极措施。此外，他还提出，“日本的能源利用率是最好的，它的效率是最高的，通过引进技术可以减排，借机把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 ▲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http://topyl.com/contenthistory.php?fid=PGLT&id=2437279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毛泽东知道这不是真正意义的胜利。要是日本人不去打美国，美国人决不会为亚洲和日本干起来，那样的话，中国的抗日战争就不那么容易获得胜利了。可是，犯傻的事情美国人又接着日本做了一回。朝鲜战争让毛泽东找到一个可以使中国人民彻底振奋精神的切入点，战争的结果很使全国人民扬眉吐气，也使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毛泽东又一次用军事手段的办法，实现了军事目的以外的目的，这可能是他天才的领导指挥艺术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朝鲜战争虽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胜利鼓舞了人们的冲天干劲，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消耗掉的物力很快就获得补充，而且得到了更大的增长。新中国几乎是在一夜间消灭了娼妓、赌博、吸毒等沉渣，而且还在极短的时间里消除了蝗虫、血吸虫等这些千百年来危害人民生存的灾害，同时黄河、海河等的治理也一步一步展开。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热闹非凡的时候，毛泽东却越来越焦虑。他在诗词中写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号召中国人民：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鼓励广大劳动人民，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切的一切，都无不看出毛泽东的焦躁心境。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毛泽东真的想一步登天吗？我想，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自然知道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不至于这么盲目。

　　让我们把探询的目光转到延安时期的窑洞里去吧，毛泽东在那里写了许多让我们这些后来者百读百新的著作。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文学艺术应该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他批评一些文艺工作者，“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毛泽东这篇讲话源于对王实味的批判。王实味在《野百合花》里把某些领导人爱京戏，机关周末举办舞会描述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他把延安人描述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并流传到国统区的报刊上，影响很坏。现在，我们通过电视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的形象：头发很长，穿的衣服和现在的真的要饭花子差不多。

　　 在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中国又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从这些语言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亲自出马，指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领导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他在给中央政治局及周扬、林默涵、邓拓等的一封信里这样写到：“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了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毛泽东说过，高贵者愚蠢，卑贱者聪明。春秋战国时有人说过，肉食者不足以谋。民间也有一句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晚。我们不能将毛泽东的这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当成一个政治家装点门面的话。人民始终在毛泽东的心里占据着很大的位置。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残留得太多。五七年的反右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方面的强迫改造，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这是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里的一句话，可以认为整个代表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设想。

　　 当然，文革前夕，中国有些微妙的权力之争。毛泽东为他的话出不了北京，曾大为恼火。这里，应该提一下吴晗的《海瑞罢官》，吴晗好象当时是北京副市长，他的《海瑞罢官》被认为有影射嫌疑决不能说是空穴来风。所以，有的人认为毛刘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文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当“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被“打倒”后，毛泽东继续号召“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向各级地方政府夺权，后来又号召各地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如果是为权力，刘少奇等一倒，文革就可以结束了。

　　 毛刘的矛盾只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导火索。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工农大众的力量已经发挥出来了，社会主义建设所遇到的阻力来自知识分子的思想落后，他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既然可以一样的为新旧社会服务，就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问题。”

　　 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改造知识分子身上和社会主义格格不融的的落后的思想，彻底让知识分子融入无产阶级中，彻底扫清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广大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目的也合了发动文革的目的。

　　 停笔沉思，无法表述的感觉在心中弥漫。历史啊历史，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阴差阳错。

　　 请允许我用毛泽东的话结束本文。

　　 “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

2007年02月15日来源：解放军报: 1962年7月，美军在约翰斯顿岛上空进行了当量为140万吨的核试验，核弹爆炸1秒钟后，距试验场800公里的檀香山岛上的数百个防御警报器全部爆裂，瓦胡岛的照明变压器被烧坏，檀香山与威克岛的远距离短波通信中断。与此同时，距爆心投影点1300公里的夏威夷群岛上，美军的电子通信监视指挥系统也全部失灵。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呢？美军调查小组事后发现，“元凶”原来是核爆试验产生的高能电磁脉冲。这一偶然的发现，激起了美军将高能微波武器用于战场的兴趣。特别是近20多年来，电磁脉冲武器的研发和运用正呈加速的趋势。

    海湾战争中，美海军使用由“战斧”巡航导弹携带的微波弹头，破坏和摧毁伊拉克的电子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压制防空武器。在1999年3月24日对南联盟轰炸中，北约使用了微波炸弹，使南联盟部分地区的通讯设施瘫痪了3个多小时，并摧毁了贝尔格莱德的供电系统。2003年3月26日，美军使用高功率微波炸弹轰炸巴格达电视台，爆炸时产生的电磁微波能量达数十亿瓦，造成巴格达地区大面积停电，雷达、电脑、电话、广播通讯陷入瘫痪，一些交通工具无法使用。 

美国的“主动拒止系统”（Active Denial System，ADS）[中国国防科技信息网]

    目前电磁脉冲武器主要包括核电磁脉冲弹和非核电磁脉冲弹。核电磁脉冲弹是一种以增强电磁脉冲效应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核武器。非核电磁脉冲弹，是利用炸药爆炸压缩磁通量的方法产生高功率微波的电磁脉冲武器。微波武器可使武器、通讯、预警、雷达系统设备中的电子元器件失效或烧毁；导致系统出现误码、记忆信息抹掉等，强大的高功率微波辐射会使整个通讯网络失控。甚至能够提前引爆导弹中的战斗部或炸药。电磁脉冲武器还能杀伤人员，当微波低功率照射时，可使导弹、雷达的操纵人员、飞机驾驶员以及炮手、坦克手等的生理功能发生紊乱，出现烦躁、头痛、记忆力减退、神经错乱以及心脏功能衰竭等症状；当微波高功率照射时，人的皮肤灼热，眼患白内障，皮肤内部组织严重烧伤甚至致死。前苏联的研究人员曾用山羊进行过强微波照射试验，结果1公里以外的山羊顷刻间死亡，2公里以外的山羊也丧失活动功能而瘫痪倒地。

    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不断发展，电磁脉冲武器在军事领域呈现广阔的应用前景，高功率微波武器在未来战争中，一旦投入使用，战场将会呈现新的变化，相应的防护装备及战法有待于人们去探索、研究。(解放军报 国防大学王雷）▲

    新华网北京４月２７日电（记者吴晶晶　孙闻）国家测绘局和建设部２７日联合公布了我国１９座名山的高程数据。这是继２００５年公布珠穆朗玛峰高程后，我国再一次公布山峰类重要地理信息数据。

    此次公布的１９座名山高程数据分别是：泰山１５３２.７米；华山２１５４.９米；衡山１３００.２米；恒山２０１６.１米；嵩山１４９１.７米；五台山３０６１.１米；云台山６２４.４米；普陀山２８６.３米；雁荡山１１０８.０米；黄山１８６４.８米；九华山１３４４.４米；庐山１４７３.４米；井冈山１５９７.６米；三清山１８１９.９米；龙虎山２４７.４米；崂山１１３２.７米；武当山１６１２.１米；青城山１２６０.０米；峨眉山３０７９.３米。

    名山高程是我国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国家测绘局副局长李维森说，目前，我国许多山峰高程数据不统一、不准确，有的甚至相差近百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社会对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需求不断增长。依法公布我国著名山峰高程数据，可有效规范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审核公布行为，引导社会公众使用权威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强化公民国家版图意识。

    据介绍，在综合考虑知名度、影响力、测量条件、国防安全等因素的基础上，国家测绘局将我国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包括世界遗产）范围内的７８座著名山峰高程纳入了由国家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范畴。２００６年７月下旬至２００７年３月上旬，第一批１９座著名山峰的高程测量完成，获得了较为精确的数据，并获得了包括７位院士在内的１２位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今后还将陆续分批公布其他名山的高程数据。

    我国第一批１９座名山高程数据公布后，国家测绘局将会同建设部，对这些山上原有的高程标志进行清理，并选址设立新标志。这些高程数据自公布之日起，将在行政管理、新闻传播、对外交流、教学等对社会公众有影响的活动中使用。▲

2007年04月28日人民日报：今年，是叶剑英同志诞辰110周年，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也已接近30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叶剑英同志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推动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立下的丰功伟绩。

叶剑英同志作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生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表现出伟大         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叶剑英同志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有力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场斗争中，他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民群众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使党和国家工作走上正确轨道，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然而，由于“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中，国家的各项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还未能突破“左”倾错误理论的束缚，仍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的局面。为打破这种局面，叶剑英同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 一是排除阻力，坚决主张让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叶剑英同志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下，邓小平同志终于重新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许多老革命家、老同志的工作也陆续得到恢复，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从而使党和国家有了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为历史转折的实现准备了干部力量和组织基础。

▲ 二是坚决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事”的观点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叶剑英同志明确支持邓小平同志的主张。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同志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他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1978年春天，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以后，叶剑英同志坚决支持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大讨论。这一讨论，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 三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与邓小平等同志一起，推动中央做出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1978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方面的转变，使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许多老革命家积极努力，终于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着重强调了领导班子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和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三个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与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完全一致，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从而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实现党和国家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改革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叶剑英同志以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和政治远见，在推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祖国统一、干部队伍年轻化以及民主法制和军队国防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而郑重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要达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全国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以至个人，他们的工作评价和应得的荣誉，都要以对现代化建设直接间接的贡献如何，作为衡量的标准。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为此，不仅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篇讲话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及目标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此后，叶剑英同志又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旗帜鲜明地反复强调，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把充分发挥我国现有企业的作用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但要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还要有分析地研究外国的有关经验。特别是对当时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改革开放的某些实践如特区建设、包产到户等，他都给予了宝贵的支持。

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广州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和创办经济特区的汇报后，表示大力支持，并要求广东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1980年4月，他专程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听取两市市委的汇报后，对经济特区的创办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勉励大家“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①同年8月，叶剑英同志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1年4月10日，在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广东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取得显著成绩时，叶剑英同志肯定说：“这办法好，要加以推广。”②在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农村改革得到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从维护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制定、实施和发展了对台方针政策。早在1955年，党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设想，接着又提出准备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确立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1979年1月，叶剑英同志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强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尊重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告台湾同胞书》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宣示。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同志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后来被称为“叶九条”)方针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的主张；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提出“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③。

关于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实际上明确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所以，1982年1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④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使这一构想日益完善，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1984年和1987年，中国政府分别与英国政府、葡萄牙政府，就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奠定了基础。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到祖国的怀抱。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在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祖国大陆与台湾逐步结束了长期隔绝的状态，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日益发展。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利互补的局面初步形成。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它是祖国统一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叶剑英同志为这一伟大构想的形成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大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以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同时也需要解决好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叶剑英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叶剑英同志非常重视并很早就提出了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来，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1979年，鉴于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已经重新确立，年富力强的同志也已挑起了重担，叶剑英同志请求中央同意他退出领导岗位。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再次谈到干部新老交替问题，强调后来者居上，年轻的超过年老的，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希望新上来工作的年轻同志，同老同志亲密合作，挑起重担，奋勇前进。他恳切地说道：我今年85岁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在中央没有决定我退出之前，当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⑤

1983年2月，在他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之际。他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五届人大常委会考虑他的身体状况，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给他复信，表彰他在历史上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高度评价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所做的辛劳而卓有成效的工作。1985年9月，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收到叶剑英等131位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的来信。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给叶剑英同志发出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光辉业绩。

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推动下，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到1985年底，全国已有近46万名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⑥到1986年底，全国共有137万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或退休。⑦叶剑英同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干部制度改革，为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做出了突出贡献。

叶剑英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追求真理。他所作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的诗句，是他不懈奋斗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在党和国家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发挥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献身精神，好学深思、勤奋工作、顾全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我们纪念叶剑英同志，就是要以他为榜样，继续完成他毕生追求的事业；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发表于 2007-4-28：恶毒用心：美国拖垮中国的完整计划揭密
 
     苏联解体后，美国最大的目标就是如何拖垮中国？因为只要中国被拖垮，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将不战而胜，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在地球上消失，因此，美国战略的重点也从欧洲转向了太平洋。从这几年它的所做作为我们大概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如果对比它拖垮苏联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很多的共同点：

　　★ 一、 攻敌之强。

　　苏联和美国对抗的最强项是军事力量。尽管苏联的经济也很发达，但没有达到和美国抗的程度。所以美国人知道，苏联人不会和它比经济只会比军事。于是，美国就大手大脚的在军事领域上和苏联比，一直到把整个苏联拖垮。当然美国的策略是军备竞赛，而不是直接的军事打击。

　　在对付中国的方式上，美国的策略也是大同小异：对中国的最强项进行蚕食式的攻击。直到把中国拖垮。攻敌之强的好处是使对方没有防备，而且也不知防备。做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那么中国的强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经济，不是我们的军事，也不是我们的科技，而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简单的说，就是中国人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为了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意识。这种意识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由于这种意识，中国尽管落后，但全民一心，可以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杀于马下！？？朝鲜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中国无论在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上都远不是美国的对手，所以美国人根本不用担心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但是美国人怕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一旦在美国面前完完全全地团结起来，美国远不可以战胜这样的中国。而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上对中国的挑战都会把中国人这种精神挑起来，那是美国不想看到的。美国要在现在的国际国内（中国）形势下拖垮中国，唯有瓦解中国人的国家民族精神！一但中国人失去了这种精神，中国不过是一盘散沙，不会对美国的目标构成任何威胁！

　　就如满清末年的哪个样子，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如列强，不是我们的经济不如列强，而是我们没有团结起来；中国很多人，但是谁也不信谁管，内部矛盾重重，人民各为生计，列强轻易就让中国屈服。美国就是想让中国人回到这样的状况中，那么中国不攻自破了！

　　那么美国会怎么使中国人失去这种凝聚力呢？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从“银河号事件”、“炸驻南使馆”、“撞机事件”等可以看出，美国的目的并不是想真正对中国挑衅，也没有那个必要。它的目的是制造外交事件，让中国政府不知所措，产生外交上的失误，让国人觉得我们的政府没有在外交上维护我们的利益。其实在台湾问题上的纵容，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以后美国和中国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通过这些事件，美国并不想达到什么自己的目的，在这些事件上得到什么表面上的利益。只是想让中国政府失误，让中国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不停的下降，失去对人民的号召力！蚕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国内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民望。使人民对她失去信心。从而对整中国失去信心。这是美国最大利益。也是它最想看到的情况。

如果中国政府没有看出美国的这些恶毒用心，而轻易的处理，没顾及到国人的感受，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美国就可以让中国人民觉得屈辱，而且（因为政府的态度）无法摆脱这种屈辱感，使之变成民族的自卑。这样，就达到了它的目的。在心理上切切实实的瓦解中国人，使之失去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信心，转而变成对美国的惧怕。

　　★ 二、 旁敲侧击

　　要和美国对抗，或许说美国要拖垮中国，中国人往往把心思留意在如台湾问题、军事对抗、经济制裁这些观念上。但是谁会想到美国的这个用心？？我们自以为的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或许在不经意之中就被美国蚕食而尽！就如俄罗斯的国家经济在不经意中被美国拖垮一样！某一年，我们的子孙不再希望自己是中国人，而想到美国去？单单是出于民族感情的考虑时，那就是美国又一次成功的现象了！就如我们不会为一支每场必输球队喝彩一样，我们（作为一个一个的人）也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屡屡被侮辱民族的一员。美国的策略是不做大规模的对抗，在一些小事情上旁敲侧击地、一点一点去消磨掉中国人的精神。一但这种被侮辱的感情日积月累下去，美国要达到其目的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在这些旁敲侧击的事件上，我们没有时间和迫切性去作考虑，不会做深刻的反省。于是，慢慢的，我们就在不经意中被完全瓦解了！我们的人民？12亿的大部分，对政府失望、不抱期望时，我们就是苏联第二！失去了对人民的号召力，中国政府在力量上还不及俄罗斯；失去民族精神，中华民族还比不上巴勒斯坦民族（若大的一个阿拉伯世界，就是对付不了丁点大的以色列）。那时候，美国想对中国怎么办就怎么办！

　　兵法说：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经典的例子是什么？就是美俄相争。美国完胜俄罗斯，而且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刃血而使俄罗斯屈服？？何等漂亮的一仗。兵法中“全国为上”，美国的策略是上中之上！现在它又把这种策略用到我们的身上了！美国人的思维是：对我有利的就是好的，对我不利的就是坏的。现在，中国是阻碍美国称王称霸的最大障碍，就是对美国不利的，就是坏的。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眼钉肉中刺，不除去中国美国就不舒服。我们需要时时警惕，更需要冷静和思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美国的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