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文章提供 于 2007-4-28 

　　★ 积极派遣特使出访，符合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一个并不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名字，在一周前却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4月19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证实，中国政府已经任命前驻挪威大使陈乃清出任负责朝核问题的朝鲜半岛事务特使，直接辅佐六方会谈中方团长、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

　　随着陈乃清的走马上任，中国外交特使群体也更加清晰地浮现在公众面前。这些奔波于战火频仍或矛盾冲突激烈地区的外交官们，代表着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和斡旋国际事务，而他们自身也经受着智慧和耐力的考验。

　　★ 资深女特使授命协调朝核

　　一头短发，一副框架眼镜，面带微笑，不温不火，这是54岁的陈乃清的标志性印象。作为中国目前屈指可数的女大使之一，陈乃清至今已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三十余载。

　　1974年从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后，陈乃清就直接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此后辗转中国驻英大使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等多个部门，就任朝鲜半岛事务特使前，陈乃清的身份是中国驻挪威大使。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主任张历历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从陈乃清的履历来看，既有丰富的驻外工作经验，又从事过外交政策研究。“这种在多个相关岗位工作的背景，一定使她具备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并能贯彻中国的外交政策，协调各方利益。”

　　这一点在中国驻挪威大使馆政治处主任董凤鸣的讲述中也得到了印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董凤鸣对这位老领导的对外交往能力敬佩有加。“（担任朝鲜半岛特使）我们都觉得她非常合适。”

　　★ 外语、经验、人脉 一个都不能少

　　在陈乃清上任消息被宣布之际，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孙必干刚刚风尘仆仆地结束对沙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访问回到北京。

　　“我被任命为中东问题特使，既是我的荣幸，也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去年4月，被任命为中东问题特使时的孙必干曾如是发表就职感言。此次出访归来后的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自担任特使以来，他也多次访问中东，并和欧盟、美国、俄罗斯、联合国的中东特使不定期会晤。

　　事实上，“特使”的称谓频繁进入普通中国人的视线，应该是自中国首位中东问题特使的出现开始。2002年9月，在巴以冲突升级之际，中国引人注目地第一次派出中东问题特使，而担此重任的就是孙必干的前任、时年６６岁的退休外交官王世杰。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阿拉伯语，当过中国驻巴林、约旦和伊朗等三国大使，这些丰富的阅历和优势，成就了王世杰的特使之路。与王世杰类似，孙必干也有着长期在中东工作积累的广泛的人脉。

　　事实上，作为以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名义派出的官方代表，特使由于负有专门的外交使命，所以丰富的阅历和外交经验已成为遴选时必不可少的条件。

　　★ 中国“特使外交”日趋活跃

　　王世杰担任中东问题特使的3年里，先后８次出访中东并出席有关国际会议。“王特使当时的出现是向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中国希望在中东等棘手的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位专家如是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近几年来中国向外派出特使的机会正越来越多。前不久，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刚刚以特使身份访问了苏丹。此外，像国务委员唐家璇、交通部长李盛霖等官员也都曾作为特使出访他国。

　　“积极派遣特使的做法，充分表明中国在中东、朝核等热点问题的参与上更加积极和主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这很符合中国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

　　相比欧盟、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外交特使的频繁穿梭，张历历教授也认为，中国也正在经常性地运用“特使外交”，“体现了中国愿意以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 ▲ 来源: 新华网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发表日期：2007-04-27： 朝鲜战争中，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近几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早在战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而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前，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却始终拒之门外。本文依据相关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披露了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以使人们对此间中朝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　1，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  ★

　　★ 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同意金日成来苏联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在4月10日－25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美国不进行干预和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尽管毛泽东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电报后，仍表示支持。在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攻占了台湾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大家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

　　金日成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援助，他此番到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来取得毛泽东的认可。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会谈的所有问题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象的。

　　★ 朝鲜对中国封锁军事情报

　　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

　　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

　　7月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还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

　　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7月10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

　　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 朝鲜暂不考虑请中国援助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

　　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

　　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并与之讨论战争形势。毛泽东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领导人置若罔闻。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

　　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出兵心存顾忌），朝鲜方面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

　　★ 战局变化迫使金日成向中国紧急求助

　　麦克阿瑟在仁川成功登陆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不掌握任何情况，甚至驻平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

　　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领导人的接触很少，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北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

　　周恩来建议，如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备万一；应当利用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申答应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弄清情况，消除误会。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至于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

　　9月21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北朝鲜的生存，中国必须帮助朝鲜同志。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但朝鲜方面对此始终毫无反应。

　　直到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的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束。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

　　即使如此，朝鲜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万般无奈的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过江，支援朝鲜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领导人从内心是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个中原因大概有两方面，一是金日成过于自信，对局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担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仍然困扰着双方。（未完待续）

　　★ 2、关于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

　　★ 中朝首次会谈只谈军队配合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

　　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 两军统一指挥作战提上议事日程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劳动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使“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

　　★ 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

　　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毛泽东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

　　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得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

　　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金日成返回朝鲜后，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加上长期以来朝鲜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历史因素，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是势在必行的结果。（未完待续）▲

　  ★　3、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

　　★ 中方实事求是的主张遭到朝方强烈反对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

　　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

　　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鉴于志愿军在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且“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

　　1月9日上午，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　彭德怀反对“把战争胜利寄于侥幸”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当日黄昏，彭、金、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美军再消灭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攻的主张。

　　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再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

　　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此时，毛泽东也致电金日成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

　　这样，在1951年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象的。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的情绪，显然是受到其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影响。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全无完）（新闻午报 ） ▲
 

　　2007-04-26： 从远古时代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第一个进入太空，人类对神秘太空的好奇和探索从未停止过。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又提出要重返月球、实施登陆火星的新太空计划，力图“控制空间”。可以预料，世界各国在空间领域的竞争必将更加激烈。

　　进军太空是彰显综合国力的需要。空间技术是高度综合的现代科学技术，代表着国家科学技术研究的最高水准；这项世界上最昂贵的科学技术，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劲的科技能力是不可能发展的。

　　进军太空是获取太空资源的需要。广袤的太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各种资源。如不可多得的微重力环境资源。在距地面100公里以上的高度是“真空地带”，这种空间高真空状态无边无际，且相对于地面纯凈无污染。在此环境中进行生物材料加工，可分离出在地面上很难分离的哺乳动物细胞和蛋白质，并且纯度可比地面分离高出4至5倍。此外，在微重力状态中的物体重量，只有地面的十万分之一乃至百万分之一，物体可悬浮空中漂忽不定。在这种环境作用下，制造的半导体材料、特种合金、药品、光学材料及植物育种，其产品性能是地面生产的品质无以比拟的。

　　进军太空是抢占资讯战制高点的需要。在太空探测系统和预警系统的严密监视下，任何重大的军事活动要想不被发现很难。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及其盟国的军事情报70%-90%是由太空侦察系统获得的。部署在太空的各型卫星不仅实现了战场资讯的实时传输，而且实现了资讯向作战能力的迅速转化。

　　进军太空对发展中国家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发展科学技术，只能从实际出发，选择优先发展的重点。利用空间技术则是发展中国家接近发达国家技术水准、发展经济的一条捷径，它可以超越先进国家经历过的传统技术发展阶段，这已在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内的许多国家中得到了验证。（来源：解放军报）　▲

    2007年04月27日南方周末：“如果把转轨比拟为从此岸驶向彼岸的一艘船，那么叶利钦这个掌舵人使船驶离了此岸，但没有到达彼岸。然而这艘船也没有掉头而返，更没有在风浪中倾覆，而且还在冒着风浪向彼岸前行。”

“我们生活在两个时代之间。”叶利钦说。

    这位被普京称为“民族领袖”的俄联邦首任总统，利落地送走了一个旧时代，却在开创新时代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8年。

    历史学家秦晖评价说：“如果把转轨比拟为从此岸驶向彼岸的一艘船，那么叶利钦这个掌舵人使船驶离了此岸，但没有到达彼岸。然而这艘船也没有掉头而返，更没有在风浪中倾覆，而且还在冒着风浪向彼岸前行。”

    他将下葬于莫斯科郊外的圣处女公墓，同样葬在这片墓地的还有赫鲁晓夫，而绝大部分苏联领导人，都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

   “他就像是一个一流的外科医生，面对的却是一个濒临死亡、毫无希望的病人。他进行了一次充满痛苦、却十分必要的手术，病人活了下来。”著名评论员斯瓦尼泽说。

    然而，在66岁的退休工会职员布拉佐夫看来，“他做的惟一正确的事情，就是阻止了一场针对戈尔巴乔夫的阴谋，其他的作为全都大错特错。”

    “为什么一些党委不希望在代表名单中出现的、没有好感的人突然变成了得到人们强有力支持的人？”1989年4月1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当天的社论以罕见的方式，就刚刚结束的人民代表选举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党委会……没有好感的人”说的是叶利钦。一个一年前被宣判政治生命已经终结的人——被解除了所有党内重要职务，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与他的谈话中直言，“我不会再让你搞政治的”，而现在他以89.44％的优势当选人民代表。这种在此前的苏联绝无可能发生的事，在叶利钦身上却发生了。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坚持把叶利钦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提拔到莫斯科，如果没有由他启动政治改革，叶利钦无论如何也难以东山再起。多年以后，叶利钦这样回忆当年戈尔巴乔夫解除他职务的那次谈话，“那时，戈尔巴乔夫大概真的相信他能说到做到。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制造和启动了民主进程。……时代已经变了”。

    《真理报》敏锐地意识到叶利钦当选的不同寻常。不过，这还只是一系列冲击的开始，随后的冲击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冲垮了强大的苏联。

     时代的确已经变了。叶利钦在莫斯科的出现就是一个标志。只不过，叶利钦差一点就和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变化擦肩而过。

    1985年4月3日，当伏尔加车内的电话铃响起时，这位54岁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正为了春播问题而烦心。电话来自莫斯科，征询让他去中央任建设部长的意见。叶利钦在略加思索之后的回答是“不同意”，但还是在第二天服从了“政治局的决定”。在他的同事看来，州一级的活动范围对于精力充沛的叶利钦来说有些狭窄了，叶利钦或许一直就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莫斯科给叶利钦提供了充分表演的舞台。刚一上任，他就对干部进行了大换血，33个区委第一书记他一下换了23个。他把在地方的工作作风带到莫斯科，在党代会报告上，指名道姓谈问题、谈责任；他放弃了国家给干部的许多优待，经常混迹于市民之中，一起排队购买并不充裕的食品，挤公共汽车……他高举反特权、反贪污的大旗。他的咄咄逼人让干部们感到恐惧，却在市民中赢得了良好口碑，认为他是实干家。

    叶利钦支持改革，甚至不满意戈尔巴乔夫的速度。他直斥“苏联70年时间都未能解决人民温饱、提供服务和一些社会问题”，甚至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也不留情面，从来没有一个党员有这样的表现。终于，他的激进连党内支持改革的温和派也难以忍受。1987年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决裂。结果，他在政治上下落的速度和他此前的提升一样快。1987年11月，他被免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随后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失意的日子里，叶利钦曾说“感觉自己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和空虚”，但寂静中有躁动。激进派、社会失意者关注着他。在叶利钦去职的时候，改革已经进行了一些时日，但是改革成果还未能显现，经济增长乏力，供应短缺，怨恨的目光里满是社会不公……苏联早已千疮百孔，它们迟早会奔涌而出。而经过一年蛰伏之后，叶利钦从一个“正统共产党人”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反对派。

     竞选人民代表无疑是叶利钦最重要的一场胜利，接着通过递补进入最高苏维埃，叶利钦通过“公众渠道”重返政治舞台。1989年7月，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组建“跨地区代表团”，要求“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1990年1月又成立“民主纲领派”，目标直指取缔“苏共在苏联领导地位”的宪法第六条。而所有这些被视为冒险的行动，到4月苏联第4次代表大会时即有实质突破。5月叶利钦赢得了他在党内最后一次相当关键的选举，出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随后，叶利钦宣布退党。对此，《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叶利钦此举“把苏联共产党撕开，而且是永远撕开了”。的确，从当选人民代表开始，叶利钦人生每一步跃进最后证明都是让苏联距离悬崖更近。1991年6月，俄罗斯联邦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莫斯科同时有了两个总统，一个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另一个是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总统叶利钦。

    8月19日，亚纳耶夫等苏共传统派发起政变，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鲍尔金等人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站在塔曼师110号坦克车顶，叶利钦进行了最后一次保卫苏联的表演。他说“国家正处于恐怖的危险中”，他呼吁军队“不要再做践踏苏联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冒险主义集团罪恶意志的盲目工具”。政变仅仅持续了60个小时即告失败，叶利钦因为在“平定政变中的卓越贡献”获颁“苏联英雄”勋章。

    不过，随后的四个月，这位“苏联英雄”完成了最后摧毁苏联的工作。1991年12月21日，“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苏联解体。

甚至等不及戈尔巴乔夫清理办公室，叶利钦就于12月27日接管克里姆林宫。当天的《消息报》报道说：“当戈尔巴乔夫今天进办公室时，发现叶利钦已经坐在那里了。”作者：郭力 史哲 姚佳威　▲

  文章提供 于 2007-4-28：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今天(28日)上午的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台独”危险性在上升，这是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严重、最危险、最紧迫的问题。“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准备制止‘台独’和挫败导致‘台独’的重大事变。”

　　贾庆林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台独”分裂势力仍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活动。民进党当局领导人执意推行激进“台独”路线，不断抛出极端“台独”言论，加紧通过推动所谓“宪政改造”进行“台湾法理独立”活动，把“去中国化”、“台湾正名”等分裂活动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肆意对大陆进行挑衅。

　　他说，事实说明，“台独”危险性在上升。这是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严重、最危险、最紧迫的问题。不坚决制止“台独”分裂活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会遭到破坏，两岸同胞的利益和福祉就会受到危害。共同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同胞责无旁贷。

　　贾庆林重申，大陆愿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容忍“台独”，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准备制止‘台独’和挫败导致‘台独’的重大事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李长春日前在接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众议员加藤纮一时表示，中国大陆军备现化都是为了解放台湾，大陆绝不放弃以武力解放台湾。有观察家指，李长春的讲话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两岸联手，制止台独”的讲话相辅相成。

　　日本《读卖新闻》、《东京新闻》报道，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自民党前副总裁山崎拓等人27日抵达北京，与李长春会谈。山崎拓对李长春表示，外界对中国的军费增加颇有疑虑，李长春答说，“军费增加是因人事费增加，装备现代化，主要是为了解放台湾”。李长春强调，大陆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绝不放弃以武力解放台湾。

　　李长春讲这番话时正值两岸经贸论坛开幕，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的讲话相辅相成。胡锦涛当天在会见参加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全体代表时指出，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证明，两岸分则两害，合则共赢。

　　胡锦涛指出，当前，大陆经济发展强劲，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更强劲的动力和更优越的条件。加强两岸经贸文化的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他指出，我们衷心地希望两岸同胞更紧密地携起手来，促进两岸的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制止“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和平，把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维护好，建设好。

　　胡锦涛又指出，两年前，他和连主席在这里举行了历史性会谈，共同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两年来，国共两党有关方面共同举办了两届论坛，围绕两岸同胞共同关心的两岸关系中的热点问题展开了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当天上午在与胡锦涛共同会见参加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全体代表时说，两年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本着正视现实、开创未来的体认，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主张，达成了五点“共同愿景”。几年来，这受到了两岸人民普遍的肯定和欢迎。

　　除了台湾问题，李长春当天也对日本议员们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任之后，中日关系重启对话管道，但并非完全上轨道，中日之间仍有许多不安的因素，务必好好地处理。

　　日本28日起也将进入“黄金周”长假，许多朝野人士、内阁官员都纷纷出访，其中包括加藤、山崎等人的国会议员访华团。此外，还有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二阶俊博26日起访问浙江省推动中日建交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两万人交流计划”。前外相高村正彦、町村信孝等人率领的“中日友好议员联盟”访问北京，预定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晤。 ▲ 来源: 中国新闻网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发表日期：2007-04-29
 
以确凿数据模拟解决争论多年的问题，一个科学仿真“大西线”的民间行动开始了

文/本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随着《西藏之水救中国》读者增多，一年来针对民间水利专家郭开提出的“大西线南水北调雅黄工程方案”，又展开了新一轮激烈争论。

今年两会期间，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再次发出反对声音。

舆论沉默了，行动却出现了。有科技界青年学者避开争论，提出采用“高性能计算与数据模拟”方式，对大西线方案进行仿真模拟，以检验其科学性和可行性。作为行动步骤之一，一项面向海内外招募不同学科志愿者进藏考察的活动正在进行。

行动发起人叫樊建平，是“曙光一号并行计算机”的软件核心研发者。“曙光一号”作为我国科学技术主要成就，被评价为“咬住了国际高性能计算机发展的‘尾巴’”，获得多项科技重奖，曾被写入1994年《政府工作报告》。

在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记者与担任院长的樊建平博士展开交谈。

★★ 动机：现在是数字化时代，一些争论完全可以用技术方式解决 ★★

▲ 记者：关于“大西线”的争论一直相持不下。这种背景下，你们提出搞仿真模拟，恐怕争论双方都会对模拟结果有所期待。

★ 樊建平：我看郭开的方案，是1976年提出来的，当时他四十来岁，都争论到七十多岁了。我觉得我们过去的一些重大决策，包括水利以及其它方面，是靠天才的脑瓜，即使条件不够，谁的声音大谁赢。现在是数字化时代，一些争论完全可以用技术的方式解决，大家看模拟出来的情况，再说可以或是不可以。

▲ 记者：你为什么会想到要这样做？

★ 樊建平：郭开的基本思路是“高水低流”，调西藏水一举解决中国西北和北方的干旱问题，反正那些水你不用，也是白白流掉。但是，科学就是科学，不能从草图去决策一个问题。我们搞模拟，是侦察兵，通过模拟出来的东西看究竟行不行，希望提供给国家作为决策参考。

▲ 记者：用计算机对大西线搞模拟仿真，能够做到同真实情况吻合吗？

★ 樊建平：我有这个自信。从学科来讲，高性能计算和数据模拟仿真，恰好是我的研究范围。数据的采集很重要，有几种方式，一是用卫星采集到工程所涉及的一千多公里的数据，这是快捷的方法，如果分辨率要达到1米，当然价格也比较高，可能要花几千万元。二是用人工获取。现在很多争论的人没去过西藏的那些地方，或者没有掌握确凿数据，这不是一个科学的办法。我们跑到那里去实地测量，回来模拟的时候就有确凿的一线数据。

▲ 记者：这种模拟仿真能解决哪些问题？

★ 樊建平：解决争论最多的问题。比如看看水能不能流过去？原因；还要检验一下有些地方是不是做坝不合适？还有那241公里的隧道能不能打，岩石行不行，能不能放炮……要检验的问题太多了。

★★志愿者：志愿者是业余的民间的，50人团队包括岩石专家力学专家水文专家遥感专家等★★

▲ 记者：在网上看到你们招聘“大西线南水北调进藏考察团”进藏志愿者的方案，今年6月至8月出发？

★ 樊建平：出发时间推迟到明年6到8月，我想把准备做得充分一点。我想从现在到明年出发前这段时间，主要是收集数据资料进行粗模拟，建立早期的数字沙盘，在此基础上展开第一阶段的模拟工作。我们想赶快把第一代模拟做出来，能够贯通地看到。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去完善。

▲ 记者：这个模拟涉及的学科很多，你们需要许多志愿者吧。

★ 樊建平：设想50来人吧。比如岩石专家、力学专家、水文专家、遥感专家……学科专业尽量能全面些，人员要老中青结合。能不能招到合适的志愿者，决定了我们可以模拟到什么程度。

我还承担着国家的课题，大西线这一块，定位是业余的、民间的，所以要招志愿者。

★★ 性质：以民间的名义进行业余操作，初步的模拟两年可以做完 ★★

▲ 记者：为什么要以民间的名义？

★ 樊建平：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事情能够推动，哪怕最后证明出来的结论说不行。我们怕自己哪个方面做得不好，伤害到这个单位，所以用民间的方式，是民间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结合在一起做这件事。

▲ 记者：如果以民间的名义做的话，会不会缺乏信度，会不会引起一些看法，包括对你的实力、财力各方面的疑惑？郭开的民间身份，就引起一些学科专家的看法。

★ 樊建平：那无所谓了，我没有太高的期望。我现在跟你谈话的身份不是先进技术研究的院长，我自己有一个高性能计算和数据模拟研究中心，这是我的学科。我们在做华南高性能计算与数据模拟网络，还有数字深圳、家庭服务机器人、虚拟解剖和手术、遥感数字程式……在这里加入“私活”做大西线，没有问题。我们已经着手了，我让我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就做大西线。

▲ 记者：如果是业余操作的话，周期会不会很久？

★ 樊建平：我们想，初步的模拟两年可以做完，可以看到大概的情况；如果要做得很深入，可以做很久。

★★ 条件：进藏考察物质准备，借助社会捐助低调行事 ★★

▲ 记者：物质上的准备，比如设备等等要求不简单吧？

★ 樊建平：在做。我们院已经买了一个超级计算机设备，最大的钱已经花完了嘛。我们想逐步增加设备的运算能力，今年到5万亿次，明年到20万亿次，2010年左右到100万亿次。达到这个最终要求，就可以做到细致的模拟。有人愿意给我们无人驾驶飞机搞测量，已经弄到一架。GPS定位系统我们也有了。现在正在捐软件，坝体和隧道的软件都要捐。我们中科院每年开会，到会的兄弟所很多呵，我就向那些所长要东西。我说我要干这个事，你们帮个忙吧。

▲ 记者：您说过要买分辨率1米的卫星遥感图，需要多少钱？

★ 樊建平：要2000多万元。我们不想花钱，我们中科院也有遥感中心，国家也有。我们现在正想办法，看他们能不能支援我们，或者钱少一点，他们知道我们没钱嘛，这是科学研究嘛，他们领导的态度还可以。我们就是想利用中科院系统和大学的力量，把这件事做了。

▲ 记者：从社会上寻求资助了吗？樊建平：进藏考察这件事情，差不多要150万元，“钱江摩托”已经捐了50万元，还得要从社会上再募捐一点钱回来。我们比较低调，愿意的话就捐一点。

★★ 价值：重要的是把模拟出来的情况提交给决策者 ★★

▲ 记者：模拟的参考价值有多大？

★ 樊建平：就看你的精度有多高。我们正在说服国外的公司，考察这么大一个人类的资源，你们免费给一些精度高的数据嘛，好多卫星都在围着我们上空转。

▲ 记者：GOOGLE地图对你们有用吗，有人在上面找到自己家的房子，这种精度够高吧？

★ 樊建平：可是它照西藏也不行，10公里一个点。如果搞得很细，一般人谁买呵？它也是市场经济，城市弄得细，像深圳是几米一个点，已经很细了。要做到精细，除了卫星数据、飞机测试数据，还有我们进藏考察时每人要背一个GPS定位系统，走路就能刷出当时所处的海拔高度，1到3米的范围都能够测到。

▲ 记者：将来通过模拟可以对郭开方案下结论吗？

★ 樊建平：我们只想做工程模拟这一块，把模拟出来的情况提交给决策者。至于下结论，就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决定可以作进一步研究了，那么有关环境影响问题、黄河水增量后对沉积沙的冲刷问题、防洪堤坝的承受能力以及是否需要改造的问题……就需要成立国家层面的大型专业机构来作考察、研究和评估。

民间水利专家郭开于1976年提出引西藏水入黄河的设想，历时30年发展为“大西线南水北调雅黄工程方案”。其设想为在我国西南横断山脉打通一条运河，贯穿 “五江一河”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每年调2000亿立方米的水，其中500亿给黄河、1200亿给青海湖用来改造10亿亩沙漠、300亿给黄土高原，润泽60％的国土面积，一举解决我国西北、华北等干旱地区严重缺水问题。贯穿“五江一河”的大运河总长1239公里，其中隧洞240公里，需修建17个水库，工期5-10年，总投资2250亿元（1994年价）。 ▲

    http://www.qianlong.com/2007-04-10 来源：转载　如果说以徐晋如为代表的十博士在互联网上发起反“于丹现象”只引了一些风波的话，那么，随着《解“毒”于丹——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与庄子》（徐晋如主编，中国物资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的正式出版，声势浩大的反对“于丹现象”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场反对“于丹现象”的活动是严肃的、持久的，它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学人和读者的坚定支持。也许，“于丹”只是一个符号，十博士反对的是日益严重篡改和歪曲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原旨的“于丹现象”。反对“于丹现象”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将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传承具有十分积极意义，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十博士不是“跳墙小丑”，亦非 “醋意大发”，更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十博士的行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使然，他们是中华民族文化与思想的守望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它昭示着我们民族的希望，是华夏民族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根本元素。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民族拥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感到幸福和自豪。

　　学界和社会理应正视 “十博士反于丹现象”。正如十博士所言：“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最大祸患不是来自外来文化的侵蚀，而是来自于那些打着振兴传统文化旗号的无知者”。“中国文化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同鸦片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形势更严峻，也更隐蔽。因为，这一次她所面对的是那些打着要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的旗号的人们，他们巧言令色，谄视媚行，实际却偷偷为中国文化掘好了坟墓。”这绝非危言耸听，面对目前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现状，我们的学者和专家教授不能失语，有责任理性地厘清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与普及方式，维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来源，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世界未来能够走向大同的重要思想资源，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建立就是最好的佐证。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等闲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