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http://www.qianlong.com/2007-04-26 来源：北京青年报：今年“两会”期间，有28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取消利息税。后来传出消息，两个月内会有答复。但是，最近突然出来两位“财税专家”，对此提案大泼冷水。其中有一位可谓态度鲜明：“可以肯定地说，对个人存款利息所得征税不会取消。”而另一位则是立场坚定：“对个人存款利息所得征税具有‘劫富济贫’的调节功能，利息税不应该取消。”
 
　　作为专家，既提出论点，必握有论据。这两位专家所说的理由，概括起来有四。理由一：利息税具有“劫富济贫”的调节功能；理由二：“利息税触及最多的还是中低收入者利益”这一判断有误；理由三：把钱存在银行里赚取利息，应该视为一种投资，而投资历来是有赢有亏的；理由四：现在还不能说老百姓的利率是负利率。

　　虽然不具备“财税”方面的专门知识，但是拜读了专家们的上述4点理由后，总觉得骨鲠在喉，不说不快。于是，按照一般常识，也来分析一下上述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到底是专家，随便举几个数字，就把“利息税触及最多的还是中低收入者利益”给否了，反而认为利息税是“劫富济贫”。专家仅仅以8亿农民存款不到20%和2000多万贫困人口来说事，态度非常草率。其实，即使是从人数上来看这个问题，富人是少数，中低收入者是多数，“触及最多”之说也应该成立。就说贫困人口，无论总数是多少，其中“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的可以说很少。因为现在“低保金”大多通过银行发放，有孩子的家庭大多会留一点，给孩子上学用，他们的孩子也许可以免交学杂费，但现在学校里这样那样的收费不少，你总得时刻准备着点。有病、残成员的家庭，也会留一点，以防不时之需，虽然有医疗救助，但能够补贴50%就算阿弥陀佛，要是手上没点钱，医院的门都进不去……然而，一项没有起征点，也不采用累进制，税率一刀切，统统按20%征收的税收，当然会笼罩所有的贫困人口，他们的存款再少也照样得交利息税。请问专家，这公平吗？

　　所以，利息税不光“劫富济贫”，同时也会“劫贫济贫”，后者的涉及面更大。可能专家会说，富人存钱多，扣缴的利息税也多；穷人存钱少，扣缴的利息税自然也少；穷人交的利息税，与富人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说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不然。不知道这两位专家为什么忘记了“边际效益”这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同样的一元钱，对富人和穷人来说是不一样的，在富人手里可能根本就不是钱，而在穷人手里却可能是一顿饭钱。所以，现在的利息税所表现出来的不公平是令人惊讶的。

　　专家举出“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2.7%，中国人民银行调息后仅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就为2.79%”，以此来否定“负利率”，更是让人大跌眼镜。确实，2.79%减去2.7%还有0.09%，可还要减去20%的利息税，也就是还要减掉0.558%，其结果难道不是负利率吗？同时，以CPI来说事是有问题的，中低收入群体存钱是为了吃饭、住房、就医、子女教育，这些方面消费价格的涨幅不知专家又如何计算。

　　至于“把钱存在银行里赚取利息，应该视为一种投资”，那更是近乎强词夺理。将老百姓往银行里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愣说成是为“赚取利息”，不怕别人笑掉大牙。怎么没有看见银行门口贴上“专家提醒，银行存款有风险”之类的广而告之呢。

　　当然，我们也很清醒，既然专家放出风来，恐怕就意味着取消利息税难有希望。中国的财政支出中有太多“刚性支出”，所以，即使是不到500个亿的区区小数，现在也难以调整，这些钱够用来解决城乡低保外加新农合的了。但是，说利息税就是为此而征，证据不足，难以服人，中国的财政从来都是主张大一统的，根本没有专门征某种税以支持某项政策的先例。作为专家，这样妄下判断是否有搪塞老百姓之嫌呢？(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 

 

2007-04-26  “邓丽君是台湾间谍。”

　　这一惊人的消息是在邓丽君突然死亡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1995年6月中旬，由台湾大众杂志《独家报道》6月刊首先报道的。

　　杂志社记者在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退役少将谷正文先生进行采访时，谷正文直言不讳地指出：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由当时的三处吴处长负责单线联系（吴先生于1994年死于癌症）。而配合协同工作的则是我所在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统计局。

　　根据谷正文的叙述，当时的情况如下： 转自club.china.com

　　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了来自新加坡的演出邀请书，她被邀请参加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为此，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当局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当时邓丽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请的还有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

　　在出入境申请的审查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他（她）现有的条件为台湾当局进行情报工作。

　　在邓丽君递交了出境申请之后，台湾“国家安全局”不但对邓丽君本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且对邓丽君的家庭及家族也进行了全面审查。

　　“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是专门负责对外关系以及向海外选拔派遣特别情报人员的管理部门。审查中，由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为是原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而其母亲赵素桂的家庭中尚有部分成员仍生活在中国大陆，为此，当时的“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吴处长亲自拿着邓丽君的个人档案和厚厚的审查资料，直接来到了“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要求国民党军方协助审查工作。当时“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负责此方面工作的责任部门就是特勤处，谷正文就是当年的特勤处少将主任审查官。

　　根据谷正文的回忆，自从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需要出境，为了得到出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成“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邓丽君正是属于这一类。

　　在谷正文的叙述中，他还提及了另外一个当时在台湾较为著名的人物，即台湾歌星白嘉莉小姐。这位白嘉莉小姐也和邓丽君一样，为了出境演出的需要，不得不充当国民党政府的情报人员，利用其艺术活动的有利条件，奔走于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为台湾国民党政府传递情报和充当“使者”。直到白嘉莉小姐结婚后，才解除了她特务情报人员的身份。
 
　　关于这些被收编为情报人员的民间人士的作用和任务，谷正文进一步解释说：“像邓丽君这样被吸收进来的特务工作情报人员，原则上与其它专业间谍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她）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们现存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而已。”

　　“邓丽君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这一消息引起了台湾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首先是邓丽君的家属们对此事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长兄邓长富针对《独家报道》杂志的文章，代表邓家向新闻界发表了以下声明：

　　《独家报道》杂志的采访报道文章是在没有对我们家属进行任何采访的基础上编写的，是对邓丽君本人的侮辱，作为同是记者的我本人，为它感到羞耻。

　　然而，针对邓丽君家属们的发言和其它一些不同意见，谷正文分别在不同场合接受了许多不同新闻报纸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谷正文不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对一些反对意见进行了尖锐的反驳。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现在已经年迈体弱了，在余下来的时间里，我并无什么其它所求，我只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一些事实而已。”

　　“如果邓丽君的家属们或者其他什么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的话，那么就请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还保留着邓丽君的全部档案。到时候请法院去查阅一下，就完全可以知道是谁在胡说八道了。”

　　说也奇怪，在谷正文面对一片不信任的议论和评论，提出以上可以对簿公堂的讲话被公开在报纸杂志上以后，一切反对和不信任的意见和文章一下子全部销声匿迹了。

　　对于民间社会来说，初闻“邓丽君是间谍”令人十分惊讶。但在惊讶之余，民间反应普遍倾向于同情邓丽君。人们普遍表示：当年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批准出境演出为交换条件，将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胁迫收编进国民党特务系统之中，这种做法是任何时候都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转自lub.china.com ▲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26日《人物》杂志 :　小平头成了林毅夫留给人们的一个“标准”印象。温和的微笑背后，林毅夫常常显出一丝羞涩，然而一旦步上演讲台却显得激情满怀。这时，他往往用异常严谨的逻辑推断，真实而深刻地分析中国的发展，预测中国的未来。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政府高层论坛，抑或在北大的课堂，最精彩的时刻就是他端出“招牌菜”——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演讲往往会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如要谈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智囊人物，不能避而不谈这位“海归”派的经济学者。

　　□ 文/吴志菲

　　★ 台湾明星军官当年特有的北大情缘

　　林毅夫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传奇性人物，在献身经济学之前，他是台湾的一名上尉军官。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设法回到祖国大陆，在北京大学攻读完经济学硕士之后，赴美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80年代末，他携妻将雏再次回到祖国内地，开始了漫长的中国经济发展专题研究，带着中国经济案例走上了世界讲坛。

　　据报道，林毅夫原名林正义(一曰“谊”)，曾是“台湾明星军官”。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林正义看了一眼约2000米外福建厦门的海岸，跳进了海水中。那一夜，金门全岛紧急大搜索，同时为防泄露军机，立即修订作战计划。

　　一天、两天过去，搜索毫无收获，大陆方面也没有任何有关林正义的消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为免影响军心，金门防卫司令部草草完成了调查，在人尸俱杳的情形下以“失踪”结案。

　　1972年初，台湾各报大幅报道台大一年级学生代表会主席、农工系学生林正义在成功岭寒训期间决心申请转学赴陆军官校就读，并立即受到台湾“国防部”的肯定和表扬。在升学主义至上的台湾，军校一向是联考淘汰者的选择，林正义此举无疑为军校招生的低迷行情注射了一剂强心针，此后林正义即成为台湾军方的明星，不时地在各种媒体出现。1975年，林正义以第二名的成绩自陆军官校步兵科毕业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并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陈女士结婚。一年后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于1978年获台湾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被派赴金门担任“马山连”连长——这个连的位置正在马山，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因而是当时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最重要的一个连。林正义冒死从金门泅渡，成功地登上祖国大陆，并改名为“林毅夫”。“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要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在大陆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成名后，林毅夫并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甚至连他台湾出生的背景，似乎都很少有人知道。2002年5月9日，他的父亲林火树去世，林毅夫希望返台奔丧被台方拒绝，为此在海内外华人圈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于是，他个人尘封的历史也被台湾媒体解开了。据说，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说他“叛逃的事实非常清楚”，只要回去，就会被逮捕。最终，林毅夫断了回乡参加父亲葬礼的念头，只是在北京大学里悼念了父亲的亡灵。虽然在大陆开辟了一片天地，但是林毅夫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父亲“生不能养，死不能送终”遗憾深深。　1979年到大陆后，林毅夫辗转来到北京，最后选择到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他当时的想法是，要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首先必须了解大陆社会，特别是作为大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在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专业读研究生期间，他刻苦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进行思考。

　　林毅夫出生在台湾东北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交通闭塞、民风淳朴的小县城——宜兰市。念初中时，学校有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地理老师杨先生。这位杨先生把枯燥的地理课上得生动有趣，在干巴的地理名词间穿插许多历史典故。他的课让林毅夫了解到许多京城旧闻、北大轶事，从而产生了对北大的美好憧憬。

　　1979年，林毅夫终于进入神往已久的北京大学。“作为台湾的一个学生，我对北大一直是向往的。但我回到祖国大陆是希望能够参加工作。可是我想，如果要想真正地很好地参加工作，我应该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包括它的意识形态，包括它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台湾看了一些，但都是经过二手三手的，所以我回到大陆以后，就希望进北京大学，把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背后的一些零星的问题搞清楚。于是，我去北大读了3年书。”燕园3年，正值改革的春风吹起。当时，北大的气氛有点像“五四”时期，国门初开，身处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大学子，充满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祖国复兴的强烈愿望，和对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的迫切求知欲。林毅夫从周围的老师、同学身上，深深地受到了北大传统和精神的感召。

　　★ 诺贝尔将得主的关门弟子意在为强国富民献心智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以及芝加哥大学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D•约翰逊，应复旦大学之邀到中国访问，临回美国前舒尔茨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林毅夫受北京大学经济系指派担任翻译工作，他不但出色完成了任务，他的才气也给舒尔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舒尔茨回国后即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82年，林毅夫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已经退休10年，不再带博士生了，但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破例将其招入门下。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高等院校中最好的经济系，云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当时，林毅夫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国内经济学教育和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十分明显。面对巨大挑战，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中，几年间他几乎没有节假日与白天黑夜。勤奋努力使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学习成绩优异，以4年时间在同时入学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87年，他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为了能够在国内方便地做研究，回国前夕林毅夫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费用，收集了30箱英文文献海运回国——与许多回国的人不同，他尽量压缩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而尽可能多地带回学术资料。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在回国的这些年里，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分析工具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91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成立了“中国农业科技优先序”课题组，当时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林毅夫负责领队执行这项历时3年之久的调研工作。优先序研究的基本原则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要把有限的科研投入最合理地分配到不同的研究项目，从而使科研成果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林毅夫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联合课题组奔赴除西藏、台湾以外的29个省、区、市，进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问卷调查”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潜力的调查”。这两项调查的顺利完成，为优先序研究的成功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资料。随后，课题组进行了“关于用农业科研方式解决目前我国农作物生产中存在的主要技术性制约因素的前景的调查”，以获得对科研成功可能性估计的第一手材料，为评估农业科研项目的经济效益以及优先序的最后确定奠定了基础。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为实体研究机构，林毅夫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初创时，林毅夫与6位教员和3位行政人员挤在北京大学老教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上班，学生来老师去，拥挤不堪。今天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兵强马壮，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居于重要地位。　　　　　　　

　　★ 农业问题专家纵论“农村包围城市”

　　2007年3月6日上午10时，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大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主题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林毅夫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从一些新闻报道和我自己对农村的一些考察来看，确实有一些地方产生了片面的理解，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我们知道，房子不是公共产品，如果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新村庄建设”，确实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我国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林毅夫就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地位。

　　200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意味着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而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入手。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如果城市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那农民就不会跑到城里来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靠发几个文件就能够解决的，要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在城市里面就业的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地解决问题。”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说到时下的“三农”问题，林毅夫情绪激动，他认为应选择合适的城市化道路。“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用城市化来带动农村的发展。可是，应以大中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镇为主来提供非农就业机会？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中小城镇难以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要有竞争力，一方面必须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多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一方面要形成产业集群，只有在大中规模的城市才较易形成有足够规模、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集群，因此，除非靠近大城市周边，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不会成为制造业的中心。中小城镇的经济主要是为高度分散的、人口稀疏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商业活动，这样的服务业规模不会太大。”他指出，未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应是一个两级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以后会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在农村地区则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提供新增就业量有限的以，政治和商业中心为功能的小城镇。

　　有人提出，中国稳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让农民富起来，但是农民致富靠土地是天方夜谭。对此，林毅夫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跟农民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如果局限在农村里面，只靠一亩半地绝对富不起来，而且这个群体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负担？林毅夫表示，农民转移出来之后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真正提高在农村里面的这些农民的收入，把劳动力大量转移出来，就需要城市里的工业化，靠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东部劳动力是最紧张的，东部的工业化比较快，随着工业化的兴起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也会随之兴旺起来。只靠土地是富不起来的，城市工业化实际上并不妨碍农村劳动力的社会成长。只有城市工业化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解决农村里面农民的收入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又一次挽救中国。

　　他还表示，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关键，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素质取决于农村教育水平。“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的教育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已经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说到如何处理农民进城与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关系，林毅夫指出：“二者并不矛盾。要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把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粮食生产紧密结合，通过优化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种粮的质量和效益，发展粮食转化和深度加工，让广大农民从发展粮食产业中增加收入。坚持这一方向，进城农民就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得进城就业的资金；万一失掉城市工作，还可以返乡务农，这样既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又有利于社会稳定。”　

　　林毅夫说，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则难以有现代化的消费。他强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运动不仅可以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的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在农村务农，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全世界的农民，包括美国的农民，都住在自己的农场里，不会住在小城镇里。”林毅夫这样分析：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人口分布情况可能是——农村人口主要居住在村里，以村为基础，从事农业；少量的人口在镇里，从事商业，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的集中销售以及农民生活用品的零售服务；剩下的人口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从事工、商、服务业。如果这个判断正确，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村里。这部分人的生活也必须现代化，我们才能说是全面建设了小康社会。▲

2007年04月26日： 中国官方新华社4月23日、24日、26日连续刊发文章，对十四世达赖喇嘛展开集中批判，引发媒体关注。

4月26日，新华社刊发记者采写的稿件，对达赖喇嘛3月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的发言进行揭批。稿件一共两篇，分别是《煽动暴力、挑起纷争：达赖在“藏独”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央政府与达赖分歧从来就不在于是否保护西藏文化特性》。稿件采访了多名中国官方研究民族宗教问题的专家，专家们指出，在保护西藏文化、环境，宗教、信仰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于达赖的分析从来不在于达赖向外界表述的那样。分歧在于，达赖喇嘛所强加于西藏文化和西藏特性上的政治含意。尽管达赖喇嘛一直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放弃了‘藏独’立场”，但是他对暴力分子的明确暗示和教唆民族宗教纷争的宣传都表明，他在民族分裂的道路上正在越走越远。

此前，在4月23日、24日，新华社还两次转载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署名言正的文章，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真正自治”或曰“高度自治”出台的前因后果及其内涵和实质进行详细介绍，指出达赖喇嘛在包括西藏和其他藏区在内的“整个藏区”实行“真正自治”的主张，是变相独立，其实是其“高度自治”的另类包装。而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制度比十四世达赖喇嘛“真正自治”仅仅提出“真正的文化和宗教自治以及环境保护”要宽泛得多。

2007年3月26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是对西藏“分而治之”，西藏正在遭受“一种文化上的民族杀戮”。十四世达赖喇嘛还声称，他要“为全部六百万藏人说话”，并再次兜售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之内”、在包括西藏和其他藏区在内的“整个藏区”实行“真正自治”的变相独立主张。

此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两会记者会接受德国记者提问时表示，对达赖喇嘛，不仅要看他说些什么，更要看他做些什么。温家宝表示，达赖喇嘛强调的高度自治，甚至要求中国的军队从西藏全部撤出，居住在西藏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也要全部撤出，这就不难看出，他是真心希望祖国的统一还是破坏祖国的统一。

新华社4月23日转载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署名言正的文章名为《达赖喇嘛企图藉“真正自治”之名行变相独立之实》，全文5,000多字，系统介绍了14世达赖喇嘛“真正自治”或曰“高度自治”出台的前因后果及其内涵和实质。

4月24日，新华社还转载了《民族区域自治是西藏必由之路》，重申这一制度比十四世达赖喇嘛“真正自治”仅仅提出“真正的文化和宗教自治以及环境保护”要宽泛得多。▲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６日电（记者倪四义）达赖喇嘛日前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以宗教开头，以信仰结束，但其实质内容始终都是政治话题。中国藏学家和民族宗教学者对此指出，尽管达赖喇嘛一直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放弃了‘藏独’立场”，但是他对暴力分子的明确暗示和教唆民族宗教纷争的宣传都表明，他在民族分裂的道路上正在越走越远。

青海藏学家耿占坤在接受专访时说，达赖喇嘛最近对暴力分子的暗示与怂恿令人担忧。达赖说，“为西藏的战斗是民族的战斗”，“年轻的强硬路线者应该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来，而不只是谈论。如果他们赢得了多数人，是很正常的。某一天，大多数藏民会愿意选择一条新的路线，而不是我领导的这条”。这些言词表明，达赖本人正在暗示和召唤一个暴力时代的到来。

“这与２１世纪以来达赖苦心塑造的手执佛珠、口念人性和理性的慈悲形象相去多么遥远，”耿占坤说。这也说明，达赖宣称的“非暴力”和“对话”只是赢得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的手段而已，“而不只是谈论”才是他对“我的人民”真正的希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任晓对记者说，达赖喇嘛煽动民族纷争绝非西藏和藏人之福，相反，将是西藏和藏人之祸。

他说，达赖所谓“围绕西藏的斗争是一场民族之间的斗争，不管我在或不在了，它都会继续”的谈话，仔细推敲，实在是表露了达赖内心的一些真实想法，值得细究。他说，达赖称他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只要求西藏“高度自治”。就算是并非独立的“高度自治”，按照达赖的构想去做，将来西藏必定会出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对抗，而非不同民族之间的和睦共处。这是因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藏和邻近省区也形成了不同民族混居杂处、共同发展的状况。按照达赖的设计，将来西藏“高度自治”后，“藏独”势力一定会煽动藏人的民粹情绪，视汉人为外人，直至发展到“驱逐汉人”。过去在英国殖民势力由印度渗透到西藏后，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一旦出现这种发展，将绝非西藏之福，相反，将是西藏之祸。

西藏问题被达赖喇嘛定位为“围绕西藏的斗争是民族之间的斗争”，如果说这种可悲的诱导与煽动，只是对极少数“强硬路线者”的怂恿与支持，那么达赖喇嘛挑动宗教纷争则是对广大藏传佛教信众感情的侮辱。

中央党校民族宗教室主任胡岩教授对记者说，他对达赖喇嘛关于“也许很快就会出现两个达赖喇嘛了”的言论感到十分吃惊。

当《明镜周刊》记者询及未来是否会出现两位达赖喇嘛时，达赖喇嘛答称：也许很快就会出现两个达赖喇嘛了，而且转世者肯定会在西藏以外的地区，到处他都可能再生。胡岩教授说：“这是达赖喇嘛在公开质疑中国历史上对于西藏的主权之后，公开挑战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中国中央政府对于达赖喇嘛转世的最终批准认定权力，是在传递与中国政府作对，不惜在中国西藏引发社会动荡的信号。”

将近４００年来，上一辈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下一辈达赖喇嘛在中国藏族地区的藏族蒙古族中转世，３００余年来，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认定，相沿不替，成为定制。即便当今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本人，也是经由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正式认定，批准坐床的。达赖喇嘛的权威与法律地位也缘于此。

胡岩说，如今达赖喇嘛却要搞什么“在世转世”、“国外转世”，还声称要以自己非法认定的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对着干。达赖喇嘛口口声声要“为全部６００万藏人说话”，现在如此乱来，不仅不念及祖国的社会稳定，也不顾及虔信佛教的藏族同胞的感情了。

事实上，中国西藏的历史发展，使得达赖喇嘛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上的称号。也曾有过两位“达赖喇嘛”并存而争真伪的局面。最后端赖当时的中央政府裁决而底定。１９５０年代，还出现过两位“班禅额尔德尼”。现在的达赖喇嘛最后也顾全大局，拥护了中央政府的决定。

胡岩说，历史事实证明，只有中央政府认定的达赖喇嘛，才能成为合法的传承人，才能得到信众的认可。

▲

2007年04月26日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６日电：（记者倪四义）达赖喇嘛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继续宣称其只是要求“真正的”文化和宗教自治，同时声称青藏铁路将引起“文化上的民族杀戮”。对此，中国研究民族宗教问题的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分歧从来就不在是否保护西藏的文化、西藏的特性，也不是是否要保护好西藏的环境。事实上，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西藏的文化和环境保护。分歧在于达赖喇嘛所强加于西藏文化和西藏特性上的政治含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研究室主任赵干城说，西藏文化与特性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体中国人民都把历史悠久的藏传佛教视为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唯恐不及，如达赖喇嘛真心想保护西藏文化，与中国中央政府就有共同点。

他说：“分歧在于西藏文化和西藏特性的政治含意。”达赖喇嘛认为这种文化和特性可以使他对历史与政治作不同的解读，并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是把他不同意的历史强加在他头上。赵干城说，历史是由大量事实组成的，无论达赖喇嘛或他的追随者对历史如何解释，也无法改变。

赵干城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希望看到西藏的欣欣向荣，也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期待达赖喇嘛在国家的复兴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正面作用。

他说，抹黑对方只会使仇恨加深，这是包括藏人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达赖喇嘛流亡长达半个世纪，他的所经所历应该使他明白，解决西藏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尽管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那个问题上可能仍然有分歧，但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的，与达赖喇嘛商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症结之所在是他是否愿意真正放弃“藏独”立场。

关于青藏铁路引起“文化上的民族杀戮”，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宋国友说，达赖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根据是“每天大约有五六千人来到西藏，他们中间只有２０００人返回了。”

但根据青藏铁路部门的权威统计，从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通车到１０月８日这１００天内，青藏铁路公司管内共发送进藏旅客６．５万人次，出藏旅客２１．２万人次。进藏的旅客比出藏的旅客要少很多。青藏铁路今年首次春运期间，出藏多、进藏少同样是最大特点。出藏火车上座率在８成以上，进藏的不到４成。只是到最近，由于游客和回藏民工的增加，才产生了乘火车进藏人数多于出藏人数的情况。

宋国友说，达赖有选择地截取特定时间段的部分数据作为上述判断的论据，如果不是存心捏造事实误导外国公众的话，至少也表明其逻辑相当不严谨。更何况，即便进藏人数多于出藏人数，这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进藏乘客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自四川、青海和西藏其它地方去拉萨的藏族同胞，他们本来就是藏文化的信仰者，何来“文化上的民族杀戮”呢？

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加强了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富，先修路”，同样适用于西藏。任何不抱偏见的评论都会承认青藏铁路的修建必将极大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因此在西藏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但可惜的是，达赖不仅对此视而不见，还捏造事实大加抨击，任一己之私而置藏民福利于不顾。（完）▲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发表日期：2007-04-27 记者田野/美国空军参谋长表示，中国正迅速提升空军远程作战能力，将取得超越应对台海事态的能力。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安全考虑不限于台湾，自然需要发展远程作战能力，美国关注的应当是中国的太空军事能力。

     美国空军参谋长莫斯利将军星期二对一些记者说，中国空军正在迅速扩张其远程作战能力，正变得“非常有能力”。莫斯利将军表示，中国空军将取得超越应对台海事态所需要的能力。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克莱蒙斯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中国是一个地区军事强国，但从全球来看，中国的军力算不上强大。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除了台湾问题外，中国还有其他方面的安全考虑，这其中涉及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还有东南亚可能出现的问题等等。

    克莱蒙斯说：“因此，中国在经济上惊人崛起的同时，大大增强它的军事能力，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中国不仅在扩张远程空战能力，而且也在发展远洋海军力量。世界其他国家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但没有必要恐慌，因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在穷兵黩武。”

    空军参谋长莫斯利将军在星期二的谈话中还对中国今年1月用反卫星导弹摧毁自己一枚老旧气象卫星表示担忧。中国既然能击落自己的卫星，必要时也可能击落别国的卫星。莫斯利将军说，这种做法将被视为战争行为。中国气象卫星的运行高度和美国侦察卫星的运行高度大致相同，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能力攻击地球轨道上运行的目标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的试验对美国的防御系统构成了间接的威胁。

    中国在试射反卫星导弹之后重申，中国致力于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太空军事化，并愿意和其他国家一起推动签订禁止发展太空武器条约。

     新美国基金会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克莱蒙斯说，中国加强空军和海军作战能力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试射反卫星导弹会对未来军备竞赛和美国的安全利益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才是美国应当高度关注的动向。但美国明知中国有这种计划，却因为布什政府不愿意让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受到干扰而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行动，错过了一个机会。

    克莱蒙斯说：“如果有人要反省一下，回头看看，我们到底在哪里疏忽了，我们就是在这里疏忽了，因为我们本应当尽早和中国一起合作，接受中国提出的一些有关太空非军事化的建议，但却没有这样做。”

    克莱蒙斯认为，对中国发展远程空军和海军作战能力发表评论毫无意义，问题在于美国应当努力与中国建立互信，确保中国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军力，不成为破坏稳定的因素。 ▲

传说：令西方闻之色变的中国二炮洲际导弹揭密
http://topyl.com/contentview.php?fid=JSHT&id=2591479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发表日期：2007-04-27：一直以来，外界对中国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实际拥有数量猜测纷纷，但归纳起来，基本都认定大约有20-30枚，而且基本都为东风-5型(DF-5)和东风5A(DF-5A)型。

     其实，中国自拥有核武器以来，一直在大力推行导弹携载核弹头（即两弹结合）的实战化工作。特别是在60和70年代，中美苏三强冷战最激烈的年代，作为其中最弱的一极，中国倾全民之力高速发展远程战略核武器。东风-5型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就是在那个背景下产生的，也是中国第一种拥有全球打击能力的标准战略核武器！

     东风-5型洲际弹道导弹研制于上世纪70年代，在1980年和1983年经过两次公开全程飞行试验，均获得了成功，随后就进入了实战部署阶段。以当时中国某火箭工厂的实际生产能力，年产量当在12枚左右，除去每年用于卫星发射和导弹改良试验4-6枚外，应该每年实际部署至少6枚。这个工厂正式开始生产应该在1985年，从那时到1990年代初，应该至少生产部署了50枚左右，基本都是单弹头大当量氢弹。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一大批前苏联的导弹武器专家来到了中国，加入到了中国导弹核武器的研发队伍里来。之后中国很快改良出了增加射程、增加弹头携载量的东风-5A型多弹头洲际导弹（一般认为可以携载3枚集束式中等当量原子弹头）。东风-5A型导弹的实际生产大约在1993年开始，这时的产量已经增加到每月2枚，因为这时中国已经由俄罗斯、乌克兰、欧洲等国家引进了大批先进的机械加工设备，火箭工厂的机械化自动化加工能力和工艺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在东风-5A型导弹的生产过程中，又对其进行了导弹分导式改良，这就产生了东风-5B，一种采用多弹头分导式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时的弹头携载量已经达到了6枚/9枚）。东风-5A型和东风-5B型战略导弹估计共生产了40枚，就在90年代末停产了。

     其实我国在生产东风-5型系列洲际导弹的过程中，也同时在生产另一型洲际导弹--风暴一号（关于这种导弹的详情请参见拙作《鲜为人知的中国另一型洲际弹道导弹--风暴一号》，这里就不做重点介绍了）。这是新中国第一型多弹头导弹，关于该型导弹的最详细新闻就是：该型导弹在1981年9月成功的进行了一次“一箭三星”的发射，所发射的三颗科学实验卫星的轨道参数，被北京某报一次全文刊出，又成为一次轰动全国的泄密案！这型导弹是中国保密最严格的洲际弹道导弹，保守估计实战部署20枚，但以它拥有多目标打击能力，虽然数量不一定占有优势，但在打击敌方目标数量上却占有绝对优势！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着重发展新一代战略核武器--固体洲际战略弹道导弹。在当时，世界上的核大国如美、俄等都已经成功的开发和实战部署了陆基和海基的固体燃料战略导弹，而我们，才刚刚开发成功中程固体燃料战略导弹--东风-21。为了紧追世界先进技术，尽速拥有体积小、快速灵活、机动部署并具有多目标攻击能力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这就是东风31和东风-41的由来。

     东风-31（DF-31）型固体洲际弹道导弹于1995年5月试射成功，它以固体燃料为推进剂，以轮式机动载车为运输发射工具，可以携载3枚中当量核弹头各自攻击自己所瞄准的目标，射程达到8000公里。该导弹于90年代末期开始部署，最早亮相于1999年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大阅兵，当时该发射运输车以一个方队的阵容，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检阅。该型导弹在实际部署了三个团后，已经被更新型的东风-31改型（DF-31A/B）所取代。改良后的东风-31型（DF-31A/B）导弹增加了射程和弹头突防能力，但是因为体积和重量大大增加，已经不再适用于车载运输发射，因此，全部改为地井发射。这型导弹射程为11000公里，6/9个中等当量核弹头或者一个大当量氢弹头，惯性加“北斗导航卫星”制导，命中精度达到圆概率偏差+/-75米。该导弹于2001年开始在吉林通化和青海西宁的基地部署，这两个基地部署完后，可能会在山东莱芜和河北某基地开始部署，目前保守的部署数量可能有2-3个旅。

     另一新型洲际导弹就是东风-41（DF-41），这是所有中国导弹中射程最远的一种，也是体积最大的一种。这型导弹的发展稍落后于东风-31（DF-31），但基本是同步发展，所不同的是，东风-31（DF-31）是以车载机动发射为作战目的设计的，而东风-41（DF-41）一开始就是以地井发射为目标的。因此，东风-41（DF-41）体积和载荷更大，射程更远，而且有末端机动能力。据说它可以携载8-10枚弹头（不含假弹头），每个弹头分别制导，并使用了小动量火箭技术（我国神州系列飞船上的变轨机动技术，也是突破美国NMD的绝招，与俄罗斯的‘白杨’M一样）。最远射程达到12500公里，命中精度和指导方式同东风-31型（DF-31A/B）。目前该型导弹已经在2006年完成了一系列技术试验，正在进入部署的准备阶段。

    我国还有一型洲际导弹就是“巨浪”2型潜射洲际战略导弹，它是在著名的东风-31（DF-31）型陆基战略导弹的基础上开发成功的，技、战术性能也基本差不多。这型导弹目前已经在092G核潜艇上进行了改装和发射试验（12枚），并且取得了成功。目前，我国最新型核动力战略弹道导弹潜艇094型经过各项试验，已经开始装弹，也许不久，094型核潜艇就可以真正携弹（18枚）开始进行战略值班！

     上述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国利剑，这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国长矛，虽说有些已经逐步解密了，但更多的是仍然隐藏在深山密林之中，连同守卫和操作它的共和国卫士一起，默默的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一旦国家和人民利益需要，他们将闪亮登场，以大无畏的滂沱气势，随时给既定的敌人以致命一击。▲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发表日期：2007-04-27： 美国空军参谋长莫斯利将军24日表示，中国正迅速扩张空军远程战力，并且已变得“颇具战力”。莫斯利表示：“他们将取得超越因应单单‘台湾事态’的能力。”

　　台湾中央社报道，莫斯利在会上还对中国于今年1月进行的猎杀卫星试验表示担忧。中国当时发射一枚导弹，摧毁一枚老旧的气象卫星。但中国既能击落自己的卫星，即意味如有必要时也可能击落别国的卫星。莫斯利表示，这种作法将被视为“战争行为”。莫斯利表示，美国如今正仔细记录地球轨道上的所有的卫星和碎片，并研究可能的弱点。

　　《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空军着眼于建设一支攻防兼备的信息化空中作战力量，减少作战飞机总量，重点发展新型战斗机、防空反导武器，加强指挥控制系统建设。

　　中国空军指挥学院装备教研室韩跃敏副教授日前解释了中国的战略轰炸机战略方向。韩跃敏说道，“战略轰炸机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体现。”

　　韩跃敏说道，“中国空军装备的轰炸机型有苏联的杜-2、杜-4、伊尔-28、图-16和国产的轰-5、轰-6。目前服役的轰-6飞机属于第一代高亚音速中程战略轰炸机。其最大起飞重量是75800公斤，最大平飞速度1014公里/小时，最大航程6000公里，最大载弹量9000公斤，可挂核弹和常规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