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发表日期：2007-04-25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选择了一条与中国不同的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其核心是一开始印度就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特别突出软件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利用印度丰富的智力资源，使印度的发展走上知识经济型的轨道。科学技术在印度的改革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印度的科学技术水平到底如何？恐怕对这一问题，不仅中国人一头雾水，对西方人来说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2006年，两个国际着名机构出台了两份国家竞争力报告，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国家竞争力，但结论大相径庭。一时间，印度的科技实力如何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引子：2006年两份全球竞争力报告截然不同的结论

2006年9月26日，总部设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从去年的第48位下降到今年的第54位，而印度的排名上升了两位，列第43名，且排在印中俄及巴西所谓“金砖四国”(BRIC)之首。对于中国的下降，报告称：“中国对最新技术的掌握率很低，而其他国家在这一项上的提高速度很快。中国在中学和高等教育上的入学率，按照国际标准仍然很低。……中国今年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腐败、买方成熟度的评估水平低，以及对劳资关系的担心”。

反观印度，报告称：“印度排名第43是因为印度在创新和公司运作成熟度上水平较高，特别在科学研究的水平上，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上都有竞争力。尽管印度对最新技术的掌握度也很低，但是新科技转化率则较高”。

世界经济论坛排行榜的出炉，印度位居“金砖四国”的首位，并且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这让印度各界感到欢欣鼓舞。“印度获得竞争力优势，中国继续下滑”、“印度竞争力领跑金砖四国，优势明显”，类似的标题占据了当天印度报纸的重要版面。印度《每日新闻分析》的评论称，印度相对于中国的优势“在于科学研究的质量以及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人数”上，并指出正是这种科研优势，为各个行业提供了充足的专业人才储备。印度报业托拉斯也在同一天发消息认为，印度竞争力排名持续上升，证明“印度企业有能力进行科研和创新，并且能够积极地和知名跨国企业展开竞争”。印度《金融快报》在新闻标题中特意将“金砖四国”中象征印度的字母“I”划出去，言外之意是指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方面，特别在科技竞争能力上，印度已经不再和中俄巴西三国属于同一等级，而是已经遥遥领先。

不过仅仅在数月之前，2006年5月11日，同样位于瑞士的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向全球发布了《2006年世界竞争力黄皮书》。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的排名远高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个国家，中国大陆得分71.554，排名从上年的第31位大幅提升至19位。印度得分64.416分，排名从去年的第39位升至第29位；巴西得46.416分排名从第51小步下滑至第52；俄罗斯排名与去年相比原地未动，得44.738分列第54。

如何解读这两份世界影响力巨大但结论截然不同的报告，显然为各方所关注。印度科学技术部长卡皮尔•apil Sibal）在2006年访问中国时也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推动，以制造业牵引，伴随着国内高储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境外直接投资和外贸扩张，是一种兼顾内需和外向的发展模式。而印度的发展模式较为独特，它重消费而非投资、重内需而非出口、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这种方式使印度经济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冲击的抵抗力较强，表现出比较强的韧劲和经济平稳增长的长周期性。印度的经济增长突显出知识经济的贡献，软件产业和国际服务外包（Business Processing Outsourcing, BPO）以及生物医药产业的强劲发展，更体现出印度经济引领“世界办公室”的势头。

从以上的报道不难得出，中国竞争力之所以提高，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投资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规模；而印度之所以竞争力强劲，却得益于其科技研究水平和企业创新能力，似乎中国是硬实力略胜一筹，而印度则是“软实力”独领风骚。但至少，在科学技术实力上，印度则要强于中国。

事实果真如此吗？印度研究开发（R&D）的实际情况

据印度科技部2006年9月公布的《印度研究与开发统计报告》显示，2003年度全国研发（R&D）总投入1800.016亿卢比，合40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80%。1999-2003年，研发投入连续以每年9.6%的速度增长。由此，统计报告推算到，2005年全国研发投入2163.958亿卢比，合48亿美元。

在2003年度的全国R&D投入中，中央政府占62.6%，地方政府占8.5%，高等院校占4.1%，国有企业占4.5%，私营企业占20.3%。很明显，这一研发投入比例仍然以政府为主，而且主要以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地方政府投入不多，高校研发投入较低。全国R&D投入中，基础研究占总投入的比例为17.8%，应用研究为41.7%，实验开发研究为34%，其他6.5%。

印度的研发支出中，中央政府的研发支出绝大部分流向了国防以及与国防相关的空间和核能领域，而投向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的投入甚少。

2003年度，中央政府的研发经费支出主要流向到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国防研究组织、空间部、农业研究理事会、原子能部、医学研究理事会等中央研究机构，占了中央政府总支出的84.1%。其中，国防研究组织、空间部、原子能部三个部门的支出就占到63.8%；科技部、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生物技术部16%；农业研究理事会13.5%；环境部2.6%；而医学研究理事会、海洋开发部、信息技术部和新能源部总共加起来只占4.1%

2003年度，印度企业研发总额445.719亿卢比，约合11亿美元,占企业全年销售收入的0.47%。其中，国有企业研发总额80.894亿卢比，占企业研发的18%,主要方向为国防（41.9%）、其次为电力（22.1%）和电子（14.2%）；私营企业研发总额364.825亿卢比,占企业研发投入的82%,方向主要集中于制药（21.3%）、通信（9.3%）和交通（7.6%）。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研发投入尽管比例不高，但是研发投入相对集中，主要投入到制药行业中，成为印度企业研发的亮点。

印科技部2006年9月出炉的统计报告还显示，全国研发机构的科技人员总计296343人，其中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科研人员93836人，占总数的31.7％；科研辅助人员90045人，占30.4％；行政管理人员112462人，占总数的37.9%。在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93836名科研人员中，59112人任职于中央政府和少数邦政府的研究机构，而企业研发人员（包括国营或私营企业）只有34724人，分别占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总数的63%和37%。简单推算一下，印度科研人员的年人均科研经费很高，可达5万美元左右。

2003/04年度，印度共发表科学论文68830篇，占世界科学论文总数的2.16%，居世界第14位；其中农业科学论文占了12337篇，占世界这一领域论文总数的7.4%。2004年，印度全国共受理专利申请12613件，其中，印度专利申请3218件，占25.5%，美国专利申请3128件，占总数的24.8%。2004年，印度全国共批准专利2469件，其中，印度专利1078件，占43.7%，国外专利1391件，占56.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印度研发投入的总量并不大，仅为中国的六分之一。即使如印度总理曼莫汗•012年达到GDP的2%，其总量也只有100亿美元，仅能达到中国2005年水平的三分之一。

印度的科技研发投入具有比较明显的政府和企业相互补充的特点，即政府更加关注国防、空间、核能等领域，而企业的研发投入更加关注民生和市场，主要投在医药、信息、生物、发电和农林渔等领域。这说明，印度的政府研发投入和企业研发投入是分离的，相互基本上是你投你的，我干我的，很难形成整合和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总体上看，印度企业的创新投入并不强大，企业研发占全社会R&D的比重约四分之一，每年专利申请数量离中国的零头还差距甚远，根本无法相比。仅从数据上看，印度企业还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印度研究开发的现状是与印度的科技体制结构密切相关的。印度现代科技体制是印度独立后在尼赫鲁政策的指导下建立的，至今变化不大。尼赫鲁在20世纪50-60年代制定了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归纳起来有：采取联邦议会制实现政治民主化；通过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实行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通过农业基础建设、土地制度改革和合作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通过社会世俗化实现宗教平等和社会公平。这其中，科技体制的建立主要围绕发展重工业和实现进口替代产品，为此，印度的科技体制主要以中央政府下辖的国立研究机构为依托，借用少数国立大学的研究力量，以完成国家确定的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有计划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

迄今为止，印度国家的战略目标很大一部分是围绕“国家安全体系”和印度“大国形象”展开的。例如，印度把空间技术、国防科技研究、核能技术等当作提升其大国地位的象征，因而投入了国家巨资加以建设，在这三个领域的研发比例占到总研发投入的64%左右。其次政府投入的重点领域是农业，主要解决灌溉、化肥、农药和品种种质问题，提高作物产量。

以国家发展目标为导向，印度建立了以中央政府掌控的国家科研体制。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央政府部门之下设立“研究理事会”，再之下建立数目不等的国立研究所，由中央政府拨款，由研究理事会具体运作和管理研究所的科技研发活动。印度最大的研究理事会是印度科技部所属的“印度工业与科学研究部”（副部级部门）下辖的“印度工业与科学研究理事会（CSIR）”，该会共管理着38个国家级的研究所，分布在印度的各个地方。研究所的研究经费由科技部预算拨给，由研究理事会管理和监督执行。其他部门如农业部、卫生部、水利部等都建有类似的“研究理事会”，只是所辖的国立研究机构数目和研究人员数量无法与印度工业与科学研究理事会相媲美。

印度公立的研发机构高度集中，都由中央政府管辖。印度在邦（印度有28个邦，相当于省）和邦以下没有或基本没有相应的科技机构和研发组织，少数邦，例如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卡邦，建有邦出资建设和管理的“生物技术园”，是为数不多的特例。印度的基层科技推广工作一部分由邦政府承担，但大部分由民间自发成立的协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和运作，科学技术对社会底层的渗透作用十分有限。

由于政府科技政策的主导目标是实现进口替代，因此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应用研究领域（占41.7%），而在产业化领域由于与企业研发的脱节，技术产业化转化能力显得十分薄弱。

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一批私营企业破土而出。这些私营企业的成长，主要得益于全球化的浪潮，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产业分包，即将部分低端非核心技术的开发和服务外包给这些企业，使之成为欧美企业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由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无法与中国、墨西哥等国抗衡，因此，印度私营企业走上了以输出智力为主的软件和服务外包的道路，以减轻对本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经过近20年的打拼，印度的软件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成就斐然，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一路领先于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独领风骚的一面旗帜。

但这一变化是在现行科技体制之外兴起的，并没有触及现行科技体制本身。对于现行的科技体制的最大触动便是如何将政府拨款的应用研究与企业的产业化开发相结合。但是，由于私营企业的兴起是印度科技体制之外的产物，其主导方向是以市场赢利为目的的民用科技领域，如信息技术、软件技术、国际服务外包、制药业等，与政府主导的空间、国防、核能等领域相脱节，因此国立研究机构的“应用研究”成果如何与企业的市场需求相结合，实在是一个难解的症结。

这样的一种中央政府主导的科研体制，由于受制于政府研发经费的限制，人数和规模都不会很大，形成一种“精英”阶层，因此容易理解为什么像印度这样一个有着11亿人口的大国，全国直接从事科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只有9万多人，仅为中国的一个零头。又由于印度的研发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重点领域，这些领域的科学家手中掌握的人均科研经费可想而知，可谓“富得流油”，从无经费短缺之虞。

印度现行的科技体制，实在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科技机构改革之前的状况一般无二。印度研发投入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徘徊在0.8%，为此，政府曾经提出在第十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即到2007年末），全国研发投入要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显然，这一目标远远没有实现。2006年10月6日，印度总理曼莫汗•0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讲时说：“近几个月以来，我和我的科技顾问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即：中国和韩国在科技领域已经远超过了我们。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印度总统卡拉姆也多次提出要增加国家研发投入的力度，尽快将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由目前的0.8%提高到2%，使印度成为世界的研发中心和世界的知识平台。而要提高研发投入，必须要伴随科技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使之面向社会经济的主战场。因此，印度研发投入的提高，恐怕还必须要面临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方能与经济改革的步伐比肩而行。所以，其前景仍将是“路漫漫兮而修远”。

印度人常说，印度在宏观层面无法与中国相比，但在微观层面，印度高科技企业的表现，要比中国企业优越得多，特别是软件产业和医药产业，印度的国际竞争力卓越非凡。

印度成功地培育出一批可以与欧美最好的企业相竞争的公司：如软件企业Infosys、Wipro、TCS，制药企业如Ranbaxy和Dr Reddys Labs等，其产值和人员规模已经跻身于世界同类的前列。现阶段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依靠私营高技术企业来推动的，而软件和制药是印度经济发展的双引擎。

印度政府规定，1999年至2009年间注册的软件企业给予10年免征企业所得税，进口设备免税和对研发型企业提供土地、水电价格优惠，允许研发型企业100%的外资控股。

据印度软件服务联合会（NASSCOM）的统计，2006年印度信息产业和外包总产值达到296亿美元，其中出口就占到23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33%。在296亿美元中，通信服务占133亿美元，以信息带动的服务业（ITES）和外包服务业（BPO）为63亿美元，工程服务和产品领域达40亿美元。印度软件产业95%是面向国际市场，国内吸纳能力非常弱小。印度的软件出口已经占世界第二位，出口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00多家已向印度外包了软件开发业务。目前，软件出口已经占到印度出口总额的10%，据印度估计，到2010年，印度软件业产值可达到850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33%。

印度软件产业基本上是大企业通吃的局面，10家最大的软件企业其产值占了全国软件总产值的80%以上，而且这些大企业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真可谓“一鸣惊人”。以印度最大的软件企业Infosys为例，1981年该公司成立时只有7人、区区300美元。到1992年达到300人，1999年达到3000人，而在2006年却一跃达到5.6万人、25亿美元的年销售收入，并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Nasdaq）上市。总结公司成功的秘诀，公司董事会主席及创始人之一戴尼师（K. Denish）先生认为是由于印度优秀的软件人才、严格的企业管理和优质的客户服务三者形成的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的结果。

印度软件企业为了免除美国企业对知识产权和信息保密的忧患，采取了最为严格的安全防患措施。例如公司所有门道和通路都加装密钥开启装置，不同部门的人员无法串通；公司内部计算机没有上网浏览功能，没有任何存储、下载插口，电子邮件须经公关部门过滤。全部数据的录入、处理和分析由中央服务器统一管理，一旦数据处理完毕，提交结果后，数据完全封闭储存，严格保密，即使公司董事长也无权接触，只有用户有权核查。公司对网络数据传输安全格外警惕，任何非法登陆窃取数据的企图，都会在数据库和传输端口留下“印记”，便于追索安全隐患。

但是，由于信息技术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国外大型企业，国内市场狭小，就业吸纳能力不大，全国信息产业就业人数约200万左右，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亦有限。由于印度执政党为了选举纷纷对选民做出许多超常的承诺，例如药价、电价、水价都压得很低，令私营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获利空间很小，一些大企业纷纷选择国外市场去发展，以期获得更丰厚的回报。由此导致了印度企业国际化的程度很高，少数超大型企业表现非常优异，给人们造成了印度企业创新能力强劲的表象。

印度引以自豪的软件产业另外一个显着特点，是其研发投入的关注点并不在核心技术的开发上，而是建立起严格的、世界一流的企业内部模块式管理体系和优质的服务体系，加上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挑选一流人才，形成了印度企业创新的人才、管理和服务为核心的三足鼎立的“企业创新竞争力”。这与中国崇尚的自主“核心技术”和要有自主品牌和市场份额，有较大的差别。

印度的企业创新大多集中到了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在仿制药的基础上，印度制药企业开始了自主研发创新药物的新历程，并且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例如第一大医药企业Ranbaxy已经达到年销售额超过12亿美元的业绩，其同类产品的价格仅为欧美产品的七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在国际上的表现比中国同类企业优异。

印度在民用科技领域，一直鼓励企业早期参与国际的合作和竞争。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融入西方特别是美国企业外包服务的历史，从早期的分散小包，到现在的整体切块式大分包，使得印度软件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整体化，附加值也越来越高。这是印度企业用较少的研发投入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和利益的一条捷径。它获得的是国际参与程度提高，自身承担风险减少，主要输出的是高级智力资源，而对本国的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很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种外包已经从制造设计渗透到服务业，并且从低端走向高端，法律、金融、专利代理、市场分析、远程教育等知识外包正在不断兴起，在广阔的领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是，也应该看到，核心技术开发的外包，则少之又少。因此，外包行业失去的是自主的知识产权，没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没有自己的市场份额。

印度企业的这一特点，与印度政府“无为而治”、对企业缺乏必要的推动和引导有关，企业只能凭借比较方便地获得一流人才而选择“融合式”的发展战略，采取“早期参与”方针，如同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皮里面，在国际产业链的垂直分工中获得发展，而不是像中国所选择的建立自主型的竞争产业链，通过产品的市场竞争获得企业发展的道路。

从以上的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出，印度的科技实力并不强大，还无法与中国相比，即使是可预见的未来??，印度科技的软肋到底在哪里呢？

印度的科学技术发展如同其社会经济发展一样，强调精英道路，在某些重点领域获得突破，特别在关乎国家安全和提升其大国形象的领域，投入巨大。相应地，印度的科技人员贵族化的倾向明显。由于受英国统治的影响，印度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两大社会结构——贵族化的阶层和平（贫）民化的阶层。印度的科技与印度的政治和经济相适应，也存在贵族化的特征，科研人员的地位和收入较一般平民高出很多，其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国际热点和印度的大国形象上，而与本国的社会和经济相脱节。由于种姓制度的约束，高种姓的科学家不屑于关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技术开发，而热衷于创造性的思维和表现才能，往往在理论研究和创新思想方面表现优异，而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关注较少。由于科技投入的贵族化倾向，印度科技产业化的发展一直比较滞后，从这个角度看，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是绕开了普通劳动力资源的困境，凭借其教育的贵族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科研发展的贵族化特征，来直接与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接轨”。

这种贵族化的印度的科技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便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较突出，而产业化能力不足。印度的科技产出较多地重视论文的发表而不太重视专利和产业化。印度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目前占世界的14位，如果按照人均论文发表数量和引用率来衡量，印度科学家的表现相当优异。与英国的情况类似，印度在科学上的表现要远比技术开发更具有优势。科技人员愿意“劳心”而不愿意“劳力”，智力的挖掘远比技能的挖掘更为充分。加上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电力、公路、航运的能力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印度国内的产业链条短，国内市场发育先天不足，这导致印度的科技型产业更倾向于国际化的发展道路，舍弃了国内需求的市场。由于产业链条短，国际化的道路只能走“融合式”的发展道路，在垂直产业链上寻找适宜的位置，避免在市场上出现产品和贸易的“火并”。

印度的科技投入不足一直是印度科学家长期呼吁的一个严重问题。甚至印度总理科技顾问拉奥2006年7月在报纸上撰文，高呼“如果再不增加科技投入，印度的科技将面临死亡的困境”。一方面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科技投入又大量地消耗在卫星、航天、核能、国防领域。2006年11月印度顶尖科学家全票通过了“印度登月计划”，提出要在2020年将人送上月球，实现在月球上行走的“宏图伟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送人上月球的国家。这种畸形的科技发展一直在印度科学技术的决策体系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印度的科技体制与英国和美国的科技体制相似，即政府的研发投入主要用于国家研究机构的活动。但是，由于印度政府研发与企业研发的严重错位，科技的公共投入与私营投入衔接不配套，造成了印度科技体制的障碍。这一障碍使得印度无法真正实现“产学研”的有效结合，国家创新体系出现缺失。一方面，政府研究机构的科技成果由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低下而不能转化为产品，占据市场；另一方面，企业过多地关注于国际市场，而对开发国内市场“信心不足”，造成国内市场大量被外国产品充斥。印度的软件优势无法与本国的科研成果相结合，形成民族产业，只能“沦落”到替外国企业“打工”，被国际上嬉笑为“cyber coolie（数码苦力）”。

    1.印度在尖端人才培养、软件研发、国际服务外包、生物医药等的国际化程度优于中国；

    2.在空间、核能和遥感等领域集中了国家资源的投入，发展强劲；

    3.在农业方面，特别是种质改良、水利灌溉、奶业生产取得了长足进步，基本解决了人民生存的需求。

    1.人口结构活力大。印度现在人口中，30岁以下占总人口的40%以上；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只有20%左右，而中国将超过33%。年轻人口多，为印度科技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2.劳动力素质高，英语能力强。印度培养的人才，尽管数量上还无法与中国相比，但人才的素质高、通晓国际商务且创新能力强，是印度人力资本的三大优势。印度教育有很强的学术氛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对国际商务活动兴趣浓厚，善于交际和沟通，使印度精英阶层具有宽阔的全球视野。

    3.信息产业领先。信息产业吸引了大量的印度优秀人才向白领阶层转移，并为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为制造业升级作准备。

    4.法律体系较完备。社会有较强的契约意识，尊重发明创造和知识产权保护，因而容易为西方理解和接受，有利于彼此合作。

    5.私营企业发达。在国际跨国公司的显示度和经营规模上，印度私营大型企业表现十分优异，其规模高出中国10倍，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全球市场的“独立参与者”，可与欧美顶级公司竞争。

    6.经济增长效益高。由于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智力型的产业扩张，使得印度单位GDP能耗指标远好于中国：每公斤标准煤GDP产出达到0.72美元，而中国只有0.36美元，是中国效益指标的一倍。中国每年吸引外来资金500-600亿美元，是印度的10倍，但是GDP增长却仅高出印度30%-50%，说明印度吸引外资的效益要好于中国。

然而，印度科技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十分明显：

    1.印度的科技体制仍然受制于“大国情节”的影响，决策体制多头制肘，互相扯皮，难以有效决策，实施上更是“象步蹒跚”，改变困难。

    2.基础设施落后且改进缓慢，令投资者望而却步，造成科技产业化发展落后，生产链条不完整、不配套。

    3.种姓制度作怪，社会分工奉行尊卑之分，生产要素缺乏合理流动和配置，科学家“劳心”有余而“劳力”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产学研”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

    4.人才外流严重，科技创新缺乏后劲。尽管每年印度毕业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但一流人才纷纷选择国外学习，国内人才储备不足。

    5.印度科技人员总数偏少，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且宗教影响强烈，印度科学家容易知足长乐，缺乏艰苦奋斗精神，容易自满。

    6.印政坛和学界过分注重公众形象和国际作秀，埋头苦干精神不够。

 

    文章提供 于 2007-4-24: 中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最近对全国户籍人口的一项统计分析显示：王姓是中国第一大姓，有9288.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25%。

　　据介绍，中国第二大姓是“李”，有9207.4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19%；第三位是张姓，有8750.2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83%。

　　姓氏人口总数在2000万人以上的姓有10个，依次为：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吴、周；姓氏人口少于2000万人多于1000万人的姓氏有12个，依次是：徐、孙、马、朱、胡、郭、何、高、林、罗、郑、梁。

　　位列前100名的姓氏还有：谢、宋、唐、许、韩、冯、邓、曹、彭、曾、肖、田、董、袁、潘、于、蒋、蔡、余、杜、叶、程、苏、魏、吕、丁、任、沈、姚、卢、姜、崔、钟、谭、陆、汪、范、金、石、廖、贾、夏、韦、付、方、白、邹、孟、熊、秦、邱、江、尹、薛、闫、段、雷、侯、龙、史、陶、黎、贺、顾、毛、郝、龚、邵、万、钱、严、覃、武、戴、莫、孔、向、汤。

　　前100个姓氏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4.77%。 

     2006年初，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新的“百家姓”新顺序是：李，王，张，刘，陈，杨，黄，赵，周，吴，徐，孙，朱，马，胡，郭，林，何，高，梁，郑，罗，宋，谢，唐，韩，曹，许，邓，萧，冯，曾，程，蔡，彭，潘，袁，于，董，余，苏，叶，吕，魏，蒋，田，杜，丁，沈，姜，范，江，傅，钟，卢，汪，戴，崔，任，陆，廖，姚，方，金，邱，夏，谭，韦，贾，邹，石，熊，孟，秦，阎，薛，侯，雷，白，龙，段，郝，孔，邵，史，毛，常，万，顾，赖，武，康，贺，严，尹，钱，施，牛，洪，龚。  来源: 中新网

 

2007年04月24日 17:53投票数：3顶一下  【大 中 小】 今天出版的《人民论坛》杂志刊登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文章《严治官，善待民：解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趋势》，文章深入剖析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趋势，对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了前瞻性的阐释。

十七大以后，仍然有可能按照目前推进改革的思路在两个方面深入：一是继续以扩大党内民主为切入点，稳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政治层面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二是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扫清政治方面的一些障碍。

地方党委的新一轮换届高潮仍在继续，剩余17个省份的换届工作，将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完成。种种迹象表明，这次换届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换届问题，而是与行政体制改革并行，贯穿着中央一系列干部制度的新举措。

目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趋势：“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稳定银根”

笔者2004年曾撰文对未来改善公共治理的策略概括为四句话，即“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稳定银根”。两年多以后，如果再用这个应对策略来分析中国目前的公共治理的状况的话，我们会有很多启迪。

从“严治官”方面来看，这几年新一届领导人明显加大对官员治理的力度，特别是对高官的腐败采取了严格的高压政策，有资料显示，仅2006年一年，中央查处的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案件已经超过了20起，是这几年来查处人数最多的一年，进一步显示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给民众以信心。这就是说“严治官”的力度明显加大。

在“善待民”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其最主要的标志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解决普通民众切身的问题，特别是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解决全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些举措，同样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响应。

在“创新政体”方面，我认为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以地方党政换届为契机，扩大党内民主，如制定了党政干部的任用条例、回避条例、异地交流条例，减少党内专职副书记的数量，改善党内的决策领导体制，在产生十七大党代表中，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等；二是进一步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步伐，建立法制政府，建立行政问责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对政府的绩效评价体系，推进政务公开。

在“稳定银根”方面，应该说从2004年起，就一直在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尽管在这方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阻力和问题，但是没有动摇宏观调控的决心。人们很清楚，中国经济到了现在这个程度，已经非常大了，经济能不能保持平稳的发展，能不能稳定，对我们国家影响是很大的。这也是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经受不起大起大落的打击了。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把中国过去一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特点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是开始把改革重点向行政体制改革转移，为实现本届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在多个层面进行推进；二是配合地方党委换届，扩大党内民主，打击腐败；三是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得到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并有一系列实质性举措，包括取消农业税，建立包括农村在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人们对未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很多的联想和期待；五是宏观调控虽然步履艰难，但大体保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从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十一五”发展规划起，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战略转折期。如果说过去29年中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其他改革的话，“十一五”规划中有关“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将是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这样的表述，标志着我们的改革中心将转移到以行政管理体制为中心。我认为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带有战略转移的属性。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样的战略转移呢？

目前我们在行政体制改革层面遇到的主要问题，除了经济层面上的以外，从体制的或者政治层面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 首先，中国经济经历了29年的高增长，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仔细分析这些问题，几乎都与我们不合理的体制有关。比如宏观调控在某些方面的失灵，中央权威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地方主义明显抬头，这些都是中央和地方体制架构内在冲突的外在表现；再比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也与传统行政管理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行为息息相关；还比如，权力行使的非理性，权力滥用，权钱交易，是与我们至今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约结构有关。因此，从体制和制度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就成为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

★ 其次，以部门主导的公共政策过程使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更加突出，部门利益已经凌驾于公众利益甚至国家利益之上，从而导致了公共政策的扭曲、变异。这样的公共政策过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成本很高，周期很长，效率也很低，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消耗到毫无意义的部门利益的争夺、扯皮和推诿之中。与此相联系，这样的公共政策过程，也可能使政府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的天平发生倾斜，导致部门利益危害社会的公共利益。

★ 另外，权力行使的非理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员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尽管新一届领导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采取了被称之为“四管齐下”的改革举措，即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制定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对中央部委的纪检监察实行垂直管理、对地方实行巡视制度。这些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制度并没能有效遏制住腐败在一些地方蔓延。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中国反腐败的出路究竟在那里，这种腐败蔓延的现象，究竟是机制层面的，还是制度体制层面的，我们需要构建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才能真正防止权力的非理性？

2006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目前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和推动，主要集中在本届政府较早确立的改革目标层面，还不可能和党的十七大以后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走向相对接。

鉴于此，笔者认为，未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能走多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七大对改革的整体布局，或者说这样的布局能够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提供多大的空间。

换句话说，未来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在十七大以后的整体走向，第一个变数取决于十七大在政治层面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和整体布局；第二个变数就是在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下，在政府自身以及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会提出哪些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目标、内容以及有可能的战略安排。这些都是未来影响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从目前的情况看，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在党的十七大以后，仍然有可能按照目前推进改革的思路，在两个方面深入：一是继续以扩大党内民主为切入点，稳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政治层面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二是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扫清政治方面的一些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目前在政治体制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还是十七大以后政治层面改革的战略、布局、视野，都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就行政本身的改革来看，未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首先要有改革策略的改变。我们过去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笔者认为，过去的5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至少有三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是过去5次行政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陷入了改革目标的低效率重复。我们的改革几乎每次都有裁减人员、转变职能、政企分开等目标，但每次都不很成功；二是1987年以后，我们的行政改革没有和事业改革整体推进，而是孤军深入，最后在一些地方把行政体制改革甚至变成了行政和事业的数字游戏；三是我们一直认为，行政层面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来解决，但后来人们发现不完全是这样。行政体制改革只能解决行政层面的一部分浅层次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和政治层面发生联系。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这首先是一个官员的激励、考核和选拔方面的导向和机制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层面的问题，是政治层面的问题。

因此，下一步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要真正推进，必须改变我们的推进策略。也就是说，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乃至政治层面的改革和事业改革进行整体推进。并要建立超越政府部门利益之上的一体化推进改革的机构，只有通过这样的机构来设计改革方案，制定改革的目标，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跳出以往的受制于部门利益的窠臼。

首先要按照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转向市场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调整政府的组织结构，确定政府的基本功能。这就要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在结构和功能的设计方面，要抛弃政府机构改革的概念，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行政体制的组织架构。这中间，尤其要解决前面我们提到的政府部门主导公共政策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如果我们的改革不能抓住这个关键的问题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重新配置政府的权力结构和功能，改变目前的公共政策过程，改革仍然可能陷入失败。

适应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加快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建设的步伐。加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无疑是未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要围绕建立公共服务体制，重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职责。因此，促进政府由传统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变，由主要靠手工作业的政府向信息化政府转变，就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使命。

要抓住公共财政体制和公共投资体制改革这两个关键，实现主要由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向由市场主导方式的转变。从长远来看，只有在这两个层面的改革实质性的突破，我们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架构。（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导）来源：《人民论坛》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 熊争艳）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熊光楷24日在北京说，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前信息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并可能全面影响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未来战争。

　　熊光楷在24日举行的“信息安全：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随着信息化进程在各个领域的深入发展，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战略问题，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指出，当前信息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信息网络的广泛使用将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稳定，信息技术的进步将改变未来战争的形态和作战样式；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将会使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信息传播模式的深刻变化将对文化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他说，为应对严峻的信息安全形势，国际社会必须把握时机，加强合作。他建议，推动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信息安全新秩序，推动制定广泛适用的信息安全国际法规，推动构建长远有效的国际信息安全合作机制。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和何东舜铭国际文化基金联合举办。中国以及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2个国家的有关部门官员和专家学者等100多人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会议。★  来源：新华社

 

      ★◎信息化作战，最突出的变化是战场结构不同了，复杂电磁环境从传统战场环境要素中脱颖而出，居于主导战局的显赫地位。

　　★◎在相对狭窄的战场空间，种类繁多的信息系统和电子设备云集密布，大量电磁辐射互扰自扰，加之敌对双方还绞尽脑汁地施展电磁对抗手段，其复杂性可想而知。

　　★◎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出现，争论多是十分正常的，认识电磁环境的复杂性不会一次到位。理清思路的关键点不是喊口号，而是打破传统，更新知识，从而获得新认知。

　　★ 电磁环境跃升为战场空间的主导元素 ★

　　人类活动的空间延伸到哪里，角逐便追随到哪里。从陆战场到海战场，再从海战场到空战场，战争方式发生了由平面到立体的巨变。当信息资源成为兵家争夺的焦点之后，情况又在悄然变化——由电磁活动构成的隐形电磁空间的形成，是战场空间发生巨变的最显着标志，它预示着战场空间不再限于由平面向立体，而且发展为从单维到多维、从有形到无形。

　　当代战场，电磁波已经成为信息获取的重要媒介和最佳载体，电子信息技术已成为武器装备的支柱：电子信息技术含量在飞机中已达50%（在B-2飞机中高达60%）；在舰船中达25-30%；在火炮和坦克中达30%；在空间武器中甚至高达65%至70%。联合作战、体系对抗、精确打击所依赖的资讯获取、传递、控制、干扰等，绝大部分要通过电磁波这个媒介完成。作战行动对电磁活动的依赖性越强，制电磁权的较量便越激烈，电磁活动空间在战场构成中的地位也越突出。电磁对抗作为信息化作战的标志性行动，从根本上决定着战场主动权的得失。

　　对作战行动产生巨大影响的电磁活动，构成了战场电磁环境。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代雷达对抗侦察机，可以在2万脉冲/秒的信号密度中正常工作。90年代初，信号密度增长到10万脉冲/秒，这时，连第二代雷达对抗侦察设备也难以分辨信号。战场空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并非人人都有切身感受。这是因为，电磁环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环境，不能被感官直接感受，认识它，比认识地理环境困难得多，除了弄清战场电磁环境形成的复杂性，还要弄清电磁资源的特征以及作战行动对电磁环境的依赖，确立保护电磁资源、管理电磁资源、利用电磁资源的意识。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对战场环境的适应与否，集中体现在对电磁环境的适应上。因此，将军事训练置于复杂电磁环境下，就成为推动军事训练从机械化条件向信息化条件转变的切入点和“抓手”，抓住了它，对武器平台、训练体系、训练方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对我军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可以预测，一种新的学科——战场环境学，呼之欲出。

　　★ 战场电磁环境表现出复杂性极高的新特征 ★

　　给战场电磁环境加上“复杂”二字，说明对它的认识，是有难度的。众所周知，描述陆战场的特征，离不开山地、丘陵、平原、荒漠，以及江河、湖泊等，用这些直观的概念，即可表征一个具体、可感知的陆战场。而战场电磁环境，是由电磁活动构成的无形环境，在有限的时空里和一定的频段上，多种电磁信号密集、交迭，妨碍资讯系统和电子设备正常工作，常常让人们感到摸不着头脑，有劲使不上。

　　例如，电磁活动作用于武器装备，会影响以电磁波为工作媒介的电子装备的作战效能。一般认为，主要影响因素是电磁辐射的强度和密集度，诸如背景杂讯的强与弱、频谱占用度的大与小以及辐射源的多与少。所以，有人用杂讯、频谱、辐射源来描述战场电磁环境的复杂性。但严格讲，这种表述简单化了。电磁辐射，是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由辐射源通过传播媒介发射到空间，电磁波在空间、时间、频谱和功率上交叉重迭，瞬息万变。在空域上，电磁辐射分布在不同空间，电磁信号随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分布状态不好把握；在时域上，它又随时间的变动而变动，具有强烈的动态性和流动性，好比大型乐章中的旋律，起伏跌宕，跳跃不定；在频域上，电磁辐射所占用频谱不可能固定，这使电磁频谱管理相当困难，而对电磁频谱的管理决定各类电磁设备的作战使用效能；在能域上，电磁信号的功率或强或弱，皆由作战需求而定，而后者又是个难以把握的变数。

　　正是电磁波传播在空域上的纵横交错，在时域上的流动多变，在频域上的密集交迭，在能域上的强弱起伏，使战场电磁环境表现出了复杂性特征。上述“四域”每一个都不能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之间缠绕融合，又使这种复杂性较难把握。

　　当然，难把握不等于不能把握。任何复杂事物，都有它的内在规律性，再杂乱无章的现象，背后也有某种有章可循的东西。面对复杂的电磁环境，人们不会束手无策，无从应对。就拿“频域”来说，当多种电磁设备不在同一方向、同一空域传播电波时，或不同时传播电波时，或辐射功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共同使用同一电磁频谱波段。只要对战场电磁环境进行客观分析与精心谋划，或分隔空域，或错开时域，或分离频域，或控制功率，就能化解频谱资源在使用时发生的冲突，降低其对作战行动的不利影响；或反其意而用之，把难题留给对手。它不仅仅是少数专业分队的事，而是各级指挥员在筹划作战时必须时时关注的。

　　★ 电磁环境对联合作战具有决定性影响力 ★
　　
　　电磁波是联系陆海空天各个战场的信息纽带，在作战过程中，雷达探测、光电探测和电子侦察等电子信息系统，无不依靠电磁活动来实现其功能。指挥员对战场的感知，实质上是从复杂的电磁活动中筛选出有价值的电磁信号，然后加以判断。而一旦敌方实施强力干扰，电磁活动便会陷入混乱，继而引起感测器迷茫、战场感知错乱。在伊拉克战争中，伊军将小型GPS干扰机摆放在高楼和高山上，使美军发射的多枚巡航导弹因迷航而坠落在伊朗和土耳其境内。伊拉克战争中所发生的多起美英军队误击事件，大多与感测器识别失效有关。

　　联合作战，各种作战平台及其与指挥机构之间，都要依靠无线电通信来传输情报、指令与协同信息。无线电通信信号的传播和接收，属于“开放”方式，既是电磁环境的组成部分，又受到电磁环境的影响。信息化战场上，通信系统广泛用于武器装备、作战平台和各类人员，如此密集的通信系统拥挤在狭窄的战场，传递资料中断、差错率频发、协同效能下降，在所难免。

　　信息化武器装备所辐射的电磁信号，时刻处于敌方监视之下，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信息化武器装备通过辐射和接收电磁信号获取信息，这就为干扰信号的进入留了“后门”，埋下失效甚至失能的隐患。这种干扰源很多，有敌方的电子压制和欺骗，有双方民用电子设备的无意电磁辐射，还有自然电磁辐射，颇有点防不胜防。如果使用反辐射、定向能武器，甚至可以直接摧毁武器装备的电子信息系统，让这类高技术兵器变成一堆废铁。

　　在相对有限的战场空间内，各种电子系统云集密布，敌对双方绞尽脑汁展开异常激烈的电磁对抗，大量真伪难辨的电磁、信号和辐射体，充斥战场，密不透风。指战员置身于这样一个复杂环境，身心高度紧张，心理压力大，给心理承受力的训练提出了新课题。

　　★ 全面提高应对复杂电磁环境的能力 ★

　　★ 情报侦测。

      通过合理部署、综合运用各类侦察平台，构建完善的侦察与监测体系，不仅在地面，而且从海上、水下、空天实施侦察；不仅白天，而且在夜间及恶劣天候条件下实施侦察；不仅有光学手段，而且有红外、雷达、通信、声呐等多种侦察手段……力争在复杂电磁环境中准确获取战场信息。

　　★ 指挥控制。

      传统指挥平台主要采取“纵向、逐级、递进”的方式实施战场控制，断其一点，便影响一片。如果建立以网路为中心的指挥体系，既使部分链路受到干扰破坏，也不会导致整个传输链路瘫痪，仍可以利用纵横交错的网路链路，迂回传输信息，实施指挥控制。网状结构的指挥体系，能快速联接到每一级战斗单元，使指挥灵活自如。

　　★ 精确打击。

    精确打击首先依赖于情报侦察特别是电子战系统的大力支援，形成“软硬一体”的打击体系。“软硬一体”，首先表现为武器平台功能上的软硬结合，如美军在EA-6B电子战飞机上，装有多个主动和自卫电子干扰系统，可对雷达和通信辐射源实施电子压制和欺骗，同时还可装载AGM-88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具备反辐射攻击的“硬杀伤”能力。

　　其次，“软硬一体”表现为作战手段上的软硬结合，一方面实施电子干扰、假目标欺骗或电子摧毁等“软杀伤”手段，撕开敌方的“电子屏障”；另一方面，以火力摧毁等“硬杀伤”手段，为电子战平台打通“安全走廊”。

　　★ 综合防护。

     电磁环境下的战场防护，包括火力防护和电子防护两方面。火力防护是防护体系的基础，目前，防空反导武器的发展受到普遍重视，美军已将发展反导系统的重点放在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上，主要防御武器也从地基、海基拦截发展为由天基、地基和海基系统组成的一体化防御体系。所谓电子防护，是指利用各种电子系统和设备实施的防护，如美军第二代综合电子战系统IN鄄EWS，把电子侦察、威胁告警、有源与无源、光电干扰等多种手段相结合，使其功能互补，可靠性提高。（来源：解放军报） ▲

 

国家与预防腐败局能否形成反腐合力？

　　中评社香港2007年4月23日电／英国《经济学人》最新一期载文《这不是清理腐败的最好办法》，摘要如下：

　　中国官员经常大声抱怨腐败可以摧毁共产党。然而频繁的打击以及偶尔推翻一名贪官的做法似乎影响力很有限，许多人担心计划在今年成立的新反腐机构也会落得同样下场。在上海和北京，最近几个月有一些涉嫌重大腐败丑闻的官员下台，而所谓的高层不法行为新案子继续曝光。在北京，国家媒体上周报道，在大学学府和高科技云集的海淀区，区长周良洛涉土地违规案，已被拘捕。在上海，本月较早时候有消息称上海前房地局副局长殷国元由于类似原因受到调查。

　　过去几个月，中共党内以及中国更广泛的讨论，讨论用更好的办法对付贪污的必要性。官员到别处的反腐败机构学习，特别是在以廉政闻名的香港和新加坡。对于一些中国官员来说，新加坡和香港模式对它们特别有吸引力。

　　很少人看好2月透露的成立预防腐败局的计划。它的职权仍不清楚，但清华大学的任建明认为它不会有调查权。它很可能要向监察部报告，或者直接向国务院报告。但任建明认为党自己的反腐败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仍然决定调查和处罚那些高级官员。

　　官员称这个新的机构将有助于中国履行联合国2003年反腐败公约的义务，公约要求签署国要有一个预防腐败的机构。关于这个机构的职责，公约的界定很含糊，但表示该机构应该有免受任何不当影响的能力。中国官员还没有清楚表明会作出怎样的尝试。

　　中国一些胆大的报纸暗示胡锦涛可以为廉政多做些事情。它们指出越南上月颁布法令要求国会代表和高级官员申报财产。中国没有给人大代表们强加这样的负担；官员只是遵从零碎的、秘密的强制要求申报收入。官员漠视一些人大代表提议的针对确保更好的执法的法律。反官员腐败的受挫是中国多数高收入者无视本月初要求他们填写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新规定的原因之一。

　　尽管媒体偶尔会很积极，但几乎不会在没有得到官方批准的情况下报道腐败案。到本月它们才报道去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伟华被调查员拘留的事情。

　　胡锦涛稍稍调整了这个体制。在最近几个月省级领导岗位洗牌中，他设法确保省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来自北京中纪委的官员或来自其他省份的反腐官员领导。在过去，这些职位通常由省委书记安插的人担任，这样就无法调查涉及同级党高层的腐败案了。即便如此，改革的影响仍是有限的。根据党章，省委如果计划查处腐败还是得知会当地的党领导。

　　总理温家宝直率地承认这个问题的程度。在上月的新闻会上，他表示腐败已经越来越严重，这跟党通常说的廉政取得一些成效的说法有所不同。温家宝肯定有所保留。在中国媒体出版的官方全文中，他的说法更为谨慎：腐败只是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分“相当严重”。媒体确实报道了他非原创性但含义深远的建议：一个补救办法就是政治改革。 ▲

 

　　中评社香港2007年4月24日电／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许多军方人员违规在电脑灌入Foxy分享软件，导致许多重要机密外泄，其中包括等级为机密的“汉光十八号演习督考报告签呈”与“中科院汉光廿三号演习的UAV飞行路线图”，甚至已在大陆黑客论坛被全文张贴，台军军机外泄情形非常严重。

　　报道说，早在三月初，在大陆黑客论坛就有人贴出透过Foxy搜寻到的台湾军机，洋洋洒洒地列出数十个档名，还将内容完整贴出，显示台湾军事人员的网络保密观念极为淡薄。

　　台湾军方通资官员坦承确有此状况，目前已全面移除在军用电脑上所找到的Foxy软体，并成立专案小组全面了解在民间网路流传的军事档案。但他强调，此软体不需经伺服器，导致清查困难。

　　据指出，分享软件可决定要将电脑的哪一部份资料夹拿出来分享，但因介面设计的关系，经常会有使用者勾选错误，误将电脑内所有硬碟都开放成分享，导致个人电脑内的资料全部外泄，而且一传十、十传百，无法停止。

　　目前使用Foxy软件可以搜寻到许多军事机密，输入“汉光”、“陆军”、“海军”、“空军”等关键字，就可轻易搜寻到汉光十八号演习督考报告，但这份报告是规定到民国2012年6月1日才能解密的“机密”文件；另外包括“陆军航特部人员名册”、“万安廿四号演习指挥所编组”、“海军人员名册”、“年度陆海空军军官士官考核评鉴表横式版”，日前在媒体曝光的汉光廿三号演习中科院无人飞行载具（UAV）的飞行路线图也赫然在列。 ▲

　　中评社香港 2007年4月24日电／美国重要外交智库——美国外交学会4月10日出台129页报告《美中关系：正面的议题，负责的道路》，提出美国应努力引导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引领这个崛起的大国步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轨道。报告由代表国家安全观点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前总司令布莱尔上将，与代表经贸观点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卡•希尔斯共同主持，由30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美国前高官共同编撰。

　　国际先驱导报发表文章指出，在即将步入大选年的美国政界，这份报告的出台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9•11事件后，美国全力反恐，国际权力均衡出现“空窗期”；中国在此时崛起，美国在亚洲却无应对战略，也缺乏对中国的政治共识。针对这一点，报告呼吁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总统应有此共识，美国面临之诸多挑战最好能有中国合作。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的超越接触、重新定位美国对华战略的思想，可能成为美国未来规划对华战略的重要依据，这就是所谓的“整合战略”。

　　★ 超越接触的整合战略

　　大量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加盟，使报告尽可能做到了知己知彼。其整体立场、态度是正面的，是所有美国有关中国的报告中比较友善、务实的那种。报告首先站在历史的、宏观的角度对美国对华战略进行了述评，认为从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延续至今，已全面成功。然而，报告开篇第4页即指出，“尽管接触战略总体上成功地以取悦于美国政府的方式帮助中国塑造其利益，但是美国对接触战略的政治支援已经面临压力”。可见报告的政治嗅觉颇为敏锐。

　　超越接触的是整合战略，旨在实现三个维度的融合：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接触中国；将中国纳入安全、贸易和人权的国际机制的结构当中；同时抵消中国增长的军事力量。因此，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将中国整合进国际社会，使中国成为全球负责任的一分子。报告试图同时说服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整合战略是与中国成功“崛起” 为负责任大国的长远目标相一致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维护美国的利益。

　　 整合战略思想超越了接触和对冲战略的保守性，能分门别类、一分为二地主动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值得肯定。这种思想在东亚安全结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报告建议，美国应制定计划，让中国成为八国集团（G8）成员，甚至探讨美日中、美中印三边安全对话的可能；美国也应争取签订《东南亚友好与合作条约》，加入东亚峰会，以及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其潜台词是，在亚太地区制造排斥中国的安全安排，只能逼迫中国加紧建构排斥美国的安全结构安排，如上海合作组织；与其抱怨受排挤，不如主动以换取中国进入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的方式挤进这些安全架构。

　　这些思路超越了美国安全战略观念，积极大胆。报告清楚表明这种交换的战略意义：“美国准备欢迎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上日益增强的角色，作为交换，寻求中国对美国持续领导作用的理解和赏识。”这说明，面对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不可遏制，美国的相对衰落有目共睹，报告的作者以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思维，务实、大胆地提出这种战略交易，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 趋于中庸的对华策略

　　报告分五个部分：前言，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中国对世界的态度，美中关系、建议，结论等。其对中国发展的分析，以动态的眼光和理性的态度，比较客观、知情。十分难得的是，报告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美国政府的建议和要求，避免简单地批评中国。比如，报告主持者希尔斯强调，中国并非美国人失业的制造者。美中关系使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增加。她并不担心中国强盛，反而担心中国衰落。她说中国带动全球的经济，衰落的中国也将影响全球经济。布莱尔表示美国绝不应该围堵中国，中国在近期也不可能与美国势均力敌。

　　报告敦促美国政府重建国内各方对美中关系的共识，提出：“进一步引导中国融入全球大家庭，就能在安全、贸易、金融及人权等领域，促使中国的行为合乎国际准则，也最能鼓励中美双方展开阖作，迎接面临的挑战。”报告支援布希政府2005年提出的、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外交目标。这样，报告的对华战略立意颇高，姿态也颇为中庸——作为世界强权的美国应该与崛起的强国中国合作，建议美国与中国建立密切、坦诚、具有建设性之合作关系，尽量促成正面的结果，而将可能的冲突减至最低，并加强美中经济及安全关系。

　　★“务实”的政策建议

　　报告前言部分以类似于我们“求同存异”的说法作为结尾：“美国对华战略必须提供方法、创造机会，以缩小分歧，创造共同利益。”报告最后强调，美国应该追求“美中共同利益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的战略”，在台湾问题、贸易和其他敏感课题上跟中国建立“稳固关系”。

　　 对于台湾问题，报告力荐双重规制和双重保证策略，报告认为“中国应该清楚知道，如果他们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收复台湾，美国不排除动用武力阻挠的可能性。同样的，美国应该明确地告诉台湾当局，华盛顿不支援台湾独立，如果他们自己挑起危机，不要指望美国军方会进行干涉”。报告声称，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对于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以及区域都有贡献。亚洲国家也视美国对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之承诺为美国在东亚利益的重要指标。报告认为台湾“不太可能”独立，台湾问题短期也“不太可能”解决，但不排除美国介入台海冲突之可能。

　　对于亚洲安全问题，报告指出，应该通过保持美国的太空、空中和海上优势，以及加强美国领导的盟友系统来进行，同时要推动跟中国进行有关军事和战略核武器的对话。报告还认为，美国应该“扩大关于中国需要允许人民币依据市场情况浮动的讨论”，同时致力于改善中国遵守WTO的情况。

　　不难看出，这些建议相对于报告提出的目标来讲是比较“务实”的。

　　我们也应明白，报告试图建立对华战略共识，这在美国国内通常很难做到；而且该报告揭示的是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潭的暂时姿态还是长远战略，都无法预知。此外，报告还包括了15页来自特别工作组成员的反对意见。批评者认为，报告对于中国的政治体系、贸易和军事政策，以及中国的国际行为，态度过于宽厚。▲

    发表于: 2007-04-25：被外界视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智囊和文胆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日前指出，和谐外交已经成为中国最新的全球外交新战略。

    俞可平在了望新闻周刊上将中国的和谐外交战略概括为十六个字，那就是：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包容开放。

    俞可平指出，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将在六大领域里重点推行，这六大领域分别是：区域与全球安全、国际合作、基本人权、全球生态、全球风险和打击跨国犯罪。

    俞可平说，中国的和平外交新战略共有四大目标，即：实现持久和平、实现世界的普遍繁荣、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睦相处。

    俞可平表示，和谐外交战略是建立在和谐世界的理念之上，而和谐世界理念是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于2005年4月首先提出。同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庆典上，阐述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外交理念。

    ★ 金荣勇：和谐外交中国做得到

    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教授金荣勇表示，以中国目前日益上升的综合国力，中国若要提倡和谐外交是完全做得到的。至于两岸关系，虽然中国并不把台湾问题当作是国际问题，但是，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也显然越来越有信心，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非和平的举动。

    他说：“两岸关系不是所谓的国际问题。不过根据我去年10月去大陆访问，跟他们的学术界对谈后发现，他们现在似乎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急迫性并不是那么大。大概可以这么说，许多中共的决策者可能越来越认为，时间是站在他们这一边，所以说，假如他们有这种看法的话，他们就可能不至于用很急迫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他可以更从容的去发展他的经济，只要台湾在某种情况某种程度被框住，中共似乎是越来越有信心。”

    当记者问，虽然中国现在怀着良好的主观愿望提出这种和谐外交的新战略，但是有没有可能因外部环境的不配合而仍然无法达成和谐外交的目的呢？

    金荣勇教授回答说：“当然，这种可能绝对存在。我们往往看到战争的发生许多都是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这种情形实在是很难说的。转自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