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文章提供 于 2007-4-19  文章作者: 石江月

　　◆ 解放军的反介入战略

　　3月29日，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公布了一份报告，并自称该报告是近年来罕有的“力作”。而这份报告之所以引人关注，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了未来台海一旦发生冲突，中美可能会爆发军事对抗。报告以解放军的“反介入”（anti－access）战略作为主线，详细介绍了解放军“反介入”战略的组成、可能采用的攻击手段和战术，并为美军提供了一些应对解放军“反介入”战略的对策。

　　这份名为《闯入龙潭：中国的“反介入”战略及其对美国的冲击》的报告还直言，“在一场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暗指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解放军有可能通过‘反介入’手段对抗在军事技术上、能力上占据压倒优势的美军，由于美军在调动部队进入战区进行部署方面遭到了阻碍和破坏，最终可能因为空中和海上军事力量增援不力、后勤补给缺乏、作战人员不足、前方指挥控制通信系统瘫痪等原因被解放军击败”。

　　◆ “反介入”战略——对付优势敌人的有效方法

　　在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讨论解放军的新概念——“反介入”战略。

　　“反介入”概念作为美国战略著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这种作战思想，可能是1992年安德鲁•克瑞皮尼维奇最早在书面著作中系统表述成形。当时他在五角大楼网络评估办公室工作。

　　报告称，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学家们已经变得更加关注一种可能性——在一场美国参与的战争中，敌人可能会采取和试图执行一种“反介入”战略，目的是要干扰美国军队在海外战区的部署，和在海外战区进行作战行动。这种关注的产生是基于冷战后的两个特点。

　　第一，随着苏联的解体，目前还没有国家在已部署的军事部队方面，可以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与美国相比较，因此，美国军队在常规性面对面的战场交锋中，被击败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要想制造威胁，击败美国军队，将主要通过采用非对称手段，例如 “反介入”战略。

　　冷战后的第二个特点让“反介入”战略的胜利机会大大提高了：由于缺乏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主要敌人，所以很难预测美国军队下一步将需要在什么地区部署，因而，美国只能派遣相对较少规模的部队在可能会爆发战争冲突的地区附近进行前沿部署。

　　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对于美国的潜在对手来说，采取“反介入”战略的动机是引人注目的。这些国家必须计划好如何面对一个拥有强大军事能力和压倒性技术优势的对手，他们无疑会认识到，只要美国军队能够及时地部署作战力量，美军就几乎肯定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因而，他们可能会寻求阻碍美军的部署并限制或破坏美国在远离本土范围以外的战区内进行作战的军事能力。他们将能够在第一地点阻止美国的干预，或者至少限制干预的规模和范围。

　　在这份报告中，还描述了中国在采取“反介入”战略时可能实施的具体方法。由于中国可能会在未来与美国发生冲突，这些手段在可能爆发的中美冲突中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军事行动？美国将会采用何种可能的方法，降低这些“反介入”战略手段所带来的影响？都是美军关注的焦点。

　　◆ 解放军的“反介入”手段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声称，解放军在未来可能与美国爆发的冲突中采取“反介入”战略手段的可能性，是因为解放军对于现代战争规则的进一步认识。由于在中国沿海地区，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国的军事战略已经从本土防御转变为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防御和海上力量投射，解放军当前正为“打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作准备。西方的战略家们预测，这种冲突将以有限的政治目标、信息技术的运用为特征，并且要拥有高度的机动性、致命性和巨额资金作保证。

　　报告认为，为了击败拥有技术优势的敌人，解放军已经集中精力谋划一些战略，能够将解放军的相对优势最大化，同时能够创造机会利用敌人的薄弱之处。因此，解放军将不会寻求与美军的面对面作战，解放军将尝试果断地对美军薄弱点实施打击。此外，解放军认为在冲突的初期阶段就抓住主动权，是击败拥有技术优势敌人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中国的一些军事著作强调了“通过首先攻击掌握主动权”，其方式可能采用突然袭击或抢先占领战略要地。

　　报告称，虽然在中国的军事作战理论中，并没有发现将“反介入”战略作为一个单个的、独特的战略方法进行专门的讨论，但在一些理论中的确提出：要想击败一个拥有军事优势的敌人，例如美国，中国的作战理论就必须包括大量在作战意图或效果上达到“反介入”的战术。解放军已经认定，美军对于信息系统的依赖性已经成为其最大的薄弱之处，如果能够成功地利用这一点，就能够瘫痪或削弱美军的能力，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对美冲突的胜利。特别是，分析家们相信，攻击信息系统，通过破坏通信或阻止美军获得有关敌方动态行踪的信息，就能够延迟美军力量的部署。一些军事专家解释说，信息战可以采用“软杀伤”和“硬杀伤”两种手段。“软杀伤”手段包括计算机网络攻击和电子干扰，而可采用的“硬杀伤”手段包括定向能武器、爆炸物和动能攻击。攻击的目标可能包括位于美国境内或其海外的计算机系统、指挥和控制结点，和太空情报、监视、侦察和通信设备。

　　另外，报告认为，由于在可能与中国爆发的冲突中，美军需要跨越远距离奔赴战场，因此美军的后勤系统也将成为攻击的对象。这种攻击将能够延缓美军增援部队的部署到作战区域，并将导致已经处于战斗区域内的美军在有效性上减弱，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急需的战斗物资供应，这些部队将可能会被迅速击败。

　　还有就是对空军基地和港口的攻击。这种攻击将阻止或破坏作战人员和物资供给的投射，同时也不利于空军和海军的武力投射。解放军的分析家们认为，攻击以上这些目标是一个赢得空中或海上优势的非常高效的办法，即使获得成功的难度可能是无法估量的。

　　同样地，海军航空力量在美军作战行动中的重要性，也是解放军非常关注的。在美军近年来的历次战争中，航空母舰都扮演了一个极端重要的角色，但这也让解放军确立了一个信念——航空母舰能够被击败。采用空射巡航导弹和舰射巡航导弹，实施大规模密集攻击，就可以突破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防御体系，而且潜艇发射的鱼雷则可以用作隐藏在暗处的杀手锏。目前，解放军还在讨论利用弹道导弹作为反航母武器的可能性。

　　◆ 解放军“反介入”战略的力量组成

　　除了兰德公司发布的这份报告外，一些美国军事专家甚至认为，希望发展并具有一定的能力以执行“反介入”战略，已经成为解放军的一个现代化的源动力。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06年度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已经表示出对发展海上“反介入”能力的兴趣，这种能力需要通过全面的C4ISR系统网络，直接协同海上、空中、空间和导弹部队。

　　许多美国军事专家认为，解放军的一个多层次“反介入”力量系统要达到区域海上封锁，将需要部署潜艇、海上作战飞机和装备有反舰巡航导弹的现代化水面战斗舰艇。

　　美国方面称，中国的潜艇现代化努力已经受到极大重视和关注。中国购买8艘俄制“基洛”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的合同正在执行中，此外中国还在上世纪90年代从俄罗斯购买了4艘“基洛”级潜艇，其他4种正在建造的各类潜艇包括：新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新的核动力攻击潜艇；新的常规动力潜艇，被外界称为“元”级041型；另一型常规动力潜艇，被外界称为“宋”级039／039G型。这五个型号的潜艇预计将比中国上一代潜艇更现代化、更强大。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在追求“反介入”力量的过程中，将水下力量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另外，两艘新型“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的交付，和自主研发生产能够携带远距离反舰巡航导弹和防空导弹系统的052B型和052C型导弹驱逐舰，也说明了解放军海军在提高“反水面作战”的同时，也加大了其在“反介入”作战中的角色。其中，俄罗斯生产的“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其拥有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该导弹从设计上就是为了击败美国海军“宙斯盾”防御系统。因此，这些舰艇和先进反舰巡航导弹的大量部署，都对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发出了更高的挑战。

　　《2006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还宣称，近阶段以来，中国也显现出将突出强调其空军部队的“反介入”角色。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购买了俄罗斯生产的苏—30MK2战斗轰炸机，该机可携带AS—17／KH—31A型反舰导弹。空中预警机的获得和自主研发轰—6U型空中加油机的发展，结合配有精确打击武器的攻击战斗机，都将扩大解放军空军和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的行动范围，也增加了对远离中国海岸的敌方地面和空中部队的威胁。

　　在解放军的导弹力量方面，对陆攻击巡航导弹（LACM）成为了“反介入”力量的新的构成部分。这种巡航导弹可以从陆基、飞机发射，也可以运到海军战斗平台，如利用潜艇攻击包括空军和海军基地的目标。攻击范围包括台湾地区或其他地区的地点，如日本、关岛。美国国防情报局宣称：“根据我们的判断，到2015年，中国将有数百枚精确制导的空中和地面发射的对陆攻击巡航导弹。”

　　◆ 美军的应对措施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还专门深入探讨了美军针对解放军的“反介入”战略，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提高哪些能力。报告认为，在现阶段，美军可以采取以下手段反击中国的“反介入”威胁：

　　第一，加强美国境内和驻海外空军基地的被动防御体系。第二，在关键设施和重要目标的周边部署防空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第三，重要区域应该加强对突然袭击的防御（主要由解放军的特种部队发动）。第四，减少美国海军部队在海港中被攻击的危险性。第五，降低美军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系统被攻击的可能性。第六，采取措施，阻止并减小高空核爆炸所带来的潜在影响。第七，加强美国的同盟国的军事能力。

此外，兰德公司的报告还特别指出，未来一些新的或得到提高的能力将强化美军对解放军“反介入”战略的反制能力。这些方面包括：

第一， 提高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第二， 对机动攻击武器的侦察、鉴别、确定能力。
第三， 提高对陆基发射巡航导弹和先进的舰射巡航导弹的防御能力。
第四， 提高反潜战能力。
第五， 提高排除水雷的能力。
第六， 加强反卫星能力，以及在敌方实施反卫星攻击后的反击能力。
第七， 作战范围扩大后的防空能力。
第八， 对远程地对空、空对空导弹的反击能力。
第九， 早期的战略和战术预警能力。
来源: 世界报   ▲ 

    发表于: 2007-04-20：在1989年时代，中国恍然才明白美国以16项和平典范为契机所制造的所谓“和平”的真是目的。随后即1991年美国一位评论家出版了一本名叫“肢解Y10与肢解中国”的书籍。轰动美国政界。随即被取消“版权发行资格”。

    1968年B6仿造成功。当时中国奉行“军品为先，民品辅助”的建造发展原则。因此任何项目均是军品科技被优先考虑。在B6成功以后，中国随即开始研制制造Y10大型民用/要员专机。这是中国的执行研制制造首架大型飞机。他的试验与试飞，制造。都是成功。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航空业并不缺乏制造与建造大飞机的能力。

在它几乎要进入小批量生产型时期，中国政府开始于美国谈判，引进美国MD公司的MD82客机。以充实中国民用航空市场。而此时中国生产已经“大转折”从来原来“军事科技优先”转变到“经济改革为主，民品优先”的全和平思维时代。

    而Y10在进入生产研制后期，由于四人帮一位王某当时入住国务院。也曾经对于Y10大加赞美。因此，Y10在文革结束后，被扣上“文革余孽产物”的大帽子，等待他的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上海今天MD厂房原有基础上，那里曾经Y10的栖身之所。约相当于第3号试验原型机的Y10－3。在这里静静的躺了3年后，为了给“先进无比”的MD82的“大尾巴”让路。依据当时的“最高指示”，Y10被拖出来，大约30－50名航空机械工程人员，在以“大干！快干”的口号感召下，以前所未有的“大无畏，奋不顾身”的精神，在肢解Y10。同时工厂搞起“看谁拆得快”的大生产运动口号。而且步入厂区同时，当时可以看到“努力！快拆50天迎接MD”的醒目的口号。

    在中国航空设计历史上，Y10所创造的10多项国内首创，至今无人能够打破。而肢解Y10这个“80年代的黑五类”主要原因就是他是文革产物。另外，美国方面在1982年邓小平的“破冰”后，开始加速缓和对华关系。而此时以美国参议院部分主导“领袖”级人物制定的一个所谓“最终和平计划”也已经定型。

    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说：和平演变。而MD公司与中国航空谈判过程中，MD公司段然以：“中国没有制造与建造大型整机”的能力，有力的回绝了中国提出的“全面引进MD8生产线”的提议。而美国希望中国人至少可以使用20－25年时间，来从头学习美国制造大型飞机的进度。为此新的最高指示随即出台“从0开始。打破旧习惯”。而Y10对于中国当时社会政治来说自然就是旧的习惯。

    最终MD公司决定把MD82的大尾巴，率先引进中国。在参观前期厂区建设时期，美国人看中了Y10那间并不豪华的，落满灰尘的栖身之所。中国方面对此欣然接受。中国技术人员在以每天肢解1－3个大部件的进度，叙述迅速忙碌着。被肢解下来的Y10机体，以每吨300－500元人民币不等价格出卖给一个新型“先期富裕的”。北京某家儿童中心，以最好价格购买了一段机身。作为儿童们的玩物。

    而第一号原型机，本来应该接受一柄肢解的。但是，找到了某位中国航空知名专家强烈反对。因此它侥幸以半个机身逃脱。被安置在北京一家设计院。随后，被摆放在航空博物馆。后半机身是以2号，3号。机身拼凑起来的。

    至此，中国人首次建造的70年代当时较为先进的Y10大型宽体干线客机。就这样被肢解了变卖了。而中国航空业同时代随之开始进入“航空零部件”生产国的时代。在1989年时代，中国恍然才明白美国以16项和平典范为契机所制造的所谓“和平”的真是目的。随后即1991年美国一位评论家出版了一本名叫“肢解Y10与肢解中国”的书籍。轰动美国政界。随即被取消“版权发行资格”。

    mk800：如今中国再一次开始重新回首制造大飞机。而今日中国已非昔日可比。国家科工委，上报中央的大飞机制造报告，已被中央批复。资金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主力的技术人员，中国却是十分欠缺。目前航空部门在积极招募这方面的人才。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中国航空业能否在“空客”，TU，等大批现成技术诱惑下，在抛开简单，去主动奔向纷杂的全面独立设计？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必定30年来“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习惯已经养成。能否在现阶段不惧诱惑去研制自己具备完全独立知识产权的“大飞机”？还要有待见证。

    不过至少大家可以欣慰的是：此次大飞机将不会再有Y10那样凄惨的命运。至少不会被肢解。最多也就是不成功，“砸掉”。转自81.china.com   ▲  

    2007-04-20：近来有不少人重新谈起运十的事，几乎一致认为运十下马是个错误的决定，耽误了中国航空技术赶上世界水平云云。更有人将当年民航局长沈图这个败类搬了出来当成反面典型等等。中国大陆航空届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有更加的义愤填膺，似乎当年没有投资搞运十，才使得如今中国没有自己的大飞机，仿佛怀才不遇一般。    

    一九七一年后，大陆在伟大领袖的带领下的文化大革命以进入后期，所有走资派要么被打倒，要么解除职务下乡劳动，邓小平中国等人也都靠边站。此时国际形势十分微妙，中共与苏共翻脸多年在边境时又冲突，同时在越南，中国全力支持越共抗美。在美国越南已成了政府最大的麻烦，尼克松上台之后急于摆脱越战的泥坑，他他很清楚没有中国，小小的越南根本不可能坚持这么多年。

    在中国的密友巴基斯坦政府的暗中安排下，美国国务卿秘密访问大陆，随后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并于毛周等中共领袖多次长谈，此举震惊世界。美国在中国的默许下在越南发动的大规模的进攻，此乃后话。中国从此与美国关系急剧升温。

    中国在航空运输上长期缺少大型运输机，只是在60年代从英国进口了一批三叉戟，中美关系改善后，中国从波音公司进口了十架波音707。为防止中美关系不策，又从PW公司进口了 40台备分发动机，这就是运十的发动机的来源。

    在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批准下，于七十年代初从全国个航空研究所、制造厂、中科院等的单位抽调大批技术人员集中上海成立上海飞机设计所，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大型喷气式运输机代号运十。

    一九八零年运十出厂，共生产两架，一架做全机静力实验，一架作飞行实验,总共130余次飞行实验，外行认为是仿造707，实际上运十的气动造型是完全自己研制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机翼翼型与707也不相同。

    虽然看似成功了但实际上还有相当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材料强度低；使得全机总重较大；结构疲劳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使得进一步试飞实验风险很大。发动机用的是707上的 P&W，自己在大型民用涡扇发动机几乎为零，当时中国航空电子设备水平很差，连仿造707都有许多困难。

    在设计上虽然采用了一些计算机数字运算，但总的来说依然是按50年代苏联飞机设计手册上的静力强度方法(结构如何不超重)。大型民用飞机是个比较难掌握的产品，苏联的图波列夫设计局的技术水平不知比上海飞机设计所高多少，又搞过许多型号，其产品TU154依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如果说波音707是100，运十算是达到60-70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再搞个几年就可达到90分，这里根本不是线性关系，TU154算是85分，这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多年的艰苦探索研究，况且民用飞机并非有技术水平便能成功，飞机的维护保养备件等一系列问题都要解决，道格拉斯的DC系列，Lockheed 的三星都有很先进的技术最后都不得不退出市场。

    波音在50年代搞707是由於技术风险很大加上耗资巨大，使波音查点破产，更典型的747在60年代末由於一系列的技术问题没有解决(主要是PW的大型高流量比涡扇发动机是全世界第一次，推力不稳定)，使得十几架747出厂后无法上天，占用波音几乎全部的资金外加银行贷款，航空公司也后悔不该订货，波音及PW两家公司同时处於破产边缘，所幸PW历时三年苦难终於攻克了这一难关”，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波音才缓过危机，这一过程至今让波音高层心惊肉跳，美国航空界从此将民用飞机工业称之为“SPORTY GAME”。达到70分并不难，但达到90分才是真正的难关，要付出几十倍甚至百倍努力，更要命的是民用飞机的特点是你到了90分，甚至97分航空公司依然不买你的帐，因为最后的5%甚至3%将决定航空公司是否能赚钱。

    运十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事实上八十年代初资金非常紧张，必须用有限的资金尽快完成一件更要紧的项目，歼八飞机的定型及歼八II的研制工作，空军已经不能再等了，老旧的歼七歼六早无法胜任新的作战要求，运十要花的钱太多了，是当时的财力无法承受的。

    另外一方面当时航空工业部的技术水平也没有如今网上传言的那么高，航空技术是100%的高技术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是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代表，在那时中国的工业底子仍然很薄弱。

    “两弹一星”大会战的模式是无法用到运十上的，要知道飞机是要大批量生产，大量载人，每天要飞行每天要维护，不能出任何差错，这些特点都是两弹一星所不具备的，航空才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真正反映。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运十用的是与波音707一样的动力，但噪音大振动大，不仅是不舒服，说明气动特征有比较大的问题；商载小，航程短，说明结构重量大气动性能不佳，不完全是材料不过关，初始的气动结构设计没有完全搞清楚，结构有限元分析根本谈不上(光做几个部件的分析无疑是杯水车薪)，机载电子设备非常简陋可靠性差，涡扇发动机的问题至今都没有完全解决何况是三十年前。那些退休的老总们忘记了自己并非米高扬，也没有图波列夫的水平，总体的技术水平还不高。

    那个在网上出了名的老总八十年代后发表长篇论文“现代军用飞机的设计”(记不清表题了)，错误百出，据一例，“双发飞机不应采用机腹进气的布局。”笑话，欧洲战斗机便是机腹进气的布局，难道欧洲不知道吗，看看进气道的几块调节板，取决于你的控制，诚然老一辈的工程人员有很多优点吃苦耐劳，但那一代技术水平的确不高。

    那位因主持设计了“空中美男子”歼8并获得20万国家奖金的老总，在90年代出也发表长篇论文认为下一代战斗机比较好的布局是前掠翼加鸭式布局，而当时隐身的YF22/YF23 已经试飞了，他主持的歼8有许多问题至今没有解决，飞行包线有明显缺陷，装备部队后甚至出现空中开炮发动机停车的情况，被制造厂的工人戏称为和平鸽，为此空军大为光火，至今让其他设计所当成笑料。

    早在60-70年代空军就提出战斗机要既能打高空又能打低空，这是最早的多用途飞机的要求，如F16 等，这样有远见的要求被当时的航空工业部批为“不可能，气动结构上无法实现”，并且经常在各种场合讽刺空军不懂行瞎指挥。

    更为可笑的是到了九十年代了，技术发展如此之快，尤其是计算机技术推动几乎所有领域的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那些老朽们居然还耗费国家数千万元的资金将自己的所谓经验编写成新一代的“飞机设计员手册”来指导新一代的飞机设计工作，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价值，而最早推动这一壮举的便是那引进MD82组装，要改小四轮起落架，白白耗费国家上亿美元宝贵外汇，而最后不了了之的那位副部长。

    当时改小四轮起落架被许多中下层技术人员认为是“胡搞”，改了小四轮起落架，MD82便不能叫 MD82，原有的适航证便自动失效，谁敢买，况且民航根本不要。

    象运十这样的大项目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搞成的，耗资巨大，不利用现代技术如结构有限元分析等，不依靠严谨的科学实验，靠集中全国的力量搞大汇战土法上马是根本不可取的，更别指望那些老朽们会一夜间变成天才，就当时的技术水平资金等来看，运十的确消耗太大，况且当时的国际环境还比较好，毕竟还没有人预计到苏共的垮台，也没人预见到改革开放到今天的样子。 ▲   转自81.china

　　 《拜祖文》

　　 “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维公元2007年4月19日，农历丁亥年三月初三，当此轩辕黄帝诞辰之日，千里中原，惠风和畅；牡丹争艳，国色天香。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全书，谨代表9800万河南人民，在中华人民始祖轩辕黄帝故里、故都河南郑州新郑市，恭拜始祖轩辕黄帝曰：

　　 (一)追思懿德

黄河黄水，黄土黄壤。始祖山麓，轩辕故乡。黄帝伟业，勋绩皇皇。少典之子，名震八方。

启迪蒙昧，告别洪荒。定都有熊，创制度量。教民耕牧，食有余粮。种桑养蚕，缝衣制裳。

筑宫建室，暑避寒藏。造车作舟，道通路畅。音律器具，历数岐黄。创新图腾，嫁娶婚丧。

任贤举能，整纪肃纲。礼仪渐备，文明发祥。华夏一统，龙帜高扬。薪火相传，万事流芳。

　　 (二)秉承祖志

秉承祖志，续写华章。锲而不舍，饱经沧桑。风流人物，再铸辉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开拓图强。开放改革，百业兴旺。科学发展，虎跃龙骧。又好又快，民富国强。

山川秀美，鸟语花香。社会和谐，兰蕙芬芳。依法治国，民本为上。八荣八耻，引领风尚。

关注民生，感热知凉。公平正义，共建共享。海峡两岸，笃思相望。振兴中华，念念不忘。

　　 (三)崛起中原

大河之南，九州之央。具茨逶迤，溱洧激荡。中部崛起，正道康庄。中原崛起，气宇轩昂。

志酬三农，广储粮仓。率先实施，免除皇粮。经济发展，步步铿锵。文化底蕴，博厚深藏；

两大跨越，由大变强。诸多领先，流彩溢光。人民诚朴，热情善良。勤劳勇敢，不卑不亢。

内强素质，外展形象。倡树新风，正气弘扬。 英雄辈出，河南现象。中州儿女，无愧先皇。

　　 (四)四海同拜

日月经天，江河奔淌。两岸四地，豫台澳港；同祖同根，同愿同向。血浓于水，四海共襄。

新郑拜祖，源远流长。黄陵祭祖，扫墓酹觞。拜祭呼应，相得益彰。敬慰拜告，状惟尚飨！

2006-08-10　
                           
具茨巍巍，溱洧泱泱。轩辕之丘，天降轩皇。圣明睿智，光耀朝阳。赫赫伟绩，惠泽八方。

先民之世，天蛮地荒。继炎而起，肇造华章。甲子算数，律吕岐黄。六书制作，文字辉煌。

舟车指南，五谷蚕桑。修德振兵，铸鼎开疆。设官司职，政体滥觞。宇内一统，万民景仰。

二十五子，分姓六双。代代有继，尧舜禹汤。龙脉赓续，乃至今昌。世界文明，彰显华邦。

三个代表，指明方向。立党为公，民本至上。改革开放，人神共襄。多党合作，国是共商。

发展经济，民富国强。先进文化，人人分享。神六飞天，民气高昂。中华儿女，再谱新章。

炎黄子孙，五洲六洋。海外同胞，念祖思乡。海峡两岸，骨肉情长。统一复兴，义不容让。

科学发展，振兴总纲。中华民族，雄立东方。中原儿女，奋发向上。农业先进，工业兴旺。

科教发达，环境优良。社会和谐，人民安康。英才辈出，自强争光。中部崛起，指日可望。

黄河滔滔，嵩岳茫茫。缅怀祖德，光大发扬。谨告我祖，伏惟尚飨！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1942年11月生于延安，湖南浏阳人。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年适逢「文化大革命」，受父亲胡耀邦被打为「黑帮」所牵连，在北大被整，1968年下放北京军区农场劳动，1971年到北京第二通用机器厂「接受再教育」，1972年「落实政策」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1984年调中共中央整党办公室，1986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93年至今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
   
    ◆ 附：胡耀邦家庭的秘密
   
    胡耀邦四个孩子三个姓，因战争年代曾交给农民抚养。
   
    胡耀邦的旧居在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一座古旧四合院，胡夫人李昭仍住在这里。一九四二年，毕业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李昭，在延安与时任中央军委政治部长的胡耀邦成婚。他们育有三子一女，但四个孩子却有着三个姓，两个儿子姓胡，女儿姓李，还有一个儿子姓刘。讲起这位姓刘的老二就有一段小故事：那是一九四五年当他呱呱坠地时，因时局发生变化，部队即将开赴新战场，胡耀邦夫妇不得已把他送给了一位陕北老乡，五大三粗的刘世昌当时是延安南区一位模范合作社长。胡耀邦说：「从现在起，他就是老区人民的孩子了，一定要姓刘，名字也要请你取。」老刘想来想去，最后说：「那就叫他刘胡吧。」胡耀邦说：「也好，不过『胡』字要加三点水」。到刘湖十三岁时，刘老汉把他送回北京，李昭和胡耀邦叮嘱儿子：「你永远是刘老汉的儿子，是老区人民的儿子。」刘湖从上学到成家，一有假期就跑回延安看望养父母。
   
    胡耀邦住处的会客室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秘密，那就是西南角有一扇门，打开后与院子对面的一扇小红门相连，这也是能够直接与党中央枢纽中南海相连的唯一的一扇特殊之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喜欢联系群众、会见朋友、倾听意见的胡耀邦总书记提供方便。胡耀邦主政期间，仅他亲自处理的人民来信就超过两千件，六年之中有四个春节是在老百姓家中渡过的。（毛峰）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学者出身的政坛人物
   
    2005年08月01日 宁夏日报
   
    胡德平是胡耀邦的长子，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和第一副主席等职。
   
    1942年11月，胡德平出生于抗日烽火连天的延安。胡耀邦育有三子一女，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刘湖生于1945年，不久胡耀邦调赴前线作战，于是胡耀邦夫妻把未满40天的次子托付给陕北老乡刘世昌，刘世昌把他抚养长大，成了他的养父。胡耀邦让次子姓刘，胡字也要加上三点。直到13岁，刘世昌才把刘湖送到北京），三子胡德华，女儿李恒。
   
    胡德平外表酷似胡耀邦，日常戴着一副眼镜，有很浓厚的书生气。实际上，胡德平在进入政界以前，确实是个标准的学者，所以说，他是个学者出身的政坛人物。
   
    胡德平虽然出生在高干家庭，却也是历经沧桑。1963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1967年毕业前夕，邓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受到排挤、迫害，邓朴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帮子女。他们在北大成了受专政的对象，聂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革命委员会勒令他们接受检查，要他们反对自己所敬仰和信赖的父母，使他们遭受肉体和心灵的极大创伤。“文化大革命”后，胡德平捡起了他心爱的历史学专业，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学术文化界发展，做出了几件在本专业有影响的事。
   
    胡德平毕业后，分配到历史博物馆担任研究工作。为历史博物馆设立考古部多方奔走，终于感动了上级主管部门，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为胡德平的工作精神所感动，深深感觉到胡德平与胡耀邦一样，是位办好事的人。考古部成立后，胡德平出任部长，不久，胡德平又担任了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同时，胡德平还致力于“红学”研究。1983年，他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中青年红学研究者，成立了“曹雪芹研究会”，他出任会长。

  1984年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由于学历在高干子弟中是较高的，而且在学术领域小有成就，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政界。他在湖北时，帮助成立了一家民间科技组织，同时支持创办曾经轰动一时的理论刊物。从湖北返京后，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之后，被提升为统战部副部长。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在选举参加党的十四大代表中，他以较高的票数当选为代表。
   
    胡耀邦之女满妹为父亲写传 和着泪水八年完成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出版
   
    □他从没打过孩子，甚至没有大声呵斥过我们
   
    □“文革”初期，不知哪家的猫，在恐惧的抄家风洗劫京城时避难来到我家……那是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父亲会突然很有兴致地跟我商量：给咱们家的猫买点小鱼吃吧？
   
    □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无可挽回的终生遗憾，不断地啮噬着我的心
   
    ◆ 他首先是一个慈祥的父亲
   
    今年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一本由胡耀邦之女满妹撰稿的、约50万字的回忆录《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即将由北京出版社推出，该书首印即有20万册。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主要笔墨集中于自1976年到胡耀邦去世前的这段时期。该书记述了胡耀邦作为普通人的生动一面，其中附录的许多家庭图片为首次公开出版。
   
    “父亲热爱人民，热爱大自然，也喜爱各种动物。‘文革’初期，不知是哪家的猫，在恐惧的抄家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洗劫京城时，避难来到我家……那是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虽然我们兜里的钱不多，市场的供应也极少，父亲常会突然很有兴致地跟我商量：‘给咱们家的猫买点小鱼吃吧？它要生小猫了，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喂它。’”
   
    这样家长里短的细微小事，在满妹女性细腻、温婉的叙述中一一道出，这是一个女儿眼中的胡耀邦。“无论世人如何评论我的父亲，在我这个当女儿的眼里，他首先不是领袖，而是一个最慈祥的父亲，一个最善良的益友。他从没打过孩子，甚至都没有大声呵斥过我们。”
   
    据了解，满妹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收集资料，不断修改。书稿要出样片的前一天，在湖南参加父亲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的满妹，还给该书责任编辑、北京出版社资深编辑隋丽君发短信，补充了三小段文字。
   
    ◆ 和着泪水八年完成心愿
   
    当过兵，做过工人，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的满妹，从未尝试过写作。写这本书对她而言，是和着泪水，为父亲诞辰90周年献上的一份女儿的祭奠和思念；同时她也希望，为想了解父亲和热爱、崇敬父亲的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当年，胡耀邦生病期间，满妹因工作原因，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没机会为他做一件事，没来得及和他说一句话，甚至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无可挽回的终生遗憾，不断地啮噬着我的心；情不自禁的思绪，像不能平静的海浪不断涌起；无奈的内疚一遍又一遍地责问自己：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
   
    “作为第一次习作的我，只希望本书能够带给大家历史的真实。当读者浏览这本拙作时，能够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那段艰难困苦的真实历史有一些更多的了解，从而冲淡我笨拙的文笔所带给你们的苦涩。”
   
    ◆ 女儿写父亲，总觉得了解他太少
   
    有业内人士认为，邓小平女儿毛毛曾用手中的笔写出《我的父亲邓小平》；方志敏的女儿方梅曾一字一句地追寻着方志敏的足迹，写出《方志敏全传》、《方志敏和他的亲人们》。如今，在女儿为父亲写传的书籍中，又多了一本胡耀邦的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父亲远行后，满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即使作为血脉相承的女儿，对他的了解也实在太少。在细细翻检父亲的一生、不断搜集与父亲有关的资料的过程中，父亲真正完整的形象才渐渐在满妹的脑海里清晰地被勾画出来。在友人的敦促下，1997年满妹才鼓足勇气拿起笔，开始写父亲。两年后第一稿脱稿，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出版。在等待的6年里，满妹又了解到不少东西。她不断整理着史料和文字，也整理了自己对父亲的认识，最终有了现在这本回忆录。

        ◆ 胡耀邦夫妻
   
    结婚前，他们立下“约法三章”。
   
    她无端受到审查。
   
    他们一家三姓。
   
    他拒绝在诬陷结论上签字，拒绝和康生握手。
   
    他揭开思想解放的序幕，她成了服装专家。
   
    李昭原名李淑秀，1921年生于湖南宁乡，她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还在牙牙学语的孩提年岁，母亲就和父亲离异了。从小失去母爱，她是父亲一手带大的，父亲带她离开故乡，辗转来到安徽省宿县，她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她聪慧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又尊敬师长，团结学友，老师同学都喜欢她，称她是“小天使”。1937年，李昭年方16，正念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神州大地，燃烧起抗日的烽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巾帼不让须眉。李昭爱国心切，毅然放弃学业，投身宿县战地服务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或上街演出，或张贴抗日标语，积极宣传抗战爱国思想。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耳闻目睹，李昭感到真正的民族救星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她于1939年元宵佳节这一天，毅然离开宿县，冲破层层险阻，奔赴延安，进入中国女子大学深造。这时，她将原名李淑秀改为李昭。
   
    在大学里，她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女大高级班学员，并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她转入延安大学学习俄语。延大的对面，就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王家坪。当时，耀邦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常来延大作报告，参加学员的一些社会活动，他俩从此相识了。
   
    “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1915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受到革命的影响。1927年9月，他正在文家市里仁学校读高小。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文家市，在里仁学校操场上集合队伍讲话。12岁的胡耀邦和姨表弟杨勇趴在学校的围墙上听，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开始喜欢红军。
   
    1929年，胡耀邦进入浏阳中学读书，他秘密加入共青团。次年，红三军团攻入长沙，胡耀邦就和一个同学离校到长沙去找红军。当时他才十四五岁，恰好被一个堂叔看见了，把他俩送回浏阳。这时，浏阳来了黄公略率领的红军，胡耀邦受党组织的派遣，回乡担任团支部书记。当时具有初中文化的学生在乡村很少，乡苏维埃开大会，文化水平很低的干部们往往请胡耀邦出面讲话。少年胡耀邦喜欢讲演，也很擅长讲演，讲得激昂慷慨，有声有色，感染力强。
   
    局面一天天扩大，中共湘东特委急需大批干部，年仅15岁的胡耀邦由乡苏维埃选送，到湘东特委做少共工作。1933年1月，胡耀邦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耀邦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他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1939年，23岁的胡耀邦调到中央军委，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胡耀邦和李昭认识后，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像一根无形的纽带，把他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次相见，他们相互倾谈对革命的认识，对人生的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情深意笃，心心相印，真诚相爱。在他俩看来，相爱，意味着随时可以进行感情、精神上的互补和内心秘密的相互托付，意味着随时可以卸下心灵的重负，因而激起双方生活的勇气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一个月明风轻的夜晚，胡耀邦和李昭在延安郊外畅谈心曲。
   
    “李昭同志，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是建立家庭的基础，你说对吗?”胡耀邦富于哲理的倾吐，打破夜晚的沉寂。
   
    李昭那白皙的面庞上，霎时泛起一抹红晕，她羞涩地微低着头，两手不自然地放在膝上，沉默片刻，她才鼓起勇气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耀邦，我了解你，你才华横溢，作报告生动感人，对事业执著追求，对党无限忠诚，襟怀坦白，你是一名年轻有为的高级干部，可我———”她的话似清清涓泉，戛然而止。

  “你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大学生，来到延安，刚到入党年龄，就成为党的一员，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让我们携手共进吧。”耀邦坦诚的话语，在李昭心灵深处激起幸福的波澜。
   
    遥望皎洁的明月，面对无垠的苍穹，他俩尽情倾吐相互爱慕之情。
   
    建立婚姻家庭，要靠男女双方不懈的努力。有些人朝三暮四，高兴时卿卿我我，不顺心时喜新厌旧。对爱情是否忠诚，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看他(她)的为人和品德。只有品德高尚，情操纯美，爱情才具有生命力。耀邦发自内心的表白，是为自己立下海誓山盟，他一生都实践着自己的誓言，始终坚贞不渝。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1941年冬，胡耀邦和李昭喜结良缘，终成伉俪。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婚后，他俩一直遵循婚前的约法三章：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伴侣；建立小家庭后，不忘共同的事业，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大方向；能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携手共进。
   
    冬去春来，斗转星移，48年的风风雨雨，无论在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里，还是身处逆境的凄风苦雨中，他俩一直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相携同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情之歌。
   
    一天夜晚，残月如钩，他来到李昭居住的招待所，情真意切地说：“李昭，我了解你，你参加革命早，天真无邪，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坚定的信念。我相信你能经受住各种考验，党组织审查你，这就是一种最实际的考验，你应实事求是，是则是，非则非，不说违心的话，要相信党，相信同志。”一席肺腑言，使李昭增添了无穷的勇气和胆识，她终于经受了严格的审查，党组织给她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李昭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胡耀邦出席党的“七大”后不久，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将赴前线参加殊死的战斗，李昭也要求同往。
   
    “耀邦，我不愿因孩子拖累革命，准备实行人工流产，我身体不好，万一流产不成，孩子生下来我也带不了，你看怎么办?”李昭用征询的眼光望着丈夫，诉说着自己的意愿和苦衷。
   
    “还是克服一切困难，将孩子留下来吧。”胡耀邦深情地望着妻子，爱抚地说。
   
    “我不具备带孩子的条件，我要与你同上前线，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李昭语意坚决，句句叩击着丈夫的心弦。
   
    “怎么办?”夫妻俩经过再三协商，决定将生下来的孩子送给别人扶养。不久，老二呱呱坠地，又是一个男孩，幸好李昭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一个陕北同学，为他们找到南区合作社副主任刘世昌，他只有一个女儿，正好想要一个男孩，欣然答应收养他们的孩子。
   
    胡耀邦深情地对刘世昌说：“从现在起，老二就是老区人民和刘家的孩子了，一定要姓刘，名字也由你取。”
   
    刘世昌沉思片刻，兴奋地说：“那就叫他刘胡吧。”
   
    胡耀邦拍着刘世昌的肩膀，笑着说：“那好，不过‘胡’要加三点水，‘湖’水的‘湖’。”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刘湖在陕北黄土地上茁壮成长。一晃13个春秋过去，刘老汉才把刘湖送回北京胡家。从此，胡耀邦一家三个姓。
   
    胡耀邦夫妇反复叮嘱儿子：“你永远是世昌的儿子，是老区人民的儿子，不要忘记养育之恩。”刘湖不忘党的培育和严格的家教，现在已成为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司局长，为我国的外贸工作默默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1945年冬，胡耀邦夫妇将赴解放战争前线。其时，他任冀察辽军区第四纵队(后改为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委，参加指挥保卫张家口战役。出发前，他们夫妇商量，决定将年仅3岁的老大德平留在后方。
   
    可怜天下父母心，每当前线有人去后方，李昭总要给孩子捎去卫生衣之类的物品，胡耀邦对子女要求特别严格，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有丁点儿特殊化，他严肃地对李昭说：“现在延安还很困难，不能让儿子比别人的孩子穿得好些，一定要顾全大局，对别人的孩子要一视同仁，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是党的干部，理应比古人做得更好。”

  李昭连连点头称是，身体力行。每次给儿子捎去的东西，都同别人一样，甚至自己掏钱，买同样的东西，分送给其他留在后方的孩子。
   
    在硝烟弥漫的岁月，胡耀邦夫妇相依为命，甘苦共尝。
   
    1947年4月7日，晋察冀野战军接连举行正太、青沧、保北3次战役。作为纵队政 委的胡耀邦，在指挥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1948年8月，胡耀邦升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领导了解放太原、宝鸡的战斗。
   
    在紧急关头，胡耀邦置生死于度外，深入连、排前线指挥，率部连续苦战，身陷重围，他随身携带的文件和香烟全被敌人的子弹打掉，连身上的衣服也被打了几个窟窿，险些丧生。面对连天的炮火和如雨的枪弹，他随时准备以身殉职。他在炮火连天的前沿写信给爱侣：“李昭，战争是残酷的，作为一个军人，随时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假若我牺牲在战场上，你千万要坚定、镇静，永远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捧读沾满硝烟的家书，李昭泪眼模糊，心潮翻滚，思绪万千：难道这是他阵亡前的先兆?难道这是他用血与泪写成的遗书?
   
    待到战役结束，夫妻相见，喜悦之情难以言状。谈到那封李昭曾怀疑为遗书的信，胡耀邦风趣地说：“打仗难免要流血牺牲，敌人的子弹从我身上擦过，把衣服打了个大洞，就是打不进我的骨肉，看来洪福非浅，马克思不让我去报到啊!”
   
    李昭欣慰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耀邦工作时间最长的就是团中央，从1952年起，他担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一干就是10年，这显然和他在战争年代长期在少共中央工作有关。在他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青年团的工作是有声有色的。李昭则几十年在北京市工作，担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李昭的平易谦和，是有口皆碑的。胡耀邦曾显赫一时，从1981年起，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达6年之久，李昭始终没有“第一夫人”的颐指气使，她也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只默默干着自己的工作。
   
    李昭和胡耀邦有共同的情趣：读书。48年的夫妻生活中，他们习惯于各干各的。读书也一样，胡耀邦喜读中外历史、马列理论。他列举了许多书目，总起来有5000万字。他说，每天坚持1万字，14年，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胡耀邦书海行舟，早已在党内、军内传为佳话，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无论在马背上，在帐篷里，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在和平环境的工作之余，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他记忆力惊人，对一些佳作警句，常能背诵如流。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诵读几遍，便能全文背下来。因此，他知识非常渊博，作报告，或与人交谈，常能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令人惊羡。李昭则读经济类和技术类书籍。李昭离休前长期担任纺织部门的领导工作，所以，对服装设计之类的书籍兴趣尤浓。
   
    他们还爱好书法，胡耀邦在任时日理万机，但总要挤出时间挥毫练字。李昭工作再忙，也往往和丈夫一道挥毫。当他们赋闲在家，练字便成了常事。
   
    夫妻俩对老年健身法也有所讲究：李昭学会打太极拳，每天或早或晚，总要练上一阵，她还在庭院散步，观赏各种花卉盆景，以修身养性。
   
    胡耀邦每天坚持走一万步，腰间系着一个计步器，准确地记录着他步行的次数，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他当总书记时到西藏考察，海拔3000多米，随行人员都气喘吁吁，头脑发涨，他仍然坚持每天走一万步。
   
    胡耀邦夫妇对子女的教育特别严格，并共同制定了许多家规、戒律。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现了经商热、出国热。然而，这些“热潮”与胡耀邦夫妇家庭无缘。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不久，夫妻俩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胡耀邦严肃地指出：谁要是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谋取私利，做了错事、坏事，谁自己负责，他是毫不留情的。
   
    胡耀邦曾经说过令人深省的格言：“公则明，廉则威，正人先正己。”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呵!他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为子女们和各级干部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 他们共有4个孩子

  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女儿李恒，一家三姓。
   
    “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家人曾有一段时间分居五处，胡耀邦随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两千余人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长子、三子均在部队锻炼，女儿在一家偏远的工厂劳动，二儿子则往返于北京、延安之间，只有李昭一人“留守”家中，每一周，李昭都分别写信给丈夫和子女，倾吐衷曲，寄托祝愿和期望。殷殷贤妻情，拳拳慈母心。
   
    和大多数高干夫人一样，文革中，李昭也受胡耀邦的牵连，受到迫害和折磨。浩劫一起，共青团中央首当其冲。当时胡耀邦已不在团中央工作，他调到西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省委第一书记。但因他在团中央工作了10年，仍被当做团中央“第一号走资派”揪回北京，被狂热的红卫兵关押，被“左”倾狂热煽动起来的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每隔一段时间就拥到团中央机关来“声讨黑帮”一次，胡耀邦便一天数次地被押上批斗台，抵头弯腰做“喷气式”，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有时一晒就是几个小时，耳边是嘈杂的、无休止的谩骂和侮辱。
   
    但无论“造反派”怎样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胡耀邦就是岿然不动，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于是，他被软禁在一间小平房里，一连批斗十几天不让他回家。李昭当时是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也遭批斗，失去了人身自由。“造反派”不让她回家。她心急如焚，日夜思念着胡耀邦的安危。胡耀邦也惦念着遭受磨难的妻子，夫妻在浩劫中度日如年。
   
    一天夜晚，月牙斜挂，星斗寥寂，李昭回到家里，胡耀邦因痔疮复发也在家养病，只见他面容憔悴，脸色蜡黄，两人相对无言，痛心不已。
   
    “李昭，你受苦了!”胡耀邦用爱抚的话语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耀邦，你受的人身侮辱和折磨我早有所闻。”李昭哽咽语塞，心潮翻滚，任泪水在瘦削的面庞上流淌。胡耀邦愤怒地在室内疾走，他在自尊心被强烈扭曲、无情践踏之后，用流血的灵魂怒吼：“‘文化大革命’，究竟革谁的命?”
   
    中国共产党内，彭德怀的刚直不阿，是人人皆知的，其实，胡耀邦也颇有风骨。几件事，可见其为人。
   
    1952年胡耀邦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襟怀坦白，坦坦荡荡，宣布施政纲领时讲：“我的工作要是干得不好，你们就到党中央告状!”
   
    胡耀邦早就对康生极“左”那一套很反感，早在延安时期胡耀邦就不和康生交往。尤其通过“抢救运动”，胡耀邦对康生的冷酷、凶狠有很深的了解。
   
    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一大批人的官。
   
    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恩来请示毛泽东，要找几个年轻的“八大”中央委员进入“九大”中央，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胡耀邦由此获得解放，参加了中共“九大”。
   
    至于胡耀邦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更是有口皆碑，家喻户晓。
   
    开明、务实、勤业、敬民，是胡耀邦为政的最大特点，他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胡耀邦主持拨乱反正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数以百万计的冤案得以昭雪。
   
    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一位政治局委员当即抱住他连喊：“别动!别动!”给他服了硝酸甘油，15分钟后，几十名医护人员进入会场抢救，至当日下午4时，病情缓和，转入北京医院，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高层领导人去医院探视。9日、10日，病情继续好转，直到14日，长子胡德平答复友人询问时说：“情况稳定一些了，但不够好。”不料仅过了一天，病情突然恶化。15日晨7时，胡耀邦喝了水，吃了西瓜，正准备接受上午的专家治疗时，又一次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当时三子胡德华及二儿媳在场。7时45分，夫人李昭赶到医院，见了丈夫最后一面，8分钟后，胡耀邦停止了呼吸。
   
    风雨同舟48载的结发妻子李昭，凝视着胡耀邦那安详得似回故里的遗容，不禁心碎欲绝，丧魂落魄，头昏目眩，全身颤栗，悲伤的泪水沿着她清癯的双颊簌簌而下，她要让辛酸的泪水洗去心头的悲哀。然而，任泪水流干，也流不尽无尽的情爱、永远的思念，耀邦，你走得太突然，走得太早了!

   1990年12月5日，胡耀邦逝世一年又八个月之后，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的骨灰运离北京，由妻子李昭率子女们陪伴着登机南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来到机场，为当年的总书记送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副主任杨德中，与胡耀邦的家属一起扶灵到共青城参加骨灰安葬仪式。
   
    李昭的心情随着机身起伏，卷起层层波澜，48年的夫妻恩爱，化作感情的风暴，在广漠天宇飘荡，催人泪下，感人肺腑。
   
    李昭非常感谢墓碑建造者的匠心独具、设计精巧，巨大的墓碑形似红旗的一角，上方刻着胡耀邦雕像，旁边依次排列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和中国少先队队徽，象征着墓碑的主人与这三个政治团体的特殊关系和他生前在不同时期所作的永不磨灭的卓越贡献。
   
    “旗角”直刺广袤无垠的苍穹，“旗子”下面还有一块引人注目的黑色大理石墓碑，横跨陵墓的底部，用金色的字体镌刻着中共中央委员会撰写的胡耀邦的生平简介和对他的公正评价。
   
    庄重的安葬仪式结束后，李昭伫立在墓前，久久不忍离去。她鞠躬默念：耀邦，你已回到你生前热爱的地方，永远安息吧!你的光辉业绩，彪炳日月，永垂青史!
   
    李昭于胡耀邦逝世前6年就已从北京纺织局的领导岗位上离休。但她并没有把自己关在那座四合院里，她比过去更多地出现在一些社交场合，尤其与时装有关的社会活动，她立志要把中国的妇女打扮得更漂亮。
   
    她做了北京服装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因连续举办了几届群众性的服装展销和评比，知名度很高。她还乐于在中外服装界之间当“红娘”。由于协会牵线搭桥，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蒙服装店和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小筱顺子已携手合营。
   
    李昭比京城里众多的高干夫人更早地穿起了裙服，她很有几套颜色雅致、款式新颖的时装。不过，她不赞成中国的服装过分欧化，对北京少女一度流行黑色紧身裤，她更是明确地表示“实在不好看”，哪怕被人戏称为“保守的老太太”，她也不肯苟同。
   
    她最喜欢的时装设计师或许是李艳萍，因为她常常向别人介绍李艳萍设计的由旗袍演绎出的多种美妙时装，她多次表示：“我的思路是用我们自己的原料，开拓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潮流的服饰产品。”
   
    北京门头沟以及昌平、密云、怀柔等县的农民比城里人还熟悉李昭。从1985年开始，她经常下乡，帮助这些地方发展养羊、养兔、养蚕。农民们为卖羊绒、兔毛、蚕茧赚回大把钞票开心，李昭则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如此发展下去，北京的纺织业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天然纤维原料。
   
    无论胡耀邦在台上还是赋闲在家中，李昭待人始终平易谦和，丝毫没有“官太太”的颐指气使，她颇有威望，胡耀邦逝世不久她再度当选为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她退而不休，每周有一半时间忙公务的状况将长期继续下去了。▲

    （钱　江）：１９８４年的一天，从与北京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一个古老院落里，突然传出了激烈的吵架声。人们不会想到，吵架的人，一方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另一方则是他的哥哥胡耀福。这年，胡耀邦６９岁，胡耀福７３岁。人们不禁纳闷：这兄弟二人哪来那么大火气吵起架了呢？
   
    ◆ 投身革命的同胞兄弟
   
    胡耀邦，１９１５年生于湖南浏阳县中和乡苍坊村。哥哥胡耀福本名胡耀馥，比他大４岁，生于１９１１年。湖南山乡之间，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为便于认写，许多人将“馥”字写成“福”。久而久之，胡耀福的名字反倒通行起来。
   
    胡耀邦家境清贫，父亲靠务农、挑脚维持全家人最低水平的生活。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中共湖南省委派王首道回浏阳秘密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１２月，夏明瀚到浏阳恢复中共浏阳县委，逐渐在浏阳全县建立了１３个区委，有党员２４００人。胡耀邦的家乡处于革命中心地带，他的父母亲以及哥哥姐姐都参加了革命。父亲胡祖仑是乡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母亲刘明伦虽然是小脚，也当上了乡妇联主任。哥哥胡耀福早在１９２７年秋收暴动后就当上了乡里的“劳动童子团”团长（相当于后来解放区的儿童团团长），１９３０年２月入团，５月任乡团支部书记。他与谭震林、毛泽民等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很熟悉。

    胡耀邦入团比胡耀福还早些。他是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由浏阳一中回家度寒假时，由时任乡少共书记的杨贵英介绍秘密加入青年团的。胡耀邦回到家乡后当上了乡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而这时，晚两个月入团的哥哥胡耀福已经是团支部书记了。胡耀福很快自由恋爱了，对象是家住文家市的姑娘刘清华。他们两人都投身农民运动，由此相识。
   
    当年的浏阳农村，绝大多数婚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看到哥哥胡耀福自由恋爱，胡耀邦真心诚意地支持。１９３０年９月，胡耀福和刘清华结婚时，弟弟胡耀邦当主婚人，这在浏阳乡间是破天荒头一遭的事情。
   
    哥哥结婚后１个月，胡耀邦于１０月间被调到区委做宣传工作。他刚到区委不久，就碰上中共湘东特委派人到浏阳来挑选青年干部。刚开始，来人选中的是哥哥胡耀福。偏巧胡耀福刚刚结婚，有了家室拖累。加上大哥胡耀襄病逝后，他已是胡家的绝对壮劳力，顶门立户。左思右想，胡耀福推托了。于是，距离自己的１５岁生日还差１个月的胡耀邦入选，前往江西。
   
    胡耀邦走了，胡耀福留在了家中。建国后，胡耀邦在不同场合多次说，哥哥胡耀福参加革命比我早，在革命队伍中的相识多，他要是到了湘赣苏区，那要比我有出息。
   
    ◆ 哥哥胡耀福被卷入错案
   
    胡耀邦先去了湘赣苏区，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再以后长征去了陕北。哥哥胡耀福却从此命运多桀。
   
    １９３１年，国民党军进攻浏阳县苏区，白色恐怖极为严重。胡耀福离乡躲避一时后又返回家乡，被迫到文家市团防局备案登记，此后被编入乡保安队。在白军向苏区继续进攻的时候带过两次路。胡耀福后来指出，这在当时是被逼无奈，他感到很内疚。与此同时，胡耀福忠诚于革命的心没有变。在严峻的形势下，他秘密地为红军运送过食盐，保护过苏维埃的干部。革命陷入低潮后，胡耀福种田、当裁缝，供养父母，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浏阳一带是国统区，胡耀福曾于１９４３年集体加入国民党。此举为他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１９４８年冬天，中共文家市地下党领导人陈世计秘密组织的革命武装力量“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进入浏阳，胡耀福的革命热情又一次被激发了。他于１９４９年初由陈世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解放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在迎接湖南解放的日子里，胡耀福率队将国民党的乡保安队枪支全部缴获，立下功劳。解放以后，胡耀福担任过支前主任和党支部书记。
   
    建国后，胡耀福与弟弟胡耀邦取得了联系。他于１９５１年春节前将父母送到四川南充，交给胡耀邦赡养，自己很快返回浏阳老家。
   
    １９５２年，浏阳在土改复查中发生了严重的“左”的错误。胡耀福本来在土改中被定为“中农”，这时却被改划为“富农”。 有人诬告胡耀福在白军进攻时追杀革命同志（事后查明无此事），有人认为胡耀福在解放后有雇工行为（实则是胡耀福当裁缝以工易工），又连带提出胡耀福曾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历史问题。结果，胡耀福被草率地定为“反革命”而投入监狱，在司法程序极不健全的情况下被定为死罪。还好，县长赵超山在阅读案件卷宗时发现证据不足，批示：“主要犯罪事实均缺乏证据，退回调查。”即使是这样，胡耀福也被判处５年徒刑。
   
    此前的１９５１年，胡耀福到南充去看弟弟胡耀邦，带去了大女儿胡素贞。也许他预感到什么，将女儿留在了南充，由胡耀邦抚养。这年，胡素贞１６岁。
   
    胡素贞清楚地记得，她离开老家的时候，家里的成分是中农，一年后就明显地感到家里出事了：叔叔胡耀邦不再主动地告诉她来自浏阳老家的事情，父亲来信也看不到了。李昭的母亲对她说：“你家的事不要搀和。”
   
    胡耀邦离家日久，对家乡的情况不了解。他认为浏阳当地组织会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未加过问。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向哥哥承认，这种置身事外的做法不妥，对不起兄长。这已是胡耀邦晚年的事了。
   
    胡耀福入狱之后，很快被发现定案不准，多处定案意见靠“群众举手”方式来通过，在司法程序上存在诸多问题，法院不予采纳。结果，胡耀福只服刑５个月就出狱回家。尽管出狱了，他还是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

   １９６２年７月，根据中央的安排，胡耀邦保留在团中央的职务，同时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主持湘潭地委工作，并于当年１１月来到湘潭。当时，浏阳属于湘潭地委管辖。
   
    这年冬天，胡耀邦来到浏阳。他阔别家乡已经３２年了。１９６３年春节，胡耀邦轻车简从，于２月６日从文家市来到故乡苍坊村。他先到大队书记家，休息片刻，即让身边通信员将４０元钱和２斤荔枝送给哥哥胡耀福。同时，让生产队长通知社员前来举行座谈会。谁知与会者中有人表示了对胡耀福的不满，说他将入社时已归入集体的一只粪桶、一把耙子又拿回自己家了。胡耀邦很生气，吩咐说，不要给哥哥４０元钱了，并要随行的浏阳县公安局教导员吴玉翘去胡耀福家，将胡耀福批评一顿，还将拿回家的这些东西作价１３．８元赔给生产队。这笔钱，从胡耀邦刚刚拿给哥哥的４０元中出。
   
    当天晚上，胡耀邦回到自己的老家，在自己幼年时住过的屋子里过夜。他看望了哥哥胡耀福，最后给了他１０元钱。此番兄弟见面，并没有很多话语。
   
    第二天临走，胡耀邦对随行人员感叹：我老兄这个人呀，参加党组织比较早。他没有去井冈山，留在家中，在白色恐怖中，向国民党“悔过”，但是没有叛变。土地改革，他被划为富农，被抓起来，判过管制，他很少来北京。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胡耀邦这番话说得比较含糊，与他一贯的作风不同。他带着一番感慨离开了故乡苍坊村。又过了几年，“文革”风暴刮来，胡耀邦和哥哥胡耀福将近１０年没有见面。
   
    ◆ 哥哥的冤案平反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文革”结束了，胡耀邦复出，赤胆忠心，以大无畏的精神平反“文革”中乃至更久时日里积压的冤假错案。
   
    哥哥胡耀福遭受的错案也平反了。不过，胡耀邦在其中没有出过一点力，全由胡耀福本人反复申诉，最后逐步弄清事实真相。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浏阳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发文确定，１９５２年将胡耀福定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予以纠正，将胡耀福定为“起义人员”。１９８１年２月，浏阳县政府确定，在土改复查中将胡耀福划为“富农”是错误的，予以纠正。３月３日，浏阳县法院重新审理旧案，撤销１９５２年对胡耀福的判决，宣布胡耀福无罪。
   
    这年３月８日，胡耀福向县领导写信表示：“承上级党委、人民法院对我原错误定性……现已给予落实改正，我表示衷心感谢。今我年虽七旬，也一定要以我最大的力量为四化贡献我的一切。”他在信尾说，由于长期遭遇不公，家庭已非常困难，“今特呈报上级，看能否给予一点解决”。
   
    考虑到胡耀福的实际情况，他在这一年担任了浏阳县“政协工作员”，由统战部每月发给５０元。更为重要的是，平反使胡耀福的心气舒张开来。他马上就心情舒畅地前往北京看望女儿，看望弟弟胡耀邦了。从那以后，胡耀福几乎每年都到北京去。
   
    胡耀福把改变家乡穷困面貌看作当务之急。１９８２年８月，他来到北京，对弟弟胡耀邦说，希望对家乡的电网建设给予关照。他说：“耀邦，我已经老了，可能活不了多少年，我们家庭困难一点不要紧，但是看到家乡还那么穷、那么落后，公路修不上，电也用不上，我心里很不安宁。老区人为革命是流过血的，可是解放几十年了，他们还是很穷。我们兄弟都是喝浏阳河水长大的，如果不把家乡建设好，怎样向家乡父老交代？”
   
    在这之前，胡耀福曾来北京，要为家乡中和乡买一些化肥。胡耀邦没有管，要他自己解决。然而这回胡耀福说到了革命老区，一席话说得胡耀邦热泪盈眶，当场说：“这个问题我早就向电力部门讲过，适当照顾老区。中和是老区，中和的事情一定能得到解决。”
   
    当时浏阳的电力供应还比较紧张。胡耀邦的关心起到了作用。１９８３年，水电部拨款３６０万元，从长沙榔梨架设了一条通往浏阳的１１万伏的高压电路。浏阳革命老区，其中包括中和乡亮起了电灯。
   
    由于胡耀福的争取，胡耀邦给予了浏阳革命老区这点关照。若论对自己的家乡亲属，胡耀邦从来没有做什么，即使对兄长胡耀福也不例外。
   
    ◆ 兄弟俩的误解与谅解

    １９８４年的一天，岳阳县物资局经理胡政到中和乡苍坊村，并到胡耀福家看了看。他为胡家的清贫而震撼，回去向岳阳市委领导反映了胡家的情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胡耀邦在湘潭当地委书记时，时为乡村基层干部的一位领导见过胡耀邦，对胡耀邦十分敬佩。这位领导当时对胡政表示，在可能的范围里对胡耀福应该有所关照，于是胡政就帮助苍坊村买到一些平价尿素。
   
    当胡政再一次来到胡耀福家的时候，他问胡耀福的儿子胡德资，把你安排到岳阳工作怎么样？
   
    胡德资说，可以呀。
   
    过了不久，胡政传来话说，已把胡德资安排到岳阳轻化公司当副经理，妻子叶秋娥可以到岳阳市委招待所当服务员。
   
    胡德资听了满心欢喜。正要办理手续的时候，那位领导同志的妻子去北京见到了胡耀邦。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告诉胡耀邦，你哥哥家太困难了，所以给你的侄子德资安排了工作。
   
    胡耀邦一听就震怒了。他马上从饭桌前站了起来，打电话找到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推翻全部事情，严令对主事的那位领导进行处分。
   
    这事刚过了几天，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岳阳安排胡德资工作的事。一见面，胡耀邦满脸怒气地对哥哥说：“你在下面开后门！”
   
    胡耀福被说得一头雾水。
   
    胡耀邦怒气未消，继续斥责说：“谁这样搞，我就开除谁的党籍。你们背了我的牌子，乱搞！”
   
    看着胡耀福还不明白，胡耀邦明明白白地说：我已经批评那位领导了。
   
    胡耀福一口否认是自己去找人开后门的。当渐渐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胡耀福大叫冤枉，发起脾气来了，说：“耀邦，你这个人忘恩负义。你在北京当总书记，我在家里当农民，要是在过去，我就是皇亲国戚。但是现在，我在家里当农民，日子不宽裕，有人关心一下我家又怎么了？难道德资一个中学生就不能当工人了？”
   
    胡耀福越说越气，说了过头话：“别看你是总书记，我是你哥，该教训你照样教训你！”
   
    胡耀邦毫不相让，说话声音大了起来。
   
    警卫员在外边听到里边兄弟两人吵架，急得要进屋拉架，被李昭制止了。她说：“人家兄弟吵架，一会儿就好，你不要去管。”
   
    果然，只一会儿，胡耀福怒气冲冲走出来，投奔女儿胡素贞去了。
   
    兄弟毕竟是兄弟。胡耀福说过些气话也就算了，谅解了弟弟。胡耀邦的侄子胡德资，从此在乡间务农，直到今天还是一个普通农民。胡德资的儿子当兵，在北京服役，几年服役期满，也回家乡当了农民。
   
    胡耀福的晚年，总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就是他的党籍问题。为此他反复申诉，要求组织调查。１９８５年前后，经过浏阳县委组织部调查，确认将胡耀福定为“起义有功人员”是不恰当的。胡耀福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应恢复党籍，党龄自１９４９年算起。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２日，胡耀福又来到了北京。他对弟弟胡耀邦说，你是不是回老家看看呀？说着，掏出了红色的党证，摇晃着对胡耀邦说：“现在我已经恢复党籍了。”
   
    胡耀邦说：“这事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胡耀福故作生气状，说：“我告诉你管什么用，你从来就不关心我。”
   
    胡耀邦说，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是顾不过来呀。等到退休了我回老家，作为一个平民和乡亲在一起，和你好好地住一段时间。
   
    这句话说得胡耀福非常感动。他马上将乡间带来的湖南腊肉，还有一些腌制的狗肉拿出来，说，这是你嫂子带给你吃的。
   
    胡耀福的女婿徐海初在座。胡耀邦对他说，你到市场去看看，这些东西市场价格是多少？我是要付钱的。弟弟胡耀邦知道哥哥家里不宽裕，他要给一点小小的补贴。
   
    徐海初说，市场里哪有这些东西。他知道胡耀邦的规矩，揣摩着说了一个数，胡耀邦按此数把钱给了哥哥。哥哥知道弟弟的规矩，就把钱收了。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下旬，胡耀邦到长沙休养。他吩咐随行的侄女胡素贞，回一趟浏阳老家，将哥哥胡耀福接到长沙九所一起住几天。
   
    这次与哥哥见面，胡耀邦的亲情、乡情都被搅动了。他对胡耀福说：“你过去的有些情况我不了解……对不起了！”
   
    “过去的情况”是指哪些？胡耀邦没有说，推测起来，大概也包含对哥哥关心得不够吧，但是哥哥已经原谅了弟弟。
   
    长沙九所的绿树鲜花，看到了胡耀福和胡耀邦兄弟最后相处的日子。谁能想到，此时的胡耀邦已经走近生命的终点。几个月后，他去世了。
   
    又过了几年，１９９２年９月，浏阳农民胡耀福辞世。乡间农民送上一幅带着泥土气息的挽联倾吐心中感慨：“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作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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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提供 于 2007-4-18：1971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曾发生一起令世人震惊的九一三事件。在林彪的故乡－－湖北省黄冈市（原黄冈县）林家大湾也曾演绎出无数鲜为人知的新闻轶事。

　　◆ 林丛旭：三度造访，金石为开

　　按林姓房系排列，如今在林家大湾与林彪最亲的只有林彪大弟弟林育菊之子－－林丛旭，又名林二林。

　　林丛旭1958年以前随父林育菊在天津医学院读书时，因失恋而受精神打击后，执意退学回到林家大湾。后来，院校领导曾两次派人接他返校，都被他拒绝。

　　他回到家乡，开始在林家大湾供销社代销店任代销员，并与附近程德岗一姓马的农村姑娘结婚。因不善经营，两年供销店亏损400多元。“文革”期间，随着林彪走红，县委会安排他回龙山供销社任营业员，妻子也安排在区食品所工作。

　　1973年，林丛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投入汉阳大军山监狱，后转至湖北沙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春天，当林丛旭无罪释放回到家时，已是人去楼空，其妻早在他服刑期间就已带着三个儿子改嫁本县黄州粮管所一名职员。

　　政治上的挫折，生活上的不幸，促使林丛旭的精神完全错乱。

　　后来，通过大队逐级向上反映，1984年县供销社才按落实政策又安排他回龙山供销社作退职处理，每月发给29元生活费

　　据林家大湾人讲，林丛旭酷爱读书，沉默寡言，性格十分古怪，挑物担水从来是一头重、一头轻，不搞两头平衡；生活中也有不少的怪理论，如睡觉时脚高头低倒立着，他说那样消化慢，少吃饭，能节省粮食。他除了每月上供销社领一次钱，顺便买点柴米油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外，一年到头关在屋里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打交道，更不接待记者采访。

　　夏天，他宁愿将房顶的瓦片揭开通风，也不愿意打开门窗。他尽管性格孤僻，但好打抱不平，为人也很厚道，不贪财、不受礼、不占便宜，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

　　1993年广州军区一姓陈的军官来湾里同他见了一面，返回部队后，给他寄来300元钱，他给退了回去，后来那人又寄来，他又退了回去，仅退寄费他就花了15元。

　　听了人们的介绍，笔者很想亲眼见见这位“怪人”。于是就找到了林丛旭堂弟媳童桂珍，请她带路。

　　这是一幢极其简陋而又年久失修的平房，土坯砖墙已垮掉了一块，整幢房屋都岌岌可危，门前的杂草有半人来高，窗户也用几块木板钉死。还好，门没上锁，证明里面有人。童桂珍“二哥！二哥”叫了几声里面才有答应，经童的再三请求，屋里人才将门打开。只见一位身材瘦高，满头银发，皮肤白净，五官、脸型和两刷浓重而短促的剑眉的老人，乍一看，酷似晚年的林彪，这便是林丛旭。开门后，尽管我们反复说明来意，但他仍然连声说道：“心情不好，免谈！”完全是一副将客人拒之门外的样子。一个月后的星期天，笔者第二次来到林家大湾，并找到了丛旭的堂弟林丛章，叫他出面帮我们叫门说情，结果还是吃了闭门羹。当笔者第三次登门造访时，正逢他开门倒水，这时，笔者一边同他套近乎，一边侧身进入室内。通过采取有意识地闲侃和引导，他在无意之中透露了许多守口如瓶的秘闻。

　　◆ 林立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当林彪发迹、鼎盛，林家大湾“香火”兴旺之际，他的直系亲属没有一个回到老家。而林彪折戟沉沙、命丧黄泉、臭名昭著的时候，他那两个坎坷辛酸的女儿却先后踏上了黄冈这片陌生的故土。

　　198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一位神色忧郁的中年妇女乘客车来到林家大湾，独自徘徊在乡间的山山水水。湾里人好生奇怪，后经村里的长者林玉彬老人反复询问，才得知她就是当年“帅府千金”，原《空军报》副总编林立衡，又名林豆豆。

　　林立衡1944年早产于延安，问世时体重仅有3斤半，因战乱，开始叶群把刚刚降世的豆豆胡乱给了一户无儿无女的老百姓抚养，后听说那户是地主，又将孩子要了回来，后来还是林彪警卫员的未婚妻带大的。1945年秋天，叶群抱着立衡，怀着立果，跟随林彪转战太行山区，在过平汉路时，十几名高级将领均被敌人冲散，叶群吓得把立衡扔进炮弹坑里，一马夫见了忙将立衡拾起来，放在马鞍子下面兜着走，后来还是一个班的战士轮换挑着上东北。立衡长大后，与妈妈叶群关系一直较紧，而在感情上，则与爸爸林彪更亲近。

　　1971年8月，经人牵线搭桥，她同湖南省邵阳市一铁匠的儿子张清霖建立恋爱关系。

　　“九•一三”事件后，林立衡和男友张清霖先后都被带到当时的政治局驻地北京玉泉山，作一般关押审查。1974年3月，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又被升级为林彪死党待遇，被迫交代林彪为她书赠“笑一笑十年少”、“天马行空”的反动涵义，并被“四人帮”定性为“林彪留下的钉子”。她顶不住“四人帮”的恶意攻击和精神折磨，曾超量服用安眠药自杀，被人发现后送空军医院救活。两年多的关押和审查，使30岁的林立衡头发落了一半，牙齿也掉了6颗，体重只剩下35公斤。后来，她斗胆向毛主席写信。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下达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霖来往，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空军政治部领导找她和张清霖谈话，通知同意他俩结婚，同时下放河南开封农场劳动。

　　在开封农场，夫妻俩早起晚睡，养鸡喂猪，还种了15亩地。春耕时节，立衡在前边牵牛，清霖在后面扶犁，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虽然生活很艰难，但小两口并不绝望。

　　1975年11月，他俩又作为转业军人重新分配在河南郑州汽车制造厂工作，张清霖在厂职工医院任外科医生，林立衡任齿轮分厂革委会副主任。鉴于林立衡体质太差，夫妻俩决定不要孩子，分厂领导班子就安排她主管计划生育工作。

　　时间长了以后，尽管夫妻俩小日子过得不错，但他们还是感到缺点什么：觉得家里没有孩子，总是显得冷冷清清。于是，林立衡就把丈夫的两个侄女从湖南老家调到了厂里，一个在车间当工人，一个复习功课报考大学。

　　两个侄女一来，小家庭立刻充满了生机。工厂对林立衡一家还是挺照顾的，看她家“人丁兴旺”了，便让他们搬进了单门独居的平房去住，大大小小共盖了5间，还专门盖了一间厕所，盛夏时节，每天还可淋俗。

　　1987年8月那次来湖北黄冈林彪故里造访，林立衡对林家大湾的山川草木感到既陌生又神秘。每经过一个与林家有关的景物和地段，她都要默默地站一会儿，看一会儿，似乎在辨认历史的物证，又似乎将故里的一草一木加深印象。在乡亲们的道别下，她披着暮色，默默地依依离去，独自乘车返回了河南郑州。

　　回到北京以后，他们的生活十分安逸，为不引人注意，林立衡改名为路漫。

　　据不久前上北京探望过林立衡和林丛琳的林丛旭介绍：立衡和丛琳她们现在的情况都较好，立衡住在单位宿舍的6楼，她身体很不好，头发、牙齿掉了不少，显得有些苍老，张清霖身体还可以，立衡和丛琳都不愿别人认出她们……

　　◆ 林丛琳：一捧故土几多情愫

　　林丛琳是林彪同前妻刘新民1940年在苏联疗养时所生。

　　解放前夕，她同母亲一道回到东北。1958年冬天，正读中学的林丛琳利用寒假上北京看望生父林彪，因她与后妈叶群及两个异母弟妹林丛虎（林立果）和林立衡（林豆豆）很少相处，故在感情上也格格不入，而林彪对她也不太关心。叶群更是心怀忌异，时刻防备她和林彪单独接触，然而，机灵的丛琳有时也瞒着叶群瞅空悄悄接近林彪。一天，她突然拿出一张和母亲刘新民的合影照片送给林彪看，不仅遭受到林彪的冷眼，还引起了叶群的嫉妒，叶群泼妇般地从丛琳手中抢过照片，三下两下撕得粉碎，使一颗纯洁的少女之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林丛琳是一位好胜心强的姑娘，1966年她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时，就当上了被“中央文革”挂上号的保守派组织哈军工学院“八八团”的头头。叶群和林彪怕为此而受到牵连，曾向学院发出公开声明，与林丛琳脱离父女关系，并宣布林丛琳的一切言论和行为完全由其本人负责。为免除后患，接着林彪又用飞机将丛琳从学院骗到大西北的甘肃插队落户。

　　林丛琳是一位十分倔犟的姑娘，对林彪和叶群的压制她决不屈服，后来，硬是从方圆数十里渺无人烟的戈壁深处跑了出来。

　　就在林丛琳有家难归之际，她思来想去，一口气跑到广州，投身在父亲的老部下丁盛将军的门下。

　　丁盛将军送她去了部队。从此，林丛琳不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女军人，同时也成了丁家的“编外”家庭成员。

　　“九•一三”事件后，丛琳并未逃脱政治上的冲击，同样被隔离审查，同样饱受欺凌和折磨，身心俱伤……

　　就是这位备受苦难的姑娘，1989年10月，她也来到林家大湾，拜访了老家故土。

　　在林彪旧居遗址和伯父林庆佛早年开办的布厂前，林丛琳久久伫立，思绪万千。然后，在旧居遗址林彪降生的那块地上挖了一捧黄土，用手帕包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据林丛章讲，此时的丛琳已身患乳腺癌，这次只身返回故里，也是为了在有生之年了却作为林彪女儿的一个夙愿。

　　历经磨难的林丛琳现在过得还好吗？

　　据林丛琳的堂兄弟丛旭介绍：丛琳性情开朗，跟她的母亲刘新民（又名张梅）相似，原患乳腺癌经手术治疗后己痊愈，现在身体尚好。

　　她丈夫应守贤，浙江省义乌市人，1987年正团级干部转业，后在北京一个工业公司从事工会工作。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铁道学院毕业后从事铁道工作，一个正在上大学，应守贤对丛琳很好，很体贴。

　　70年代后期，丛琳的母亲刘新民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门从事资料整理工作，已离休，现在北京安度晚年。从小缺少母爱，又失去了父爱的林丛琳，最终获得了一份母爱。  ▲  来源: 搜狐文化

    发表日期: 2007-04-19：1977年12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醒：“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5年以后，50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为了改革开放的大业后继有人与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在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上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在他的倡导下，中央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建立起了离退休制度。
 
　邓小平身体力行，带头退居二线，并在1990年辞去了他担任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为干部制度的改革作出了表率。

　　◆ 邓小平没有忘记王洪文的叫嚣

　　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四化”建设为工作重心的新的政治路线。选拔大批的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岗位显得更为急迫。

　　1975年，“四人帮”在四届人大抢班夺权失败，王洪文叫嚣：“十年后再看。”因此，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时说：1975年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也还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一是因为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许多老同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中担负相当原来职务的工作，这在前一段是必要的，但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岁数太大，精力不够。二是“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让这些人掌权，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

　　鉴于这种形势，邓小平指出：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拔一些年轻的同志来接班。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想不通了。

　　1979年9月5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时任中央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要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迫切的任务来抓；党的组织工作问题准备3年左右的时间加以解决，不用在全党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

　　◆ 五中全会提出废除终身制

　　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大多数老前辈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这个问题的轻重缓急，认识还很不一致。有些老干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如今刚出来工作，又要让位，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压不住阵脚；还有些老干部对“文革”中那些头上长角的造反派小将大整老干部还心有余悸，担心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等等。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意见：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方针和路线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因此，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现在庙很多，每个庙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五中全会主要解决组织路线。会上，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5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

　　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全会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台阶，应当说，这些举措为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呼吁老同志选好接班人

1980年8月18日，即将决定中央人事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重要讲话。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到二三十岁？”

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实现了平稳的交接。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存在一定阻力。邓小平为此继续奔走。六中全会刚落下帷幕，邓小平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会。他说，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要来一次灾难。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

　　◆ 中顾委实现历史性过渡

　　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实践步履艰难，这除了一些老干部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外，也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如果老同志一下全退下来，确有实际困难，年轻的干部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传帮带。这种特殊的历史现状决定了：要在短时期内彻底废止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全面实行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还难以达到，必须寻找一个过渡的办法。

　　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决定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

　　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大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了25名常务委员。

　　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之时就预计：全国范围内的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10年。从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10年。10年来，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进行，新老干部的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同时，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其使命已完成。鉴于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央顾问委员会提出：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十四大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 “我希望带头退休”

　　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邓小平多次表达了退休愿望，并坚决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提出：“要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只靠顾问制度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郑重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一年邓小平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81年7月4日，邓小平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上说：“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干部要开明，要带头。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针对国际上“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的担心，邓小平说：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邓小平说，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

　　在开始准备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时，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然而，在十三大召开前夕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许多代表要求邓小平不要退。针对“小平不能退”的呼声，邓小平多次答复和解释，表示他不退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经过议论和研究，提出了让邓小平“半退”的办法，即先退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全退。这样，到1987年11月召开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只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在十三大上，李先念、陈云也实行了“半退”，两人都退出中央委员会，陈云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在十三大之后不久由国家主席改任政协主席（国家主席由杨尚昆接替）。

　　◆ 邓小平辞去最后一个职务

　　1989年9月，在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三个月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国内政局趋于平稳。邓小平认为实现他退休想法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4日，邓小平约请江泽民、李鹏、乔石等几位中央领导人专门商谈他的退休问题。

　　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郑重提出辞职请求：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邓小平1989年9月4日

　　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全会把邓小平退休的问题作为会议的两个主要议题之一。全会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辞职信，统一了认识，大家认为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应该尊重他的意愿，同意他的请求。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革命历史和卓著功勋。

　　1990年3月至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

  文章提供 于 2007-4-19  文章作者: 小朗

　　◆ 103公里隧道贯穿白令海峡，是英法海底隧道3倍长，15年后或许可乘火车从北京到纽约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19日报道，俄罗斯政府18日曝光了的一项雄心勃勃的工程：耗资120亿美元，在白令海峡海底修建一条103公里长的“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将俄罗斯西伯利亚和美国阿拉斯加连接起来。据悉，这项工程由俄、美、加三国联手建设，预计需要10至15年完成。

　　据报道，这一消息是俄罗斯经济部工业研究局负责人维克多•拉兹贝金于18日披露的。维克多称，俄罗斯正在筹建一个总投资高达650亿美元的庞大项目，修建一条名为“TKM-连接世界”的运输路线，让西伯利亚可以直接向美国出口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这条运输路线总长达6000公里，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直达美国阿拉斯加。

　　这条运输路线的最关键的部分，是横穿白令海峡的海底隧道。据悉，这条海底隧道将长达103公里，是英法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水下部分的3倍长。按计划，海底隧道将包括一条高速铁路和一条高速公路、多条输油管道、电缆和光缆。隧道建成后，将为北美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每年节省200亿美元的运输费和电费。

　　◆ 沙皇时代已有计划

　　白令海峡是位于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太平洋瓶颈，最窄之处仅37公里。1867年，俄罗斯史上最后一任皇帝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祖父将阿拉斯加以720万美元出卖给美国后，白令海峡就成为了美俄国境的分界线。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一名法国工程师便首先提出在白令海峡修建海底隧道的大胆设想。

　　1905年，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批准修建白令海峡隧道。然而，随着1914年一战爆发，这项宏伟计划被迫搁浅。拉兹贝金称，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一直大力提倡修建白令海峡隧道。但当时俄罗斯处于经济危机，根本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项目。直到进入21世纪后，这一计划才逐渐变得现实。

　　◆ 中国愿资助该项目

　　拉兹贝金透露，海底隧道将由俄罗斯和美国、加拿大共同修建，多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和私人公司将参加隧道建设。由于工程庞大，整条隧道将通过白令海峡中的两个小岛，分成3部分施工，预计建成需要10至15年。隧道完工后，意味着将来可以乘坐火车从北京直达纽约。拉兹贝金表示，俄罗斯目前正与美国商谈隧道的合作事宜，并将于下周正式提交整个海底隧道的建设计划。白令海峡海底隧道将花费100亿至120亿美元。中国也愿意投资这一计划。  ▲  来源: 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