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2007年4月15日韩咏红（北京特派员）：中国运动员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金牌，价值几何？前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因生活窘迫，无奈使出卖奖牌的下策。她最近在网上出售自己过去在国际国内赛场上获得的16面奖牌，开价金牌1000元（人民币，下同，约200新元），铜牌100元。

　　在中国积极为2008北京奥运备战的此时，这起“世界冠军卖奖牌为生”事件，刺痛了不少曾经将体育成绩视为国家荣耀的中国民众心灵。消息上周经媒体曝光后，几天内即有数百人发电邮表示希望资助中国的前世界冠军，有人为她介绍工作，更有神秘人出价2万元代艾冬梅收藏她1999年在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上获得的金牌。

　　昨天下午，中国红十字会奥运之星保障基金给艾冬梅送去5000元前期帮助金，并表示接下来要帮助他们夫妇掌握一技之长。另外，中国田径明星刘翔的教练孙海平前天也对外透露，他们师徒有意联合中国国内知名运动员成立保障退役运动员权益的基金会。艾冬梅得到的暖意，似乎为事件写下合理的结局。

　　然而，熟悉中国体育现状的评论人纷纷指出，艾冬梅的故事不是孤立的现象，而很可能只是无数例子的其中一个。更有评论将质疑的矛头直指多年来为中国缔造无数世界金牌的“举国体制”。

　　26岁的艾冬梅目前和丈夫以及不满2岁的女儿住在北京东郊的通州。媒体连日的密集报道，让许多中国民众了解到他们家三口住在租来的两室一厅，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一件属于他们的电器。

　　她其实有一场官司正在追诉中，去年9月她和郭萍等三名前队友联名起诉前教练王德显，追讨16万工资。但法庭迟迟不开庭，这也是一家三口从东北老家来到北京的原因。

　　自从官司立案以来，艾冬梅每月的补贴从800多元降到了300多元。一个月前，她同为退役运动员丈夫的300元补贴也领不到。夫妇摆地摊谋生，每天收入仅数十元。没有一技之长，艾冬梅想经营童装生意，算算需要6000元本钱，她萌起卖奖牌的念头。

　中国媒体去年曾报道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沦为搓澡工的故事。艾冬梅的遭遇再次激起了舆论界义愤。中国《劲体育》杂志评论人王小峰撰文指出，艾冬梅及落魄运动员都是中国“举国体制”下的牺牲品。体育被当作振奋民族精神的强心剂来用，但对运动员却是“用的着时候往死里用”，“用不着了就一推”，“为国争光，为省争光后一无所有”。

　　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在中国30万退役运动员中，近80%的人正不同程度地面临失业、伤病、贫困等生存问题的困扰。　　

　　一些冷门项目的运动员不仅付出了牺牲青春和学习的命运，还要面对体制内强者凌弱，利益分配高度不合理的无情。评论人鲁宁去年底即在博客中写道，“举国体制”造成体育界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世界上最庞大的体育官员队伍，最庞大的体育事业机构和队伍。

　　尽管近年社会上对“举国体制”的批评日隆，但体育官员素来坚持，祖国至上，一致对外、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是中国取得进步的坚实基础，不可轻易放弃。

　　对此，本周有评论人说，只希望北京奥运快快开完，当中国人用奥运会完成中国人的一项历史使命之后，让体育回其健身和娱乐的本位上，脱离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关系。

    2007年04月15日人民日报:  1970年10月,“文革”中最动乱的时期刚过，金日成在时隔几年后不公开地访问北京，住进钓鱼台国宾馆18楼。毛主席知道后，要到住地去看望他。金日成得知，忙下楼等候。两入见面后，长久相互凝视并握手。这天毛主席与金日成就国际形势深入地交换了看法，并设晚宴款待他。次日，周总理与金日成举行长时间的会谈，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访问期间正值朝鲜劳动党成立25周年，周总理考虑十分周到，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金日成及其随行人员，以示庆祝。这以后，金日成又恢复“文革”前的老做法，像走亲戚一样每年都来北京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时甚至一年来两次。

    1975年4月，金日成主席应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邀请正式访华。毛主席和周总理委托邓小平副主席出面接待。金日成乘专列到达北京时，邓小平登车迎接。60年代中期两人曾在平壤见过面，10年后在北京重逢，两人分外高兴。邓小平陪金主席直接去中南海，与正在等候的毛主席见面，并与重病中的周总理在医院会见。邓小平主持盛大宴会欢迎金主席，并陪同金主席到南京参观，还乘船游览了长江。这是金日成最后一次与毛主席和周总理见面。

    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后，金日成非常悲痛，多次热泪盈眶。他亲自到中国驻朝鲜使馆沉痛悼念毛主席逝世，还决定在朝鲜建立周恩来铜像，地点选在1958年周总理冒雪访问过的咸兴化肥厂。铜像落成后，金日成邀请邓颖超副委员长访朝，亲自陪同她去咸兴参加铜像揭幕仪式。在朝鲜，除了这座周恩来的铜像，再没有第二座为外国人建立的铜像。

    1978年9月9日是朝鲜国庆30周年，邓小平副主席率党政代表团前往祝贺。邓小平8日中午抵达平壤，朴成哲副主席到机场迎接，之后直接去主席府。金主席在主席府门口迎接，同邓小平握手拥抱，亲切交谈，共进午餐。这年参加朝鲜国庆活动的外宾很多，其中还有几位国家元首，但金日成对邓小平来访十分重视，每次活动都把他的座位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并不时用中文与他交谈。金日成还特别抽出一天时间，分上下午两次与邓小平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邓小平去咸兴访问，受到10万人夹道欢迎，并在万人集会上发表讲话。回国前，金日成专门到宾馆与邓小平话别，为他送行。临行前，邓小平邀请金日成下次访问中国时到他的家乡四川去看一看。1982年9月金日成访华时，邓小平果然陪他乘专列去成都参观访问，实现了4年前的约定。

    1990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应金曰成主席的邀请正式访问朝鲜，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1991年10月金日成再次访华，当时邓小平年事已高，不再会见外国客人，但还是破例会见了金日成，与他进行近一个小时的长谈。访问期间，江泽民主持欢迎宴会，与金主席进行会谈，还陪同他访问了扬州。金日成当时虽已年届八十，但仍兴致勃勃地访问了南京、济南，游览了泰山、曲阜，赞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说以后有时间再来中国。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访问竟成为他对中国的告别之旅。

    金日成主席生前酷爱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国艺术团访朝，只要他能抽出时间，一定前去观看。记得陕西省艺术团《丝路花雨》剧组访朝演出时，金主席边看边赞赏它的思想性艺术性，还接见了主要演员。金主席来北京，只要时间允许，中方都要为他安排专场演出，无论是京剧还是歌舞，他都看得津津有味。来源：人民日报

    网友：郭根群 2007年04月15日: 3月14日，《京华时报》报道了一篇由记者郭爱娣采访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的文章——《反腐败研究专家：腐败分子受审高峰期到来》，该文把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反腐败斗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目前刚进入第三阶段。该文说：“这一阶段估计大致需要20-30年；第四阶段：本世纪中期后进入腐败得到根本遏制阶段，到了这一阶段，反腐败斗争才可以说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如果按照这个预测，从现在算起到本世纪中期还得43年，也就是说，腐败分子还能猖狂40多年。不知道研究者是怎么研究和预测出来的，这个预测的误差是否太大了？颇耸人听闻。反正我不相信。这个研究预测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 一是，低估了我党的执政能力。

对于反腐败的问题，我党的态度和方针从来就是很明确的，早已把它上升到了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同时强调，既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又要立足当前，标本兼治。特别是近几年来，党中央下发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反腐倡廉的规范性文件和制度，严肃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特别是严惩了腐败高官。腐败的问题得到了有效地遏制。由此不难看出，我们党绝对不会让腐败分子再猖狂40多年。

　　◆ 二是，低估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廉洁高效是老百姓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各级政府竭力追求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廉洁高效和其它配套的改革措施，反腐倡廉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必将进一步有效地强化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不可能让腐败分子再猖狂40多年。

　　◆ 三是，低估了人民的力量。

在这4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至少要召开8个届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制定出台和修改一系列反腐败的有关法律法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反腐败法”和其它一些配套法规也在紧锣密鼓地调研和起草之中。我就不信，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能容忍腐败分子再猖狂40多年？

　　当然，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和预测成果，不能求全责备，因为它毕竟是超前思维，不可能很准确。但是，也不能离谱太远，漫无边际。否则就会误导公众，产生歧异和消极影响，给我们的反腐败工作造成被动。对于反腐败斗争，我党的态度和方针历来都是很明确的。看不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采取“速战速决”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这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的。但是，对这场斗争采取打“持久战”的马拉松战术，同样也是有害的。因为这种主张会削弱我们的斗志，涣散我们的人心，影响我们反腐败斗争的战斗力。特别是，这种腐败行为正在不断地侵害着我党的健康肌体，如果不能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采取果断措施把腐败问题解决了，那么历史的教训就会重演！所以，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会让腐败分子再猖狂40多年。 来源：人民网

    文章提供 于 2007-4-1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 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 “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1960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农民能够认识自身利益，也能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农民最懂得应该怎样种地，有能力种好自家的土地。

　　于是，王永成在增产粮食、保证多收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作法：

　 ▲ 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

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

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

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耧”，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作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的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的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1964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来北京。陈少敏就是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多次在大小会上提起的深受人们敬佩的那位刚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革”中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不举手、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不认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径的那位中央委员。

　　王永成来京后，不久带队去参加“四清”运动，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干校参加过劳动，之后被调到北京大学设在陕西南部大山地区的汉中分校。在汉中分校他仍然是关心群众、保护百姓，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一次次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四人帮的种种迫害，支持学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调出陈佳洱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

　　1978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当时党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全总那几年平反的各种案件（人）约 1000余起，其中仅改正错定的“右派”就有91人，数量之多、难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更是一位朴实无华心里装着平民百姓的实在人，离休后还是有求必应，常常忙着给人们题诗写字，忙着他那部名为《绿化之计》的组诗。 2006年春节后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个单人间。不久医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需要一个单人间护理，但这时缺少单人间。王永成听说后主动提出给老人家让出单人间，经病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房的美谈传出后，更增加了人们对王永成这位已逾八十高龄老人的敬佩之情。

　　三年大饥荒至今快有半个世纪了，昌乐百姓心里始终想念着当年同他们一起渡荒救灾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 附王永成诗作两首：★

　　▲ 种南瓜

　　设计度荒风，以瓜代谷粮。明前先育种，入夏现花黄。秋禾方齐藤，早瓜已硕长。
　　甘醇适口感，堪好充饥肠。南社销青市，北区卖远乡。虽云有所获，细论犹惶惶。

　　▲ 昌乐县六一年生产救灾记

　　事受命营陵负重任，救灾生产克时艰。寒冰未解理瓜畦，飞雪护秧保大田。
　　作业推行责任制，自谋建设小家园。　购销不失民为本，天道酬勤喜过关。
来源: 人民网  ▲ 

    文章提供 于 2007-4-14   文章作者: 拔锚： 近日，越南频频在南沙群岛问题上放出硬话：先是在2月10日声称要在南沙群岛建立“地方政府”以“方便行政管理”，“决不放弃一寸土地”，并“不惜一战”；接着又在2月16日以“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属于越南”。2月 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就此发表谈话。朱邦造说：“我们对有关报道予以严重关注，已要求越方作出澄清。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任何其他国家单方面对南沙群岛采取的行动都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侵犯，是非法的、无效的。”

　　并非巧合的事也在大致时间发生——2月初，菲律宾军方又在南沙群岛附近驱逐中国渔船。

　　南沙群岛的主权争端完全是某些国家蓄意制造的。虽然历史和法理依据均证明，南沙群岛的主权毫无疑问地归属中国，但出于种种考虑，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几个东南亚国家也声称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 美日埋下祸根

　　中国南海有四大群岛，分别是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南沙群岛是分布范围最广、岛礁数量最多的一组大群岛，国际上习惯称其为“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最早发现了南沙群岛。汉朝时中国人已发现经南沙群岛到印度洋的航线。此后，历代政府不间断地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并进行实际管辖。唐朝时南沙群岛划归琼州府管辖。到明清时中国人已在南沙海域捕鱼，并在一些岛屿上居住。清朝将南沙群岛正式划入中国版图。从最早发现到拥有主权，再到开发利用，中国都远远早于其他国家。从现代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中国拥有对南沙群岛的主权。20世纪30年代之前，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提出异议；70 年代以前，英、美、法、苏等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集》，以及各种文献和权威的百科全书均清楚地将南沙群岛标属中国。

　　日本二战战败后，于1946年底将南沙群岛归还中国。当时的中国政府将其划归广东省管辖。但1951年，美国把苏联、中国等对日战胜国排除在外，片面地和日本媾和，签订《旧金山和约》，并在第二条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和要求”。该条约的最大漏洞就是没有明确规定将南沙群岛“归还中国”。这一祸根成为后来一些国家提出无理主权要求、侵占南沙岛礁的借口。1974年，美国学者又证实该海域可能是个“地下宝库”，于是南沙群岛“主权未定论”有了市场。

　　1956年5月，菲律宾宣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发现“无主地”，提出对部分岛礁的主权要求。1970年菲方派兵占领两个小岛，至1980年，菲已先后侵占8个岛礁。南越政权于1956年派兵侵占南沙群岛的南威岛，1975年将所占的一系列岛屿定名为“长沙群岛”。目前，越南在南沙群岛的32个主要岛屿上驻有军队，配有发电设备和雷达系统，其中29个岛屿还配备了卫星电视系统。马来西亚于1977年动手在岛礁上建立主权碑，1980年后开始派兵侵占岛礁。印尼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卷入南沙海域的划界争端。文莱也对一些岛礁提出领土要求。这些国家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 南沙群岛海域有宝

　　通过南沙群岛海域的航道是一条“宝路”。它位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腹地，是周边国家进入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咽喉。周边国家都力图以南沙群岛为依托来扩大战略纵深。越南强调南海是其“天然屏障”，菲律宾则认为南沙群岛是“正对菲律宾群岛腰部的一把匕首”。因此，南沙群岛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战略和军事防务意义非凡。此外，日本运输石油的“海上生命线”得打这儿过，美国、新加坡等国的重要航线也多经此地。这几个国家长期以来对该海域的“航道安全”甚为关注。印度一心想冲出印度洋，进入太平洋，这几年，印度海军的活动已经扩展到南海区域。

　　此外，南沙群岛海域的海底还有不少“宝物”。专家保守估计，南沙油气储量超过200亿吨，占整个南海油气资源的一半以上，有“第二个海湾”之称。南沙石油不仅含硫量低，而且基本位于200—1000米之间的易开采层。介入南沙争端的几个国家对油气依赖程度都很大：越南强国梦的一大支柱就是南海的石油，菲律宾严重缺油，马来西亚、印尼、文莱都是石油生产和输出国。因此，几个国家纷纷对南海石油进行掠夺性开发。在各自相持不下的情况下，1991年开始，中国提出在承认主权归属中国的前提下，愿与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开发南海资源的主张，即“搁置主权，共同开发”。

　　◆ 菲律宾几个总统都挺强硬

　　1971年7月，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宣布，菲方此前已占领南沙群岛的3个岛屿，并授权在那里开采石油。

　　菲前总统拉莫斯是军人出身，在南沙问题上一向态度强硬。1995年2月初，中菲发生“美济礁危机”。2月15日，拉莫斯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命令加强岛礁欢迎浏览ddhw.com你一定会喜欢防务、海上巡逻和空中监督，并声言“需作最坏的打算、最好的期望”。随后，菲5架喷气战斗机飞往南沙，展示了拉莫斯在风波后的强硬立场。菲律宾政府还企图通过《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拉美国下水，但美国以“南沙群岛不在条约覆盖之内”为由回绝了菲方的要求。没有美国的武力干涉为后盾，拉莫斯态度遂由强转弱，称“倘若领土遭侵犯，将要求对方和平离去”。1996年以后，拉莫斯多次向美国提出将双边防御合作范围扩大到南沙海域，希望美国提供军事保护。

　　菲前总统埃斯特拉达为推动参议院通过《美菲访问部队协定》，亲自在电台大讲该协定会给菲律宾带来的“好处”。埃斯特拉达还指使国防部长梅尔卡多放风， “如果没有美国驻军，我们都知道谁会过来。等我们明白时，中国人可能已经登上巴拉望岛（位于菲律宾西端）了。”去年5月28日，菲海军在南沙群岛附近驱赶一艘中国渔船时，开枪射杀了中国船长。

　　◆ 美国在南海大搞军事演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越来越认为保护南海航道安全符合其利益，在南沙群岛争端问题上也越来越积极。美国逐步调整“不介入”南海的政策，加大了在南海地区军事渗透的力度。其中最明目张胆的一招就是积极推动与一些东南亚国家举行以南海为背景的多边和双边军事演习。

　　2000年1月31日至3月3日，菲律宾与美国在菲西部的吕宋岛、马尼拉湾、巴拉望岛等地举行了代号为“肩并肩2000”的军事演习。该演习旨在检验美菲两国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以加强两国的军事防务关系，显示“美支持菲抗击外部侵略的决心”。演习的主要科目是海空联合登陆作战，即设想中国在南沙某无人岛礁或黄岩岛派兵驻扎后，菲联合美军对中国实施反登陆作战。

　　2000年6月14日至9月22日，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与菲律宾、印尼、文莱、马来西亚等国，在南海地区分别进行了“卡拉特2000”年度双边系列演习。演习的设想是：“某一地区大国”派兵占领了南海上有争议的岛礁并封锁了南海上的国际航道，美国应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要求，进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维护地区安全和海上航行自由。美国驻东南亚某国大使声称：“演习旨在确保我们的部队（与南海周边国家军队）做好并肩作战以迎接现实挑战的准备。”

　　1999年美军与南海周边各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多达14次，2000年更达16次之多。按常规，类似的军事演习还会在今年继续进行下去。  来源: 网讯   ▲ 

　  (2007-04-14)【大公报讯】据日本共同社十三日报道，中国总理温家宝此次访日过程中从东京前往京都时，没有循例乘坐新干线，而是选择了乘飞机，引发了各种猜测。

　　乘飞机需绕道大阪，其实不如乘新干线方便。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乘坐了新干线，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熔基等访问日本时都乘坐了新干线。新干线固然是日本国内移动时安全便捷的交通工具，但日方如此安排也有展示新干线之先进技术以向中国推销的意图。

　　就未选择乘坐新干线的理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仅表示“是出于中日两国礼宾部门的安排”。但日本方面就有猜测认为，由于中国国内反对引进新干线技术的呼声很强烈，温家宝刻意避开了乘坐新干线。

　　在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后，引进新干线对中国而言成为了政治问题。许多中国人通过网上签名等活动反对引进新干线。正在着力推进铁路高速化的中国政府部门，也不得不对引进新干线采取谨慎态度。

　　从东京羽田机场乘飞机至大阪伊丹机场约需1个多小时，从伊丹机场到京都使用高速公路还要花费约1个小时。从东京乘新干线直达京都需2小时20分钟，和乘飞机并无太大区别。如果考虑到中途乘换时可能发生的麻烦或变故，选择新干线无疑更加合理。由此看来，温家宝选择乘飞机可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

2007年4月13日 吴佳蓓（台北）：台湾十一度争取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别于以往，执政当局首次舍弃中华民国，改以台湾名义提出申请，在无法获得美国与日本两国的支持下，一般预料，台湾将无法以未受国际承认的国号闯关成为正式会员。

　　民进党近来积极运作正名、制宪的选战布局，启动公投捆绑总统大选及降低公投门坎的战斗工程，积极运作“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公投”的联署行动，再加上近日高调的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WHO，一连串“彰显台湾主体性”的策略陆续到位，充分显示执政者陈水扁运筹帷幄台独选战的路线，计划在国际组织上，铺陈“一中一台”的两岸对立局势，对外凸显受中国压制的国际弱势地位，同时兑现岛内深绿群众的口号支票。

　　总统府前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以台湾名义申请成为WHO的正式会员，稍早陈水扁已代表政府致函WHO秘书长陈冯富珍，表达台湾的申请意愿。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表示，今年推动参与WHO要采取三管齐下，维持过去追求成为世界卫生大会(WHA)观察员、有意义参加技术性会议、以及新增以总统名义致函陈冯富珍的形式，申请入会。被问到为何不用中华民国国号申请，外交部长黄志芳回应说，“国际社会一般都用台湾称呼我国，为彰显主体性，才用台湾”。

　　美国国务院东亚局昨天表达不支持台湾以国家资格加入国际组织的一贯立场外，并维持先前赞成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WHA年会。国务院官员除了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外，并重复陈水扁向国际做出的四不承诺，是对陈总统的领导能力及维系台海稳定的考验。

　　台湾年年申请加入WHO皆告失败，后来改争取用“台、澎、金、马的卫生实体”观察员身分参与WHA，企图另辟蹊径，当中占关键角色的美国，一贯维持前总统克林顿在任内喊出的两岸三不政策，其中一项就是认为台湾不应加入任何必须以国际名义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这项原则到了2003年终于有所微调，获得美国及日本的声援，然而台湾仍在大陆的强力打压下，被拒门外。

　　WHO昨日表示，台湾申请加入案将由193个会员国决定，秘书处没有立场。今年，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订于5月14日在日内瓦召开。依规定，秘书长需将台湾的申请通知会员国，最后由世卫大会以多数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正式会员。以目前台湾只与24个国家有外交关系，恐怕仍是长期硬战。

　　台湾为名申请进入WHO，学者评估机会“微乎其微”。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登科接受本报询问时指出，美方重提克林顿的三不原则，对台湾显得不利，预料中方将以一贯严厉谴责立场反对，加上台湾友邦中活跃于两岸之间的大国不多，“台湾要加入世界组织，将离现实更远”。

　李登科分析陈水扁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原因，是要凸显民进党素来坚持台海一边一国的主张，同时对深绿选民做出“加入联合国”的交代，并在2008年总统大选前创造议题，凝聚绿营选民的支持度，并对中共长期不断打压台湾外交发展作出反弹。他预估，年底陈水扁将以台湾名义正式申请加入具高度政治意函的联合国组织，届时掀起中国的反弹力道将更大。▲ 

    2007-04-13: 毫无疑问是蒋介石要放中共领导人和红军主力部队逃走。

    ◆ 为什么蒋介石要这么做？

    部分原因在红军过湘江后浮现：蒋介石部队把长征红军往更西的贵州和四川驱赶。蒋介石的计划是利用红军为己所用。这两个省和云南一起。组成了一个包含100多万平方公里、1亿多人口的大西南；它们事实上独立于中央政府，拥有自己的军队，也很少向南京缴税。其中，四川最大最富，人口也最多（5000万），尤为重要。四川周围崎岖群山形成天然屏障，用李白的诗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蒋介石视之为“国家复兴基地”（意思在抗日战争中作为安全大后方）。

    只有自己的部队进驻各省，蒋介石才能有效控制这些地方，但是遭到了拒绝，如果他强行进入，就是开战。蒋介石不愿意公开向军阀宣战。他的建国计划更加的马基其雅维利，也更加精明。他想把红军赶入这些顽固省份，各地军阀担心红军成祸水，就会允许蒋介石的军队进入驱赶红军。蒋介石盘算着这样，他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可以顺利实施中央政府的控制。他希望能保存红军的主力以对军阀造成足够威胁。

    蒋介石对他最近的秘书说出了他的计划：“现在当共军进入贵州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进。这总比我们自己开战征服贵州强。四川和云南会不得不迎接我们以保存他们自己……从现在起，如果我们出对牌……我们能建立一个统一国家，”11月27日，正当红军开始过湘江、入贵州的时候，蒋介石发布了自己的建国纲要，一个“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分权宣言”。

    此事是蒋介石一生的秘密，也仍然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官方历史学隐瞒。两党都把中共成功逃脱归结于地方军阀，蒋介石谴责他们，而中共赞扬他们。两党都在乎一个事情：不要泄露其实是委员长本人放红军走的。对于国民党来说，蒋介石利用红军来搞定这些摇摆不定的省份的方法过于曲折，而且这种失算的利用——导致了红军的最后胜利——令人羞辱。对于中共来说，要承认著名的长征其实在被蒋介石远程操控，也令人尴尬。

    放红军走，也是蒋介石对苏联的善意姿态。因为当时中国正面临日本的威胁，他需要和克里姆林宫搞好关系。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在苏联当人质已经9年了。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唯一亲生骨肉，不过不是和著名的宋美龄生的，而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当经国出生之后，蒋介石因为乱搞男女关系，感染了几次性病而不育，因此还收养了另一个儿子：纬国。但是经国作为骨肉，依然是他最在乎的。蒋介石受中国传统影响较深，认为头大大事就是留后。不能延续香火是耻辱，是对父母和祖先的最大伤害，会让这些死灵魂们无法安息。在中国最毒的诅咒可以是：“你断子绝孙！”

    当年，蒋介石把15岁的经国送到北京念书。当时他在莫斯科支持的国民党中逐步得势。很快苏联人发现了经国，邀请他去俄罗斯留学。这个年轻人很兴奋。到京几个月之后，他被邵力子——一位鲜为人知但颇为关键的人——带到莫斯科，而这个人是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共产间谍。

    邵力子就是这样的人。他实际上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但莫斯科命令他远离党的活动，甚至大部分中共领袖都不知道他的身份。当蒋介石1927年4月在发达政变上海屠杀政敌的时候，邵给俄国人发了封电报以寻求指示，后来提交给了斯大林：“上海非常困扰我。我不能成为反革命武器，我请求指示如何战斗。”

     以后的22年，邵力子继续留在了国民党内，占据了许多重要职务---一直到共产党在1949年胜利，他才投向毛。他1967年逝世于北京。甚至在共产党政权下，他的真实面目都没有公开，他至今被认为是一个忠诚的革命同情者，而不是一个长期间谍。

    毫无疑问是莫斯科指示邵力子在1925年11月把蒋介石儿子带到苏联。当1927年经国完成学业的时候，没被允许离开，反而被迫公开批判他的父亲。斯大林把他当成人质，一方面告诉世人是他自己自愿留下。Peggy Dennis，美共领导人Eugene Dennis的妻子，如此描述了1935年共产国际主席团书记处书记曼努伊斯基的来访，当时在她和她丈夫正准备离开苏联返回美国：“炸弹静静投下，甚至在不经意间。曼努伊斯基通知我们不能带提姆回家：‘……我们会在某个时间、某种情况下放他回家。’”但是苏联人再也没有释放。 

    蒋经国是苏联人质的事实是在1931年才由另外一个苏联间谍、妻妹宋庆龄告诉蒋介石的。她替莫斯科传话，提出用经国换在上海刚刚逮捕的两名高级苏联间谍。蒋介石拒绝了。两名间谍被捕是一个公开事件，他们被公开审判和入狱。但是莫斯科的提议让蒋经国极为痛苦，认为自己儿子可能已经“残忍地被苏俄人处死”。1931年12月3日，委员长写下日记：“在过去几天，我一直在呼唤我儿子。我死时该如何面对我父母啊！”

    蒋介石继续忍受儿子不知所终的焦虑，他的痛苦甚至可以解释数千公里之外发生的事件。就在这个事情，1931年12月，邵力子的儿子在罗马被枪杀。这个儿子是邵力子1925年带到苏联的经国游伴。但是和经国不同，邵的儿子被允许回国。意大利的报纸把这次死亡描述为爱情悲剧，一张报纸标题为“一位打伤爱人的中国人的悲剧终结”，他的女人据说是捷克人。虽然国民党和中共都掩盖真相，但是邵力子和家人确信他儿子是被谋杀，是国民党特务干的，这只能是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权：一场个人复仇，以子换子。

    当长征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想出了精心设计的交换计划：用中共的生存换经国。这不是一个能说出来的提议。他小心地执行他的计划。他的想法是把红军暂时限制住，然后利用日本人干掉他们。蒋介石知道和日本的战争无可避免，也知道苏联人希望这场战争发生。斯大林最担心的场面是日本可能会占领中国，然后利用中国的资源和7000公里漫长的中苏边境线攻击苏联。蒋介石估算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莫斯科一定会要求他的中国伙计积极抗战。到那天，蒋介石让红军生存的这个礼物，足够交换儿子回来。

    蒋介石不想红军留在中国富裕的心脏地带。他的目标是把他们驱赶到荒凉、人烟稀少的地区，好围住他们。在他的脑海中，这种“监狱”在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坡，主要在陕北。为了保证红军上套，蒋介石允许在那里存在一个共产主义根据地，甚至繁荣发展并向外扩张。
 
    能实施蒋介石这个计划的人只会是邵力子，就是带他儿子去俄罗斯的人。邵力子1933年被任命为陕西省省长。虽然蒋介石肯定知道邵的真实颜色，他却从不揭发，继续用他，好像他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党员。蒋和邵的关系，一如他和其他党内间谍的关系一样，几乎一个难以置信的阴谋、谎言、欺诈、甚至双重欺诈的混合体，这些最终使他对此种关系失控，走向垮台。

    蒋介石的算计是，只有间谍才会护住红军的盘子，而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却能让红军毁灭。实际上，正是在邵上任之后，陕西（和西部甘肃边界）才逐步出现小股红军游击队的行动。正当长征开始的时候（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访问了陕西省。他一边公开要求匪军必须被歼灭，一边却允许红军根据地以空前的方式扩张；几个月内，根据地增长到了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人。

    青年论坛蒋介石创造的是一个畜栏，他好把心脏地带分散的红军全部驱赶到里面去。他的计划是在路上显著地削弱他们，但不是完全消灭他们。后来蒋介石告诉一个美国使者：“我驱赶红军从江西……到陕北，他们的人数降到了几千，我们就不追了。”

他操控他们的方法是通过电台和自己的部队联络，他知道红军肯定会破译。红军发现：“敌台不断被我破译，我军对敌人意图和行动了如指掌”。但是蒋介石拒绝更改密码。红军因此往没有敌军或者很少敌军的地方进发。

    为了保证红军按照他设计的路线走、并且排除他们的任何变化，蒋介石决定在红军出发之夜就打击情报网。6月，国民党不动声色地袭击了中共的上海电台——该台一直保持着瑞金和莫斯科的联系。几个月中，国民党让电台在自己的控制下运作，10月才把其完全关闭。中共试图通过派出一个高级发报员到上海以恢复联系，但是一到上海就失败了。刺客被派出刺杀他。他们错过了第一次机会，但在德国人开的医院病床上把他成功杀死。从此，上海就和中共没什么关系了，虽然这里依然是莫斯科的间谍活动基地。

    长征被蒋介石用来启动他的红军换儿子计划。在中共的瑞金根据地突围之前，他通过外交管道向苏联请求归还还儿子。1934年9月2日，他日记上记着“一个接经国回国的正式代表团成立”。在10－11月中共突围最紧要关头，蒋介石找到了一个强烈告知苏联人他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红军走人的方法：他不但不出现在前线，而且反方向拉后1000公里在东北做40天的长时间访问。

    青年论坛莫斯科理解了这个讯息。在蒋介石提出要儿子，和毛和红军过湘江及数次突破围剿之日的精确间隙中，莫斯科戏剧化地增强了对他们人质的监控。经国之前在农场和西伯利亚金矿工作，现在在乌拉尔一家机械厂。那时正如他后来记述的，“1934年从8月到11月，我突然受到了克格勃的近距离监视。每天我都有两个人跟着。”

   月初，当中共红军最后一次反围剿突围的时候，蒋介石又向苏联人要儿子（克格勃通知了经国）。但是苏联人告诉他他儿子不愿意回来。“苏俄敌人的令人厌恶的欺骗没完没了，”蒋介石日记写道，虽然他说他能“平静地应付”。“我觉得我真的有了进步因为我居然可以忍受这场家庭灾难”。蒋介石知道如果他能为红军做更多的事情，他的儿子会安全的。▲ 

    2007-04-14：全美十大通缉犯中惟一女疑犯的落网，让人们再次对美国联邦调查局“刮目相看”。利用线人、高科技、全球合作，以及身手不凡的特工，FBI一次次地彰显了“追捕神功”。 

　　◆ FBI的特工里有许多语言类人才，比如汉语一项，除了精通普通话，还掌握中国的方言。 

　　3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堪萨斯将全美十大通缉犯中的惟一女疑犯，24岁的亨德森抓捕归案。这位“全美最危险的女人”身负6起命案，自去年9月起就遭FBI通缉，她的落网再次彰显了FBI的“追捕神功”。说起FBI，很多人会想到诡异的特殊行动、无孔不入的秘密行踪和惊险刺激的破案故事。事实上，FBI并没有那么神秘，他们追捕罪犯也有几种约定俗成的方法。 

　　◆ 利用线人追踪嫌犯来路 

　　亨德森的落网过程反映了FBI的常用手段：使用线人。3月底，一个线人告诉FBI，堪萨斯警察局2月逮捕了亨德森的一个男性朋友。当时亨德森也在被捕之列，但她用假名蒙混过关，获得释放。得到该线索后，FBI调查员和当地警方马上包围了亨德森朋友的公寓。亨德森在应声开门时被员警拘捕。 

　　线人是FBI最惯用的招数，几乎每一次破案背后，都有线人的暗助。2005年3月，FBI破获一起重大的武器走私犯罪案，制胜武器就是秘密“线人”。那名“线人”是一名爆破专家，曾有人找到这位专家，称自己有门路获取原苏联军火，并希望通过他找到合适的买家。爆破专家与此人接触后，马上联系FBI。

　　之后，按照FBI的安排，专家假扮成一名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并宣称要将武器卖给恐怖分子的军火商。为让这些武器走私者现出原形，FBI调查人员先后跟着“线人”来到南非、亚美尼亚及格鲁吉亚，并在7部电话上安装窃听装置，监听了双方1.5万次电话交谈。在调查过程中为博得对方信任，这名“线人”还从对方手中购买了8件攻击性武器。历时一年多的接触后，FBI终于等到机会，在纽约、洛杉矶和迈阿密分三路逮捕了18名涉嫌走私重型武器入境的嫌疑犯。 

　　不过FBI用“线人”破案也有出格的时候。为破获有组织的团伙犯罪，FBI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就利用罪犯甚至杀人犯当线人。为了保护这些污点线人，FBI有时容忍，甚至鼓励相关部门做出错误的判决，导致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为此，美国国会政府改革委员会曾在2003年发表调查报告，称联邦调查局的这种做法是美国执法部门历史上最大的失误。

     ◆ 高科技监听恐怖分子通话 

　　FBI的另一个重要武器是高科技。这里的员工大多学历很高，技术水准也很高超。 

　　与此同时，FBI还有非常高端的监控设备。《华盛顿邮报》曾经这样描述FBI的监控技术：他们只要按一下键盘或者用一套特殊的软体，就能远端获取任何电脑使用者打出的每一个符号；他们只要用一个黑盒子，就能从几公里外截获犯罪嫌疑人的电子邮件；他们只要把车停在犯罪嫌疑人门外，就能根据电磁场绘制出犯罪嫌疑人居所的内部图。 

　　FBI的监听技术更是一绝。美国在欧洲、中东、东南亚、非洲和美国本土设立了多套手机监听系统，监视及抓捕恐怖分子。 

　　以沙特为例，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栋政府大楼内有一个指挥控制中心，大厅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利雅得市区网格地图。当某名恐怖分子拨打或接听手机通话时，地图上就会亮起红灯，标出该恐怖分子的位置。同时，聚集在大厅内的，来自沙特、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财政部等的官员就可以当场决定是继续监听还是立刻派员警实施抓捕。 

　　尽管恐怖分子为了避免这种监听采用了不断更换收集卡的方法，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多年的监视工作中已经建立起一个储存着有关恐怖分子固话及手机号码的资料库。只要恐怖分子用那个手机向资料库中的电话拨打一次电话，那么这个手机号码就会被记录下来，从此被追踪监听。

　　◆ 分支机构遍布全球 

　　FBI除了华盛顿总部，还下设10个由助理局长领衔的职能部门，分管鉴定、训练、刑事调查、技术服务等工作，并在全国59个城市设立外勤办事处及从属于它们的400多个“地方分局”。同时，FBI还有分布在世界22个国家的驻外机构，执行总部分配的任务。每当遇到跨国犯罪，世界各地的FBI就会联合起来，共同破案。 

　　FBI去年抓捕一名英国超级诈骗嫌犯就是一例。罗伯特•弗里格德作案多起。他谎称自己是英国特工，设计圈套将一些富家子弟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然后让他们的家人掏钱赎人。 

　　一次，他把一群大学生骗来，控制数月，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攻击目标。然后他往大学生的家里打电话，让家长们掏100万美元雇用自己保护这些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