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文章提供 于 2007-4-6 文章作者: 葛冲；  中日4月6日在北京召开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技术专家会议，就双方都可能接受的共同开发的技术性问题进行具体磋商。日本媒体引述多名中日外交人士消息称，中方已提案要求日本接受其单独开发春晓油气田，日方对此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外交人士向本报指出，春晓油气田开发是在中方与日方没有争议的中国近海进行，日方根本无权干涉。

　　日本媒体报道指，中国已要求日本接受其单独开发位於“日中中间线”附近的春晓油气田。报道说，这一提案实质是将春晓与其他海域的共同开发分离，优先投产春晓。

　　对此，日本官房长官盐崎恭久6日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共同开发包括春晓在内的油田是日中两国的共识。11日召开的日中首脑会谈也将在此基础上展开”，日本不会答应中方的要求。

　　◆ 中方拒认“中间线”前提

　　内地海权专家向本报表示，中方从来没有将春晓油气田列入中日共同开发的考虑？围内，这一立场一直没有改变。他说，春晓油气田位於东海的近海大陆架上，处於日本提出的所谓“中间线”中方一侧，是中国行使主权的正常活动。

　　中国外交相关人士更表示，东海目前尚未划界，所谓“中间线”是日方单方面提出来的，中方从来没有接受，今后也不会接受。中方不接受以所谓“中间线”为前提来讨论共同开发。

　　据了解，在东海划界问题上，中国历来主张按照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以冲绳海槽划分两国专属经济区；而日方则坚持根据1982年公布的《联合国海洋公约》，按中间线原则划分。

　　中日围绕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已进行长达两年的磋商，共进行了七轮司局长级会晤和多次相关对话，但在如何界定可能进行的共同开发的海域方面，双方依然分歧严重。日方在磋商中要求以跨所谓“中间线”的广阔海域为对象进行共同开发，而中方则坚持将共同开发限定在双方有争议海域。有内地学者认为，中日东海争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牵涉到经济、法律、政治以及历史等多个领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从目前来看，最佳选择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 中国东海巡航监视美船

　　另据中通社6日电：中国国家海洋局最新发《2006年海洋行政执法公报》称，中国海监已建立东海定期维权巡航制度，对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在东海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海上调查作业的多艘美国军事测量船进行跟踪监视，向其申明立场，要求其停止作业。

　　遵照中国政府相关政策，海监将利用船舶和飞机对东海中国管辖海域实施长时间、全方位的海空协同巡航执法，对未经批准在东海大陆架进行油气资源勘探活动，及干扰中国正常海洋油气开发活动的外国船？实施监视或驱赶。▲  来源: 香港文汇报

    2007年04月04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3月30日文章，原题：奥运会考验污染的北京 10年前，北京深受工业污染之苦。每年只有1/3时间可以看到蓝天；城市附近的湖泊污染严重，湖水甚至不能用于浇灌农田；室外的空气污染如此严重以至于孩子们被警告不要到户外游玩。当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外界深深地怀疑这个污染严重的城市是否有能力办好奥运会。

　　7年的时间和400亿美元的投资使得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几乎每一项工程进度都比计划提前，鸟巢、水立方、高速铁路、新的地铁线、全新的机场终端等都令中国人为之自豪。

　　但是，北京仍然没有克服污染问题。中国政府发现，在奥运会举办前将北京转变成为一个绿色橱窗并不容易。在55万名海外游客拥入之前，北京仅有16个月的时间做准备。绿色和平组织驻中国代表卢思骋（音）说：“与前些年相比，北京已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这里的污染仍然严重。”

　　中国的环境官员说，他们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人们不应该用国际标准来评判北京，而是应该纵向地看待北京取得的进步。老北京的居民们也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60岁的退休工人薄国平（音）说：“现在，我们能看到蓝天了。以前，天空都是灰色的。”

　　北京共采取了50多项措施来改善环境。190多家钢铁、水泥、化工、造纸等工厂迁出北京，附近的680多个矿井也被关闭，全市4000多辆公交车和3万多辆出租车因排放超标而被停运。北京在周边种植了100多种绿色植物，这些绿色屏障不仅将改变北京的面貌，还将抵御沙漠侵袭。到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举办之时，北京将种植3亿棵树苗。

　　尽管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环境专家却有着复杂的感受。保护国际中国项目组成员孙珊（音）说：“将工厂移出北京并不能解决中国的环境危机。”

　　与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洛杉矶相比，北京空气中的颗粒物含量仍要高出40%至50%。中国专家傅立新说：“时间非常紧迫。我认为，要求北京满足国际污染控制的标准不太现实。但是，人们应该知道整个城市在尽其最大的努力。”▲（作者阿里阿纳•查，伊文译）《环球时报》 (2007-04-02 第06版)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本来赖上中国籍妻子  调查发现自己有问题
 
    2007年04月08日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龚常:  日本海上自卫队军官涉嫌泄露宙斯盾舰艇机密的案件有了新说法。《读卖新闻》4月5日头版报道称，警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涉案军官硬盘中的机密情报是与同僚分享淫秽录像文件时无意中拷贝的，与其中国籍妻子毫无关系。（详见本报今年4月2日第3版报道）

　　◆ 黄色录像官兵共享

　　根据神奈川县警署的调查，这名二等军曹隶属于海上自卫队第一护卫舰队“SHIRANE”号舰艇，他私自携带出的情报包括与该舰搭载的宙斯盾反导系统雷达性能以及迎击系统相关的图像和计算公式，都是自卫队法中所称的高度机密。随着调查的深入，涉案人员扩大至3人，除了这名二等军曹外，还有两名下士军官。

　　警方和海上自卫队联合组成的搜查组称，他们检查了二等军曹的硬盘，发现其中的机密情报是从其他舰艇上一名下士军官的电脑拷贝来的。经查，这名下士军官的电脑中确实有相同的情报文件。二等军曹供认，他本来是去拷贝淫秽录像的，后来才发现把宙斯盾的情报文件也拷了过来。据称，该军曹后来又把淫秽录像连同机密文件拷给了另一名下士军官。报道称，涉案的3名军官都没有权限接触宙斯盾情报，因此，神奈川警署与海上自卫队警务队认为，这个案件还涉及高级军官，可能也与传看淫秽录像有关，他们将继续展开调查。

　　◆ 战战兢兢怕美国发怒

　　日本海上自卫队已不是第一次发生机密情报泄露事件了。去年8月，上对马警备所的一等海曹未经允许多次偷赴海外见情人，并把潜艇照片等内部情报带回家中。去年2月，佐世保基地所属护卫舰的一名通讯官在私人电脑中安装了文件共享软件“winny”，在感染病毒后将包括士官花名册和多份秘密情报通过网络泄露出去。为防止再度出现泄密事件，防卫厅专门设立了事故调查委员会，并由防卫次官发出命令，要求一律禁止将业务用电脑带出办公场所，并要求立刻删除个人电脑中的所有涉密情报信息。至今通过“winny”软件泄密的事件在日本已经发生过多起，不过，将淫秽录像和机密情报放在一起而泄露出去还是头一次。    

　　《产经新闻》5日发表社论称：“定于5月1日进行的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2+2）中，两国政府将就《关于军事情报保全协定》达成协议”，“屡禁不止的情报泄露事件可谓背离了美国的期待，处罚外国间谍或协助者的法律尚未完备，将会增加美国对日本的不信任”，“这关系到国家安全保障和日美同盟信赖关系的问题，必须进行缜密和彻底的调查。”社论呼吁安倍政权今后应将保全秘密作为最优先应对的一项课题。

　　◆ 老拿“中国”字眼炒作

　　面对军官传黄造成情报泄露的事实，《产经新闻》的社论仍称“二等军曹的妻子是中国国籍并多次非法入境，应该查明情报是否泄露到了中国”。该报4日更用大段篇幅报道此事，说“二等军曹的中国籍妻子行为古怪”，最少有两次非法入境。“她在2003年曾因盗窃罪被逮捕，随后发现是非法入境，当年2月被强制遣返。但其之后再度偷渡进入日本，并在横滨中华街的一家中国餐馆打工，后经熟人介绍给二等军曹，2006年10月结婚，并搬到军曹位于横须贺的家中。结婚3个月后，中国籍妻子自己跑到入境管理局自首说超期限滞留，海上自卫队和公安当局对其奇异的行径感到可疑，正就其与军曹带出机密情报的关系展开调查”。

　　但是，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5日的报道丝毫没有谈及泄密案与中国籍妻子有关，这也证明事前某些媒体关于中国通过其妻子窃取日本军事情报的臆想并不成立。 看来，“机密情报”、“中国”，这两个敏感字眼凑到一起总能成为可以大加炒作的绝佳素材。不过这一次，真正需要关注的恐怕是自卫队的军纪了。▲《环球时报》 (2007-04-06 第04版)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2007年04月07日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朝鲜当局将于4月15日为已故领导人金日成（1912年～1994年）举行大规模活动，纪念他的九十五岁冥寿。对于朝鲜民众而言，金日成时代至今仍让他们怀念不已。但在外界看来，金日成在掌政的四十多年里，利用独裁以发挥自身强大的影响力，其中包括大搞“个人崇拜”的风气。至于这种形成这种风气的动力，许多学者将其归功于金日成的个人势力，但有最新研究指出，朝鲜的“个人崇拜”其实是苏联一手策划的。

    ◆ 金日成很早就进入苏联高层视野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24日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万景台出生，上个世纪20年代，金日成一家从朝鲜移居中国东北，因此他的中文十分流利。1930年代，金日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抗日游击队被日军追击被迫逃入苏联境内，此后金日成便长期住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后来，他进入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并加入了苏联远东军第88特别旅。

　　第88特别旅是苏军组建的收容中国和朝鲜抗日战士的部队。朝鲜中央电视台的记录片把金成柱说成是朝鲜人民军总司令。苏联的机密文件却显示他不过是该旅的一个队长，军衔仅仅是中尉。

　　2004年底，时年九十五岁的苏联退役上校格奥尔基•梅克列尔讲述了金日成被苏联看中的历史：1945年，时任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第七处处长的梅克列尔被指令接管朝鲜营，当时，金日成还是个营长。但梅克列尔却非常欣赏金日成，“我在造访第88旅时从金日成身上所发现的这些素质，我都在自己写给元帅麦列茨科夫的报告中写上了”。

　　这份报告改变了金日成的命运，他随后被麦列茨科夫授予勋章。麦列茨科夫随后对梅克列尔说：“请研究这个人。多年之后，他应当回到朝鲜，那里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认识的人也很少。在那里好好调教一下他，让他熟悉那个国家、熟悉那里的人。这对于你们两个都有好处。”

　　梅克列尔回忆说：“我们是分头进入朝鲜的。再次遇到金日成已经是在平壤了，我们的第25集团军司令部及政治处都设在那里。当时，朝鲜半岛南部的美国第24集团军司令部将自己的赌注押在了李承晚的身上——他于1945年10月16日到达汉城，莫斯科则采取积极的步骤开始在朝鲜树立金日成的个人形象：年轻，精力充沛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前苏联红军侦察大尉。所有部署在朝鲜半岛北部的苏军部队，都得到了一个宣传歌颂朝鲜人民传奇英雄，为朝鲜自由独立而战的战士金日成的指南。”

    ◆ 斯大林为金日成塑造个人权威

　　从1945年开始，金日成开始向权力顶峰攀登。同年10月10日，他建立了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并于次年2月8日建立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被推选为委员长。他很快于1948年9月9日当选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在执政的四十多年里，金日成一直都无可争议的领袖，这主要得益于他在国内鼎盛的“个人崇拜”。

　　迄今为止，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提出了金日成势力自行掌握权利的“自力革命发展论”。例如，日本的和田春树以“游击队国家论”概念分析指出，是由金日成的游击队派驱除竞争对手并掌握霸权的。

　　但据《朝鲜日报》报道，韩国统一研究院研究员徐载镇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抗日武装斗争与苏联塑造金日成形象》的论文，论证“金日成一党独裁与个人崇拜乃是苏联企划的”观点。这一论点与梅克列尔的说法不谋而合。

　　徐载镇认为，1945年解放当时，苏联企图在朝鲜树立亲苏政权，然而，朝鲜不同于东欧其它国家几乎不存在当地的共产主义人士。为此，苏联政府将居住在苏联的朝鲜居民大举迁移到朝鲜的同时，将金日成选拔为朝鲜领导人。

　　论文记载，1945年9月初，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曾亲自面见金日成，并开始为了巩固其领导人的地位而作出援助，甚至从政权初期开始便推进了效仿斯大林的金日成个人崇拜政策。

　　文中说，1946年2月，金日成当选朝鲜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长时，斯大林将金日成塑造成了“朝鲜人民的英雄”，并于1948年9月朝鲜政权树立后给他授予了“领袖”的称号，1952年金日成四十岁生日时又追加授予了“元首”的称号。

曾为朝鲜“苏联派”的学者郑尚镇也说：“当时，苏联派人员每到苏联大使馆都接到必须拥戴金日成的指示。”而且，曾担任朝鲜晋州苏联军25军政治司令官的列别捷夫称：“当时掌控朝鲜言论的苏联军政将金日成塑造成民族英雄当作为首要课题。”当时，开始或结束广播时必须要播放“金日成将军之歌”。 

　徐载镇表示：“成就今日朝鲜的正是当时苏联的功劳。”也就是说，所谓金日成以及抗日游击队的势力其实都是由苏联塑造出来的，并为了给亲苏政权赋予权力的正当性而编造了所谓“抗日武装斗争”的民族解放之论。  ▲ 

----罗盘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梁中堂，男，1948年出生，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优秀专家，山西省"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1983年以来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省社科院副院长，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现在为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从1978年就开始参入中国人口政策讨论，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他的二胎理论，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本来指望几年后推广全国，但是在“独生子女”派的反对下，至今只是试点。

    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1]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了。令人完全可以感受到，会议的主题是迎合全国的气氛，有不少的人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的革命。

▲（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

▲（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

▲（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

▲（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个时期只听一种声音，猛然听了这不同的批评观点，一下子炸了锅，会上就有不同的反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就在参加我所在的那个小组会上说：“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那时国家还没有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有一个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卫生部。

    陈幕华副总理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组长，栗秀珍是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是实际主持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同志。陈幕华副总理是12月11日大会结束的那一天赶到成都的。她没有参加理论讨论会，而是留下各省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主任又开了五天会。在返回太原的路上听到了广播中陈幕华副总理的讲话要点，可以看出，这几乎完全是反驳我论文中的观点。她总结说：“总之，对提倡‘最好生一个’的种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人口学从70年代复苏开始，大多是起因于行政因素。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仅限于计划生育部门、高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和军队系统。成都会议又杀出一支新的生力军进入人口学领域，而且，由于特殊原因，这支队伍在之后的几年里不仅十分活跃，且在中国人口及计划生育领域里一度还执牛耳，影响极大。这就是由七机部（后称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和西安交大为主的搞计算机的一些同志。

    70年代末的还没有微电脑之类的东西，计算机在国内是很神秘的玩艺。所以，人们并不了解它。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时，七机部的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看到大街上到处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由此向前走”的路标，不禁喜出望外，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工作人员向刘铮请示，刘铮也以为这些搞数学的人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算列席吧。连材料也没有发给他。

    我在大会发言后，李广元听出我有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所以来和我聊天。都是年轻人，聊过之后，就已经相当熟悉了。李广元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70年代中后期，任他们二院副院长的宋健去欧洲做访问学者，某研究所向他提议测算象谜一样对国外既为迷惑又很有魅力的人口问题。宋键也十分奇怪用控制论还能预测人口。他把从国外带回的一大摞资料摔给李广元。李广元从此跑统计局，跑公安部，就开始了人口预测。

    李广元问我：“你关于今后20年的人口数字是怎么算的？”

    “用笔算的。”我回答说。

    “那多慢呀？用计算机简单多了。把参数向里边一代，给个指令，要多少年的结果都能很快打出来。比如今后一百年的人口预测，要不了一个小时，就全打出来了。绝对准确。”

    李广元那时有34、5岁，长得很精干，热情活跃，很快在会上就成了令人注目的人物。不几天，许多人都知道了用计算机预测人口既准确又可靠。只要收一些手续费，不论全国的或那个省的，数字往他那里一输，计算机就打印出来了。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人口没有普查，包括各省的人口，虽然有个统计数据，但大家都知道是不一定可靠的。至于未来的人口，传统的办法就是手工或者手摇计算器计算，要个10年、20年的数据，也要算上个把月。各地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莫不希望有个让别人都信服的人口数据。

    所以，不少人都向李广元预约，要会后替他们计算本省市的人口数字。大会最后一次发言时，李广元在会上介绍了他们怎样用控制论方法测算中国未来的人口。1979到1980年前后是我国从上至下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尤其是控制论和系统工程，都是大多数人闻未所闻的学科，感觉神秘的不得了。加上李广元很会演说，进一步感染了会议的气氛。我清楚地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栗秀珍是如何被征服的，并且在那时已经意识到，国家计划生育办公室将由此转而依靠这批人。

    其实，在会议上交流用计算机预测人口结果的，还有西安交大的一位中年女教师，叫王月娟。

成都会议之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迅速升级，同时对只生一个的政策的诠释，宣传也逐步形成强大的攻势。正如我所预料的，在这强大的宣传活动中，七机部二院搞计算机的那批很有能量的人，被紧紧地抓住，为其拼命地使劲鼓吹。

    1979年12月中旬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和全国省、市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议结束后，1980年2月13日，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预测百年中国人口的研究结果就发表了。根据这个小组科学研究表明，“从现在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那么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总人口可控制在十一亿以下。”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民众中影响都相当大。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科学论证，而是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

    1980年3月7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的文章，《人民日报》3月18日发表了田雪原《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同时，在内部的许许多多会议上，“一胎化”被解释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和正确的选择。

我对这一时期所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的所谓“成果”以及这些人的表现，极为不满。这种不满程度甚至超过对那些仓促制定政策的人。

    当然，就是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些学者应对“一胎化”后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如果当时没有这些人装腔作势，以伪科学唬人和推波助澜，也许1980年中央不会有一个号召人们只生一个的“公开信”，全国也就没有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成千上万的农民就不会经受10多年来的磨难，80年代以来的我国历史就是另外的样子。

    至少，现今新的国家领导人不会以为“一胎化”的政策是经过科学论证制订的，也许改变生育政策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仍然遥遥无期，农民不再无限期地经受折磨，也许……。因为，参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的各个成员，并不具有解决预测、论证我国人口发展目标这一课题的素质。可能许多人会认为我这一段话讲得过于尖刻，但我要在这里申明一下，和那些在关乎我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面前所持有的态度比较的话，我这里讲的都是相当严谨和负责任的。

    人们可以检索或者要求那个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组成的研究小组的任何一位成员自己提供一份科研成果目录，在1980年2月13日发表这个要求中国必须实行“一胎化”的结果前，有哪一位曾经有过同类的研究成果问世或者具有较长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历？和七机部二院大约同时以相同方法研究人口预测的是西安交大的几位搞数学和系统工程的老师，王月娟参加会议提交王浣尘、蒋正华、王月娟、邵福庆的文章《用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从这两拨研究人员这一时期提交的文章看，我国学术界用系统工程预测和研究人口问题都刚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80年以前没有一个能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那样具有人口研究素质的学者。田雪原刚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上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不久。

    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先生平反，任务落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可能因为田雪原刚来，加上他过去也在教育部门工作、北京大学毕业，或者还应该包括他自己也可能对这个问题具有独特、敏锐的认识和积极性，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他的头上。

    直到两个月前的成都会议上，田雪原的文章是《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及有关马寅初平反的资料，而没有涉及人口预测及人口发展目标方向的研究。我不清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体是怎样结合的，但我知道在成都会议上还没有这样的结合。所以，满打满算所有的时间，也不到两个月。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做出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人口研究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重大成果，就能够对“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发表结论性意见，并且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要求7、8亿之众的民族用自己的生活、生命实践他们仓促计算的结果，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认为这些人不仅不具有一位科学家应该具备的诚实品格，而且缺少一个为百姓、为自己民族负责的起码良知。

    其次，在我国的控制论专家做人口发展目标预测时，我们国家从1964年开始已经15年未做过人口普查了。搞人口学研究的人那时还不太理解，但现在终于知道，这意味着没有条件进行人口预测。人们那时能得到的人口年龄性别等构成，是从公安部门得到的。

    这样的数字是经过许多变通处理之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认为这是一种假设，是一种可能的趋势，以此作为依据制定政策，要中华民族按此付诸行动，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按照一种模式生活，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倾家荡产和流离失所，在那时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都很明确的。

    在1981年初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1987年中国人口学会召开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以及许许多多内部会议上，他们公开为“一胎化”的后果进行辩解。说中国要现代化，农民就必须做出这些牺牲，尽快地减少人口，更何况许多地方的农民生活水平极低，一代一代地周而复始地生存下去有什么意义？

    记得当时我就气愤地反驳说，再穷的人也有他的欢乐，他的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穷，就取消他存在的权利。有几次会议期间，我曾直接给他们说，农民被计划生育折腾成这个样子，你们这批人是有责任的。

    如果是个人素质的不高，出道时间不长，并且没有意识到材料上不充分，所以，仍有一种自信，似乎也无可指责。“初生牛犊不怕虎”，此之谓也。但是，这些人在发表其所谓研究成果的手段和对一些计算结果的解释上瞒天过海，毫无职业道德的做法，实在让人不能不小看他们。

    譬如，坚持实行“一胎化”为最佳政策，就必须回答由此导致的“老化”和负担指数上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人口生育政策引起的，它讨论的问题当然是从1980年开始执行“一胎化”的这一代年轻人老年时的人口老化程度和社会负担问题。

    但是，首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报告和文章中总是喋喋不休地说“本世纪内不致发生‘人口老化’，到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内，这一问题也不严重”。我们知道，当时讨论的人口政策主要是针对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平均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总计4亿多人口的这一代人的生育行为，老化之类的社会问题也应是他们晚年的事。而这一部分人进入65岁的人口统计范围，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之后。

    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之前的老化状况来搪塞，就是偷换概念，就是所答非所问，同时还是对没有人口学知识的民众的误导和欺骗。为什么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和下个世纪最初二十年老化问题“不严重”？根本原因就是从50年代开始的30多年的高出生率。

    我们由此作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的论据，反而是该感谢过去的高出生率。还有，这个小组称对各种方案的人口预测作了100年的测算，但在论述‘“一胎化”导致2020年以后的老化指数将可能最高时就不提了。

    1980年3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如果从今年起平均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到1985年降低到并且一直保持为一（简称“一胎化”方案），2000年六十五岁以上老人所占比重为百分之八点九。二零一七年为百分之十六点二，二零二二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八，二零二七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六。”为什么举例分析到二零二七年嘎然而止了？我们知道，人口统计上讲的老化指数是指65岁以上老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1959-1962年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每年生育人口很少。从1963年补偿性生育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连续近15年以上的高生育时期，这些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大约在2500万，1963年开始的最初5年，每年接近3000万。比如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1963年出生的人口是2700多万，而1962年仅只有1500多万。

    2027年是包括1962年在内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生少的人口进入老化年龄的统计年份，2028年是从1963年高出生年代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化年龄的统计年份。就是说，2028年开始，我国老龄化指数将迅速提升。

    从1980年初开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论证“一胎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搞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外人不知，无论中国的“自然科学”也好，或者“社会科学”也好，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论证那时必须出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条件。现在看，那时真有点“闹剧”的味道。但真实性也的确如此。我国此后就开始步入这一陷阱，至今还未能从其中走出来。

    从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开始，到1988年，是我从事学术活动最为活跃，成果最多的10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当然很难发表。不过，那时人口学界还有个好风气，即写下文章相互寄送，也是一种内部交流方式。那时我常常对自己说，“你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表明世界上还有不同的声音”。若非如此，我可能早就告别人口学了。▲

　　本报杭州4月7日讯（记者 秦军 通讯员 丁玉绒 孙美燕）2027年，人类不知何故丧失了生育能力，已经有18年没出生一个婴儿了……美国科幻片《人类之子》描述的情景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吗？有可能！今天，笔者从在杭召开的首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协会•中国动物学会生殖生物学分会联合年会”上获悉，我国国民生育能力呈下降趋势，现状令人担忧。

　　参加会议的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王一飞教授和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省妇保医院著名生殖医学专家黄荷凤教授与笔者交谈时坦言，虽然我国还没有对不孕不育的总体情况进行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但部分区域的调查数据显示，已婚人群中不孕不育的比例达到了7%至10%，不孕不育的现象呈增长趋势。

　　据悉，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的生殖医学专家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他们发现，与三四十年前相比，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从1亿个左右已降至目前的2000万到4000万个。王一飞教授说：“我们在上海有专门的精子库，其中给我们提供精子的很大一批骨干力量就是大学生。他们本应年轻力壮、身体健康，但从捐献的情况看来，相当大一部分精液质量达不到要求，不但精子数量少，而且精子活力也不够。”

　　除了因精子质量下降导致不孕不育外，女性过度晚婚晚育也是导致不孕不育的原因之一。王一飞教授说：“适当的晚婚晚育是应该的，但过度了就不好。一般来说，新生儿患先天性愚型（先天性白痴）的机率是1/800，但如果女性生育年龄在45岁以上，婴儿患先天性愚型的机率可能就会上升到1/25，甚至流产。”

　　专家们认为，生育能力不断下降的主因，是生活环境的不良影响。农业化肥及除草杀虫剂的有毒物质、装饰材料，以及让动物快速增肥的饲料，土壤、水源等受到污染，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毒害了人类的精子。此外，吸毒、酗酒、吸烟、肥胖、社会压力大等都是男性精子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另外，不少女性反复刮宫、经期同房，也极易导致不孕不育。 来源：【浙江日报】▲

    2007年04月08日: 大量数据表明，我国“80后”草率结婚又轻率离婚的人数持续走高。“80后”独生子女成为离婚高发人群，已成为婚姻管理部门、婚姻家庭专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社会问题。

　　一组数据让人怵目惊心：2006年，北京共有24952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其中有五分之一婚姻关系维持不到3年；三分之一在结婚5年内离婚；结婚不到1年就离婚的有970对，有52对离婚的夫妻结婚还不到1个月。在这些离婚夫妻中，“80后”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调查涉及的“80后”离婚案件中，有90％的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

　　除北京之外，来自哈尔滨市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去年哈尔滨市离婚的有16995对，比2005年增长了5％，而且离婚者中年轻人激增。另外，来自广州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数据也显示，“80后”委托离婚或咨询离婚的案例明显增多。

　　◆ “闪婚80后”难忍“一地鸡毛”

　　据记者了解，有些小两口结婚仅一年左右，就因为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家长里短等小事打得不可开交，直至闹离婚。缺乏忍让和宽容，成为这些人群离婚的主要原因。

　　“‘80后’独生子女成为离婚高发人群，他们‘闪婚’多，离婚也爽快，婚姻破裂与他们缺乏忍让宽容有直接关系。”民政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目前，因婚姻濒临破裂而走进婚姻咨询室的人群中，有一半是20多岁的年轻人。”

　　由于“80后”离婚案件当事人大多没有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使得他们离婚时的顾虑少了很多，因此离婚也显得“简单”了许多。

　　有专家分析，“80后”独生子女成为离婚高发人群，跟父母从小过分溺爱，凡事帮孩子拿主意，养成孩子缺少忍让性、宽容度有直接关系。

　　◆ “啃老族80后”离婚比例大

　　目前，长幼矛盾已成为“啃老族80后”离婚导火索。

　　一项调查显示，在离婚的“80后”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啃老族”：有八成家庭在双方父母家“蹭饭”，30％的年轻夫妇把自己的脏衣服拿到父母家里洗。

　　更有一些彻底的“啃老族80后”，他们从学校毕业后就没有就业，更没有独立住房，与其中一方父母共同居住。由于经济不独立，又是“家务低能”，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父母。当年轻夫妇中的一方不能与对方长辈和谐相处时，双方便会争吵不休，加之相互间缺乏宽容和理解，矛盾难以调和，当愤怒冤屈之情难抑时，双方会轻率地甩出“离婚”底牌。离婚在这些年轻夫妻看来，似乎理直气壮。

　　◆ “闪婚”“闪离”全因头脑发昏？

　　“两个人登记时可能对婚后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都不清楚，甚至根本就不愿担负责任，只注重婚姻中个人的感受。”说起“80后”离婚高发现象，一位在民政部门工作的同志向记者表示了担忧。

　　数据显示，在“80后”离婚案件中，有70％的夫妻是自行相识组成家庭的，其中通过网络相识的占20％。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通过网络相识而结婚的男女都有着以下共同点：婚前，都对现实生活怀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婚前浪漫，婚后烦恼，因对美好婚姻的幻想破灭，最终走进婚姻死胡同。

　　对“80后”的“闪婚”、“闪离”现象，也有专家表达出了不同的声音：“80后”大胆地挑选自己的恋爱对象，他们中对待婚姻多数是谨慎的，因为婚姻承诺的违约成本非常高。“80后”身上的许多品质以及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不是因为他们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而是因为他们还年轻。

　　日前，一些婚管部门及社会学家也发出呼吁：婚姻不是儿戏，更不是鸡肋，需要慎重对待。年轻一代更要珍视婚姻和家庭，给对方以信任和理解，相互间应包容和忍让，幸福的家庭应来自对质朴生活的深度理解，而不是草率行事。本报北京4月7日电 本报记者 戴长澜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07年04月08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认真研究那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与规律，从而努力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今百姓的热切期盼，人们心同此愿、志同所向。而建设和谐社会，正值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

    在这个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关键阶段，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里的一个“增加”、一个“减少”，是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很强可操作性的原则指导，也是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所尽职责的重要可比指标。

    这其中，怎样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需要各级干部、各级机关高度重视并认真践行。按照哲学观点，同一事物中，矛盾的双方有一个此消彼长的逻辑。按此逻辑，不和谐因素减少，和谐因素就会相应增加；相反，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就会相应减少。认真研究那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与规律，从而努力减少不和谐因素，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而且是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的一项现实政治任务。

   ◆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要求各级干部、各级机关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上求得最大的社会共识，得到最广泛、最坚实的民意支持。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崇高的社会建设目标，只有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参与才能寄望于成。现实也表明，哪里的群众工作没有做到位，哪里就存在不和谐的隐患，甚至会酿成大祸。

因此，各级领导干部理应进一步提高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开展群众工作、激发社会活力、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尤其要敢于和善于到困难多、群众意见多、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同群众一起分析矛盾、解决问题、达成共识。只有凝聚共识后的共为，构建和谐社会才会得到群众衷心的拥护和踊跃参与。

   ◆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要求各级干部、各级机关把解决民生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构建和谐社会，是为了更好地共建共享民生。征诸现实，许多不和谐因素，要么是民生的建设步伐未能与发展同步，要么是民生的突出问题解决不力，要么是民生的共享机制不完善、不公平，等等。应该看到，这是一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升级变化的大考题。旧的民生问题解决了，新的民生问题又会冒出来。

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要靠发展，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同样要靠发展。因此，对于解决民生问题，既要有紧迫感，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分清哪些是长远目标，哪些是中期目标，哪些是当前能够实现的目标。工作的着力点，应该立足实际，立足当前，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通过积极努力又能办到的事情。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一时难以兑现的承诺，不仅不利于消除不和谐因素，反倒可能催生新的不和谐因素。

   ◆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还要求各级干部、各级机关认真改进作风。

▲ 不难发现，在有的地方，原本矛盾并不多，却因那里的干部工作敷衍塞责，处理事情“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会”，结果是“旧账未理又添新债”，使矛盾越积越多，弄得不可收拾；

▲ 在有的地方，原本并非解决不了的矛盾和问题，甚至只是小问题，却因那里的领导作风官僚，久拖不决，失职渎职，结果酿成大事；

▲ 在有的地方，原本通过耐心解释、劝导就可了却的问题，却因干部作风简单粗暴，错误地动用行政乃至公安力量，造成矛盾激化；

▲ 更有甚者，在有的地方，原本某些改革设计本身就有缺失，那里的干部却强行推进，结果不仅使改革受阻，而且大大挫伤群众投身改革的积极性。

这都是极其深刻的教训。在注重发扬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优良作风同时，尤其要注重决策作风的培养。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为各地的和谐社会建设绘蓝图，定盘子。蓝图绘得好不好，盘子定得当不当，要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广泛认可。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作决策时，一定要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真正变成行动，把决策过程变成与群众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求得共识的过程。这样的决策，特别是重大的决策，体现的是和谐民意，得到的是和谐目标的最大公约数，执行起来不和谐的阻力就会降到最低。（文/李俭）▲

    2007年04月08日： 前任国务院总理朱熔基退休后甚少公开露面，有关他的消息亦鲜见于报刊、杂志。近日湖南长沙市楚怡学校为筹办百年校庆而整理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朱镕基早在民国时期於湖南就读中学的三份成绩表，三份纪录的平均分数都在八十分以上，其中一份更高达九十一分，在班中名列第一，比第二名的学生足足多出五分。

    朱镕基在一九四四年入读湖南私立楚怡中学高中部机械科，学校日前在湖南省档案馆翻查资料时，却发现一份在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填写的成绩表，黄纸上记录了朱十门功课成绩的平均分数有八十二分，居全班同学前列。

    学校在得到意外惊喜后，继续翻查线索，又发现朱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于湖南名校广益中学（今为湖南师大附中）的毕业成绩表，十四个科目的平均分数高达九十一分，比第二名的沈谱成多出五分。沈在回忆录中亦写道：“朱镕基和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们为竞争第一名，曾封闭式相处。现在想来，似有年幼稚气之感。”

    另一份是朱在一九四六年於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理科班考取的成绩，平均分数亦有八十五分，随後即考进清华大学。

    这位“皮肤白净，气质沉稳”的少年同学让大家印象深刻，他“沉默寡言”，能把圆周率背到近100位，但“组织能力和社会能力”当时倒没怎么显现。

    小小年纪的朱镕基，当年发奋努力，最大的动因应该是他特殊的家庭环境，他想取得最好的成绩，来告慰早逝的父母以及抚养自己的伯父。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

    朱镕基小学先就读于“时中学校”，这所小学是朱氏家族兴办的私立族学，始建于1854年，先设在长沙市郊丝茅冲，民国二十七年迁入棠坡朱氏祖屋，其后又移址关山嘴，1990年定址和平村口107国道旁，该校校长蔡海波告诉记者，“时中学校现在仍是长沙县最好的小学。”

    朱镕基在时中学校就读这段时间，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从后来上中学的时间来推算，他1941年13岁小学毕业，而当时的小学实行六年制，可以看出，他应该是7岁启蒙。但从朱家书香门第的习惯来看，朱镕基可能在更小的时候，即已开始接触书本，朱学方老人在后来的回忆中，就有朱镕基小时候读《水浒传》，背诵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情节。

    在这里就读两年后，9岁多时，因母亲病故，朱镕基跟随“满伯”朱学方迁入长沙郊区，随后就读于崇德小学，这所小学解放后即停办，现在寻找起来，惟一的线索是校址在当时的长沙南区，这一区域现在划归天心区和雨花区，记者得到了两个区教育局的帮助，在多方打听下，得知这所学校位于天心区南门口大古道巷的“出入是门”附近(注：当时进出长沙南门必经之路，遂得此名)，但校址已经只剩下一块碑，学校湮灭在历史风尘中。

    2月28日，长沙市委方志处杨志强老人，帮助记者查阅了1934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书中有简略的记载：崇德小学，开办于1917年，属私立学校，创办人名叫刘伯衡。

    当时的教育内容，与清末大同小异，规定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学校中设国文以及格致、博物等，民国之后新增了“党义”(或称“公民”，即政治课)、军训等课程。

    至于教育的经费来源，已经有了一些改变，长沙市志中记载，民国时期，省政府除负责官立学校的经费外，对私立学校酌情予以奖励补助。朱镕基在族学中就读时，自然不存在学费问题，后来转至崇德小学，学费是如何解决，当时学校中是否设立奖学金之类，未能查证。

    据朱天池老人回忆，当时朱镕基母子名下分得的田地，岁租可以有一两百担，“供其上学应该没问题。”真正的经济困难，大概发生在中学之后，日军侵入两湖，朱学方携家人避难，当时田产因无法带走，纷纷贱卖，朱家因此丧失了几百年来的稳定经济来源。

    1941年2月，朱镕基以崇德小学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投考广益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入初中一年级第39班，广益同样是一所私立中学，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1905年创办，原名“惟一学堂”，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长沙首屈一指，社会上流传着“要学习、进广益”的谚语。广益中学解放后改为湖南师大附中，至今仍为长沙数一数二的名校。

    此时抗日烽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市区内几乎所有大、中学校均已外迁，广益中学搬到了远离长沙的衡阳乡下，一个名叫常宁县柏坊乡大坪的地方。13岁的朱镕基，背上行李和书包，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沈谱成回忆，从长沙到柏坊的路线，一般是先搭汽车或火车抵衡阳，然后乘船溯湘江而上，耗时在一天左右，学生们寒暑假才可能回家。

    广益中学当时的教学制度非常严格，尤其是期末考试颇有特色，沈老回忆，每到期末，各班各年级考试同时进行，但座位一律重排，在同一考场内安排有不同班的考生，同班学生穿插就座，以最大限度减少作弊。

    湖南师大附中校史办曾作过一些走访，朱镕基的同班同学任俨提到，学生当时上晚自习，点的桐油灯只能照亮一边，于是约定每隔半小时转一次方向，因计时不准常起争执，在一边默诵英文的朱镕基，起身挑出灯芯，两边同时点燃，光亮顿时加大了一倍，矛盾也解决了，皆大欢喜。

    经常被人提到的，还有背圆周率的故事，任俨的回忆是，朱镕基当时和他比赛，由同班同学周继溪担任裁判，结果任俨背了40多位，而朱镕基背到了近100位，可见其超群的记忆力。

师大附中保存的档案中，详细记载了朱镕基当时的成绩：在前五个学期中，共59科次的期末文化考试，其中100分的15次，平均93.8分，有三个学期名列第一。最后一个学期，朱镕基11门功课有7门获100分，平均96.27分，为全班第一。

    沈谱成对这个“皮肤白净、气度沉稳”的同学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朱镕基和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们间为竞争第一名，曾封闭式相处，现在想来，似有年幼稚气之感，初中毕业时，朱名列第一，我为第二，这在毕业证编号上尚可见之。”

    学习名次的竞争，当时还是相当激烈的，沈老告诉记者，每临近考试，同学们复习到深夜，十分普遍，宿舍当时毗邻校外的一家小餐馆，夜深饥饿时，可通过宿舍墙壁上一个孔，直接从餐馆买到宵夜，十分方便。

    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广益中学当时的规定是，如果期末考试成绩列于前三名，则下学期可免交学费银洋两圆。这笔钱，约相当于现在数百元。

    1944年10月，初中毕业的朱镕基考入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在湘西永绥度过了21个月的时光，一直到1946年7月才离开。当时从长沙一起去的学生共有十多人。

    永绥现已改称花垣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北角，崇山峻岭、地势险恶，朱镕基为何来到偏僻的湘西求学？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紧密相关。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12月，日军进逼，安徽芜湖、江苏南京相继陷落，安徽省教育厅于皖西山地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战区学生坚持教学。1938年12月，蚌埠失守，其后合肥、徐州均相继沦陷，皖西的7所学校数千师生，被迫西迁，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湘西，几易其名后，创立了国立八中，设立了11个分部，遍布湘西及川东各地，初期主要招收苏皖一带的流亡青年，到了中后期，则主要招收后方来的学生，其中湖南各地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重，朱镕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了当时日军不敢轻入的湘西。

    同班同学杨开卷回忆，朱镕基每科成绩都在98分以上，尤其是英语，居然连《英汉词典》的部分内容都能朗朗成诵。杨开卷的数理化成绩不及朱镕基，为此，经常向其请教，而杨的国文成绩颇好，有一次在全校的作文比赛中获第二名，朱镕基很替他高兴，并提议：“这笔奖金，要他请客好啵？”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吃了一顿。

    湘西求学时，一件白色府绸衫是朱镕基最体面的衣服，但就是这件好一点的衣服，也险些被盗。

    杨开卷记得是在暑假的一天中午，由于天热，几个留校的学生，将床铺搬到宽敞的教室休息，其时，朱镕基的白色府绸衫正晾在单人木架床的床头，一名窃贼蹑手蹑脚进来，想偷这件衬衣，窃贼并没弄出什么声响，朱镕基却一下惊醒了，一跃而起，大叫“抓贼”，并抓起桌上一只砚向窃贼丢过去，同学们被惊醒，有的挡门口，有的则冲上去抓贼，乱成一团。

    在国立八中时，朱镕基的一次登台演出，也给很多老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戴振岳回忆，学校附近青龙村盛产黄杨木杆，同学们竞相以此制作二胡，每当晚饭后，校园里一声声：“一马离了西凉界”、“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京剧风靡。

    朱镕基天生一付好嗓门，音色清亮圆润，几个同学于是商量一起排练《空城计》，朱镕基从“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一段段练起，一些本地同学还特意设法借来了留声机及唱片，供朱镕基模仿学唱，戴振岳则由拉二胡改操京胡为其伴奏，在唱段操练好后，又弄来脚本试排了几回，一个“业余剧团”就这样搭起来了。

    “剧团”随后安排了一次到保靖的演出，戴振岳回忆往事，犹记得当时化妆，演员均需用长布带将眉梢往上“吊”，朱镕基天生剑眉，无需这道工序，化妆师为之称赞不已，而在剧中当司马懿退兵下场后，诸葛亮有一伸手捋去额上惊汗的动作，不知是天热还是初次登台，朱镕基下台后告诉同学“真捋下一把汗来了”。

    朱镕基在湘西时，还经历过一场生死劫：当时霍乱流行，很多同学都被传染，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差，不少同学死于此病，至今花垣县城东门外的小山上，还留有几十座坟茔。朱镕基未能幸免，染上了霍乱，几乎死去，但在吃了一个苗族老医生的苗药之后，奇迹般地痊愈了。因此当地人都认为：这个两代遗腹的伢子实在命硬。

    湘西的两年生活，无疑给朱镕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1年4月，他回到阔别50多年年之久的花垣视察，当年的文庙已毁于战火，而国立八中也仅存在过8年，朱镕基一路寻旧一路感慨，摸着当年的石狮子，他说了一句：“五十年一摸啊”。

    在朱镕基就读过的中小学中，花垣的母校，是他在毕业后惟一“回访”过的地方。

    1946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朱镕基作为公费生，转学到刚从七星街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在这里做了一年的”插班生”，随后考入清华大学。

    当时一中每个年级为两个班，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朱镕基选读的是26班理科班，班上共有同学28人。

    在同学王海洲眼里，朱镕基当时不怎么说话，他们同住一个宿舍，“二三十人，都是铁架子床，”王海洲坦言当时与朱没有过多的过往，“要是知道他要当大人物，应该多记点当时的事。”

    同学沈雨随记得，当时“英语老师郭昆很喜欢他，经常和他在课堂上用英语对话”。

    而在另一位同学颜家龙的印象中，朱镕基沉默寡言，“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倒没有表现出来”。

    朱镕基当时的交往伙伴，主要是从国立八中一起转来的同学周继溪，周老因哮喘复发卧病在床，记者未能采访。

    在一中校史馆，保存有一封朱镕基写给同学胡兰吉的毕业留言，全文如下：“敬书数语与兰吉兄为别：人生聚散本来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相逢？我愧无嘉言懿行足资兄助，但愿他日重逢，耿耿此心依旧，为兄一饮庆功酒。”

    一中老校长马清泽告诉记者，这份留言只是一份复印件，原件一直被胡兰吉精心保存，1997年，一中庆祝建校85周年，胡兰吉特意从双峰赶来，欲将原件捐献给学校保存，不料在长途车站，包裹却掉了，虽经多方努力，终于未能找回。

    而关于朱镕基在一中的经历，还曾有过一些附会之言，如称其当时是学生领袖，曾率学生与校长作斗争等，长沙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宋俊湘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曾作过走访，“实事求是地讲，朱镕基当时既不是学生干部，跟党组织也没什么联系。”宋主任告诉记者，“要尊重历史，告诉大家一个没有神化的朱总理。”   ▲ 东方网 

  文章提供 于 2007-4-8  文章作者: 李军、梁薇、詹德斌、刘陆明、江雪晴）   

　　核心提示：美联社不但说中国月球车用的是“核动力”，还用肯定的语气说中国的太空开发项目“一直与军事战略目标息息相关”。中国一位专家对说，所谓的“核动力”不过是一种新型电池，而中国的月球车还处在研发阶段，“无论是工作目标还是机动性能都无法与军事挂钩”。

      4月1日，MR-2型月面巡视探测器的机械臂模拟探测月球表面的岩石。

　　4天前亮相上海的中国自行研制的月面巡视探测器(简称“月球车”)原理样机2日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美联社当日在其报道中不但说中国月球车用的是“核动力”，还用肯定的语气说中国的太空开发项目“一直与军事战略目标息息相关”，暗示“月球车”也是中国太空军事研究的一部分，美国媒体对中国太空计划的偏执说法令人无奈。中国一位专家对《环球时报》说，所谓的“核动力”不过是一种新型电池，而中国的月球车还处在研发阶段，“无论是工作目标还是机动性能都无法与军事挂钩”。

　　◆ 称我航天项目有军事意图

　　美联社在这篇题为“中国筹造月球车”的报道中称，中国将在2012年实施首个无人探测月球计划，将自己的“月球车”送上月球。“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对‘月球车’的研究已耗时4年，这个6轮探测器可在月球上采集并分析土壤标本，向地球传播实时影像，还能将月球表面三维图像传回地球”。在报道中，美联社将中国的“月球车”与美国宇航局(NASA)自己的空间探测器进行一番对比，“中国‘月球车’的造型与NASA的‘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探测器相仿”。但该报道强调，与“勇气”号和“机遇”号使用可充电锂离子电池不同，中国为使月球车得到永久能量供应，选择了核动力。接下来该报道称，“中国的太空开发项目一直与军事战略目标息息相关，包括两次载人太空飞行及明年将进行的可能包括首次太空行走在内的第3次载人航天”，暗示月球车项目也与军事有关。

这是4月1日拍摄的MR-2型月面巡视探测器。由上海航天局联合国内数十家科研机构共同研制的月面巡视探测器通常被称为“月球车”，它是我国“绕、落、回”“三步走”探月工程中，实现第二步“落”的重要部分。MR－2月球车采用独立驱动的六轮摇臂式行走系统，可爬越30度斜坡。

　　2日当天，美国广播公司、《今日美国报》等多家媒体对美联社的这篇报道进行了转载。一时间，研发“月球车”被美媒体放在了中国制造太空军事威胁的大背景下。

　　◆ 俄韩报道比较客观

　　进入2007年以来，“太空”似乎成了国际战略界最热门的话题，各国都推出了自己的太空计划，形成了一股太空热。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中方此次在上海举行第三届中英空间技术交流会期间展示正在研发的月球车，是应英国方面的要求安排的，展出的月球车仅是一个粗线条的结构模型，距研制成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想到如此正常的活动也能引来美国媒体的联想。而中国月球车同样吸引了俄罗斯、韩国等周边国家媒体的关注。但与美联社不同，俄韩两国媒体的报道大多集中在客观描述其性能上，如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的标题就是《每小时可移动100米》，对中国月球车的动力系统只是一笔带过，更未渲染任何军事意图。俄新社等媒体在报道中还提到了俄曾有意邀中国联合探月等。资料图片：航天五院月球车沙漠试验

　　◆ 媒体渲染无根据

　　从全球太空力量上来看，美国无疑仍然是最强的，但它对别国的探月计划却一直忧心忡忡，《新闻周刊》等美国媒体曾多次刊文分析“新的月球竞赛”，对他国空间计划指手画脚。

　　4月3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深空探测室主任贾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从现阶段工作目标和机动性能来看，中国研制月球车并没有军事上的考虑。正处于研发阶段的月球车，无论在运动速度、转弯能力，还是爬坡高度等典型参数上都无法与军事挂钩。至于国外媒体所说的“核动力”，贾阳说，这实际上指的是同位素温差发电器，即通过同位素衰变产生能量，给月球车提供动力，使它在没有太阳能的漫漫长夜也能持续工作，相当于一种新型电池，而与军事无关。

一辆装着6个轮子，长高约1米的“月球车”首次在珠海航展揭开面纱，将上演模拟版“月球漫步”。
 
我国自行设计研发的月面巡视探测器（简称月球车）原理机在第六届中国（珠海）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亮相。 ▲  来源: 人民网

    文章提供 于 2007-4-7: 随着2007年1月份民主党掌控国会，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做些什么正成为两党在国会的一个共识。首先，去年纽约州民主党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议员林赛•格雷汉姆（Lindsay Graham）一起提出联合议案；最近，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麦克斯•鲍克斯(Max Baucus)在对中国人民币问题上同共和党议员恰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站到一起，和舒默和格雷汉姆逐渐在立场上趋同，预计这会从美国国会方面给美中贸易带来新的冲击波。

　　据《华盛顿观察》周刊报道，鲍克斯本人是参议院主管贸易、税收等经济政策的金融委员会主席，主导美中贸易之中的合作或者摩擦趋势。

　　美国商务部(U.S. Commerce Department)最近宣布，由于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补贴，美国初步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铜版纸征收10.9%-20.4%的关税。这一决定遭到中国政府的批评。

　　鲍克斯在这一事件之后的讲话中，说他不相信两国会进入贸易战状态，但他提出了对中国的几点要求，包括更多地浮动人民币汇率，以及更多地保护知识产权这两条华盛顿“经典”口号。他也敦促中国将金融服务市场更多地向外国公司开放，取消对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壁垒，以及开放政府采购，接受美国的商品和服务。

　　相比较而言，舒默和格雷汉姆的立场更为强硬，要求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课以高关税，以惩罚中国“人为地操纵人民币汇率”，从而赢得对美国的高顺差，取得对美国4,000亿美元国债的控制权。

　　虽然，鲍克斯对中国贸易问题要更为温和，但是国会今年在中国问题上预计将有更多的动作。

　　中国今年初的股市振荡负面影响了美国经济的走势，使得华盛顿开始害怕从过去的“美国经济打一个喷嚏，亚洲就发烧”过渡到“中国经济打一个喷嚏，美国就感冒”的境地。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研究员约翰•马肯（John Makin）最近警告说，中国可能出现类似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金融动荡,归根到底是因为最近五年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加剧房地产市场泡沫，银行机制效率不足，而中国正走在日本20世纪70、80年代的老路上。这一切在马肯看来，将使得“中国的崩溃不可避免”。虽然，中国崩溃论几十年来不绝于耳，而次次落空，但是这一论调眼下尤其得到华盛顿政策制定人的重视，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经济崩溃对于美国的影响远甚于几十年或者十几年前。▲

　★ 附：前十名为外国政府服务的美国游说集团

　　根据最新的游说集团资料，以下是在华盛顿为外国政府机构服务排名前十名的游说集团：

　　◆ 1. Loeffler Group，2006年收入： $6,857,638
　　最大外国政府客户: 香港经济贸易办公室（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沙特阿拉伯王国

　　◆ 2. Barbour Griffith & Rogers，2006年收入: $4,733,299
　　最大外国政府客户：塞尔维亚；台湾；印度

　　◆ 3. Hogan & Hartson，2006年收入：$3,904,302
　　最大外国政府客户：日本大使馆；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中国

　　◆ 4. DLA Piper，2006年收入：$3,302,000
　　最大外国政府客户：迪拜行政办公室；象牙海岸；埃塞俄比亚

　　◆ 5. Cassidy & Associates，2006年收入：$2,614,125
　　最大外国政府客户：几内亚；台湾政经研究所（Taiwan Studies Institute）

　　◆ 6. Livingston Group，2006年收入：$2,350,000
　　最大外国政府客户：刚果总统办公室；土耳其

　　◆ 7. 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2006年收入： $1,900,000
　　最大外国政府客户：加拿大哥伦比亚省

　　◆ 8.Carmen Group，2006年收入： $1,520,000
　　最大外国政府客户：阿尔及利亚政府；尼日利亚Bayelsa 省政府

　　◆ 9. Patton Boggs，2006年收入： $1,510,628
　　最大外国政府客户：中国大使馆；卡塔尔政府；喀麦隆政府

　　◆ 10. Venable，2006年收入：$1,037,311
　　最大外国政府客户：印度；菲律宾；塞尔维亚国家科索沃委员会   来源: 读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