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新网4月6日电: 中国国家海洋局近日发布《2006年海洋行政执法公报》，公报说，中国海监建立了东海定期维权巡航制度，对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在东海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海上调查作业的多艘美国军事测量船进行跟踪监视，向其申明立场，要求其停止作业。

　　遵照中国政府相关政策，中国海监建立了东海定期维权巡航制度，并实施了东海定期维权巡航执法工作。中国海监利用船舶和飞机对东海中国管辖海域实施了长时间、全方位的海空协同巡航执法。

　　对未经批准在中国东海大陆架进行油气资源勘探活动及干扰中国正常海洋油气开发活动的外国船只实施监视或驱赶；对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在东海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海上调查作业的多艘美国军事测量船进行跟踪监视，向其申明立场，要求其停止作业。

东海定期维权巡航执法工作，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该海域管辖的能力与决心，维护了国家海洋权益。国家海洋局在发布公报的同时，还公开了在春晓油气田海域巡航的照片。★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7年04月04日: 据共同社3月31日报道，美国国防部30日宣布，将在2010年初把以美国本土东海岸为母港的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转移到面向太平洋的西海岸圣地亚哥。

　　美国06年2月公布的安保政策指针“四年一度防务评估报告（QDR）”中，对中国和朝鲜表示警惕，并明确表示将提升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战斗力。原本部署在太平洋的5艘航空母舰也将增加到6艘。

　　美国海军目前共有11艘现役航母。目前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的除了横须贺基地（位于神奈川县）的“小鹰”号，还包括圣地亚哥的两艘和华盛顿州的两艘。由于最后一艘常规型航母“小鹰”号即将退役，横须贺基地明年起将部署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王 兵（《环球时报》 2007-04-02 第08版  军事）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2007年04月05日: 俄罗斯《莫斯科新闻》4月2日文章，原题：东方的威胁 今年夏天，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召开，其中一个首要议题便是修建跨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的（乌吉中）铁路。

　　修建这条铁路旨在把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亚洲大陆同富裕的西欧联系起来。不过，如果这项浩大的工程一旦开工兴建，该地区的形势将会发生变化，而且不会是按照俄罗斯的意愿发生变化。在中国修建从库尔勒到喀什的新铁路线――把中国东部港口与西部地区连接起来――后，这项大规模建筑工程已变成现实。根据计划，中国的铁路线将穿过中亚，等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那段铁路修好后，这条铁路将连接起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中东和欧洲。

　　对比什凯克来说，最重要的事是这条铁路将能为其提供通向太平洋沿岸和欧洲的港口，将会使独联体国家到中国的路程缩短1400公里。从中国海岸到欧洲，如果走这条铁路线将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海路缩短8000公里，比绕过好望角缩短1.5万公里。更重要的是，这条铁路还将与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形成竞争之势，因为它行程更短。

　　专家估计建造这条铁路需约5年时间，能创造出15万个工作机会。修建这条铁路还将开凿一条世界最长的隧道――天山隧道，至少8公里长。从本质上说，这项工程意味着丝绸之路的复兴。

　　这条路线也便于把电能出口到中国、印度北部地区和巴基斯坦，只需在铁路沿线铺设输电线路即可。修建这条乌吉中铁路对俄罗斯也有好处，但是基于其他方面的原因。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且其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分析家萨里耶夫说，“如果中国控制了这条铁路，中国的棉花将会如潮水般涌向该地区。中国人也将会在这里站稳脚跟。”

　　萨里耶夫还说：“请记住这样一个事实，过去15年里，中国人占据了当地工业产品市场，由跨国婚姻所生出的混血儿10到15年后在北京的支持下将会积极地介入到国家政策当中。很多人看来忘记了中国人是当地的少数族群之一。因此，35到50年之后，吉尔吉斯斯坦事实上将成为中国的一个非官方省。这个东方邻居对领土具有悄无声息的吞并和文化同化能力，俄罗斯很快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尤其是远东地区。”▲（作者卡米尔•马马托夫，陈一译）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2007-04-03 第06版)

    2007-04-07环球时报: 自从中国传出要造大飞机的消息后，某些西方媒体无端猜测中国大飞机首先将具有军事用途，理由是过去大型飞机的发展历程都是“先军后民”。不论该论调是否经得起考验，至少反映出军用大飞机在航空领域的突出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装备军用大飞机的国家相对较多，但它同航空母舰、核武器一样是军事技术领域的“皇冠宝石”，迄今为止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独立生产。对致力于建设战略空军的国家而言，获得并保持军用大飞机的研发生产体系是相当关键的指标。

    ◆ 没有军用大飞机，就没有战略空军
   
    就性能指标而言，国际上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军用大飞机的起飞总重应超过100吨、载重30-40吨、最大载重航程3000-4000公里。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军用大飞机数量已超过1300架，俄罗斯为410余架，欧盟国家大致拥有300多架，而中国、印度、伊朗、日本等少数国家也各自拥有20-40架不等的军用大飞机。

    美国最著名的军用大飞机当属绰号“环球霸王”的C-17战略运输机，使用空重125吨，最大载重77吨，最大起飞重量265吨，航程4630公里，它既能装载大量物资经空中加油直接运往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又能为前沿部队提供后勤支援。俄罗斯的伊尔-76运输机同样是外人所熟知的军用大飞机，使用空重89吨，最大载重47吨，最大起飞重量170吨，航程3650公里，尽管使用了30余年，但因其结构坚固，机体容积大，依然保持年生产50架的规模。
   
    众所周知，只有飞行器能在现代高技术战争中作到第一时间快速反应，尤其是军用大飞机可将人员装备及后勤给养迅速送到战区，保障作战的顺利实施。可以说，一个国家没有足够数量的军用大飞机充当“幕后英雄”，就不可能拥有对敌大纵深战略目标实施轰炸或攻击的战略空军。
   
    ◆ 国家基础工业的“集体考试”
   
    发展军机是既耗时又花钱的“赌博”，尤以军用大飞机为最，美国有史以来最艰难最花钱的三大军机开发项目分别是E-3空中预警机、B-2隐身轰炸机和C-17战略运输机，而大名鼎鼎的F-22A战斗机项目仅屈居第四。俄罗斯伊留申设计局负责人亚历山大•沙赫诺维奇指出，打造完整的军用大型飞机产业链，坚强的国家意志、充沛的技术储备以及可靠的市场需求缺一不可。

 就技术而言，军用大型飞机涉及空气动力学、材料科学、机械制造、通讯导航等40大类、200多个技术单元的难题，制造一架军用大飞机，等于是对一个国家基础工业的“集体考试”。军用大飞机的内部空间设计也很讲究，以战略运输机为例，它的运载能力主要表现在其货舱的净空间尺寸上，而非最大运载重量上。像欧洲联合研制的A400M大型军用运输机的最大载重量不如俄罗斯、乌克兰联合设计的安-70运输机，但其粗大的机身与合理的内部空间能装下多得多的武器装备，这正说明良好的设计对军用大飞机的重要性。
   
    另外，军用大飞机制造业还必须有足够稳定的市场需求，才能保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产业链不至于流失。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每年多达120亿美元的订单保证了洛•马公司佐治亚州工厂、波音公司西雅图工厂的战略运输机生产线始终不断，这也是美国在大型军用飞机制造方面保持绝对优势的重要因素。

    ◆ 美国、欧洲及独联体能造军用大飞机
   
    在大型飞机发展史上，“先军后民”是一个相对高效而简便的思路。美国波音公司就是在C-135军用运输机基础上发展出波音707客机，后来闻名遐迩的波音747宽体客机也是该公司拿在C-5军用运输机竞标项目中落败的方案发展来的。事实上，大型民用飞机产业是构筑在强大的军用航空技术基础之上的，美国的大型军用运输机全部按照国防部军品采购局的“军用规格”标准制造，飞机上小到螺丝钉，大到武器电子设备都需要通过军方的特殊而严格的检验，如民用客机上安装的普通两极晶体管只要10美分就可以买到，但军用运输机则必须安装符合军品规格的产品，价格则高达25美元一个！可见，高技术密集的军用大飞机其实只需“屈尊一下”，就可变为民用飞机。

  目前，国际上能制造军用大飞机的厂商基本来自美国、欧洲和独联体。美国洛•马、波音、诺思罗普•格鲁曼三巨头瓜分了美国空军大型战略运输机、空中预警机、指挥机、空中加油机乃至战略隐身轰炸机的生产份额。空中客车公司是欧洲唯一具备研制大飞机的厂家。与美欧相比，独联体的大型飞机制造业却根本看不到前景，苏联解体使得过去一个中央政府统筹下的大型飞机生产联合体落到不同国家手里。俄专家担心，要么独联体国家重新成立生产联合体，要么俄独立恢复完整产业链，否则，苏联遗留下来的军用大型飞机制造能力将在10年内不复存在。(本报特约记者 陈肇祥）▲ 

    2007年04月06日环球时报: 反导系统真能保护本国的安全吗？美国及其盟国心里都在打鼓。但不管怎么样，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行动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4月2日，捷克国防部宣布，美国导弹防御局的军事专家代表团已于当日抵达捷克，任务就是“选址”。对此，俄罗斯方面再次发出猛烈抨击，其外长拉夫罗夫说，不仅是俄罗斯，所有欧洲人都将成为美国反导系统的“人质”，北约和欧盟的作用也将被打上问号。而此前俄罗斯《独立报》已撰文称“美国坚持在东欧多国部署反导系统，让俄美关系达到近20年来最低水平。”为了平息俄罗斯的怒火，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德利不久前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万诺夫时强调，美在东欧部署反导防御系统只针对“发展核武器的”伊朗和朝鲜。准备同意在其领土上部署反导设施的波兰和捷克两国总理也忙出面解释，称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罗斯等“正常”国家。   
 
    ◆美军导弹防御系统发射试验画面
 
    目前，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被称为继冷战时期“星球大战”计划后最庞大、最复杂的军事工程。尽管美国一再鼓吹其反导系统的能力，但俄军将领早就不屑地回应说，俄军图－160战机发射的战略导弹、陆基白杨－M导弹和战略核潜艇的潜射导弹是美军反导系统的“三大克星”，能够轻易突破美国的反导防线。普京总统也数次表示，俄正在研制领先于目前技术15年的新型洲际导弹。而根据美国布鲁克斯协会的统计，美国累计花费在导弹防御系统上的各项开支已达到1500亿美元，等到将来完全建成，总耗资将会达到1万亿美元。如此“不堪重击”、“劳民伤财”的防线，美国为何甘冒国际社会不绝于耳的批评声而不遗余力推行呢？笔者认为，导弹防御系统早已不是单纯的军事工程，美国强力推动反导建设，主要有三方面深层考虑。

    ◆ 第一，威慑远大于实战需要。

    目前实际投入部署在美国领土上的反导基地，也只是理论上具备初步反导能力，在美军陆基和海基的反导试验中，总体失败率达40%。军事专家形象地称，用导弹去拦截高空超高速飞行的另一枚导弹，难度可想而知。另外，即使拦截率提高到90%以上，只要有一枚核导弹“漏网”也足以引发世界核大战，这是任何国家都承担不起的。因此，美国在已经取得超强军事实力的情况下，拥有足够多 “长矛”的同时还打造“坚盾”，就是要告诉所有可能威胁美国的“敌人”一个信号：我可以打你，但你却可能打不着我。由此可见，美国反导系统威慑的姿态远大于实战。

    ◆ 第二，政治上拉拢、考验和控制盟友的试金石。

    是否加入美国的反导计划或者为反导计划的推行“开绿灯”，已成为体现美国与别国关系远近的一面镜子，因此反导系统也成为美国拉拢和考验盟国的工具，同意加入就许以各种政治允诺和经济援助，反对则加以安全甚至经济上的胁迫。此次传统东欧国家波兰和捷克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另外，加入反导系统后，由于美国是“保护伞”的提供者，这样更利于美国从安全、政治甚至经济上控制盟国。

    ◆ 第三，可能的战略“骗局”却是科技持续发展的催化剂。

    据美国中情局20世纪末的解密档案透露，冷战时期美国抛出的“星球大战”实际上是个骗局，是想误导苏联走进“军备大竞赛的圈子”，通过拖垮苏联经济从而搞垮苏联。不过，事实上连“星球大战”的设计者们都不清楚美国军事当时究竟会建成什么样子；但是，当时的美国战略家们却清楚地知道，与“星球大战”相关的技术和产业若能发展起来将是保证美国未来几十年经济、科技继续保持领先的基石。于是，尽管“星球大战”没搞起来，但在这个“幌子”下，美国的信息技术、纳米技术、高精尖电子技术、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得到了长足发展，而这些技术正是美国当今在众多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基础。由此，一些战略专家认为，冷战后美国一下子没了“势均力敌”的现实对手，更需要打造一个庞大工程去拉动美国科学技术能继续快速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和产业正好是美国下一个几十年经济和国家发展所需的，而这些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也必将影响到未来世界经济和政治，至于它拦截成功率最终能否达到100%，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因此，反导计划已成为一种战略投资，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工程，这也是布什政府大力推行反导系统的重要原因。《环球时报》▲ 

----北京交警的平均寿命才48岁？

    06.04.2007 亚洲周刊杜剑: 中国环境形势险恶，污染是发达国家的三十倍，空气、水等资源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社会不公，影响社会稳定，直接制约经济发展，而且引发一连串国际争端。

　　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得以明显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全世界第一，中国的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引进外资全世界第一。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煤炭、石油、钢等能源材料消耗全世界第一，建材消耗全世界第一，原材料进口全世界第一，同时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也是世界前列，生态破坏严重，发展经济的代价惨重。

　　中国是工业用的木材纸浆纸产品全世界第二大市场，石油进口全世界第二，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八至十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三十倍，劳动生产率是发达国家的三十分之一。化学需氧量排放是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全世界第一，碳排放是全世界第二，十年以后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江河水系七成受到污染，四成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二成，工业危险废物化学物质处理率不足百分之三十。三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四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其中三分之一的城市空气是严重污染。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二十个城市，中国占了十六个，一半以上的城市空气不达标，山西全省城市几乎全不达标。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覆盖。如果按现在的趋势，到二零二零年，中国国土面积一半都将被酸雨覆盖，八成人口将处于严重的空气污染中。

　　有一些资料，已让中国人无法用更严重的言辞来形容面临的险恶局势。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一次环境系统内部讲话中说，如今中国四十五个主要矿种在十四年后将剩下六个，石油五年以后六成以上依靠进口，木材铁矿统统依靠进口。中国GDP占世界百分之四，却消耗了全球百分之二十六的钢、百分之三十七的棉花、百分之四十七的水泥。传统工业化需要的三大自然要素，土地、水和矿产资源，中国已耗损大半。

　　他说，如今中国有三大污染：一是工业污染。现在拉动GDP增长几乎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如造纸、电力、化工、建材、冶金；二是城市污染严重，而且中国人好面子，地上的高楼大鳞次栉比，“上三路”都修得不错，而“下三路”几乎不通，许多污水处理厂只是摆设；三是农村污染严重，一亿五千亩土地受到污染，其中一部分是重金属污染，很难恢复，一亿五千吨垃圾露天存放，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为零。

　　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老污染以外，一些新的污染接连而来，比如废旧电子电器的问题，比如机动车尾气问题，还有室内建材污染问题。北京的空气污染主要是机动车尾气造成的，尤其是北京三面环山，这些污染就沉积在城市上空，形成“阴霾”现象，将整个北京，包括中南海地区，让人昏昏暗暗看不清。

　　有一个高级官员告诉亚洲周刊，北京日益严重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对市民特别是交通警察造成严重伤害。“目前北京交警的平均寿命是四十八岁！”他说。

中国畸形发达的重化工业，大气污染九成来自工业，工业中污染的七成来自火电。中国的能源结构百分之八十五都是燃煤结构。火电每年投资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二零零四年装机是三亿多千瓦，二零零七年有可能一跃进入五亿多千瓦。这将拉动煤炭的需求。煤炭每年增长两亿吨，二零零五年是二十一亿吨，二零零六年二十四亿吨，二零一零年将达到三十亿吨。这一系列火电的发展，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为此就必须实行严格的脱硫政策。但如今全国火电厂相当部分没有安装或者运营脱硫设施。

      二零零六年，有更多的环境问题让中国领导人烦恼，他们就环境问题的批示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半，即使他们再三要求“严格执法”，也无法遏止环境的持续恶化。中国公众每天向政府投诉一千六百五十次，全年有六十万次，比二零零五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两会提案中，环境保护作为热门问题，已经超过公共安全、教育、医疗，成为前五位的热点关注问题。在北京等大城市已成前三位热点关注问题。未来的水电开发，将使移民、土地、环境三者搅合在一起，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环境污染也造成了社会不公，目前中国农村的环保设施等于零，有限的环保投入全部用于城市和工业。东西部之间也不公平，西部廉价的能源供应著东部而没有得到生态补偿。人群也因为环境问题而变得不公平，山西的“煤耗子”（煤老板）炒热了北京的房地产，现在进一步往东转移，逃避污染，而承受矿区污染的是当地居民。

　　二零零五年，浙江画溪村村民因反对工业污染，遭当地政府压制，发生万人骚乱。二零零六年三月，金沙江边的香格里拉县农民因抗议李鹏之子李小鹏的华能电力在虎跳峡修电站，也发生了万人骚乱。而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四川汉源县农民因当地政府修电站抢占了他们的土地而与军警对抗，造成村民和军警伤亡。环境事件已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邻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日本、韩国最关心的是沙尘暴，他们认为沙尘暴全部来源于蒙古和中国，落在他们头上的酸雨一半来源于中国；东南亚一些国家抗议中国在上游修水电站，破坏了他们的生态；俄国、马来西亚和印尼认为中国的造纸业毁坏了他们的原始森林；美国认为中国十年内会成为他们西海岸的主要污染源。

　　◆ 碳排放中国将超美国

　　更重要的是，所有发达国家最关心中国的气候变化问题，也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世界三百多个环境公约，中国只加入了五十个。以《京都议定书》为例，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但是定出一个削的计划，又定出一个新能源替代发展计划，估计会马上见效好转，可能在五年内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也就是说美国从碳排放全世界第一会变成第二，中国将迎头赶上变成第一。

　　潘岳说：“再过若干年，中国将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要减排，是天文数字，经济负担非常重；如不减，在国际上将成众矢之的，中国的外交形象、政治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文章提供 于 2007-4-6 文章作者: 王正泉; 而当西班牙代表上台进行答辩时，苏联代表团“开始大声叫喊地吵起来”，“我甚至脱下皮鞋来敲桌子”。他承认，他采取的是一种“不合议会规则的做法”，后来成了“笑话”，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就说我不应当使用这种方法”。

　　赫鲁晓夫是20世纪50－60年代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因无情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提出“三和两全”理论、挑起国际共运“大辩论”、破坏中苏关系而闻名世界，他的名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应该说，赫鲁晓夫的一生就像他死后的墓碑所显示的那样，是“黑白相间”的，他既做过一些好事，也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从事国际活动时，往往随意发挥，口不择言，鲁莽行事，给世界落下许多笑柄。

　　◆ 其中最有名的是三件事情:

    ▲ 一是他起先脑子发热，信口开河，面对西方说要“埋葬资本主义”，后来则不断地进行辩解，到1963年11月6日，他又在接见美国资本家时承认：“我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太大了”。

    ▲ 二是赫鲁晓夫亲自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1960年联合国大会，有一天他在辩论中情绪失控，竟不顾礼仪，脱下皮鞋猛敲桌子，同西班牙代表大吵起来，导致警卫人员干预。

    ▲ 三是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先是心存侥幸，投机取巧，冒险地把苏联导弹偷偷运进古巴，企图威胁美国，后来又在美国的压力下节节败退，灰溜溜地从古巴撤走导弹。

　　赫鲁晓夫的上述政治笑柄，早已被历史记录在案。但最近几年，有的媒体在谈到这些丑闻时却走了样，甚至对此提出质疑。例如，《环球时报》2003年2月17日就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赫鲁晓夫到底有没有用皮鞋敲桌子？》文章说，美国档案馆没有找到这样的录象资料或照片，当时在场的《纽约时报》记者也“没有看见赫鲁晓夫敲打皮鞋”，只是看见他举起皮鞋摇晃了一下，然后把皮鞋摆在桌子上。结论是：赫鲁晓夫“皮鞋敲桌”的新闻是“美联社写出来的，而其他报纸照搬照用”，“于是敲桌子的新闻就扩散开来”。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仅仅是一种主观推测。难道美国没有找到录象资料或照片、有的在场记者或服务人员未能亲眼看见，就能证明事情没有发生吗？下面列举两条第一手材料，借以说明此事的历史真相。

　　▲ 一是“皮鞋敲桌”的当事人赫鲁晓夫，曾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赫鲁晓夫说，在离开莫斯科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丽请他帮一下忙，“寻找一个机会让佛朗哥政权丢脸”，因此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殖民主义问题发言时，谴责了佛朗哥“反动的、残暴的政权”。而当西班牙代表上台进行答辩时，苏联代表团“开始大声叫喊地吵起来”，“我甚至脱下皮鞋来敲桌子”。他承认，他采取的是一种“不合议会规则的做法”，后来成了“笑话”，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就说我不应当使用这种方法”。他还说，“当这位西班牙代表回到座位上时，我们互相讲了一些粗话”，情绪激动地吵了起来，于是，“一名警察向我们走来……一个彪形大汉，可能是美国人，他走到我们跟前，像一座塑像站到这位西班牙人和我中间”，以防双方“用拳头打起来”。（见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704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 二是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对此还有更精彩的说法。

    他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的发言中说：“当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发出了侮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挑衅性言论时”，苏联代表团就鼓噪起来，“用拳头敲着桌子以示抗议，拳头累了，便找其他方式来制止那些伪君子和骗子手”。他接着说：“有一次，有一个西方外交家发表挑衅性演说时，赫鲁晓夫同志脱下了皮鞋，用它来敲打桌子，也许这使西方世界的外交女士们认为有伤体面，但是这简直是妙极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笑声）”；“而且赫鲁晓夫是这样拿着皮鞋的（我们代表团前面坐的是法西斯西班牙的代表团）：皮鞋尖几乎碰到了佛朗哥的外交部长的脖子，但又未完全碰到。在这里表现了外交灵活性！（笑声，暴风雨般的掌声）”（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第1087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应该说，赫鲁晓夫本人所说的情况是真实的，他不会无中生有地杜撰出这种对自己不利的“不光彩”事情来。阿朱别伊当时是苏联政府主办的《消息报》的总编辑，他经常随同赫鲁晓夫出访，与赫鲁晓夫关系特别密切，也最了解内情。他在苏共二十二大这个最高级会议上的正式发言，正是一个知情人对赫鲁晓夫“皮鞋敲桌”事件的重要证言，只是他竭尽吹捧奉迎之能事、故意把“丑事”说成“美事”罢了。
 
　　◆ 相关链接

　　赫鲁晓夫之子：父亲在联大敲讲台用的是美制皮鞋

　　赫鲁晓夫之子访谈录

　　谢尔盖•赫鲁晓夫简介

　　1935年生，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1958年至1968年在莫斯科火箭试验设计局工作。1969年至1991年在莫斯科电力机械科学生产联合公司供职，同时在莫斯科巴乌曼高等技术学 校任教。技术科学博士、教授、列宁奖金获得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著述颇丰，有关其父亲的主要著作有：《全苏领退休金者》、《赫鲁晓夫》等。1991年移居美国至今。

　　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系前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之子，于1991年移居美国，1999年加入美国籍，现为美国普罗维登斯市布朗大学教授。最近他在接受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记者采访时畅谈了他在美国的生活，披露了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及其父亲赫鲁晓夫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问：谢尔盖•尼基季奇，作为美国公民，您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答：我的生活很正常。但我还是保持着在莫斯科时的习惯，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得牢牢的。每逢周末，我还像是在俄罗斯国内时那样，用桦树枝条帚洗蒸浴。我的住地附近有一片沼泽地，上面长有许多桦树。每当洗蒸浴前，我自己都要去砍一些桦树枝条。我的邻居们对我这种洗法都感到很新奇。

　　问：美国刚进行过新一届总统大选。大选中，您是投谁的票？

　　答：当时我正在德国出差，没能参加投票。我这人平素不大喜欢过问政治，所以无论选谁我都无所谓。但坦率地说，我不喜欢布什，我看他完全是个“粗人”。

　　问：说到美国，您父亲当年有句名言：“我们将把你们(美帝国主义)埋葬！”可最后的结果

　　是，您去了美国，还入了美国籍，您觉得这样是不是违背了您父亲的初衷呢？

　　答：没错儿，我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别人这么说。不过，我倒没发现我来美国有什么不好，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已不复存在。家父当年不仅把美国看做敌人，而且还把美国当作学习的竞争对手。

　　问：赫鲁晓夫爱说粗话吗？

　　答：说起来您可能又要觉得惊奇，我在家里甚至连“见鬼”这个词儿也从没听父亲说过。对我们这些晚辈，他常挂在嘴边的只是这样一句口头禅：“哎呀，你这个小傻瓜！”这就算是他最重的一句骂人的话了。父亲早在革命前，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所以不论是他还是他的朋友，他们都不会去讲脏话。

　　问：有一段时期曾经盛传，赫鲁晓夫在联大演讲时曾脱下皮鞋敲讲台……

　　答：他是敲了，不过，父亲用的是美制皮凉鞋。1960年9月的一天，他穿着棉鞋飞抵纽约时，那里的天还很热。于是，他就换了一双在当地商店买的棕色皮凉鞋。此后，这双鞋在我们家放了好长时间，由于父亲是穿39号鞋，我家其他人都穿不了。有一天，我儿子挖了一个污水坑，就顺手把这双凉鞋扔到了坑里。作者：张克俊   来源: 中国新闻网  ▲ 

    中新网4月6日电 美国《侨报》报道，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中将，4日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英格兰、美国海军部长温特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马伦举行了会谈。会谈过程中，双方探讨了中国参与全球海上伙伴项目(global maritime partnership initiatives)的可能性。
   
    报道称，美国海军发言人约翰•科比对记者说，双方就相互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真诚而坦率”的会谈，这有助于增进双方领导人和两国海军对加强透明度的认识。他透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马伦将访华。
   
    美国海军当天早上在华府海军码头的“海军博物馆”举行仪式，欢迎吴胜利来访，美国海军的主要官员列席。据记者了解，此次随同吴胜利来访的中方高级官员包括来自海军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装备部、后勤部的4位少将级官员。
   
    吴胜利在现场对记者说：“这是中国海军司令2000年4月份以来首次出访，也是我去年8月出任海军司令后第一次出访，这无疑将对中美两国海军关系的稳固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被问到此行的收获，他说：“收获很大。”
   
    据悉，此前吴胜利一行参观了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从周四到周六，他们将前往美国海军学院和诺尔福克军港参观。弗吉尼亚州诺尔福克海军基地是美军大西洋舰队司令部和北约大西洋战区司令部的驻地，是美国最重要和最大的海军基地之一。此次向中国海军高官开放，被此间观察家认为是美军对最近佩斯将军访华时，中方开放多个军事重地的“回报”。 (余东晖)  ▲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发表日期：2007-04-07: 这是我(容凯尔)的最后一篇亚洲专栏，因为我将在近期退休，离开工作了39年的英国《金融时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总结我多年来报道、评论亚洲事务所得到的一些教训和感想，并破除那个奇怪的神话。我还将冒险做几个预言。

    ◆ 首先，并非整个东亚都是经济奇迹：当今所谓的亚洲经济奇迹，完全就是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

    本世纪以来，中国贡献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在内）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表现令人失望的国家多得令人吃惊。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仍在努力从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中复苏。地区第三大经济体韩国正在困境中挣扎；台湾和泰国的表现也远低于它们的潜力。

    ◆ 其次，中国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

    始终不变的是，共产党依然坚决地保持它对权力的垄断。实际上，其领导权的政治合法性，取决于它能否让尽可能多的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那个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正如在中国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时，即便对那些当权者而言，试错法也是一个谨慎的选择。这是投资组合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其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最终将从政治上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

    另外两个因素，使得治理中国变成了一件很悬的事情。

    ▲ 其一，是中央政府一直试图控制那些“不听话”的地方官员——他们为了让自己管辖的地区和自己更为富有，在执行中央指令时往往过于流于表面。

   ▲ 其二，是既得利益群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在一个改革不彻底的领导层的管理之下，既得利益群体正在更强力地维护自身利益。游说政治如今在北京的重要性，至少已和华盛顿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很难解读中国政治的原因。

    ◆ 第三，经济支配亚洲外交。

    在这个因不信任和历史积怨而分裂的地区，贸易和投资（特别是以跨境生产网络形式出现的投资）所创造的相互依赖，是地区稳定的最强大支柱。不管政治分歧有多大，亚洲国家从未允许它威胁到它们共同追求的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鉴于外交选择有限，人们只能寄望于经济逻辑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期望亚洲不要遭遇像诺曼•安杰尔 (Norman Angell) 1913年预言一样的命运。安杰尔当时曾预言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至于互相之间不可能发动战争。

    ◆ 第四，即便亚洲有可能组成一个紧密整合的经济集团，那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国家之间相互怀疑之外，中国和日本（或许还有印度）在地区影响力方面的竞争，使得它们难以达成重大协议。此外，亚洲各国在主权方面的高度戒备，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制度的虚弱，阻碍了进一步整合所需的制度性合作。

    ◆ 第五，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性被高估。

    北京在全世界的多数外交举措，首先是受到经济需求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在能源及原材料供应安全方面的需求。中国能够抢到美国前面，更多是因为华盛顿相对而言忽视了必需的政治营销技巧。

    真正有效的软实力，其基础是内在诱人的国家理念、原则和价值。尽管布什政府已经肆意地浪费了那些资产，但我猜，如果有选择的机会，多数亚洲人仍将选择失去光泽的美国梦，而非当代中国严厉的约束、无情的唯物主义和精神贫乏。

    ◆ 第六，在亚洲眼中，欧洲只是一个产品销售市场和奢侈品产地，除此之外，欧洲与亚洲并不相干。

    在欧洲，那些幻想亚洲未来的发展将基于欧洲“模式”的人，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我们将发现，亚洲唯一愿意拥抱的欧洲模式，乃是模特的猫步。

    ◆ 第七，西方对制造业转向东方的抱怨将减少。

    如果你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依靠土地和土地之下的东西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才是你的选择。自动化正在减少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竞争残酷，而且真正的高额利润处在生产设计、营销和品牌推广等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从中国到印度，所有企业都渴望超越敲打金属的简单业务。

    ◆ 第八，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

    多数亚洲政府都梦想创造一个有能力进行基本创新的“知识型”社会。然而，正如韩国的伪造人类克隆等丑闻所显示那样，它们前面的路还非常遥远。几乎所有出生于亚洲的诺贝尔科学桂冠的得主，其所获荣誉都源自他们在西方的工作，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偶然的发现，而且强烈地挑战现有秩序。但是，即便在那些强权政体不惩罚此种行为的国家，恪守等级的态度和归顺服从的传统，往往培育出知识上的因循守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并非高额科研预算就能完成的。

    在过去28个月中，这个专栏让我得到了作为新闻从业者的最高特权，亲眼见证了一段正在形成的历史。它很刺激，经常令我惊讶，有时有趣，有时滑稽。我也经常从读者的智慧中受益。其中一些读者成了我的朋友。祝他们好运。也祝愿亚洲好运。▲

    发表于: 2007.04.06: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岁月不饶人。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几位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等身边的人忙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六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转自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 陈云“植树辟谣”邓小平直接答疑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他也知道了外界对自己有关“重病在身”的种种猜测。看来，露不露面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4月4日，杭州迎来了入春以来少有的晴天。上午10时左右，陈云从住地乘车出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准备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云栖竹径”碑亭旁。这里还是有些凉意，但兴致勃勃的陈云却脱下大衣和帽子。警卫员关切地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

　　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外，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牎”

　　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

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尽管有关陈云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外界还是猜测不断，也有外宾亲自向邓小平打探过这方面的消息。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作了这样一番解释：“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4月20日，印共（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他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小平回答道：“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小平回答：“没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 陈云的“两年计划”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杨尚昆关切地问陈云：“陈云同志，身体还好吧？”陈云轻松地说：“死不了，还可以再活两年，要保证不摔跤。”杨尚昆鼓励说：“还可以活10年。”陈云没有10年的打算，回答：“两年就行了。”

　　一旁的李先念也为他鼓劲：“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9月29日，薄一波来陈云办公室商谈工作。临别时，薄一波也叮嘱：“要多保重身体。”陈云笑道：“还是按我的计划来，只作‘两年计划’。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薄一波佩服地说：“柳宗元有句话，叫‘精壮暴死，久病延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的身体就属于‘久病延年’呀。”

　　◆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10月9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对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所作说明。人事安排，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安排，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早就商议过，他们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表率。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人一致反对，大家的意见，只同意他们“半退”，仍然担任一定的职务。

　　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后，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还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陈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走上主席台……

　　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2007-03-30 人民网：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在机场上受到李光耀总理的欢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披露了他外交生涯中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是怎样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的。

     ◆ 一次难忘的会面

    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和邓小平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他说完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我问他可要我立时发表意见，或者先休会到第二天再继续，以便他有时间更衣用晚餐，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思考他的话。他表示别让饭菜凉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

   ◆ 联手孤立“北极熊”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洲国家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我的亚洲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洲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洲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

    邓小平：中国人说一句是一句

    邓小平强调，中国人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战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