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作者: 郎中令 发表于: 2007-03-22：从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战略考虑，朝鲜最重要的盟国无疑是中国，而中朝关系最本质则在于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在中共建政以及朝鲜建国之前的上千年间，朝鲜与中国一直维系着征服与反征服、统治与反统治的矛盾。近几十年来，朝鲜经过一系列重大“蜕变”，与中国形成长期无法摆脱的依附与反依附关系。

    ◆ 中朝执政党的历史渊源

　　历史上的朝鲜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直到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脱离中国的“保护”。这种历史渊源以及一衣带水的地理环境，使朝鲜和中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相继传入中国和朝鲜。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并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的契机，分别于1921年与1925年建立共产党。

　　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战斗中，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两党关系十分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金日成等即在朝鲜北部着手建党。1946年8月28日，朝鲜共产党与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朝鲜新民党（1946年3月30日成立）合并，建立朝鲜劳动党，执掌政权。

　　与中共一样，朝鲜劳动党自觉地以苏联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因此，中国与北韩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不但采取了苏联党的组织模式，同时，也采用了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理论和实践。

　　在随后的几十年来，中朝关系虽有矛盾，在总体还是维持着同盟的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出于战略考虑，派出志愿军援助朝鲜；1961年月11日，两国签署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法律层面上中朝成为盟国）。但在中苏交恶时期，金日成还是倒向了苏联“老大哥”的怀抱。苏联解体后，朝鲜再度将战略重心转向中国，两国政党的互动比以往更加频仍。

　　进入90年代后，朝鲜着力于研发核武器，并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强调金日成提出的“主体思想”，这些策略使朝鲜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孤立，依赖中国的程度更深。

    ◆ 朝鲜依附性越来越强

　　金日成于1994年逝世后，他的儿子金正日接位。延续父亲的执政思想，金正日在核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在朝鲜领导人看来，核武器是走向“大国外交”的重要筹码，也是摆脱国内各种矛盾的关键。由于国内经济本身就很脆弱，加上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以发展军事，使得朝鲜民众生活资料匮乏，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此背景下，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攸关朝鲜国运。

　　从中国方面来看，避免朝鲜半岛重启战火与朝鲜国内因不堪饥荒而发生动乱，是对朝鲜政策的两大根本因素。考虑到朝鲜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中国在东北亚地区被美国的两个盟国日本和朝鲜包围，因此，朝鲜成为中国在比衡中美关系是好是坏时都可以大打的一张牌。

　　正因如此，朝鲜可以从中国获得大量的物质援助。例如，中国每年向朝鲜免偿提供数十万吨的粮食，并在原油供应上成为朝鲜的“生命线”。数据显示，中国向朝鲜援助的原油量年年不一样，多则94万吨，少则只有32万吨（1999年）。这些占朝鲜进口原油总量的70%，甚至100%。值得注意的是，从1999年起朝鲜进口原油全部都来自中国，也就是说，朝鲜的原油完全依靠着中国。

　　此外，在经济建设方面，近年来，中国政府和企业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朝鲜。这一现象在2002年7月朝鲜采取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之后尤为突出。2005年，中国对朝鲜投资额为1.735亿美元，与2003年度的130万美元相比增加了133倍。

　　鉴于朝鲜国内外局势的恶化，金正日早在几年前就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一个预示性的信号是，金正日于2006年初秘密访问中国南方城市，并盛赞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外界将其解读为朝鲜当局有意借助中国模式进行改革。

　　朝鲜发出的改革信号一度让中国和国际社会感到兴奋。但让人失望的是，到了去年夏天，朝鲜不顾中国的反对，进行了导弹试射；10月9日，朝鲜做了另一个让世界震惊的举动，即核试爆。中国方面随即发出外交声明，用了史上最严厉的措辞谴责朝鲜。

　　朝鲜核试爆除了增加外交筹码外，还有源于国内因素的考虑。近年来，年岁渐老的金正日虽然牢牢掌控着政权，但随着军方势力的增长，他必须先安抚军部。有意思的是，就在朝鲜核试爆后不久，金正日便频频露面视察各地的基础设施，强调发展经济的策略。因此，核试爆可能是金正日启动改革策略的一张王牌。

    ◆ 不愿面对却无法摆脱的现实

　　朝鲜对中国虽然存在强烈的依附关系，但也并非一味顺从。自视甚高的金正日，自然不愿意长期依赖中国以维持政权，换句话说，依附中国是朝鲜不想却又无法摆脱的政治策略。

　　早在朝鲜试射导弹时，金正日就曾对中国“发飙”。就中国立场而言，是绝不会赞成朝鲜发射导弹的，因为它将破坏地区稳定，影响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事件发生后，中国派出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前往斡旋，但金正日却拒绝接见，中朝关系陡然升级。

　　朝鲜核试爆后，朝鲜与美国谈判的筹码加重，这也是金正日打“核”牌的全部目的。对于朝鲜而言，如果美国的封锁一直存在，那么，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外交空间的扩展都将步履维艰。如今，借助核武器，通过六方会谈这个平台，朝鲜不仅达到了与美国直接谈判这一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目标，更有可能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让世人大掉眼镜的是，朝鲜外务省副相、六方会谈代表金桂冠3月初在会见美国外交官员时表示，中国对朝鲜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希望美国不要把解决核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他甚至喊出了“中国只是想利用我们”的口号。

　　以金桂冠副外相的身份、十多年来一直负责核问题谈判的经历，在美国公开场合说出这样的话不能不引起关注。尽管不排除金桂冠的这番话只是姿态性言语，即让美国重视朝鲜，按朝鲜希望的那样一对一地谈美朝关系，但至少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朝鲜想削弱或摆脱中国对它的政治影响力。

　　朝鲜致力于跟美国发展双边关系则是不争的事实。今年初以来，与其说是朝鲜核问题取得重大进展到不如说朝美关系突飞猛进。中美朝三国关系的微妙变化其实对各方都有好处：朝鲜可以在外交上获得更大的空间，中国也可以借机向“大国俱乐部”迈进，而美国也可以从失败的伊拉克以及伊朗核问题上获得些许慰藉。

　　尽管如此，似乎并不能说明中朝关系变淡或趋冷。事实上，鉴于朝鲜对中国长期的依附心理与状态，中国仍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左右朝鲜当局的决策，虽然中国在六方会谈只是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但却很关键。在通向朝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朝鲜还必须依赖中国的作用。

　　正因如此，在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2月8日至13日）前后，朝鲜借中国农历春节之机屡屡邀请中国驻朝鲜使馆的职员参加宴会，金正日更是率领高官于3月4日（元宵节）时隔七年后亲自拜访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所做的努力传达谢意。这次访问透露出来的信号很明显，朝鲜还需要中国的帮助，因此，对中国反依附的心理也只能是停留在意识层面，而不至于很快表现出来。▲

    ◆ 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16-1)

    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早年就读于湖州中学，后考入北京医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 1928年秋，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过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1931年4 月，中 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 共中 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 共中央领导人、中 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 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钱壮飞进入中 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遭敌机袭击牺牲。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曾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 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的胡底：(16-2)

    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 1923年考入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中国大学毕业后住在钱壮飞家。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 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 “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时在天津。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1931年8月，胡底、钱壮飞离开上海前往中 央苏区。到达苏区后，胡底任临时中 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1934年10月，中 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行动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出愤懑情绪。张国焘得知后竟将他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 “反革命”的帽子。1935年9月，张国焘竟下令将胡底杀害。1945年中 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

　　 ◆ 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的李克农：(16-3)

     1898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以应考方式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该局负责人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对李克农产生信任。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本，绝不外传。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将其放在贴身口袋里。一次，好色的徐恩曾从南京到上海开会时，李克农见其急着去找上海滩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个怎么行？”徐恩曾觉得言之有理，当即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并嘱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后，李克农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后来，就是用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帮助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 共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 共中 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于是，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 央苏区。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 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 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是中 共八届中央委员。李克农这位中 共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虽然不是中 央政治局委员，但却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毛 泽东曾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2月9日病逝于北京。

    ◆ 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16-4)

    祖籍安徽凤阳。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 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 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后不久，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 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后来，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熊向晖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 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16-5)

    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 曾任汪精卫随从秘书的汪锦元：(16-6)

    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随母到上海谋生，并改名汪锦元。后受日籍中 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人的影响，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奉命打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由于其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熟练，办事认真负责，深得汪精卫私人秘书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赏。1940年9月，汪锦元因周隆庠推荐去了南京，并打入 “汪公馆”，做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多中，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会谈。汪锦元抓住一切时机搜集汪伪和日本军国主义“交易”的各种情报。例如，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卫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被汪锦元迅速送交南京情报小组，又由上海情报 部门经秘密电波传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的称赞。1942年8月，汪锦元等人因西里龙夫牵连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5月，汪锦元等人获释后随新四军联络部部长扬帆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经了解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汪锦元恢复组织关系。 1945年9月，汪锦元受命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期潜伏，相机打入国民党机关，开展对敌隐蔽斗争。从此，汪锦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海解放后，汪锦元曾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1955年夏，他因所谓“潘扬案”被捕，关在北京。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彻底平反，汪锦??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去世。

　　◆ 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16-7)

       1912年生于广西桂林。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在武汉时，白崇禧让谢和赓写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谢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谢经过三天三夜，终于写成，由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1942年，谢和赓被中 共中央派往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1946年毕业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莹（著名演员、现代女作家）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谢和赓后曾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因周恩来和董必武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文G”开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狱。 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的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同年5月15日，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但出来时精神已近失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

     ◆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16-8)

     安徽安庆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去延安。后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1938年2月，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刘少奇从延安到洛阳找赵秘密谈话，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1942年，赵荣声到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1952年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吴运铎。1956年2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其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建设的日子里》。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其所撰写的《回忆卫立煌》一书。▲

　　◆ 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秘书的阎又文：(16-9)

    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人。1939年11月在延安七里铺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被中 共西北局社会部安排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阎又文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荣河同乡，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后，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直到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于是，便有了傅作义痛斥毛 泽东的《致毛 泽东的公开信》文稿。原来，阎又文得到为傅作义起草电报的任务后，曾请示组织，周恩来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后来，阎又文曾代表傅作义与中 共和谈。1949年1月22日下午6时30分，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北平和平协议和傅作义的文告。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成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

　　◆ 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16-10)

    1898年生于直隶（今河北）藁城。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冯玉祥部队。1931年任二十九军一○九旅副旅长。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击日军，以战功升为旅长。卢沟桥事变前夕，率部驻守卢沟桥一带，多次挫败前来挑衅的日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指挥驻军抵抗。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中 共领导人的接见。根据党的指示，他回到原部队工作，同新四军四师、五师建立了联系，在新四军向鄂豫皖发展和建立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根据党的指示，和张克侠一起率部两万多人起义。此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1980年病逝。

　　◆ 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16-11)

    190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献县。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前往广州，曾任陆军讲武学校教官、队长。1926年任冯玉祥部任学兵团团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张自忠的师任参谋长。1931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五十九军参谋长、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和副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积极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一起率部起义，对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兼上海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林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林业科学院长等职。1984年病逝。

　　◆ 曾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的刘仲华：(16-12)

    1899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做统战工作，为促使李宗仁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政治纲领作出了贡献。当时，许多文化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五战区，刘仲华就向李宗仁建议把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李宗仁接受了刘仲华的建议，开办了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1949年4月1 日，刘仲华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同张治中等飞抵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等职。1970年，受迫害病逝。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北京市委为其召开了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 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的王启明：(16-13)

    191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威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参谋，第三十二军营长，在中 共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团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战术教官，国民党第三十二军中 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高参。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参谋长。1947年率部分官兵起义。起义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副军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副省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2年病逝。

    ◆ 曾任西北军副团长的牛化东：(16-14)

    1906年生于陕西定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党组织派到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曾在西北军任排长、连长，新编第十一旅参谋、军械官、副团长。1945年参与领导该旅于陕西安边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宁夏军区参谋长、银川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5年病逝。

　　◆ 曾任国民党一一○师师长的廖运周：(16-15)

    1903年生于安徽凤台县。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8年奉派入国民党三十三军从事兵运工作。后在国民党军队先后任团部副官、师部副官长、团长等职。1933年与中 共失去组织关系。后升任国民党军少将旅长、副师长、一一○师师长。后恢复中 共组织关系，在其任师长的一一○师建立中 共秘密师党委。1946年任一一○师中 共地下党委书记。1948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一一○师党组织，要做好起义的一切准备。11月26日，国民党军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决定次日集中四个师齐头并进，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廖运周立即派人潜往中原野战军六纵报告情况，并请求乘突围之机举行战场起义。考虑到四个师齐头并进，一一○师被夹在中间，不利于起义行动，廖运周向黄维建议，将四个师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如果一一○师先攻击得手，其他师即迅速跟进，黄维采纳之。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批准了廖运周的起义计划，规定了起义部队行进通道和联络信号，指示六纵做好接应廖运周师和阻击黄维兵团的准备。11月27日，廖运周率一一○师师部和两个团5000人，在解放军炮火掩护下，经六纵让开的通道迅速向指定的地区开进。黄维以为一一○师突围成功，命令后续三个师沿一一○ 师路线突围，当即遭六纵痛击，折回双堆集。廖运周率部起义成功，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委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病逝。

　　◆ 曾任汪伪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等职的李时雨：(16-16)

    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1931年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1936年后潜入天津，在中 共北方局社会部领导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 共搜集了许多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第一手情报。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委员。在取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为中 共获取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在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 1944年期间，李时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又打入军统内部，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就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报。1946年9月，李时雨被军统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1949年2月被取保释放后，在上海以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从事地下工作。同年4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带着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交给了童小鹏，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分配到中 央社会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1982年离休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28日病逝于北京。▲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克格勃总部大楼，从1945年到1951年，克格勃窃听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项代号为“自白”的间谍行动一直持续了8年。这项成功的窃听行动既是苏联特工引以为荣的惊世之举，也是世界间谍史上屈指可数的经典之作。

　　◆“燕子”探底

　　1933年11月16日，苏联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这一天起，克格勃特工便从未停止过对美国驻苏使馆的监听与监视。1938年，为了更详细具体地了解美国使馆的内情，克格勃开始向美国使馆放飞“燕子”。那些克格勃的职业“燕子”们装扮成国家芭蕾舞剧院演员，凭着沉鱼落雁的美貌轻而易举地飞进了美国外交官的卧房。与此同时，那些负责守卫使馆大楼的苏联女兵也不断向热情潇洒的美国男士抛送秋波。“燕子”们探明，美国使馆大楼顶层是其“要害”所在，会议室、武官处、密报室及大使办公室都设在这层楼上。

　　1943年，德黑兰会议结束后，斯大林责令当时苏联克格勃领导人贝利亚，要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手段对美国大使阿维列拉•卡里曼的办公室进行窃听。贝利亚与其手下高参开始绞尽脑汁，设计窃听使馆心脏部位的行动方案。

　　◆“金唇”行动

　　1943年12月17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针对美国使馆专门设计的窃听设备已顺利通过检验，其性能“无与伦比”，功效“令人称奇”。这种特制“窃听器”被命名为“金唇”。将其安放到美国大使办公室的行动被命名为“金唇行动”。

　　“金唇”窃听器在当时的确代表了世界顶级水平，它不需要电池，也不需要外来电流，从而使当时的反窃听设备不可能捕捉到任何信号。“金唇”可以接收到300米以内大耗电量振荡器所发出的微波脉冲，其工作寿命可以无限延长。从外表上看，这种窃听器就像一个带尾巴的蝌蚪。

　　苏联特工机关将微波振荡器及蓄电池安装在美国使馆对面居民楼的顶层，并将那里的居民全部换成克格勃工作人员。家家户户的阳台上经常挂着“家庭主妇们”的劳动成果，每逢星期天，克格勃的女中士们都要在阳台上抖落和晾晒地毯及被褥，她们非常自然地将灰尘一样的“蝌蚪”撒到美使馆大院内。

　　但是将“金唇”安放到大使办公室却并非易事。为此，克格勃特工人员费尽了心机。他们曾精心在美国使馆内设计了一起火灾，但是那些扮成消防队员的特工人员却始终没机会进入卡里曼大使的办公室。几经周折后，克格勃的高参们最终想出将窃听器放在礼品中送给美国大使这一妙计。于是，二十几种木制及皮制的贵重工艺品送进了克格勃高官的会议室，经过精心筛选，黑色檀木制成的斯基泰盾牌、两米长的猛玛象牙、瑞典国王送给尼古拉二世的象牙电话机及用象腿骨制成的一米高纸篓被确定为“金唇”载体。贝利亚特地请来窃听器研究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贝尔格和伊奥费对选定的礼品进行最后检验。两位专家检测后一致认为，这些礼品无法胜任运载“金唇”的使命，最佳选择是根据“金唇”的特殊性能制作相应礼品。贝利亚接受了两位专家的意见，并指示礼品制作与窃听器安装工作要同步进行。 　　　 

　　◆  精美国徽 国徽的反面

　　1945年2月，世界三大政治巨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面。克格勃认为这是实施“金唇”行动的绝好时机，关键问题是如何将美国大使卡里曼从莫斯科引到克里米亚。苏联特工制定出一整套诱引方案。2月9日，苏联宣布在黑海之滨举行“阿尔台克全苏少先队健身营”开营典礼，并以苏联少先队员的名义向罗斯福总统及丘吉尔首相发出敬请光临的邀请。少先队员们在请柬中用尽动听的词句，诚挚感谢两位政治家在战争期间对苏联人民的帮助。克格勃预想，宣扬“平等与博爱”的美国人绝对不会拒绝孩子们的邀请，但是百忙之中的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又不可能应邀而来，委派其他官员前来参加孩子们的活动也并不合适，最合适完成这一使命的非两国驻苏大使莫属。果然不出苏联特工所料，美国大使卡里曼与他的英国同行如期从莫斯科赶到黑海之滨出席开营典礼。

　　乐队奏响了美国国歌，苏联少先队员用英语合唱美国国歌，开营典礼进入了高潮。卡里曼大使完全沉浸在孩子们纯真稚嫩的歌声中，应有的戒备与警惕早已被欢歌笑语所淹没，恰恰在这一时刻，四名苏联少先队员抬着一枚精美绝伦的巨大木制美国国徽走到卡里曼大使面前。斯大林私人翻译瓦列里•勃列日科夫马上向贵宾们翻译这枚国徽的做工及用料是如何讲究：这枚美国国徽是由名贵的紫檀木、黄杨木、红杉木、柔美棕、波斯帕罗梯木、红木及黑木拼装而成。苏联工匠高超精湛的制作工艺使这位见多识广的美国外交官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把它放哪儿最合适呢？”勃列日科夫不失时机地低声对卡里曼说，“就把它挂在您的办公室，英国人肯定会嫉妒得发疯。” 　　

　　◆ “自白”行动

　　从1945年2月这枚内藏苏联克格勃“金唇”窃听器的美国国徽被悬挂在哈里曼办公室的那一刻起，克格勃窃听美国大使的代号为“自白”的行动便开始启动。这一行动共持续了8年。8年间，“金唇”送走了四任美国大使。最令人惊奇的是，每一位新大使到任后从墨水瓶到地板块全部要更换一新，但就是没人动过这枚美国国徽。它无与伦比的艺术美感赢得了四位美国大使的钟爱，甚至大使办公室的窗帘及家具色调也相应作了些改变，以与这枚国徽相匹配。而在这8年时间里，“金唇”传送出了多少机密情报可想而知。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发现“金唇”窃听器后，始终没有勇气向世人公开自己的“耻辱”。直到1960年5月，苏联击落由巴乌埃尔森驾驶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后，华盛顿才公开“金唇”的秘密。当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卡勃特曾将那枚精美国徽和“金唇”窃听器拿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会议上做了一番展览。事实上，美国特工和英国特工曾多次试图制做同样的窃听器，但都是枉费心机，“金唇”的秘密技术无法破译。时至今日，克格勃的“金唇”窃听器仍旧陈列在美国中情局的博物馆内。▲

2007-03-22 中华网论坛/战史为什么不宣传解放南京的部队？
　　
　　在我军，各部队对自己的战功莫不大肆宣扬，象“洛阳营”、“济南第一第二团”、“潍县团”、“临汾旅”、“塔山英雄团”等家喻户晓。孟良崮战役中，向整编第74师发起最后总攻的是华野第4、6、8、9纵，击毙张灵甫的战功被几个军争了几十年。迟浩田在任军委副主席期间审阅27军（九纵）战史军时说“不要再争了”，27军战史才写上“张灵甫被兄弟部队击毙”。
　　
　　解放南京、占领总统府可以说是解放战争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渡江战役中，人们知道“渡江侦察记”，知道聂凤智给毛主席那份 “我已踏上江南土地”的著名的电报，可很多人不知道谁打下南京、谁打下总统府？也没有人或部队刻意宣传如此的丰功伟绩。其实很简单，打下总统府的是华野第35军，军长吴化文。第35军是解放军历史上寿命最短的军之一，从1949年2月组建到1950年1月撤编只存在了一年。
　　
　　35军军长吴化文是中国的“跳槽先驱”，吴公从军阀跳到国军、再跳伪军、复跳国军、终跳共军。用吴自己的话说是“‘吴军’向妓女一样跟了这个跟哪个，最后跟了共军算是从了良”，打下南京，攻下总统府这么大的战功便宜了吴部，真是让陈毅、粟裕“哑巴吃黄连”。
　　
　　陈、粟也许是想让吴部啃啃南京这块硬骨头，消耗一下这只“胡传魁”式的队伍（当然，35军也不光是吴的部下，35军是由吴部和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成）。可没想到4月20日开始渡江的中集团（第21、24、25、27军）动作太快，4月23日已进至安徽宣城、郎溪一线，粟裕的一记“右钩拳”直击沪杭欲断国军后路，南京守备之敌向兔子一样南逃，让吴化文拣了一个“漏儿”，结果是让“妓女”捣了“老鸨”的窝。
　　
　　35军攻占南京的战绩弄得粟裕大窝火，在《回忆录》中也只是写“镇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军，于二十三日晨占领镇江和浦口、浦镇．当晚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一笔匆匆带过，着墨还不如“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可惜了，本可浓墨重笔辉煌画卷只能漫漫的淡出历史，少了多少谈资。▲

　　中国总理温家宝将在4月11日访问日本。这是一次人们期待已久的访问，也是一次令许多人担心的访问。

　　之所以说“期待已久”，乃因为这是在中日关系连续紧张五年多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踏上日本土地，既是对去年10月安倍访华的回访，同时也预示着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指向。

　　温家宝本人日前在人大记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也表示，希望对日访问将成为“融冰之旅”，他将和安倍就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达成共识。

　　媒体注意到，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战略协作互惠关系”。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提出在中日之间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但中方对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不甚了了；今年1月下旬，中日在北京再次举行副外长级战略对话，就“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进行磋商。

　　此次温家宝提出中日建立“战略协作互惠关系”，字面表述多了“协作”二字，因此相信中日之间已经就具体内涵达成共识；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原先由安倍提出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概念已经为中方所接受。

    ◆ 使中方不信任感增加

　　称温家宝的日本之行是一次“令人担心”的访问，乃因为不仅中日之间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更因为安倍最近就慰安妇事件发表不当谈话，虽然并非直接涉及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但折射了一系列隐性问题，其中包括历史观分歧、安倍的权力基础不稳会导致他采取铤而走险之举等。

　　安倍对华战略的保守倾向尽人皆知，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的“全方位外交”希冀通过改善与邻国关系、平衡美国影响，来达到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目标。这是他上任伊始即首访中国的背景，也是其内阁要员（防卫和外务大臣）接连批评美国伊拉克政策的背景。

　　但无论是中日关系的热络还是美日关系的冷落，都是安倍在通往正常国家道路上的筹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均在安倍的一念之间。当然，安倍的这一“全方位外交”战略，就表层而言，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意愿吻合，也符合中日两国利益。问题是：安倍始终不忘在战略上牵制中国，他亲自游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禁，其余与欧盟、印度和澳洲一起联手扼制中国，就是明证。

　　更重要的是，安倍身边有影响的人物，如自民党政策主管中川昭一，仍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鹰派言论，无疑为中日关系投下阴影，也增加中方对安倍的不信任感。据日本媒体报道，温家宝由韩国转赴日本的时间定在4月11日，但原定的五天行程却缩短至三天，相信与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有关。

    ◆ 中日关系潜在风险

　　对中国而言，目前评估的不但有安倍对华的战略考量，也有安倍政治前途及其对中日关系的潜在风险。因此，一方面与安倍展开互动，寻求中日关系发展的框架和基础（如中日战略协作互惠关系和经济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也要防范日本参议院选举后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

　　这些潜在风险归纳起来就是：安倍7月是否会下野？一旦下野，继任者的对华策略是什么？若不下野，则他为了巩固权力基础，是否会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作出刺激性举动？日本在发展中日关系和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方面，将达到什么样的平衡状态？

　　今年是中日关系重要而敏感之年，也是充满变数的一年；温家宝此次访日，既是中日关系出现柳暗花明时的踏青之旅，也是在各种潜在风险下的探索之旅。作者: 邱震海（香港）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

　　台湾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将担任台湾驻美代表，定于4月履新。这是陈水扁执政近七年以来，第一个民进党人出任这个职务。这一消息被岛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解读角度多所不同。

　　对美台关系的解读，不能离开大陆的因素，应该放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下进行。而且，揆诸最近的诸多事态，结合近几十年台海局势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围绕台海形势所酝酿的新格局已经隐然成型。

    ◆ 台海格局经过三个历史阶段

　　在陈水扁接连不断的动作下，台海局势总是波澜不断。今年2月以来，陈水扁推动台湾公营企业改名的活动在反对声浪中勉强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值得仔细掂量。那就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提出的质疑，而且有关批扁言论放到了国务院网站的首页，并加上粗体黑字。据说，这是一年之内阿扁第三次“登榜”了。

　　美国的批扁言论，从时机上讲与国台办年初对台湾的警示性讲话有呼应效果。而从程序上则更让人看到，美方已经形成了一种敲打、抑制台独动向的机制，而且这种机制使用得越来越频繁。最近两年我们经常说，中美两国在连手构筑对付台独的防火墙；现在则可以说，中美联合压独的格局已逐渐成型。压独与防独，一字之差，多了一层主动。

　　回顾历史，才能看清台海形势的演变脉络和今天这种格局的内涵。自蒋介石败退台湾以来，台海局势出现过三种格局，一是中美建交前美国联台抗共，二是中美建交后美国以台制华，三是今天中美联合压独。这三种格局昭示以下几个问题：

　　▲ 第一，台独势力逐渐膨胀，已经成为当前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台独势力从受强力打压，到逐步附着于民进党而还魂，已经随着民进党的壮大不断裹胁民意，并对台海局势产生不间断的冲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台独养大的是美国，如今，美国不得不面对养虎为患的后果。

    ◆ 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

　　▲ 第二，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始终存在。由于外力涉入，台湾问题对中国始终是一个牵涉着复杂国际因素的内政问题。中国和许多国家发表的联合公报都会谈到台湾问题。中国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的双边会晤中，也要谈到台湾问题。早有学者指出，台湾问题事实上已经牵扯了中国外交的很多精力，占用了很多资源。

    而且，主要由于美国的强力介入，台海形势总是波谲云诡，时雨时晴，成为台湾问题复杂性的最根本动因。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到美国单方面出台的《与台湾关系法》，从中美建交到几次台海危机，围绕台湾问题的文攻武卫不断上演。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在考虑台海局势时，总是把国际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放在很突出的位置上去考虑。

　　▲ 第三，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权越来越大。上世纪90年代以前，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主动出招的情况并不多见。但近几年，随着中美逐渐凝聚共识，达成默契，中国的主动权增强了。年初国台办发出预警色彩浓厚的宣示即为明证。

    ◆ 美国还可以更有所作为

　　客观讲，中美联合压独，是两国对冷战后国际时局，尤其是东亚时局深刻体认的结果。

　　美国方面意识到，在反恐大业下，保持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目前看，陈水扁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为此，美国必须把重心放在控制阿扁上。同时，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越来越希望通过合作与对话引导中国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而在台海问题上的合作，美国自认为可以控制好分寸。

　　中国方面则意识到，在台湾问题上，想短期内阻隔美国因素几乎不可能。在防独为主的政策下，不如充分发挥美国的作用，促其压独。

　　再回到文章开头谈到的台湾更换驻美代表问题，这可以理解为陈水扁对过去与美国沟通方式的反思结果，也可以理解为给他即将采取的急独冒险行动做铺垫。美国这几年对陈水扁当局态度转变，主因固然在于中美关系格局的演变，但驻美代表工作不力恐怕也会成为民进党检讨的主要因素。美国的一再敲打，让陈水扁当局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除了外部压力外，内部的反弹也越来越强。

　　从目前的态势看，陈水扁是想在2007年在两岸关系上搞点名堂。这时候，他最忌惮的还是美国。为了摸透美国的心思，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这种事情，只有让信得过的人去办差，陈水扁才能放心。

　　但美国会怎么做呢？这恰恰是目前需要大陆方面继续观察的问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压独的倾斜度到底有多大？美国压独效果的临界点在哪里？其实，单方面指望靠美国来解决台湾问题同样是不切实际的，关键还在两岸的互动。但在压独上，美国应该还可以更有所作为。作者: 韦弦是北京国际问题学者 ▲

    (2007-03-21): 如今在涉台评论中经常能见到这样一句话，叫着时间对大陆有利，不管台湾的，大陆的，香港的，新加坡的；似乎有华人的地方都对大陆统一全中国的前途感到一片乐观，好像照现在这样下去台湾就会不战而归似的。这样子就真得跟一年前马英九躺着选都能赢的氛围一模一样。

　　一年前，马英九躺着选都能赢好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如同现在怎么看时间都对大陆有利一样。不是吗？随着时间的发展大陆在各个方面的实力都将远远超越台湾，不管是经济的，军事的，软实力的；这就决定了仗是打不起来的了，除非台湾方面想玉石俱焚。打不起来那只能维持现状了，而一维持现状大陆和台湾的差距势必进一步加大，一加大大陆的砝码就又重了，台湾面临的压力就会更大，到最后撑不下去的台湾除了统一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只是马英九现在躺着肯定赢不了，就算跑起来也得使吃奶的劲也未必赢得了。就如同现在如果大家盲目乐观，认为时间肯定会让双方进入上面描绘的剧本那就大错特错了。不错，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力量的对比确实越来越有利于大陆，台湾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但如果有一个优势不有利于大陆，所有的优势都不会有利于大陆，这个优势就是民心。国民党统治台湾几十年，教育了几十年的反共理念，民进党上台后不但继续强化反共理念还加上了反中国的理念；这就造成了台湾民众中只有对中国有好感的而没有对中国政府有好感的人，如今对两者都没好感的人又大量增加起来。单凭这一条，让他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就十分的困难。而争取不到民心，我想统一台湾无疑是痴人说梦。

　　这个问题的解决单靠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被这两个政党统治。民进党的态度大家可想而知，而国民党不也早说出了“我们与民进党差距再大也没我们同共产党差距大”的话了吗？政治理念的不合恐怕会成为台湾统一的巨大障碍，特别是“一国两制”这一解决方案明确被台湾主流政治流派拒绝时。可以预想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会愈发严重。

　　当然有人会说，下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经济基础，随着两岸经贸往来的密切，来自经济界要求统一的呼声会越来越高，这也算是民心吧？这当然是民心，不过这只是台湾商人的民心，是一小部分人的民心，而民进党是靠南台湾农民上台的。而且靠经贸也不可靠，欧盟现在内部之间的经济联系要比大陆和台湾的联系强得多吧？难道你能说法国和德国是一个国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岛内的分裂势力势必会切断这层联系，他们会鼓动台商去印度，去东南亚，反正就是不去大陆投资，更可怕的是这是符合产业转移规律的，从这点上说，时间根本不有利于大陆。

　　当然，大陆为了争取台湾，特别是南台湾农民的民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比如说开放台湾水果登陆，对于国民党的种种要求大多予以答应。只是这种好处给多了，人家未必领你的情，到最后很可能形成大陆就该给我好处的心态，如果这种心态真地养成了，那对大陆来说真是太不划算了，不但争取不到民心，还成了冤大头。在绿色媒体的鼓动下，极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哪天好处没有了，大陆恐怕就成了被指责的对象了。大陆能无休止地给台湾大礼包吗？是不是到最后只要台湾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拖得越久就越对大陆不利。

　　最可怕的是在台湾大陆任何一点错误都可能被无休止的放大，而任何一点善意行动都会被抹黑与缩小，特别在民进党当政的今天。黑白熊猫在蓝绿台湾的遭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以后就算是国民党上台这种情况也不见得会改观，毕竟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有着彻底的不同之处。这样大陆争取台湾民众民心的行动空间就大打折扣，行动效果就大为缩水。再加上如今台湾各种去中国化举动，以及在新时代生长起来的台湾一代对大陆的民族认同更加模糊，时间拖得越久，统一的前景就越不明朗。

　　说到此，笔者想起前几天民进党公布的一份有关台湾前途的民调，不管数字是否公正，50.4%的认为该独立的比例实在是太高，而且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可预见的若干年中这一比例肯定会继续上升，台湾民心思独是最可怕最不可挽回的事情。随着选民结构的变化，可以肯定地是像国民党这样主张统一的党压力会更大，你可以保证现在国民党站在统一的立场上，你能保证下一代国民党人还站在这一立场上吗？而且对于国民党的对手而言，他们打倒国民党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既然国民党主张统一，那大陆提出一国两制国民党干吗不接受？虚无缥缈地寄希望于大陆的民变再跟大陆统一是国民党甚至是整个蓝营政策的最软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现在提出拖的战略，首先是一执政就签和平协议，然后拖到大陆民变再统一。只是签了协议以后，国民党会让大陆来台宣传自己的政策吗？恐怕不会，因为我相信如果大陆在香港做得更好一点，政策在台湾宣传得更透彻一点，大多数蓝色民众是会支持一国两制的，而那样就等于挖国民党的祖坟。那么在看不到统一的前景下，再加上绿营的鼓动，台湾人最好的选择当然是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越久越对大陆不利。

　　所幸大陆的声音越来越大，大陆的作为越来越聪明。任何人想蒙蔽视听都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时间越久大陆可利用的资源就越多，如果转化好与台独势力争夺台湾民心的斗争就越有胜算。但切不可因为一句“时间对我们有利”就万事大吉什么都不管了。要知道民进党对同共产党相比离他们更近的国民党主席都毫不留情地搞出特别费案，对于他们视为仇人的大陆更不会心慈手软。最后，引用前总理朱容基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台湾同胞们，你们擦亮自己的眼睛啊。” ▲ 水 亘 《联合早报网》

    如果你在百度或是谷歌上输入“清漾”两字，你能找到近万条相关信息。清漾是江山市的一个千年古村落，近年来，它的关注度骤然上升。源于一个偶然的发现：一代伟人毛泽东是清漾毛氏后裔。江山、韶山毛氏同根同源。

    能够证明此事的《清漾毛氏族谱》被意外发现。1999年，江山市广渡村清漾毛氏后裔本想把祖传的66本《清漾毛氏族谱》转手卖给外地人。虽然当时并不清楚《清漾毛氏族谱》的确切价值，但事情反映到市政府后，时任江山市副市长何蔚萍因其价值和珍贵性，当即要求江山档案局把它买下作为馆藏。

    《清漾毛氏族谱》“落户”江山市档案局后，研究者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绘制出毛氏共56代的世系衍脉图，发现了湘浙毛氏的渊源关系，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2000年4月，衢州市社科联副主席郑艮安撰写的《毛泽东祖籍溯源——从韶山到衢州》一书出版，该书详尽记载了毛泽东韶山家谱中所记“毛氏祖居三衢”的情况，三衢即今日江山所在的衢州。而经由《清漾毛氏族谱》考证，衢州毛氏最早的居住地乃是江山石门镇的清漾村，清漾毛氏东晋时由安帝封地三衢，先祖毛元琼，字公远，号清漾，其居住地便以其号命名。后清漾毛氏后裔的一支迁往湖南，一支迁往浙江奉化。蒋介石的发妻毛福梅正是奉化毛氏的后裔。

    2002年3月8日，国家档案局邀请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论定，确定了首批48件国家级珍贵遗产档案，《清漾毛氏族谱》位列其中。

    2006年11月29日，为进一步梳理毛氏源流，江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毛慧卿率毛氏文化研究课题组出发西行，前往江西省吉水县、湖南省韶山市进行访问调查。课题组共查阅了毛氏族谱87卷次，相关资料100余册，访问了韶山毛泽东图书馆等10多个相关部门和单位，拜访了30多位毛氏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谱牒收藏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韶山毛氏系出吉水毛氏，吉水毛氏系出三衢毛氏，三衢毛氏主系在江山清漾。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毛姓史话》著者、《中华毛氏通书》主编毛炳汉教授肯定：“《韶山毛氏族谱》中提到‘世居三衢’，指的就是江山。”他说，清漾毛氏是三衢毛氏的主系，也是中华江南毛氏的主系，整个江西、湖南的毛氏，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江山清漾毛氏的后裔。

    2006年12月5日，韶山村两委举办仪式，将新修的《韶山毛氏族谱》12本以及《毛泽东家族世系图》等书赠与江山毛氏宗亲。当时，韶山村党总支书记毛雨时握着毛慧卿等人的手说：“韶山江山毛氏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希望我们加强来往，共同把两地毛氏文化研究推上新的台阶。” ▲ 

　 ●1870－1920年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镀金时代”，美国完成了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美国社会转型的经验表明，政府如何通过推动立法来帮助弱势群体，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正是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这种对社会不公正的诉求的途径在美国得到基本解决，才有了后来60年代“伟大社会”构想的提出

    2007年03月22日 来源：环球时报:  最近，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的构想又引起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这个以保障民权、向贫困宣战的构想对美国的持续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但笔者认为，比“伟大社会”构想更重要的，是提出这个构想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在上世纪30年代左右，美国社会就开始向更加重视社会公正的方向转变，并逐步建立起了一些相关的法规和制度。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伟大社会”的构想，应当从19世纪最后30年到20世纪最初20年这个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镀金时代”开始。

　　◆“镀金时代”的巨大代价

    在“镀金时代”那短短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完成了从农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然而，在这一惊人发展的背后，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追求财富的本能的结合。资本的力量肆无忌惮地掠夺着自然资源，无所顾忌地消耗着水、森林和土地。依靠这些资源的消耗而形成的诸多工商界“强盗大王”，垄断了石油、煤炭、钢铁、电信和铁路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

    伴随着财富而来还有剥削、苦难、不公、失业、贫困、肮脏不堪的城市贫民窟和动荡的社会。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在这片丰饶的国土上，从来未能满足下层人民衣食住的需要，周期性的萧条更使千百万人陷入了实际的贫困。在那些大城市里，贫民窟飞快增长，疾病、罪行和恶习四面传播。”据1896年的一项统计，占全美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12%的人拥有全国90%的财富。

    在“契约自由”的旗号下，工人起码的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在当时的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工业中的公害以及工伤率均高居榜首。即便如此危险，劳工们也别无选择。正如老罗斯福总统在其《自传》中所写：“那些煤矿业大公司，可以随意地开除矿工；但矿工却不能抛弃公司。他得要有工作才行，找不到工作，老婆孩子就要挨饿。”

    为了与大公司进行抗争，争取自己起码的生存权，美国工人开始组织工会。工会的斗争部分地取得成功，但更多地却遭到了失败。用一位美国顶尖的宪法专家的话说，它“受到了包括合众国军队在内的法律和秩序的强有力的镇压。”公司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们往往控制了当地的政府。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社会流行着“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这样的氛围中，社会上存在着对资本家和工人不同的道德标准。资本的合并和兼并被视为市场的规律，劳工的联合却成了妨碍市场的阴谋；保护公司的利益乃是政府职责，支持劳工则被斥为搞“社会主义”；用资本生财乃天赋人权，劳动所得却必须受制于供求规律；呼吁保护投资和财产乃合乎情理，主张维护劳工利益却是蛊惑人心；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资本运作的经纪人，都是社会精英，为劳工争取基本生存权的工会组织者却成了动乱煽动分子；资本家减少生产以保持供求平衡乃正当经商之道，劳工要求缩短工时来避免劳动力过剩却是非分之想。

　　◆ 最初司法保护的失败

    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如此不公平的现象不会永远持续。下层民众虽然没有富人那么多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但他们有人数众多这一独特优势，一旦团结组织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在民主政治中，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可以利用自己人数相对众多的优势，利用政治上与成功者（富人）平等的投票机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遏制富人过度的贪婪。于是，19世纪末期以来，要求社会平等和揭露黑幕的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对各级立法机构形成了强大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通过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维护中下阶层利益的立法，以纠正市场自发秩序带来的不公正。

    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州际商务法》，它禁止在铁路运输中向大公司支付“回扣”，并成立了美国第一个政府独立管制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三年后，国会又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任何限制州际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垄断和阴谋垄断的商业契约、行为和联盟都是违法的。其起草者谢尔曼参议员不无担心地指出，如果不控制垄断，美国人最终会面对“一个控制了一切生产的托拉斯和一个决定了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主人”。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劳工的利益，一些州还通过了限制最高工时和保证最低工资的立法，国会则通过了禁止童工的立法。

    市场竞争中的强者与弱者在政治上的较量，最终化为联邦法院里的司法诉讼。资本的势力依仗既有的宪法原则，强调财产的权利和契约的自由；对立的势力则发掘出新的宪法原则，突出美国宪法序言中的“公共福利”。一时间，最高法院成为了新旧宪法原则辩论交锋的战场。

    遗憾的是，美国最高法院一开始却站在了大公司一边。在1895年著名的“美国诉奈特公司”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让“反托拉斯法成为一纸空文”。最高法院甚至将一些州的劳工立法打入冷宫，其理由是“偏袒工人，损害老板”。

　　◆ 矛盾爆发后的社会回归

    在美国司法的保护下，资本主义继续其自由放任，似乎不可一世，但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终于在1929-1932年大萧条中爆发。罗斯福以“新政”为号召，带领美国走向了一个节制资本、干预市场、倡导公平与公正的新时代。然而，保守的最高法院将其一项又一项规制经济、保护劳工的立法打入冷宫。新政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危险。

    但是，司法保守的堤坝不可能永远阻碍追求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强大的民意压力面前，最高法院个别大法官退缩了，一些大法官悄然隐退，新的最高法院认可了罗斯福政府一个又一个的立法。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法律保住了，《社会保障法》通过了，工人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的权利确立了。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不再神圣。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争斗，美国社会终于开始走向基本的社会公正，劳工阶级终于获得了与资产阶级平等的法律保护。在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中，与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相比，美国劳工更多是通过选票和法庭，而非单纯的罢工或暴力手段来获得这些成果的。整个社会也更愿意接受这种温和的方式，改变劳工待遇和实现社会公正。

    至此，美国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受到了约束，牟取暴利的垄断遭到了遏制，“镀金时代”的两极分化得以缓解，苦苦挣扎的社会下层有了起码的保障，从乡村到城市化、从农业到工业化的社会转型相对平缓。劳工争取权益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弱势社会群体树立了榜样，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和残障人士，都开始用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寻找他们心目中的公正。正是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这些对社会不公正的诉求的途径得到基本解决，才有了后来60年代“伟大社会”构想的提出。

    由此我们看到，在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中，政府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政府如何通过推动立法来帮助弱势群体，提升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其次，弱势群体有了利益诉求的渠道，就能够从弱势逐渐转变成为强势，从而也能更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发展。

    ▲其三，弱势群体有合法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就有可能约束市场经济出现的不公平。而当他们能够通过这些渠道影响并参与社会的分配，就可以直接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作者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任东来）《环球时报》2007-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