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发表日期：2007-03-18：香港中通社记者　俞松

　　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罗援少将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当前中国周边安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传统安全的诱发因素尚未消除，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又呈上升趋势，而“台独”分裂主义势力仍是影响中国安全的最大隐患。

　　罗援分析说，冷战结束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没有同任何国家发生任何形式的啋妆M武装冲突，周边地区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不过，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和安全挑战，从而呈现出局部动荡的态势。

　　中国海军指挥学院副教授高子川分析，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在地缘方向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表现为“北稳、南和、东紧、西动”的不同态势。

　　中国北部地缘方向仅有俄罗斯和蒙古两个邻国。近年来，与中国毗邻的俄远东地区和蒙古的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现实热点和安全隐患，这一有利环境将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中国南部地缘方向主要面对东南亚国家，联合与合作是该方向安全环境的主导面。虽然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存在南沙主权争端，但南海地区的总体形势是平稳和可控的，通过对话与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趋势在进一步发展。

　　中国西部地缘方向包括南亚和中亚地区，该方向的安全环境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印巴对抗依然持续，中亚局势仍潜伏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同南亚和中亚国家的睦邻关系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同对中国西南方向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印度的关系明显改善；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中亚地区稳定、促进中国西部安全方面正发挥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西线的安全环境正处于新的变动之中，其总体形势好于东部方向。

　　中国东部地缘方向面临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美国。在这一方向，中国面临著一系列现实和潜在的安全挑战与威胁。一是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复杂多变。二是东部海域有岛礁主权争端、海洋油气与渔业资源争夺以及海域划界争议，局部恐有冲突激化的可能。三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调整和不断强化的美日同盟，对当前中国周边安全构成长远威胁。

　　罗援少将分析说，美国当前战略重心明显东移，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把关岛建设成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力量投送中心”，优化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驻军结构、指挥关系和部署态势，其动机和战略指向尤其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罗援少将称，“台独”分裂主义势力仍是影响中国安全的最大隐患。此外，中国新疆及毗邻境外的“东突”分裂势力，也已对新疆等地区的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其次，恐怖主义威胁现实存在。

　　专家分析指出，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构成的军事或非军事威胁；二是与“人的安全”以及社会平稳运行紧密相关的能源与资源、公共健康、环境、跨国犯罪等安全问题。前者主要包括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势力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完） ▲

    文章提供 于 2007-3-16： 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遭受林彪的迫害，始于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这正是“文革”风暴的酝酿期。如果把“文革”的一些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下，罗瑞卿被整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与他被整的同时，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假如把“文革”比作攻城，整罗、杨似乎有点像是清扫外围。但整罗瑞卿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 罗端卿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

　　从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和一线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角度看，当时，由于毛泽东晚年“左”的指导思想引起实际工作中一系列的失误，处于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虽然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不会对他的“左”的理论公开提出异议，但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在实际工作中企图默默地纠正这些失误，从而导致毛泽东和第一线的领导人产生分歧。毛泽东将这些分歧看成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并进而把企图改正他的“左”的理论的领导人看成是走资派。罗瑞卿虽然也处于一线，但却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情况不同。他是分工管军队的，不负责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感受，既没有搞包产到户，也没有搞成本核算、物质刺激，也没有直接管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事。因此，同毛泽东当时指责的右倾没有多少关系。相反，毛泽东当时经常表扬军队，这当然首先是表扬林彪，但罗也是有份的。

　　罗瑞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1929年相识。1930年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曾手把手地教他如何调查研究。罗瑞卿和毛泽东经常接触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初期在延安，毛曾经授意他写了一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他住在自己住处旁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让炊事员给他送饭，直到写完才让他出来。当时罗是抗大的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的执行者。第二段是建国以后直到罗挨整。罗是公安部长，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基本是满意的。他曾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但是，毛泽东对他又有许多严格甚至是严厉的批评。对于毛泽东指出的工作中的失误和疏忽，罗都铭记在心。

　　毛泽东对罗的批评有时比较随便，有时又循循善诱，口气很像家长对自己的子弟或者老师对自己最亲近的学生。毛泽东自己有一段话，是1960年12月25日，他在过生日前夕，对他的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的：“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听罗瑞卿说，这些批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能使他谨慎小心一些。罗瑞卿说，就是因为受过我的严厉批评，他就谨慎些嘛。他和汪东兴都是部长、副部长一级的干部，批评后没有什么嘛。而有的同志，我还没有那么批评他，只是稍微批评他一下，他就怀恨在心，大概要恨我几十年、一辈子吧！”

　　罗瑞卿把毛泽东看成是老师和长辈，对他一直忠心耿耿，心悦诚服。而毛泽东也把罗等看成是学生和子弟，对他十分信任。由此可以说明，整罗瑞卿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当林彪向毛泽东汇报罗的事情时，他就对林彪说：“他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反对我（到长江）游泳，那也是好意。”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 他们的关系曾非常密切

　　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他们相识于红军时期，罗虽然比林大一岁，但一直是林的下级。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十一师的政委。林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陕北后，林当红军大学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罗瑞卿当总长也是林彪建议的。但是，仅仅经过一年，他们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1965年秋天，当林彪已经决心整罗瑞卿以后，曾经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在上海会议期间，陶向罗转达了林彪这一段话。

　　罗瑞卿不同意林彪的指责，但是他也反思了林彪何以有这样的指责。“九一三”事件后，他在被监护的情况下对林彪和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并写了材料。他写道：“那么，在一些什么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的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对于罗瑞卿有时不经过他向毛泽东直接请示和决定问题不满，同时还对罗瑞卿有时支持别的元帅而不支持他也不满。

　　1961年春天，罗荣桓和林彪对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产生分歧，并在4月30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发生争论。林彪恨罗瑞卿没有支持他，并在一次接见罗瑞卿时发了一通火。1965年2月，林托刘亚楼转话给罗瑞卿，说那次冲他发火是针对其他人的，是“迁怒”。

　　1962年秋，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生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还多次向罗瑞卿提出，要他多向贺龙请示工作。罗瑞卿因此同贺龙交往多了起来，这也引起林的不满。有一次，他在同罗谈话时，突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罗瑞卿不太明白林彪的意思。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他说：“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而和别的元帅接近得太少啊？”这一期间，叶群也几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进行旁敲侧击：“总长啊，我们这里是个病人，又不会陪你钓鱼、打牌，你还是多来些吧。”

　　可以为这些材料作注脚的是林彪写的一条仅供自己阅读的备忘录：“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如果说1961年林彪对罗瑞卿是“迁怒”的话，到1962年，他不满的主要对象已经是罗瑞卿了。

　　◆ 以大比武为突破口，矛头指向罗瑞卿

　　促成林彪决心整罗瑞卿的是1964年的比武和毛泽东在十三陵关于战略问题的讲话。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1月下旬，罗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此时，全国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比、学、赶、帮、超的口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瑞卿提出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过程中要开展比武，后来在批判时又称之为大比武。

　　比武的高潮是参加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成员在毛泽东带领下到十三陵观看军事表演。此时，林彪像局外人一样，正在昆明休息。在参观军事表演以后，毛在十三陵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讲话，提出了“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的问题，提出了各大区的书记要抓军队，还否定了林彪提出的战略方针。7月间，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罗瑞卿的嘱托，在昆明向林彪汇报了十三陵军事表演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林表示：“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根据最新的情况，经过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因此，应当作为最后的决定意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林彪下决心要整罗瑞卿。突破口是大比武。10月间，为了检查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总政组成三个工作组分别到南京、成都、武汉三个军区检查工作，然后集中到武汉，由刘志坚副主任主持研究起草调查报告。由于材料还不够充实，罗瑞卿建议他们到广州再作一些调查。于是他们又来到驻在英德的279团，此团二连是林彪在南昌起义时当连长时的连队。

　　调查快要结束时，叶群带了三个秘书要参加进来。刘志坚以生活条件差等理由进行劝阻无效。叶群率几个秘书到达部队后就集中精力挑比武的毛病，调查了三天，感到材料不够，就号召揭盖子，专找在训练中怕苦怕累的，挨过干部批评的，让他们大胆揭发，然后召开民主会，煽动战士斗干部。12月24日，叶群离开部队到广州，向先期到达广州的林彪汇报。28日晚，林彪接见刘志坚和军报副总编唐平铸，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随后，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说：“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1965年1月初，军委连续召开三次办公会议，参加人员扩大到各军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讨论林彪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汇报在279团蹲点的情况。与会的绝大多数将领发言虽然一开始都表示“拥护林总的指示”，但不赞成否定1964年军训和比武的成绩。

　　林彪看到仅凭这一条还整不倒罗瑞卿，往后退了一步，让罗瑞卿主持修改他的指示。后来在批判罗瑞卿时，说罗修改了78处。主要修改是三处。一是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是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这些修改到整罗时都成了罪状。

　　◆ 罗织罪名，置于死地

　　林彪接着做的是在军队一些单位设立联络员，即选择一些人，让它们可以越过各单位党和行政组织的正常渠道，直接同林彪、叶群联系。林彪、叶群通过交底，动员他们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下半年，李作鹏等4名高级干部和林彪的秘书等共写了9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些材料从10月起陆续到了林彪手中。林彪、叶群还曾动员萧向荣、梁必业揭发罗，遭拒绝。萧、梁后来在“文革”中也挨了整。

　　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同时给毛泽东送去兰州军区《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同日，叶群带着这些材料乘飞机秘密到达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11月18日的信和所附兰州军区的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说明林彪、叶群的状告准了。

　　接着就是12月8日上海会议。叶群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十小时发言，指责罗瑞卿是野心家，逼林彪退位。又编造了据说是罗瑞卿让刘亚楼转达的四条：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健康；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叶编造的这一些，刘少奇表示“难以置信”，邓小平说是“死无对证”。罗瑞卿则坚决否认。最后，毛泽东提出：“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林、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从这些事实看，决心整罗是林彪。但是毛泽东听信了他的诬蔑不实之词。他当时已经对处于一线的刘少奇等不信任，因此准备依靠林彪等来发动“文革”。就在这时，林彪提出了对罗瑞卿的严重指责，这使毛泽东处于必须同意林彪的地位。

　　为了将罗的罪名坐实，1966年3月又开了京西宾馆会议，并通过吴法宪逼迫刘亚楼的遗孀在吴一手炮制的伪证上签字，此次会议导致罗3月18日跳楼。随后，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便大讲政变，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民国，历代宫廷政变的血腥材料，耸人听闻地说彭、罗、陆、杨“要杀人，要篡夺政权”，把彭、罗、陆、杨硬捏在一起。

　　直到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愿意把罗瑞卿打倒。他曾设想要调罗瑞卿到江西工作。

　　罗瑞卿当时由于兼职多，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军衔虽然是大将，但见报时他的位置有时排在几位老帅之前。他是军委秘书长，中央和军委开了什么会，要他去向各位老帅报告，实际上是传达。这种状况当然不是他个人造成的。而他工作起来从不推诿，因此，一些干部认为他太突出，太露锋芒。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被打倒的理由。  来源: 新闻午报  ▲

    2007年03月17日：第一部以标榜建立“第二共和”为修宪宗旨，并为呼应陈水扁与独派大老辜宽敏建议制定“第二共和宪法”的“新宪”版本《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草案》，正式出炉。

    据透露，陈水扁与有意角逐2008年“总统”大选的蓝绿多位天王，日前都已获知相关内容；大陆涉台部门对这部“宪改”版本的研议动向，也透过管道表达高度关切。

    陈水扁接见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等来台参加“宪法变迁与宪政改造”研讨会的国际学者时则指出，“四要一没有”政策宣示，台湾要推动“宪政”改造，目前至少有十五个版本相继出炉，由下而上，由外而内，如何产生合时、合身、合用的台湾“新宪法”，这条路有很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由前“陆委会”首席特任副主委、台大国发所教授陈明通等人草拟的“新宪”草案，主张原有“宪法”总纲予以保留，“国号”、“国旗”、固有疆域都不予变动，然后根据台湾现实的需要，制定《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简称“台湾宪法”），以第二共和宪法作为台湾与中华民国的“宪法连结”，并在新宪“前言”，为协商两岸终局政治安排提供“宪法授权”。

    《第二共和宪法》的最核心内容，在于以“前言”的方式，作为与原“宪法”的连结，并处理两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负责草拟“前言”论述的陈明通，以下列三段论述文字处理这项修宪的关键内容：

    “中华民国创立于1911年；但是，1921年7月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后并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中央政府因此播迁来台，国家管辖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与其附属岛屿，以及符合国际法规定之领空、领海与邻接水域。”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任何形式政治关系，须经对等、和平协商后，交付公民投票。”

    “台湾海峡两岸终局政治安排未协商完成前，特制定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简称台湾宪法），适用于国家现行管辖领域范围，原宪法相关章节条文及增修条文，停止适用。”

    陈明通强调，制定“第二共和宪法”的考量，在于现行“宪法”面临种种困境，并无法有效处理台湾的民主化所涉及“国家”与“国家机关”两个层次的解构与重建问题。他特别指称，“制定第二共和宪法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而且是比较务实可行的选项。”

    分析认为，目前仍是台当局“国安”系统倚重的核心幕僚，陈明通提出以《前言》方式，处理两岸政治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虽然简明扼要，但以“宪改”前言规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任何政治形式的政治关系”，必须交付公民投票，这项”宪法“授权，无异正为落实陈水扁“一边一国”的法理实践。▲

    2007年03月17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发生的苏东剧变，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强烈的震荡，这是社会主义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而非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在经历了一个重新分化组合的过程之后，社会主义从90年代中期结束“震荡期”，进入“调整期”，并在总体低潮中出现了局部复兴。

    苏东剧变以后，在一些国家，共产党顷刻之间丧失执政地位，于是出现了反共高潮。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苏东各国共产党发生分裂，党的主体部分纷纷易帜，普遍改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而后相继参加了社会党国际。但是苏东剧变并未带来人们所期盼的繁荣和发展，许多国家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经济滑坡，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于是通过大选，出现了右翼和左翼势力轮流执政的局面。

    回顾一个多世纪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一个党在遭受挫折之后，都要进行一次认真总结，但这种总结往往是局部性的。这次与以往不同，由于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挫折过大过重、伤筋动骨，因而这种总结几乎是世界性的。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前苏东地区的共产党。经验教训总结得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些党今后的成败和前途命运。在经受苏联解体、苏共覆灭严峻考验以后站稳了脚跟并重新崛起的俄罗斯共产党，通过深刻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提出“革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是“以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公正、集体主义原则、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俄共现有党员60多万，是俄罗斯第一大党，近几年其影响力虽然有所下滑，但在俄政治生活中仍然具有重大的作用。

    近些年来，在俄罗斯，还出现了群众性的对苏联历史的反思。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开了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先例。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在“反思70年苏联历史”、“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掀起了“历史虚无主义”狂潮，开始重点批判斯大林，接着批判的矛头由对准斯大林转向列宁、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转向所谓“原罪”马克思，为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打开了缺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一个超级大国骤然降为二流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每况愈下。500年来的历史中，俄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衰弱。通过现实和历史的对比，俄罗斯的社会思潮从右往左转，人们普遍产生怀旧情绪，怀念社会主义苏联，反思苏联历史。根据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多数人不仅肯定当今的普京时期，而且也肯定十月革命和列宁、斯大林时期，对苏联解体表示惋惜和痛心。2004年3月，俄罗斯教育部再版发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其作为俄罗斯高等学校师生的历史参考书，并邀请著名历史传记学者麦德维杰夫撰写了题为《斯大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长文作为后记附在书后。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在俄罗斯，正在掀起一个重新评价苏联历史的潮流，俄罗斯人民在觉醒。历史是不容歪曲的，时间越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就越加深刻，评价就越加客观和公正。

    苏东剧变，直接受打击的是苏东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很大冲击。剧变初期，一些党改为社会民主党，一些党发生分裂，一些党销声匿迹，但也有一些党坚持下来，在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和创新理论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前5年，为了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西欧六国(法、意、希、西、葡、德)共产党多次会晤，召开一些国际性的理论研讨会。法共通过总结历史经验，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但彻底否定苏联模式，提出以“新共产主义”取代“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之间不存在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实行深刻的社会变革，发展现有社会的“成果、需要和潜力”，反对“为了金钱而金钱”的资本主义逻辑，否定乃至取消资本主义的“剥削、异化和统治”，以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组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悄悄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西方左翼学者组织了多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如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几届马克思大会，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的国际大会；美国纽约等地召开的几届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2000年的马克思主义大会；英国的“96伦敦马克思大会”等。每次会议都盛况空前，少则1000多人，多则达到6000人以上。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影响深广，很多西方国家的高等学校都开设马克思学说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说课，选学的人很多。1999年底，在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英国广播公司和西方一些大的媒体分别进行了“千年伟人”评选活动，投票结果显示，马克思是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路透社在报道评选结果时，特别指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两本书曾对过去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西方国家出现的“马克思热”，绝不能看成左翼学者的一时冲动或心血来潮，而要从西方社会所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危机中寻找原因。在冷战中，资本主义虽然是赢家，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又有新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无力解决它。即使是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承认，“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也许就是它自身”，“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所见应该再度获重视，他不应为其他人对其学说所作的解释背黑锅”。很多人对资本主义已经失望，期待用马克思的学说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当然，现实西方国家的“马克思热”，大多还处于学术理论层面，对其研究评价应把握好分寸，不宜估计过高。早在十多年前苏东发生“政治地震”时，邓小平就曾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382页)十几年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邓小平的这一英明论断。

    苏东剧变对发展中国家共产党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总体上比发达国家共产党受到的冲击要小。特别是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例如印共(马)。印度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争论中，该党分化为印共、印共(马)、印共(马列)三个党。其中印共(马)的力量最强。该党在1988年十三大期间，拥有党员46.5万人，到目前党员增加到80多万人，是印度议会中的第三大党。该党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近30年，此外还与其他左翼政党联合在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两个邦执政，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共(马)强调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印度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建设“有印度特色的社会主义”。再比如南非共产党。该党成立于1921年，从20世纪90年代初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以后，实现了由非法政党向合法政党、从反对党向参政党的两大转变。今天，南非共产党从恢复合法地位时的2000名党员猛增至8万多人。该党与非国大保持良好的关系，党的一些领导人在非国大的最高领导机构中任职，在南非的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沉寂了一个时期以后又重新活跃起来。由于新自由主义把拉美许多国家拖入困境，导致拉美的政治形势向左转。通过大选，一些国家左翼势力上台执政。其中委内瑞拉最具典型性。查韦斯上台以后，在反颠覆、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逐渐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选择。他明确表示：“我日益坚信的是我们需要越来越少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我毫不怀疑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但我必须补充一点，即资本主义不会从内部超越自己。资本主义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超越。”“我相信，卢拉和巴西人民，基什内尔和阿根廷人民，巴斯克斯和乌拉圭人民，将与我和委内瑞拉人民一起，共同为拉美联合之梦的实现开辟出一条道路。”查韦斯所倡导的“21世纪社会主义”，在拉美国家具有一定影响。

    苏东剧变后，有五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坚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并在总结经验、推进改革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越南从1986年越共六大开始实行革新开放路线，确定“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作为越南的基本经济体制。越共认为，革新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不革新则灭亡”，但“革新”不是“改色”。革新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目标和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五项原则。越共在探索中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符合越南国情的发展道路，2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在1991年召开的五大上确立了“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在城市进行革新，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也取得了可喜成果。朝鲜在苏东剧变和金日成逝世以后，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但是他们坚持以主体思想为指导，调整了国内外政策，沿着朝鲜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古巴在苏东剧变后，提出“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誓死捍卫马列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在发展经济和打破美国封锁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在探索中成功地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华大地发生巨变，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473亿美元，2005年达到了22300亿美元，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不断前移，相继超过了七国集团中的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中国的快速发展，得力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局稳定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邓小平预言，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仅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提供了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俄罗斯学者阿•雅科夫列夫说：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目前世界条件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不仅扭转了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趋势，而且必将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中国社会主义的复兴必将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可能那么纯而又纯，它从来就不是一家而是多家，在当代除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其他具有相当实力和影响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民族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千姿百态。这些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上却是共同的，对它们要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历史的规律总是这样：历史既是前进的，又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正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不可能是像涅瓦大街那样笔直、平坦、宽广的大道，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一往直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是在崎岖的道路上，有时前进，有时迂回，有时甚至会出现曲折和反复，要通过来潮和退潮、高潮和低潮的多次交替反复，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长期性、艰难性和曲折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在来潮时不要冲昏头脑，在退潮时不要失去信心。要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执笔：赵曜)  来源：求是杂志  ▲ 

http://www.qianlong.com/2007-03-15 来源：环球时报

   ▲ 中国空军仍有大量二代战机在服役

　　美国《托马斯•佩因在线日报》3月9日文章，原题：中国威胁何在？

　　本周，中国领导人说，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听上去很美好，但美国人通常不相信这样的宣示。事实上，我们的媒体对这样的言论经常视而不见。我们时不时听到的是：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断增大的威胁”或“新兴超级大国”。类似的叫法被美国的政治人物和媒体无休无止地重复，以致大多数美国人都以为中国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军事强国，并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

　　其实，尽管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充满活力的经济，但其军事实力仍相当弱小，特别与美国比起来。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准确描述了中国预算的轻重缓急，军费在其中只占很小比例，不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与此类似，如今的中国寻求商贸互利和缓解军事紧张，其外交政策更像个重商国际主义者而非冷战时的共产党国家所为。近年来，中国改善了与许多远近不同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昔日的对手如印度、俄罗斯和韩国。中国还协助美国与朝鲜进行核问题的谈判。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仍是一个美国动辄憎恨的国家呢？原因有三。许多左派人士对中国满腹疑虑，因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许多右派人士夸大中国的威胁，因为要为美国庞大的军力提供借口。其他人士则惧怕中国的经济成功。

　　对人权的关注有其道理，但世界上人权记录糟糕的国家有的是，它们的对外关系却是和平的。而且，今天的中国人比过去自由多了，也比大多数美国人所想象的要自由。

　　中国的经济挑战实实在在。中国能制造各种产品，这种制造能力尤其建立在低工资、良好的基础设施和高素质的工人和工程师的基础之上。

　　但中国与纳粹德国、苏联或帝国时代的日本不同。中国将2/5的出口输往美国市场，并把贸易顺差所得回投美国，它对此已心满意足。中国的经济成功发生在美国设计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这解释了为什么它十分重视与美保持良好关系。

　　认为中国是美国军事对手的想法是荒谬的。中国今天的海军和空军在训练和装备上甚至不能跟25年前的苏军相比。我们可将军队削减一半，在任何中国边境之外或公海上发生的军事对抗中，我们仍拥有对中国的绝对优势。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还维持如此庞大的军力呢？

　　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彼此矛盾，具有分裂性。一方面，许多共和党商界领袖敦促布什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因为它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对导弹防御体系的热衷很难让人相信它没有针对某个强大敌国，这足以引起那些夸大中国军力已多年的右翼评论家的注意。更重要的是，不可忽略美中关系的实质。两国贸易稳步增长，布什从未在贸易事务上咄咄逼人地威胁中国，中国对此报以和平的行为。这对两国广泛的商贸关系都有利。因此，和平理应是首选。(作者詹姆斯•诺特为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汪析译)  ▲

    2007年03月16日：1965年6月间，郭沫若写了两万字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文物》杂志发表，《光明日报》连载。文章提出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并非王羲之所写！此论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各大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展开了一场惊动毛泽东等高层的“兰亭论辩”。

    “王谢” 是指王兴之(王羲之堂弟)和谢鲲(谢安伯父)。1964年至1965年间，在南京出土了《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这与同代的《兰亭序》笔迹大有不同。郭沫若据此认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而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他进一步推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隋代出家禅师智永“所写的稿本”。

    这个结论可谓石破天惊！对此，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称郭文“不啻在帖学上作了一个大翻身”。高文引证大量文献和法帖资料，针锋相对地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高二适将这篇文章寄给《光明日报》，结果“以退稿处之”。于是他求助于忘年交章士钊。章士钊很理解他这个“小友”此刻的心情，于是将高文手稿转呈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我公弘奖为怀，惟酌量赐予处理”。

    毛泽东一生喜欢《兰亭序》，并时常背诵和临摹，他也觉得世传《兰亭序》并非王羲之真迹。两天后，他给章士钊回复一信。毛泽东在信中表达了希望展开争论的意思，同时也给郭沫若写了封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当天就约见《光明日报》总编辑，建议在报纸上组织讨论。当时，临时代管文化工作的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的信后立即做出安排。这样，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的“兰亭论辩”栏目见报。

    这篇唱“对台戏”的文章推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短短半年时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了争鸣文章有几十篇之多。支持郭文观点的有张德钧、启功、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

    在这次论辩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起了很大作用。康生不仅沟通上层信息，还指示下属组织反驳高二适的文章。康生仅在《光明日报》上组织发表的文章就有10篇之多。高二适对这些“运作”自然是无从知晓。

    随着这年年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持续半年的兰亭论辩才告一段落。

    1973年3月文物出版社编纂《兰亭论辩》一书，收录了有关“兰亭”真伪之争的18篇文章。按立论不同，分成上下两编。上编是郭沫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文章15篇；下编则仅有章士钊、高二适和商承祚的寥寥3篇。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写道:“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后来，郑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当年他去南京看望高二适，高拍着《兰亭论辩》这本书，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

    “文革”中流行贴政治标签。但一个千古之谜是不能简单地用“唯物”和“唯心”来作结论的，更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 ▲（《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第294期）

   悠悠网 www.topyl.com 发表日期：2007-03-14；

    1949年10月1日举办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银须飘动、精神矍铄的八旬老者，鲜为人知的是，他竟然是一位“洪门大佬”，名字叫司徒美堂，此时他已经是名扬海内外的华侨领袖。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2岁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在唐人街一家餐馆做杂工。当时，为了保护自己利益，很多华侨加入了洪门致公堂等组织。洪门致公堂是当时北美华侨下层群众的一个最大的民间结社组织。它以“忠心义气、团结互助”为信条，以“反清复明”为旗号。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走上了一条影响他一生的道路。

    司徒美堂从小学过武术，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不能近其身。20岁那年，一个白人流氓到司徒美堂打工的餐馆吃“霸王餐”，司徒美堂气愤不过，三拳两拳把那个流氓打死，被判了死刑。华侨及洪门人士立即凑钱营救，最后改判了十个月。这件事使司徒美堂在华人社会出了名。

    1894年，司徒美堂来到波士顿，成立了安良堂，打出了“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号。安良堂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展到全美国31 个城市都有安良堂，规模浩大，成员达2万多人。1905年，司徒美堂在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自任总理。司徒美堂本人被称为“大佬”，尊称为“叔父”。该堂也像现在的社团那样，有自己的法律顾问，当时的法律顾问竟然是后来的两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和罗斯福。

    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身份赴美进行革命活动，司徒美堂被孙中山革命理想所打动，决定亲任保卫员之职，洪门组织从此开始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请司徒美堂回国当监印官。但司徒美堂却以“功成身退”和“不会做官”为理由，婉言拒绝。

    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当时美国唐人街有很多下层华工社团，被称为“堂口”，有各自的地盘。在美国东部，安良堂和协胜堂是两个比较大的堂口，相互之间曾长期堂斗。“9.18”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认为，华侨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主动向协胜堂检讨自己，并召开了两堂的“和平大会”。从此，两个堂口团结一致，共同发动华侨募捐支持抗日。” 抗战八年，纽约“筹饷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这之中，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捐款最多。

    1941年冬，司徒美堂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从美国返华出席国民参政会。不料他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突发，香港沦陷、司徒美堂亦遭软禁。

    日本特高科头子矢崎了解司徒美堂的底细，派人召他到特务机关去威胁利诱，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企图利用他出面组织香港帮会，协助日军搞“强化治安”。

    当时司徒美堂已届75岁高龄，表现出的却是高度的民族气节。他对矢崎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入土之前背黑锅，那样犹如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所以我决意不当什么维持会长。”

    特高科很想杀掉这个倔老头，但碍于香港帮会势力大，不敢贸然下手，只好忍气吞声将他放掉。司徒美堂在洪门弟兄的帮助下，化装冒险潜离香港，偷渡到了大陆。

    到达重庆后，蒋介石夫妇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迎，出则亲自搀扶到门外，并许以国府委员之职。而司徒此时却目睹了国民党腐败和大后方民众困苦，对国民党感到极为失望，于是便拒绝加入国民党并不肯任官职。

    1945年3月，“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纽约举行，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组成海外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成为举足轻重的美洲侨领。会上，他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过问政治的热情日增，表示要回沪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当即复电欢迎，惟蒋不予答复。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众抵沪。6月21日，司徒美堂晤蒋，话不投机，悻悻而去。两天后，他亲赴南京梅园30号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旋又参加中共代表和上海民主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茶会。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两相对比，使司徒美堂开始疏离国民党而接近共产党。

    1947年在南京和上海，司徒美堂拒当国大代表，杜月笙替蒋恐吓：“蒋叫你当，你就要当，他不是好惹的人。” 司徒美堂挥杖拍案而起，大吼：“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声裂金石，多年后，仍然可闻其声。

    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翌年1月20日，毛泽东发函，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会议。

    回到祖国的司徒美堂，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欢迎。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结束后，司徒美堂又一次要功成身退。但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挽留，司徒美堂终于留了下来。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9岁。10日，公祭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七百多人出席公祭。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此隆重的公祭仪式，解放后罕见。这是对于这位 “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高褒扬。 ▲

   悠悠网 www.topyl.com 发表日期：2007-03-15
　　
　　●陈水扁的“文字游戏”吞噬了海峡“三八线”
　　
　　来自新华社2月28日的一则消息，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重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决心。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允许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耐人寻味的是，无论在胡锦涛主席的讲话还是中共“两办”的声明中，我们拿出了“吃奶的劲”都没找到此前中美台都在特别强调的“维护台海现状”那个敏感词眼。
　　
　　毫无疑问，北京从公元2006年2月28日起，已经不在乎被华盛顿和陈水扁当儿戏的“维持现状”了，中国大陆的“维持现状”就是加快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

　　如果人们没记错的话，胡锦涛自台湾泛蓝三党魁“成功登陆”之后，就渐渐淡出“台海江湖”了。2月28日胡锦涛现身“台海江湖”，果然出手不凡，为华盛顿的“维持现状”还有陈水扁的“台独命运”提前举行了一个“别了仪式”。

　　北京的态度十分明确，现状是要维护，但决不能无限期无条件地“维护”下去。既然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陈水扁胆敢以“终统”吞噬了海峡的“三八线”，那么中国大陆就毫不留情地扯下了他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让“皇帝的新衣”陪伴他自己失败的命运。
　　
　　●文明的“终止”和野蛮的“废除”都是在挑战国家统一

　　显然，北京不仅要扯下陈水扁“台独”的“遮羞布”，还要扒掉华盛顿维持现状的“一点式”。

　　华盛顿原以为用陈水扁“维持台海现状并重申了维护现状的承诺”的一句美言就能打发北京了，没想到北京已把美国定义的“维持现状”视如草芥。
　　
　　既然陈水扁决意改变现状，那么中国大陆跟着美国及“台独”的屁股后面“维持现状”又有什么意义呢？北京的底气十足：中国不需要陈水扁拒绝统一的所谓维持现状，让美国人发明的“维持现状”留给陈水扁做退休金去吧。

　　在我们看来，“赌红了眼”的北京已经铁下心不再自缚手脚了，既然陈水扁吞噬了海峡的“三八线”，从此以后，怒吼的台湾海峡再也不存在什么“三八线”了——这就是中国的底线。

　　●《反分裂国家法》在“跃跃欲试”
　　
　　我们在《阿扁誓以“青春”赌明天》中说得很清楚，其实华盛顿想怎么做并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北京该怎么做。现在，北京不但“想”怎么做了，而且已经迈出了让华盛顿意料不及的否决“美国版维持现状”、预示海峡没有“三八线”的第一步。

　　《反分裂国家法》已经为北京奠定了针对和制止任何分裂国家行为的法律基础，同时也为反制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找到了法律依据。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讨伐分裂国家的叛逆者，还用得着向那位“神仙皇帝”“请示汇报”吗？还要用得着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开战理由吗？更不至于象美国那样为侵占伊拉克找一个欺骗全世界的借口吧？不需要什么红线，不需要什么改变现状的借口，现在的中国啥都不缺，关键在于有没有战胜任何敌人的智慧和勇气。
　　
　　当然，北京不能不认真考虑一个最现实最严峻的问题。中国真正面对的，不仅仅是台湾那些废铜烂铁和散兵游勇，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和可能混水摸鱼的“世界军事老三”日本，尤其它们拥有的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海空力量。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作出了应对的最坏方案，比如必要时毫不犹疑首先启动核打击机制。

　　北京既然创造了一个“隔海施政”的奇迹，那么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显然，北京是有的放矢，华盛顿不得不重新审视北京挑战和蔑视“美国版维持现状”的意图和下一步动作：台海“三八线”是否已名存实亡？《反分裂国家法》是否在“跃跃欲试”？
　　
　　●“中共台湾支部”紧急启动“罢免案”

　　胡锦涛2月28日针对“台独”的一席话，既是给陈水扁一个历史定性，也是给华盛顿一个告诫信号，当然还给了最近染上“台独症”的马英九一个警醒。

　　无可否认，不管对“总统”陈水扁罢免案是否成功，不管马英九未来主张是“挺统挺独”还是“不统不独”，泛蓝阵营都将是目前岛内一股不可忽视和不可或缺的遏制陈水扁走向“台独”的最坚强力量。

　　如果我们推测不会偏差的话，即使陈水扁采取急进式的“修宪”“公投”活动，也无法挽回其江河日下的颓势。陈水扁的任何抵抗都将是十分有限的，最终陈水扁及其泛绿将在台湾民众中间失去更多的支持度，从而迫使陈水扁走向“辞职”或“被罢免”的自绝之路。

　　这当然也是北京最愿意看到的第一个“终统效应”，以此再次充分发挥和展示被媒体冠之为“中共台湾支部”的“泛蓝党魁”的先锋作用。即使海峡“三八线”不复存在，但北京“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导战略依然奏效。

　　●“一个现状两个表述”再续“台独梦”
　　
　　陈水扁这个把“台独”始终作为自己信仰的“跛脚鸭”，他是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自己“以掀起台海千重浪为已任”的狂热追求，一旦瞅准时机，还会继续其“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修宪公投”直至“法理台独”的分裂活动。

　　以陈水扁的本性，以陈水扁大搞“废统案”并坚决否认“九二共识”，人们就不难看出陈水扁还会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前途作垂死挣扎，还会给台海制造更多的麻烦、玩出更多的花样。
　　
　　我们认为陈水扁将在下一步在“维持现状”及“四不”这些问题上大做文章。陈水扁对“维持现状”的理解当然有其独到之处，比如要求“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只是为了扩展台湾的国际政治空间和参与国际社会的民主、和平活动，并不是改变现状。而“修宪公投”也是为了修改和完善一部原有宪法，修改后的宪法将让台湾人民获得更多更广泛的民主权益，也非改变现状。现在的“现状”与以前的“现状”是不一样的，现在的现状是符合2300万台湾民众“主权在民之民主原则”的现状，是“一个现状两个表述”的现状。

　　陈水扁自然会有自己一套“维持现状论”，把类似“谈统一就是破坏现状，拒统一就是维持现状”的“台独理念”输灌给大众并迷惑大众，继续为其“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修宪公投”摇旗呐喊，最终摘取“法理台独”的南柯一梦。
　　
　　游戏才刚刚开始。陈水扁会把吞噬到自己肚子里的“海峡三八线”吐出来吗？华盛顿还会跟陈水扁“你弹我唱”吗？北京不会再给这样的机会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悠悠网 www.topyl.com 发表日期：2007-03-15

    战争是如此有力的一只重锤，它对人的心态、性格、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  

    作为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毛泽东在建国后，仍然保持着战争状态的思维习惯。晚年的种种失误，与这种思维方式不无关系。他时刻保持 “危机感”，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偏好把风险放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便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彭老总一片好心的建议信，在他听起来却是危险至极的宣言书。一遇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风吹草动，他就大搞三线建设，强调“深挖洞、广积粮”。他用战争方式来搞经济，用大会战的方式来“大炼钢铁”。他说：“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信。”

    朱元璋亦是如此。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战争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

   ◆ 军事思维是在恶性竞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

    如学者吴兴明先生所言：军事谋略的出发点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关系中它取定人人关系，在人人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它取定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的协同与争斗的双向关系中它又进而只取定争斗关系。”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军事思维的典型表现。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在战争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虑到了，才能立于败之地。这样，在判断人物上，军事家往往习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把针对自己的危险因素考虑到点滴不漏的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应人待物，所看到的危机自然无处不在，所以，“恐惧是身处谋略地带人的基本心态”。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诫侍臣：“创业之初，其事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他反复强调消灭危险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性：“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己著则无及矣”。

    在给子孙们写的《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你们做皇帝时，即使安居无事，也要常怀警惕，一时一刻也不能怠慢。这样，你的性命才能安全，国家大权也不会丢掉。如果一看天下太平就放松了防备，万人奸人得手，身家性命不保，国家基业不存！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

    虽然与那些朝夕相见亲近如同骨肉的人接触，也要在心里多加警惕，防人之心时刻不可无！如果要回避左右，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那么，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不能再远了！

    弄几套盔甲刀枪，放在身边。选几匹好马，养在宫门口，四个城门也要各备几匹，万一有事好跑！

    每天晚上，都要警剩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

    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朱元璋习惯了高强度、高密度的脑力劳动，习惯了每时每刻估量形势，算计对手，习惯了激越昂扬的行进节奏，习惯于享受与人奋斗的乐趣。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没有对手。所以，在陈友谅、张士诚、元朝皇帝们一个个消失了之后，他开始了寻找对手的漫长过程。

    洪武初年，朝中的实权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老乡，即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说同一方言，有的干脆就是他儿时一起做游戏的伙伴。在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坚强集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过，取得天下之后，这些人对朱元璋来说，已经无用了。相反，他们拥有的权力，对朱元璋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朱元璋原本是心胸狭窄之人，臣下之一举一动，悉加注意，经常对臣下的举止表示不满，说：“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在他“危机放大”的军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镜下，他们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他原来的朋友一个一个在他的视野里变形成了对手。

    在军事上，抢占先机，趁人不备，打闪袭战，往往能大获全胜。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烛于未形”，在功臣们还没明白过味来时，就大批把他们杀掉，消除尚不明显的隐患。

    洪武十三年，他突然宣布宰相胡惟庸妄图谋反，将他赐死，并且把和胡氏关系密切的淮西贵族一个个深文周纳进去，觉得谁不可靠，就把他牵连到胡案之中，全家杀掉。整个胡惟庸案先后诛杀了三万余人，其中包括朝中最有权力的二十二名淮西贵族，都是公候一级。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不放过。李善长被杀时已经七十七岁，开国元勋，替朱元璋办了三十九年事，位极人臣，为人也老实本分，本以为能把尊荣富贵享到头，谁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应灾，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全家被杀。

    胡惟庸案杀的多是文官，后来，朱元璋又制造了蓝玉案，又杀了二万余人，这次多是武将。通过这两次屠杀，朱元璋将满朝最有实力最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基本杀光了。

   ◆ 战争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追求实用性

    战争以实用为目的，军事思维是非常功利化的思维，本能地要求思维方式简明、捷近、实用。朱元璋一生不尚形式，只求实用。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政治斗争中擅长不受形式的约束， “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各种下作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创造了大村庄式的治国方法，虽然不美观，但是却非常实用。

    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信仰。长期的谋略思维习惯，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权谋中得到好处，使他形成了权谋化的思维习惯。所以，朱元璋的治国方法是无巧不取，无利不谋，无所不为。他竭尽全力全力维护三纲五常，推崇儒家正统。然而，因为孟子说过民贵君轻，有违他唯我独尊的心态，就居然敢删节孟子。他不信迷信，但为了蒙骗百姓，就以神道设教，甚至装神弄鬼，用迷信来骇人。他战时喜欢读《孙子兵法》等兵书，对权术运用精熟。战后却对兵书中的机谋权变之术一概斥为卑下之识，反对人们去研究它。因此他屡屡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他远交近攻，对外宽容，对内残忍。对他统治力所不极的少数民族、边疆国家，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来，大方之至。并且列出周围的不征之国，要求子孙和他们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然而，对于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残忍，苛刻无情，为了一姓之私，妄图永世囚禁万民，成为他的家奴。

     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手段也保留下来，成为他的治国方法。

   ◆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将领之一。他对驾驭特务很有经验，早在江西之时，他派卫士何必聚到袁州侦察敌情，何必聚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朱元璋的特务侦察手段是相当有效的。正是这些侦察活动所得到的材料，为他的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建国后，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大用特务，监视全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出侦察臣们的活动，专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他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国初事迹》）这些人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载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定制。他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一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

    战争时从纪律中得到的甜头使朱元璋对纪律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从严治军，是他的一贯作风。和建国后规定的林林总总的法条一样，朱的军纪严苛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有一段时间，朱元璋在军中禁酒，喝一口即是死罪。大将胡大海领兵在外围攻绍兴之时，他的儿子胡三舍和两个朋友在南京上街喝酒，被朱元璋抓了个现行。身边随从诸将都为三舍求情，说胡大海在绍兴战事正紧，此时杀了他儿子怕影响胡作战。朱元璋不为所动，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一说罢，拔出刀来，一刀把三舍的头砍了下来。

    建国之后，这一作风依然延续。他对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样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来。对任何违反他制定的法规纪律的人，一律毫不手软，绝不放过。义子、亲侄朱文正官至大都督在镇守江西期间，骄侈荒淫，强奸民女。朱元璋在马皇后劝说下才免他一死，罢官安置风阳守护先人坟墓，后来因为逃跑，即被朱元璋赐死。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朱元璋毫不手软，得知之后立命抓来赐死。

    对至亲之人如此严苛，对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一。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治国方针就是严刑竣法，靠杀人来震慑万民。他颁布的法令，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稍有违反，则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贪污六十两，即被剥皮处死。犯了出行不带“通行证”，在家“不务正业”，遇到不法之事没有及时举报等小过，朱元璋的惩治措施动不动就是“全家迁居化外”、“枭首示众”，“断手”、“断足”……翻开他的《大诰》，随处可以看到朱元璋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案。▲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17日 新华网：欧盟委员会负责交通事务的委员雅克•巴罗15日警告说，由于参与研发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的欧盟国家相关行业巨头没有就任务、利润分配等具体问题达成一致，这一计划的进程面临延期。

　　◆ 面临延期

　　巴罗当天分别致信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欧洲议会以及主要参与研发伽利略计划的行业巨头联盟，表达了自己对伽利略计划的担忧。

　　这一联盟包括8家行业巨头，分别是法国大型军工企业泰雷兹公司、阿尔卡特公司、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意大利机械工业投资公司，西班牙ＡＥＮＡ公司和ＨＩＳＰＡＳＡＴ公司、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ＥＡＤＳ）以及德国电信公司与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组建的联合企业。

　　路透社说，根据计划，这8家公司或组织应通过谈判组建一个独立和负责统一管理伽利略计划的联合母公司。不过，谈判至今没有取得可喜进展，各方也没有就这一公司的总裁人选达成一致。

　　“我们在关于签署（组建联合公司）协议的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延迟，这些会对伽利略计划的既定日程产生影响，”欧盟发言人米歇尔•塞尔康说。

　　巴罗的发言人说，伽利略计划包括的30颗人造卫星原计划于2010年开始运行，但这一日程已经延期到2011年。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计划将面临更多延期。

　　 ◆ 着力解决

　　巴罗在信中呼吁，欧盟以及参与计划的行业巨头应该意识到这一问题给伽利略计划带来的风险，以及“可能远超原来预算的成本增幅”。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责任让这一计划最终成功，同时确保在这一关系到未来欧洲竞争力的领域，欧洲能保持独立和优势，”巴罗说。

　　欧盟国家的交通部长或大臣将于下周召开会议，就伽利略计划面临的问题展开磋商。巴罗在信中说，他希望欧盟委员会届时就伽利略计划设定5月10日的最后期限，促使有关企业巨头采取行动，避免伽利略计划出现更多延期。这样，6月举行的欧盟交通部长会议就可以对这一问题再作评估，以决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我们仍然有时间来避免问题造成重大影响，但我们必须尽快行动，”巴罗说。

　　◆ 利益分歧？

　　对于欧盟国家相关行业巨头间谈判出现僵局的原因，各方存在不同说法。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谈判过程中，西班牙方面对任务分配提出了更多要求，致使各方难以达成一致。这名消息人士说，西班牙希望将伽利略计划中两座地面控制中心建立在该国境内，而各方此前达成的部分方案已经将上述项目分配给德国和意大利。

　　“西班牙ＨＩＳＰＡＳＡＴ公司导致了谈判受阻，”另据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他们希望得到已经分配给法国、德国和英国方面的项目，希望增建控制中心以及获得更多伽利略的经营权。”

　　当法新社记者向参与方之一、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求证时，该组织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仅表示：“我们始终对伽利略计划持乐观态度，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15日报道，参与计划的少数内部人士对伽利略计划产生了疑虑。他们认为，由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ＧＰＳ定位系统完全免费，伽利略计划能否给欧盟带来足够利润还是个问号。因此，只有在利润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计划才可以继续实施。

　　“我们在利润方面存在疑问，”报道援引一名业内人士的话说，“当你可以得到免费可口可乐的时候，为什么还准备去卖百事可乐呢？”

　　不过，支持伽利略计划的人士并不在少数。ＧＰＳ系统由美国五角大楼所掌握，以军用为主，并且可能被美国以“军事”原因随意切断卫星信号。

　　路透社说，借助伽利略计划，欧盟可以完全摆脱对美国ＧＰＳ的依赖，在商业和战略方面都实现独立。（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