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文章提供 于 2007-3-15 文章作者: 海韬: 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方3月8日举行了一项以“反劫持作战”为主要任务的演习。在演习过程中，台湾军方公开安排了高空渗透特攻、神龙小组跳伞等整合航空与特战的一整套操练，堪称目前台湾陆军“最精锐”部队之一的台陆军航空特战部队也高调亮相。

　　此次参与演习的“航空特种作战部队”，即台陆军第862航空特战旅，成立于1999年，归属台航空特战司令部指挥。该旅由台军空降旅改编而成，下辖1个 105毫米炮兵营和5个特战步兵营，总兵力1200余人。其主要任务是在大陆地区和大陆攻台登陆部队侧后实施空降特种作战。

　　第862航空特战旅是台陆军继“精实案”后“硕果仅存”的旅级特种部队，因此在装备、训练、拨款等方面也受到格外的照顾。该旅不仅拥有大批AH-1W“超级眼镜蛇”武装直升机、OH-58D侦搜直升机和CH-47SD型运输直升机，具有较强机动作战能力，同时还从美国购买了一批高精度GPS定位仪、各式狙击枪、突击步枪、夜视器材以及“十字弩”等特种作战装备。

　　在训练方面，台陆军为第862航空特战旅建立了专门的“特战训练中心”，其培训课程包括高空渗透、爆破、山地丛林作战、海陆空渗透突击、野战求生、心理测验等内容。由于第862航空特战旅是台军目前唯一的旅级规模的特种作战部队，号称具备空降、机降、山地作战以及三栖特种作战能力，因此该旅也得到了“台湾陆军最精锐部队”的称号。

　　一直以来，为了达到在多种复杂条件下的训练效果，台“陆航特战队”通常采取分散部署的方式，除了旅部所在地大武营外，其训练基地分布于台湾各处，如寒地训练在合欢山上，水上训练则在左营海军基地。但2006年底，台航空特战司令部却突然要求“陆航特战队”各部向台北地区集中。

　　原来，根据台军计划，“陆航特战队”也将成为台北特别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陈水扁等“行政首脑”免遭大陆“斩首”。早在2006年初，陈水扁为提高欢迎浏览ddhw.com你一定会喜欢台军所谓“反斩首”能力，就已经下令驻防青泉岗的台海军陆战队第66旅一部北上，接管陆军第351装甲步兵旅的营区和防务，以强化对“总统府”和其他重要机构的保护。与此同时，台军584装甲旅也移防台北。至此，加上台北市内专门负责市区守备的台宪兵202指挥部后，反“斩首”部队的兵力已经达到近4000人。在“陆航特战队”加入台北“反斩首”特别部队后，陈水扁在岛内搭乘直升机转移时的安全系数则将大大提高。

　　为了尽快实现作战任务上的转变，台“陆航特战队”开始将包括掩护“行政首长”搭乘直升机转移在内的“反劫持作战”，作为其日常训练的主要科目。目前，“陆航特战队”已经被正式纳入“万钧计划”，一旦“总统府”遇袭，陈水扁将在宪兵部队护送下乘“云豹”装甲运兵车撤离，或乘“总统府”院内24小时待命的直升机从博爱特区大楼转移到衡山三军指挥所。在此期间，“陆航特战队”将全面负责飞行途中以及着陆场周围的警戒任务。

　　另外，“陆航特战队”近期还可能购买数架S-92新型直升机，该机可容纳22名乘客，最大速度可达每小时300公里，最远航程760公里。一旦衡山指挥所或“空军一号”遭到破坏，“陆航特战队”将直接担负撤离任务，搭载陈水扁前往预先停泊在外海的军舰外逃。可以说，曾经号称具备空降、水域渗透及夜间作战能力的台湾陆军“最精锐”部队，已经彻底沦为“台独”分子的逃跑工具。▲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从2002年到2004年，在日本的报纸、电视、杂志里出现最频繁的词 是“拉致问题”。这个中国人看了会纳闷的词“拉致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让整个日本社会沸沸扬扬、日本要和朝核会谈捆绑到一起，让周边国家感到困 惑的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

绑架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东西冷战的坚冰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日本也是左派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美国为越战焦头烂额，这样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北朝鲜不知出于什么战略目的，突发奇想，派出工作船 潜入日本沿海，武装人员使出绑架绝技，把正在海边散步或约会的年轻人打昏塞入麻袋，装船运回北朝鲜。当时年纪最小的被绑人员只有十三岁，年纪最大的有 四十多岁。另外还有一些人是被北朝鲜特工拐骗到北朝鲜的。现在日本已经确认的被绑架者有十五人，怀疑被绑架的失踪者有数十人。

这些日本青年被绑架到北朝鲜后，与日本的家人音信隔绝，在巨大的压力下 艰苦挣扎，为了生存强迫自己适应突变的环境。他们被重新起了朝鲜名字，担任 朝鲜特工的日语指导等工作，接受各种训练，像北朝鲜人一样宣誓效忠金日成。 他们有的人还加入了朝鲜劳动党，在朝鲜的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有意思的是，朝鲜还安排他们结婚。有一对恋人是在海边约会时双双被绑架 的，到朝鲜后被分到不同的地方接受训练，几年来一直都不知道对方的生死。但 一天突然被上级介绍对象，见面后方知对方就是原来自己在日本时的恋人。两人 欢喜之下感慨万千，当即决定结婚，后来还生了一对儿女。
 
绑架事件一直是北朝鲜政府的绝对机密，面对日本政府的怀疑朝鲜官方一口否定。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北朝鲜的一些外逃人员暴露了这些事情，北朝鲜政府的口气好像也不那么强硬了。

九十年代中期，以十三岁时被绑架的女孩儿横田惠的父母挑头，结成了“绑 架受害人家族会”，并逐渐得到了一些社会力量的支持。他们不断向政府请愿、施压，使得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把“拉致问题”作为对北朝鲜外交的首要悬案, 并把解决“拉致问题”作为与北朝鲜进行国交正常化谈判的先决条件。

经过外交人员的努力，终于在2002年9月，日本小泉首相实现了平壤访问。小泉一到平壤，就收起了笑容，明显是讨债来的一样。在和金正日最初的见面以及其后的会谈中，两人都是绷着脸，没有一丝笑容。但这次会谈的结果却是 让世人震惊的：一向以强硬著称的金正日亲自就绑架问题向日本道了歉。之后发表平壤宣言，小泉于当天回日本。

2002年10月15日，五名被绑架人员乘专机回到祖国日本，与分别了二十多年的亲人见了面。场面是动人的，心情是激动的，舆论是沸腾的。可是当时这五名被绑架者走下飞机玄梯时，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真正等待自己的是另 一场艰苦的人生考验。因为此后因为他们的去留问题，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更加恶化，完全进入了一个外交怪圈。

这五名被绑架人员是莲池夫妇、志村夫妇和曾我瞳，两对夫妇都是在北朝鲜 结婚、生儿育女，儿女此时都在上大学或高中，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日本人，也不会说日本话。只有曾我瞳比较特别，她在19岁那一年和母亲散步时被绑架， 之后母亲生死不明，她被带到北朝鲜。后来在北朝鲜和美国人杰金斯结婚，育有两个女儿，女儿此时在上语言大学。曾我瞳的丈夫杰金斯也是一个特殊人物。他原是驻韩国美军，六十年代叛逃到北朝鲜，并在北朝鲜的宣传节目中出场，赞扬北朝鲜是理想之邦，策反美军。美军认定杰金斯有叛逃罪、策反罪等，几十年来 一直在通缉他，如果杰金斯到了美军手里，肯定重罪难逃。

这五个人原定回日本两个星期，胸前都还别着金正日像章。眼看两个星期转 瞬即逝，他们家乡的亲人，以及“绑架受害人家族会”的成员不断放出话来，不 让他们回朝鲜了，甚至他们有的亲人还说，如果他们回了朝鲜，就再也不认他们了。因为北朝鲜的调查结果说，除了这五人之外，其他被绑架者要么已经死亡，要么没有到朝鲜，“家族会”横田代表的女儿横田惠在北朝鲜结婚后留下一个女儿，但本人已经死亡。“家族会”非常不满这个结论，认为朝鲜作假，他们给日 本政府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留下这五人。

日本政府随即在五人回国两个星期的时候，宣布要延长他们的滞留期间。日本国内一片不能让五人回朝鲜、对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要用强硬手腕等等的声讨声，甚至还有人给担任与朝鲜谈判、主张暂时将五人返回朝鲜的外交官家里寄子 弹。只有曾我瞳的妹妹小心地说，她姐姐和其他四人的情况不同，希望政府能区别对待。但这个声音很小，很快就被淹没掉了。于是，五人的短期归国探亲，变成了永住归国，胸前的金正日像章也取掉了，跟留在朝鲜的子女亲人失去了联系， 什么时候能再次团聚就完全交由政府来处理，个人能做到的只是等待和少说话。

日本的“专家”们分析说，北朝鲜正在闹饥荒，并且由于核问题在世界上很孤立，急于想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得到日本的援助的同时，想通过日本斡旋和 美国改善关系。所以，只要日本坚持强硬立场，北朝鲜肯定会屈服。

其后日本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要求朝鲜无条件归还五人的家属，并对其他被 绑架者的情况给出能让人满意的结论。朝鲜则坚持说是日本违反了当初的约定，应该让五人回一趟朝鲜，由他们自己和家人商议决定是不是回日本定居。北朝鲜 由于金正日曾亲自道歉，放回五人后却不讨好，很没有面子，所以谴责日本的口气很强硬。日本则由于已经将五人留在了日本，迫于国内的压力和面子也不可能 把五人返还朝鲜。而且日本国内敌视、蔑视北朝鲜和朝鲜人的观念根深蒂固，怎么能听任“朝鲜人”（在日本，“朝鲜人”是个带有轻蔑意味的词）的摆布呢？

日本和北朝鲜谈判中断，在公开的场合互相攻击和谴责。日本在朝核六国会 谈上要求将绑架问题捆绑朝鲜核问题，中国、韩国、俄国都感到困惑，日本于是 更贴紧美国，要美国对朝鲜进一步施加压力。朝鲜则扬言要将日本赶出六国会谈。

日本国内对朝鲜的敌视情绪升级，有人向朝侨组织“朝鲜总联”进行威胁， 有人散发攻击性传单，还有人向朝鲜学校的学生吐吐沫。朝鲜的贸易船被严格检查，朝鲜的海产品被拒绝进口，来往于日本朝鲜之间的定期船万景峰号也被迫停 运。日本国会积极准备通过一项决议对朝鲜进行制裁。在“家族会”的要求下，以及国内敌视朝鲜的情绪中，日本政府采取的是强硬立场，不仅动用经济、舆论 的手段对朝鲜施压，还游说美国等，要将绑架问题国际化。

曾我瞳等五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们在家乡望眼欲穿，等待政府把他们的 子女亲人接回来团圆。曾我瞳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一所房子里，时刻牵挂着她的两个女儿和丈夫。在等待了一年的时候，她对记者说：“我们被绑架者什么罪也没有，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折磨？”她还说：“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我想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可是，家人团聚什么时候能实现，依然是未知数。

这期间美国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遭遇了困难，伊拉克局势混乱，且呈现出长 期化和泥沼化的趋势。布什总统由当初宣布伊战胜利时的意气风发，到满脸苦恼 地应付国际和国内的指责，而且大选局势也不容乐观。这样，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剑拔弩张的扈气好像是减少了一点，和平解决的机会大大增大了。因而，美国在 日本人绑架问题上即使对朝鲜施加压力，所起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进入2004年，日本调整了对北朝鲜的策略，外交人员和国会议员在水面 下悄悄与北朝鲜开始进行接触，中国的北京和大连等地也成了他们秘密会谈的地点。2004年五月中旬，日本政府对国民宣布了小泉首相准备2次访朝的消息。这时，曾我瞳等五人已经等待了一年零七个月。

2004年5月23日，日本小泉首相再次访问平壤。这次到机场迎接的只 有朝鲜外交部的官员，而第一次访朝时有朝鲜第二号人物金永南迎接。小泉第二次到平壤，被安排在迎宾馆等待金正日接见，脸上也有了一些笑容。小泉是西服 笔挺，金正日还是那一身夹克挺着肚腩，甚至头发还有点儿乱。一个半小时会谈 后，宣布会谈结束，原定下午的会谈不再进行。小泉在下午与曾我瞳的丈夫和两 个女儿进行一个小时的见面和劝说不果后，召开记者发布会，公布这次访朝结果，并表示由于曾我瞳丈夫杰金斯不愿来日本，两个女儿也表示要在朝鲜完成大学学业，所以将安排曾我瞳与其丈夫女儿在北京等地会面。小泉于当天晚上回日本， 并带回了莲池家和志村家的五个孩子。北朝鲜则公布日本许诺给于25万吨大米 和相当于1000万美元的医药品援助。

小泉当夜接见了“绑架受害人家族会”，说明得到金正日重新调查其他被绑 架者情况的保证，但遭到了痛烈批判。“家族会”认为小泉的2次访朝没有成果 只有退步，不但没有带回杰金斯和其女儿，而且对剩余十人的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不应该许诺给北朝鲜大米和医药品的援助，而且说他们被小泉出卖了。
 
第二天的舆论调查认为，同意小泉访朝有成果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日本政 界也有人说小泉取得的这些成果虽不完善，但总比什么都不干强。曾我瞳一个人回到了她的家乡佐渡，回到了她一个人独自寂寞地生活了一年七个月的空荡荡的家里，第二天没有去上班。

日本的电视台又热闹起来了，许多专家评论家纷纷就此发表见解，献计献策。 有人骂北朝鲜，说北朝鲜是故意的，如果真想还人的话就应该像对那五个孩子一样，强制杰金斯和其女儿登上来日本的飞机。有人就说这样来日本的话，政府要按日美协定把杰金斯交给美军坐牢，曾我瞳照样要家族离散。容易受到北朝鲜的控制。更可笑的是有“专家” 一本正经地建议说，安排曾我瞳在中朝边界的某个城市住，这样她的女儿和丈夫可以经常来看她。没有一个人考虑到曾我瞳女儿的意见，她们想留在朝鲜继续学业，她们想让母亲回来一起生活，她们的父亲杰金斯在朝鲜的大学里工作，她们 其实在朝鲜的生活也不错。电视里出场的这些“专家”们没有一个人提出让曾我瞳回朝鲜的话题，也许有人心里想过，但嘴里说不出来，能说的只是对朝鲜的批判和蔑视，否则的话就是非主流政见，弄得不好还可能会遭到极右势力的攻击。

曾我瞳的命运未定，日朝“拉致问题”还没有结束，我们将继续关注日本如何走出这场外交怪圈  ▲ 

    “间谍”这个词对于今天的许多大陆人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陌生了，然而，实际上台湾间谍特务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活动，我们与间谍特务斗争也没有停止过。尽管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5月初访问大陆，与共产党取得了一些共识。但是，国民党毕竟是在野党，台湾岛内“台独”势力仍然以我为敌，对大陆的特务派遣有增无减，活动仍很嚣张，我们在隐蔽战线上面临的敌情是严重的，反间谍任务日益艰巨。

    进入新世纪，台湾当局不断派遣特务到大陆进行间谍活动，是因为它一直把大陆作为“威胁台湾安全的主要敌对势力”。它一方面派特务到大陆从事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又疑神疑鬼地认为，大陆在台湾“布下了大量间谍”，并捕风捉影地搞了几次“清查”活动，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据台湾媒体报道，从2004年元月起，为配合实施“精进案”，台湾将对其军队情报系统进行大规模改组，台湾军方历史最悠久，地位最重要的情报单位——“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也在改组之列。由于地位特殊，保密性强，台湾“军情局”一直披着 一层神秘的面纱，其真实内幕鲜为人知。

    台湾“军情局”的前身是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赫赫有名”的的“军统局”。1946年，“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又改名“国防部第二厅”。1954年台湾当局对情报部门进行调整时，又将其名称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勤室”才合并为现在的“军事情报局”，由台军“参谋总长”直接指挥，其所搜集的情报主要供台“国防部”及“参谋部”用作决策参考。

    “军情局”下设7个处、一个“情报研究中心”和一个“秘密交通中心”，其活动主要是收集大陆政治、军事情报，情况需要时还可以策划破坏，暗杀，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击、骚扰、心战等活动。除此之外，台湾军情局的主要任务还包括：适时在大陆建立和发展“敌后武力”，对大陆军队进行策反和军事“攻心”，配合台军的战略性行动等。

    近年来，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海峡两岸交往日益增多，台湾“军情局”亦不失时机地制定计划，选派人员赴大陆，以参观、旅游、探亲以及投资开工厂等名义，搜集大陆情报、物色工作物件，发展间谍网络。

    由于台湾“军情局”的间谍绝大多数是台军现役军官，因此不管他们到哪里都无法取得正式的“名份”，换言之，如果这些间谍在别国境内从事间谍特务活动而被曝光，那么得由台当局出面才能避免引发国际事件，因此最隐蔽的间谍当属台湾“军情局”的间谍。

    台“军情局”情报人员的选拔与培训中，除了通过“情报专科班”对外招生外，绝大多数都是对台军各军兵种现役军官实施选训，选训之前一般要经过本人的同意。

    台军职系统的特务选训过程尤其重视“品德考核”与安全检查两大项，只要有一项不合格就不会列入选训名单。“军情局”间谍培训班通常每年开班一次，平均每期120人左右，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爆破、射击、摄影、无线电通信、密写、密码破译等。在接受情报训练的过程中，除了“情报专科班”必须先接受9周的基本入伍训练之外，现役军官都是直接到情报学校接受第一期13周的情报训练。

    专项培训的主要科目是间谍情报行业特有的情报搜集、情报办证、档案制作、化妆与变身、技术情报等特殊技术。尤其是档案制作和化妆与变身两种技术，更是在情报圈以外学不到的技巧。这方面，世界各国都是列为高度机密，台湾情报界也不例外，绝对能算得上是“见不得人的技术”。其中，档案制作主要是以特殊的墨水、代号、代码、书写格式、信函等各种方法，让自己所寄出的信完全没有任何情报证据。

    继续接受专项培训的学员，除了进行间谍专业的专项培训外，还要进行各种特种作战能力训练。通常情况是要到陆军谷关特种作战基地接受基本求生训练，还要到屏东伞兵训练基地完成至少3次以上的跳伞训练。然后再到海军陆战队的蛙人基地接受严格的水下特种作战训练。同时还要前往陆战队的特勤队练习各种轻兵器的射击。 当然，所有经过情报训练的学员都要经过结业考核，成绩合格后才可以正式接触间谍情报业务。而且结业考核的科目每年都不一样，如果今年是要求有来无回的“军情局”特工学员，以跟踪的方式进行特定人士的调查，明年可能就是进行范围较大的社会调查工作，或是做情报资料的整理与研判读的工作。

    结业考核中最复杂、最特殊的一种形式被称为“境外综合考查”，就是通过岛外旅游方式来考核学员的综合情报获取能力。由于这种测验方式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因而台军情报部门通常在经过上层机关的批准后，才可以实施。但从实际的考核效果看，很多“军情局”的学员均难以顺利地在境外进行调查和获取情报。这也说明台军情报人员的培训绝非“成效显著”。

    另外，依据台“军情局”的规定，接受情报训练的学员不可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一切都是在完全保密的环境中进行，学员的思想压力极大。而且即使是脱离了情报系统之后，依照规定，3年内不准出岛旅游、探亲，使得台军的情报事业真正成了“见不得人的事业”。

    据境外媒体报道，多年来，台湾“军情局”制定了所谓的“六大计划”，秘密搜集大陆相关情报。这“六大计划”的代号分别为：“夏阳”、“黎明”、“先基”、“晨曦”、“春风”和“复华”，其中一些方案已经由以“军情局”为主的情报单位秘密执行多年，而另一些则是近年来新出台的。

    “夏阳”计划指的是在大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9种重要战略目标中，积极发展情报组织的行动计划。该计划明确列出20个优先发展情报力量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沈阳、南京、广州、芜湖、遂溪、湛江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城市要么是大陆的政治、经济和科技中心，要么部署有解放军先进的战斗机、导弹或者新型军用舰艇，军事意义十分重要。

    “黎明”计划主要是针对在两岸发生冲突时，如何为台军特种部队发动反制攻击提供目标情报服务。该计划选择了大陆东南沿海，包括舟山、汕头、厦门等9处地点作为台特种突击的主要目标，集中搜集这些地区的陆地和水文资料，以备台军登陆作战之需。

“先基”计划是指加强在大陆沿海的导弹阵地、雷达场站、指挥中心、通信枢纽、军港以及机场等6种主要军事目标区，搜集“预警性军事情报”的绝密计划。

    “晨曦”计划重点策划一旦两岸战事爆发，如何迅速将台在大陆潜伏的情报组织启动为具有“实际行动”能力的“敌后武工队”，以便在大陆重点地区进行爆炸、投毒以及暗杀等破坏和颠覆性活动。

    “春风”计划企图策反大陆要害部门中的立场不坚定者，解放军、宗教人士以及少数民族人士都是该计划的重点目标。

    “复华”计划特指台湾情报机构物色，训练以及派遣情报人员到大陆进行谍报活动的专案计划。

    尽管台湾“军情局”拥有众多特权，但其吸引力却在日益丧失，“军情局”的情报人员，不仅前途渺茫，而且往往处境艰难，常有性命之忧。

    台湾情报系统历经多次改革后，大多数台军军官一旦迈入“军情局”，就意味着给自己的前程划上句号——即要做好“中校军衔扛到死”的准备了。因为在台军情报系统内，只有极少数运气极好的人才可以升到上校及以上军衔；除此之外，由于台湾当局对外国的情报依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愿意培养自己的情报人员，所以，“军情局”的情报人员士气日益低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未来的前途。

    台湾“军情局”从事的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职业，情报人员常常性命难保。据台媒体披露，自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后，已有3000余名台湾军情局间谍“以身殉职”。从早年的“神斧”，“班超”、“光武”、“三民”、“海狼”、“长风”乃至近年来的“威远”及“定远”等情报搜集计划，可以说都是由一群“甘心”为台湾当局卖命的情报特工所写下的血泪史。

    据台湾一位资深情报官员透露，在台湾近年来的各项情报搜集计划中，“没有一次是不付出代价的，总是会有报告称被‘破线’或‘拆台’，也就是情报网被大陆的反间谍系统查获”。“老实说，光是2002年就有至少20人‘移民’了，其中已证实5人被‘移民局’处分”。这就是说，台湾情报员去年一年内，就有20人失去联络，其中5人证实被当地逮捕。这位情报官员还承认，大陆的国家安全部门对台湾特工的行动几乎了如指掌。

    事实上，台湾“军情局”并不完全信任其情报员，每一季度、每一年，“军情局”都要规划安排对局长以下所有“军情局”人员进行仪器测谎工作，同时运用科学器材严格管制出入人员是否带有重要文件。对于最近出境的情报人员、即将执行任务或调动升迁的情报人员，无论其官职大小，都必须接受仪器测谎，这也使得“军情局”的情报人员人人自危，不胜其烦。(未完待续)  ▲

2001年7月14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少民间谍案。李少民何许人也？原来，这名现年45岁、拥有美国国籍的华人，还是个拿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一直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然而，李少民放着安稳舒适的教学生活不过，却鬼迷心窍地接受了台湾间谍组织的任务，为台湾当局收集大陆情报。他的犯罪活动逐渐被大陆国家安全机关发现。2001年2月26日，国家安全机关开始在深圳对他进行监视，并于5月15日正式将其逮捕。鉴于李少民拥有美国国籍，中国有关部门按照《中美领事协定》的规定，将逮捕他的消息向美国驻华使馆作了通报，并安排美国使馆人员进行探视。此次开庭审判，中国方面也安排美国使馆人员旁听，在法律程序上可以说十分公正。在法庭上，检察官以无可辩驳的大量证据，列举了李少民种种危害大陆安全的犯罪事实，使他不得不低头认罪。法庭一审判决，将李少民驱逐出境。这个身为华夏子孙，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的美籍华人，被可耻地被赶出中国。

极为巧合的是，一年前的2000年7月13日，同样是在北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3起台湾间谍案进行了一审判决。这些涉案间谍可就没有李少民那么“幸运”了。案犯杨铭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案犯姚嘉珍（??个人全部财产；案犯张玮（女）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3名间谍都隶属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以下称“军情局”），多年来在大陆收集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其实，这些年来，台湾间谍在大陆的活动十分猖獗，大陆国家安全机关破获台湾间谍案的数量不断增加。1997年，西安市国家安全局破获朱晶民间谍案；同年，南京市国家安全局破获王冠都间谍案；

1999年10月，四川省国家安全厅破获王平间谍案；1999年11月，武汉市国家安全局破获岳青间谍案……

备受关注的台湾间谍嫌犯宋孝濂，2004年5月被海南中级法院一审以间谍罪，判处其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

宋孝濂，曾用名宋安年，英文名SUNG HSIAO-OIEN，间谍化名张晓圆，男，1964年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商人。因涉嫌犯间谍罪，于2003年12月14日被拘留，2004年1月19日被逮捕。由于涉及国家机密，法院不公开审理了该案。

据法院审理查明，1993年以来，宋孝濂经常到海南进行一些商务活动。2001年5月，宋获知其朋友童某某(另案处理)系台湾情报人员后，向童表示愿意为台湾情报机关工作。童将该情况向台湾军情局间谍范某某报告。2002年4月间，范在台湾台北县新店市约见宋，向宋表明其间谍身份及所在部门系情报部门，并要求宋为其搜集反映海南政治、经济情况的报纸、杂志、刊物、地图等资料。宋予以答应。几天后，范及其上司黄某某再次约见宋，向宋作出同样的要求，还指示宋搜集我驻琼某部队军事情况，宋答应后，范发给宋活动经费2万元台币。

2002年4月，宋带着搜集情报信息的任务潜入海南琼海市，搜集了反映海南的政治、经济动态的报刊、地图等资料20多份。同年5月，宋先后两次带其情妇王某某作掩护打探我军情报。同年6月，宋回台湾把以上资料及军事情报提供给了范某某和黄某某，还当场绘制了有关军事示意草图说明。

为了便于传递情报，范将台湾军情局的电子邮箱编码提供给了宋，还教授了其暗语、编码及记录我军事情报的方法，并规定宋的间谍化名为张晓圆。

同年7月，宋同童某某窜至三亚，以旅游为名，观察、刺探我军地理及建设情况。

2002年10月，宋返回台湾，将搜集到的我军的军事情报提供给台湾军情局台北站的罗某某。

因涉嫌在海南从事间谍活动被拘押的台湾人宋孝濂，1月20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与前来探视的妻子和儿子吃团圆年饭。

2004年1月20日，我安全人员逮捕了 2003年12月15日逮捕台湾间谍行动中漏网的两名台情报人员，至此，台“军情局”在福建的情报网被彻底摧毁。被捕的两名台湾间谍为一男一女，男的叫张旭闵（27岁），女的叫余诗屏（24岁）。这也是大陆在一系列追捕行动中抓获的最年轻的台湾情报员张旭闵。

张旭闵于1977年出生在台中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境一般，其父从事小型农机修理，母亲和弟弟都在帮忙。1997年，年仅20岁的张旭闵进入台“军情局”当勤务员，负责环境卫生和哨站，是“军情局”里的最底层。1999年，他离开“军情局”，先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和三个旅行社里打工，搞旅游和婚姻中介业务。也就是在旅行社工作期间，他认识了女友余诗屏。余诗屏出生于1980年，2000年高等职业中学毕业后先在台北一家公司上班，后进入旅行社工作。

微薄的经济收入使张余二人的生活很是拮据。就在这时，张旭闵遇到了他当勤务兵时交往甚密的“军情局”同事。这名同事任职于“军情局”二处，是一名职业间谍。在他的发展下，张余二人先后成为情报员，并于2002年5月被派到福建搜集情报，主要是大陆导弹部署情况。临行前，那名同事对他们说：“你们去后，往返机票这边都给报销，刚开始是试用，如果表现好，就可以正式办手续了。”在大陆最初的几个月里，张余两人相当卖力，“军情局”派他们去莆田，他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去。因此，“军情局”方面对他们还算满意，不久就办理了正式聘用手续。

在福建潜伏期间，张旭闵和余诗屏对外宣称，他们是在为台湾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做事。他们以此为幌子，秘密布建搜集大陆导弹情报的网络。“军情局”给他们的月薪是5万元新台币（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同时报销往返机票。2003年年底，张余两人返回台湾汇报工作，因此侥幸逃过了大陆安全部门的抓捕行动。今年1月，台湾“军情局”为他们办理了续聘手续，月薪仍是5万元新台币，进入大陆的期限为1年。“军情局”同时要求他们先潜伏起来，等待上级指令；为安全起见，春节期间不许他们四处活动。

据知情者透露，张余二人给大陆安全部门的感觉是“太年轻”，情报素质很低。他们知识面窄，也不怎么读书看报。另外，他们的上司显然也没对他们的危险处境做任何交代。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更没有从外界的蛛丝马迹中判断出自己已处于危险境地；入境后对于大陆安全部门对他们实施的监控毫无防范，像“没事儿一样”，被捕时也没有一丝警觉。

台湾居民王长勇，男，1956年3月18日生，台湾居民身份证号码：H121981231，通行证号码：0320560601（D）。台湾住址：桃园县八德市建国路452巷22号，大陆住址：福建宁德市霞浦县城关万贤街洗马栏189号，2003年12月15日被拘留审查。

据王长勇供认：他于1999年到福建省宁德市经商，2002年经人介绍与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许桂福结识，许桂福要求王帮忙搜集大陆军事情报，王表示同意。同年9月，许桂福在台湾桃园市为王长勇办理了参加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组织手续，规定王的间谍化名为“陈旺”，月薪4万元新台币。许布置王的间谍任务是：搜集大陆军事演习、军队调动情况及福建省三都军港等军事目标的情况。王长勇按照许的要求，曾多次潜入我军事要地搜集情报。

王长勇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任务，潜入祖国大陆搜集军事情报，造成重大危害，证据确凿，涉嫌犯间谍罪，触犯了法律。

当王长勇走进会见室时，一直翘首以待的妻子陈慧懋立即扑上去紧紧拥抱着他，久久不肯松手。其老母亲用沙哑的哭声告诉前往采访的两岸记者，她祖籍福建长乐，后来定居马祖，含辛茹苦养育了这个儿子。她说，她儿子长勇本来很老实，是因为喝了酒后被人骗去做坏事的。她虽然自己全身都是病，但因想念儿子，所以专程前来探视。她希望留在福州与儿子一起过年。

王长勇劝母亲、妻子和妹妹说，年关已到，希望她们赶快回去过年。他说，他在这里一切都好，看守所警员对他都很好，现在除了不自由外，住的、吃的都好，希望她们不必为自己担心。

当得知母亲因担心他患有高血压，特意从台湾带来了营养品和药物时，王长勇安慰母亲说，这里的医生对他很好，每天给药，不必从台湾带药来。

他还对前来采访的两岸记者说，本来象他这种嫌犯是不能与家属见面的，大陆政府对他格外照顾，他表示由衷感激。他表示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希望能得到大陆政府的宽大处理，早日回家。他母亲见到儿子安然无恙，甚觉欣慰，一再表示感谢大陆政府。

王长勇的妹妹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王的两个孩子也非常想念爸爸，只是他们还小，往来两岸不方便，他们也盼望着爸爸能早日回台湾团聚。

    ◆电力部副部长等落马

    美籍华人方复明通过巨额资金贿赂中国国家工作人员，为外国公司刺探、收买有关工程项目的秘密和情报，已于去年10月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

    《法制日报》所属的《法制与新闻》月刊去年12月号披露了该起重大泄露国家机密案件的部分案情，据报道，该案涉及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原电力部副部长查克明、7个厅局级、数个处级干部。检察院为此立案11起，目前已审结6起。内部人士称，此案的规模之大、级别之高，实属罕见。

    1995年，我国侦查人员发现美籍华人方复明在中国大陆活动频繁，尤其是在一些国家大型招投标项目过程中，经常出入一些主管领导的住所，行迹十分可疑。

    方复明是何许人也？方复明今年65岁，195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专业，1960年调到浙江省电力局一直到1989年，其间先后历任工程师、浙江省电力研究所总工程师、所长、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89年后移居美国，1994年加入美国国籍。

    应该说，方复明当年在行业内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不仅因为他身处要职，与上层领导关系密切，还因为他专业技术的高超，这使得他在电力系统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即使是到了国外，方复明仍然是一些大企业争夺的目标。1993年其被香港飞雅电力开发顾问公司聘为董事经理。

    鉴于方复明的特殊身份，侦查人员决定暗中对其进行跟踪、监视。

    1999年，方复明再次回到中国。其间，他设宴款待几位如今已身处要职的老部下时，将一台从不离手的笔记本电脑留在了宾馆。侦查人员见机不可失，悄悄地潜入了方复明的房间，打开了那部由方复明自己改装，号称具备目前最先进笔记本电脑3倍容量的手提电脑。里面的内容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电脑中有500余份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国家机密文件，有的甚至还带有中央领导的批示。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侦查人员在电脑里还发现了一张表格，上面分别列出了年月日、我国主要的项目工程名称、负责人员以及他们收取的好处费金额等。其中涉及35名个人或单位，包括在京的国家工作人员7名、外省市国家工作人员15名。表中赫然记录着方复明计划行贿数百万美元，已支付50多万美元以及受贿人的签字收据等情况。

    这实际上就是一张佣金分配表！从这些资料看，侦查人员断定方复明近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一些外国公司做项目代理，通过用巨额资金贿赂我国家工作人员的手段，为这些公司刺探、收买有关工程项目的秘密和情报，从而从这些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顾问费。侦查人员没有贸然行动，迅速离开了宾馆。

    由于此事牵扯面大，案情较复杂，司法部门决定对方复明实施边控蒙在鼓里的方复明再次回国，刚一下飞机，就被等候多时的侦查人员扣押，对其采取了监视居住的措施。经上级批准，此案涉嫌经济犯罪部分由检察机关侦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北京地区的侦查任务交办给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该院迅速从各院抽调了几名业务骨干，由李兆、田明海、白鸿政、于书京、游立、冯宝军、焦姝珩等组成了3?13专案组。专案组兵分三路，一路负责方复明的审讯，一路将所有签字收据进行笔迹鉴定，另一路按照佣金分配表与有关人员正面接触，以佣金分配表为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下，侦查行动在绝密的情况下开始了

    但是侦查员从方复明电脑中提取的签字收据，大部分署名与佣金分配表中受贿人的姓名是不符的。这是怎么回事？侦查员迅速调取了佣金分配表中受贿人的笔迹进行比对，其中一个叫“姚午鸿”的签字收据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这个笔迹怎么会与原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进口处处长吴守仁(正处级)的字迹一模一样？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吗？侦查员决定会会这个吴守仁。

    2000年4月18日，侦查员身着便装来到吴守仁的单位，毫无准备的吴守仁脸色骤变。不过他只承认曾经收取过他人的一些烟酒类的物品，其他问题一概不知。看起来，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侦查员决定将其带回检察院讯问。吴守仁的头上渗出了汗珠……

    1985年，我国对北仑港电厂项目向国内外招标，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等几家公司参与竞标。当时，丸红公司投标图纸上的某些数据并不符合招标书的要求。为了能顺利中标，丸红公司找到了这个项目的招标业主——●浙江省电力局的副局长方复明，希望他能为公司推荐一个代理公司，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按照规定，方复明只负责审查此项工程的采购指标、技术条款等，其他方面方复明也鞭长莫及。但是方复明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副总经理刘连城(副局级)，另一个人就是吴守仁。对外公司在这个项目中主要负责对几个竞标公司合同中的商务条款等进行审查，参加商务部分的合同谈判，而这两个人在整个竞标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尤其是吴守仁，重要的评标工作都要亲自参加。过不了他们这一关，丸红要想中标那是难上加难。因此，找不找代理公司是小事，关键要打通这两个人的关系。

    由于都是电力系统的老人儿，方复明和刘连城、吴守仁的关系很熟。于是，他把刘连城和吴守仁推荐给了丸红公司。不久，丸红公司大张旗鼓地宴请了三人。有方复明在一旁敲边鼓，刘连城和吴守仁当然明白丸红公司的意图，“既然大家关系都不错，面子还是要给的，更何况也不白干。反正洋人的钱不拿白不拿。”刘连城和吴守仁等人一拍即合。

    项目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都已被买断，丸红公司的竞标一路绿灯。最终，丸红公司成功取得了北仑港项目的承揽权。

    此后，丸红公司按照约定向方复明支付了16万美元。方复明自己留下8万美元，剩下的8万美元刘连城和吴守仁每人4万美元。为保险起见，刘连城将自己的份额暂存于方复明处。1990年之后，刘连城到美国公干，打电话给方复明，称要用钱，请他把钱汇到其子在美国的个人账户上。按照刘连城的要求，方复明先后分两次将3.8万美元汇了出去。之后，刘连称将这笔钱存进了中国银行。

    1996年1月，方复明将1万美元酬金交给吴守仁，吴守仁以“姚午鸿”的名义签收；1996年2月至2000年春节前，方复明分4次给吴守仁在美国求学的儿子汇款3.6万美元。此后，方复明所在的飞雅公司为感谢吴守仁在其他项目上的帮助又支付给其1.9万美元的好处费。

    2000年4月29日，检察院以吴守仁涉嫌受贿罪将其逮捕。他的被捕，在电力系统产生了异常的反响。

    2000年5月16日，当侦查员找到刘连城的时候，时年已经72岁的刘连城什么也没说，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所有问题。在说到所收钱款应是什么性质的时候，刘连城做了一番可笑的阐述：“我们的身份是不能做代理、顾问的，所以这笔钱既不能叫代理费，也不能叫顾问费。否则不是吃里扒外了吗？”不知道按照他的逻辑，他们现在的行为算不算是吃里扒外！

    对方复明的审讯并不顺利，仗着自己是美籍华人的身份，方复明的态度异常强硬。侦查员抓住他的心理，与他展开了一番智力比拼。几个回合之后，方复明老实了许多，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从他的交代中，侦查员注意到另外一个人——永濑国男。2000年9月2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对永濑国男立案侦查，同日刑事拘留，10月8日将其逮捕。

    说起来，●永濑国男和中国还颇有渊源。1938年，永濑国男在日本出生。还不到7个月，他的亲生父母为了躲债，将他交给了邻居——旅日华侨潘某收养。在潘某的悉心照料下，永濑国男一路顺利地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1963年受中国外交部的聘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任讲师、副教授，断断续续直到1979年11月回到日本。由于其在中国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1986年，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聘请其为部长、特别顾问等职务，主要负责在中国的大型投标项目。从此，永濑国男在中国开始了他的“攻垒”计划。第一个被击中的就是原电力部副部长——查克明。

    据永濑国男交代，1987年左右，在山东邹县火电厂二期扩建项目中，三井为某公司做代理，结果未中标。为此，三井拜访了时任山东电力局局长查克明。当时，查克明就对三井的人说，“以后再有项目就要先和我谈，什么投标不投标的。”(据说，这句话后来成了日本商社中流行的查克明语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三井哪有不明白的道理。此后没多久，查克明就调到电力部任主管基建的副部长。于是，三井公司决定一定要搞好和这位铁腕人物的关系。

    1996年2月，查克明率核电考察团访问日本。三井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于是派遣永濑国男拜访了查克明，并为他准备了1000美元的零用钱。“一点小意思，就当作在日本的花销吧！”查克明嘴里说着“不用客气”，手却接过了信封，还没忘了嘱咐一句：“以后有事来北京找我。”

    应该说，查克明能到今天的位置，是靠实力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当年，他是大亚湾核电站的突击队队长，业务水平即使是在美英同行中也是有口皆碑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正直了一生、清廉了一生的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迷失了方向。查克明开始琢磨着怎么利用自己的职位和权利在退休前挣点钱了。

    1997年上半年，三井公司参与了浙江嘉兴火电厂二期项目的投标。为谋求查克明的支持，永濑国男给查克明送去了1万美元。查克明照单全收。下半年，嘉兴项目正处于上报国务院的审批阶段，由于日本银行的贷款利率高于德国在山东聊城项目上贷款的利率，查克明不太满意，希望日本方面能够降低一些利率。听到这个消息后，三井公司非常着急，马上安排对策——由永濑国男再给查克明送一些美元。

    结果，2万美元堵住了查克明的嘴，他再也没提降低利率的事。三井公司暗自庆幸，美元送得及时。于是趁热打铁，在一次盛宴之后，永濑国男又悄悄地递给了查克明一个内装3万美元的信封。得意忘形的查克明将招标工作中的要求以及三井公司在此次招标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底牌全都告诉了永濑国男，并且许诺：“耐心等着吧，会批下来的。”1998年1月8日，查克明同意并签署了上报国家计委的有关文件。五六个月后，嘉兴项目被批了下来，三井公司成了嘉兴项目的总承包商。

    1998年8月，我国开始运作嘉兴项目的融资事项，时任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局局长●谭艾幸(正局级)是这一事项的负责人。此人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可以说是声名远播。由于我国的几次大型项目融资都是他一手操办，因此级别虽然不高，但却属于重量级的国际知名人士。这次，“三井”把攻垒的重点又放在了谭艾幸身上。“如果能得到此人的支持，三井公司的融资几乎就不是问题。”

    当时，与三井一同竞标的还有英国、法国的公司等，中方是浙江省电力公司。用谭艾幸的话说，从技术角度讲，这几家旗鼓相当。可谭却对三井公司“青睐有加”。谭向永濑国男透露了内部消息，并出主意：第一，要加大三井公司在中国的分包力度；第二，降低造价；第三，融资利率不能超过6.3(这个数字是我国内部掌握的谈判界限。由于被泄露，使得最终成交的利率高居不下，国家遭受了巨额损失)。作为交换，永濑国男给了谭1万美元。

    融资工作一开始，永濑国男再次找到谭，希望谭能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做做日本政府和通产省银行的工作。由于上次“合作”愉快，这次谭艾幸也“勉为其难”的欣然从命。1998年8月18日，应三井公司的邀请，由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韦国忠任团长，谭为顾问，连同其他部门的人员一起赴日，访问了日本樱花银行等，商谈关于浙江省嘉兴二期项目的融资问题，并提出了融资方案。

    当事情办得差不多的时候，永濑国男不失时机地将一个装有2.5万美元的信封交给了谭。为了怕谭嫌少，8月22日谭先期回国的时候，永濑国男在机场又给了谭1万美元。

    2000年7月24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谭立案侦查，7月27日对其刑事拘留，8月9日将其逮捕。2001年4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 查克明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立案侦查；2001年9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查克明有期徒刑12年。

    根据佣金分配表上的内容和方复明、永濑国男的交代，我国的检察机关全面出击。经过侦查，一批官员的受贿行为纷纷败露：

    ●犯罪嫌疑人刘加宇，39岁，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部和计划与投资部高级工程师(副处级)。1995年至1999年底在北仑港、禹州等项目中，刘加宇非法向方复明等人提供大量招标底牌、评标意见等经济情报，收受或索取方复明等贿赂款36.5万美元。2000年4月14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刘加宇立案侦查，2001年7月13日，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移送审查起诉；

    ●王建国，61岁，原国家机械工业局国际招标审查处处长(正处级)。其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主管的项目中非法收受日本三井株式会社永万元人民币、廖某11万元人民币、机械进出口公司成套设备部经理贾某6万元人民币。2000年8月3日，北京市检察院以受贿罪对其立案侦查，2001年1月6日，该院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移送审查起诉，4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

    ●犯罪嫌疑人席胜建，39岁，浙江省电力局外事秘书。曾在北仑港、扬州、浙江500KV变压器、镇海等项目中为方复明提供过情报和帮助，佣金表上计划给付23万美元，已付10.5万美元。其不仅给方复明提供了大量密件，收取巨额美金，还和方复明私交甚好，是方复明在浙江等地承揽项目的核心人物；

    ●赵湖宾，46岁，原浙江北仑港电厂厂长。曾在北仑港项目中给方复明提供帮助，方复明计划给付18万美元，已付2万美元。2000年11月12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赵湖宾有期徒刑11年，赃款没收；

    2001年2月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刘连城有期徒刑12年，没收个人财产11万美元，赃款予以没收。

    2001年3月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吴守仁有期徒刑13年，赃款予以没收；

    为了几十万美元，有的甚至是几万美元，如此之多、掌握着我国大型招投标项目决策权的专家、官员相继折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据北京市检察院的侦查员介绍，在这起案件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受贿的官员，但却因苦无证据而无法定罪，有的甚至连某些单位的司机也被牵扯其中。由此可见，方复明和永濑国男之流的触角伸得之深、之长；落马人群牵扯面之广，危害性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全无完) ▲

海峡两岸尚未发生军事接触，一场并未宣战的高科技情报作战已悄悄拉开帷幕。

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近来台湾当局加大向美购买武器的力度和台当局“以武拒统”意图日益明显，台军全方位加大了对解放军的电子侦察。台陆军已组建了“国防部电讯发展室”（电监中心），动用所属30余个地面电侦站、通信情报站监测距台湾300海里内大陆各种电子通讯情报。同时，台陆军还部署了"长白"远程预警雷达，并计划获得美国"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以进一步提高台陆军远程预警和电子侦察能力。而部署在金门岛的第10侦察营则是台陆军对我进行电子侦察和电子战的马前卒。我陆军部队的调动、集结、电台通讯等信息都是其搜集的重点。

台海军电子侦察系统由30余座雷达站构成，这些雷达站主要位于台湾岛西部，而在金门岛和东引岛等处台军部署了7支直属"海军总司令部"的战斗情报队和侦技小组。据台湾媒体日前报道，这些监听站里的设备最近24小时开机、全天候监测解放军海军的舰艇活动、无线电通讯、后勤补给周期甚至潜艇的出入港口等情况。台空军监听系统主要是“强网系统”，该系统由20余个固定式远程预警雷达、机动雷达、E-2T和C-130HE飞机组成。台空军地面电子侦察主要由设在澎湖马公、金门以及马祖等外岛的“监视分队”、“侦收台”和“测向台”等部队实施，侦察范围包含整个台湾防空识别区和大陆沿海250海里内所有的空中目标。据台军透露，在全面换装了先进的美制防空雷达后，"强网系统"对台岛空域和大陆沿海的侦搜范围扩大到463公里，可同时显示600余个目标，并引导150架飞机实施拦截作战。此外，负责空中侦察的E-2T飞机可有效侦测400海里内的目标。台空军官员表示，部署在东南沿海的大陆空军战机（尤其是新式战机）的起降、编队飞行、机场通讯、远程拉练等情况是台军关注的重中之重。

军事专家分析，台军近来对解放军展开如此高密度的电子侦察，除了监视解放军东山岛军演外，更多的图谋还是为可能发生的未来台海军事冲突做准备。台军分析说，2005年至2010年为台海冲突发生的高危阶段，近年来解放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在电子战能力方面也取得长足进步，利用一切机会多搜集、侦测解放军的相关情况已成为台军的当务之急。台湾媒体对此评论说，此举恰恰说明了面对日益强大的解放军，台军追随台当局搞“台独”，心里没底、发慌的一种心理。但无论怎样，台军的活动值得引起我军更多的关注和警惕。

针对近期台湾情报机构的猖狂活动，中国大陆已全面启动反台谍系统，加强侦破工作，力求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系数降低到最小。国家安全机构近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加强了对一些敏感部门、敏感地区的监控台谍工作，同时，加强内部保密教育以堵塞漏洞。在福建以及一些沿海地区的军事设施加强保卫工作，同时，对军事活动采取更加严密的保卫措施。

2003年8月30日　陈水扁宣称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共部署了496枚导弹，并详细指出这些导弹的分布，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的高度警觉，大陆方面迅速采取措施，部署侦查行动。

2004年12月15日　广东、福建、海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8个省市的安全机关同时出动，拘捕台湾间谍，其中广东和福建两省逮捕的间谍最多，分别为8人和6人。

据《东森新闻报》6日报道：台湾军情局在南京布建情报网被大陆破获，消息来源透露，在此之前大陆方面还逮捕了其它地区情报网成员，军情局长期在大陆地区建立的情报网大半已遭歼灭，只是为保护当事人人身安全，台湾当局及家属对此都低调处理，不愿曝光。

消息来源指出，在南京被捕的前军情局上校李运溥并非首起案例，在此之前，许多与李运溥相同出身背景的军情局退伍军官，都曾被军情局征召前往大陆各地区布建情报网，不过，一到中国大陆即被相关单位跟监，一举一动都被中国全程掌握。

据指出，除了南京军区情报网，台方在大陆地区长期搭建的绵密情报网，也有多起被破获，各地多位关键核心成员被逮捕，其中包括部分偏远边陲地区情报网人员，目前正在服刑。有迹象显示，大陆方面破获台方情报网，只是选择性曝光，还有多少情报人员身陷“牢狱”，备受关注。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在大陆苦心建立的大型情报网一个一个被破获，台湾间谍之路越走越窄……  ▲

发表于: 2007-03-15: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总编辑平可夫指出，中国今年大幅增加军费预算，除用于军人加薪外，主要用于新一代的094型战略导弹核潜艇、093型核动力攻击潜艇及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新一代战机及常规武器。

平可夫指出，中国军事预算大幅增长17.8%，主要是因为一系列高精尖武器开发已完成，在结束小批量试验生产后，即将进入量产阶段，可能包括新一代094新战略导弹核潜艇、093型核动力攻击潜艇、DF-31A型洲际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新一代的常规武器，例如歼-10战斗机。

此外，解放军2006年7月完成较大幅度的全军加薪活动，也需要军事预算持续增加。鉴于高精尖武器持续生产和可能投入更多军费，因此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军事预算增长还将可能经常性超过15%，以实现高速军备增长需要。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情报处近期声称，中国海军计划建造五艘094型弹道导弹核潜艇。消息声称部分正在海上试航，第一批最快在2008年可能陆续服役。建造四至五艘094型战略导弹驱逐舰是比较符合中国海军建立有效的最低第二核打击战略需要。

平可夫指出，强化核潜艇和潜艇发射战略导弹已成为今后发展核打击力量的总体趋势，中国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与美国海军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实力相比，中国即使装备了四到五艘094战略导弹核潜艇，其水下核实力也不是一个档次的。

据悉，中国海军目前有一艘092M和一艘094型战略导弹核潜艇处于服役和准备服役状况，美国海军情报处的报告声称两种潜艇都配备十二枚核导弹。之前曾经有报道透露094携带十六枚JL2型核导弹，每枚导弹携带三个分导弹头。092M则携带单弹头的JL1M型核导弹。

因此，目前的实力是中国海军共有不超过四十八个海基核打击弹头，这算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即使五艘094核潜全部装备部队，全部核弹头数量也只有不超过一百九十二个，基本上是最小规模的核威慑力量。

通过对白俄罗斯、俄罗斯与核潜艇生产有关部门进行采访，平可夫于2002年得出结论：两艘093、一艘094战略核潜艇当时正在生产之中。中国还从俄罗斯进口自动焊接系统，多数俄战略核潜艇都采用自动焊接系统进行生产。据此可推算出中国战略导弹潜艇的生产进度和数量。

2005年一篇题为《新型屏蔽材料高硼铸钢研制》的文章的“简要技术说明”部分写道：较好解决了093工程屏障体生产中急需的高硼铸钢屏障材料，以及熔炼、铸造、热处理等。在对照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家的若干采访证言之后，平可夫推算出093核动力攻击潜艇的大致生产进度。

 而天津科技网页上曾经刊登这样的信息：“八十年代从事橡胶型黏合剂的研制和运用。1995年以来，从事橡胶声学性能的研究。多次参加我国海军09项目的施工”。这里透露的讯息显示09项目开始广泛运用消声瓦技术，而且从1995年以来开始研制。

平可夫还在辽宁省的某篇公开文献上发现这样的文字：“通过加入稀土合金、改善出钢条件、使用活性石灰等方面的工艺研究，大大提高了钢的冶金质量……对保证合提高耐压壳体的可靠性意义重大”。文字显示093、094战略核潜艇在建造过程中，各环节都使用大量新工艺。

 平可夫2005年在陕西煤化所的相关网站意外发现以下线索：“国营第908厂研制成功了符合技术指标的093型潜艇大型环境综合控制系统厕所空气进化滤器用吸附剂MH-97-1”。可见093的繁多的配套工程都始于全新研制，而没有沿用091、092工程的现成技术。

    平可夫指出，事实上093、094的多数子系统是通用的，这一点任何其它国家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以及核动力攻击潜艇的生产技术，都基本因循这一准则。据此推断，094战略导弹核潜艇应该在2004年下半年就处于试航阶段，今后将是第二艘舰以后的生产和部署。▲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发表日期：2007-03-16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林伯格女士说：明年北京奥运之前，中国政府必须加大努力治理污染问题。

    BBC消息，她说：◆空气污染、◆交通堵塞、◆英语水平差是北京奥运的的三大难题，必须重视并加以处理。

    林伯格在北京访问时说："我的喉咙口都能感到污染。我觉得生活在这里对人的健康不利。"

    "中国政府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改善空气质量，因为这不但对中国人民很重要，对即将来这里比赛的运动员也很重要。"

    不过，据北京市政府表示，北京已经投资120亿美元，用于植树造林、兴建公园、减少工业污染的工厂企业。

    中国官方还报道说，十年前北京一年内只有100天空气清新的晴朗天，而去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41天。

    但林伯格女士表示这种变化在北京很难感觉到，其主要原因是北京到处都弥漫着汽车废气和建筑工地产生的灰尘。

    她对法新社表示说："到处都是建筑工程，不但是奥运场馆，全北京到处都是建筑工程。"

    ◆兑现承诺

    北京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由于周围群山环抱，城市上空的废气不易发散。加上北京目前车辆多达三百万辆，空气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北京奥组委主席助理屠明德对路透社表示说：他对北京方面处理空气污染的能力感到乐观，他们就此已经召开了多次会议。

    他说，在明年奥运以前，中国政府将一定兑现绿色奥运的承诺，清理北京市上空的废气。

    他说："所有问题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地得到解决。但是明年奥运时，北京市的空气质量一定会让运动员们满意。▲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发表日期：2007-03-16：据知情人士说，由于奥林匹克公园面积铺得太大，奥运会观众届时从一个场馆转到另一个场馆可能要花上半个小时。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国家游泳中心是一座设计新颍的建筑，看上去就像一个被气泡衬垫覆盖的立方体，它的面积是悉尼奥运会游泳馆的两倍，比奥运会组织者要求的要大。北京甚至还在扩建机场，到2015年，其年接待能力可达到6,000万人次，几乎相当于法国全国的人口数量。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管理局(Sydney Olympic Park Authority)的首席执行长布赖恩?纽曼(Brian Newman)说，北京奥运会有可能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奥运会。

    但北京奥运会的宏大和辉煌也让人不禁担心，奥运会结束后这座城市将如何有效管理那些场馆和设施。所有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都曾遇到过这个问题，但问题的难度都不及北京的大。

    纽曼说，根据设计，奥运会场馆周围要留出可供40多万人游走的面积，但奥运会结束后这些场地上再也不会同时汇聚这么多人，那么留下的巨大空间能派什么用场呢？

    虽然悉尼的奥林匹克公园只有北京的四分之一大，但2000年奥运会后仍然一直亏损，照目前势头看，它要到2015年才能实现盈亏平衡。即便如此，在许多赛事管理专家看来，悉尼奥运会场馆设施的赛后利用仍然堪称典范，这些场馆的使用率很高，还曾举办过2003年世界杯橄榄球赛(Rugby World Cup)等重大赛事。

    对有幸主办奥运会的城市来说，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都是非常困扰的问题。有迹象显示，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今后会敦促将主办奥运会的城市及早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2012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伦敦在这方面已做到了未雨绸缪。赛事管理咨询公司PMP的执行董事长彼得?曼恩(Peter Mann)说，一些奥运会场馆被设计成可拆卸式的，奥运会一结束就可被转移到英国其他地方。他说，如果哪座场馆没有长期存在的必要，奥运会一结束它就会被拆除。

    北京无疑正在尽全力办好奥运，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为中国提供了展示其新兴大国形像的良机。与一些场馆在赛会开幕后仍未完工的雅典奥运会不同，北京奥运会的场馆设施在奥运会开幕前就将早早建成待命。

    中国领导人聘请了大量外国专家对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确定城市基本构架的北京进行现代化改造。具有标志意义的国家体育场俗称“鸟巢”，由众多环状钢结构缠绕而成的造型乱中有序，优美别致，其设计者是瑞士知名公司Herzog & De Meuron。奥林匹克公园由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的Sasaki Associates设计，这家城市规划公司由原哈佛大学学者Hideo Sasaki创建。

    造价1.25亿美元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由澳大利亚PTW Architects和建筑工程公司Arup及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联合设计。这座建筑的充气型膜结构造型已为它赢得了多个奖项，它的外覆薄膜用一种类似特弗龙的材料制成，可根据天气的冷热变化扩张和收缩。设计者预计，这种结构可使“水立方”节能30%。但北京市官员说，即便如此，这座建筑每年的维护成本仍将超过700万美元。

    与悉尼不同，北京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在奥运会后管理各个场馆设施。奥运场馆的赛后管理工作将由分担建设成本的各国有企业分担，有人因此担心，这些各有隶属的场馆今后会为争办重大赛事展开激烈竞争。

    担任北京市政府奥运事务顾问的比利时人范克高夫(Gilbert Van Kerckhove)说，这些场馆今后会为举办同一个时装发布会或摇滚音乐会而相互竞争。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管理5座场馆。该公司副总经理康伟承认，多头管理是最大的问题。

    他说，政府知道多头管理有可能导致各场馆为争抢生意而激烈竞争，但就目前而言，政府的目标和使命就是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

    作为一家北京市属投资机构，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有信心使自己管理的奥运场馆在赛会后得到有效利用，虽然它尚未制定出明确的实施计划。该公司计划在奥运会后缩小“水立方”的比赛用地，将更多空间用于休闲目的，比如会辟出一个水上乐园以及三个室内网球场。门票也将实施分级定价，以适应不同客户群的消费能力。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康伟说，对于“水立方”和他们负责管理的其他奥运场馆何时能够实现自负平衡，北京市的官员尚无明确的时间表。

    北京规模庞大且仍在迅速增长的人口无疑会助北京一臂之力。预计北京的常驻人口到2010年时将增加25%，达到2,000万，这些人都是北京众多体育场馆的潜在使用者。为了确保奥林匹克公园在奥运会后仍有旺盛人气，北京的城市规划部门已决定在那里增建一座博物馆、七家酒店以及一个地下购物中心。

    供运动员住宿的奥运村住房已被不声不响地卖了出去，买家们出2,000多美元一平米的高价买下这些住房就是为了一沐奥运选手的“余泽”。北京奥运会规划部门还有意将部分奥运场馆建在大学校园里。

    但业内人士担心，由于中国缺乏成熟的职业联赛，以及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存在重建设轻维护的陋习，北京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将会难上加难。北京人常开玩笑说，中国建筑的寿命应该以“狗龄”计，建成刚一年的房子就已经非常破败、旧得不行了。

    中国为以往赛事兴建的许多设施维护保养得极差。专为1996年亚洲冬季运动会兴建的亚布力滑雪度假区现在看起来就像一座鬼城，到处是衰败、空旷的建筑，一个小型高尔夫球场的原址已被冰层覆盖。即使在今年的滑雪旺季，亚布力吸引的游客也寥寥无几，滑雪场已不再出售雪橇票，有游客来时直接点人头收钱。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康伟预计，奥运会场馆设施不会落得这一命运。他说，政府对这么大的投入不可能掉以轻心。他表示，相信政府部门在奥运会结束后会认真考虑场馆的后续经营问题。▲

    悠悠网 www.topyl.com 发表日期：2007-03-16：【星岛网讯】装备F-117A战机的美国空军第7战斗机中队已于2006年末正式解散，这标志着被称为凶悍“蝙蝠侠”的隐形轰炸机分阶段退役的开始。

　　中国官方新华网文章称，这种开辟了兵器隐形时代、一时间被兵器爱好者当作时尚谈资、形似蝙蝠的高技术兵器，不过十几年工夫就黯然出局，太值得人们玩味。

　　文章说道，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45架F-117A共执行了1271架次的作战任务，轰炸了其战略清单中40%的伊拉克目标，投弹命中率高达85%，“蝙蝠侠”一时名声大震。然而此后频频传出“蝙蝠侠”被老式导弹击中的消息，人们开始对高技术兵器的敬畏发生动摇。

　　文章分析称，F-117A是一种短波雷达隐形飞机，而老式的长脉冲雷达却依然能够发现并捕捉到它。技术的落差本来不是好事，反倒成就了不被看好的一方，这中间恐怕就潜伏着某种战争指导上的辩证法则。

　　▲其一，高技术兵器之高，也不外是有所能有所不能。诚如F-117A的隐形功能，就不是在在灵验。或者换一句话，高技术兵器一天不能彻底剥夺中低技术兵器存在的合理性，它也就不要指望自己一统天下，绝无对手。其实，在科索沃战争中，除了“蝙蝠侠”，“北约”的各种高性能飞机，包括巡航导弹之类，都有“露怯”的记录，足以说明高技术兵器本身也有为敌所乘的软肋，被敌点穴的命门。

　　▲其二，高技术兵器的靶场试验数据并不完全代表它的实战能力。道理很简单，单个兵器、单项技术的对抗，与敌我之间全方位和所有（不光是高技术，也有中、低技术）武器系统的对抗不可同日而语。记得当年越战，一开始，越军的防空力量主要是普通高炮，够不着美军的战机，防空作战收效甚微。后来他们的部署编成中有了苏制地空导弹，逼得美军战机不得不低空和超低空突防，这就为普通高射火器提供了用武之地。这既说明高技术条件下，中低技术的一方并非只有招架之功；更证明高技术兵器有时也必须无奈地就范于中低技术兵器营造的战场。

　　▲其三，“不对称”战争，必须寻觅“不对称”的战法。F-117A所以折戟沉沙，是因为它太相信自己的隐形功能，太相信自己有金刚不坏之身。须知，越是高技术兵器，就越不可能像一支枪、一门炮那样，具有较大的简易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就越需要借重编成及保障机制上的系统性。

　　文章表示，F-117A的出局，并不是它的隐形技术已经过时，而是它没有周延地考虑到与某些中低技术搡撞的可能性。结果，被敌窥破玄机，“单向透明”的技术设计成了无可遁形的自我嘲讽。

　　文章最后称，“蝙蝠侠”的风光已成为过去式。生产F-117A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第四代F-22猛禽战斗机已经粉墨登场。据说，它拥有更强的隐形和超一流的作战性能，可轻松替代F-117A执行的所有任务。但是，F-117A黯然出局的原因，究竟是军火商出于商业目的而故意留下了技术漏洞，抑或是五角大楼某些将军们战略思维上的闪失？恐怕都只能暂付阙如。▲

    悠悠网 www.topyl.com 发表日期：2007-03-16：中国空军将领段苏权在1953年曾揭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谎报军功，由于此事，他在1953年底成为审干重点，后来还被“暂授少将”。1955年国庆节，南京军事学院授衔仪式前半小时，段苏权扯下将官服肩章上的星说：“不去开会了，这个玩意我也不戴了！”

　　段苏权，湖南茶陵县人，1916年生，14岁入团，任茶陵县团委书记。同年入党，先后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贵州后，他奉命留下和国民党追剿部队周旋，任黔东独立师政委兼黔东特委书记。国共战争时先后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四野12纵司令员。

　　段苏权和后来的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曾克林是中共空军中最早一批亲自驾机飞上蓝天的将领。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36岁的段苏权在哈尔滨第一航校学轰炸机驾驶科，经过半年的学习和354次飞行，他通过了雅克-18单飞空域。

　　段苏权1951年11月从东北空军司令员任上到大东沟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协助刘震指挥作战，他经历了米格-15喷气战斗机同美空军F-84战斗轰炸机和F-86战斗截击机激烈空战的所有阶段。他的指挥经验得到了前线指战员们的尊重，像“一搜索、二接敌、三攻击、四集合、五退出。现代快速飞机作战，实际上是先退出再集合”这样战评总结，当年那些文化程度低、飞行时数只有十几小时的飞行员如同背圣经，几十年后都记忆如初。

　　段苏权对战果非常认真严谨。1953年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上报战果指出中国的米格-15打美国的F-86是一比一平，即中国损失一架他们也损失一架。根据段苏权在大东沟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和后来的复查，中国两架拼掉美国一架已是很不错的了，但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和军委空军压制了段苏权的意见，谎报军功。段苏权上报志愿军司令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并附上1953年2月18日到4月28日24名飞行员四十天战绩和损失的原始资料。

　　由于此事，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萧华为此作书面检讨，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党内处份和行政降职，空军党委的结论中说：段苏权的报告对空军建设是有贡献的，不然战果问题不好交待，完全同意段的报告。此后志愿军空战结果被压缩一半。

　　段苏权也付出了代价。1953年底他成为审干重点，一调查就是三年。1955年9月全军授衔，段苏权因“有历史遗留问题”被“暂授少将”。

　　1955年国庆节，南京军事学院授衔仪式前半小时，段苏权扯下将官服肩章上的那颗星：“不去开会了，这个玩意我也不戴了！”

　　段苏权1993年9月28日去世了，在所有的解放军将帅中，他是惟一一个穿中山装入殓的，他的骨灰盒上并没有覆盖军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