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高干子弟干扰合资酒店 邓小平：不得胡闹！
 
悠悠网 www.topyl.com 2007-03-10: 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五星级酒店——建国饭店，兴师动众，还要邓小平亲自出马。好不容易搞定了“要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问题，又有外交部子弟声称该饭店建在他们家附近，干扰了他们的生活，也破坏了风水。工程面临停滞的危险，邓小平最后批示了11个字，令这些高干子弟不敢吭声，建国饭店顺利完工开业。

    ◆ 住宿问题惊动中南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港澳台和海外的游客纷拥而至，中国1978年就接待旅游入境人数达180多万人次，超过以往二十年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多万，比上年增长132.4%,但当时中国的接待能力和水平实在差得令人不敢恭维。

　　在当时的首都北京仅有七家涉外饭店，床位5200张，达到接待标准的仅一千张左右，而且基础设施、服务态度、管理水平都与国外的星级宾馆相差甚远。许多外国客人一下飞机，不是立即安排宿舍，而是被拉到景点去游览，晚上再到饭店等床位。北京实在无处下榻了，便把客人送往郊区、天津，甚至用飞机空运到南京、上海等地。到桂林的旅客有的被安排打地铺，于是便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游客住宿难惊动了中南海，邓小平发话说：“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嘛！利用外资修建旅馆应多搞几个点，一个地方一千至两千个床位。”他还具体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外国旅游者如果在中国消费一千美元，中国一年接待一千万旅游者，就可以赚一百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五十亿美元。

　　国务院为此成立了以副总理谷牧、陈慕华，以及侨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等人为首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这个特殊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内，总局局长卢绪章兼办公室主任，而负责具体工作的常务副主任，就是刚刚上任的庄炎林。

    ◆ 引外资建饭店要敢于吃第一只螃蟹

　　据当时担任刚刚于1978年8月成立的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后改为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庄炎林回忆说，廖承志对他说：“要改革开放，就要解决旅游饭店问题！你的工作，就是招商引资，筹建旅游饭店。”

　　廖承志提醒庄炎林说：“利用侨资、外资建旅游饭店是新事物、新现象，肯定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阻力，你不仅要想象自己如何处在风口浪尖上，更重要的是，不能被风浪刮倒，要站立潮头，敢于吃第一只螃蟹！”

　　当时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描”这样的阴霾一时还难以全部消除。要利用侨资、外资建设高级旅游饭店，肯定会遭到很大阻力。

　　谷牧和廖承志1978年12月12日至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研究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的会议。会议纪要上报后，邓小平1979年 1月6日指出：“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方针政策定了要落实，首先是选好人。家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首要的工作就是物色合作伙伴，然后是谈判、论证、签约。庄炎林和手下一年内先后与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侨商、外商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洽谈，并就饭店的合作方式、建筑高度、材料装修、经营管理、偿还能力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和论证。

    ◆ 引外资是卖国？

　　与此同时，种种风凉话却在圈子内外传开：

　　“庄炎林一批一批地与外国人谈判，听说宴请用的烤鸭，摞起来有一座饭店那么高了，他究竟想干什么啊？”

　　“咱们卫星都能上天，还怕盖不成饭店、管不了饭店？要去求人家洋人，岂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吗！”

　　“我们不是有自己的北京饭店，怎么说我们不会管饭店呢？！”

　　在谈判中，外商曾向庄炎林推荐一种盒式结构的速成房子，只要这边基础打好，国外房子的模具连同全套家具运来立即组装，饭店就可以马上营业。庄炎林对此很感兴趣。这项工作还在洽谈中，有人却说开了：“沙石材料也要从外国进口，这不是崇洋媚外吗？”

　　有人还把状告到了廖承志那里：“廖公，不要再让庄炎林谈判了，不就是为了盖房子吗？把他请客的钱加起来，就可以盖一座大楼了！”

　　这些飞短流长还不是致命的，更可怕的是有人上纲上线地宣称：“建合资饭店？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建饭店，非要交给外国资本家？简直就是卖国主义！”

　　庄炎林回忆说：“当时人们所争论的还不仅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

    ◆ 一美元买高级饭店

　　廖承志一直给了庄炎林坚定的支持，还给他介绍了一个合作伙伴——陈宣远。陈宣远早年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后来到美国定居，拥有饭店管理者和建筑师双重身份，在美国设计并建造过旅馆，也经营管理过饭店，当时拥有美国加州旧金山的帕罗沃特、拉古娜、帕萨迪娜、希尔顿等四家假日饭店和一个建筑事务所，对饭店的建设、经营和管理都颇有经验。而且也愿意为中国尽点心力。

　　庄炎林与陈宣远的谈判进展得很顺利。当了解到在以往谈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亏而未成功时，陈宣远表示：“我看这样，我们拟定合资方案，要按能让国内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条件来办。我的目的就是一个，只要能尽快在北京办成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

　　由于当时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双方最后议定：各投资一千万美元建设建国饭店，饭店共528间客房，其中外方占49%的股权，中方占51%的股权；双方合作十年，十年后，中方只需花一美元就可购下外方所有股权。

　　显然，这个条件对中方是十分有利的，而且中方所出的一千万美元全部是低息贷款，汇丰、花旗等国外银行都看好此项工程，愿意提供贷款。

    ◆ 邓小平：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

　　庄炎林1979年6月7日向国务院报告谈判进展，提出了中外合资、合营建旅游饭店的意见。但是因为没有先例，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一时无法定夺，只好将截然相反的分析上报最高决策层。

　　庄炎林拟就的旅游总局报告在17位中央高层领导人手中流转，或画圈或批示。其中邓小平态度鲜明：要旅游，就必须建造足够的上档次的旅游饭店。陈云、李先念等一批元老级人物相继过目。经过详细分析，他们也站在了庄炎林一方，力主上马开工。最后，时任党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一锤定音：“建合资饭店我们没有经验，但可以试一试；搞好了，以后推广，搞不好，就此一个。”

　　经过细致比较，地段决定选在建国门外大街，拟建二十多层，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但是建国饭店所选地址后面是外交部的宿舍区，居民不同意，告状说挡了他们的阳光。最后商定在有宿舍的一方只建四层半楼房高，保证该部委居民所说在全年日照最短的冬至那天，阳光能照到他们的一层窗户；在无宿舍的一边，也只建九层楼高。

　　建国饭店1980年6月破土动工。但是外交部的一些干部子弟又称，在这里盖房既扰民，又影响风水。工地上白天竖起的篱笆，晚上就被秘密破坏，搅拌机也被掀翻，工程无法进行下去。

　　庄炎林心里很清楚，对方来头很大，几次交涉，毫无效果。廖承志说：“炎林，你立即起草一份报告，我送报中央，看谁还这样胡来！”

　　报告送交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看完只在上面批示了11个大字，当即就让秘书传了下去。邓小平的批示是：

　　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

　　邓小平批示的消息传开后，外交部的家属不敢吭声了，工程进展顺利。庄炎林回忆说：“小平同志是十分赞同和支持建合资饭店的！”

　　建国饭店破除重重阻力，于1982年4月顺利竣工。▲

    2007年03月09日：1971年“9•13”事件发生时，我正在空军专机师任师长兼驾驶员。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及其机组人员都属于我师。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我和一些战友一直在从空军飞行专业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9•13”问题。

     ◆“黑匣子”之谜 ◆

    “黑匣子”是飞机飞行情况的整个记 录系统，它主要有两个部件：一个放在机尾，是飞机状态记录器：一个放在机头，是飞机语音记录器，记录飞机上人们的谈话和其他声响。但是，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落后、我驻蒙使馆人员到达现场时，所有“黑匣子”都没有见到。究竟是人们没有找到它们、现在仍然抛弃荒野呢？还是被先我到达现场的外国人取走了？

    以我们飞行专业的眼光判断，这些“黑匣子”一定还保存在某个地方。其根据是：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机尾是全机中最大的一块没有燃烧爆炸的金属物，据此可断定：装在这里面的飞机状态记录器会完好无损且不会被抛出去。在机头部位，盛着语音记录器的架子，也仍然完好无损，因此也可以断定：语音记录器“黑匣子”也不会损坏。

    随着“黑匣子”这个“母谜”的出现，一些“子谜”也浮出了水面：

    ▲一、256号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军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被炸死后，先是作为林彪死党和叛徒追查的。后来，邓小平实事求是，将其定为“正常死亡”。那么，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有没有企图把飞机开往别处？

    ▲二、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子说了些什么？

    ▲三、飞机上是否发生了争斗？四、林彪叛逃起飞后，周恩来曾经通过航空联络系统对他喊话，希望他回来，林彪没有回话。那么，林彪是否听到了周恩来的喊话？如果听见了，他是怎样表示的？

    ◆ 加油量之谜 ◆

    飞机的加油量能明白地显示飞机要飞往哪个地方的哪个机场。加油量不能少，少了就达不到目的地；但加油量也不能多，多了还会影响飞行速度、高度和飞行时间，更会带来落地爆炸的危险。

    林彪一家是在1971年的9月12日下午6点把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北京调往山海关的。在北京，要求机械师李平加油，加油量原定16吨而实际的加油量是15吨。飞机于当日下午6点半左右到达山海关机场，查看油量，还剩了12.5吨。这时候，潘景寅又叫李平把油量加大到17吨。但是，油车上的加油设备和三叉戟飞机上的加油设备不配套，油加不进去。当时，李平向潘景寅说明了情况，并请示是否采用别的办法加油。潘景寅思考了一下，说：不用了，明天早晨再说吧！

    这一系列的加油量说明了256号三叉戟飞机不是飞回北京的。因为，到山海关这样短的距离其来回根本用不了这样大的加油量；也不是飞往苏联的。飞往苏联的油量，至少需要20多吨；只有可能是飞广州。从山海关到广州比从北京到广州稍远一点，所以加油量从16吨提高到17吨，中间不用落地加油。

    第二天0点05分，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之后便开始了紧急行动。潘景寅指示给飞机加油，但是，仍然加不进去。正在这时，林彪的轿车开过来了。只见林彪被飞机上面的人拉着、被飞机下面的人推着，好不容易地上了飞机。之后，叶群急忙下令：马上起飞！还没等加油车完全离开，飞机就冲了出去。这时，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存油量仍然是12.5吨，这就向我们摆列出了一系列的谜：

    ▲一、林彪一伙逃跑，究竟原想逃往哪里？

    ▲二、潘景寅非常清楚：12.5吨的加油量，只是飞往苏联实际所需量的一半。但他还是向苏联飞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 绕大圈之谜 ◆

     飞机在空中飞行，航向是用“度”来标示的。按照顺时针方向，一周为360度。正北方向为0度(N)，正东方向为90度(E)，正南方向为180度 S ，正西方向为270度(W)。其他方向可参照这些正方向来确定。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按照正常的飞行程序，它必须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间转弯到航线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林彪外逃的航向，应该是325度)，然后再继续爬高，到达预定的高度之后，再改为平直飞行。完成这个过程，三叉戟飞机只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然而，256号三叉戟飞机却用了20来分钟的时间：

    第一阶段：飞机起飞的方向与去广州的航向基本一致，为244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稳定了四分钟左右；第二阶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又稳定了4分钟左右，这个航向，是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航向。第三阶段：航向从290度越过叛逃航向325度而到达航向340度。第四阶段：飞机稳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在空中画了一个硕大的问号。这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一、256号三叉戟飞机仅剩下12.5吨的油料，是飞到苏联实际所需油料的一半左右，那么，林彪叛逃去苏联，就得最大限度地节省油料作直线飞行。然而，飞机却在空中绕起了大圈，浪费油料。这是为什么？

    ▲二、邓小平曾经结论说：256号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员是“正常死亡”。那么，机组人员在空中是否与林彪一家保持了一致？

    ▲三、林彪一伙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是否曾经想去广州？是否有人曾经想回北京？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四、飞机的航向曾经从290度越过叛逃的航向325度到达340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古怪航向？这是要干什么？

     ◆ 自行降落之谜 ◆

     有人怀疑，256号三叉戟飞机的坠毁是被导弹击中的结果，其根据是：飞机上有一个孔洞。但“9•13”事件发生后不几天，根据我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拍摄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降落爆炸的现场照片及他所掌握的现场情况，以及我所掌握的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及飞行专业知识，我否定了这种说法。

     我的根据是：

    ▲一、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孔洞，直径约30厘米，且呈不规则形，这不是导弹的射径：

    ▲二、孔洞在机翼下面，位于“中国民航”的“航”字旁。孔洞只在机翼下面有，而在机翼上面没有。如果是导弹击中，则上下两面都要有孔洞；

    ▲三、导弹打下来的飞机，不会再滑行。而256号飞机在地面上滑行了29米。既然飞机不是导弹打下来的，那么，只能是飞机自行降落的。可问题来了：根据我们的测算，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落地爆炸前，油箱里至少还有2500公斤的存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飞了？为什么要在中途的蒙古国降落呢？这又是一个系列之谜：

    ▲一、难道是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闹翻了，他们自行降落的么？如果是这样，那么，林彪一家在降落前把手表、鞋子都脱掉了(这是准备迫降的行为)，又怎么解释呢？

    ▲二、难道是林彪一家要求飞机降落的么？飞机上还有存油，还能继续前飞，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叛逃了呢？

    ▲三、带着这么多的存油就要在野地里自行降落，明知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进行呢？难道有人要同归于尽么？四、飞机这种带油降落而爆炸的结局，是林彪的主意么？

    许多有关“9•13”的谜还未解开。看来，林彪案件某些更深层面的东西，还有待于历史来揭示。(时念堂/回忆 孙焕英/整理 《民主与法制》)▲

    2007年03月09日：美国太平洋军区司令提名人、海军上将吉亭今天在国会听证会表示，化解台海之间潜在冲突可能性，美国必须与中国进行经常性与多元层面的军事互动，需更费心了解中国扩军的动作，更需密切观察中国是否意图使用这些武力对付台湾。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今天进行吉亭的任命听证会，主席民主党籍的李文询问中国军力扩增议题，以及如何降低台海冲突可能。李文说，根据五角大楼四年一度的防卫检讨报告，“美国与中国将是亚太地区安全的对手”似已成为可预见的结果。

    但吉亭表示，他不这样认为。李文追问，那美军如何避免各界不愿看到的冲突。吉亭说，他若获得参院通过任命，将寻求与解放军发展一系列深入积极的互动，包括经常性与多元层面的互动。他说，美国已经与中国进行一些高规格的演训，并持续接触，而美国将花费更多心思了解中国发展武器系统与作战能力，密切关注中国是否意图使用这些武力对付台湾。

    李文追问，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可能因为政治或军事误判而引发冲突，美军在此议题上应如何降低这种紧张。吉亭说，关键在于透明度，若美国在各层面与中国频繁交往，例如各军种的演习，美国若能明确让中国了解美军的实力与意图，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消解台海之间的潜在冲突。

    共和党参议员华纳则提问，吉亭将如何延续即将卸任的太平洋军区司令法伦上将圆熟的作为，或者有何新作风来处理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华纳在提问中强调，他持续担心这个地区一些消息来源散布出来的言词，特别是一些“你所熟知的重要人士”煽动性的谈话，“我深切不愿见到这些言词引发冲突”，因此他希望吉亭发表看法，说明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以在国会留下纪录。

    吉亭回答，一但获得任命，保持两岸关系现况与延续台海当前的安定是太平洋军区的主要目的。他表示自己熟知“台湾关系法”，也相信参议员了解这项法案的内容。吉亭强调，在与中国大陆及台湾互动过程中，美国将重视北京是否谨慎发展攻击性武器，同时支持台湾有足够的防卫能力。他说，太平洋军区会鼓励双方在非官方性质上增加对话。吉亭指出，他了解海峡两岸之间快速成长的经贸动力。他说，美国鼓励所有正面的发展，他将致力“确保两岸都了解美国密切观察两岸的发展”，太平洋军区更将致力维持当前台海两岸呈现的和谐状况。▲

    2007年03月08日：加拿大星网3月8日载文《胡锦涛领导中国向何处去？》，摘要如下：

    胡锦涛出任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已经五年。在他刚刚担任国家主席一职的时候，外界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特别是在西方。那么在五年后，胡锦涛在人们眼里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主席呢？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亚当•沃德说：“在经济方面，他（指胡锦涛）已经显示自己拥有完全的控制；总的来说，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极其自信。”

    胡锦涛刚上台时许诺解决中国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而这也正是胡锦涛与以往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沃德说，“在以往，我想人们一般接受这样的一种看法，即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如果经济增长导致了社会不平等，这也不过是个需要容忍的事情。”

    沃德指出，“胡锦涛上台后，他认识到以这种极危险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存在很多风险：那些未从经济增长中获利的中国内陆地区的满腹牢骚，以及经济规划不充分所带来的风险等。因此，我想重点在增长质量，而非数量。”

    毫无疑问，胡锦涛执政后已将“和谐发展”变成警句。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沃德说，“他（指胡锦涛）认为，至少在其任职中期，要大力提高官员治理能力。这将使中共和政府的上令下达更加有效，幷更加意识到法制的重要性。”

    在世界舞台上，胡锦涛主席试图展现一个温和的形象。他把中国与华盛顿的复杂关系维持在轨道上。胡主席向世界一直发出这种信息，即中国的发展不应引起大家的恐慌。

    胡锦涛是一位作风谨慎的决策者。在这个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也许这正是中国目前所需要的领导人。▲

    2007年03月09日: 近日，高调“复出”的王朔在凤凰卫视多次亮相，先后参加了《凤凰会客厅》和《锵锵三人行》两档节目。其间，王朔纵横捭阖、妙语迭出，嬉笑怒骂之间，不时有世事洞明、隽永精妙之语。譬如李敖先生曾经在其主持的节目中表示，本•拉登发动“9•11”袭击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美国也曾经在越南滥杀过平民。王朔对此批评曰：“怎么可能都对？应该都错！”一语道出此类观点的逻辑悖谬和价值混淆，堪称对此类观点最简洁到位的“点醒”。

　　遗憾的是，王朔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不改其一贯的风格，与妙语迭出同时呈现于屏幕的，还有脏字连篇。从节目播出效果看，前期编辑时似乎也进行了一定的技术处理，但若干父母在子女面前绝不敢出口，人们在一般交谈中也很少好意思使用的脏字，还是频繁地出现在整个谈话进程之中。凤凰卫视是一家广受欢迎、美誉度极高的媒体，这一次的做法却有些失当。

　　社会不是纯净水，各种现象必然存在，王朔作为特立独行的作家，也有权保持其独有的语言风格。媒体作为传播中介，虽然并不具备净化社会现实的功能，但出于其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对于所传播的内容却必须有所取舍，因此，当王朔作为报道或访谈对象出现于媒体时，媒体必须对其语言进行适当的约束或净化。换句话说，作为个人，王朔可以随性而言，作为媒体，凤凰却不可随便就播。

　　这样的要求，并非保守的道学冬烘，而是鉴于媒体的公共属性而必须遵从的戒律。用一招最俗的论说方式吧：即使在号称最自由的美国，这也是公共传播必须谨守的禁忌。一向以反叛姿态著称的英国U2乐队，因其主唱在美国金球奖颁奖典礼上“爆粗口”，而受到美国议员炮轰，以致不得不作出绝不再犯的承诺，才获准第二年继续参加金球奖颁奖；即便是成人杂志泛滥、三点女郎招摇，珍妮•杰克逊在玫瑰碗体育场的“爆乳”事件，还是引起美国全社会的轩然大波。究其原因，皆因这两项活动要通过电视台公开转播。

　　社会对公共媒体作如此要求，自有不得不为的道理。传播覆盖的人群越是广泛，能够为所有对象“通约”的“公约数”便越小，不触犯所有人底线的共同底线便越高。低于这一共同底线，便可能对一部分人———如立场保守者———的情感造成伤害；或对一部分人———如儿童———的利益构成侵害。这不是哪一个特殊群体对媒体的特别苛责，而是“社会”这一无主群体对媒体的自发约束。因此，越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凶杀、暴力、色情、粗口、歧视等道德禁忌，越是对媒体构成严格的约束。

　　严格说来，凤凰卫视的落地方式应属于针对特定群体的有线电视，在西方社会，其底线应低于全面覆盖的公共电视台，这或许也是凤凰卫视此次播出的依据。但是在尚没有实行分级制的中国，所有电视台都实际等同于公共电视台，都必须谨守社会的共同底线。没有分级制度，确实给艺术创作或公共传播造成一定的窘迫，因此呼吁分级制才一直成为热点话题。但是，在分级制仍未实行，所有作品、媒体仍旧“老少通吃”的情况下，艺术家和媒体，还是应该自觉接受社会“公序良俗”的约束，而不是试图擦边越界。因为你实际做到的，可能不是对谁的反抗，而是对公众的触犯。

　　此类问题也绝非凤凰一家所独有。在当下敏感的社会转型期，媒体大多形成了高度的政治敏感。但与此对应，却可能忽视或轻视了对社会共同底线的恪守，媒体并没有就事关公众权益或情感的一系列标准、禁忌、戒律，达成普遍的共识，许多“犯忌”的内容，不时出现于版面或屏幕而不为媒体所自觉。在不同领域尺度的宽、严之间，媒体确实有必要作出适当的调整。来源：《北京青年报》 ▲
 

　　2007年03月09日: 本来在年前说好自己不再骂人了，可是年关刚过，王朔还是没能管住自己的嘴巴，在做客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以及凤凰网时大放厥词，又一次掀起轩然大波。从余秋雨骂到李敖，从美国大选到女权主义，从器官捐献到崇拜偶像，连带着杨澜找错了结婚对象，一直到自曝曾经吸毒、打架……王朔这一次的“发飙”前所未有地猛烈和难以理喻，也让人们开始猜测王朔这是怎么了？难道王朔真的“疯”了？

　　8日，拨通王朔的电话后，一听记者是为了他最近所发表的言论而来，随即滔滔不绝地拉开了话匣子。并透露自己是超级攻击型人格，周六将去央视录制《心理访谈》。昨晚，记者致电《心理访谈》栏目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王朔的确会在星期六来录制节目，寻求心理治疗。不过该工作人员拒绝透露更多详情。

　　◆狂躁•谈言论/我说的都是真的

　　王朔说：“我说的都是真的，没什么好奇怪的，吴征本来就是一骗子，他请我们徐静蕾喝了100多次茶呢，他这人在北京名声坏极了，北京是什么地方，搞影视的能那么做吗？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有什么好说的，杨澜还顾着你家老公，我这样说是为了提醒她早点明白自己老公是什么人。吴征就是一骗子，拿到人家的项目骗人家钱，别不服气，要不告我去。”

　　谈起在网络聊天时，暴露自己吸毒的说法，他也没有退缩：“吸毒的事儿你们根本不懂，完全不能跟你们聊，因为你们太年轻了，我没有用过海洛因，但是我对药是懂的，精神类药物都懂，我这不是犯罪，我就是精神崩溃的时候吃药！”

　　◆狂躁•谈心理/我就是一病人

　　记者问他作为公众人物是否考虑过更谨慎地说话，王朔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实话告诉你，我是超级攻击型人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就是一病人，我是一疯狗，咬死人不偿命。我要和我妈去看心理治疗，就是这个周末去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心理访谈》，那个心理医生就是你们成都人，叫李子勋。”

　　王朔以前就是这样口无遮拦地说话吗？他说：“我以前当然不是这样说话了，我以前假装跟你们是一伙的，尽说好话，现在我都五十的人，我不愿意那样说话了，多累呀，没准我这个周末参加完《心理访谈》就不那样说话了，没准我就变好了，就好好说话，尽说好的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王朔回答：“我小时候受过创伤，现在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了。”

　　◆狂躁•谈炒作/我不是艺人，我是叛逆

　　王朔也否定了这样做是为了“炒作”新书《我的千岁寒》，他说：

　　“我不指望这本书赚钱，别以为中国人购买力已经很强了，不就是一两百万本吗？中国的图书市场就这么大。我告诉你，我赚钱的方式太多了，写剧本才花3万字就能赚钱，我干嘛非要靠写书赚钱啊？那些孙子在美的时候我在喊他们傻B呢，像郭敬明那样的‘盗窃犯’你们怎么不去采访，他一天不认错，我照骂不误！”

　　采访结束了，王朔给本报记者发来短信：“我不是艺人，我是叛逆，虽千万人吾往矣。”

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

    2007年03月08日: 在接受凤凰网访问时，一开始王朔还一如往常地抨击了一些人与现象，但当主持人开始转向私人问题时，他直爽地谈论了自己的吸毒、嫖娼经历。许多网友表示：“王朔疯了！”

　　◆吸过毒 打过架 嫖过娼

　　王朔直爽地说：“(这是)我个人的隐私，涉及到别人我不愿意说，我个人无事不可和人说的。吸毒嘛，我告诉你我吸过，我当卫生员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个……”言谈间，他把自己当年的这种行为归因于“心理疾病”：“我认为那是恶习，这个东西叫滥用精神类的药品，是麻醉品。但我躺在地上时，你们谁关心过我？”

　　随后，王朔又谈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毫不避讳地谈到了打架和嫖娼：“打架，打群架。我打了人家，打得很不光明正大，因为一大堆人打人家6个人，而(我们)二三十人吧。我是一个浑身恶习的人，我不感到自豪，我不光荣，我受过公安机关处理，我小时候进过公安局……我也嫖过娼，接触过性工作者，都是最好的人，都比小知识分子要好，内心要干净得多、善良得多……你对我客气点，我是华侨，我给美国交了8年税！(起身，拿出绿卡)看看我的美国绿卡！”

　　也许是考虑到以上这段“慷慨陈词”可能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接下来的节目中王朔补充道：“青少年不太懂事，不要误导他们。我是坏事干绝了的人，但是我现在要走向一个高尚的人。我未必一下做到，但是我会努力做到，我希望最后成为一个正面形象。”

　　◆网友倒声一片

　　对于王朔的这番言论，网友很快就给出了回应，多数人对他这次的行为持否定意见.

　　记者搜索到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有人说：“好多年以前看过王朔的一篇小说，感觉他不是一个理性的、客观的作者，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今天看他拿出什么绿卡的丑态，我已经忍不住要吐了”；有人抨击：“王朔是什么？作家？特立独行者？流氓？混混？瘾君子？嫖客？”更有人下定论：“王朔疯了！王朔疯了！”

　　◆律师谨慎判断

　　昨天，沪上版权律师杨永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王朔谈论的是个人隐私，而非恣意曝光他人隐私，法律将无法对这些言论进行限制，至于王朔公开承认自己吸毒等行为是否会招致法律后果，杨律师表示：“吸毒是一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可以被处以15天以下的行政拘留，但不能定义为犯罪行为。”

　　◆王朔原话1

　　我认为那是恶习，这个东西叫滥用精神类的药品，是麻醉品。

　　在节目最初的部分，王朔还是一如往常地抨击了一些人与现象，但当主持人开始转向私人问题时，他直爽地谈论了自己的吸毒经历：“(这是)我个人的隐私，涉及到别人我不愿意说，我个人无事不可和人说的。吸毒嘛，我告诉你我吸过，我当卫生员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个……”

　　言谈间，他把自己当年的这种行为归因于“心理疾病”：“我认为那是恶习，这个东西叫滥用精神类的药品，是麻醉品。但我躺在地上时，你们谁关心过我？”

　　◆王朔原话2

　　我打了人家，打得很不光明正大，因为一大堆人打人家6个人。

　　随后，王朔又谈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毫不避讳地谈到了打架和嫖娼：“打架，打群架。我打了人家，打得很不光明正大，因为一大堆人打人家6个人，而(我们)二、三十人吧。我是一个浑身恶习的人，我不感到自豪，我不光荣，我受过公安机关处理，我小时候进过公安局……我也嫖过娼，接触过性工作者，都是最好的人，都比小知识分子要好，内心要干净得多、善良得多……你对我客气点，我正经华侨，我给美国交了8年税！(起身，拿出绿卡)看看我的美国绿卡！”

　　◆王朔原话3

　　我是坏事干绝了的人，但是我现在要走向一个高尚的人。

　　也许是考虑到以上这段“慷慨陈词”可能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接下来的节目中王朔补充道：“青少年不太懂事，不要误导他们。我是坏事干绝了的人，但是我现在要走向一个高尚的人。我未必一下做到，但是我会努力做到，我希望最后成为一个正面的形象。”

　　◆网友倒声一片“王朔疯了！”

　　对于王朔的这番言论，网友很快就给出了回应，多数人对他这次的行为持否定意见。

　　记者搜索到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有人说：“好多年以前看过王朔的一篇小说，感觉他不是一个理性的、客观的作者，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今天看他拿出什么绿卡的丑态，我已经忍不住要吐了”；有人抨击：“王朔是什么？作家？特立独行者？流氓？混混？瘾君子？嫖客？”；更有人下定论：“王朔疯了！王朔疯了！”

　　◆律师谨慎判断曝光个人隐私暂无处罚条例

　　昨天，沪上版权律师杨永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王朔谈论的是个人隐私，而非恣意曝光他人隐私，法律将无法对这些言论进行限制，至于王朔公开承认自己的吸毒等行为是否会招致法律后果，杨律师表示：“吸毒是一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可以被处以15天以下的行政拘留，但不能定义为犯罪行为。但是，如果相关部门要追究，必须有具体的法律依据，王朔的这些言论不能作为证据，因为不排除他信口开河的成分。”

　　不过杨律师同时也指出，作为公众人物，尤其是在比较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王朔应该考虑到自己的言行可能对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尤其在讲述吸毒这类问题时，阐述太多细节显然是不恰当的。这些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文制约，但是相关平台的主管部门还是有权管理的。 来源：《新闻晨报》 ▲

    《环球时报》2007年03月07日: 美国对伊朗动武已是箭在弦上。动武与否，关键在美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伊朗造原子弹还需5-10年。尽管如此，美国对伊朗核浓缩活动却极其苛刻，对比其在朝鲜核爆后的委曲求全的态度，不难看出，问罪伊朗，核问题只是个幌子。其背后有着对美国重大的国家战略利益的“妙算”。

　　从地缘政治上看，伊朗是横亘在美国中亚-中东-南亚连接通道上的最后关卡，而推翻伊朗反美政权，则是美国实现“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关键。更为紧迫的是，美国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征兆，资本流入额与经常项目逆差之间的差额，意味着美国经济出现了“大窟窿”，这必然会动摇美元资产持有人的信心，将进一步推动美元加速外流和美元贬值。要制止美国经济动脉的“大出血”，军事打击伊朗不啻是一剂猛药。

　　打击伊朗，会影响到世界60%的石油出口，导致石油价格暴涨，全球经济将重新洗牌。据有关经济机构预测，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每涨10美元，美国经济增长率将回落0.2％、日本经济将回落0.4％、欧盟将回落0.5％，而发展中国家将平均回落1.5％。按照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框架，如果世界石油供应量减少9％（这大致相当于伊朗的出口份额），石油价格将上升120％-180％。在这种局面下，美国经济相对于更糟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有可能水落石出，重新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青睐和追捧。那时的美国经济不仅能比其他国家更快地摆脱危机，还将步入新一轮增长。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是中国也包括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这场冲突中可能遭遇的境况。一直以来，中东地区的局势发展始终在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走向。看清这一点，可以打消我们许多人的侥幸心理。谁也无法完全预知未来。与其去争议战争的来与不来，或去祈祷和平，不如认真去做好战争危机到来的准备。

　  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47.0％。目前全国每天消费的100万吨石油中进口占47万吨，进口部分的60%来自海湾地区。目前伊朗和沙特是我国最大的两个石油来源国，一旦开战，我国石油进口将大幅减少。有分析家指出，如果美国军事打击伊朗，世界原油价格将突破100美元；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因战争被封锁，油价有可能突破150美元。国际能源署的一项研究表明，石油价格持续上涨10美元，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率0.8个百分点。据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的分析，如果中国减少60％的石油进口，GDP将猛降5.4%-8%。更为严重的是，油价猛涨可能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将深入地影响我国油品以及化工、电力、钢铁等相关生产资料的价格，增加公路、水路、航空等交通运输行业的经营成本，推动服务业价格上涨，进而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波及我国整个价格体系。同时，还将降低就业水平、缩小贸易顺差、引发股票市场的暴跌，降低我国经济的总体竞争力。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已警告“全球化时代第一次石油冲击的到来对中国经济冲击更大”。

　　风险还在于，对此重大危机我国在物质准备上并不充分。目前，我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主要依赖于三大国有石油公司的商业储备，综合储备天数大约为21天。即使加上刚刚开始运行的第一批国家储备基地的储油量，也才相当于全国30天的消费量。这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数量差距巨大。目前美国的石油储备量相当于消费量的158天，日本为169天，德国为117天，法国为96天，韩国现在为109天至135天之间，连阿尔巴尼亚也有90天的石油储备。由此可见，如果美国军事打击伊朗，中国极有可能遭受严重的“池鱼之殃”。

　　然而，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能源生产国，能源工业体系比较健全，具有相当供应能力。煤炭产量世界第一，原油年产量达1.8亿吨，能源自给率达94%，对外依存度仅6%。我国能源自给率比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自给率70%，要高出20多个百分点。所以，中国经济从整体上看，并不是那么弱不禁风。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可能到来的风险有没有防范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要有准备，就能“猝然临之而不惊”，就可能将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降到最低限度。★（《环球时报》3月7日 第11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

   悠悠网 www.topyl.com 2007-03-10：“美国是乐园，加拿大是天堂。”据说这是中国外逃贪官总结出来的“经于气候宜人，生活方便，而且距离中国较近，已成为中国贪官藏身的“理想之地”。据参与高山案的一位内部人士透露，类似高山这样的“硕鼠”，并非仅此一例。那么，这些“硕鼠”到底藏身何处呢？兰州晚报消息，《世界新闻报》驻加特约记者日前到大温哥华地区走了一圈，来了个中国贪官窝点“大起底”。

　　◆本拿比市、赖昌星曾长期住该区
　　
记者萌发这一念头后，开始向有关人士打探消息。让记者兴奋的是，一名“知情人士”自告奋勇，愿意陪记者一同前往“搜索”。这位不愿公开中文姓名的人名叫 Tom，是来自中国上海的老移民。10年前，他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温哥华读书，大学毕业后便留下来了。 Tom当过导游，也做过地产经纪人，对大温地区相当熟悉。

　　记者先约他在本拿比市中心的碧丽宫海鲜酒家喝早茶，然后一起开始这次行程。选择本拿比市作为起点，原因有二，一是本拿比作为大温哥华地区的中心，连接着最早开发的两个市镇———咸水埠(现温哥华市)和二埠(现新西敏市)；二是人们熟悉的厦门远华案主犯赖昌星曾长期住在该区。

　　不知是否巧合，我们喝茶的餐厅英文名字叫“ B ig L ai Palace”，如果逐字翻译，就是“大赖的宫殿”。据说当年老赖住在该区时经常光顾这家餐厅，有人甚至猜测该餐厅是否老赖所开。

　　说来也巧，我们在餐厅碰上了以前的同事，她曾于 2002年和凤凰卫视一道到赖昌星的家中，与他谈了 100分钟。

　　她回忆说，赖昌星曾住在餐厅对面丽晶大厦17楼的 1707房，房子三室一厅，约 180平方米。当时卧室门都关着，她只看到客厅里的摆设。客厅内的家具十分简单，只有一台约50多英寸的 SO N Y电视机比较显眼。据悉，赖昌星一家是在 2000年11月搬到这个地方的，直到去年才搬出。

　　赖昌星 2000年购入这处公寓套房时，作价30多万加元。 Tom说，现在这个房子大约值40多万加元。他说，可能许多人以为从中国犯了事躲到加拿大的人，都会远离都市藏匿起来。但有不少人却像老赖一样喜欢热闹，加上可能还没有拿到当地驾驶执照，住在交通方便、华人聚居的本拿比，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高贵林市山下的普通城市屋受欢迎

　　离开本拿比市，我们沿着1号高速公路向东，大约20分钟后，来到近年来大温地区发展最快的卫星城———高贵林。我们首先来到高贵林市中心。由于华裔越来越多，华人连锁超市大统华也能看到。

　　在大统华里， Tom遇到了他的一位老同学，这位女士住在高贵林已近10年。记者问这位女士有没有听说过中国贪官躲在该市。她说：“当然。这些人来到加拿大，都觉得有了保护伞，在选择居所方面根本不会刻意躲避什么。他们一般都是为了子女上学而挑选房子。”

　　她接着说：“通常大贪官都比较低调，房子够用就行了。反而是一些小贪才显摆自己，希望回国再骗一把。”据她了解，一些贪官并没有像大家认为的那样，住在豪宅林立的山上，而是选择在山下的普通城市屋居住，她认识的几位便是如此，价格大约三四十万加元。

　　按照这位女士的指引，我们看了看这片在高贵林山下的城市屋，确实貌不惊人，一般是两层，楼下是客厅加厨房。如果只有太太和子女留在加拿大，这样的房子已经够用了。

　　接着，我们沿着强生大街驶上了西木高地，这里坡度很陡，据说下雪时车辆基本上不能行走。在山顶，是一个面积很大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到了山顶再往回看，的确颇有气势。 Tom低声地说，他认识的两位在中国出了问题的移民也住在这里，平时他们都很少下山，选择这里主要是因为可以避世，而房价也不是十分惊人。记者留意到，这一区的放盘独立屋都在50万至60多万不等。

　　◆北温哥华市高山住房屋内装修豪华

　　离开高贵林，我们沿着7号公路 A，折返1号高速公路向西进入北温哥华市。

　　“如果不是高山住在北温，我根本不会想到还有中国贪官会选择这样的地方。” Tom在路上说，“北温市近年盖了很多高楼，人口也多了，但选择这一区的人士一般都是在温哥华市中心上班的打工一族。因为从北温市乘坐轮渡，只要十来分钟便可以到达温市中心写字楼区。既省去了驾车、停车的费用，也不用担负住在市中心高昂的房租。”

　　来到北温市第二大街，我们找到高山所住的房子。环顾周围环境，虽然面临大街，但仍不失幽静。高山的房子是一年多前刚落成的。记者上前按门铃却无人应答，估计主人尚未回家。虽然未能进入屋内，但透过门口的落地玻璃可以看到，屋内装修豪华，装有原木地板，客厅宽敞明亮，面积较大，另外还有开放式的西式厨房。格调虽不至顶级，但仍显露出豪华的本色。

　　 ◆西温哥华市、不少贪官的首选地

　　离开高山的寓所，从第三大街往西不多久便并入海滨大道，接着进入过去“华人不得在此居住”的西温哥华市。

　　“西温地势奇特，依山傍海，给人一种‘会当凌绝顶""的感觉。加上这里没有闲杂人员路过，十分隐秘，所以不少有钱人都喜欢住在这里。”他说，“当然这也是不少中国贪官的首选之地。”因为这里对外相隔，只要不下山，基本上没有人知晓你的行踪。而房价的高昂令不少贪官觉得很有满足感。

　　说着说着，我们来到了一幢价值 1500万加元的房子前。 Tom介绍，这是典型的“西温海滨建筑”，占地约有3万平方英尺，具有世界一流海景，可以俯瞰温哥华市中心、温哥华港及温哥华西区，天晴时还可看到温哥华岛。

　　Tom说，在西温，像这样的千万豪宅为数不少，其他几百万的叫价更是平常之事。他说，他认识的中国有钱人中，住这一区的人数最多。

　　◆温哥华市中心、高山之妻曾投资房产

　　从西温过了狮门桥，马上就进入热闹非常的温哥华市中心了。这里平时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人口密度应是大温地区之冠。

　　不要以为这样的闹市区不好躲藏，赖昌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去年搬家之后，仍然住在附近，人们有时会在街上碰到他，但即使是贴身追踪的当地媒体，也始终未能挖出赖昌星的藏身之所。

　　高山之妻李雪在加购置的第一处物业，也处于温哥华市中心的片打西街。这里是温哥华商业中心的高级住宅公寓。周围商厦林立，面向风景优美的港湾。该公寓楼离经常举行大型活动的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只有两个街口。十分凑巧的是，该大楼离原来赖昌星在市中心的住所也只有两个街口。

　　根据皇家骑警的调查文件显示，涉嫌高山案的李东哲兄弟其中一人之妻， 2002年一口气购买了温哥华市中心一栋公寓的4套房，其中1套的拥有人是李雪。当时，4套房总值 219万元， 2005年卖出的总价为 260万元，其中约 1／4卖价归李雪，金额逾60万元。

　　◆温哥华西区、富人区内藏超级大贪

　　出了温哥华市中心，向南进入温哥华西区。这是众所周知的富人区，主要是因为这里除了有高等学府卑诗大学外，还有不少优秀的中小学。

　　Tom说，中国人重视子女教育，学校成为他们选择居所的首要条件。在温哥华西区，有两个地区房价最高，经常有超过千万加元的房子放出。一是桑那士，另一个就是大学区。

　　当年赖昌星抵加之初，最先置业的地方就在西区。他在西57街以 130万加元买入了一幢独立房。不过，赖昌星一直认为他的第一次是上了朋友的当，因为这幢房子根本不值 130万。到第二年赖昌星将这间房子出手时，只卖得90万元。可见当年老赖一掷千金的“豪气”换来的只是教训。

　　大学区位处温哥华西区的尽头，环境幽静，有漂亮的海景，而且占地超大，是不少中国富豪的选择。 Tom说，能在这里置业的人物来头不小，有些中国超级大贪就住在这千万豪宅的区域。▲

　　向美加转移资产较容易

　　一些法律人士指出，中国贪官往往会通过赌场参赌、投资开办海外公司或支付子女学费等合法渠道，把赃钱转到国外。加拿大已正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把贿赂、洗钱和贪污定为犯罪行为，但加警方监控的重点是贩毒、售军火和恐怖主义等威胁社会和国家安全的犯罪，对于“贪污公款的流入”实际处于“不告不纠” 状态。美国的情况也很相似。

　　一些贪官在事情还没败露前，就利用到美国出差的机会，为自己铺设后路。纽约一位著名华人律师对媒体说，不少国内的民营企业家和官员，悄悄将资金向美国转移，其中最主要也最方便的途径就是用现金买房置地，既有法律保障，又能使黑色收入合法化。移民制度过于宽松。

　　加一位移民顾问指出：“加目前实行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制定的移民法，它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最为宽松的。”一旦贪官夫妇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拿到该国绿卡易如反掌。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加拿大。

　　例如， 2006年先取道加拿大后又移民美国的前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及许国俊，诈骗中国银行约37.8亿港元款项。他们就是通过香港把金钱汇到美加，然后通过假结婚安排让妻子与美籍人士结婚，后来又以虚假身份移民至美国与妻子复合。

　　没有建立长效引渡机制

　　目前，中加之间没有建立起长效的引渡机制，因此在引渡嫌犯方面，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一事一议”，作出个别决定。此外，根据国际惯例，只要有国际逮捕令，便可缉拿所通缉嫌疑犯。但这一惯例在加拿大不适用，加警方在采取行动前，需向司法部取得临时逮捕令，然后再向法庭申请批准实行该临时逮捕令。

　　美国虽然将反国际贪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实施过程却不那么有效。尤其是中美之间没有引渡条约。 ▲

    悠悠网 www.topyl.com 2007-03-10: 朝鲜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朴胜俊/驻纽约特派记者金起勋/记者7日获悉，最近访问美国纽约参加美北关系正常化工作组会议的北韩外务省副相金桂冠对美国的北韩专家说：“中国只想利用我们。”

    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金桂冠在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和韩国社交协会（Korea Society）主办的欢迎午宴（3日）和讨论会（5日）等场合表示：“中国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美国不要为了解决核问题而过分对中国寄予期待。”同时发表了上述言论。金桂冠还说：“过去6年里，美国一直依赖中国解决核问题，但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发射了导弹，也进行了核试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都做了，但中国一件事也没能解决。”

    金桂冠上述发言的目的可以理解为，对美国人士强调举行美北双边会谈的必要性。中国的北韩专家分析说：“北韩一直想对美国说的有关中国的话全都说出来了。北韩极力想要表达希望和美国直接举行会谈的意愿。”

    但是，如果没有对中国感到失望的地方，很难说出“中国只是想利用我们”的话。中国的北韩专家表示，就《2.13共同文件》，中国采取了首先和美国协商，然后再说服北韩的方式，对此感到遗憾的北韩似乎还没有释怀。而且，就澳门汇业银行（BDA）的2400万美元北韩资金被冻结的问题，北韩对相当于汇业银行真正主人的中国对美国协助一事仍然感到遗憾。

    但是，从现阶段来看，北韩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几乎不可能动摇。最近，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亲自访问了中国驻平壤大使馆，显示出双方之间的友谊。 ▲

    文章提供 于 2007-3-9  文章作者: 古越: 解放台湾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准备实施的一次重大战役计划。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整整一年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这一战役进行了认真而紧张的战略筹划，并把具体的攻台任务交给第三野战军，由粟裕负责解放台湾战役的作战指挥……

　　◆渡江战役前后，毛泽东即着手筹划台湾战役

　　1949年夏，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方位的大进军。大陆上已无更多大仗可打，但在海上尚有解放台湾、海南岛两役需费大力。此时，中共中央已估计到国民党蒋介石将把最后的落脚点放在台湾，故欲达全胜，必须渡海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正如中共中央、毛泽东所预料的，三大战役末期，处于危局中的蒋介石，就考虑以台湾作为国民党的存身之地。1949年1月迫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压力下野后，他制定了“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战略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连接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使其成为封锁、包围以至反攻大陆的战略基地。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与设想，蒋介石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他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蒋介石将重兵集结在长江下游一带，并在金门、马祖一带设防，在定海加紧修建飞机场，以便国民党军队顺利撤退台湾。还在台北设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负责苏、浙、闽、粤、海南等地的军事与政治活动。蒋介石还将上海的中央银行大批黄金、银元和美钞秘密运往台湾，并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管理台湾经济。

    ◆中共中央制定了“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

　　这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了“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天险。南京解放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根据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实际，决定立即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解放台湾不像解放大陆那样，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而必须先解决渡海作战问题，还要认真对付美国插手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帝国主义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愈小。“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的”。后来，局势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有预见性的。

　　毛泽东提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准备于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解放全国。后来，鉴于准备工作的艰难和繁重，主要是空军和海军建设要白手起家，颇费时日，而原来希望从苏联方面得到的物资援助也需要一定时间，因而将解放台湾推迟到1951年夏季。

鉴于国民党陆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余下的军队战斗力远不及人民解放军，但其海、空军基本保持完整；而台湾海峡宽大，没有海、空军的掩护，人民解放军不可能渡海攻台，毛泽东考虑应先准备，待条件成熟后，再发起台湾战役。

    ◆毛泽东电令三野准备武力攻台

　　1949年5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总攻上海的前一天，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就指示陈毅第三野战军总部：“解放上海之后，即迅速进兵东南，提早入闽。”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在解放了上海之后，很快就撤出上海，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作短暂休整，进行紧张的入闽作战准备。

　　为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其属下的15个军、60多万人的4个兵团进行了战略区分：第24军调往山东攻击由美军和国民党军联合驻守的青岛；第7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8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最强的主力第9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以后的渡海攻台；第10兵团则负责进军福建，占领攻台出发阵地。

　　为了给解放台湾准备干部，中央军委还在解放军军政大学设立了台湾队。1949年11月1日，军政大学台湾队学员毕业，朱德总司令出席了毕业典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海南岛、台湾，这是中国地方，我们一定要全部解放，解放一切领土。”

　　12月7日，国民党宣布“政府”迁至台北。不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至台北。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1950年的任务就是“解放海南岛、台湾和西藏，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

    ◆毛泽东请求苏联援助、斯大林婉拒

　　1949年5月中旬，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出发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关于是否向苏联提出协助进攻台湾的技术手段问题，建议刘少奇在代表政治局给斯大林的信中，试着提出请苏联出动空军和海军援助的问题。

　　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要他同斯大林商量，能否“在莫斯科于半年或一年内训练1000名空军人员，300名地上机械人员，并卖给我们100至200架战斗机、40架轰炸机作为明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

　　7月27日，刘少奇拜会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准备在1950年进攻台湾的设想，要求苏方提供二百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争取在进攻台湾的战役中使用。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共提出的这些请求。

　　不过，对于刘少奇带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提议的，请苏联在作战时提供空军和海军支援的要求，斯大林明确表示难以赞同，说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当天，刘少奇致电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说：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同志对我方计划表示赞同，但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以在中国设立；他们同意刘亚楼速来莫斯科，以便商谈具体计划。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12月16日见到斯大林的当天，毛泽东就委婉地向斯大林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夺取台湾。

　　斯大林婉拒了。他说：这样的援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提供干涉的借口 ；如果是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但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

　　1950年1月5日和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声明和讲话，声称：“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

　　既然美国放弃了《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把中国和朝鲜划在自己防御圈之外，这就等于把它们交给了苏联。因此，斯大林打消顾虑，同意毛泽东就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答应将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进攻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

　　不过，直到最后，斯大林还是小心翼翼地拒绝了使用苏联的飞机和军舰来进攻台湾岛。

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起来。苏联专家也加紧协助中国军队进行装备和技术的改进工作，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和海军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毛泽东点将，粟裕主持攻台作战

　　1950年夏天，海南、舟山群岛解放，割断了台、澎的手足，人民解放军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台湾岛。解放台湾，除了需要空军、海军配合和争取国民党军及岛内人民的内应之外，主要依靠陆军，派谁去完成呢？毛泽东点将粟裕。毫无疑问，担负解放东南地区任务，并作为防止美国武装干涉的主要战略力量的第三野战军，在攻台作战上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粟裕自然成了指挥解放台湾战役的最佳人选。

　　1949年5月下旬，中央军委就责成华东野战军进行解放台湾的准备。华东野战军在追歼残敌、分兵剿匪的同时，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进行攻台的训练，同时担任上海地区警备任务。1949年6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参谋长张震和副参谋长周骏鸣的电报，第一次明确提出攻台作战问题。这也是粟裕受命主持攻台作战准备工作的开端。

　　6月21日，毛泽东再电粟裕等人，指出：不占领台湾，则国民党海、空军基地不拔除，时时威胁上海及沿海各地；不占领台湾，则数十万吨船只不能通行，沿海沿江贸易受制于外商航业界。电报要求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占领台湾。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又指出，建立空军，掩护渡海，“准备在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在受命后的整整一年间，粟裕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准备攻台作战和解放沿海岛屿，剪除台湾外翼上。为更好地完成攻台作战，粟裕经过反复考虑，于1950年6月建议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或派大员指挥这一作战。

　　6月上旬，粟裕赴京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并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台湾战役。6月下旬，粟裕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再次提出，由于台湾战役将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局势影响较大，请求中央派刘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他本人作为华东地区的军事领导全力协助该战役的组织指挥。

　　鉴于粟裕在解放战争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毛泽东仍决定由粟裕负责指挥攻台作战。根据中央军委部署，攻台兵力中的空军、海军主要由中央军委负责建设和准备，陆军主要由第三野战军负责准备。

　　粟裕密切注视着敌我双方战略态势的变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着重研究现代战争中陆海空三军配合渡海作战的新战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作战方案和战前准备措施。

　　随着东南各省的基本解放和对渡海作战艰巨性认识的不断加深，粟裕不断修正了攻台作战兵力投入方案。是年秋，根据毛泽东“以有力一部取台湾”的指示，第三野战军制定了以8个军攻台的作战计划，其中，以第9兵团4个军为攻台第一梯队，以另4个军为第二梯队。

　　同年底，金门、登步岛战斗失利后，对兵力部署作了较大调整，决定增加参战兵力，三野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约五十万人全部参加攻台训练。第一梯队在原第9兵团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24军。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计划。

　　1950年初，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粟裕与新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会商关于攻台作战的意见。在对东南沿海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渡海作战可能遇到的问题重新进行估算、分析后，设想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这与国民党的总兵力大体相当，虽不占绝对优势，但由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国民党军，因此，只要登陆成功，胜利是有把握的。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方案。

　　人民解放军参战人数虽然可达50万人，但战斗部队不过30万人，与国民党陆军人数相比并不占明显优势，特别是此时蒋介石正在台湾加紧补充和组建新的部队。为改变这一状况，5月28日，粟裕在给当时正在北京的张震的电报中，首次提出欢迎四野3—4个军参战的设想。6月23日，他进一步向中央军委报告，提出为了使攻台作战更有把握起见，如能从其他野战军中抽出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这样，攻台作战参战兵力可达到16个军以上。

大兵团渡海攻台作战，仅靠海军运输船只是远远不够的，陆军还要依靠自身解决部队渡海船只问题，解决“过得去”的问题。1950年1月，粟裕在一次报告中计算，攻台作战以50万人计，所有人员及车马、武器、粮弹等一切准备，重约13.54万吨，以每人0.6平方米计，约需船只载重量76万吨，需吨位千吨以上的船只575艘。第一梯队如以6万人(突击队)计，另需登陆艇2000只。这样大量的船只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

    ◆朝鲜战争的爆发延迟了解放台湾

　　正当粟裕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积极准备攻台作战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一直视台湾为其保护地，于半年前慑于中国人民革命的威力宣布放弃台湾的美国，立即又借机出兵台湾，并把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扩大到了中朝边境。两天之后，一个最让毛泽东担心的局面出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悍然宣布台湾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因此他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防止战争蔓延。

　　毛泽东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号召“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但中央认识到，目前自己没有与美国现代化海空军进行海上较量的可能，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添了麻烦，只好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考虑到在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东北的安全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毛泽东果断决策，暂停台湾战役计划，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三年后，朝鲜战争结束，但时过境迁，武装解放台湾的某些条件已不复存在。随后，出现了某些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因素，中共中央、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因而，当年所筹划的台湾战役方案便只能束之高阁了。  来源: 《红长城——新中国重大军事决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