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发表于: 2007-03-04：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文明之林，做出了创造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以“文化大革命”为鉴，以政治现代化建设为取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发展方向做出了深刻的思考。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如果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方向，恐怕首先无法回避的就是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思考。毫无疑问，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主要是针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并由此引发出对整个体制和制度的反思。

　　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时，邓小平专门分析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因。他断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而法拉奇则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至今“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邓小平解释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体制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同上）

　　从制度层面去反思，去认识问题，的确是邓小平所坚持的一条重要认知取向，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思索，有助于把握、揭示问题的实质。邓小平郑重地告诫全党：“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33 页）

　　对于“文化大革命”所暴露出的具体问题和弊端（例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等等），邓小平并没有仅仅就事论事，他总是试图从更深的层次去发掘其根源之所在。在他的视野中，很多问题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封建主义的影响。因此，邓小平自觉地提出，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特别是对“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同上，第335页）。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反思当中，邓小平着力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痛定思痛，他明确否定了毛泽东所极力鼓吹的所谓“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同上，第三卷，第 242―243页）。

　　◆二、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真正意义的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这是不容置疑的。从中外历史上看，一般的政治改革，必定是从法制开始。所以在谈论中外社会历史分期标准问题时，就有以“法典化”为标准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一认知标准，对于中国当代改革史的研究和分期，也是颇有帮助的。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它的最大的破坏性还不仅仅在于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更为惨痛的是它将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毁于一旦。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政治体制变革亦从法制重建开始。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 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同上，第二卷，第146―147页）考虑到“文革”刚刚结束，立法工作难度很大，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做出了初步的构想：“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同上）

　　基于“文化大革命”对法制的践踏和破坏，拨乱反正后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要重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0年8月，邓小平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修宪的建议。他指出，修宪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39页）。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顺利完成了对1978年宪法的全面修改工作。1982年12月，修改后的宪法经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得以确立，从而使法制建设纳入正轨。

　　在当代中国，如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理顺党政关系是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首当其冲的现实问题。邓小平认为，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必须从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入手。象有些“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他还建议，“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我们国家缺乏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同上，第三卷，第163页）。

　　同时，邓小平也一再提醒全党：民主与法制的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要看实际情况，切不可操之过急。比如像“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同上，第242页）。

　　 ◆三、努力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特别关注着党内的民主建设。

　　早在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专门提出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同时强调，必须正确认识“领袖对于党的作用”，反对“个人崇拜”。并且肯定：“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邓小平一方面关注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深刻认识神化领袖对党内民主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另一方面，他尤为关心恢复党内民主生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从思想层面而言，他呼吁要把民主看作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从政治层面而言，他要努力在党内重新开创“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组织层面而言，他强调，实现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党要有党规党法”。从领导方式而言，他力主坚持“集体领导”、“集体接班”的原则。这就为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

　　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相联系，邓小平同样重视军队内部的民主建设。这是他民主思想富有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977年底，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他在分析如何整顿军队问题时特别谈到：“我们军队也要有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纪律。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我们军队要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我们是党委领导，党委本身又有集中，又有民主，是委员会嘛，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重要的事情党委要好好讨论，党委内部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有这种风气。我们高级干部应该参加党的小组生活。尽管党委本身有党的生活，可以起到互相监督、互相勉励的作用，但是，党委要很好注意高级干部参加党小组生活的问题。”（同上，第二卷，第83页）痛定思痛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转自81.china   ▲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3月4日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称此次中国之行卓有成效，他与中国政府就双边及地区问题进行了沟通。他还向中国网民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这位以谨慎稳健著称的外交官首先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鼓励中国在国际舞台扮演更加负责的角色，也赞赏中国为推动国际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贡献。

　　当记者问道：“您的前任佐利克先生称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内格罗蓬特先生回答：“我当然同意佐利克先生的观点，只是我经常用的术语是‘坦诚的、合作的、建设性的美中关系。”

　　内格罗蓬特还说，美中关系对两国以及世界都很重要。美国和中国在双边和国际事务中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美方期待着同中国继续保持各层次的交流，加强建设性合作关系，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国互联网显示，中国大多数网民都希望美国政府能在中国统一问题（台湾问题）上有所作为，实质性地改善中美政治关系。当记者将中国网民的意见向内格罗蓬特先生转达时，他微微一笑，然后说：“我要重申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另外，我们认为这（中国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应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而我们一直认为需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内格罗蓬特先生3月3日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内格罗蓬特2月13日被任命为常务副国务卿以来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此次亚洲之行包括中、日、韩三国。（记者：张楠）▲

2007-03-05 忘记曾经有过的成绩，警惕仍然熟悉的“经验”，从头开始吧，第二代改革是新的长征
 
　　中评社香港3月5日电／为什么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经济体制改革如此成功？下一个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改革还能像过去20年那样有惊无险、顺利过关吗？中国经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文章表示,必须承认，第二代改革要比第一代改革困难得多。　　 

　　文章说，第二代改革的议题明显和第一代改革不同。第一代改革主要需要做的是框架的构建，其中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价格体系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最重要的，这些改革较少有争议，而且效果非常明显。第二代改革则要繁琐得多。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理德曼把第一代改革称为“批发型改革”，第二代改革称为“零售型改革”。我们也可以不太严格地说，第一代改革是“宏观的”，第二代改革是“微观的”，或是用流行的说法，是“结构性改革”。　　 

　　想像一下，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出现了停滞的危险的时候，邓小平需要做的就是到深圳等地“南巡”，把静止的皮球踢动，然后这个球就会自己欢快地跳跃前进。第二代改革的任务比“踢球”复杂多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研究开发、收入差距……这些都是第二代改革不可回避的任务。但是，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成绩是很难看出来的，可是，稍微有所松懈，出现的问题就是灾难性的。这不像第一代改革的那些任务，完成之后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高速的GDP、回落的通货膨胀率。这就使得第一代改革者会更加自信。　　 

　　同样，第二代改革要完成的使命更加重要。这些改革将为中国的未来增长创造扎实的基础。事实上，第一代改革对公民福利的提高其实是间接的，因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未必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也不一定会带来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相反，第二代改革的目标是直接为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为环境的可持续性投资，能够切实而有效地提升居民的福利水平。　　 

　　文章称，第二代改革所能赢得的社会支持明显不如第一代改革，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这可能是因为：　　 

　　有的改革成本会过分集中，但收益却相当分散。贸易自由化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进口更多的农产品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不仅土地资源稀缺，而且水资源更加稀缺，进口农产品，等于进口了土地和水资源。但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却会直接损害农民的利益。事实上，我们在财政政策上“支农”，在贸易政策上“伤农”，最后农民的净福利可能会下降。经济学理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对受损者进行直接补贴是最优的。可是这在政治上却是最困难的。说到农民的处境困难，人人都会同情，但是要额外征税补贴农民，却难以执行。

　  有的改革成本近在眼前，但收益却在遥远的未来。比如，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马上会影响到当地的GDP和就业，地方政府首先就不愿意，当地的居民可能也会有意见。可是，环境保护是惠及子孙的政策，而对环境的破坏有时候是不可恢复的。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也有同样的问题。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培训，怎么看都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是其影响是深远的。除了在经济上会制约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演变也有影响：对非熟练劳动力是否和如何培训，会影响到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影响到这两个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形式，如果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远远被落在熟练劳动力的后面，如果非熟练劳动力缺乏工会将其组织起来幷提供一个表达其利益的渠道，他们就会变得绝望而动荡，从而不利于社会稳定。　　 

　　有的政府部门已经和特定利益集团紧密联系。第二代改革比第一代改革更依赖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团结。然而，政府部门的利益出现分化和硬化，各个政府部门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和协调。主管部门和所管理的行业之间容易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于是，政府就会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虏”。甚至有时候，政府部门会更倾向于大利益集团中的小利益集团。

　　还有时候，政府部门自己就是特殊利益集团。比如，政府过多的管制带来了寻租的机会，而寻租就是有意地制造稀缺。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不能说不果断。1998年的机构改革将40个部级单位缩减到29个，政府雇员缩减了50％，但是，规模的缩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政府部门职能的重新设计和修正。

　　文章最后说,忘记曾经有过的成绩，警惕仍然熟悉的“经验”，从头开始吧。第二代改革是新的长征。▲

    悠悠网 www.topyl.com 发表日期：2007-03-04: 大公报记者魏蓝北京三日电／据权威消息人士透露，酝酿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级别已确定为正部级，将与监察部合署办公。此举将有效整合中国的反腐力量，尤其是加强在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力度。

分析人士指出，腐败预防机制的核心要求，是加强预防制度的统一化，避免各自为政，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形成共同预防腐败的顺畅机制。设立高级别的国家预防腐败机构，正是在于能够实现在政策制定、措施落实等方面的统一、高效和权威。

近年来，国际社会治理腐败正逐步转向“预防和惩罚兼治，以预防为主”的新模式，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预防贪污、贿赂行为，因此，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也是顺应国际反腐败通行做法、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经验的需求。

中纪委听取专家反腐建议据了解，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下设职务犯罪预防厅，职能包括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和检察建议；负责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宣传工作等，新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将拥有更广泛的职能和权力。

大批高官去年相继落马，显示了中国在惩治腐败方面的强硬姿态，但惩治腐败往往无法挽回因官员腐败造成的后果和社会影响。从根本上而言，预防才是反腐之本。将反腐败的端口前移，加强对官员的事前把关，这将与惩治腐败形成合力，完善国家的反腐败体系。

据悉，中纪委近期在北京先后三次召集智囊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座谈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文章提供 于 2007-3-4 文章作者: 臧文茜: 格鲁吉亚外交部4日发表声明说，格政府从未与美国谈过美在格领土上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就格鲁吉亚和美国今天的关系而言，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值得提到议事日程上，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议事日程上。”格外交部副部长芒智贾拉泽4日强调说。

　　格议会对外联系委员会主席贾巴什维利也证实说，美国所称的将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高加索地区根本就不是指格鲁吉亚。至于俄罗斯方面就此做出的激烈反应，他认为是因为当前局势令俄政府“心理紧张”。

　　◆导弹防御系统对格有利

　　尽管遭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美国近期仍一再声称，决定在东欧乃至高加索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美国甚至扬言，不管北约同意和支持与否，美国都会这样做。

　　虽说格鲁吉亚政府否认了美国欲在其境内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一事，但该国独立军事问题专家阿拉达什维利认为，允许美国在格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对格鲁吉亚非常有利——可以更好地保护领空，防范近年来“来自北方”(暗指俄罗斯)的、侵犯领空的行为重演。

　　阿拉达什维利指出，就格美双方正在动态发展的合作关系而言，如果美国向格鲁吉亚当局提出该项请求，格方是不会拒绝的。但美方所称的“高加索地区”也可能是指阿塞拜疆。如果美国在高加索地区成功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那么今后无疑将有条件对许多国家进行精密监控。

　　阿拉达什维利还指出：俄罗斯不喜欢美国的做法，那么俄罗斯自己在阿塞拜疆部署的朝向印度洋的远程导弹系统又该如何解释呢？据了解，俄罗斯在该导弹基地部署的导弹射程超过6500公里，伊朗、伊拉克、印度等国均在其射程之内。

　　◆俄正面还击美战略威胁

　　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矛盾，近期因美国执意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而不断加深。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根据美国的计划，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或阿塞拜疆在2011年前就会出现美国的导弹基地。俄方一再措辞强硬地表示，对美方的言行“已经做好一切回应准备”。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万诺夫2月27日还向由他负责监管的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由“金刚石-安泰”地空导弹系统集团负责研制出包括防空反导武器和太空防御武器在内，能集信息系统、作战系统和指挥系统于一体的第五代新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而且在该集团基础上，还将成立一个囊括海陆空三军、自动化指挥系统和反导弹防御等科技力量在内的主导体系设计局。

　　分析人士明确表示，俄罗斯已开始正面还击来自美国的战略威胁了。俄舆论也指出，尽管俄美两国均表示不希望也不承认目前是“新冷战”的开始，但俄美“新冷战”其实已经开始无声地上演。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

[9331]　(2007-03-04): 2007年被认为是反“台独”的关键一年，一是因为2007年岛内即将迎来08年的“大选”年这个时候岛内局势复杂，“台独”势力可能借此机会再次玩弄“悲情主义”、“族群对立”的伎俩把“台独”推向前博得政治选票。另一方面2008年大陆即将举办奥运会，此次运动会政治意义非凡可以说是大陆获得世界认可与尊重一个重要标志，如果在这个时候两岸矛盾升级甚至演化为政治冲突那么对于大陆来说将是非常棘手的事情。所以2007年成为了一个关键点，不是解决台湾问题与否而是如何化解可能的危机，维持两岸的稳定与平衡。而出于这样的战略目标，笔者相信大陆的对台湾政策在今年也会出现重要的转折。

　  回顾大陆对台政策，在江泽民时代是以著名的“江八点”为主导可以说大体是贯彻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希望“三通”促进交流来逐步争取和平统一但是却存在诸多问题。这个时候两岸的主导权掌握在了台湾当局的手里，“逢中必反”、玩弄台湾主体意识的族群对立、扮演“悲情英雄”成为“台独”势力政客惯用的手段而且屡试不爽。大陆方面要么是缺乏力度的国台办的声明，要么是过于强势的军事演习，这样的“文恫武吓”恰恰中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下怀。而在胡锦涛后对台政策发生了渐变，首先是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我们在反“台独”方面走入了正轨，这个轨就是法律的轨道做到了“有理”也给我们做出任何的反“台独”反应奠定了法律基础。接着是邀请国民党前主席连战访问大陆，随后而到的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拉开了台海之间政治“铁幕”开启了两岸政党政治交流的大门。而最近国台办发言人关于欢迎广大没有“台独”理念的民进党党员来大陆访问以及对于228事件的处理表明了大陆对台政策再次调整，即使是有“台独”纲领的民进党我们也是要接触的，虽然以前我们也会有类似的谈话但是多缺乏实质动作这次的言论笔者相信必然会有比较实质的举动，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国民党的“百年老店”在持续的蜕变，马英九辞职、“马王之争”事件加速了国民党的内耗，而在“倒扁”运动中身为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的行为也预示了国民党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大陆希望借国民党来制约民进党，牵制“台独”的政策可能因为国民党的无能而无果而终。因此必须重新考虑如何对利用岛内政治局势来制约“台独”势力，而民进党自然提上了台面。

　 ▲其次是《反分裂国家法》给予了大陆对台政策很大的弹性空间，“反分裂”什么是“分裂”言行，什么程度的“分裂”言行触及法律这个是由法律的制定者大陆决定的那么就可以接触那些没有触犯《反分裂国家法》的人，广大的民进党员自然没有触犯，至于有着这样言行的民进党员触犯没有我们也是可以留有余地的。

　 ▲最后是大陆基本洞察了“台独”势力的政治逻辑，就是对大陆放“狠话”，大陆一旦反应那么就大肆渲染大陆威胁、自己是“岛内民主英雄”为争取台湾主体意识的“牺牲者”。

　 在如此的背景下大陆对台政策必然转变，这次对于228事件的处理很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我们也开始参与岛内的政治，我们重视台湾民为争取民主所经历的苦难但是我们不允许有人借此来挑拨两岸关系，来阻挠国家统一。所以在此笔者揣摩大陆对台政策可能做出以下几个方向的调整：

　 ▲1． 物质上的反“台独”准备可能加速发展但是“多做事少说话”，以威慑性的信号释放为主不会有“高压”语调。

　 ▲2． 在保持国民党关系的同时，着手发展和民进党的关系把善意的信号切实传达到岛内。借助民进党的内部矛盾来实现“党内制党”、“党内制独”。

　 ▲3． 加强和美国的对话交流，正视台湾问题的国际化一面。通过和美国的合作来制约“台独”势力，前不久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的通话其实表明了中美在联手反“台独”，共同稳定台海局势上达成了某种默契。

　 在笔者看来大陆现在在台湾问题上的最大利益不是统一而是稳定，为了20年的战略发展机遇期而稳定，而渐变的政策背后也是为这个目标而服务。以武力威慑为辅，以政治交流对话为主，借助美国特殊角色的作用来稳定台海局势将是以后对台政策主线。▲ (韩 凝) 《联合早报网》

2007-03-05 07:12:02 中国台湾网:美副国务卿称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中国台湾网3月5日消息 据台媒报道，在中国人都在庆祝传统佳节——元宵节的时候，陈水扁昨晚公开提出了“四要一没有”，声称“台湾没有左右路线、只有统独问题”。
　　
　　据报道，昨天晚上，陈水扁出席了“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25周年庆祝晚宴，当场提出“四要一没有”，并解释说，他的话是指“台湾要‘独立’、台湾要‘正名’、台湾要‘新宪’、台湾要发展；台湾没有左右路线、只有统‘独’问题”。
　　
　　陈水扁还强调，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是最好的名字。
　　
　　陈水扁曾在今年1月26日宣称，台湾催生一部“新宪法”的时机与条件都已经成熟，并说：“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
　　
　　亲民党发言人李鸿钧随即表示，陈水扁无非是想拿着全体台湾人民的身家安全与福祉为赌注，刻意制造两岸关系紧张，企图转移“公务机要费弊案”的焦点；如此冷饭热炒、了无新意，大家听听就算了，别当回事。（赵静）▲

发表在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中共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位身居要职的“著名叛徒，顾顺章、张国焘、向忠发——他们的结局都很可悲。
　　
　　◆【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艺名“化广奇”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一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经跟踪，导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我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于中央及主要领导及时转移，特务们一无所获，令徐恩曾十分沮丧。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在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紧要关头，陈赓他协助周恩来迅速疏散中央机关，随后赴鄂豫皖根据地，在红军中任团长、师长。翌年，他因腿部再度负伤，化装回上海治疗，伤愈时去电影院被顾顺章发现而被捕。
　　
　　◆【相关人物一：陈赓脱险的真实情况始终是个谜】
　　
　　陈赓被捕后，蒋介石亲自劝这位在东征战斗中救过自己的黄埔军校学生归降，却遭到他好一通奚落，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把陈赓软禁起来。后来，党史的说法是“经宋庆龄等知名人士和党组织的营救”，至于怎么“营救”的，语焉不详，尽管很多影视作品演绎了多种传奇故事，但陈赓脱险的真实情况始终是个谜，十几年后陈赓兵团纵横大半个中国，在中共的胜利和国民党的败亡中作用极大。
　　
　　2005年10月哈军工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大将铜像落成
　　
　　陈赓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员，在长期的战争岁月里显示出卓越的军事天才。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陈赓大将军于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病逝。
　　
　　◆【通缉顾顺章】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顾顺章投入敌人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中统的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着我党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我党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党史上最受唾弃的总书记向忠发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首先供出了中共五大上入选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又名仲发，化名杨特生，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自幼随父驾船谋生，在汉水、长江流域漂泊。14岁时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当学徒。以后几经波折，到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当时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向忠发作为当时汉口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负责人，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向忠发领导的湖北总工会一度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共中央。由于党内高层领导人多数对向忠发并不熟悉，所以进入中央后很长一段时间，向忠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然是很低的。1927年10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这时，由于各地暴动刚刚失败，一时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因此，共产国际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向忠发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做了多场报告和演讲，极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
　　
　　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回国后，他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做了几项颇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已的施政纲领。但与此同时，向忠发却错误地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争取，向忠发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有关指示。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这之后，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彻底堕落了。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张国焘“弃明投暗”蒋介石 命断老人院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第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仅不足一万人马，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相关人物二：王明亡命天涯】

　　1956年1月30日，王明向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于从北京乘飞机出发，2月1日抵达莫斯科。当国内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时候，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开始在国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党和毛泽东，逐渐走上了与党完全对立的道路。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魔缠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没有停笔。1971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是王明抱病编写的最后一部作品，约20万字。全书主要围绕“文革”展开，否定毛泽东思想。王明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贬低搞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
　　
　　1974年3月23日，王明抱着没能“批倒”毛泽东思想的深深遗憾离开了人世。
　　王明这位在党史上曾名噪一时的人物，如今却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新圣母公墓有果戈理、屠格涅夫、赫鲁晓夫等的墓。
　　
　　◆唯一的中国人墓碑——王明
　　
　　王明的夫妻合葬墓碑上雕刻着他的一尊青铜头像，花岗岩的碑座上刻着几行俄文：“王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由此可见，前苏联共产党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呢。墓碑前，摆放着几束尚未凋零的鲜花，看来还是有人经常前来拜祭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的。
　　
　　◆ 张国焘“弃明投暗”蒋介石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16日上午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逝。张国焘有三个儿子，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