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2-23 
 
　 ◆“中越之战时，我们在越南进行过杀手比赛”◆
 
　　刚听到这句话时，我还以为公安科的肖在和他身边的女孩开玩笑。那个女孩证实了他没有撒谎：“是的，他可是打过老山的英雄”。我心头一颤，终于可以听到一段真实的战争故事了。
 
    ◆特种做战分队
 
　　肖隶属于第15军，1985年开始参加攻打老山周围山峰的战斗。当时从军中抽调精英组成了三支特种做战分队，每队130多人，每个分队分捕俘组、火力组、掩护组、预备组等共8个小组（时间太长，他已记不太全了）。各组分担各自任务。肖是掩护组班长。一般捕俘组装备的是微声冲锋枪，火力组确定方位并呼叫炮兵，掩护组带有12.7高平两用重机枪，肖是射手。全队没有狙击手，“因为狙击步枪太长了，在山里不好带。”另外，也没有火箭筒和82无后座炮，因为他们打的主要是特种做战，重火器太重而且用处不大。
 
    ◆最大的一次歼灭战
 
　　1985年夏他们发现了一个越军的屯兵洞，在用了一个月时间进行侦察后，连长确认洞中有约20名越军，隧决定设伏。第二天清晨5点，越军出动时他们一起开火。“是我第一个开的枪，”肖回忆起这一幕时有些激动，声音发颤眼发红。“越南老兵还会唱‘东方红’”但是这显然没法救他一命，经过了20分钟的猛烈射击后，敌人都翻倒在草丛中，而后是捕俘组上去搜索，补射并割下耳朵做统计。肖姑计这一次他大约干掉了6、7个人。
 
　　特种兵分队最远一次深入越境内6.5km。伏击、找储备库、抓俘虏是主要工作。越南后方山峰有一个阵地是个射击死角，炮兵打不到，火箭筒等直瞄火器威力不够也没法打准。于是便派他们分队去拔掉它。半路上碰到了个老百姓在耕地，他们也没开枪（一般是该打死的），结果很快遭了报应，130多人被3个连的越军包围在了一个半山坡上，战斗一直从早上9点打到晚上9点，走运的是这个山坡是个反斜坡，我军火炮能打的到而越军不行，真正的损失是1个人，被越军重机枪打中胸部，血肉模糊。在晚上9点时他们开始依靠炮兵掩护突围，回去后发现又少了3个，于是派人回去找，只找到了一个，他后腰中弹并从小腹穿出，肠子流了一地，在他趴着的地方身后是一条50多米长的血路，由南指向北方。而另外两个则什么也没找到，被自己人的炮弹炸没了。 当然越军死的更多，100多具尸体，很少有完整的。
 
　　越军装备差众所周知，他们一年只发一双鞋，在那种地方几天就会跑坏。所以越军大多赤脚，并因此都在脚上磨出了很厚的一层茧。他们爬山奇快，战斗力很强。曾在数日内连续攻占过我军10余座高地。越军特种兵也是劲旅，我问他是否有过我军火炮定位雷达被炸事件，结果回答“是！”。他们深入我境内近20km完成了这次出色的袭击。
 
    ◆抓 俘
 
　　经典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中最可怕的一幕便是德国人和梅里西的肉搏战了，当匕首慢慢的刺进梅里西的心脏时，我想每个人都会感到一股凉意。和肖同是公安科的孟便常常要面对这种可怕的冷兵器时代的战斗，因为他是捕俘组的，但和肖不是一个做战分队。孟比肖更高更壮，他的左嘴角有一条长约10厘米的伤疤，这就是越军给他留下的记号，“一般抓俘虏都很顺利，越军一般都不太抵抗。但是那次例外，”孟回忆起来还有些气愤，“他刚开始也装着很老实，但是随后便乘我们几人不备，抽出匕首对着我的脖子横着这么扫过来，幸亏我反应快，后退了一步，但嘴被划开了。另外两个抓住了他的手，但是这个越南人仍挣扎不止并大喊大叫，最后迫不得已刺死了这个疯子。”
 
    ◆伤亡和战绩
 
　　肖认为他杀死了10几个人，他最后因左腿中弹而离开了前线。“刚开始只觉的很麻，但还能跑，5分钟后就不行了，钻心的疼”。并荣立二等功一次。
孟和战友抓了7个俘虏，在炸山洞和设伏中击毙了6、7个人（也是姑计，其实很多时侯他们也不敢去近距离的看那些被炸死的越南人）。
 
　　孟所在的特种大队在18个月的战斗中有40多人阵亡，几乎每个人都受过伤。而他们消灭的越军加起来大约有300多人，这还不包括炮兵们的战绩。  ▲

    ◆ 手机担负“间谍”新角色

    发表于: 2007-02-22： 众所周知，手机是一个开放的电子通信系统，只要有相应的接收设备，就能够截获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的通话信息。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不打电话，不就什么也窃听不到了吗！其实不然——手机在待机状态下也能泄密。因为在待机状态下，手机也要与通信

网络保持不间断的信号交接，产生电磁频谱，所以很容易被识别、监视和跟踪。还有一些手机本身就具有隐蔽通话功能，可以在不响铃，也没有任何显示的情况下由待机状态转变为通话状态，泄露天机。

    即使我们把手机关闭，也未必绝对安全，持有特殊仪器的技术人员仍可遥控打开我们的手机话筒。还有些“居心叵测”的手机早在制造过程中就在芯片中植入特殊功能，只要有电池，手机就会悄悄地把我们说的话接收下来，自动通过卫星发送给“感兴趣的人”——只要将手机放在身边，我们就毫无秘密可言。

　　◆实时监听——“天外有耳”

    2000年，欧盟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的一个代号“梯队”的全球电子监听侦测网络系统一直在窃取世界各国的情报。“梯队”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设置了数十个大型地面接收站，动用了120颗卫星，大量截获人们使用电话、手机、传真机和计算机等通信工具传输的信息。一旦你的交谈中出现某些其“感兴趣”的关键词，这些电子“大耳朵”就会把你的通话自动记录，然后将重要部分交给情报人员深入分析。

    除了“梯队”之外，天上还有一些专门监听手机的电子侦察卫星。最新一代电子侦察卫星更是集通信情报和电子情报侦察于一身，截获无线电和移动电话通信，把电磁信号传送到美国的巨型计算机上，以供分析。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就运用了这种电子侦察卫星来搜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信息。

    ◆小手机关系大安全

    目前，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已达3.6亿。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手机具有双刃剑的两面性，我国的国防、经济、科技信息的安全就会受到严重挑战。尤其在关系国家机密的特殊部门，手机实际上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一大泄密隐患。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明确规定：“严禁将移动电话带入作战室、情报室、机要室、通信枢纽、涉密会场、军用飞机和舰船、重要仓库、导弹发射阵地等场所；在设有有线通信工具的场所工作时，不得使用移动电话办理公务。严禁使用移动电话、寻呼机谈论、传送涉密信息。”实际上，不许带手机进重要场所并非我国首创，一些发达国家的情报部门、军方和重要政府部门都禁止在办公场所使用移动电话，即使是关闭的手机也不允许带入。小小手机关系着国家信息安全的大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综上所言，在军队限定手机的使用，不应是一种形式的体现，而应为我们实实在在地接受。▲

    发表于: 2007-02-22：1985年秋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从五角大楼获得了一份情报表明，华盛顿计划大规模武装中国军队，并帮助北京实现国防现代化。

    在这一份由佩里和五角大楼里的一些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起草的"大武器库"方案中，美国军方列出了一份长长的计划单，涉及到空中早期预警系统、电子侦察机、空中加油机、大型运输机、高性能歼击机和以"爱国者"导弹为主的地面防空系统。在中国建立重型坦克和大口径火炮的修理厂和武器储备库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按照威廉.佩里的设想，美国以近乎无偿的方式，向中国提供现代化的军用飞机并帮助中国建立一整套的早期电子侦察系统。这一系统将与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和五角大楼相连接，这样沿中苏边境部署在中国境内的E-3早期空中预警机，就可以将前苏联腹地500公里内的一举一动，随时呈现在北约最高统帅的眼前。

    这些飞机平时就交由中国空军保管与使用，这样前苏联就没有理由对出现在中国上空的美制预警机做出反应。而在战时这些飞机将作为美军太平洋战区侦察和预警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样就使美国的作战基地从日本、韩国前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辽阔的疆域内。

    同时美国人还将帮助中国改进和翻新其国防工业，包括在中国建立重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工厂和储备基地。这样一旦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美国就不用把他们的重型装备从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本土运到亚洲地区，他们可以轻易地用C-141大型运输机，甚至波音747这样的民用客机，将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最短的时间内运送到中国。

    轻装而来的美军士兵直接驾驶着储备在沈阳、北京、太原、西安、武汉和上海等地区由中国士兵看守的大型武器装备投入对苏作战。因为在此之前，已经在上述地区建立了这些武器装备的组装和维修基地。这样就不用担心作战部队的后勤补给问题。而使用美制武器的中国军队则可以轻易的与美国军队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在美国人的指挥下参与对前苏联的军事行动。

    交付给中国的空中加油机首先以上海和青岛为基地，为美军的作战飞机进行不间断的空中加油，使之在战时可直接从日本或韩国的基地甚至美国本土飞往战区。在进入中国领空后，美军歼击机还将获得沿黄河以及长江一线部署的空中加油机基地所提供的支援。而在这一线建立的大型空军基地也将对美军开放，这些基地将是按照北约标准修建而成的。

    与此同时美国将向中国的飞机和武器制造厂发放生产许可证，以使他们按照美国的标准生产美制作战飞机和武器装备。这样当美军飞机抵达中国本土后将不用担心后勤和补给问题。遭受战损的飞机将获得最快速度的支援，而不用再将飞机送回到日本或美国本土修理。这无疑将有效扩大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作战实力和攻击范围。   对于这一点美国是有丰富经验的，佩里特别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就是利用在中国的基地对日本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轰炸，并取得相当的战果。

    在中国空军获得F-16"猎隼"空中优势歼击机和AH-1"眼镜蛇"武装直升机的同时，在四川成都的飞机制造厂和位于江西的昌河直升机生产基地，将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一整套的飞机和发动机组装生产线。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以上两个生产基地距离中苏边境比较远，有足够的战略缓冲地带。

    这样美国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他们的现代化飞机生产线部署在这一地区。在美国帮助下建立的航空工业中心不但将为中国空军服务，还将成为美国空军的大型零备件生产供应基地。这样美国人就可以在前苏联的南翼，构建一条坚固而可靠的前进基地，从这里与巴基斯坦到土耳其再延伸至欧洲形成对前苏联的战略包围圈。

    使用美式歼击机的中国空军，并不担负对前苏联的空中打击任务，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只允许向中国提供F-16这样的轻型多用途歼击机。这些歼击机的主要用途将是保护为美国人提供情报的空中预警机和设置在中国境内武器储备基地，使之免于前苏联的空中打击。

    尤其在美军将他们的士兵大规模空运中国的时候，这些F -16 将为保护美国运输机而在中苏边境建立一道"猎隼走廊"。这样美国既保证了自身的安全和需要，也间接限制中国空军的实力。因为美国已经向日本提供了更为强大的F-15大型远程歼击机，类似F-16一类的轻型作战飞机，也无法对台湾造成严重威胁。

    由此可见，在佩里设计的这套方案中，不但考虑到如何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与力量，也考虑到了如何有效限制中国的实力发展。

   中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华盛顿这一将中国变为其半殖民地性质军事反苏前哨的建议。虽然在当时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因为所谓的"三大障碍"而暂时无法获得突破，但也绝对不会为他人火中取栗。

    来源论坛：东方军事快讯：美国“华尔凯思特研究会”的一篇《中国核武器分析报告》震惊了美国国防部。诚然，在美国国防部，即五角大楼的理念中，中国是1996年正式宣布停止地上核实验的。因此，中国核导弹技术应该停留在1996年的水平。

   但是，这篇报告的内容比较可信，因为它有一位叛逃到美国的、前中国国防部核情报机构的官员的指认。该报告所揭示的、中国目前的核武器力量，绝非五角大楼思维中的那个时代。这使得五角大楼十分震惊！按照这份报告，五角大楼官员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恐惧！”

   瑞尔斯•维克尔斯（研究会主任研究员）说：中国的核武器秘密是世界上第11大悬案。这里很可能仅仅揭示了“冰山一角“，但已震惊了我们，中国现在的核武能力，足可以直接与我们进行一场象样的核武对战。

   军事安德列斯•普恩（CIAA情报局官员）说：我不知道中国研制了这么多核武器，他究竟为了什么？为了自身安全？在东亚，能够撼动中国领土主权的国家，已经几乎绝迹。而中国还在不断进行核武器的各种升级换代。这十分令人感到疑惑？因此，在未来，如果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么我们就再也不要提核战！那等于自杀。

   那么，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弹道导弹：中国核导弹分划十分细致，他并非以前我们共识的那种短程、中程、远程、洲际的射程划分，而是以其用途、甚至打击对象目标的不同而区分。

   DF是中国弹道导弹的一种形式上的代称。其实，在它内部还有更加详细的区分。例如：单是DF4型导弹，就有DF4、41、4A、4B等4种型号。而DF4，DF4A属于基本同等的技术规范。也是大家经常见到的。

   但是，DF41、DF4B是十分少见的。41是4的先进改进型号，主要是全固态机动部署，可以实现快速展开。类似美国的“民兵II”。其制导以及突击方式采用捆绑欺骗式，回波固定形式。这也是同期美国民兵II导弹所采用的部分技术，仅仅是叫法不同。

   这样，41的命中生存概率为41％（以爱国者3型为拦截标准），而美国民兵II则为42.14％。所谓“命中生存概率”是指导弹能够正常飞临预定落地点的概率，而不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命中精度”。

   在谈精度时，我们以往总是看重弹道导弹的命中精度。一般认为精度越高，自然命中概率就越好，而实际上，它们存在很大区别。

   军事按照美国标准，配属核弹头的导弹，譬如“侏儒”、“民兵III”，其命中精度都是110米。而中国DF41的精度为1900米。看上去我们比人家精确很多，但是，这里说的是核弹头。以最低当量2万吨级计算，一枚这样的核弹，可以在方圆10公里范围内造成毁灭型杀伤，而距离核裂变原点越近，毁灭就越严重。它的5公里以内将尸骨无存。 5000－1900＝3100米。因此，F41搭载2万吨级核弹头后，其实际有效的最大杀伤半径是3100米，那么，既便它的命中精度粗大到2000米左右，其破坏结果（预定攻击目标被摧毁）与精度在100米左右的常规导弹是一样的。

   但是五角大楼通常按照常规导弹计算和衡量核导弹的攻击能力，他们是刻意回避核问题，实际上，中国核导弹精度低反而更加可怕。 ▲ 转自81.china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hs.hnol.net 《保密工作》袁方正

　　1995年，法国公开指出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一名参赞、两名一等秘书、一名二等秘书和一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一人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巴黎站负责人），在法国进行间谍活动，并要求他们离境。法美因间谍战使两国关系陷于紧张。

　　正逢法国总统大选进入高潮时期，法国政府打出驱逐五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出境的“间谍牌”，有人说是以此来转移法国选民的注意力，以“间谍牌”来反制政敌的“窃听牌”。当时，在大选中一路领先的法国总理巴拉迪尔，因批准非法窃听受到政敌指责。法国政府“适时”爆发美国间谍案，显然有助于转移人们对“窃听丑闻”的视线。

　　在法美关系史上，公开要求对方召回其间谍，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法国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寸进尺，大肆刺探法国经济和科技情报不能容忍，最终作出决定，亮出“间谍牌”，反击美国的嚣张气焰。一位法国情报界人士指出：“这乃是一场大战。长久以来，美国方面一直敌视我们，让我们公开出丑。今天，唯有在出现强有力的法国政府后，我们终于等到了对美国采取强烈反应的一天！”

　　据法国《世界报》披露，法国有关部门从 1992 年起就开始暗中监视后来被驱逐出境的五名美国中央情报人员的活动，发现他们不仅刺探法国的科技情报，而且秘密窃取有关法国内政、经贸方针和通信政策的情报，并且利用重金收买等手段，把谍报活动的目标对准法国政府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助手。据报道，一名法国行政法院的官员兼多数派议员、一名原法国交通部长办公室的高官和法国电信国际网络服务处的一名技术人员先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拉下水。

　　在法国本上警戒局的安排下，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收买的几名法国人与美国情报人员秘密接头，掌握了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确凿证据。随后即向法国内政部作了汇报。法国内政部长巴斯瓜尔于1995年1月底和2月初曾两次召见美国驻法大使哈里曼，明确表示不允许在法国领土上从事间谍活动，并且要求五名美国情报人员离境。2 月 22 日下午，美国大使又被召到总理府马提翁大厦，巴拉迪尔总理向这位大使重申了法国的这一立场。法美间谍战公开化。

　　冷战结束后，国际问最大的变化之一莫过于间谍工作，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几乎把最重要的目标置于商业方面，所以，法国与美国发生间谍战是很自然的事。

　　美国中央情报局传统上是将协助美国公司获取外国市场情报与直接对外国公司刺探情报是区分开来的，在布什政府时代，也禁止将两者混淆起来。但是，自从伍尔西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中情局已经是什么都干了。为何会有这一改变？据说是中情局为了争取庞大的预算经费。因为冷战结束后，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间谍工作已大为减少，如果没有新的成绩，预算经费势必缩减，这对花钱大手大脚惯了的中情局日子是很难过的，所以他们要大举于商业间谍工作。他们的理由是：这可以使国家的竞争力提高，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工作。

　　美国中央情报局如此，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当局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是，商业上的间谍战就热闹起来了。

　　1993年，法国与美国为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商业谈判，展开了尔虞我诈的空前大战，而法国这次点名的美国间谍之一，就是专门刺探法国在这项商业谈判中的底牌的。至于相互搜集对方的最新产品的机密，已是国际间公开的秘密。

　　1993年4月间，也就是在“巴黎航空展”举行的前几天，美国报纸公开披露，法国间谍正在美国境内大肆活动，其中有49家美国国防及航空工业，24家美国财务机构，甚至6 个美国联邦政府部门，正是法国间谍搜集“国防机密”的目标。此项报道，据说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当时，就有美国公司宣布抵制参加“巴黎航空展”。美国太不给法国面子了。美国让法国下不了台的另一个突出例子是：据最新一期《情报世界》透露，法国“汤姆森”和“欧科”两大电子公司，即将与巴西政府签约，为巴西提供金额高达140 亿美元的防空电子设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商业部副部长召集一个如临大敌的临时小组，连续两周，每日早上8 时开会，有时克林顿总统也亲自参加。在“国家安全会议”的全力支持下，通过情报组织网，凡是与“防空电子设备”合约有关的所有巴西负责人，美国都与他们保持最直接的接触。结果，法国公司眼睁睁的看着即将到手的合同书，突然之间装到美国公司的口袋中。

　　可是，反过来，法国同样向美国做间谍工作。早在1987年到1989年之间，法国间谍就向美国的尖端电脑公司下手，即窃取工业机密。同时，法国情报人员还渗透到“波音”等航空工业之中。结果，法国间谍被美国反间谍组织识破。1989年至1992年间，当时的法国情报负责人曾向美国方面承诺所有这些法国间谍都将撤出美国公司，乃至美国领土。本来有10多名法国间谍要坐牢，另有10多名外交官应被驱逐出境，后来还是靠法国总统密特朗直接与当时的布什总统磋商，最后进行“私了”，才避免了一场公开的间谍战。

　　法国和美国爆发的这场间谍战，其导火线是在军售方面；法国抢占了美国的地盘——台湾。据报道，1992年11月，法国去台湾签约，台湾向法国采购60架幻影2000－5 型战斗机的同时，还向法国采购价值达100 亿法郎的幻影2000－5 型战斗机的电子雷达射控系统、短程魔法飞弹与中程云母飞弹。据了解，当时正是布什总统下台，将政权移交克林顿总统的时候，法国乘机与台湾签定此项重大合约。

　　据有关方面透露，美国1992年8 月得悉法国同意对台湾出售幻影24U －5 型战斗机后，不断对台施加压力，希望台湾能够放弃对法国的军事采购。与此同时，美国向台湾表示，愿意向台湾出售F －16战斗机。为了让台湾放弃向法购置幻影战斗机，美国军火商则全力向台促销F －18大黄蜂型战机。因为F －18战机的性能与法国幻影2000－5 型战机的性能相近，所以美国有意以F18 型战机，劝说台湾放弃购买幻影战机。

　　法国与台湾签下意向书后，美国立即分别向台湾当局和法国施加压力，希望能够独占对台湾的军售市场。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军火工业萧条之际，台湾购买幻影型战斗机金额多达45亿美元的生意，是美国军火商不愿放弃的一块“肥肉”。

　　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来把军火买卖列为情报收集工作项目之一。而对台湾当局这种“疯狂”的采购方式，美国中央情报局也特别关注。美国、法国的情报部门为了对台湾的军售而互相斗法，并因而结怨。这也是法国驱逐美国间谍的导火线。

　　法国公开要求美国召回其间谍一事，表明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经济安全确实已经成为各国首要关注的问题。而在经济安全方面，昔日西方盟国，今天恰恰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据法国方面透露，今天在法国最大的间谍网不再是别人，而恰恰是美国。可以肯定，法美间谍斗法，今后还会有好戏可看。　　（1995年第5 期）▲

    中评社香港2月22日电／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倪海宁在即将出版的《中国评论》3月号撰文指出，从地缘角度看，缅甸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其内政与外交走向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中，中国同俄罗斯一道否决了美国、英国提交的有关缅甸军政府“侵犯人权问题”的决议草案。

　　文章说，中国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非常谨慎，迄今只用过5次；这是时隔35年后才再现的中俄在安理会投“双否决票”的罕见情况。联系到近年来缅甸相继实施的迁都、重开制宪国民大会等重大举措，人将目光再次投向这一近乎与世隔绝的西南邻国。

　　文章在回顾了中缅史上的友好交往后指出，中国对西方所谓的“缅甸问题”动用否决权，政治与经济意义都很重大。在政治方面，这是中国对腹背受敌的缅甸的“雪中送炭”之举。更重要的是，此举会给双方都带来经济实惠。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地缘经济不仅已同地缘政治密不可分，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后者。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缅甸国内局势和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与中国当前面临的能源问题息息相关。 

　　文章援引美国着名政治家兼学者的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指出：“与缅甸的军事合作，使中国能够使用印度洋上缅甸几个近海岛屿上的海军设施，因而在整个东南亚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具有某种更大的战略影响。中国如果有朝一日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以及新加坡这一地缘战略咽喉，就将把邻国获得中东石油和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通过缅甸，走向印度洋这一“在近现代史上非一流大国而不能进入、非一流大国也不能自主存在”的群雄逐鹿地区，既可以打破美国布下的“马六甲困局”，也能够限制印度在南亚建立排他性地区霸权、从而成为中国地缘政治对手的能力，个中意味可谓深远。▲

    文章提供 于 2007-2-23: 自去年以来，中国外交的大手笔日渐为世人所称道。中非论坛的盛况、中日关系的转机、中美关系的战略默契、周边关系的逐渐理顺，以及朝核问题上中国发挥的核心作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话题。而这些，实际上都和中国不断显露的外交新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加坡《联合早报》20日就此刊发文章对中国的外交新政作了解析：

　　1949年后，中国外交理念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其中较具标志性意义的包括：50年代的“一边倒”、60年代的“两个拳头出击”、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和80年代至今的独立自主与和平外交政策。

　　但改革开放毕竟走过了近30年历程，新世纪的国际环境毕竟出现了诸多难以预料的变局。变化的世界要求理念的变迁。于是，一系列充满时代色彩的外交新理念先后出台。从中国领导人最近两年谈及外交工作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大致脉络。

     ◆笔者在文章中曾经列举中国外交新理念的三个转变：

　　◆除此之外，中国外交新政的新理念还有三个明显变化。

　　▲第一，虽然世界依然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但当前却正处于大变动、大调整时期。国际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增多，单极与多极的斗争、国际经济领域的竞争、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安全挑战、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都依然深刻复杂。

　　▲第二，中国外交不再仅仅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还要维护发展利益。这与中国国际利益的延伸密不可分。

　　▲第三，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这是和谐社会理论的延伸。和谐世界的标志就是各国政治上和谐相处，经济上共同发展，文化上取长补短，安全上协作互信。

　　从外交理念的转变可以看出，目前的中国外交新政是全方位、多领域的战略转变。与之相应，外交实践最近几年也出现了一系列突破。这主要体现在三个“主轴”和两个“杠杆”上。

    ◆“三个主轴”分别是：

以区域合作组织为渠道构建和平的周边环境；以经贸关系和国际安全合作为核心构建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以互利双赢和真诚合作为基石构建日渐成熟的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些都是外交新政布局的重点。

    ◆“两个杠杆”分别指：

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舆论的重视。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空前加速。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在重要国际组织中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的发言权、影响力都在增加。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是在并不友善的国际环境中突围的。西方逐步认同中国的发展成就、模式；中国对外界的认知也更加自信和友善。

　　诚然，中国近几年的外交新政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广为称道的大手笔。但和平崛起逐渐进入关键时期，国际环境日渐微妙。中国外交新政面临复杂的国际时局，除了公共外交之外，还有两个突出的问题。

　　▲其一，中国在不断拓展外交布局时，应注重外交工作的可持续性，不仅要注意面的拓宽，更要讲求实效。所谓智在于治大，但慎在于畏小。

　　▲其二，对外交往展示的不仅是一个国家实力，更深层的是文化意义上人格与国格的交融。目前，中国整体的国际形象在提升，但国民外交意识，即每一个国民都是国家的使者的意识，有必要强化。新世纪初的中国外交新政，既是现任领导人对外交事务的阶段性总结，也反映出中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在潜移默化。未来10年将是新国际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在冲破地区意义，日渐展现全球性的战略意义。来源: 新华网  ▲

熟悉中日关系的人常有这样的感觉，为何几十年来，中国关于日本的著作很多，却没有出现过经典著作，非但没有一本能与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相比，就是民国时期戴季陶的《日本论》也恐怕没有人超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先前已有不少人就这个话题发表了高见，本文只是谈一点零散的感受。

中国的对日研究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是战略问题。

对日研究经常提到“战略的研究”，但很少提到“研究的战略”。前者是把研究仅作为手段、工具，一切为战略、总计划或方针服务。但由于战略往往是任务型的，这就使得研究也变得充满动荡和变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其实，研究应该有自己的规律，有独立的战略构思及研究过程的全面设计。中国的对日研究机构大多为政府部门或国立大学所属，研究多以政府行为为准，“想政府所想，急领导所急”，很难将一个长周期的研究坚持到底。战略的研究固然重要，但研究的战略同样不可忽视。因为中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发展速度很快，研究理应成为国家级战略，不仅要考虑研究什么，还特别要考虑怎样研究，如何保证研究正常进行，尤其是针对那些强于我们又对我们很重要的国家，这里首当其冲就是日本。

日本的对华研究一直有很完整的战略，这个研究的战略是日本制定对华战略的基础，与日本的基本国策及整个对外政策一并成为日本的战略之源。而且日本的研究一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尽管受到很多政策导向，但大多数机构及研究人员在体制上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这就使得研究具有极大的自主性，机构及研究人员主要考虑的是长期性的研究而不是短期性的战略。

    ◆第二是心态问题。

中国对日心态最大特征是轻视。轻视有两种，一种是绝对化轻视，即自以为了不起，实际上如同“夜郎自大”，不是仅仅看不起日本，是谁都看不起，唯我独尊。这是一种“无知型轻视”。另一种是相对化轻视，实际上如同“见人下菜碟”，对欧美就看重些，对日本则无论如何也重视不起来。这是一种“偏见型轻视”。应该说，上述偏见型心态者居多。

造成这种心态有三个原因。一是历史的惯性，即日本向中国学习的历史太长了，作为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即使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国策制订者们已经把中国视作争食的鱼肉，但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冲动仍然强劲。直至今天，日本各种报刊上刊载的外国消息及报道等，有关中国的仍大大超出其他国家（包括美国）。

二是现实的错位。中国的确在20世纪初出现过研究日本的热潮。当时大批有志青年东渡日本，探求救国图强之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从日文转译开始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最初都是从日文转译成中文。这时的日本研究也有不少成果，戴季陶的《日本论》至今令日本研究界奉为佳作。但随后日本的对华侵略及战败，使日本非但不能成为学习榜样，连研究对象也排不上了，中日民族的心态出现了错位。战后日本虽然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并不高，而中国虽然经济发展之路并不平坦，但在国际上一直拥有很高的声誉，更加强了双方心态的错位。

三是预期差异。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一直对未来有很强的危机感。在许多日本学者略带傲慢的外表下，往往掩盖着自卑与自尊的冲突，隐藏着生存竞争的压力与求新图变的冲动。但中国似乎总是有很好的预期。据调查，日本的精英层对未来的展望最为悲观，而中国则明显高出，与美国不相上下。今天许多国内的研究者在国际场合遇到日本人，特别是作预期研究时，常会表现出轻视日本的心态。这种在高速发展中的大陆型心态与处于成熟性萧条中的海岛型心态，对未来预期当然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就成为研究的直接动力。

很早以前，日本人就常常用“龟兔赛跑”形容中日关系。意指中国人聪明像兔子，跑得快，日本人只有学习乌龟，跟在兔子后面更努力地跑才有出路。但目前的情况是日本像兔子已经跑到前面了，而我们在后面却少有乌龟的谦虚与努力，甚至有人明明是乌龟还总是怀揣着兔子心，这样的心态怎么能不落后呢？

    ◆第三是细致度问题。

日本民族的认真、细致是举世公认的，在研究上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笔者曾参与日本一项关于东亚社会形态的合作研究，谈到中国的家庭时，某日本学者从汉字“家”的形成，谈到所有与“家”相关的词，仅 “家庭” 一词就考证了《后汉书》的“郑均传”等近十个出处。但在当时中国家庭研究的论著中，几乎没有人下这样的功夫，就更不必说我们对日本的“町”、“村”等基本概念的研究了。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者中有许多“通”，从“三国通”、“史记通”、到“京剧通”、“敦煌通”，再到“饺子通”、“拉面通”等等，无奇不有。看似“小而细”的研究往往与中国 “大而粗”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这种研究态度之细致，研究作风之严谨，都对研究结果提供了很大的保证。

解决中日关系的困局，需要中日关系研究水平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的水平本身就是中日关系的重要部分，两国的学界和政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2-23: 近期,美国"华尔凯思特研究会''的一篇<<中国核武器分析报告>>震惊了美国国防部.诚然,在美国国防部,即五角大楼的理念中,中国是1996年正式宣布停止地上核实验的.因此,中国核导弹技术应该停留在1996年的水平.

    但是,这篇报道的内容比较可信,因为它有一位叛逃到美国的,前中国的国防部核情报机构的官员(可恨的汉奸)的指认.该报告所揭示的,中国目前的核武器力量,绝非五角大楼思维中的那个时代. 这使得五楼大楼十分震惊!按照这份分析报告,五角大楼官员最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恐惧！

    瑞尔斯．维克尔斯（研究会主任研究员）说：中国的核武器是世界的第１１大悬案，这里虽然仅是揭示了冰山一角，但已震惊了我们，中国现在的核武器，足以可以直接与我们进行一场同样的核武器对战．

    当然，瑞尔斯．维克尔斯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美国历来认为他们的命比别的国家的命值钱，同时，他们将中国毁灭１０００次与中同将他们毁灭１次其实是一个样，故在此情况下，他们的恐惧是正常的！

    安得列斯．普恩（ＣＩＡＡ）说：我们不知道中国为何研制了如此之多的核武器，他们究竟为了什么？为了自身的安全？在东亚，能够撼动中国领土的国家，已然没有了．而中国还在不停的升级自己的核武库，这十分令人感到困惑？因此，世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将中国当作敌人，那么其下场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那么，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弹道导弹：

    中国的核导弹分的十分细致，他们并非象我们所想的一样只是短＼中＼远＼洲际射程划分，而是以其用途＼甚至打击对象目标的不同而区分。

    ＤＦ是中国弹道导弹的一种形式上的代称，其实，在它内部还有更为详细的区分．例如：单是ＤＦ４型导弹，就有ＤＦ４＼４１＼４Ａ＼４Ｂ等４种型号，而ＤＦ４，ＤＦ４Ａ属于同等枝术规范，也是大家经常见到的．

    但是，ＤＦ４１，ＤＦ４Ｂ是十分少见的，４１是４先进改进型号，主要是全固态机动部署，可以实现快速展开．类似美国的民兵ＩＩ，其制导以及突击方式采用捆绑欺骗式，回波固定形式．这也是同期美国民兵ＩＩ导弹所采用的部分技术，仅仅是叫法有所不同．

    这样，４１的命中概率为４１％（以爱国者３型为拦截标准），而美国民兵ＩＩ则为４２．１４％。所谓“命中生存概率”是指导弹能够正常飞临预定的地点概率，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命中精度”。

在谈精度时，我们以往总是看中弹道导弹的精度，一般认为精度越高越好，而事实上，它们存在很大的区别。

    按照美国标准，配属核弹头的导弹，譬如“侏儒”、“民兵ＩＩＩ”，其命中精度都是１１０米。而中国的ＤＦ４１的精度为１９００米，看上去我们比人家精确很多，但是，这里是说的核弹头，以最低当量两万吨计算，一枚这样的核弹，可以在方圆十公里范围内造成毁灭型杀伤，而距离裂变原点越近，其毁灭越严重，它的５公里内将尸骨无存。

    因此，只要不是打击卫星，携上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而精度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最小当量的爆炸范围还有５０００－１９００＝３１００米的周边杀伤力，与精度１１０米的民兵３是一样的。

    五角大楼一意回避核问题，也一直不谈中国的核问题，是不想因此带来本国的恐慌，而实际上，中国的低精度核导弹反而更加可怕。▲

　　中国和西方均走过专制时代，中国改革前的许多“一刀切”政策就带有专制色彩。“一刀切”的政策过于强调事物的共性，忽略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征。此外，“一刀切”掩盖了一些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的无能，浪费了社会的有效资源，约束了领导才能的发挥。

　　随着中共十七大日渐接近，中国大陆已有十多个省份通过换届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据中共中央组织部透露，地方党委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换届，直至今年上半年全部完成换届选举。民间分析指出，省级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和其他常委的提名年限必须遵守“3－1－8”红线，即党政“一把手”的年龄不得超过63岁，纪委书记的提名年龄不超过61岁，其他常委的提名不得超过58岁。

    ◆存在一些弊端

　　根据中共中央的任职年限规定，省级党政“一把手”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常委为60岁。据报道，中央组织部最近在四川省委书记换届时明确指出，届时现任书记张学忠已到“不提名年龄”之限，因为张学忠已超过63岁。这一以年龄为准绳制度也影响到局级和处级人才的提拔。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改传统的老人政治，大规模提拔年青干部，为经济改革和政治发展注射了新鲜血液和创新活力。在十年文革动荡给整个社会造成青黄不接之后，极力培养和提拔年轻人才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政治持续进步和社会持续安定团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以年龄作为一项主要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升迁，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从组织学和管理学来看，由于人才市场供给过剩，为了降低管理成本，暂时采取以年龄为准绳的办法选拔干部是可以理解的。这在特定的背景下可以尽快使干部队伍年轻化，有效使干部的换届和晋级制度化。但是，长期用这个办法会造成社会总成本的增加。

　　年龄“一刀切”是一个机械、简单的管理办法。每个人的能力、精力以及各岗位所需要的经验是不同的。对于在位的领导者，如果他是一个有能力和有精力的人，由于年限而停止他的工作，这是一种浪费。对于新人，急速提拔往往会拔苗助长，这样也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以年龄为准绳使一部分干部匆匆而上、另一部分干部匆匆而下，造成干部队伍缺乏稳定性。

　　再者，由于年龄而排除有技术、有能力、有经验的管理和领导者，也就排除了这些人所拥有的技术和社会资源。如果在企业界，这样就会为其他企业提供人才并使他们一个个成为针对原企业的竞争对手。中国面临着老龄化问题，如何让越来越多的“超龄”人才充分发挥余热，急需研究。

　　其次从新制度学的角度来分析，年龄“一刀切”往往会造成两个方面的不良结果。其一，由于人们总是会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当意识到由于年龄的限制自己无法晋级后，他们往往会去防范由年龄所带来的损失。其中一些人可能工作热情下降，开始埋怨组织，不务正业，并开展自己的“副业”。中国近些年出现的“59岁现象”或“39岁现象”，不能说没有制度根源。

　当然，个人的理性选择并不等于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然而，制度的建立应该将个人利益作为考量之一，引导和规范个人行为，以使之对社会而言合情、合理、合法。
“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二，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面对年龄“一刀切”的压力，官员们往往急功近利，以短期效益为目标，做表面文章，从而忽略政策的长期性及其长期影响。再者，从上级部门来看，主管官员往往只注重那些接近年龄上限的群体，急于培养和选拔他们，从而忽略了广集人才，难以真正做到以才择人，直接造成制度性的人力资源流失。

　　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年龄“一刀切”的武断背离了这一优良传统。选贤任能不可以年龄论英雄，实践证明并不是越年轻越是好汉。中国自古以来所强调的智慧，是经验、能力和知识的总和。管理层所需要的智慧不应该被机械地、简单地套上时间的紧箍咒。

　　当中国崛起走向世界时，人们往往会把眼光投向发达国家。就美国而言，政府官员任职在年龄上有下限但无上限，即：35岁以下不得任总统；30岁以下不得任参议员；25岁以下不得任众议员。在政治家竞选时，选民会通过候选人的政策、能力和体力来决定投谁的票。美国已故总统里根70岁当选总统并任满两届，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八年的高速发展。

　　美国政府为三权分立，总统有两届任期限制，而国会议员责无任期之限。曾经有个南卡州的佘蒙先生曾历任八届美国参议员共48年，直至100岁才退休。另外，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则是终身制。由于社会组织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确实需要具有不同的用人制度。

　　从历史发展看，在政府建制和社会精英的培养上，年龄的考量改变了以往“老人政治”。但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已经开始起飞并寻求持续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时，人们应进一步考虑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对知识、经验和年龄的要求，并任命和提拔有用之才，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

淡化年龄的考量，灵活运用人力资源，也有助于化解社会代际之间的矛盾，为建立社会和谐充分利用各年龄段的人才。▲作者: 胡晓波（美国南卡州）为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