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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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特科二科负责人，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领导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等地领导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建立了对中共极为有利的情报网。1955年4月3日因莫须有的“内奸”问题被秘密逮捕。
　　
　　因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1月，上海形势危急，中共地下组织处境更加困难。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和所属干部，包括一部分区级干部都撤退到中共占领区。这时，正好潘汉年也奉命撤退，于是他建议一起走由他选定的第一条交通线。
　　
　　行前，潘汉年通过胡均鹤找到汪伪汉奸集团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告诉李他准备到淮南新四军那里去一趟，同时还有几名“商人”同行，希望李能够提供方便，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李士群表示同意，还特地指定胡均鹤专程到镇江与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站长刘毅相商，对潘汉年一行经镇江渡江北上之事作具体的布置。

    经过几天的舟车劳顿，11月6日，他们到达淮南根据地。这次能够顺利抵达根据地，如果没有潘汉年的情报网所建立的特别路线，几乎不可能通过敌伪控制区。可是此事后来竟然作为“镇江事件”，成了潘汉年勾结汉奸投降敌人的罪行。

    潘汉年万万没有料到，在1942年3月份被汪伪特务胡均鹤与李士群合谋做了手脚，一步步挟持着潘汉年和汪精卫见了面。铸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块心病，成为潘汉年的政治生命结束的直接祸根。
　　
　　在李士群的欺骗下，潘汉年到了南京与李士群见面，李士群却突然提出汪精卫要接见他。李说：“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事情到了这一步，请示汇报吧，已经来不及了；断然拒绝吧，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果这样，很可能会激怒李士群，使他在汪精卫面前丢了面子，李士群“翻脸扣人”倒没什么，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情报，证实有关“扫荡”中共根据地的确凿消息，就必将落空。经过短暂思考，潘汉年决定冒险去闯一闯。
　　
　　潘汉年当天下午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这次与汪精卫的会见时间不长，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但会见和谈话本身无疑是重要的。
　　
　　潘汉年4月初返回淮南。不知是出于对饶漱石的不信任，还是别的原因，潘汉年在向饶汇报时，只谈了上海的情报工作等情况，而将与汪精卫会见一事隐瞒下来。后来他到延安，也由于种种顾虑而未汇报此事。一个党员对党不坦白，当然是一个错误，但这同“秘密投敌”却是风马牛不相关。
　　
　　潘汉年1945年1月29日与爱人董慧一起从太行山区抵达延安，作为“七大”代表出席会议。还在赴延安之前，潘汉年是有心要向中共中央，特别是当面向毛泽东说清楚这件事情的。但面对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和关怀，潘汉年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就在潘汉年与毛泽东谈话后不久，1945年2月23日，中央向华中局饶漱石发去一封由毛泽东批发、刘少奇和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特别向饶漱石解释不要相信国民党方面关于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的宣传。
　　
　　中共中央的认真解释，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宣传，饶漱石的背后指控，而潘汉年自己又好像真的心里有鬼似的“秘而不宣”、“守口如瓶”，于是，事情显然变得复杂化了。这件事情后来变得越来越难说清楚，一拖再拖也使潘汉年在这件事情上越来越被动，最后导致1955年4月3日被以莫须有的“内奸”问题秘密逮捕。1982年8月，才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2007-02-17: 2隐形战机飞抵夏威夷待命 首次海外部署暗藏玄机
　　 
美国最先进隐形战机Ｆ－22首次部署日本的计划，忽然发生戏剧性变化：美空军近日接连两次宣布，Ｆ－22推迟部署日本。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蹊跷？

　　◆美战机两次推迟进日本

美国原定本月10日在日本冲绳部署12架外号“猛禽”的Ｆ－22战机。9日，美太平洋空军对外宣布，本土兰利空军基地首次海外部署的12架Ｆ－22战斗机，已飞抵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随时准备飞冲绳。

然而10日这天，美空军突然宣布，由于“天气”原因，“猛禽”战机推迟到11日下午飞至冲绳。但11日下午，Ｆ－22并没有如期飞抵日本。美国空军驻冲绳部队发言人13日解释称，由于我们在战机导航系统的操作软件发现一个故障,因此“猛禽”战机延迟进驻日本。但他没有说明有几架战机出现了故障，也没有明确这些战机进驻冲绳的具体时间。

     ◆美国为何推迟部署？

　　美计划在冲绳部署“猛禽”，引起不少国家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美空军在海外部署“猛禽”的首选地是北太平洋的阿拉斯加。如今12架“猛禽”战机已从美国本土飞至夏威夷，等于抵达了亚洲门口，但美军却突然宣布推迟部署。分析人士认为，美所说的导航系统故障并不足以解释推迟的原因，背后可能还有政治考量。
 
　　▲首先，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取得重大进展，让Ｆ－22失去匆忙部署日本的意义。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赫斯特上月曾声称，Ｆ－22部署冲绳后，太平洋美军在面对任何突发事件时，将拥有更多选择权。然而，8日开始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取得重大突破。美军虽然声称Ｆ－22推迟部署与朝核六方会谈没有直接联系，但间接联系有没有呢？
 
　　▲其次，中国将于2月18日开始一年一度最大的节日——春节。美国人很可能理智战胜了冲动，不愿在这种特殊的气氛里引来猜测。

　　▲第三，向日本施压。驻日美军司令莱特前不久表示，Ｆ－22一旦部署日本，将使美日联盟关系更为坚固。然而，本月10日，几百名饱受美国驻军困扰的冲绳居民在嘉手纳空军基地外示威，抗议Ｆ－22部署冲绳。

　　此外，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及外务大臣麻生近日都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提出批评。这些皆招致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试图通过推迟部署Ｆ－22向日本施加压力。

      ◆诱使中国打造防空网？

　　不过要强调的是，美国并没有宣布取消Ｆ－22战斗机部署亚洲的计划，其飞抵冲绳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冲绳首次部署Ｆ－22，是有其险恶用心的。冲绳离中国台湾岛大约只有600公里的距离，离钓鱼岛更近，只有200公里左右的路程。Ｆ－22为双发，航程达4000公里，北可影响东北亚地区，南可影响东南亚地区。一旦需要，Ｆ－22在空中加油机支援下，还可奔赴中亚和西亚地区进行偷袭作战。

　　据美国《防务技术》杂志最近披露，美国国防部在考虑Ｆ－22部署亚洲之前，就对中国防空系统进行了详细研究，出台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如果要挫败美国高技术的超音速隐形战斗机Ｆ－22，需要耗资3000亿美元左右，才能建立有效的拦截防空网。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美国一个险恶的空中圈套。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总统里根大搞“星球大战”计划，让苏联耗费巨资建造庞大的防空工程，使本来就不景气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现在，美国试图在亚洲重温旧梦，以阻止中国的崛起。这种冷战思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是不利的。▲

    2007-02-171.05 pm 东京讯:共同社消息，美国最先进的隐身战斗机F22A“猛禽”，今天中午飞抵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嘉手纳基地。

　　此次是该型战斗机首次在美国以外配备，计划在日本临时配备90天至120天。今天有2架F22A“猛禽”飞抵冲绳，其余10架最早将于18日下午飞抵，美军总共将在日本配备12架F22A“猛禽”。▲

2007-02-16: 核心提示：除了美国的GPS系统、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中国也已经开始建设自己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该系统开放服务的定位精度为10米，授时精度为50纳秒，测速精度0.2米/秒，将成为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兵力倍增器。

随着第一颗试验卫星Glove-A的发射，欧洲的“伽利略”系统（民用信号精度1米）正式起步。俄罗斯则开始重建自己的GLONASS系统，并计划向全球提供服务。而中国也已经逐步开始建设自己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逐步将服务范围从中国和周边地区扩大到全球。美国研制了两种新型GPS卫星，进一步提高了性能，还计划将卫星导航的领域扩展到近地空间以外的地方。

“伽利略”的民用信号精度达1米，精度指标已与美国GPS的军用信号相当。

正式起步的欧洲“伽利略”（民用信号精度1米）系统为了摆脱对美国GPS系统的依赖，欧空局和欧盟于1999年合作启动了“伽利略”项目。计划中的“伽利略”系统由30颗卫星组成，可以提供定位精度为1米的民用信号。2005年12月28日，首颗试验卫星Glove-A发射成功，标志着“伽利略”系统建设的里程碑。Glove-A进入23260千米高的轨道后，先后顺利地完成了太阳能电池帆板展开和星载计算机软件的上载、系统功能检测等活动。今年1月12日，Glove-A开始向地面控制中心发送信号。目前，该卫星正在轨道上进行各种功能模块测试。第二颗试验卫星Glove-B原定于今年4月发射，但由于星载计算机出现故障，其发射日期至少被推迟到明年春。另外4颗在轨验证（IOV）卫星正在制造之中，预计将于2008年底前全部发射入轨。

作为“伽利略”系统最早的非欧洲合作伙伴国，中国已开始承担该系统IVO阶段的11个项目，涉及空间段、地面段和应用段的工作任务，并将在未来参与卫星的制造，提供激光反射器、搜索救援组件和其他部件。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由苏联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设，并于1993年启用。该系统由24颗卫星组成，主要应用于军事领域。与美国的GPS系统相比，GLONASS系统采用了不同的轨道和信号频率，更注重对高纬度地区的覆盖，而且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前苏联解体后，继承了GLONASS系统的俄罗斯一度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为到寿失效的卫星发射替代卫星，使系统的在轨卫星数量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其使用效能。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卫星导航定位市场的蓬勃发展，俄罗斯已经开始重建GLONASS系统，并积极将该系统向全球民用市场推介。目前在轨的GLONASS卫星为14颗，包括去年12月末发射的3颗。按照计划，俄罗斯还将在今年12月再发射3颗新一代GLONASS卫星，预计于2010年左右使卫星数量达到“满员”状态。

为了获得更多的民用市场份额，负责管理GLONASS系统的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部已经决定从明年1月1日起取消对民用信号的精度限制，首先为俄罗斯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提供高精度导航定位服务，并为2010年向全球提供商业服务奠定基础。目前GLONASS系统的民用信号定位精度为30米，与美国的GPS系统（民用信号精度10米）和欧洲“伽利略”系统（民用信号精度1米）尚有一定的差距。

进化的中国“北斗”系统中国先后在2000年10月31日、2000年12月21日和2003年5月5日发射了3颗“北斗”静止轨道试验导航卫星，组成了“北斗”区域导航系统（注：又称为“北斗1代”卫星导航系统）。该系统具备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范围内的定位、授时、报文和GPS广域差分功能。但由于该系统用户无法保持无线电静默，也无法在高速移动的平台上使用，“北斗1代”系统不能用于军事用途。

随着应用领域的日益扩大，中国卫星导航定位的市场规模从2000年的不到10亿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120亿元。在此背景下，中国已经开始建设自己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2代）。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空间段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可提供开放服务和授权服务两种服务方式。开放服务是在服务区免费提供定位、测速和授时服务，定位精度为10米，授时精度为50纳秒，测速精度0.2米/秒。授权服务是向授权用户提供更安全的定位、测速、授时和通信服务以及系统完好性信息。按照计划，中国将在2007年初发射两颗静止轨道导航卫星，2008年末发射首颗非静止轨道卫星，逐步将服务区域从中国及周边地区扩展到全球。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后，中国军队也将拥有自主的全球卫星导航手段，车辆、单兵、舰船乃至高速移动的飞机和导弹都可以应用。可以预见，“北斗”将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兵力倍增器。

“北斗二号”将成为中国的GPS制导炸弹的导航星座。

新一代美国GPS卫星登场在上述国家的同类系统建成和完善之前，美国凭借着雄厚的国家实力运行着的目前世界上最为成熟和完好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PS系统，由30颗（4颗为备份星）在轨卫星组成。早期GPS系统对民用信号的定位精度进行了人为限制，只有100米左右，但随着2000年后取消这一限制，目前GPS可以提供的民用信号定位精度为10米左右。随着可提供1米级民用定位精度的“伽利略”系统在未来的投入使用，GPS系统可能被迫进一步开放民用信号的定位精度限制。
 
GPS卫星已经发展了两代，目前最新的型号为GPS IIR-M和GPS IIF，分别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制造。GPS IIR-M卫星已经成功发射了3颗。这种卫星采用了改进的天线，可以提供更大的信号功率，以便于地面接收机接收信号。另外，GPS IIR-M除了可以广播以前的军民用信号外，还增加了两种新的军用信号和第二种民用信号。新的两种军用信号提高了定位精度，并增强了抗干扰能力；第二种民用信号则采用了与第一种不同的频率，可以消除地球电离层引起的导航误差。更新的GPS IIF卫星尚在测试之中，预计在2008年5月发射。GPS IIF将进一步提高定位精度和抗干扰能力，并增加第三种用于民航运输业的民用信号。▲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两国军队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中苏两国矛盾长期摩擦引起的一个冲撞点。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方“吃了亏”。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

　　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中国当然更不会像基辛格所说的“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后扔掉”。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 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 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当中苏两国已进入战争边缘的时刻，苏联领导人出于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难免在袭击中国后遭报复等多方面考虑，突然采取了缓和措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时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经反复考虑，毛同意了这一要求。9月11日，双方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反映苏领导层内对华政策不一致，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在尼克松召集紧急国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后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为此，美国实施了三步曲：

    ▲一是由于中美政府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安排高级官员会晤，要费很多周折，时间也来不及，我们可以把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拣起来，华沙会谈延续了15年，现在已经中断了两年，此时恢复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可以安排驻波兰大使沃尔 特•斯托塞尔马上去办。这就出现了斯托塞尔尾追中国驻波大使的戏剧性事件。

    ▲二是要利用齐奥塞斯库和叶海亚与中国的亲密关系，频频传递我们期望和解的诚意。

    ▲三是为了远水解近渴立竿见影，美国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已被破译的苏联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

　　1969年10月15日晚7时许，心慌意乱的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打击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至于中国，正如10月15日晚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为平静后说的：“ 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四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柯西金谈话中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千米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弹实战性原子弹爆炸。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势开始缓和。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次核危机随之灰飞烟灭。▲

    2007-02-17: 台湾“中央社”报道，国民党主席马英九，2月13日被检方认定涉嫌贪污遭起诉。消息一出，各方震动。
　　
　　岛内舆论齐声为马喊冤，岛内名嘴陈文茜用四个字概括此案——“司法迫害”。据台湾媒体分析，该案自始至终都被陈水扁操控，他先后使出了三招，其中最厉害的是早早在司法机关暗中安插亲信，甚至马英九身边都有可能有他的卧底。
　　
　　在检方公布起诉书两小时后，马英九召开记者会，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去党主席一职。他同时宣示，“化悲痛为力量，义无反顾，竞选2008年‘总统’”。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许多人一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马英九宣布竞选2008年“总统”后，记者会现场许多人立即欢呼鼓掌，高喊“加油”。
　　
　　岛内舆论分析，陈水扁可能高兴得太早。据台湾TVBS电视台14日民调显示，61%的民众支持马英九选 “总统”，58%民众相信马英九是清白的；如果在“大选”中马英九与民进党的苏贞昌对决，支持度分别是62%比20%，对手如果换成谢长廷，马英九胜算更高。
　　
　　◆马英九被控贪污千万　台“立委”指出司法太黑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去年8月，陈水扁身陷“公务机要费”案时，有民进党“立委”出于报复心理，告发马英九违规使用台北市长任内的“特别费”。台检方随后展开调查，其间三度约谈马英九。
　　
　　2月13日，台“高检署”宣布此案侦结。检方在起诉书中认定，马英九从1998年到2006年共“贪污”“特别费”1117万元新台币。主审检察官侯宽仁的解释是，马英九月薪15万元新台币（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但每月固定转汇20万元新台币至夫人账户，而这5万差额，马都申报为财产，并未注明其为未支出“特别费”，“显然无日后再支出的打算”。由于马在案发后捐款1160万元，检方对马英九未具体求刑。
　　
　　消息一出，各方震动。在检方公布起诉书两小时后，马英九召开记者会，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去党主席一职。他同时宣示，“化悲痛为力量，义无返顾，竞选2008年‘总统’”。当晚，国民党紧急召开中常会，极力挽留马英九留任党主席，同时通过决议，删除“遭起诉不能获得党内提名”的“排黑条款”，以便于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出征2008年“大选”。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已发表声明，对马英九被起诉表示遗憾，并表示相信马英九的清廉。台“立法院长”王金平也表示，“我个人相信马主席的操守和品德，但也相信司法。”有亲民党“立委”更痛斥，这是“台湾司法最黑暗的一天”。
　　
　　◆检察机关安插心腹　提前数月开始布局
　　
　　台检方宣布起诉马英九后，岛内舆论齐声为马喊冤。据岛内媒体分析，这起案件自始至终都被陈水扁操控。他先后使出了3招，其中最厉害的是早早在司法机关暗中安插了亲信，甚至马英九身边都可能有他的卧底。
　　
　　“拉马救扁”布下绊子。岛内政论名嘴赵少康指出，台湾“特别费”是“制度陷阱”，“查谁都会有问题”。去年8月，陈水扁陷入“公务机要费”案，民进党便搜罗情报控告马英九贪污“特别费”。据传，马英九“账房先生”余文，以前是陈水扁的秘书，很可能是个“卧底”。此后，民进党政客开始穷追猛打，并指使岛内绿营媒体大肆炒作，甚至还警告检方勿用“严以律阿扁，宽待马英九”的双重标准。
　　
　　“安插心腹”控制司法。据台湾《联合报》分析，马英九“特别费”案有两个关键人物：“检察总长”和主审检察官。这两个人一个是陈水扁的心腹，一个则被民进党操控。
　　
　　今年1月，此案进入关键时期。陈水扁调动行政资源，在“立法院”休会前，匆忙通过了“检察总长”陈聪明的任命，从而全盘掌握了案情进度。而主审检察官侯宽仁，原本获得民众高度评价，但民进党利用侯曾在马英九手下任职之事，大肆炒作侯、马“交情”，把侯逼到了“不得不证明自己”的墙角。
　　
　　“排外护短”集中打马。据报道，按照起诉马英九的标准，台湾6500位“首长”都有问题，民进党“四大天王”更“劣迹累累”。但到目前为止，同样因“特别费”遭到检举的苏贞昌、谢长廷、吕秀莲，以及“司法院长”翁岳生，到现在一点事都没有。
　　
　　◆新闻点睛　岛内舆论称：陈水扁笑得太早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相较于马英九因“特别费”案遭起诉的“满腔悲愤”，陈水扁13日晚参加年终聚餐时则是满面春风。陈水扁史无前例地在台上连续唱了“爱拼才会赢”等三首歌曲。媒体形容，陈水扁“心情相当不错”，酒也喝得特别多。
　　
　　可岛内舆论认为，陈水扁可能高兴得太早。据台湾TVBS电视台14日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民众支持马英九参选“总统”，58%民众相信马英九是清白的。如果在“大选”中马英九是与民进党的苏贞昌对决，支持度分别是62%比20%，对手如果换成谢长廷，支持度则是61%比19%。

　　同时，国际媒体也对此事作了报道，并重点着墨于马的清廉形象。英国《金融时报》说马英九享有“清廉先生”的美名；BBC用“一尘不染”形容马英九；美联社说马英九是“清白、优质的政治人物”。
　　
　　台湾《联合报》14日刊登社论说，如此一来，民进党在2008年寻求胜选增加了有利因素。但“特别费”的起诉，亦激起了马英九对民进党操弄政治的愤慨；背水一战的处境，则更激发他的旺盛斗志；国民党内因危机而团结，也有极大意义。社论最后点明，对于检察官如何查民进党“四大天王”的“特别费”，大家正拭目以待。▲

    2007-02-17: 复制链接 据此间媒体报导，越共十届四中全会于一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在河内召开。这次大会决定精减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并禁止执政党、军队等权力部门经商办企业。这些举措将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权，并最终走向“政治多元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据报导，改革后越共中央现有的十一个部委将只保留六个部委，即中央组织部、中央思想文化部、民运部、中央检查委员会、对外部和中央办公厅。其他五个机构将予以撤销并整合。现有的六个中央系统直属机关党委将整合成两个党委。国会所属各委员会和办事机构要逐步实现专业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机构也要按照四中全会的精神精简。
  
    这次大会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举措是禁止执政党、武装部队和警察经商。一九七五年越南战争结束后，掌握国家机器的强力部门，如执政党、军队和警察等，纷纷经商办企业。越南军队是商业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拥有多家大公司、包括电信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建筑公司和造船厂等。越南共产党、祖国战线和警察部队也积极参加商业活动，一些大型旅馆、制造厂和进出口公司等都为他们控制。这些强力部门利用公权和特权，大肆走私舞弊，贪污腐败，在越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本次大会决定，“从二○○七年起把党、军队、祖国战线和社会政治团体现有的经济实体完全移交给政府管理部门。”此间的分析人士认为，停止党的机关、军队、公安等部门经商办企业是越共从源头上遏止走私、腐败等弊端的一个重大举措。
 
    除以上两项重大举措外，这次大会还强调继续革新国会的组织和活动，完善选举机制，合理增加专职国会代表；重组国会的一些专门委员会；提高民族委员会等国会所属各委员会的活动质量。越南的国会类似中国的人大，不同的是，越南国会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国会代表可以公开质询政府各级官员，对不称职的官员可以动议罢免，不像中国的人大是彻头彻尾的橡皮图章。
 
    越共十大召开后，热心政治话题的越南朋友就在私下盛传，越南政治改革的力度还会加大，有人甚至预言越南将最终放弃一党专政。从此间媒体的报导来看，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官僚主义和机构重叠、真正做到精简机关和更有效率”，这与结束一党专政的距离还差得太远。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举措触及了共产党的自身利益，对削弱共产党的权力有帮助，因此应将其看作一种进步的迹象。
 
    越南改革起步较中国晚，但是越南政治改革的步子比中国迈得大，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越南目前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基本上看不到上访现象。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现在是东亚发展第二快的经济体，并在本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相信，越共实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将会更好地适应入世后的新形势，对实现越南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有极大的帮助。▲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2-16: 对于普京“炮轰”美国的言论，布什只是温和地反击。白宫消息人士透露，布什避免激怒莫斯科只是希望能在伊朗问题上得到俄方支持。

    中评社香港2月16日电／美国总统布什15日召开今年首次新闻发布会，没有言辞激烈地痛斥普京“炮轰”美国的言论，而是温和地反击，承认两国关系存在问题，但仍能继续合作。白宫消息人士透露，布什避免激怒莫斯科只是希望能在伊朗问题上得到俄方支持，如果俄在安理会否决制裁伊朗的决议，白宫届时可能强化对俄立场。

　　普京总统2月10日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激烈指责美国破坏全球安全以及挑起新的武器竞赛。普京批评美国的言论震惊世界，也是自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脱鞋炮轰美国以来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对美国最为严厉的公开批评，立刻成为华盛顿热烈议论的焦点话题。

　　中新网报道，2月15日，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打破白宫和国会官方的沉默，开始谈论美俄关系问题。布什首先谈起2001年6月初会普京的印象，认为普京的性格还和6年前一样刚毅，两人保持了多年的私人友谊。对于普京对北约扩大表现出来的不满，布什说：“我曾试图说服普京总统，北约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自己边界附近出现民主国家是件好事，因为他们不会互相开战。我坚信，北约的扩大具有稳定作用，这对俄罗斯也有利。但是，俄罗斯领袖显然并不赞同这一评价。” 布什努力强调美俄关系中的积极因素，称俄罗斯在解决伊朗和朝鲜危机问题、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日前联合国安理会之所以能够通过对伊朗和朝鲜实施制裁的决议，主要是因为美俄双方成功克服了在调解伊朗和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布什承认，俄美关系现在很复杂，两国之间存在分歧，但他对今后的美俄关系持乐观态度，相信能够达成共识，互相理解，继续合作。

　　据白宫消息人士透露，在当前内政和外交局势下，布什总统希望低调处理普京炮轰美国事件，尽量做出美俄关系中没有发生任何异常事件的姿态。之所以选择最为中立的方案回应普京炮轰美国的言论，是因为其他任何评论都有可能被国内政治反对派利用，如果公开承认美俄之间存在尖锐分歧会被民主党人充分利用，指责共和党人失去了俄罗斯，如果激烈反击炮轰俄罗斯就是事实上承认自己对俄7年政策的失败。可能参加总统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已明确指出，民主党准备在竞选中抓住布什的软肋多打俄罗斯牌，她在去年11月就已指责布什政府对俄政策失当，事实上失去了俄罗斯的支持。

　　尽管布什政府中许多人对普京言论极为不满，但在对解决伊朗问题至关重要的外交大战结束之前，布什不敢激怒俄罗斯，担心俄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再次讨论制裁伊朗的方案时投反对票。有分析人士也表示，如果届时俄方真的阻止西方对伊朗实施强硬制裁，白宫完全可能强化对俄立场，两国关系必将严重恶化。▲

     ◆以请汉语老师为名，在东京招募中国特工

　　日本曾是克格勃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1980年至1985年，康斯坦丁被克格勃派往东京情报站，其官方身份是苏联塔斯社记者。他的主要任务是征募中国人做间谍。

　　开始，康斯坦丁的工作进展不大。1983年，他认识了一个在东京学习的香港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属地。康斯坦丁认为这个香港人应该容易打交道，便带他去饭店，花数小时和他谈论中国艺术、历史和美食等。但当康斯坦丁谈到核心议题时，这个香港人变得警觉，康斯坦丁决定不再见他。
 
　　在日本的最后一年，康斯坦丁改变了工作方法。他以请私人汉语老师的名义和中国留学生接近。康斯坦丁特地把授课地点安排在豪华饭店里，学习之前先请中国留学生吃晚餐。留学生一般比较穷，他们会尽情享用美食。酒足饭饱后，待他们松懈下来，康斯坦丁便会借机说：“我们下次再讲课吧。今天为了补偿你宝贵的时间，我愿意支付100美元。”中国学生一旦收钱，就算被克格勃召募了。

　　康斯坦丁用这种方式找了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当“老师”。当然，他的汉语并没多大长进。

　　一开始，康斯坦丁会让留学生们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收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内共产党员的名单。这种信息虽然中方是保密的，但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看来并不算是国家机密，因此暴露的可能性很低。康斯坦丁向提供情报的留学生支付了报酬。此后，康斯坦丁对留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任务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这时康斯坦丁忽然意识到，“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他很怕为他留学生转过来对付克格勃，于是主动和其中大部分人疏远了。

　　◆招年轻学者做间谍，受到克格勃总部表彰

　　在日本期间，康斯坦丁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常到东京一些大学采访，努力想结识来自中国的实习生。在日本的中国实习生一般在40岁左右，有些已经是成熟的学者了，自然比一般的大学生更有“价值”。1983年，康斯坦丁结识了正在东京科技研究所实习的一位中国学者。

　　这位学者是光化学方面的专家，他的专业与制造武器相关。这令康斯坦丁如获至宝，他决心将这名学者发展成自己的下线。

　　康斯坦丁不仅用金钱向学者行贿，还投其所好帮他完成英语作业。这位中国学者虽然日语很好，但英语却很差。康斯坦丁自己忙着招募间谍，无暇做功课，于是把学者的作业转给了克格勃翻译局的同事，每件翻译支付100美元。

　　经过两年的“培养”，康斯坦丁终于说服这位学者充当克格勃的间谍，还要求他递交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康斯坦丁把协议书翻译成俄文，通过秘密外交信函交回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欣喜若狂，时任克格勃一总局局长的克留奇科夫亲自发函表彰了他。

　　◆间谍身份败露，狼狈逃回莫斯科

　　好景不长，这位学者在向克格勃出卖中国情报的同时，也捎带着向苏联提供一些日本方面的相关情报。这引起了日本反谍报机关部门的注意。当时，这位中国学者声称得到了一份“足以给中国带来道德上的打击”的情报。这可把克格勃乐坏了。克留奇科夫亲自拍板，决定把他培养成“超级间谍”，并引见给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

　　克格勃要求康斯坦丁教那位学者学习无线电密码知识，以便他能直接将秘密数据发到莫斯科。康斯坦丁买了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改装成收发报机。把中国学者带到公园里训练，因为“在公园里我们很不起眼”。

　　然而这项任务却彻底暴露了康斯坦丁的间谍身份。1985年7月的一天，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开始向日本东京发送无线电，目的是考核中国学者使用无线电密码的能力。无线电的内容没有实际意义，一个中年男性用俄语很慢地念出一长串数字：7、5、11……中国学者需要捕捉并记下这些数字。之后按计划，康斯坦丁会将他的笔记发回给莫斯科，以判别正误。

　　计划没能实现。日本无线电反间谍部门截获了这些电波，并当场抓住了他们。

　　康斯坦丁在两个小时后被释放。日本警方要求康斯坦丁第二天到东京的中央警察局。但克格勃的上级不许他去，他被强行送回了莫斯科。中国学者后来也被立即遣送回了中国。

　　◆负责中日、朝鲜半岛地区，对华情报工作屡屡受挫

　　康斯坦丁离开克格勃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克格勃科学技术情报部门当顾问，主要负责分析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方面的情报。

　　康斯坦丁透露，前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曾下令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开展对华情报工作。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克格勃的对华情报工作不仅在中国国内屡屡受挫，即便是在国外也常常是铩羽而归。上述那位学者只是一个个例。

　　一次，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国留学生，并用汉语跟他搭讪，中国学生很警觉，扭头就走。有时候，克格勃在参加国际会议的名单中发现曾接触过的中国学者。但“中国学者对克格勃‘老朋友’非常冷漠和谨慎，他们甚至索要克格勃官员的电话号码，这让克格勃官员因害怕泄露身份而逃之夭夭”。

　　康斯坦丁说，克格勃对华工作是最为困难的行动之一。这不仅因为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更因为中国人了解克格勃的思维习惯。

　　◆蒙古曾是主阵地，运送测谎仪到缅甸

　　康斯坦丁透露，蒙古曾是克格勃对华工作的主要阵地。蒙古被苏联认为是最亲密的“卫星国”，严重依赖苏联的经济援助，克格勃在蒙古“感觉就像在自己国家一样”。

　　蒙古安全部有大量苏联人，目标就是对华谍报工作。据康斯坦丁讲，苏联驻蒙古大使馆中的克格勃官员多达上百人。蒙古安全部所有部门负责人都配有苏联顾问。“这些顾问才是各部门真正的领导者。”但康斯坦丁说，蒙古安全部的很多官员有中国血统，他们会在暗地里破坏克格勃的行动。

　　为了开展对华情报工作，苏联还曾利用中缅边境宽松的通关政策派遣间谍，在缅甸开展对华情报工作。由于这些人中，有些也为台湾情报部门工作，克格勃还特地通过外交邮袋从雅希涅瓦(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情报部门总部)将笨重的测谎仪运到缅甸。测谎试验一般在苏联驻仰光的外交官家中进行，测试语言是汉语。

　　此外，克格勃还专门成立了哈萨克斯坦情报局。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被调到莫斯科，成了克格勃一总局六处的负责人，六处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情报机构。

　　康斯坦丁说，在冷战时期，克格勃对中国进行的情报活动很多。他透露说：“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华情报作业。”(本文作者是上海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秘书长、高级分析员)

　　◆克格勃已退出历史舞台

　　克格勃的全称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即是该委员会三个俄文首字母的音译。克格勃1954年3月12日成立，总部设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

　　克格勃曾有谍报人员50余万。据说，其中4万多人在苏联外从事间谍工作。克格勃分为4个局：第一总局为对外谍报局，第二总局是国内防谍局，第三局空缺，第四总局是边防总局，第五总局为秘密警察局。

　　克格勃设有专门“技术学校”，训练间谍。科目包括电报术、摄影术、窃听术、爆破术、密写术、毒杀术、外语、格斗、擒拿和射击。

　　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克格勃作为一个机构退出历史舞台。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继承了前苏联的情报力量后，在克格勃的基础上成立了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负责反间谍工作和国内治安的联邦安全局、负责对外谍报工作的对外情报局和负责保护俄罗斯要员的联邦保卫局。▲

2007年02月17日特别策划：见证改革中国 邓小平逝世10周年祭

文/曹景行:现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 前传讯电视“中天”频道总编辑

“我们得到消息，说邓小平已经去世……”

电话中对方迟迟没有回答。

“是不是晚上九点钟左右……”

对方还是没有回答。

我知道他不能说明，却又不愿使我得出错误的结论。过去一个星期，同样是他，曾不止一次明确地对我说：邓是重病，但没有去世。”

可以打的电话差不多都打了，传讯电视总裁于品海就坐在我办公桌的对面，他也打完了电话。我们交换了最后的看法，只需要几句话，因为到这时我们都确信邓小平已经去世，不再有任何怀疑。“播吧”，我们走出办公室，向等候在编辑室里的同事说。

执行总编辑陈庆源、副总编辑张宏任和当班的编辑主任麦耀安为播发这一消息作好了一切准备，并且已和上一天刚到北京的“中天”记者梁冬等联系上，要他们立即赶往邓家和三O一医院附近去看看有无异常动向。“怎么播？”我随手拿起一张电脑打印纸，在反面写上两行字：“据本台自北京获得的确切消息，中共元老邓小平已于十九日晚上九时前后在北京因病去世……”

“中天”正在播放的新闻节目突然中断，画面换上了邓小平的照片，主播程治平抑制着起伏的心绪，用仍有点发颤的声音把这一消息传向了全世界。这时是二十日凌晨一点十八分，下面一步应该做的是尽快通知其他传媒机构，包括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中央社等，也告诉香港媒体：“中天”已经报道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

我们不安地等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一点四十三分，美国CNN用不确定的语气报道香港有邓去世的“传闻”；二点十分，路透社转述了“中天”的报道；二点十四分，香港无线电视（TVB）记者谭卫儿自北京报道邓于十九日晚九时零八分去世，她是第一个说出邓去世的确切时间的记者。二点四十五分，北京新华社正式公布消息。

早上七点多，我作了十五分钟的新闻分析直播节目。我在开始时说：“经过一个很长的通宵，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作为一个中文电子媒体，我们没有让英文的或者日文的媒体抢先。”
我已经超过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事后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天”能够抢先报道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就靠那天晚上“博一博”运气。事情却非如此。如果把这场新闻战比作一场球赛，那天晚上只是关键的临门一脚，但赛事却早已开始。

这一轮关于邓小平病故的传闻始于二月十三日前后。最先是一位“中天”的同事焦急地跑来告诉我，北京中央机构中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说邓小平已去世，下午四时将发布消息，要他尽快把手中的香港股票抛掉。他说得如此肯定，我当然不敢疏忽，花了一个上午打电话给一些朋友查证。但他们都说没这回事，广州的朋友提醒我注意李鹏有没有按原定行程到广东茂名为三十万吨乙烯工程投产典礼剪彩。

此后差不多一个星期不断听到有关邓的传言，每天都要花不少时间查证，半夜都会被电话吵醒。二月十四日下午，又传来消息，说当天晚上北京将有重大宣布，香港某家与北京关系密切的电视台已抽掉原定的节目，又说某家报纸已更换版面。我马上打电话给那家电视台高层，他说没有那回事。

不断的查证虽然令人既紧张，又疲乏，但也使我们更加知道怎样去辨别消息的真伪。在查证过程中我们也弄清楚，这次邓小平确实病重，似已凶多吉少。我们须为如何报道邓去世的消息作最后的准备。

十四日那天，我、陈庆源和于品海一起讨论，一旦邓去世“中天”报道的基调，于品海当时作为行政总裁，有一段时间直接掌管“中天”的新闻编辑业务。我们认为，应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特别是他把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为他深厚权力继承预先做了安排，并使中国变为国际上的一个稳定因素，这一基调后来被台湾某家报章指为“左倾”。

我们又要求“中天”的同事必须十分慎重地处理有关邓的消息，不得随便报道未经查实的传闻。一旦获得邓病危或去世的确切消息，“第一梯队”的记者必须在一小时内赶往机场前往北京，第二、第三“梯队”也须尽快跟上。

十八日下午，我们召集“中天”各组负责人开会，对如何追查和报道邓小平去世的新闻作更为具体的部署。可以说，到那时我们已开始进入“临战状态”。我和陈庆源又商定，原定于数天后去北京采访美国新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北京之行的记者尽量提前出发，最好当天晚上就上飞机。有了那几天的“热身”准备，十九日晚消息传来时我们要做的主要事情只剩下查证和判断。

十九日晚上近十二点时，我在家中收看晚间电视新闻，电话又响了，这次是于品海打来的；他的一位北京朋友打电话告诉他邓小平已经去世。我立即叫了出租车赶往柴湾的明报工业中心，“中天”编辑部在九楼。明报大楼底下有二、三十个员工在等公司的车子回家，我看了一下“中天”的只有“九七”专题的徐小姐。我拉住她一起进了大楼，在电梯中我才告诉她今晚可能有邓的大新闻，请她多留一些时间待命。

这时于品海已经到编辑部。他的消息来源可信度极高；据他后来对台湾传媒说，那位朋友在电话中用的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语——“那批货物已经卖出了”。但即使如此，我们不能就这样报道出去，必须做严密的查证，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进了办公室各自打电话。我们的消息来源是属于很不相同的两个圈子，如果他们都能证实这一消息，那就无可怀疑了。在所有打通的电话中，有人证实了我们得到的消息，而且没有人再如前几天那样给予明确的否定，所有的暗示也都指着“确有其事”的方向。我们感到可以踢那临门一脚了。

像邓小平去世这样的重大事件，在中国新闻采访中即使不算百年一遇，起码也是十年、二十年一遇。为了及时捕捉这一新闻，各地传媒、尤其是港台两地中文传媒，这几年来已不知耗费多少资源。

中国仍保留着人治色彩。邓小平虽然多年前就已退隐幕後，但他的生死对中国政局仍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及影响力。而且，北京当局至今仍把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视为国家机密，海外传媒无法从官方渠道得到确切消息。另一方面则是小道消息满天飞，真假难辨。邓去世后台湾情报机构官员就透露，过去十年他们收到关于邓去世的传闻不下两千宗！

这类小道消息主要出自以下几个来源。一是与北京高层官员有一定关系的人士，他们通过某些非正式渠道获知高层圈子中的传言，再加盐加醋流传出去。一是某些政治力量出于特定目的传播以至“自创”这类小道消息。

近数年由于中国大陆股市发展以及深沪、港、台三地股市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小道消息越来越具有金融投机的色彩，有关邓去世的传闻更成为股市炒作的经营性题材。

追踪过去几年有关讯息的传播过程，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一些中国大陆流传的小道消息，不过是较早时期的同样传闻传到海外后又“出口转内销”。这就像石块丢进水池激起水波，又反射回来，相互交错，越来越紊乱。

大道消息稀少，小道消息杂芜，令海外传媒对中国政局报道难上加难。邓去世之后听到不少同行说，他们十九日晚上也都得到相同的消息，有的还比我们更早。实际上，那天晚上有关消息传播速度极快，有位去大陆西南省份采访的香港记者当晚十点左右就接到日本同行从东京打去的查证电话。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北京记者吴丽英八点多就得到邓“已经回不来”的风声，但查来查去仍“无法确定”。

可以肯定，那天晚上十时以后世界各地起码有成千上万的记者及外交官、情报官都竭尽全力查证这一消息，结果都和吴丽英女士差不多：“无法确定”。

这几年邓去世的谣言一传再传，已经造成“狼来了”的效应；十九日晚上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得到消息，而是如何查明其真伪，如何判断这次消息与过去一周及过去数年的类似传闻全然不同，如何知道这次“狼”真的来了。二月中旬，香港传媒中最早报道邓病危的是《苹果日报》，但如果它对自己报道过的东西确定无疑，就不会在邓去世前一天却把派往北京的“等死队”撤回香港。

不止一家香港传媒派“等死队”常驻北京，人员不断换班。这种方法落本很重，效果则不一定明显。在现代高科技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远近的概念大不同于以往；只要有人脉，在北京市内打电话同在北京、香港之间打电话已差不多同样方便。

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靠得住的消息来源。所谓靠得住，首先是对方确有可能从较直接的渠道得到这类消息，而不是翻炒别处得来的三手、四手小道消息：其次是对方应无其他政治目的或投机炒作的动机，更不是为了将消息卖钱。

北京官方对重大新闻控制严格，海外记者采访又受到重重限制，难度极大。但在同样的困难条件下，不同传媒的表现仍可分出高下。特别是像中共最高领导人去世那样的大事，牵涉的面极广，不可能长时间密不透风，更不可能“秘不发丧”。

这次邓小平去世，据悉两小时之后已通报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及地方省市负责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及《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机构也都已进入待命状态，香港的中方报章以及与北京关系密切的电子传媒都得到风声。午夜一时北京正式通报日本大使馆。至此，邓小平去世之事再也不能算什么机密。

“中天”频道这次夺得了全球大独家，比新华社早了一个半小时。事后我们在接受其他传媒采访时一再强调，当天晚上能得到确切消息固然重要，但此前一个星期的不断查证辨伪和准备工作同样重要。可惜的是外界只关心“临门一脚”，对整场比赛的过程没有多大兴趣。实际上，那一个星期查证不仅多次使我们避免报道失误，而且使我们对自己辨别真伪的能力大有信心。如果一个消息渠道向你提供过错误消息，它就不应再得到你的信任；相反，如果一个消息渠道能帮助你辨别出假消息，它就更值得信任。

一些海外传媒过去经常报道邓去世、病危传闻，等到“狼”真的来了的时候反而没有什么出色表现，皆因其不善于辨别真伪，特别是不善于辨伪。它们一味追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独家报道，不愿花功夫去查证，结果只会令自己发掘新闻的功能萎缩。

像邓小平去世这种难得的重大新闻，对所有传媒都是一场功力的考试。总的来说，在处理这样的突发新闻方面，电子传媒可说是独领风骚，在时效方面更是大大胜过文字传媒。香港一家报纸的编辑就说，那天晚上他们是一面看着“中天”的新闻一面写稿，等到北京官方宣布时稍加补充就可以付印了。另一家报纸的资深记者事后感慨地说，那天同事们做得很辛苦，只是尽“人事”而已，“无论如何都不能和电子传媒斗”。不过，这天早上香港主要报纸都一再加印，还是供不应求，可见文字传媒仍有电子传媒无法替代的功用。

在电子传媒中，二十四小时广播的全球性卫星新闻频道又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邓小平去世的新闻最先由“中天”和CNN报道，并非偶然；邓去世的时间恰恰是在晚间，又令它们的全天候功能更得到充分的发挥。消息传来时，多数电视台新闻部门已经下班；“中天”频道二十四小时作业，半夜也配备了一班人马，只要再增加部门人手就可以开播。

另外，港台两地电视台中，传讯电视外驻海外的记者最多，分布也最广。邓去世的消息播出后，传讯电视派驻北京、香港、台北、东京、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伦敦、巴黎、新加坡等地的记者都已接获通知，纷纷出动采访，充分发挥了“全球华人新闻网络”的优势和特色。驻法国巴黎的记者陈力川和香港负责协调全球采访的许方辉那时正好在莫斯科采访，驻东京记者葛朔然已经签约尚未正式上班，也都立即开始采访。这样，二十日早上其他电视台还在播送邓去世的消息及北京官方文告时，“中天”已开始报道世界主要国家及各地华人社会的最初反应。

卫星电视可以说是无远弗届，“中天”播出邓去世的消息后，首先在北美和西欧引起反响，因为那里正好是白天。好几位香港朋友都说，那天半夜被来自大洋彼岸的长途电话吵醒，都是传媒要他们谈对邓后的看法，他们方才知道邓已去世。当时香港的“中天”编辑部和各地分部内更是电话铃声大作，西方主要新闻机构同时都来求证，所有在场的人都会有一种“唤醒世界”的奇特感觉。一个人在他全部新闻工作生涯中能有一次这样的感觉，付出再多辛劳也都值得。

事后，香港和台湾都有评论人士说，这次邓小平去世后才过六个多小时北京就向世界宣布，与毛泽东、陈云去世时相比，动作出奇迅速，很可能是给“中天”的报道逼出来的。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有点言过其实。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那天晚上“中天”频道虽抢了第一，但如果我们不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其他传媒报道。北京动作迅速很可能是迫于国际新闻竞争的压力，知道这样的大事不可能长时间不为海外传媒所悉。

要说“中天”报道的作用，也许就像是催化剂，使混沌局面很快就明朗化。香港报纸本来都已进入开机带印的最后阶段，知悉“中天”报道后纷纷作出应变，如果再晚半小时或一小时，就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

“中天”抢先报道对当天股市有何影响，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相信，如果那天再晚几小时报道，距离中港台股市开盘时间就会很近，投资者同时接获消息后都来不及仔细考虑，第一反应一定是抛货，必然形成市场中的恐慌。现在则有七、八个小时的缓冲，投资者在半夜或清晨先后得知这一讯息，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和冷静思考，作出较为理智的决定。此日中港台股市全面报升，令不少金融分析人士跌破眼镜，其中也包括于品海。那天早上我们“唤醒世界”大功告成，分手前我同他对股市可能出现的走势作了截然相反的预测。可惜我没有赶去入市，只是回家去翻看一大堆刚买的日报。

这场邓去世的新闻战中，香港传媒的表现明显胜过台湾，可见香港在报道中国大陆新闻方面仍具优势。以电视为例，传讯电视主要观众虽在台湾，总部则在香港，香港的无线电视，则是世界上第三个播出这一消息的电视台，而且最先报道了邓去世的确切时间。亚洲电视、香港有线电视以及香港各家电台也都在北京正式宣布前后迅即中断原来的节目，全面报道。

台湾电视台中，TVBS虽然也是全天候新闻频道，但要到清晨二点五十分才用打字幕的方式首次报道登去世消息。至于台湾的三家无线电视台（台视、中视和华视，统称三台），则要到早上六、七点钟才开始报道，比香港同类电视台迟了三、四个小时。其中最早获得有关消息的中视，也是靠驻香港的记者李锦华通报“中天”已经播出，那时是午夜二点。一些台湾有线电视频道则迟至中午新闻时才报道。

更为不幸的是，邓小平去世那天，台湾所有电视台都没有记者在北京，失了先机，被迫向香港的同行借调画面。有趣的是，三台早上的新闻都用了美国ABC电视画面，而ABC用的又是“中天”画面，主播是原华视的陈若华。这么一来，就闹出陈若华“重返三台”的怪事。胜负见分晓后，“中天”台北分部负责人陈浩对台湾同行说：“这次也该轮道我们“胡”一把了。”

报纸方面，陈浩那天晚上在“中天”播出后就打电话给《中国时报》、《联合报》等主要报章通风报信，但那几大报的负责人仍然半信半疑。相比之下，香港各报在“中天”报道后对邓已去世几乎不再存疑。至多只是等北京官方宣布，这也是港、台两地对中国大陆新闻判断的落差。《中时》和《联合》等报后来还能及时抽调版面，全面加以报道，而《自立早报》、《民众日报》等七家台湾报纸都漏掉了这一重大新闻，全无反应。《自立早报》的一些记者当晚听到“中天”的报道后立即通知报社，并有人赶回编辑部，但排版、植字人员都已下班，负责人无力应变，事后追悔莫及，且又引发高层人事风波。香港则没有一家报纸漏报邓去世的新闻。

日本与北京有一小时的时差，那天只有《朝日新闻》一家抓住了邓去世的消息，犹豫中在大标题后面打了个问号。新加坡与北京没有时差，但却迟了一天才刊登相关报道。《联合早报》驻北京记者吴丽英把邓家附近“有异动”的稿件传到新加坡总社时，仍认为“没有确实的资料，我不能明确报道”，等到北京官方公布消息，新加坡方面已来不及改版了。

香港各日报虽然都能及时改版，但毕竟不能拖延太久付印。除了即时更换头版的内容外，其余只能靠“预制”好的版面了，多家日报连社论都来不及赶写。几乎香港所有报章都早就为邓去世预先制作好几个版面，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修改一下，内容主要是邓的一生功过、三上三下的传奇经历以及家庭成员等等，基本上是资料的综合。因此，二十日香港各日报的内容颇为相近，只有《苹果日报》多了一项大陆的民意调查，但那也是早些日子“预制”，并非邓去世后即时进行的。

比较特别的是《信报》。它本来也同其他报纸一样预作了几个版面，不料紧急关头竟在电脑中失踪；原负责制作的副总编辑张宽义已于两年前去世。结果《信报》只能临时重起炉灶，改以社论和最新的新闻报道为重头戏，反倒显得与众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邓去世的消息还经由两个新的渠道传播开来：电脑网络和传呼机。据台湾报章报道，二十日凌晨一点三十分，台湾学术网络BBS实验站的一个网友首先在网上报告说：“刚才看中天新闻，证实老邓已于昨晚九点多死了。”二点十分，又有人在网上报告说：“CNN也报了这个消息。”接着，有关消息越来越频密，网上讨论也越来越热烈。五时左右，香港网友报告说，从《苹果日报》的网页中看到了有关新闻及照片。伦敦的网友则形容说：“今天晚上（英国时间）打开收音机，每一台都可以听到邓小平过世的消息。从没有看过英国的电视台花那么多时间在同一新闻上，好象是女王（死了）！”

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理系助理教授苏论机的一项调查，邓去世消息的传播在香港主要靠五个途径。其中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最早从电视中知悉，百分之二十四则由电台。另有百分之十六从传呼机得知，这个比例超过了阅读报纸才知的百分之十三和经由亲友、同学、同事告知的百分之九。可见，在重大突发新闻的传播中，传呼机已开始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在拥有传呼机的香港人中，百分之二十八的人通过传呼台发布的简讯而得知的，超过电视和电台，而且他们得知的平均时间也都早于没有传呼机的人。

三月二十日，也就是中天频道“唤醒世界”之后正好一个月，传讯电视管理权易手。参与那天晚上新闻作业的同事中，已有多位离开，我也在其中。我首次涉足电视新闻行业前后只有短短三个多月，却经历了这样一件大事，而且能和“中天”的同事一起在中文电子媒体发展史上留下了一道刻印，这是我的幸运。最后我想重复一句：我们没有输给CNN或NHK。中国人社会中的大事，本来就应该由中国人首先报道。（编者对曹先生原稿做了少量删节）▲

2007-02-18  临江市政府网 www.linjiang.gov.cn

2006-7-20：来源：临江市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 赵友三 吉林省民进副主委

根据民进中央“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调研方案精神，民进吉林省委专门组成一个调研小组，先后赴松原市前郭县和延边州等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一次深入调研，专题考察了包括历史遗迹及保护、文化产业、民族习俗风尚等各方面内容的民族文化。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对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文化现象，缺乏认识，放任自流，留有隐患。长白山座落在我省东部，是我国的一座名山。近年来，由于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足，带动了旅游业，使长白山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也因而产生一些相关的文化现象，其中，有些是不正常的。

长白山是我国东北地区古老民族肃慎族（即满族）的发祥地，从古至今一直为我国领土。这一点，在《山海经》等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载，这一地区也始终由我国历代政府管辖。但是在长白山区向当地居民调研时，人们却十分模糊。一次出租车司机谈到天池的另一半1962年划归朝鲜的问题，司机竟平淡地说：“这有什么，我看那一半也应划归朝鲜，本来延边州就是人家的嘛。”这是何等无知！对于国家的疆土观念又是何等淡薄！

长白山有许多称呼，《山海经.大荒北经》称长白山为不咸山（意为有神之山）；后又称盖马大山（汉魏，盖马县为今临江市）、徒太山（南北朝）、太白山（唐），至辽金开始称长白山。清代，刘建封在所著《江岗志略》中记载，朝鲜（韩国）称长白山为“白头山”，“诚以韩人白南来先见白云峰”的缘故。由此可见，朝鲜和韩国方面对我国长白山的称呼是与我国不同的。“名从主人”，边境地带的地名，历来是国家主权的一个标志。然而在调研中却发现，当地的许多人都不加思索地采用韩国人的叫法称长白山为“白头山”。山下销售的手帕、太阳帽、矿泉水、风光名信片、地图、背心、衬衫等等各类旅游纪念品也都以“白头山”为标志（见照片）。甚至在延吉市火车站前，也赫然立有一幅宣传“白头山XXX公司”的巨幅广告。

活跃在游客中的一些“导游”只知道极力宣传朝鲜某领袖人物的读书台，反过来向他们询问金代的女真祭台和满族祖先发祥地的“仙女浴水处”，却很少有人知道。

我们认为，上列几个现象都涉及到国家领土主权的根本问题，都不能漠然视之。东北地区，包括今天的辽、吉、黑三省、内蒙东部和现已划出境外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含库页岛）以及其他一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只是由于历史原因，才形成今天的格局。对我们来说，每一寸国土都是不可失掉的。我们都知道，与我国邻近的那么一两个国家，始终对我国怀有领土野心。他们中的一些所谓“学者”和政客，在报刊和著作中极力渲染古代的民族斗争，甚至把唐王朝时创建渤海地方政权的人（满族人先世）也认作祖先，用来诋毁我国是“侵略者”（朝鲜科学院编《朝鲜通史》），进而对我国提出领土要求。来长白山“寻根”、 “拜祭”的韩国游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对此还没有提高警惕，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必要知识，任由一些商人和“导游” 曲意迎合，以致出现上述不正常的现象。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提出几点建议：

▲1、进一步提高对民族地区工作和民族文化工作的认识，在经济上给予必要支持，在政治上加强引导，在组织上加强管理。

▲2、对于省内各民族，尤其是跨国民族强化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教育。

▲3、作为工商部门，应加强对以“白头山xxx”注册的牌匾，广告的管理，对申请以“白头山xxx”注册的商标、广告、牌匾应坚决不予注册，并对已注册的带有“白头山xxx”字样的重新组织检查，一经发现，立即注销，以达固边资政之目的。

▲4、大力加强相关学科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在成果出版和传播上给予必要支持。

▲5、对弘扬满族文化给予大力扶持。用满族以长白山为发祥地，并在东北大地创造出灿烂文化的历史事实来戳穿境外少数野心家的无耻谰言。让健康的民族文化充分发挥出巩固边防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