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作者: 中华必亮剑 发表于: 2007-02-15:  美国军事批评家弗兰克•史铎芬格（《关于反对巴基斯坦F16进驻问题报告》）：巴基斯坦日前承诺我们F16战斗机是坚决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技术。他们承诺说他们将恪守这个规定。

    但是，如果我没有记忆失误的话，巴基斯坦国家在F16AB时期，多次对于我们承诺了！F16AB技术绝对不会叫中国人染指。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巴基斯坦与中国联合制造的，所谓联合制造。中国主要修改S7机体设计的技术来源，无异于就是巴基斯坦对华提供的3架F16AB战斗机整机。

    中国人专家们在巴基斯坦以及中国内地成都。实施了对于这战斗机的肢解。每一个零部件都是赤裸裸站在中国人面前，任由他们肆意去摸索与参照。我们的技术就是如此被流失的。而我们在2005年提交给巴基斯坦海军的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虽然我们并没有让巴基斯坦人去承诺。但是，他们还是交给了中国人肆意观瞄。

    巴基斯坦国防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虽然有来自我们早期协助。但是其主流思路与建设机制目前来看已经全面覆盖在中国帮助下。而中国在巴基斯坦国内定位程度是全面高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年中国国家主席到访巴基斯坦期间，巴基斯坦欢迎仪式的隆重。较之布什总统要奢侈很多。对于十分懂得节俭的民族，不惜耗资巨大欢迎中国主席而却以近似刻薄态度对待我们。可以说说明了一点。就是我们对比中国在巴基斯坦眼中的地位及其不同。

    F16CD移交给巴基斯坦。实际上无论他的承诺与否巴基斯坦方面懂得中国需要什么？F16CD在目前中国看来，最值得他拿走的恐怕就是AGP66/68雷达系统了。其他中国应该知道以及想要知道的他们都知道了。F16AB与F16CD其外观气动布局没有实际太大差别。而主要在于他们的机载设备先进程度。而中国“啸龙”Fj17战斗机已经参用了近似大幅度边缘翼襟的融合设计。气动布局已经没有价值了。

    巴基斯坦在中国89事件办演的是一个十分不光彩角色。他们是坚决反对制裁中国的唯一敢于对抗国际舆论谴责的国家。而中国那个时期正式处于世界局面的最低大峡谷谷底。难道我们会在今天有理由去相信一个这样的坚决支持中共的巴基斯坦吗？

    而且巴基斯坦此次提出要求与中国看展民用核能原计划，遭到胡锦涛的拒绝。因此，巴基斯坦可以以此作为部分条件。同时巴基斯坦希望进一步更新其“先进的”FJ17战斗机性能。那么必然需要他来再一次提供“原始参照”。这等于我们把F16CD无偿给予了北京是相同的。

    因此，在我们没有很好隔绝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关系之前，这样的给予是违背美国目前限制对华出口军、民用技术的条例中的间接符合条款的是美国军方的触犯司法行为。

    最新的中情军事情报显示，我们目前有最充分证据证明，F16CD实物内部分析与透视照片，已经摆在了北京军方办公桌上。就看他们觉得那里还值得使用。mk800编译转自  ▲

    对于胡宗南率25万大军与毛率的2万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打了1年，屡吃败仗，毛从容应对，从不惊慌，原来就觉得肯定有内奸。后来也听我党说过，我们在台湾还有极高层阶的间谍。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就是胡宗南。回头想想，也很正常。胡宗南出身贫苦，早年思想左倾，艰苦朴素、不爱钱财、不好女色，是个理想主义的人物，的确是个理想的地下党员的人选。胡宗南最终以一名一生没有暴露身份的国民党要员身份死在了台湾。

　　下文可能能够更好的表述。

　　一九四七年初，当蒋介石攻不动北满根据地时，他知道事情糟了。蒋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鼓舞士气，给人们以希望。他想出了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这个主意，在三月一日的日记里写道，占领它‘对于政略与外交，皆有最大意义’。蒋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人：胡宗南将军。蒋对胡信任到把二儿子纬国托付给他，纬国结婚时蒋不在场，‘父亲’一角由胡承担。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认为：胡宗南的真实身份，和张治中一样，是黄埔出身的红色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想在苏联资助下征服全中国，请莫斯科出钱出师资，组建国民党黄埔军校，蒋介石做军校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莫斯科当仁不让地在军校里埋下许多钉子。

　　胡宗南是第一期毕业生。军校里，大家都认为他是共产党。这是因为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这时贺衷寒等有影响的人物为胡宗南说话，加上胡又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他就没有被当作共产党人对待。两胡一直是好友，抗战时蒋介石派胡宗南守在延安的南边，胡宗南有时派人去延安，派的就是胡公冕。今天，中共正式承认胡公冕是地下党员。

　　胡宗南有个亲密朋友是军统头子戴笠。胡结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命令胡军中的特务把上报的情报抄送胡一份，这么一来，没人敢报告任何对胡的怀疑。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从南京电召胡，部署进攻延安。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报，决定延安紧急疏散。

　　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国民党大吹大擂称这是伟大胜利。但是胡占领的不过是一座空城。

　　毛泽东在陕北只留下两万来部队，不到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他坚持不准其它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泽东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他们和泽东毛身边人惊叹的是，向来注意安全的毛泽东，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发动机，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

　　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现任参谋长周恩来和毛夫人江青。一路上，毛和周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泽东叫司机把车开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车的公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峁沟壑，是打埋伏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觉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动作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官兵在这里走进了中共设下的埋伏圈。

　　四天前，毛泽东在陕北的全部军队两万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设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计的头一天，才从胡宗南本人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据少将副旅长周贵昌说：还未到青化砭时，他们探知那里有伏兵，当即电报胡宗南。胡‘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个旅只好硬着头皮往前，结果被全歼。

　　这时，胡宗南把主力派往另一个方向的安塞，使他们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

　　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援助的胡军主力远在西南方被高山深峡阻隔的另一端。

　　中共的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全军的补给基地。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说是中共主力在那里。四月二十六日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好几个旅的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急进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队开始进攻。

　　战前一两天，蟠龙守军发现四周有大量伏兵，据守军一六七旅少将副旅长涂健说，‘我们判断解放军主力确已在蟠龙地区集中，并有积极围攻蟠龙的企图，于是我们即刻向胡宗南报告。不料胡宗南接到这一报告后’，‘认为我们是有意夸大敌情’。

　　蟠龙两天后失守，胡宗南在陕北的前进补给站的物资、武器便全部落在中共手里。据胡手下连长徐枕说：由于物资尽失，部队主食靠空投，天气热了，还脱不下充满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单军装都因储在蟠龙而落到中共手里。士兵没有鞋穿，只好从腐尸中脱取布鞋，虽然竭力清洗，依然恶臭扑鼻。疾病蔓延，但是药品也都随蟠龙而失去。‘对战力之损耗，实难以估计。’

　　中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宣布毛泽东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毛不在延安市内，他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从来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中共牢牢掌握着陕北大部分地区，毫无顾忌地热火朝天搞土改。毛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每天，毛都用电报向全国各战场发出指示。

　　自占领陕北以来，毛第一次在他的领地旅行。跟长征不一样，这次他谢绝坐担架，自己走路、骑马，身体练得十分强壮。旅途中厨师为他预备好了他爱吃的香肠、辣椒。毛通常不在老百姓家或餐馆里用餐，怕不卫生或被人下毒。他睡得香，甚至不用吃安眠药。他兴致勃勃地游山玩水，还让专门从东北前来为他拍电影的摄影队拍了好些镜头。江青弄了一部照相机，整天摆弄来、摆弄去，她未来的摄影爱好就此开始。毛的苏联医生不时从黄河以东的根据地过河来给他检查身体，然后向斯大林汇报。

　　有一次，毛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头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住得很惬意，每天散步、跑马。天热了，警卫员砍了几棵树给他在室外搭了个凉棚，用树枝树叶编织成田园风味的棚顶。毛很满意，黄昏时爱坐在凉棚里看书，念英文以作消遣。

　　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跑了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刘估计毛就在这里。刘戡出其不意的到来，使毛泽东朝周恩来大发雷霆。他们争吵着怎么办，往哪里逃去。要彻底安全只能往东走，过黄河进入根据地，船和汽车一直停在黄河边日夜待命。但问题是路太远了，他们跑不过刘戡的人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滩走。决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来往相反方向‘转移’，想引开国民党军。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没法骑马时，专门挑选的膀大腰圆的警卫把毛背在背上。电台不出声了，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显然是跟胡宗南联系要他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发电报的机要人员告诉我们：‘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还说：‘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的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的警卫紧张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满面笑容地从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退兵。果不其然，警卫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刘戡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保安曾是毛的首府，胡声称‘匪主力’在那里，刘戡非得按期到达参加‘围剿’不可。结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随从们为毛的‘神机妙算’惊叹不已。

　　在这场虚惊中，斯大林接到紧急要求，派飞机接毛泽东去苏联。斯大林六月十五日回电答应时，毛泽东已经安全了。毛泽东给他在黄河河东的中共领导发了封口气轻松的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毛泽东不去苏联了，但他下令‘即日动工修理’黄河边上的一个飞机场，以备万一。

　　刘戡不久便死在毛泽东的手里。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下令他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被中共军队包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彭在视察地形时，看到这里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满意地说：‘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一口回绝，要该军‘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忡，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全军士气颓丧已达极点’，‘刘戡十分冲动地对我说：“算了，打完了事！”’。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王应尊师长有幸乘夜色脱逃，到西安见到胡宗南。‘他虚伪地表示惋惜，并说什么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队都被你绥署[胡宗南的司令部]指挥得七零八落，难道要增援宜川时你还不知道我二十七师有多少部队吗？’王师长写道：‘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固不待言，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陕北战场国民党彻底完蛋的命运就此定下，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断在胡宗南手里。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假惺惺地要求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惟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一场敷衍了事的调查报告把责任都推到死去的刘戡身上。国民党遵循的是官官相护的传统，更何况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宠信的天之骄子。

　　蒋介石容忍胡宗南一犯再犯的‘错误’，一打再打的败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用人的风格和判断力。他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天塌下来也给他们撑腰。他的固执使他犯了错误不肯回头。胡宗南毁掉了陕北的军队，蒋介石居然允许他把别处的部队也调去陕北，让毛泽东吃掉。美国主要军事顾问巴尔说：胡宗南‘说服’蒋介石‘不断向他的战场增兵，使得国民党在华东战场后来蒙受灾难’，华东一些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而西移的兵力要么没用，要么也被毁掉。

　　在胡的鼻子下转了一年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渡口的河滩山坡上站满了组织起来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还跟区镇干部一一握手话别。这样闻所未闻的透明度，意在显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十多万后，干脆放弃了延安。毛对中共的胜利没有大事张扬。师哲说：‘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便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显然毛不想让胡召来太多的谴责，以防蒋介石真的撤他的职。

　　胡宗南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连同美国援蒋武器的三分之一。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弹劾因蒋介石的庇护而失败。之后，蒋还派胡宗南主持‘反攻大陆’的工程，包括派人潜入大陆。这些人都一一落入中共的罗网。胡宗南死于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告诉我们，蒋介石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会不会是蒋介石猜到了，黄埔军校里曾埋下一群中共的钉子。

　　胡宗南身边有一些中共情报人员，最知名的叫熊向晖。但熊等不是决策人，不可能下一系列具体命令，导致胡军一再被歼。熊本人在1947年5月21日就离开了胡宗南。▲

    2007-02-10 编辑:中华必亮剑：美国加州亚太空中与空间问题资深研究员霍华德斯利史凯恩博士对于华盛顿最近搁置F16C/D销售预案，给出了一个解释。（提示：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售台F16C/D，中国的报复措施就是售伊朗歼10，伊朗且是个主权国家。）

    霍华德斯利史凯恩：作为华盛顿来说，维护台湾必要地生存空间，是肯定地做法。维护台海2地和平局面，也是我们最希望的。最终的期望。

    拒绝与搁置F16CD战斗机进入台湾的事情，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目前台湾岛内对于07－08年实施有必要的法理独立。保有很大的浓厚兴趣。而在台湾当局刻意引导与宣传下，台湾民族极端主义情绪不断上涨。导致独立言论迅猛攀升。

    而北京方面虽然表面看似“冷静”但是其实质是，北京不断动用最具有威慑与杀伤能力的战略武器。即核武器。而我们与日本新近签署了扩展性的安全防卫联合协议。其中的部分内容涵盖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地区。因此，这更加会引起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与准备武力态度。而目前北京的新型作战飞机，正在以每月10架速度递增。不但包含了歼10战斗机而且还包括更多的，歼11，SU27，SU33战斗机。而相对于台北来说，要面对如此之多的先进战斗机。

    即便是获得了66架有限的F16CD战斗机，最大作战效能仅能是部署在重要机场附近。但是，北京予以导弹实施全面覆盖的打击手段，即便是F16也不可能获得一丝生存的机会。而目前我们的手脚被伊拉克与伊朗问题捆绑。几乎难以在亚洲在继续增加更多的军事存在力量。而朝核问题也需要我们加大力度。对于我们的盟国来说，日本与韩国面对台湾与朝鲜问题上。他们似乎更加关注的是朝鲜而不是台湾。

    如果此时销售给台湾F16CD战斗机目前的朝核努力，都会马上成为泡影。而朝鲜是十分愿意看到这一局面的。对于伊朗来说他们也更希望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出现与中国的隔阂。这样才可以侥幸利用美中矛盾而继续他们的无礼主张。 

    因此，现阶段搁置F16CD预案可以说是白宫自布什执政以来，少有的“英名”决策。首先他可以暂时缓解来自台北独立的欲望与自大的呼声。其次，安抚北京方面以不至于在现阶段，引发北京与我们的十分不利的隔阂与对抗。另外布什总统也是可能惩罚台湾对于他的前阶段批复军售预算拒绝。

    但是，对于此事乔治佐治亚洲红森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康纳德•波恩教授却表示了不同观点。他说：华盛顿此次的做法无异于对于台湾的独立愿望的一个釜底抽薪的行动。这样会更加加大美台之间的矛盾分歧。但是民主党控制的议会与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他们根本不可能同意在现阶段，与中国搞对立。F16CD战斗机总计只有4－5亿美元。这并不能缓解目前我们紧迫的军事预算开支。也不可能带给相应公司更大的利益。

    但是，对立中国现阶段就是我们在与自己的前途与未来作对。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要保持世界主导地位，布什总统就必须考虑一个崛起中的中国的部分支持。国际关系中，不是任何事务都可以依靠武力来解决。诸如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非洲苏丹问题。阿拉伯问题。伊拉克问题。我们的武力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与失利的结果。因此，目前缓解与北京的矛盾，是白宫最应该考虑的。

    在国际关系走势上来看，北京目前开始紧紧追随中国早期领导者的意愿。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他在非洲的战略的通体上是成功。而南美洲在北京实现非洲战略成功以后，似乎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反对我们的希望。因此，他们更加加紧与北京的合作。以委内瑞拉为主要的南美反美势力。正在不断与北京接触。而朝鲜目前表面上虽然表示出对于我们的“合作”但是，实际上这是金正日政权一种面对北京与华盛顿关系缓和的“无奈表示”。

    如果此时，我们销售给台湾战斗机。虽然我们可以获得4－5亿美元的有限价值。但是，失去的却要远比获得的多很多。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与以往不同。他并不是一个“全面温和”主义者。他的态度是一种即时的步骤。中国目前已经转变了他的做法与策略。以往中国是主动作出动作，而有我们来去判断。我们在行为方式占据主动。我们可以根据他未来预示，来在随后实施各种使他不能实现既定目标的举措。这样我们是不会反错误的。但是，目前他的做法是在看我们如何去做！而她却把全部的预期条件全部都做到了。

    太空计划，伊朗问题，朝核问题。以及阿富汗问题。非洲战略。这一切都做好了摆在我们面前，然后叫我们去选择与台湾的做法。然后他可以利用其中任何一件事情。或者是惩戒，或者是赞许。这样显示了他作为 最终裁决者的地位。这是北京目前正在遵循的策略。而我们遏制战斗机计划。就等于赞许了他的这种做法。这无疑就等同于我们对北京低头，对他说“ok”。mk800采集  ▲

    2007-02-15：这个领域应该是没有所谓的内部人士来发表意见的，而公开的材料也极其有限，难免很多臆测。本文主要是想探讨：我国的核武器一共发展了几代，跟其他四个核大国相比现在到底是什么水平，核弹头小型化程度如何，ICBM和SLBM究竟有没有MIRV、水平如何。
　　
　　首先回顾一下可以完全确认的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大概历程：

　　1964年10月16日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12月18日 氢弹原理试验成功。
　　1967年6月17日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88年9月 29日  第一颗中子弹爆炸成功 )
　　1996年7月29日  最后一次核爆炸试验（第45次）

　　★一．我国的核武器究竟发展了几代

　　注意，这里的分代不是传统技术意义上的所谓原子弹是第一代，氢弹第二代，中子弹第三代，其它特殊效应核武器算第四代的划分，而是指核武器装备本身。徐志磊薛本澄等的介绍材料中可以看出“第一代”和“新一代”。综合其它材料，个人认为我国已经装备的核武器应该有三代或是两代半。第一代，应该是从66年第一次核试成功到80年代初期，典型代表是裂变型万吨级可用于战术核武器，聚变型百万吨级可用于飞机空投或战略核导弹弹头，相当于美国50-60年代水平；第二代（或算做半代）从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期，成功实现核装置初级的小型化和突破中子弹，典型代表是中子弹和JL-1的弹头，相当于美国60年代末到70年代水平；第三代从80年代末开始研制到90年代中后期完全成功，实现了热核武器弹头的小型化，典型代表是DF31系列和JL2系列的弹头，相当于美国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水平。

　　★二．小型化进程

　　要讨论我国核武器小型化，不得不提及臭名昭著的考克斯报告。报告中一口一个steal,很是让人厌恶，似乎中国的核武器现代化全是建立在偷美国技术的基础上。但报告中泄露的一些信息有助于分析我国核武器现代化的进程和现状。当时为了反驳考克斯报告中对我国核武器小型化和中子弹技术的指控，我国公开的报道中宣布：早在70末到80年代初，我国就相继掌握了小型化和中子弹技术。但根据其他一些报道材料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

　　邓稼先在1984年底一次核试验成功后作诗“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此次试验应该是二代核武器的关键——小型化的初级，许鹿希访谈的报道中有把此次试验跟中子弹联系起来的迹象，个人认为不是很确切，当然中子弹的成功也必须要有小型化的初级。而中子弹的原理性试验，应该在70年代就展开了，有关邓稼先的报道中有70年代“三次冷试验”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被围攻的内容，估计跟中子弹原理或是三相弹原理试验有关。薛本澄的材料中说“研究中子弹所必需的一种特殊结构的材料。十几年的协同攻关结出了硕果，1988年一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似乎可以得出，我国在70年代就已初步掌握中子弹原理，但一直到80年代后期才突破了关键的工程上的难点使中子弹可以实用化。中子弹的难点在于小型化的初级和如何避免引燃的聚变反应中释放出的中子被初级吸收而使得整个装置变成一个“增强裂变弹”而不能释放大量中子。考克斯报告中说“in late 1970s, PRC steals classified design information on W70 neutron bomb” from Los Alamos, 但没见过有关那时候两国核技术交流的报道。徐志磊的材料中说“指导和解决特殊性能氢弹技术攻关中关键核心部件的工程设计与材料制造技术难题。这种弹是一种物理过程极其复杂，设计必须非常精细，对结构材料有许多新的特殊要求的特殊性能氢弹，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设计这种弹的技术已接近国际同类水平”。“接近国际同类水平”可能是指中子弹的小型化和实用化程度跟美国还有一定差距，美国有203mm炮弹用的W79和155mm炮弹用的W82。有“消息”说我国的核装置可以做到像篮球那么大，显然是指的是内爆式的初级，这种尺寸的初级离装进155mm炮弹还是有一定差距。

　　核武器的小型化其实应该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小型化的初级也就是“扳机”，第二是小型化的先进热核弹头的设计。小型化的初级是所有先进核武器的前提，我国应该是80年代前期完成的，这也是我国公开宣称的“小型化”。而更关键的其实应该是后者，也是考克斯报告中气急败坏指控中国窃取美国先进核弹头技术的地方。考克斯报告中说：

　　1. U.S. learns that in 1985, the PRC stole, through Peter Lee, classified information on miniaturized nuclear tests.

　　2. “Walk-in” document confirms the theft of information on the U.S. W-88 sometime between 1984 and 1992, and on the W-62,W-76,W-78,and W-87 sometime prior to 1995.

　　关于第一点,有关邓稼先的报道中曾有描述1985年邓稼先住院后在病床上仍然坚持工作，当他分析发现其它核大国的核试验数据“越来越接近理论极限”后意识到…，终于在临终前完成了给中央的报告要求加快核试验进度。邓稼先分析的估计就是我国通过特殊渠道得到的美国当时核试验的数据。

　关于第二点，薛本澄的材料中有：“1989年初，院里决定由薛本澄…提出一种新型核装置的概念设计，性能应该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经过10个月工作，专家们就这种新型装置的原理、…当1989年末，薛本澄…其后不久，他又受命…提出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影子弹头”的要领设计。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我国核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猜测，我国可能的确通过某些渠道得到了美国先进核弹头的某些信息，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指路的作用，或是印证自己的设计思想。考克斯报告中指出中国获得了美国先进核弹头的技术细节，公开版中隐去了那些“技术细节”，但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可以得知，美国认定的中国文件中描述的W88的机密包括其椭球状而非圆球状的初级，似乎还有对某个部件厚度的精确描述。椭球状的初级被视为一个关键的技术秘密，其有利于将核装置塞进MIRV狭窄的鼻锥部，实现小型化。但设计难度比常规圆球状的初级更大，因为其非对称性导致爆炸状态计算更为复杂。我国当时反驳说那些所谓的技术细节很多现在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还有就是科学的道路都是殊途同归云云。较公正的西方科学界指出“As far as can be determin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ere appears to be no real evidence of China obtaining actual nuclear warhead designs from the U.S. At most the information seems to have been information about warhead design and technology, possibly quite sketchy, that would help guide Chine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own the most productive tracks. Without detailed designs of warheads ("blueprints"), Chinese weapons would necessarily be based on indigenous designs even if they incorporated design features and concepts derived from U.S. systems.”(http://nuclearweaponarchive.org)。本人认为这种分析是比较中肯的。

　　综上，我国热核弹头小型化最后完成应该是90年代中期。关于“影子弹头”，我的理解是指突破了理论设计原理后，提出的多种工程设计模型，也是各核大国完成核试验要进入计算机模拟阶段后设计核武器的必经之路。核武器的设计包括理论设计和工程设计，邓稼先、于敏等都是搞理论设计的，薛本澄、徐志磊等是工程设计。在核武器研制初期，主要需要是理论原理的突破和验证，而后期当有丰富的理论原理基础和大量核试验数据后，工程设计变为关键。

　　★三．六次突破

　　于敏的访谈材料中讲到我国核武器一共有六次突破。猜测分别是：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初级，先进热核弹头设计，计算机模拟。他的访谈材料中关于我国核武器小型化也说“另外３次是掌握了高比威力、小型化核武器的设计技术，其中包含很多环节，最后成功是在八九十年代。”

　　★四．核武器的现代化水平与其它核大国相比较

　　薛本澄和于敏的材料中说，“提出一种新型核装置的概念设计，性能应该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 “经过这４次重大突破，当前我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与国际水平处于同一档次。可以做成武器。武器是硬邦邦的，真能实战、应用埃”。核武器的发展在冷战后明显放慢，所以所谓的国际水平也就是美、俄、法80-90年代的水平。据称美俄小型化的道路有所不同，美国是精密化路线，俄国是简单可靠化路线，而似乎据美国称我国的路线是类似美国化的。国外公开材料对我国核武器小型化的分析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像考克斯报告时期似乎中国依靠“偷来”的美国技术马上就会赶上美国，另一方面近两年又有报告说中国最后的系列核试验只是把核武器重量从2000-3000kg减到600-700kg, 而且不相信DF31和JL2系列会有MIRV能力（因为小型化程度和投射能力的原因）。其实JL-1的弹头已经是1000kg以下的，而那应该是我国第一步小型化的成果，即80年代中后期第二代的水平。90年代研制的最新一代热核弹头水平肯定应该更高，保守的乐观估计，应该达到美国W76水平，跟法国差不多。结合西方的估计， 个人猜测大概会有一种150-250kg重的8-10kt当量级别，或者是300-500kg重20-30kt级别，再加上一种600kg重0.5Mt级别,或是1000kg重1Mt级别的弹头。因为材料以及制造工艺等的限制，加上重入载具后的总重量跟美国的相比估计还是有差距。

　　★五．ICBM和SLBM的多弹头化

　　美国最新的报告仍然坚持中国没有部署多弹头。这个结论目前也许是正确的。战略需求的不同以及投射能力的限制，可能是部署MIRV的障碍。DF5A的投射能力是完全具有部署MIRV的能力的，即便是采用JL-1的弹头也足以携带5-6个多弹头。但是考虑到DF5A的部署方式在第一次核打击下的低生存性，这种花巨资把为数不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是不可取的。DF31和JL2系列，因为战略形势的变化使得增加射程和突防成为首要考虑，根据目前掌握的重量及尺寸等情况，即便其投射能力按乐观的估计能够最多携带3个左右的MIRV，但会缩短射程，而且没有富裕的载荷提供突防设备。从汪德武的材料中似乎可以看出某种类似俄罗斯白杨的突防方式。个人对此种所谓机动突防方式持保留态度，觉得重量代价过大，可靠性低，效果未必经得起考验。白杨M在弹重47吨，投射能力1-1.2吨的情况下，仅能携带一枚0.5Mt当量的单弹头，如果此数据属实，效率实在太低。相比之下，觉得低可探测弹头、诱饵、外加干扰措施的综合突防方案性价比更高。个人猜测，DF31A近12000km的射程，是携带一枚300-400kg重20-30kt级别的单弹头，外加一些突防设备。JL2也应该类似。不过因为SLBM较高的生存能力、可以接近发射和为了保证足够的单艇打击力，在JL2上部署3个左右的MIRV也未尝不可。▲

　　1.我国的核武器起点较高，首爆是内爆式，第三次试验就是Fusion Boosted Fission Weapon, 并在法国之前试爆了氢弹。很可惜，毕竟我们国家穷，底子薄，后来被法国赶上和超过。法国于96年初完成最后的系列核试验，比我们早了半年，而且法国最后的核试验只是为了验证核武器的可靠性，其最新一代的核弹头在其95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应该就研发完毕。

　　2.1976年第21次试验是最后一次大当量试验，说明DF5的弹头核装置应该此时既定型（但似乎弹头的防热问题拖后了一些时间才解决）。这应该标志第一代核武器的完成。此后的一系列小当量试验应该是战术核武器试验和小型化初级的试验。

　　3. 第二代核武器应该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中子弹，和JL-1的弹头。比较奇怪的是，当1984年试验“二代轻舟已过桥”后，中子弹还没最后成功，却跟着是22年核试验史中从未有过的长达2年没有核试验。估计此时是等待那“特殊结构的材料”。1985年邓稼先住院，开始起草那份带来接下来10年“爬陡坡”的报告。跟JL-1弹头相关的核试验可能是第28、34、37次，按我国的技术水平和精打细算的习惯，决不会为了一个JL-1的弹头进行跨越10年的多次试验。最乐观的估计是第28次(80年)，最有可能的是第34次(1987年)，最悲观的估计是第37次(90年)。第28次也有可能是DF5的集束式MRV弹头（1Mt）。

　　4. 第37次也有可能是第三代热核弹头的首枚原理验证(200kt)，但可能性很小。第三代先进弹头，结合薛本澄材料中的信息，1989年初提出计划，1989年底拿出“影子弹头”方案，1990年初开始“使‘概念’变成实际东西”。 应该基本确定是从1992年的第38次核试验开始。可以明显看出两种级别的弹头，也是国外的分析结果。一种是第38次的650kt级别的，另一种是之后一系列试验中的100kt级别的。估计前者是作为DF31、JL-2等的单弹头，后者是MIRV。依据当量和综合其它资料猜测，后者很可能就是W76的翻版。1996年6月8日那次试验国外根据地震数据分析是两次几乎同时起爆的核爆，猜测可能是为了验证核弹头防核辐射的加固能力。但比较奇怪的是，650kt级别的试验只进行了一次，而后面100kt的试验却进行了好几次。

　　5.第26次（1979-2-2）和第40次(1992-11-2)在其它资料来源中没有被列出。第27次(1979-9-13)估计就是邓稼先“手捧碎片”那次。

　　最后列出文中提到的大部分公开材料。有意思的是，目前很多官方网站上薛本澄的材料已没有了原来有的部分内容。邓稼先的材料中也没有了他在病床上分析“国外核试验数据”的信息。
　　
　　*1 "徐志磊男，核武器工程设计专家。1930年9月出生。1948~1951年上海大同大学肄业。历任机械工业部上海机床厂工程师、主任设计师、设计组副组长，二机部九院设计部核装置设计室副组长、组长，九院八所核装置设计室主任、总体设计部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工程师，两个重点型号副总设计师。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他是我国核武器工程设计专家，对我国第一代核武器和新一代核武器的设计和制造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型核武器研制中，对核装置初级的关键部件，从工程设计、材料、结构到制造工艺的研究都起了关键作用，使核装置新型初级的研究得以顺利成功，特殊性能氢弹技术得以迅速突破，显著提高了我国自卫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担任过10次核试验的技术负责人，两个重点武器型号战略导弹副总设计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相应型号的核战斗部第一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他是我国核战斗部工程设计中有突出功绩的专家，曾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一次国家发明三等奖，两次国家发明四等奖和多次部委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其主要成就与贡献有：

　　▲一、在第一代核武器研制中，负责或参与了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关键技术的攻关，组织完成了多个导弹核武器核装置的设计定型。在新一代核武器研制中，主持和组织了核装置及其关键部件的方案论证、工程设计及各种研制试验工作。积极推动新原理的论证和新方案的确立，并主持核心部件攻关研究，尤其是对核武器用特种材料作了长期应用研究，对确定核材料的使用性能指标与技术要求起了关键作用。创建氢脆实验室，开展了抗氢脆材料的研究，完成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并成功用于核试验。核装置新型初级的突破，使我国核武器的小型化上了一个新台阶，显著地增强了我国自卫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为1986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二、指导和解决特殊性能氢弹技术攻关中关键核心部件的工程设计与材料制造技术难题。这种弹是一种物理过程极其复杂，设计必须非常精细，对结构材料有许多新的特殊要求的特殊性能氢弹，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设计这种弹的技术已接近国际同类水平，为此成为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三、主持领导了核战斗部总体设计研究。在核武器小型化研制中，组织先进弹头设计技术的分析，用优化设计和工程分析，对新一代先进核战斗部在弹头内进行总体布局和概念性设计研究。为我国核武器的小型化、轻量化和提高综合性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作为院工程设计领导人，根据核武器要求背景，将关键技术进行分解、归类，提出预研课题，使研究工作系列化、配套化，并适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的工程理论和设计技术。领导建立核武器可靠性管理体系，指导了核战斗部系统可靠性评估方法、可靠性指标分配及预估，可靠性试验方法的研究、在核武器可靠性领域内推进了可靠性工作的进展。

　　▲五、领导建立核试验质量管理方法，为实现核试验"一次成功，次次成功"作出贡献，10次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核试验，其中4次核试验作为总技术负责人，对参试产品设计参数、精度指标、产品加工质量、装配质量、测试技术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把关，在核试验过程中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为此，1993年获国防科工委国防科技工业质量工作突出个人奖励和多次部委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和国家发明三、四等奖。

　　*2 “两弹精神”的模范实践者──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工程师薛本澄
　　
　　在四川绵阳，有一个闻名世界的科研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没有它，就没有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强国梦。

　　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员和专家，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发扬“两弹精神”，使中国的核科技向着更快更强的目标加速迈进。

　　研究院的总工程师薛本澄就是这个专家群体的突出代表。

　　从大学时代起，他就为祖国的核事业奋斗和奉献

　　1936年生于山西省祁县一个小村庄的薛本澄，1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1958年，在校时的他被选调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为这个事业奋斗和奉献的历程。

　　1964年初，当位于青海高原的银滩研制基地具备初步的工作条件时，他们从北京来到海拔3200多米的“前方”参加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大会战。青海高原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几乎每一个刚去的人都有明显的高原反应：气喘、头晕、失眠和食欲不振。由于气压低，饭经常半生不熟，6月天有时还会下大雪。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清苦的生活丝毫没有减低他们为中国人民造“争气弹”的热情。薛本澄就在那时写下了“银滩六月吟白雪，火州千里赏红柳”的诗句。对工作的饱满热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跃然纸上。

　　1963年9月，在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后，科技工作者们又投入了氢弹理论的研究。1966年5月9日，薛本澄组织参与的首次含有热核材料的试验获得成功；1966年12月18日，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圆满成功……

　　中国的核武器是在一种夹缝中艰难前行的。薛本澄也是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核武器专家。

　　在薛本澄的心中有一段难忘的回忆，那就是青年时代曾有幸在王淦昌、邓稼先等老一辈著名科学家的带领下工作和学习。他说，是那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以身许国、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使他下决心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中国的核科技。为此，在奔赴青海高原前夕，他将不到3岁的孩子送回山西老家，毅然离开了北京。几年之后，他又将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的妻子调到青海，共同书写奉献的人生。

　　从老一辈手中接过重担，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写下一次次辉煌

　　1972年，作为“臭老九”遣送河南接受了两年“劳动锻炼”的薛本澄又回到了他热爱的岗位。在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等老一代科学家的带领下走上了新的攀登之路。

　　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之后，突破被外国人吹得神乎其神的中子弹技术成了新的攻关目标。时任院长的邓稼先和常务副院长高潮，在物色一个可以作为院领导的得力助手、可以担当中子弹研制试验技术负责人的人选时，薛本澄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当时只是一个职能处室副总工程师的薛本澄刚动过心脏手术，但他接过了这副重担。一方面他要组织好全面的攻关，一方面还参加了与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一个课题组，研究中子弹所必需的一种特殊结构的材料。十几年的协同攻关结出了硕果，1988年一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薛本澄作为这项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和于敏、胡仁宇等几位著名科学家，根据对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国际核裁军动向的缜密分析，向中央提出我国核事业必须加快研制步伐的建议，并立即开始了策划。1989年初，院里决定由薛本澄召集一些专家组成一个软科学研究组，提出一种新型核装置的概念设计，性能应该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又是一次严峻的挑战。经过10个月工作，专家们就这种新型装置的原理、结构、主要技术指标，技术参数、技术途径及必须的保障等条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当1999年末，薛本澄在院高层专家会议上代表他的研究组提出综合报告时，得到了参加会议的王淦昌、朱光亚等专家的一致好评。研究组的建议形成了专家组的决定。

      其后不久，他又受命组织了又一个研究组，提出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影子弹头”的要领设计。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我国核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0年初，薛本澄被任命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院长交待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好这种新型装置的攻关，尽快使“概念”成为实际东西。一场加速发展的攻坚战打响了。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他又和同事们一道开始了新一轮艰苦攀登。

　　薛本澄深深懂得每次试验的成功与否，都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为保证每次试验万无一失，他从试验整体方案的设计，到全过程的每一项技术，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对采用的每-项重要技术措施，发扬技术民主，实行民主决策。通过协同攻关，其间进行的十余次重要核试验，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在1996年国际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前完成了必要的试验任务，实现了核武器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增强我国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做出了突出贡献。薛本澄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开始，薛本澄先后参加了约20次。

　　在薛本澄的人生坐标上，只有党和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更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薛本澄自1979年入党后对自己的人生定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始终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他负责技术把关的每次试验中，他总说，我国搞核试验，经费投入不易，经费使用要有政治眼光，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在做出每项技术决策时，他力求在科研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有一个试验方案，如果要从总体上改进，要花很多钱。薛本澄经过认真计算，决心总体不动，从内部装置优化设计，通过攻关达到同样的目的和效果，而试验规模和资金投入大大减少了。
　　
　　“在他的心中，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自己”，这是院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对他的评价。试验基地位于西部戈壁大漠，气候恶劣，环境艰苦。在加快发展的几年中，为了争时间、赶进度、出成果，薛本澄身先士卒，一年几次奔赴基地，而且，为了兼顾院里和试验现场的工作，他频繁地往返奔波。在1974年一次出场试验前的体检中，医生发现他的心脏有舒张期杂音，确诊为风湿性心脏病。医生建议他休息一下。他却毫不介意，毅然奔赴戈壁滩试验场地。有一次在试验基地，他发生急性心衰，大汗淋漓，口吐白沫，被同志们发现后立即送往战地医院。但两天后，人们在试验场上又看到了他忙碌的身影。直到1980年底，在院领导的多次催促下，他才在北京做了心脏手术。20年后，在成都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很多人了解到这么多年驰骋于核试验场的薛本澄曾是个两次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时，感动得流泪。

　　为中国核武器的更快更强做出突出贡献的薛本澄，也用自身的一言一行实践了江总书记在1999年9月18日总结的“两弹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

　　文章来源: 摘自《今日文摘》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原载《南方周未》〗、记者

　　他是一个神秘人物，曾经“隐身”长达３０年之久。９月１８日，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江泽民授予由５５０克黄金铸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言。

　　他就是于敏，私下里被称作中国的“氢弹之父”、“中子弹之父”，尽管他本人一再反对这种称呼。

　　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业外知名度也不高，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而他的贡献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在他被解密的１９８８年，新华社《了望》周刊发表了关于他的人物通讯，标题是《设计中国氢弹的人》；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六次突破

　　经过多方申请，９月２２日，记者终于采访到于敏。此前在９月７日，《纽约时报》以３个版面的巨幅，刊出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靠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的特稿，我们的采访便从这篇报道开始。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字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而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他说：“我国的核武器是靠自己的力量持续不断发展的，一共有６次重大突破。”首先的两次突破举世震惊。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试验，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又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于敏在表彰大会上发言时说：“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我国只用了２年零２个月，美国用了７年４个月，苏联用了４年，法国用了８年６个月，我国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于敏透露：“氢弹突破以后，我国就开展了中子弹和‘小型化’的研制工作，文革结束后加快了进度，又有４次重大突破，一次是在七八十年代突破了中子弹，另外３次是掌握了高比威力、小型化核武器的设计技术，其中包含很多环节，最后成功是在八九十年代。”　他说：“经过这４次重大突破，当前我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与国际水平处于同一档次。可以做成武器。武器是硬邦邦的，真能实战、应用的”

　　◆４５次与１０５４次核试验

　　迄今为止，美国进行了１０００多次核试验，我国仅为４５次，只占核大国试验总次数的２％，现已被证明造谣惑众的《考克斯报告》以此为由，诬陷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核机密。　

　　于敏告诉记者：“我国为什么只用很少的试验，就能够达到这样高的技术水平？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他分析，首先，我国的国防战略是积极防御战略，中央制定发展核武器的方针是立足有限目标、先进技术，即用先进技术打破核垄断，因此我们集中力量突破重点，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他说：“而美国采取进攻性战略，需要各式各样的核武器来满足，研制了７０多种型号。”于敏介绍说，第二，每次核试验要耗资数以亿元计，而我国还比较穷，因此选择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第三，４５次核试验几乎次次成功，周恩来很早就指示了１６字方针“严肃认真，稳妥可靠，周到细致，万无一失”，我们基本做到了。

　　★*4汪德武

　　初春的北京，天空蔚蓝得让人心醉。

　　庄严的领奖台上，解放军某研究所室主任汪德武双手捧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奖状。

　　当掌声响起、闪光灯亮成一片的时候，汪德武的心里竟突然涌起一股别样的感觉。一位领导在颁奖词中称他和他的伙伴以自己卓越的工作“让我们国家的某型导弹武器系统在关键领域，跨上了一级新的台阶。”——而这一级台阶的跨越，对汪德武而言，却是耗费了他整整十年的青春时光。从24岁到34岁，十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煎熬，太久的落寞与等待。还有那许许多多的失意与叹息，挣扎与坚持。虽然如此，他最终还是以青春的豪气和韧性坚持下来，走过了那激情与苦涩相伴的十年，汗水与泪水交织的十年。就像一个被困在茫茫大海中的泳者，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暗流、浪涛，冰冷、咸涩的海水，不断冲击、撕扯着他年轻的身体。最要命的还是极度的疲惫，让他渐渐倦怠，继而失去继续拼搏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但毕竟，在遥远的地方，有他熟悉的海岸，那里，金色、柔软的沙滩上，阳光普照——前方的目标引领着他，他于是咬着牙，继续保持一个泳者的姿势，奋力向前划。终于，在几近虚脱的时刻，他到达了目标，走上了那片阳光明媚的金色沙滩……

　　——那个初春的上午，在鲜花、掌声与灯光簇拥的领奖台上，汪德武将奖状高高地举过头顶；年轻的眼睛里泪光闪烁！

　　 目标确立以后，要取得最后成功，能否坚持，便成了至关重要的第一要素……

　　汪德武第一次产生退意是在1995年，也是他研究生毕业进入TF系统项目研究组的第三个年头。

　　◆当然不是因为苦

　　为了作试验，他那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待在靶场。靶场的条件苦，冬天寒冷彻骨，夏日里热浪滚滚；平时稍一起风便是飞沙走石、遮天蔽日。但这样的苦他并不在乎。那时，他年轻的心中时刻充盈着的是对成功、对荣誉的渴望。然而，他们的研究和试验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次次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他清楚地看见，TF系统的每个分系统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技术瓶颈，若要攻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整个系统的试验成功，就更加显得遥遥无期。常常，某个部件出现问题，在靶场无法就地分析解决，只能运回几千里外的工厂、实验室。一来一去，动辄就是两三个月。在日复一日等待的日子里，除了与组里的同伴在操控间和微机室反复研讨、分析，寻找故障原因外，其余的时间他就只能窝在窄小的宿舍里，望着窗外，沉思或者发呆。

　　从研究所传来的消息，则更让他陷入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中：他读研究生时的一个同窗，三年里出了两个成果，分别获了奖，还被破格提拔为室主任助理，如今已经成了公认的业务骨干，并且因为年轻，便尤其显得前途无量。可无论从专业水平到学术素养，他都丝毫不弱于对方，甚至在很多方面还有明显的优势。但毕业仅仅三年，他们之间竟然就有了如此大的差距：人家在有声有色地搞科研，轰轰烈烈地奔前程，他却窝在一个谁也叫不上名字的地方，为一个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做出来的系统空耗时光。他知道，长此下去，他与昔日同窗的距离会越拉越大。他年轻的心，曾是那样的骄傲，那样的激情轩昂，如今，却只能一任沉郁、苦闷，甚至是一丝隐隐的妒嫉来主宰了。

　　于是退意顿生。他相信，只要退出TF系统，重新选择一个项目，他就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让众人瞩目的成果。

回北京的时候，他找到自己的室主任，吞吞吐吐地表述了自己的意思。室主任听完，半晌无语。隔了一会儿，才缓缓言道：“TF系统一旦研制成功，对提高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我想你很清楚。所以，我以为能进入这个项目组从事研究工作，对任何人来说无疑都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我也知道，你今天来找我，不是因为目标本身，而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出现了太大的困难，那些困难让目标的实现变得既遥远又渺茫。还有就是别人的成功对你造成的心理刺激——现在，我不想跟你说什么大道理，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一个人，当他的奋斗目标确立以后，要取得最后成功，至关重要的，就是他能否直面各种困难，坚持下去！”

　室主任停了停，盯着汪德武：“我这些话供你参考。如果依然想不通，你明天来找我，我会让你跟一个型号改进组。那个型号已经定型好几年了，这次只是作局部改进，出成果应该很容易！”

　　——第二天，汪德武没有去找主任，而是直接登上了西去靶场的列车。

　　 他认定TF系统是他必须攻下的难关，即使自己将为此付出青春的代价……

　　 1998年初，汪德武4岁的儿子被开水烫伤。那时靶场一带大雪，戈壁大漠不通火车。领导调了一辆大吉普，将他送出雪原，送到离靶场最近的一个小火车站。两天后，当他赶到北京，匆匆走进积水潭医院，推开病房门，眼泪一下子就溢满了面颊：儿子胸前裹了厚厚的一层纱布，正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床上，冲着窗外发呆。看见他，儿子张开嘴要叫爸爸，却终于只是怪怪地看了他一眼，便低下了头。那一刻，汪德武难过得不行。儿子4岁了，但四年里他陪伴儿子的时间不超过100天，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愧对儿子。

　　那次，汪德武在病房里赎罪似的忙前忙后，侍候了儿子一个多星期，父子间变得不再陌生，而且彼此的感情也渐渐升温。这时，靶场来电，说新一轮的试验即将开始，催他回去。在儿子依恋又无助的眼神里，汪德武离开北京。

　　戈壁的春天极其短暂，似乎一眨眼间夏天就来了。那天，项目组的人集中在办公室里就一个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当时，他坐在紧挨着茶几的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个暖水瓶。一位同伴起身出去，撞上了茶几，茶几上的暖水瓶被撞翻，一满瓶的开水泼到他的左胳膊上。靶场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的胳膊没过几天就因为感染开始化脓，直到夏天过去了胳膊的烫伤才好利索。而1998年的夏天后来也成了汪德武记忆中特别暗淡的一个季节。烫伤让他行动不便，项目的成功又遥遥无期，心情随之也变得烦躁。晚上躺在床上，克制不住地想妻子想儿子……

　　一年前，组里一个年轻的同事“急流勇退”撤回去了，重新选择新课题，一年时间即搞出了名堂，出了成果之后，立功、受奖、晋级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他自己，成功依然遥不可及；而且，因为在靶场待的时间长了，有时候回到单位，他甚至都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在那样的一种情境里，人很容易会变得消极而怠惰。所幸，汪德武没有让那样的情绪淹没掉自己向目标冲击的信心和毅力。实验室里，他一遍遍地为自己负责的分系统建立不同的目标模型，然后，一次次作细部检测和概率分析，直到将每个程序和步骤，甚至每个螺钉、螺帽的位置都烂熟于心。

　　秋天的夜晚，戈壁滩的空气清冷似水，一轮小小的圆月，总是那么沉静地悬挂在天边。从实验室回宿舍的路上，汪德武总是会停下脚步，痴痴地抬头看那轮圆月。那轮圆月会让他不自禁地想起儿子那张圆圆的脸。

　　冬天到了。组里十多个人都以不同的理由先后返回北京。原因是试验又出现了问题，某个关键仪器返厂排除故障，来回至少需要50多天。与其坐守靶场，倒不如回北京，到所里找点别的项目干干，保不准就会有很好的机会呢！所以，对同伴的走，汪德武心里挺理解。不过，他绝不会允许自己离开，他那时就已经认定了，TF系统是自己必须攻下的难关，即使他将为此付出青春的代价；而靶场，也就是他必须坚守的阵地。

　　坚持的结果是，一年后他被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虽然TF系统尚未成功，但他在系统内所做的工作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

　　一个人的地位和他受重视的程度，取决于他的汗水和付出……

　　世纪初的钟声在戈壁滩敲响。TF系统的研制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此时，现场排除故障的工作也显得尤其重要。比如测量系统内的某一个参数，其脉冲曲线原本是平滑的，却突然冒出一个尖峰，这个尖峰或许只是一个偶然的、随机的干扰，但其中却有可能是一个重大的隐患。汪德武和同伴们都知道，美国“挑战者”号的爆炸，就是因为一个小垫圈密封得不好，造成漏油，最后才导致了那场惨剧。也因此，对每一个微小问题的出现，他们都必须付出十二万分的小心。

　　靶场发射试验的准备相当严格，从发射前几小时就开始了，每次都要在完成预定的检测工作并且必须一切合格后才能向下一个程序进行。那次，汪德武通过监视屏幕上的数据显示，发现一个关键部位的机件温度超常。试验被立刻停止。他们将过去所有的数据记录调出来，经过比对、分析，最后认为温度超常并没有越过允许的峰值，于是大家取得共识，试验重新开始。但在比对、分析的两天时间里，所有人的心都是悬着的。

　　不过，对故障的认识、理解并非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在汪德武的记忆里，发生在靶场的争论、争执，甚至是脸红脖子粗的争吵，多得难以计数。印象深刻的是2000年5月间，在一次试验的最后关口，测试系统显示的原本应该是60千牛的力突然变成了40千牛。汪德武怎么也搞不明白，那20千牛的力怎么会一下子就泥牛入海一般消失无踪了呢？当时他是军方试验组的组长，责任重大，对这一现象他决不能轻易放过，所以他坚决叫停。但合作单位的一位现场总师表示可以继续，理由是，经费紧张，作一次试验不容易；况且，试验已经进入很深，不做下去，将会前功尽弃。“但做下去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见。而那样的结果又能说明什么呢？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停下来，先把问题查清楚。”讨论会上，汪德武说。合作单位的那位总师在系统内属于年高德劭的老专家，在很多场合都拥有一言九鼎的分量。听了汪德武的话，总师不高兴了。一老一少两个人隔着桌子开始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的争辩。最后的结果是，对方阴沉着脸拂袖而去。

　　第二天，汪德武正琢磨着该如何去找对方再深入探讨一次，那位总师先来找他了。“昨晚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你的意见是对的。就照你的意见办吧！”总师说。

　　那时，汪德武虽然刚刚30来岁，但已经是一位拥有高级职称和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技术专家了，何况，在那个型号的研制进程中，他已经投入了将近十年的心血和汗水，他的意见毕竟是所有人都不能随意忽视的。而在1997年之前这是没法想像的。那时经常要搞系统的研制管理、论证和评定，每次开会，他都坐在角落里，只有听的份儿。其实，即使他那时能有勇气发表点意见什么的，也不会有人听，因为他实在是太年轻、技术级别也太低了。

　　在车间、靶场与合作单位的厂家打交道、在彼此协商和讨论的过程中，他所受到的冷遇也是家常便饭。“那时候心里经常会感到特别不是滋味。但现在我明白了，你的地位，你受重视的程度，不应该是别人给你的，而应该是你自己以汗水和付出争取来的。” 汪德武说。

　　2002年底，TF系统经过试验，大获成功。此后半年内，又经过了多次加强性试验，最终获准定型并装备部队。不久，汪德武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特等奖。置身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将奖状高高举过头顶的刹那，汪德武年轻的心里激情泉涌。虽然，跨越那一级短短的台阶，耗费了他十年的青春时光，但他觉得值！不仅如此，作为绿色方阵中一位光荣的科研工作者，如果共和国需要他以另一个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去跨越另一级新的台阶，他相信，自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再次投入，并且，无怨无悔！▲

     2007年02月16日:自上月朝鲜核试验以来，关于朝鲜的新闻在日本媒体上就没有中断过。11月6日，日本周刊杂志《AERA》披露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身边的五大重要助手，引起外界极大关注……

在朝鲜，提到张成泽的名字，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据《AERA》杂志披露，张成泽年轻时身材高挑，是个公认的美男子，而且品德优秀，善于歌舞，酒量过人。1972年，张成泽与金正日唯一的亲妹妹金敬姬结为伉俪，引起轰动。

张成泽在朝鲜政坛拥有巨大影响力。1995年，张成泽出任劳动党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掌管司法、检察和公共安全。由于手握“超强权力”，他一度被日韩媒体认为是朝鲜当时真正的“二号人物”。

舆论普遍认为，张成泽是主导朝鲜经济改革的关键人物之一。张成泽曾于2002年作为金正日的特使，率领“朝鲜经济考察团”访问过韩国，“熟知资本主义的赚钱方法”。据日本媒体透露，张成泽精通经济，与日本财界一些重要人士也有良好的私人关系。

    《AERA》杂志在介绍金基南的时候，称他是朝鲜宣传活动的“灵魂人物”。金基南曾是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的主笔，现担任劳动党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金基南的哥哥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据说，金基南性格和善，颇有长者之风。

     据《AERA》披露，上世纪70年代末，金基南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新闻记者。由于其才华横溢、笔锋犀利，深受重视宣传工作的金正日的赏识，被破格提拔到劳动党宣传部门担任“第一笔杆子”。据称金基南主持制定的宣传标语，比如“以我们的方式生存下去”、“生产、学习和生活都要像抗日游击队那样”等，都受到过金正日的高度评价。此外，以金正日的名义发表的许多“力作”和祝贺文章，据称也是出自金基南之手。

    除担任主管宣传的中央书记之外，金基南的另一个职务是“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去年8•15的时候，他率领朝鲜代表团访问首尔，参加“自主和平统一8•15民族大庆典”，并访问了韩国国家公墓“国立显忠院”。

    李容哲现任朝鲜劳动党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委员。《AERA》对他的描述是“长相奇特，眼光锐利”。李容哲在军事上常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深受金正日的信任，上世纪80年代就在朝鲜人民武装部（相当于国防部）担任要职。1986年，李容哲出任劳动党调查部长。

    1999年，作为朝鲜的代表，李容哲曾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就导弹问题等进行过谈判，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金正日巡视朝鲜各地时，也常常让李容哲随行，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容哲在朝鲜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在金正日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总有一个人陪伴左右，那就是朝鲜第一副外相姜锡柱。姜锡柱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领域工作，1986年出任第一副外相职务，一干就是20年。尽管职务不高，但是他的经历之丰富和影响之大，绝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外交首脑。

    姜锡柱是金正日外交的忠实执行者。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朝核危机的时候，姜锡柱领衔的朝鲜代表团，与美国经过艰苦的谈判，以“冻结核计划”为代价，获得了美国援助“两座轻水反应堆和每年50万吨重油”的回报，被认为是朝鲜外交的重大胜利。据说，他从日内瓦凯旋的时候，金正日亲自下令在机场铺红地毯迎接，以示嘉奖。

    金国泰生于1924年，其父是朝鲜开国功臣、曾担任过朝鲜副总理的金策。朝鲜战争期间，金策战死沙场，金国泰受到金日成主席的特别照顾。金国泰与金正日从小就是莫逆之交。上世纪70年代，金正日担任劳动党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就是金国泰。

    1963年，年仅39岁的金国泰，被授予中将军衔，出任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1985年，金国泰开始进入干部管理部门工作。1992年开始担任主管干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同时还兼任“金日成高级党校”校长。（原文载于《世界新闻报》）人民网▲

2007年02月15日东方早报: 多疑的五角大楼现在特别想和中国多讨论讨论军事。他们焦急等待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部队司令靖志远的访问。

华盛顿担忧“中美之间国防对话多年来一直踌躇不前”。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帮办理查德•劳利斯近日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中美军事之间无法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有效的讨论。

“美国指责中国不‘真诚对话’，他们自己还在对台售武，又期望中国如何‘真诚’对话？”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昨天评论说。

美国前防长拉姆斯菲尔德到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至今16个月，华盛顿期待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部队司令靖志远到访，并等待设置美方期盼已久的中美军事热线。

《华盛顿时报》曾透露，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Ｅ•卡特怀特，不久前盛邀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部队司令靖志远做客位于内华达州的美国核战总部，共商关于中美两国核战部队事宜。2001年，当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发生擦撞事件后，中美军事交流遇冷。近日，美国又对中国发射弹道导弹摧毁自己的一颗气象卫星说三道四。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帮办理查德•劳利斯本月初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在没有同美国进行双边军事对话的情况下试射卫星杀手，“尤其叫人关注”。

“我们就是无法在这些关键领域，同他们进行有效的讨论，尤其是在那些可能发生错误判断的领域。”劳利斯说。

美国担心的是，虽然中美军事关系目前已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到，一旦有任何安全危机爆发的危险，两方军事将领就可以直接拿起电话交换看法的阶段。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重量级的民主党参议员卡尔•莱文认为，两国目前的关系是建立在“美方脆弱的妥协，以及华盛顿对北京真正意图的猜疑”之上的。

莱文说，在美国对中国军力不断增长的持续忧虑下，中国最近还出人意料地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月13日表示，“在外空问题上，中方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也主张加强和平利用外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我们坚决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参加任何形式的外空军备竞赛。”但华盛顿方面的担忧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去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在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晤中，提出了美方对中国战略导弹实力的关切，双方同意就核政策、核战略及核原则问题上启动中美间新的战略对话。作为这一共识的第一步，美国战略司令部公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部队司令靖志远发出访美邀请。

而对于这些质疑和指责，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指出，中美双方军事交流近年来的确是来往增多，但却缺乏透明；不过究其原因，美国将责任都推给中国显然有失偏颇。

“由于缺乏了解，是会出现即便你没有恶意，也被对方解读成恶意的情况。但是美国军事实力独大是事实，把中国视作自己的假想敌也是事实，如果中国的底细被他们摸得一清二楚，显然是不利于自己的。另一方面，美国指责中国不‘真诚对话’，他们自己还在对台售武，又期望中国如何‘真诚’对话？”沈丁立说。

早报讯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王光亚大使当地时间13日晚在纽约的一个新春招待会上致词时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彼此分歧，进一步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王光亚指出，一年来，中国以建设“和谐世界”理念为指导，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中美关系保持了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经贸关系日益密切，高层交往和对话频繁。去年4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成功地进行了国事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的交流、互信与合作。中美开展了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及联合国事务中，也开展了有效的对话和协商。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彼此分歧，进一步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早报记者 王靓）▲

2007-2-15BY - 冷风: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可也是一个大国，拥有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都不具备的卫星侦察能力。迄今，中国共研制成功了3个型号的侦察卫星，如美国企图军事干预中国台湾问题等内政，它会发现，它在全球的军事调动都在中国侦察卫星的掌握中。

中国军事专家周贯五撰文认为，中国自从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后，就把研制发展应用卫星作为空间技术发展的主要方针。到一九九七年底，中国已发射了自行研制的四十颗卫星，其中返回式侦察卫星十七颗，气象卫星八颗、通信广播卫星三颗、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十二颗。空间技术在国防、经济应用方面逐步扩大，取得重大效益，在增强国防实力，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很早就认识到返回式侦察卫星的重要性。早在一九六五年制定中国卫星系列规划时，就把返回式侦察卫星确定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一个重点，并于一九七五年获得首次飞行试验和返回成功，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的国家。这一成就重要性在于：从此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战略侦察手段，可以为中国的战略导弹确定目标，并能监视他国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情况，还能检查中国自己军事目标的伪装情况，军事上的价值无法替代。在政治上，侦察卫星帮助中国确立了大国地位。当今即使是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尚无这类卫星。

      中国新型返回式侦察卫星，重三千多千克，其中可回收部分有效载荷的重量和容积，分别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和百分之十五，密封舱容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三。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六年，中国已连续成功地发射和回收了三颗。与第一代中国侦察卫星相比，中国第二代卫星的轨道寿命、卫星照片的分辨率、胶片的装片量，以及胶片的有效利用率都有大幅度增加。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该型号卫星一次飞行提供的情报数量要比第一代侦察卫星高出十三倍以上，这是巨大的飞跃。中国侦察卫星上的恒星相机是用来精确测定卫星及地面目标的位置的。目前，中国的恒星相机摄星能力，从最初四等星可测提高到七等星可测，可测星的数量从十颗左右提高到近二百颗，这是大的进步，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航天照相机技术达到了一个高水平，显示中国已经能够极精确地测定地球上任何一点的位置，可以为战略武器指示目标。?

中国拥有大量远程反舰导弹和潜艇。如果用侦察卫星指挥他们在近海进行协调一致的饱和攻击，那么无论是美国海军还是台湾海军都难以抵挡。中国目前在巩固和提高光学侦察技术的同时，也已开展了雷达对地（海）侦察技术的研究，以实现中国全天时和全天候的空间对地侦察，中国雷达侦察卫星投入使用后，中国的卫星侦察将不再受天气限制，熟悉军事人士会知道，10年前才投入使用的美国“长曲棍球”雷达侦察卫星具备一定的探地能力。据说它能发现地下5米深度的目标。中国早就开始了探地雷达的研制，中国具备探地能力的雷达侦察卫星投入使用将比美国晚10年以上，但它的探地能力将比其前辈一一　美国“长曲棍球”卫星强。台湾军方自以为神秘的佳山地下要塞和其它地下工事，将像玻璃缸中的金鱼。

正由于侦察卫星在军事方面性能重要，近期美国出现了垄断航天侦察的企图。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美国进行了一次激光打卫星的试验。目前美国因技术限制，尚无击毁别国卫星的能力，但它发射的激光束可对光学侦察卫星的光学部件造成伤害。中国不会参与空间军备竞赛，但中国在高能激光方面已具水平，虽然不具备击毁卫星的能力，但破坏光学侦察卫星的能力还是有的，这将足以威慑别国对中国侦察卫星的干扰和非法激光攻击。▲

[ Nopro ]  发表时间： 2007-02-16 腐败越反越严重是不是“错觉”？

2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针对中国的腐败越反越严重的说法，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工作力度不减的情况下，每年查处的违反党纪和政纪的案件在总量上是逐年下降的。2006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严重违纪并且受到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同比下降了10.9％。“这充分说明，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正在得到遏制。”

根据这一报道，吴龙贵先生撰文说，“中国的腐败越反越严重是民间不少人的认识，而权威人士则予以否认，孰是孰非？从理性角度说，我倾向于干先生的说法，因为他毕竟拿出了较为翔实的数据，比之经验所得更为科学。”并对公众形成“中国的腐败越反越严重”的错觉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首先，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到位，公众知情权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其次，监督机制仍然不够健全和完善，尤其是社会监督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问题是，我们目前对举报人的保护还远远不够。

中国的腐败是越反越轻还是越反越严重？查办案件数量下降能说明腐败越反越轻？很简单，该查而不查的腐败案件有多少？因为有“较为翔实的数据，比之经验所得更为科学”就倾向于某种看法的态度也是否可取的，所作的分析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如何认识反腐败形势的问题上我们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如果认为反腐败越反越严重，就抹杀了我们的反腐败成果，否定了我们反腐败的决心。所以就一再表明，反腐败不是越反越严重，认为反腐败越反越严重的观点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

我以为，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争个你对我错，更没必要对民间存在的这个“错觉”担心害怕。事实上，民间认为反腐败越反越重，更多地体现了民间对反腐败斗争的期待，是希望反腐败的力度更大一些，成效更明显一些，一句话：不要放过腐败分子。这就够了。如果民间真的认为反腐败越反越重，越反越轻的说法能让公众接受吗？解决这个争论也十分简单，各地如果都能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坚决地与腐败现象作斗争也就够了。公众不是看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做了什么！

就是“中国的腐败越反越重”的说法很流行，对于反腐败职能部门来说，也不必太在意。这种说法，不会否定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作出的努力，相反，大家不是都在为中央纪委鼓掌叫好吗？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央纪委在过去的一年里查办了那么多大案要案，惩治了那么多腐败高官。如果说民间对反腐败有什么不满的话，这种不满主要来自于地方。在一些地方，反腐败不力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如果能解决了地方反腐败不力的问题，使得中央反腐败的决策部署在地方得到贯彻落实，反腐败越反越重更没什么可怕的了。何况，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不可避免，公众是能够理解的。取信于民，提高公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满意程度，只有一个办法：与腐败分子势不两立，与腐败现象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