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文章提供 于 2007-1-30  文章作者: 华黎明：多年来，美国对伊朗施加压力的手段单调，除了制裁就是威胁动武，始终收效甚微。因为，制裁必须通过联合国安理会，障碍重重。至于威胁动武也只是一根可以高高举起而不可轻易落下的大棒。

　　按实力而论，伊朗不是美国的对手。但是，由于美国的手脚被伊拉克战争所拴，奈何伊朗不得。为了走出伊拉克的泥潭，伊朗又是美国绕不开的对手。谈判，白宫不愿意，因为现在是伊朗占据“主动”（美国防部长盖茨语）。与伊朗打一仗，眼下似乎还不是美国的选择。于是一套新的逼迫伊朗就范的方案在2006年岁末在白宫形成了。

　　美国此次设计的施压手段针对性很强，目标就是伊朗手中握有的几张王牌。

　　▲一、布什下令向波斯湾增派一个航母群，同时在这一地区部署“爱国者”导弹，警告伊朗，波斯湾的运油航道是美国的领地，美国有能力保护海湾的国际石油运输不受伊朗报复措施的威胁。如英国《泰晤士报》所言，美军的部署和公开的警告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真的会对伊朗动武，美国的这些措施是想让伊朗认识到它正在与西方玩一场赌注很高的赌局。

　　▲二、追捕在伊拉克境内活动的伊朗革命卫队成员，摧毁伊朗在伊拉克的“网络”。布什已经授权驻伊拉克美军“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在伊拉克境内开展秘密活动的伊朗特工，对他们“可杀可抓”。

　　▲三、强令关闭伊朗两大银行，出口银行和军队银行在美国各地的分行。迫使欧洲数家大银行，如汇丰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德国商业银行、荷兰银行、法国里昂信贷停止与伊朗的金融业务。

　　▲四、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建立反伊朗联盟，鼓动沙特反对在欧佩克减产，任油价下滑；鼓励沙特向黎巴嫩政府和巴勒斯坦的法塔赫提供巨额财政援助，引诱伊朗欢迎浏览ddhw.com你一定会喜欢向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援助水涨船高，让伊朗经济在与沙特的“金援竞赛”中垮掉。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警告称，沙特将使用一切手段来挫败伊朗控制伊拉克和地区国家的企图。这些措施已经对伊朗的经济和政局产生了影响。自去年七月份以来，石油的价格已由每桶78美元下跌至50美元以下，这使伊朗政府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如果油价下跌至35至40美元，伊朗的财政将出现赤字。由于西方主要银行都停止了伊朗的美元账户转账，伊朗出口石油所得大部滞留在国外。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1737号决议后，大批外资撤出伊朗，许多伊朗中产阶级也千方百计将资产转移至国外。伊朗的通膨率和失业率以分别达20％和15％，普通百姓的菜篮子价格飞涨。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竞选时许下的“将石油收入放到穷苦百姓餐桌上”的诺言根本无法兑现。于是人们归罪于艾氏，他的支持者在去年底举行的地方议会和专家会议的选举中都惨败。150名议员联名上书领袖批评艾氏的经济政策和在核问题上的言论。

　　伊朗对美国派遣航母和追捕伊拉克境内伊朗人事件的反应空前低调。看来，美国的新措施真的击中了伊朗的软肋。  来源: 网讯 ▲

    文章提供 于 2007-1-30 ：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将于2月下旬在冲绳地区举行，这次演习将会有“西南诸岛有事”和“离岛防卫”的内容，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两支日本特战部队也将悉数亮相。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将于2月下旬在冲绳地区举行。此次演习除了启用新的演习代号之外，演习概念、投入军力、作战模式以及假想敌都跟以往有很大不同，将会有“西南诸岛有事”和“离岛防卫”的内容，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两支日本特战部队也将悉数亮相。

　　◆“离岛特战队”盯紧钓鱼岛

　　日本官房长官盐崎恭久日前对媒体透露，2月份的美日联合演习将假想“某强国突然占领日本西南列岛某岛”，日本自卫队的“离岛防卫部队”将在美军掩护下承担“夺回”岛屿的重任。

　　实际上，盐崎恭久所称的“离岛防卫部队”，即日本陆军西部方面队普通科连队，也称为“离岛特战部队”，它成立于2002年3月，主要负责岛屿特种作战，驻地为佐世保。

　　目前，该连队编制为660人，由两栖突击、特种空降、情报侦察等若干分队组成。为了便于岛屿机动作战，各分队除了装备日军标准班用轻、重武器外，还从美军购入了大量夜视仪以及两栖特种器材，并专门配备了直升机，其守备区域包括九州及冲绳地区的180余个离岛。

　　从2004年开始，“离岛特战部队”以钓鱼岛为背景进行了多次模拟突击演习。2006年1月，“离岛特战部队”首次前往美军彭德尔顿兵营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举行“夺岛演习”，并重点演练了包括两栖奇袭、跨海夺岛以及试探侦察在内的多个科目。

　　在随后进行的代号为“铁拳”的日美两栖登陆作战演习中，日本方面即将演练对象框定在类似钓鱼岛地形的小型岛屿作战上，参演的部队正是“离岛特战部队”的一个分队，共125人，在兵力数量上十分适合在复杂海况下对小型岛屿发动隐蔽而突然的打击。

日本具有一支精干有力的登陆作战力量，图为“大隅”级两栖攻击舰。

　　在日本防卫厅升级后，“离岛特战部队”将有可能从现在陆军西部方面队普通科连队的编制，改为具有战略预备队性质的中央直属分队，并在人员和装备上进行大范围的扩充。

　　◆“有事”特战队备战台海

　　与“离岛特战部队”数百人的编制相比，同样将在日美联合军演中出现的日本“第一混成团”则拥有更大的规模。第一混成团驻地为冲绳，原本与同驻冲绳的西南航空混成团一部，负责冲绳及附近岛屿的防御任务。

　　2004年9月，日本防卫厅宣布将原本1800人的第一混成团扩编为2300人的旅团，并配备由40辆轻型坦克组成的装甲分队。同时，日本第1空降师第101空降旅也被明确指定为日本西南作战群的战略预备队。该旅能够实施连续飞行1000公里的空降作战。

　　盐崎恭久表示，在2月的演习中，将假想“某强国派出了新型战机、新型导弹驱逐舰和新型潜艇”，并封锁了日本西南沿海，而该国的远程导弹也随时对日本发动“饱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驻扎冲绳的日本第一混成团及航空部队将实施防卫作战。但实际上，随着日本将“台海”纳入“周边有事”的范围，包括日本第一混成团、西南航空混成团以及第101空降旅在内的这三支部队已经成为日本“应对台海有事”的“应急反应部队”。

    ◆日美联合“夺岛”演习

　　据日本媒体透露，第一混成团已经与日本海军两栖舰队实施了多次远距离跨海登陆演练，并逐渐加强了对台湾附近海域的侦察力度。

　　◆海上特战部队呼之欲出

　　无论是模拟钓鱼岛地形的小型岛屿作战，还是“积极应对周边事态”，日本已经在客观上增强了对中国东海及台湾方向的军事力量。

　　随着日本防卫厅的正式升级，以及驻冲绳的8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将后撤至关岛，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在酝酿着一次大范围的部署调整。

　　目前日本各舰队主要驻泊于横须贺、佐世保、吴港基地，常驻冲绳的只有第46扫雷艇队的三艘“初岛”级扫雷艇，日军舰队若要前往“有事”海区就必须提前进行长距离机动。因此，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前往“有事”海区，海上自卫队已向冲绳美军提出了扩大日本常驻舰艇数量的要求，而该计划一旦实现，日本海、陆、空三军将都拥有专门面对中国方向的“特战部队”。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

  文章提供 于 2007-1-29 文章作者: 海韬：以中国为假想敌，日本分别组建了针对台海地区和针对钓鱼岛的特战部队。

　　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将于2月下旬在冲绳地区举行。此次演习除了启用新的演习代号之外，演习概念、投入军力、作战模式以及假想敌都跟以往有很大不同，将会有“西南诸岛有事”和“离岛防卫”的内容，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两支日本特战部队也将悉数亮相。

　　◆“离岛特战队”盯紧钓鱼岛

　　日本官房长官盐崎恭久日前对媒体透露，2月份的美日联合演习将假想“某强国突然占领日本西南列岛某岛”，日本自卫队的“离岛防卫部队”将在美军掩护下承担“夺回”岛屿的重任。

　　实际上，盐崎恭久所称的“离岛防卫部队”，即日本陆军西部方面队普通科连队，也称为“离岛特战部队”，它成立于2002年3月，主要负责岛屿特种作战，驻地为佐世保。

　　目前，该连队编制为660人，由两栖突击、特种空降、情报侦察等若干分队组成。为了便于岛屿机动作战，各分队除了装备日军标准班用轻、重武器外，还从美军购入了大量夜视仪以及两栖特种器材，并专门配备了直升机，其守备区域包括九州及冲绳地区的180余个离岛。

　　从2004年开始，“离岛特战部队”以钓鱼岛为背景进行了多次模拟突击演习。2006年1月，“离岛特战部队”首次前往美军彭德尔顿兵营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举行“夺岛演习”，并重点演练了包括两栖奇袭、跨海夺岛以及试探侦察在内的多个科目。

　　在随后进行的代号为“铁拳”的日美两栖登陆作战演习中，日本方面即将演练对象框定在类似钓鱼岛地形的小型岛屿作战上，参演的部队正是“离岛特战部队”的一个分队，共125人，在兵力数量上十分适合在复杂海况下对小型岛屿发动隐蔽而突然的打击。

　　在日本防卫厅升级后，“离岛特战部队”将有可能从现在陆军西部方面队普通科连队的编制，改为具有战略预备队性质的中央直属分队，并在人员和装备上进行大范围的扩充。

　　◆“有事”特战队备战台海

　　与“离岛特战部队”数百人的编制相比，同样将在日美联合军演中出现的日本“第一混成团”则拥有更大的规模。第一混成团驻地为冲绳，原本与同驻冲绳的西南航空混成团一部，负责冲绳及附近岛屿的防御任务。

　　2004年9月，日本防卫厅宣布将原本1800人的第一混成团扩编为2300人的旅团，并配备由40辆轻型坦克组成的装甲分队。同时，日本第1空降师第101空降旅也被明确指定为日本西南作战群的战略预备队。该旅能够实施连续飞行1000公里的空降作战。

　　盐崎恭久表示，在2月的演习中，将假想“某强国派出了新型战机、新型导弹驱逐舰和新型潜艇”，并封锁了日本西南沿海，而该国的远程导弹也随时对日本发动“饱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驻扎冲绳的日本第一混成团及航空部队将实施防卫作战。但实际上，随着日本将“台海”纳入“周边有事”的范围，包括日本第一混成团、西南航空混成团以及第101空降旅在内的这三支部队已经成为日本“应对台海有事”的“应急反应部队”。

　　据日本媒体透露，第一混成团已经与日本海军两栖舰队实施了多次远距离跨海登陆演练，并逐渐加强了对台湾附近海域的侦察力度。

　　◆海上特战部队呼之欲出

　　无论是模拟钓鱼岛地形的小型岛屿作战，还是“积极应对周边事态”，日本已经在客观上增强了对中国东海及台湾方向的军事力量。

　　随着日本防卫厅的正式升级，以及驻冲绳的8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将后撤至关岛，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在酝酿着一次大范围的部署调整。

　　目前日本各舰队主要驻泊于横须贺、佐世保、吴港基地，常驻冲绳的只有第46扫雷艇队的三艘“初岛”级扫雷艇，日军舰队若要前往“有事”海区就必须提前进行长距离机动。因此，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前往“有事”海区，海上自卫队已向冲绳美军提出了扩大日本常驻舰艇数量的要求，而该计划一旦实现，日本海、陆、空三军将都拥有专门面对中国方向的“特战部队”。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悠悠网 www.topyl.com 2007-01-30：1966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来势异常凶猛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当时，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竟会把中国拖入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人生最后的10年将在这种天下大乱，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度过。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三人的关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文革”伊始，朱德也开始遭受到一定的冲击。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军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很多人感到非常气愤。1967年2月10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在怀仁堂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其中，徐向前在大闹怀仁堂时怒吼：“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党，连一个八十多岁老人都容不下，可悲呀１

从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不再召开，而被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朱德的各种行动受到限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也被调离。

朱德并没有把自己的处境放在心上，他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在得知中央文革小组在全国范围内煽动大规模武斗后，朱德感到这种方式行不通，于是想找主席和总理谈谈。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之后，他在秘书的陪同下走到周恩来门前，犹豫了一段时间，最终没有进去。

随着“文革”的继续进行，朱德越发孤单，但他却坚持说真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怀疑三人经过战争考验的关系，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和诬陷面前，他始终很坦然，认为主席、总理最了解他，只要他们在，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与朱德相比，周恩来的处境更为艰难。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与主席决裂，然后被打倒。二是通过实际工作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作为一个明白自己对国家、民族担负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选择了后者。▲

    悠悠网 www.topyl.com 2007-02-01  1986年10月30日，陈云、邓小平与李先念的会晤。中共领导层在1987年发生重大变化，先是胡耀邦在1月份辞去总书记一职，11月份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退出一线。而这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变动，在此前一年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的一次秘密会谈中就已经决定了。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决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1月在北京召开。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也开始考虑中共领导层的新老交替问题。而1986年10月，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多位中共元老的辞世，也让邓小平邓人感到了交班的紧迫。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这三位老人聚在一起密谈，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但还没等身边的人忙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

据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说：“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六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八十分钟内抽完了六支香烟。”

据《党史博览》的文章分析，在他们三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中共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高声找烟只是为了掩盖当时的谈话情形。

三人密谈后几个月，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陈云自1986年10月之后，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还有说陈云重病在身。就在这个时候，《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共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久不出门的陈云3月中旬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 4月4日，陈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在那里与民众一起植树。当时还是有些凉意，但陈云却脱下大衣和帽子。警卫员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外，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中共元老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的事。薄一波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陈云笑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陈云在1987年10月19日召开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纪委全会上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中共十三大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人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赵紫阳任总书记，中共最高领导层实现了新老交替。▲

   悠悠网    www.topyl.com   发表日期：2007-02-01 

    编者按：1962年，美苏之间发生轰动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这期间，后来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庞炳庵正在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工作，亲身经历了这场险些引起美苏核大战的危机。近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回忆了那些曾令全世界为之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

    ◆肯尼迪发出战争威胁，中国留学生走上前线

    1962年10月22日，古巴首都哈瓦那的生活如常。傍晚7时左右，在与古巴隔海相望的美国，肯尼迪总统突然发表了不同寻常的广播电视讲话。他声称，美国的情报侦察证实，苏联正在古巴部署进攻性的中远程导弹及导弹发射场。美国将对古巴实行“海上隔离”，要求苏联“在联合国观察员监视下迅速拆除和撤退在古巴的一切进攻性武器”。肯尼迪讲话前，美国已进行全面军事动员，组织起25万陆军、1000多架飞机和9万名海军陆战队员和空降兵，随时准备入侵古巴。

    肯尼迪的讲话在古巴立即激起强烈反响。面对新的入侵危险，卡斯特罗迅速向全国发出战斗动员令。第二天一早，我走上街头，看到哈瓦那城到处弥漫着战前的紧张气氛：军人在海滨大道上构筑工事，架设大炮；隆隆的坦克驶上了市区要道；荷枪实弹的民兵列队开向营地；街头到处张贴着“誓死保卫祖国”的标语，就连哈瓦那大学的学生们也都穿上民兵制服去上课，把刚刚收到的武器放在课桌旁……我们从古巴方面得知：27万古巴正规军和15万民兵已被动员起来，载运士兵和物资的军用卡车源源不断地开赴沿海前线。当时，我国在古巴的上百名留学生也被紧急动员起来，走上了前线。

    针对肯尼迪的讲话，苏联在23日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赫鲁晓夫下达紧急动员令，部署在国内外的所有苏军核部队和常规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格列奇科元帅也发布了战斗动员令。此时，一支由22艘苏联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正装载着中远程导弹和相关设备在加勒比海上驶向古巴，其中“加加林”号和“科米莱斯”号距美国海军的“警戒线”只有几海里了。一场因导弹问题而引起的危机已处在“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

    ◆苏联秘密部署导弹，中国记者发现哈瓦那异常现象

    其实，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并不是一次突发事件。上世纪60年代初，美苏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将核导弹和战略轰炸机运到距美国只有90海里的古巴岛上，苏联就能大大提高同美国争霸的筹码。1962年上半年，当古巴领导人切•格瓦拉访苏时，赫鲁晓夫借机提出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要求。不久，古巴副总理劳尔•卡斯特罗访苏时，双方就此达成了军事协定。赫鲁晓夫当时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如果被美国发现的话，苏联准备承担最终的后果。

    1962年7月起，苏联开始秘密实施这一计划，打算在古巴部署4万多军队、72枚中远程导弹和42个导弹发射架。这一行动虽然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但是，大批的士兵和物资运到古巴是藏不住的。就连我们这些并不知情的外国记者也能发现哈瓦那大街上出现的不少异常现象。在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几辆军用卡车将一批批身着便装的苏联青年送到旧国会大厦广场。这些苏联人下车后，便三三两两地结伴到城里游玩，直到傍晚再乘坐卡车离去。我听一些外国记者说，那些天，哈瓦那海港非常繁忙，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一辆辆重型卡车载着一些庞然大物驶离港区，车上用防雨帆布盖得严严实实。这些反常的情况很快也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所获悉。1962年8月至10月，美军U-2侦察机证实了苏联正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面对这种情况，美国政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频频召集国家安全会议密谋对策。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决定暂不对古巴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而是实行全面的军事封锁。

    10月24日上午，美国正式实施军事封锁，大约有200艘美国军舰驶进加勒比海海域，B-52轰炸机在空中昼夜巡逻。美方宣称，将在禁区内检查、阻止甚至在必要时损坏(而不是击沉)所有可能载运导弹或者核弹、轰炸机以及相关设备的船只。此时的古巴，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几家大报当天的头版新闻均是“封锁，我们顶住它！直接入侵，我们打退它！”“反击侵略，我们必胜！”。

    ◆苏货船碰壁美军拦截线，赫鲁晓夫与肯尼迪频传密信

    为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开始紧急斡旋。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致信美、苏、古三方，呼吁停止可能使局势恶化的行动。就在此时，情况出现了变化。24日，赫鲁晓夫提出“举行最高级会议”讨论解决危机的办法。接着，驶向古巴的20多艘苏联船只陆续在拦截线外抛锚停下或者掉头返回。当天下午，赫鲁晓夫又在莫斯科会见美国企业家威廉•诺克斯，私下承认在古巴确有苏联导弹，不过强调这些导弹是防御性的。但是，美国的态度却是不依不饶。肯尼迪在25日强调，苏联必须撤除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他还下令国务院准备一份“入侵后在古巴实行文官政治的紧急计划”。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在会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时发出威胁：“总统至多只能再克制两天了。”

    26日那天，哈瓦那城风雨交加。卡斯特罗总理一早就冒着暴风雨亲自赶到苏联大使馆，向苏联大使阿历谢耶夫口述了一封急信给赫鲁晓夫。阿历谢耶夫曾是俄罗斯新闻社驻古巴记者，他高高的个子、皮肤白皙，满头金发，我们私下称他“黄毛”。三个月前，他突然被任命为苏联驻古巴大使。卡斯特罗说，根据古巴的情报和形势分析，美国入侵已迫在眉睫，古巴人民将英勇地抗击入侵者。他强调，“苏联永远不应当允许帝国主义者把第一次核打击强加于她的情况出现”，建议“实行最正当的自卫”。

    然而，此刻的赫鲁晓夫已经开始退却，他请吴丹通报肯尼迪，苏联政府“已经命令驶向古巴的苏联船只不进入拦截区”。26日晚，肯尼迪又收到赫鲁晓夫一封私函。赫鲁晓夫在信中公开承认古巴有苏制导弹，保证不再向古巴运送导弹，已在古巴的可以撤除或者销毁。同时，他也要求美国以解除封锁和同意不入侵古巴作为交换条件。赫鲁晓夫的信件措词慌乱而又冗长，最后一页甚至未盖章，并破例由苏联外交部直接送到美国大使馆，可见是匆忙中写就的。

    经过一番考虑后，肯尼迪27日复信赫鲁晓夫，表示愿与苏联达成如下协议：苏联在联合国适当的视察和监督下从古巴撤走进攻性武器，并保证不再把类似武器系统运进古巴；美国马上取消隔离措施，并提供不进攻古巴的保证。美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亲自将此信副本交给苏联大使，并私下表示，美国也希望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走导弹，相信危机之后会采取行动。不过，如果美国在24小时内不能得到苏方的保证，美将在10月30日采取军事行动。

    赫鲁晓夫收到肯尼迪的复信后，连夜回信表示同意。肯尼迪立即发表声明，称赞赫鲁晓夫的决定“具有政治家风度”。此时的赫鲁晓夫就像一个吹得圆圆的大气球，突然被一根针刺穿了一个洞，而白宫里紧张到极点的气氛也迅速地缓和了下来。

    ◆赫鲁晓夫出卖古巴利益，卡斯特罗提前将声明交给中国

    就在美苏两国密信频传之际，古巴军民几天来一直顶风冒雨，坚守在阵地上。在前线阵地、兵营、港口、工厂、学校和居民点采访时，我看到古巴民众斗志昂扬，居民们踊跃献血和组织“支前队”，退休老工人回到车间替代上前线的青年坚持生产，艺术家们争着赶赴前线为战士演出。10月28日下午，我们从国外电台那里收听到肯尼迪对赫鲁晓夫复信所发表的声明。不一会儿，古巴政府的一位老朋友来到我们驻地，他告诉我们，赫鲁晓夫做决定前未与古巴商量，古巴事先也不知道赫鲁晓夫信件的内容。为此，卡斯特罗决定发表一个重要的声明来阐述古巴的立场。他把声明的副本交给了我，并说这个声明还没有公布，但新华社可以发表了。卡斯特罗签署的这个声明对美国提出了五项要求，即停止经济封锁、停止一切颠覆活动、停止海盗攻击、停止美国军机和军舰对古巴领空和领海的入侵、归还被美国占领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

    10月30日，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来到哈瓦那。我在机场上看到了这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亚洲人。他率领十多位穿军装的和穿便服的联合国人员走下飞机。吴丹同卡斯特罗举行了两天的会谈。会谈中，吴丹告诉古巴领导人，美国建议由联合国在陆地和空中对古巴进行“视察”。卡斯特罗当即表示，古巴政府并不阻挠撤除导弹，但决不牺牲国家主权原则而接受所谓的“视察”。他问道，苏联已做出撤除导弹的公开保证，联合国也高度评价美国不入侵古巴的公开保证，那么为何要对古巴“视察”而不对美国“视察”呢？吴丹被问得哑口无言。吴丹刚刚离开古巴，卡斯特罗就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亲自宣读了他同吴丹会谈纪要的全文，再次重申了古巴绝不接受“国际视察”的严正立场。

    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一行乘飞机来到古巴，继续同古巴领导人会谈。然而，他在古巴呆了25天，却未能说服古巴领导人接受“国际视察”。当时，哈瓦那流传着这样一句笑话：“米高扬要在风和日丽的哈瓦那度过冬天了。”那段时间，我多次遇见米高扬，觉得他面色苍白，下巴不停地颤抖，显得十分的疲惫。11月26日，古巴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反对“国际视察”，并表示“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们决不变节。”几个小时之后，我在机场上看到，米高扬一行缓缓走上飞机离开了哈瓦那。

    与古巴这个小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堂堂的核大国苏联却在公海上接受了美国海军和空军对其船队屈辱性的视察。11月7日，美国宣布苏联已通知美方，载有导弹的船只正驶离古巴。8日至10日，美国军舰对8艘离开古巴的苏联船只进行了“船靠船”的视察。苏联船员还掀开覆盖在导弹上的防雨帆布，让低空盘旋的美国军用直升机拍摄照片。12日，美国防部宣布，已有42枚导弹从古巴装船运回苏联。20日，赫鲁晓夫通知肯尼迪，在古巴的伊尔-28型轰炸机将在30天内撤走。当天，肯尼迪也宣布取消海上封锁。1963年1月3日，美苏两国签署了给吴丹的信件，要求安理会不再讨论导弹危机问题。至此，沸沸扬扬的古巴导弹危机终于平静了下来。 (新华社前副社长:庞炳庵口述 吴志华整理)▲

2007年02月03日： 2007年2月2日下午4时，药监反腐风暴的一道铁限。据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这一时刻是有关部门责令国家药监局内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所有官员必须交待清楚自身腐败问题的最后时限。错过这次主动坦白、争取从宽的机会，所有涉案人员都将受到严厉惩处。

2月2日，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国家药监局的几位副局长近日分头召集其所分管的司级、处级干部开会称：接到有关纪检部门通知，截至2月2日(星期五)下午4时止，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每个药监局干部都必须如实交待是否有过以权谋私行为，并要求如数上交所有“不明来源”的财物。

“领导们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党和人民给予的最后一次机会，希望各位认真对待。说与不说，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但过了时限仍顽固不化，只能咎由自取。”该人士透露，“有关部门对很多官员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现在主要是看这些人是否愿意配合调查。”

记者登录药监局的网站，注意到有消息称该局党组成员深入分管单位指导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时指出：“要与腐败分子划清界限。”

“春节过后，在全国两会之前，有关方面将要对药监局的‘问题干部’动真格的了。”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对国家药监局的反腐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有关部门还将继续开展对各个省、市级药监系统的廉政清查。

据了解，1月17日至18日在京召开“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期间，有国务院高层到会讲话时曾尖锐指出：有的药监干部在药监局任职期间曾强行向企业索要股票牟利，但一直未交待自己的问题，希望他早日清醒，向组织坦白交待。

有熟悉药监局内部情况的人士告诉记者，当时这位领导所指的应该不止是一位药监局官员，“这早已是内部公开的秘密了。”该人士透露，按照以往的“潜规则”，医药企业上市后会拿出巨额股票“转移给”相关的药监局官员。

“随着药监反腐的深入，涉案企业会越曝越多。”一位药企人士叹道，“反腐风暴会让很多制药企业老板落马，曾是各地方政绩亮点的制药业现在可能会成为‘污点’，这一风暴将导致制药业的大洗牌。”

“目前，国务院正在酝酿将原本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的‘食品和保健食品’工作拆分出来，归入到一个可能由国务院成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中。同时还将原本由药监局监管的中药领域中如种植加工、新药审批、中成药生产流通等环节拆分出来，归入一个隶属于国务院领导的‘中医药委员会’。”一位知情者告诉本报记者。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只剩下监管‘化学药和生物药’的职能，其监管职能被大幅削减。”该人士透露，“而中国企业在‘化学药和生物药’方面的自主创新程度普遍不高，拆分后的药监局其实并没有多少‘技术活’可做。这样一来，这个部门就没有理由再以副部级的名义存在。于是，可以进入第二步，把药监局作为一个‘部管局’并入其他部委。”

该人士强调，目前，这一计划尚处酝酿阶段，国务院正在征求各方意见，“但令高层决策者没想到的是，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新问题。”

据透露，有关高层部门最近就“收并药监局”事宜征求各部委意见时，竟都得到了婉拒的反馈。

据悉，卫生部高层人士曾就此表态，在当下阶段，卫生部只希望集中精力管好卫生工作，不希望将药监局“收并”为直属机构。据透露，卫生部有关人士明确表示：“从药监局的监管职能到办事人员，什么都不想要。”

而发改委因管理药品价格、医药企业经济运行和宏观产业政策指导等，也曾被纳入有关高层“收并药监局”候选者名单。但据悉，发改委有关人士却表态，发改委只是宏观战略性管理部门，不适合管理药品监督这样的具体事务，不宜收并药监局。

记者就药监机构改革问题向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求证时，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事关中央安排的问题，无可奉告。”而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张冀湘则表示，对机构改革之事不知情。

而对于前一阶段炒作的“健康委”机构模式，该人士透露，“最初的设想是成立一个‘医药卫生委员会’，把西医药、中医药、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都合在一起，由一名国务院高层兼任主任，各部委的一把手兼任副主任。但现在认为这样做可能使机构过于臃肿，所以有关部门的高层基本不再提这一构架了。”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构架即将浮出水面的关键一年，恰恰在今年1月24日，温家宝总理极为严肃地提出对郑筱萸的违纪违法问题要彻底查清，依法严肃处理。这似乎有着不同寻常的深意。”西南证券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张仕元认为，“从整个中国的医疗大局来看，药监工作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中国医疗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必然促成的。新医改的方向必然是新药监改革的方向，只有让这些改革配套进行才能真正深化。”来源：北方网——中国经营报▲

   悠悠网 www.topyl.com 2007-02-01  凤凰卫视杨锦麟在节目中点评：“反腐的风暴正在席卷神州大地，今年的重点就是民生领域要纵深发展，而医药系统可能是个重灾区……高纯的案子三任总理有批示，但敌不过药监的独立王国……”

“当年药政调查组的成员中有人将我举报的材料内容、证人及检举人姓名告诉了我们所长。先是勒令我停工、强制下岗、停发工资、威胁开除，后又被公司领导打成骨盆骨折、耻骨联合分离，移位约０．５厘米，最后一纸文书将我踢出了厂门。”高纯如今在广州打工、一贫如洗

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勃然大怒：“你是第一神经！”高纯也拍案而起：“你是第一贪官！”

药监系统日前有传言郑筱萸已经畏罪自尽。记者向国家药监局一位官员求证，他没有正面回答：“造了多少孽，郑筱萸自己心里最清楚。”

“买资料还需审批，太费周章，现在简便得多了，直接买注册证书，有了证书就能投产。药监局明码标价，快的是多少钱、慢的是多少钱，决不含糊，企业都提着现金等候召见，绿色通道变成了‘黑’色交易大厅。一个普通新药的证书叫卖到２００多万元，好一点的１０００多万元，‘换马甲药’便宜，５万到２０万。有一家企业一个星期报了两个新药。”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３日，凤凰卫视杨锦麟在节目中点评：“反腐的风暴正在席卷神州大地，今年的重点就是民生领域要纵深发展，而医药系统可能是个重灾区……高纯的案子三任总理有批示，但敌不过药监的独立王国……”

高纯是原江南最大一家抗生素制药厂的制剂室主任，因举报自家企业新药造假而捅了马蜂窝。在被扫地出门后，又连续多年被剥夺“执业药师考试”资格，只得离开了医药行业。

“我从１９９５年至今从未停止过署名举报。在长达１１年的时间里，我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送挂号信１００多封、特快专递４２封、电子邮件４００多封，发送电报２次，拔打电话５００多次，去访２１次，其中８次是在局长接待日。每次电话询问回答都是领导很重视，正在调查处理之中，局领导每次都表示新药做假案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但至今没有结果，我打算节后再去一趟。”高纯告诉《新民周刊》。

他还清楚记得自己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之后，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勃然大怒：“你是第一神经！”高纯也拍案而起：“你是第一贪官

郑筱萸日前已被“双规”。１月２４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郑筱萸案听取了汇报。此案被定性为“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案件造成的危害极大，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在１９９４年出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之前，郑筱萸曾任浙江杭州一家制药厂的厂长，并于１９９８年３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出任国家药监局第一任局长。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２日，年届六十的他黯然去职，转任中国科协旗下中国药学会的理事长，已经淡出公众视野许久，此次“旧事重提”颇令观察人士感到意外。“本来以为他那一页就此揭过了，没想到药监系统大规模的整顿正在酝酿。”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２日晚上，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被“双规”，进而被批捕。同时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和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被刑拘。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８日，原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５日辽宁省原药监局局长张树森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药品和医疗器械最高监管机构的塔尖轰然坍塌、医药企业口中的“小鱼时代”烟消云散？因为郝和平和曹文庄都先后担任过郑筱萸的秘书，媒体不免猜测二人在受审期间举报了郑筱萸。还有一个版本称直接原因是郑筱萸妻儿在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口代理中有违规行为，损害了竞争对手利益，从而被告发。

而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早在２００５年郑筱萸已经被有关部门控制，曹、郝的落马实际上是顺藤摸瓜。但郑筱萸是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比较特殊。曹、郝的供词为撬动他提供了更充分的准备。”

按照该人士的说法，“铁三角”落马的导火索是外国一家制药公司举报了几家企业向中国国家药监局行贿２０万欧元。“这件事在国外闹得沸沸扬扬，国家有关部门得知后果断采取了行动。还有一个原因是２００５年１１月间，广州一家代理药品注册申报的企业老总被检察机关刑拘，交代出大批在药品注册报批过程中涉嫌行贿受贿的官员及专家名单，其中涉及郑筱萸收取巨额贿赂。”

药监系统日前有传言郑筱萸已经畏罪自尽。记者向国家药监局一位官员求证，他没有正面回答：“造了多少孽，郑筱萸自己心里最清楚。”

郑筱萸在任期间办过的两件大事：强行推行ＧＭＰ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制度和统一核发药品批准文号、“地标”升“国标”，备受医药企业与媒体所诟病。

但国家药监局一位已退休的司级官员告诉记者：“客观而论，郑筱萸主政期间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国家局的初衷本来是想学习国外的现进经验，通过优胜劣汰打造一批大型医药企业。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很多效益不好的药企达不到条件也想上，造成了弄虚作假与资金链断裂，而某些监管人员又善于利用制度漏洞和设计来寻租，甚至指定企业购买国外高价的指纹图谱仪，不惜沦为国外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推销员’。其结果是促死了一批企业，也影响了一批人。”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医药企业拿到了“新药”指标就等于获得了单独定价的权力，自然对新药趋之若鹜。据统计，国家药监局近年来每年受理报批的新药都达万余种，形成了一条“绿色通道”。在药厂负责为新药注册“跑外线”的高纯熟知其中奥秘。“所谓新药，大部分都是低水平重复的‘换马甲药’，改一下外包装就成我们自己研发的产品了。”

高纯透露：“当一家企业递交了申报新药资料后，就有国家药监局负责注册的官员将资料拿出来转卖给其他企业。”

跟高纯单线联系的药政官员是王蕾（化名）。高纯告诉记者：“王蕾卖资料的收益来自于两部分，一是通过技术转让的形式跟企业签订合同，另外就来自于我们直接送的‘土特产’。据我所知，天津一家制药厂的申报新药资料，王蕾就转卖了３家企业，我们厂是其中之一。至于这些钱她再怎么分配，我就无从了解了。”

据高纯所言，他塞给王蕾的还是小钱，大钱都是由他们老板直接送给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每次没有几十万根本见不了他的面。”

国家药监局规定新药报批有一个截止日期。高纯的企业拿不到资料不能报批，但等到王蕾把已经报批的企业资料拿出来，再跟他们一番讨价还价，有一次就拖过了申报时间。高纯说王蕾这次很“仗义”，面对一份省药检部门已经盖章的报批文件，她直接拿出笔将日期涂改掉。

“买资料还需审批，太费周章，现在简便得多了，直接买注册证书，有了证书就能投产。药监局明码标价，快的是多少钱、慢的是多少钱，决不含糊，企业都提着现金等候召见，绿色通道变成了‘黑’色交易大厅。一个普通新药的证书叫卖到２００多万元，好一点的１０００多万元，‘换马甲药’便宜，５万到２０万。有一家企业一个星期报了两个新药。”

从１９８８年自药学系毕业后来到药厂的药物研究所工作，到后来担任了制剂室主任，高纯面对自家企业的造假行为心情极为复杂：“真没想到‘跑外线’就是技术研发，我们组大部分工程师都不能认同。他们每逢需要在申报材料上签字时就装病推掉，我则暗暗地搜集证据准备举报。”

１９９５年２月，这家企业药研所所长罗永清从上海一个药研人员私人手中买了一种叫“盐酸特拉唑嗪”的进口成药，令科研人员将该药片剥出，不做试验，直接换个瓶子冒充科研新药送检省药管部门。“这些药片上有生产厂家的防伪标志，送检肯定不合格，没想到３月２８日，盐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剂真的通过了新药临床前审评。”

１９９５年５月，高纯一封署名举报信将罗永清作假过程告了个底朝天，还同时举报了克拉霉素原料、克拉霉素片剂、环丙沙星胶囊三种新药有作假行为。

“５月２０日药政系统有人与罗永清商定，准备将存放于省药检所的假样换掉，然后状告我诬告领导、破坏生产。幸好一位正直的朋友偷偷打电话通知我有牢狱之灾。”急红了眼的高纯跑到药检所就吼：“假样就在化学室主任的倒数第二个抽屉里，一共是６瓶，标签是我们厂的。谁要把它换了我就跟他拼命！”

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１日，该省药政局经过调查证实，这家制药厂药物研究所在新药盐酸特拉唑嗪片的研制中存在严重的弄虚作假的情况，已取消了其临床申报资格，但对另外三项举报并未作出处理。来自国家药监局的材料显示原因是“对原始资料进行了核查，尚未发现作假行为”。

高纯表示：“因为我受到了威胁，最后只坚持了１项作假必须确认，其他３项的样品都被换掉了。”

而造假的罗永清曾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表示：“事情发生后，我只在企业作了检查，没有受到其他处分。”同年底，他升任副总经理。

高纯的不依不饶被一些药监官员视为“纠缠”。“他们指责我不应该举报，损害了企业的利益。”

但高纯认为药监系统内部还是有不少热心的官员。为了等候局长接待和处理结果，２０００年寒风凛冽的早春３月，一贫如洗的高纯曾露宿在国家药监局大门旁的西直门立交桥下，度过了难忘的２４天，是一位负责信访接待的任老师给他饭吃和热水喝。

“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位总理都对我的举报批示要严肃查处，任老师还把我的案子做成专题送到郑筱萸处。”

材料就放在郑筱萸的桌子上，任老师跑了３趟，郑筱萸都没有任何表示。他只好回来对高纯说：“我无能为力。”

“国家药监局渎职、不作为的‘示范效果’比企业造假更可怕。”“打假医生”陈晓兰告诉记者。她和高纯一样，举报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也有近１０个年头。在３年９次局长的接待、自费往返北京３０余次举报同类的假冒伪劣医械无果的前提下，不得不决定起诉国家药监局的“行政不作为”，并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４日上诉至北京市高法行政庭。

“这类有明显缺陷的医械产品不仅仅违规注册事实清楚，而且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假冒注册的特征明白无误，国家药监局以及各司、处就是不愿意注销这一系列违法产品的注册证号，也不移送公安，只是象征性地行政罚款，来代替刑法追究，要不就干脆在局内各司处之间踢皮球，致使近１０年来医药企业制、售假劣医械，医院滥用假劣医械的违法犯罪事实泛滥。为了取证，我只得一次又一次、一种又一种地试用这些假劣医械，并以此物证一次又一次赴京反映。即使在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６日卫生部已经明令禁止医疗机构使用与光量子有关的医疗服务，明确指出该类医械设备的科学性不存在、安全有效性不确切的情况下，药监局一位官员居然说卫生部既然已经取缔了，就让它自生自灭吧，对该类产品的注册证号依然不予注销。时至今日，不但山东、浙江的合法企业继续在生产这种违法注册的产品，而且河南的企业也在非法组织生产及销售此类产品，全国不少医院仍旧悄悄地在给患者继续使用……”

陈晓兰怀疑某些监管人员已与许多生产企业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前期审批已经放水，后期监管、执法只有两个字：真难。

２００６年陈晓兰又发现了一种在民营医院已经普及的假劣器械“恒频磁共振治疗仪”，但药监的查处只是让企业自己撤销注册号，并未进行处罚。“这意味着新的不让生产了，旧的仍然在使用。医疗器械没有淘汰制，如此便可以一直使用下去、继续欺骗患者。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还有受害者向记者投诉：“未经注册便投入临床使用的核放射粒子，在致我母亲死亡、我不断举报上访的情况下，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一位官员仍然给了它合法身份，后来虽然偷偷撤销，又以药品的名义给它进行了重新注册。”

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上万名美容者终生痛苦的注射隆胸产品“奥美定”直到２００６年４月３０日才被取缔。早在２００３年１月，国家药监局便发文规定只有“三级甲等”医院才能继续使用注射隆胸术。但“奥美定”最大的使用机构深圳富华美容医院并不属于三级甲等医院，并对深圳药监局的整改通知完全不予理睬。当时的国家药监局器械管理司司长郝和平甚至给深圳药监局打了一个电话，说富华情况特殊。

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杨锦麟习惯性地问了高纯一句：“你认识我吗？”高纯的回答让他一愣：“不认识，我家没电视。”

“当年药政调查组的成员中有人将我举报的材料内容、证人及检举人姓名告诉了我们所长。先是勒令我停工、强制下岗、停发工资、威胁开除，后又被公司领导打成骨盆骨折、耻骨联合分离，移位约０．５厘米，最后一纸文书将我踢出了厂门。”高纯如今在广州打工、一贫如洗。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５日，高纯终于在家中等来了一位“重要人物”。“我到国家药监局的上访得到了局领导的重视，并派专员李处长（化名）接待。李处长从柜中拿出一摞材料说我的情况他很清楚，后来就亲临寒舍，取走了王蕾涂改过的作假原始文件。他说只是拿去鉴定一下，一定会返还原件。”

但从此之后，李处长的态度便发生了巨变。高纯几次到北京催讨口头意见书面材料、王蕾作假原始材料及鉴定结果，都被他拒绝了，理由是：“领导说了不能给就不能给。”２０００年８月７日，在《工人日报》记者的帮助下，他才给高纯出具了一张收条。

“如果你了解国家药监局成立的背景，就会明白为什么现在会曝出这么大的问题。”国家药监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１９９８年３月机构改革后，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的药政司合并，又吸收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药的监管职能及部分相关人员，成立了国家药品监督局。２００３年，国家药品监督局又合并了卫生部的食品监管职能，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医药管理局的职能是行业管理，思考的是如何让医药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缺乏行政执法经验，但在新组建的药监局里，它却成为了主体。而在郑筱萸的思路主导下，对原卫生部过来的人员采取了排挤和边缘化态度。原有的地方执法部门如药政处、药政科、药政股都被取消，对药品监督人员、技术资源破坏很大。重新组建的药监队伍内，混进来一些素质不高的人。”这位官员认为：“这种设计是不妥当的，在改革进程中把原来的受监督对象变成了执法主体。不是流传这样一句笑话吗：‘卖假药的成了局长’，也就难以避免药监人员与药品生产企业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谓医改，有医就要有药，１／３是医，２／３是械和药，你把后面扔掉只改前面怎么可能呢？我们必须重视药监局。药监不彻底治理，医改想成功只能是一句空话。”陈晓兰认为。

２００６年以来，“齐二药”、“奥美定”、“欣弗”、“广州丙种球蛋白”等重大医疗事件接踵而来，国家药监局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从曹文庄案发，国家药监局便在内部进行了大整顿，记者了解到有两位手握重权的医疗器械注册司官员都被免去了领导职务，药品注册部门很多电话打过去都没人接。

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７日召开的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传出的消息称，仅２００６年，国家药监局在生产环节共收回８６张ＧＭＰ证书，１４２家药企被停产整顿；流通环节查处药品、医械案件３３．２万件，涉案总值５．７亿元，其中１１４家流通企业被停业，限期整改者达１１６８１家。而更大的注册风暴还在２００７年。国家药监局开始对郑筱萸任上所有药品的生产批准文号进行重新登记及再注册。截止到２００６年８月３１日，这些批准文号高达１６８７４０个。

但国家药监局的官员也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医疗器械是药品监督的一个弱项，大部分官员不懂这方面的业务，所以对医疗器械的注册整治尚没有实行。”

有消息称，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完成了机构改革调整方案，将提交２００７年的“两会”讨论，其中一条是撤销国家药监局，将其职能再并入国家卫生部，药品监督管制制度也将大幅度调整。

这位官员表示他听说了此事，但没有确切的消息证实，他也在猜测之中。“按照美国的模式，ＦＤＡ隶属于卫生部，但它与我们从前的药政局不同，相对独立，我认为这种模式可行，药监系统也可以得到监管。” ▲

    ◆华国锋突然打电话来，说是主席遗嘱有三个字错误

　　1976年国庆节过后，十月二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四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十月二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十月八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九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六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那天岗哨比平时多了，我被派遣控制广播电台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后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

　　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已经入夜我带著十名战士直奔“主题”。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

　　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

　　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十月六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

　　十四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随后撤离了中央广播大楼。

　　◆耿飚将军资料：

    湖南醴陵人，1928年入党，参加过长征。主要任历：战争时期：红1军团第2师参谋长、第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八路军385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兼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1978年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81年3月兼任国防部部长。    资料参考：《耿飚回忆录》  ▲

---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挽狂澜于既倒的重大行动，因用异常方式事实上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历程而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之一。但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内幕，多年来处于模糊状态，许多谈论大概都依赖于范硕的《叶剑英在1976》和《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两书所提供的内容。近年来，随着一些高层知情者、尤其是高层亲历者的披露，使我们对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清和越来越细的了解。

　　◆谁是第一时间的首倡者？

　　在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谁是首倡者？对于这个重大而关键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叶剑英，一说是华国锋。那么，哪种说法可靠呢？

　　依照前面所提的范硕的说法：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叶剑英有意识地主动接近和靠拢华国锋，逐渐说服了处于犹豫不决、彷徨不定的华国锋，并帮助和促使华国锋下定决心，与叶剑英一道结成联盟，指挥其他参与者，粉碎了“四人帮”。例如，范硕写为毛泽东吊唁期间，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而苦恼，便劝华国锋要敢于起来斗争时，这样记述：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竞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从以上记述看，叶剑英是主动，华国锋是被动；叶剑英态度坚决而明朗，而华国锋则决心未定。

　　可是，依照一些亲历者的说法，华国锋才是真正的首倡者。《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发表了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的《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文中写，1999年3月9日上午，华国锋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华国锋口述：

　　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请看，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华国锋也是急不可待地开始主动出击了。没有任何人的劝说，他就下定决心要搞掉“四人帮”。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l期刊登了程振声的文章，叫《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该文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该文说：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皇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华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十分钟。

　　新近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也证实了确有此事，时间、事情经过、谈话内容与程振声一文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吴德回忆录说，华国锋去李先念家不是突然造访，而是事前给李先念去过电话约定。

　　从以上华国锋本人的口述、吴德本人的口述和程振声的文章看，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态度是积极而主动、鲜明而坚决的，甚至可以说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里面还有两个细节不一致。一是，华国锋本人说是他请李先念来家中密谈，而吴德和李先念却说是华去李家密谈的；二是，华国锋说的时间是10日即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而吴德和李先念说的时间是11日，相差一天。虽然有人曾经在《党的文献》2001年3期撰文认定是11日，但这些细节恐怕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核准。

　　《吴忠传》也提到华国锋找李先念之事，写道：“华国锋秘密走访李先念，请李先念找叶剑英谈两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该书证实了有此事，但未提到时间。

　　华国锋之所以主动出击，是被“四人帮”逼出来的。根据吴德、邬吉成等人的回忆和一些可靠文献的记载：9月10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授权，便指示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凡报告和请示，均与米士奇直接联系。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通知后，满腹狐疑，立即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获悉后，即找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进行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正式向全国通知：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办值班室；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直接向华国锋报告。

　 这件事给予华国锋触动极大，他万万没想到“四人帮”如此急不可待。华国锋清楚地看出：

   ▲其一，王洪文这个动作，是企图架空他华国锋本人，进而染指和谋取中央最高权力；

   ▲其二，“四人帮”没把他华国锋放在眼里，虽然王洪文的图谋遭到挫败，但他们还会继续使招，他华国锋与“四人帮”的较量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而已!“四人帮”的急不可待，逼使华国锋也急不可待，于是他立即委托李先念联系叶剑英。所以，是王洪文的出击动作之因，结出了华国锋的反击动作之果。

　　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叶剑英首倡说可信，还是华国锋首倡说可信？华国锋首倡说可信。理由是：首先，华国锋本人是亲历者，且有多方证据支持；其次，根据吴德口述：华国锋曾亲口告诉吴，当时叶剑英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曾先后两次去华家。据我查证，实际上有三次，一次是在9月21日，另一次是在10月2日，还有一次是在10月5日，这三个时间表明，叶剑英已不具备在最高层首倡的机会和条件了。再者，密商粉碎“四人帮”之事，直接关系到每位参与者的生死存亡。在没有摸清和了解对方政治态度之前，谁也不会、也不敢张口，谁都会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否则就会搭上身家性命。因此，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除了华国锋有资格、有本钱首倡之外，还无第二人能做。历史选择了华国锋首倡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亲自出面寻找政治局层面的同盟者

　　华国锋动作迅捷，给李先念布置完任务后，马上又于9月11日亲自出面找汪东兴谈话。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地位显赫，大权在握。华国锋要解决“四人帮”，非得依靠关键人物之一的汪东兴不可。汪东兴与“四人帮”关系紧张，曾多次被他们刁难和伤害，故当华国锋征询意见时，汪东兴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13日，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后，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两人都表明了态度，但并未深谈。吴德口述历史中也说：当时叶剑英非常谨慎，没有与李先念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回来当天，李先念即向华国锋汇报了叶、李谈话内容和叶的态度。摸准叶剑英的态度，对华国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叶剑英是政治局常委、长期主持军委工作的老帅，在军队享有极高威望。有了叶帅的支持，就差不多等于有了整个军队的支持，并且在政治局常委开会和政治局开会时，又有了一个坚定而可靠的支持力量。叶、李的明朗态度，使华国锋心里有了底，帮助和推动了华国锋进一步扩大动作的范围。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话音刚落，纪登奎就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纪这样一表态，别人就不好再说下去了。因为大家互不摸底。本来华国锋是想了解这些政治局委员们的态度，以便寻求更多更大的支持力量，做好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在这么大的范围谈论如此敏感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华国锋决定改变工作方法，搞“个别串连”，同信得过的人士密商。

　　纪登奎的这一表态，使华国锋和其他积极参与者不得不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一来，在粉碎“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中，纪登奎没有起到和发挥任何作用。这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是非常遗憾的。虽然纪登奎被边缘化，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出卖华国锋等人，也没有向“四人帮”集团透露有关“9•16”会议的任何情况。

　　“9•16”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以华国锋为首的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联盟已初步形成，并且这个联盟在第二天即9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关于毛泽东手稿如何处理，二是毛远新要不要回辽宁。江青带头发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跟着起哄。华国锋、叶剑英联手迎击，汪东兴配合默契，在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四人帮”的阴谋再次受挫。斗争考验着人，也帮助华国锋认识了人，认清了人。

　　为了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华国锋曾先后4次与政治局委员、代叶帅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上将商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还同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上将商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两位上将均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华国锋亲自出面做工作，收到了很好成效，争取到了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所以，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华国锋敲定粉碎“四人帮”的最后方案

　　华国锋与政治局多数同志沟通思想后，便开始进??案。

　　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从9月13日收到华国锋的信息，至亲到华家拜访，中间隔了整整9天。对于叶剑英来说，这是漫长的9天。因为他在这9天中一直苦苦思考要不要回答华国锋？怎样回答华国锋？叶帅一生谨慎，对解决“四人帮”这样的大事，他绝对不敢掉以轻心。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他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暗中仔细观察华国锋。经过9天的痛苦思考，他认定：华国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信得过，靠得住!他应当坚决支持和大力辅佐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推动下，他与华国锋进行了历史性的晤谈。在商量如何处理“四人帮”的方式问题上，两人初步确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案，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的高层同盟者中秘密征询意见。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最佳实施方案。吴德支持华国锋的决心，说：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二是开会投票罢免。开会又分两种方式：一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投票决定，“四人帮”顶多有4张半票，这半票指的是跟“四人帮”跑的吴桂贤，时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而华国锋这一派占有多数；二是召开中央全会投票决定。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认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反复掂量，“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这天晚上，华国锋、李先念、吴德三人还讨论了什么时候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在这次密会上，华国锋提出了“早比晚好，越早越好”的行动方针，李先念、吴德均表示赞同。考虑到毛泽东主席的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的悲痛情绪还未调整过来，三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三人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结束。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他们三人的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剑英获悉后，表示完全同意。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9月26日的小型会议最终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解决方案和初步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解决时间。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曾对李先念、吴德二人说：正是由于这次会议，他才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一旦定了这个决心，华国锋等人就再也没有犹豫过和动摇过。

　　“9•26”会议还意味着，华国锋实际上已获得政治局多数的支持。这就为华国锋等人在尔后的“9•29”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挫败“四人帮”的政治阴谋奠定了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共同基础。

　　◆华国锋主抓方案的落实及具体措施

　　此时，“四人帮”也在抓紧活动，抓紧准备。张春桥曾两次到中南海江青住处长谈。9月28日，江青在迟群等人陪同下去了昌平驻军某部，王洪文去了河北保定驻军某部，张春桥去了通县驻军某部。“四人帮”抓“枪杆子”的活动，不能不引起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9月30日晚，中央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首都各界人士国庆座谈会。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人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三人又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再次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由于9月29日晚“四人帮”大闹政治局，双方斗争激烈，阵线已基本明朗，所以叶帅与汪东兴已经清楚彼此在同一战壕，故谈话直接进入主题。叶剑英指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形势逼人，不能再拖了，要以快打慢。这次叶、汪会面，有可能是他们之间为粉碎“四人帮”而进行的第一次直奔主题的敞开心扉的谈话。接着，叶剑英又马不停蹄地再次造访华国锋商谈，希望华尽快下手解决“四人帮”。

　　当晚，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俩人沟通了相互与叶帅的谈话内容后，华要求汪赶快拿出一个具体执行措施，汪答应第二天拿出后再来向华汇报。

　　据吴德回忆：也是在l0月2日这天，华国锋来到吴德住处。华国锋、吴德、汪东兴向来过从甚密，且吴德与华国锋同住东交民巷，来往也方便。华国锋要求北京市委积极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行动，吴德提出“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如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应隔离，华国锋表示同意。

　　要彻底粉碎“四人帮”，还必须保证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这两支武装力量掌握在正义一方，因为胜负的砝码在很大程度上就押在这两支武装力量身上。动用这两支武装力量，则直接牵涉到两个关键人物，一是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二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在华国锋看来，汪东兴绝对可靠，但吴忠还不了解。吴德向华国锋保证：吴忠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于是，华国锋秘密召见了吴忠，并向他进行了政治交底，吴忠当即表示：绝对听从党中央、华总理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实际上，在华国锋之前，叶剑英已通过吴忠的老上司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这条渠道，做通了吴忠的工作。吴忠请苏振华转告叶帅：只要我吴忠在，除了来自华总理和叶帅这个渠道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调动卫戍区的一兵一卒。

　　10月4日下午，华国锋要吴德到他住处，俩人再一次全面检查了准备工作以及哪些环节尚未完善需要补救等等。与此同时，叶剑英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俩人商量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当日下午5时，吴德离开华国锋家，谁知吴德刚到自家，华国锋来电话又要他再去。吴德急忙赶去，见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汪东兴向华国锋、吴德通报了他和叶剑英商量的行动方案，三人商定：由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届时由汪东兴负责抓捕“四人帮”；同时，由吴德和吴忠负责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并派卫戍区部队迅即控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以及中央机关、北大、清华等单位和学校，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吴德后来说，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了。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 ▲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2-1  解放军加紧军事斗争各项准备。

　　中评社香港1月31日电／据解放军报报道，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在29日召开的全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围绕“保打赢”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努力促进军事斗争准备任务如期完成。今年有关军事斗争准备的各项投入会更加集中，军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负有重要经济责任。加强监督、制约用权、规范管理、提高效益显得尤为重要。 

　　廖锡龙强调，审计工作必须把在军事斗争准备中负有专项经济责任的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对军事斗争准备投入实施全程监督，抓好经费投向投量审计、计划执行审计和建设成效审计，确保各项战备建设经得起战争和历史的检验。 

　　廖锡龙指出，要围绕“不变质”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努力促进军队中高级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加强对领导干部经济决策权、经费审批权、资金使用权的监督检查，规范领导干部的经济行为，有效预防和制止各类经济问题的发生。

　　要围绕“促改革”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发现各项改革中存在的运作不规范、政策制度不落实等问题，督促相关领导搞好整改，努力促进军队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严审严查那些借改革之名钻政策空子，挪用侵占军队国有资产或造成资产流失的违法违纪问题，切实发挥审计监督在促进改革健康发展上的积极作用。

　　要围绕“抓管理”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努力促进军队各项建设品质效益的提高，搞好对掌管经费物资较多、房地产置换等单位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在领导决策以及预算安排、物资采购、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加强监督检查；要狠抓健全落实标准制度的审计，进一步规范军事经济秩序，切实提高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水准；要加强对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审计监督，将资源节约作为考核评价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重要内容，真正建立起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 

　　会议公布的资料显示，2006年，全军共审计团以上领导干部1938名，在加强干部管理、规范军事经济秩序、提高军事经济效益、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2007年，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将突出单位主官和承担军事斗争准备专项任务单位的领导干部，其中军、师、团职领导干部的审计，单位主官比例不低于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