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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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结成的中阿亲密关系，在70年代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程后，到了1978年底终于彻底破裂。自1979年起，阿尔巴尼亚中断了与中国的一切贸易、文教、科技关系，仅仅保留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阿关系这种“冬眠”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83年。

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在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此可能产生误解，所以中国总理周恩来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说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想法和对美国的政策，说明这是中美之间的“谈判升级”，是美国“找上门来的”。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阿尔巴尼亚大使说要回国作汇报。

阿大使回国汇报后返回北京时带回了霍查签署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递交给周总理。信中对中国调整对美国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的决定“突然”，指责中国没有同阿尔巴尼亚“预先磋商”。说“在共产主义历史上，有过同敌人进行各级会谈的很多例子，但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可能重现，因为那是在不同的条件、时间和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信中说：“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信件详细阐明了阿劳动党反对的理由，认为中国的作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中阿之间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分歧。

毛泽东主席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坚决反对这一理论，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变种”，是“反马列主义的”。阿对中国发展同罗马尼亚的往来，以及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邀请铁托访华，也表示极其不满，对中国进行攻击。这些使已出现严重政治分歧的中阿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在1976年以前，阿尔巴尼亚除对尼克松访华问题正式表示过不同意见外，在同中方的接触来往中都避免提及其他方面的分歧，强调双方的团结。

1971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中共根据当时国际共运状况改变派代表团参加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做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中共的决定表示“不可理解”。1974年初，阿劳动党中央提出拟派谢胡率党政代表团访华。中方估计可能是要谈阿尔巴尼亚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援助问题，由于中国的五年计划尚未制定，难以洽谈，故予婉拒。对此，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示不满，怀疑中国改变了政策。为了消除误解，增进了解，中国于当年11月派姚文元率党政代表团去阿参加阿尔巴尼亚解放30周年庆祝活动。姚文元对中国未能接待谢胡作了解释，并表示欢迎阿派代表团到中国洽谈经济合作问题。之后，中方又多次表示欢迎谢胡访华，但谢胡一直未成行。

1975年以前，中国国庆，阿方除举行庆祝集会外，一般都由霍查率阿劳动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中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阿尔巴尼亚的国庆，中国也隆重庆祝，先由周恩来总理后由叶剑英为首的多名中共政治局委员出席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中国访阿的团组，霍查或谢胡一般都会会见。阿来华访问的代表团，周总理一般都接见。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国关于中国席位问题的提案。

霍查、列希(阿尔巴尼亚国民议会主席)、谢胡致电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祝贺。阿尔巴尼亚政府决定派他们认为“最好的外交官之一”马利列重返联合国工作，以便对新参加联合国事务的中国代表团提供必要的帮助。谢胡对正在阿访问的以方毅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说：中国同志在这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将全力以赴。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阿尔巴尼亚是出了大力的。

总之，在中阿两国之间分歧不断加深和扩大的情况下，双方都还愿意保持友好关系，所以，政治关系方面基本上保持正常，但是，中阿高层来往减少，热情也呈下降趋势。虽说中阿之间的政治温度呈下降趋势，中国仍继续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援助。1970年8月，阿派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凯莱奇率领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商谈阿尔巴尼亚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中国向阿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其提出的经济要求共计为32亿人民币。中国根据阿实际需要和中国的可能，决定提供长期无息19．5亿人民币。同时中阿还签订了为期五年的长期贸易协定。阿方要求中国更多地接受阿尔巴尼亚的香烟、烟叶、成衣等，中方也同意了。阿方对此次谈判结果十分满意。

谢胡11月3日写信给周总理说：“我们再次热烈地感谢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慷慨援助和对阿尔巴尼亚一贯所持的国际主义和兄弟般的态度。”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总理，提出了阿尔巴尼亚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对中国的经援要求。阿要求中国提供新贷款，在贷款项目下提供成套设备20个项目，一般物资98项，另外要求提供现汇贷款5000万美元。以上三项共约值50亿人民币。1975年6月阿尔巴尼亚派部长会议副主席查尔查尼为首的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商谈。中国认为过去对阿援助已经不少，这次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不仅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要求，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另外认为阿方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自力更生能力，所以决定少给一些援助。在周总理会见代表团的谈话时强调中阿双方应实事求是。李先念、李强、方毅等与代表团进行多次会谈。

中方向阿提供的援助与阿方的要求之间差距较大。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派人回国请示，后查尔查尼以阿党中央名义宣称：对中国突然地严重减少对阿援助“很不理解”、“很不满意”、“严重不安”，坚持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需1976— 1980年应偿还的贷款。李先念对中方这次提供的援助作了解释，除同意延期偿还贷款外，在其他方面没作出大的让步。阿要求提供石油专项贷款和派人勘探石油，中方没同意。在7月30日双方签订的中国向阿提供的贷款协定中，中方提出的数额为10亿元人民币。在这次谈判中两国还签订了1976—1980年长期贸易协定。五年贸易额规定为10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各5亿元人民币。阿方还一再要求中方提供粮、油，中方坚持未供；而中方需要的原油、沥青，阿方也未给。

对这次谈判的结果，阿方很不满意，代表团团长表示“无法理解”，说在美帝苏修对阿尔巴尼亚封锁和侵略、国内阶级敌人颠覆破坏的时刻，中国减少援助，使阿处于极为严重局面，表示“遗憾”。阿代表团回国后未像过去那样宣传。过去每谈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援助后，代表团回到国内同中国使馆人员见面时都要宣传中国给阿的巨大援助，中国使馆外交官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时，首先是大谈在北京谈判的成果，会向中国表示兄弟般的谢意，会感谢中国给了阿尔巴尼亚巨大的国际主义援助等。此次代表团回到地拉那机场时，见到中国外交官迎接，根本不提在北京谈判的事情，更没有感谢一类的话。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在阿尔巴尼亚的半山坡上刷出了红色大标语，内容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阿尔巴尼亚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放下自己的旗帜。这很清楚指的就是中国，因在那个时期，不可能也不会指美国和苏联，因为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经济方面的关系。从此以后，中阿之间在各方面降了温，阿当年就降低了出席中国国庆及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规格。

中国未能满足阿尔巴尼亚对外经援、军援的庞大要求，成为后来中阿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百废待兴，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要求无法全部满足，也无法及时满足，阿不但不体谅中国的困难，反而把不能满足对它的援助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霍查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

    adaofu9999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hs.hnol.net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汪东兴的心彻底凉了。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指着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甚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种种的误会，反而对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利。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

　　“我！”随着一声大喝，邓小平站了起来，“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为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别人干的事情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甚么奇怪的？还要你汪东兴如此着急地说明！”

　　邓小平刚说完，胡耀邦就开了腔：“大量的事实证明，汪东兴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再说，这些日子来，揭发和反映汪东兴问题的材料和报告源源不断地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考虑到汪东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有过功劳，我希望他还是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动措施……”

　　这话，汪东兴马上意识到了——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于是，他等别人纷纷把话讲完以后，自己又开了口：“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即将辞职的时候，我还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讲一讲，保留一下我自己的意见嘛……”话一出口，满座顿时安静下来，眼睛全部转向了汪东兴。

　　“不错，我作为多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官员和后来一直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要职务，我接受毛泽东的教育和思想很深，这也大概就是我迟迟不能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现在你们一直主张的要为少奇彻底平反等意见的主要原因。我的观点和思想与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汪东兴的意见一说出来，只见邓小平看了华国锋一眼，扭过去又和叶剑英、陈云咬了咬耳朵，显然是在交换什么意见。半晌，他才正了正身子说：“好吧，汪东兴刚刚提出他的辞职意见，我们还需要研究。不过，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是好的。我们党内允许一个党员或官员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坚持真理的一种方式。有些问题我也不能保证我们就是完全的真理，就不需要接受检验了。但是，我们党从来就有这么一个规矩，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拥护多数人的意见，除了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外，不允许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但是，如果你自己认为干不下了，可以像汪东兴这样地提出辞职。这同样是党章党规所允许的。不过，这个问题需要在全会上决定。如果没有甚么特殊的情况，我建议把汪东兴的这个意见拿到会议上去。”

　　这时，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汪东兴回到家里，老伴看见他的脸色不对，急忙问道：“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汪东兴摇摇头：“我很好，我已经辞职不干了，从今往后就是一个老百姓。”

　　“真的？”老伴说，“这也好，省得担惊受怕了。”

　　汪东兴点点头：“是呀，别人不想让咱干，咱也就不能再干下去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已经干了快一辈子了，也该休息休息了。”

　　从这天起，他就闭门谢客。▲

---伊朗领袖和总统特使访华 料谈天然气协议问题

2007年01月05日: 综合报道：伊朗领袖和总统特使拉里贾尼1月4至5日访华，中伊双方将就双边关系、伊朗核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就在同一时间，有消息称中海油总公司此前与伊朗签订的天然气开采协定可能因遭到美国的反对而横生枝节。

拉里贾尼，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曾经于2006年1月访问中国。于1957年出生在伊拉克，众多家族成员都是宗教界和政坛响当当的人物。

就在拉里贾尼访华前的3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指出，伊朗很快将进行工业用核燃料生产，决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内贾德在当天的讲话中没有说明工业用核燃料生产开始的具体时间和规模。

４日下午，国务委员唐家璇在钓鱼台国宾馆与拉里贾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关系和伊朗核问题交换了意见。唐家璇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１７３７号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维护核不扩散体系的关切。中方始终认为，对话和谈判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途径。当前形势下，恢复谈判的必要性、紧迫性进一步上升。希望有关各方体现灵活，创造条件，尽快重启谈判，以利于推动伊朗核问题的全面、和平解决。

拉里贾尼说，伊中两国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伊方对此感到满意，希望在双边和地区事务中同中方加强磋商与合作。拉里贾尼介绍了伊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对中方为推动谈判和平解决该问题所作的努力予以赞赏。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伊朗仍愿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原则，继续通过平等谈判，寻求对伊朗核问题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

据《东方早报》报道，伊朗媒体在2006年12月透露该国政府已与中海油签署了一份价值160亿美元的天然气协定。上述协定内容将包括开发伊朗北部Pars天然气田以及建设液化天然气输送设施，用以将液化天然气出口至中国。

一名伊朗石油部官员透露，上述协议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另一名伊朗石油官员则说，上述协定是一份具体协定。他还表示，160亿美元的开发成本中有50亿美元将用于上游业务的开发，其余部分将用于下游业务的开发。开发周期为8年。

作为伊朗的第二大天然气项目，伊朗北部Pars天然气田的储气规模仅次于该国最大的天然气项目--南部Pars海上气田。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伊朗北部Pars天然气田的天然气储量在48万亿立方英尺左右。

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天然气缺口至少达800亿立方米。为填补巨大的能源缺口，中国将主要采取海上进口和陆路管道天然气进口的方式解决气源短缺压力。

来自中油网的消息显示，这一协定目前正遭到美国国会的质疑，后者认为其可能违背对伊朗实施的相关制裁，为此已对此协议展开调查。对此，中海油一位发言人表示，与伊朗的天然气谈判主要由中海油总公司来运作。据他所知，谈判仍在进行。另外，中海油总公司一位内部人士表示，该公司的确正与伊朗洽谈天然气，但对上述协议及是否遭美国掣肘一事不便发表评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位研究员说："由于中国当初也向美国承诺，支持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且其中涉及一系列制裁的范围，因此，一旦中海油签署的上述天然气协定内容超出了此范围，那么受到美国的施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室主任李伟建此前表示，当时伊核六方会谈仍在进行，英国和美国等急于就进一步制裁伊朗进行表决，伊朗则公开放话不愿意妥协。"当然，现有情报看来，上述协议仍只是意向，并不是最终协议。"李伟建指出，中国此前与伊拉克也曾签过多个协议，但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倒台，这些协定全部作废了。▲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1-4: 在拉姆斯菲尔德辞去美国国防部长职务而由盖茨接替的这段时间内，美国智囊机构又出台了两份有关中国军力的报告。报告对中国军力关注的“相对客观”与盖茨对中国军力的含糊其辞，显示出美国智囊与国防部对中国军力判断的某种困惑。

　　◆美国对中国军力判断的困惑

　　宋晓军

　　◆重新评估中国核力量

　　2006年11月底，美国科学家与工程师协会的三位专家——汉斯克里斯坦森、罗博特诺里斯及马修迈金兹共同撰写了一份长达249页的题为《中国核力量与美国核战争计划》的报告。报告梳理了美国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核武器现代化的讨论，并回顾了中国核武的组成与发展。同时，报告还描述了目前美国核武库把中国作为目标、并利用政府的软件模拟了中国与美国展开核战将造成的后果。

　　作者认为，这份报告的关键发现就是：“中美核关系明显不成比例地偏向美国，尽管美国长达半个世纪一直在继续着各种以中国为目标的核攻击计划，但是中国却从来没有以此为由大规模发展核力量去回应，而且在未来中国也不太可能这样做。因此中国核武器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比他们的美国对手要劣势得多。”

　　报告指出，“在我们对美国政府公开以及解密的文件进行研究时，我们惊讶于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核武力量的评估的夸大程度。中国核武库的规模被严重夸大了，有时候达到几倍，而对新武器什么时候投放的评估则总是过早。这些误判中还包括所谓中国对自身军力的隐瞒状况，美国情报机构一些分析家总是倾向于夸大他们的结论，而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则倾向于最坏的打算”。

　　报告在具体的实例和细节方面也十分注重。比如在谈到中国海军弹道导弹核潜艇巡航频率的问题上，报告指出：“利用‘2004年中国汉级核潜艇事件’作为所谓的中国海军军力发展的事例，显然是有选择的或者说是有意而为之的。事实上。根据最近‘信息自由法案’获取的美国海军情报显示，中国海军攻击型核潜艇只进行了相当少的巡航。”

　　从这份报告对《考克斯报告》批评，到通过自由情报法案获取数据对布什政府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有关核力量部分夸大的指责，可以看出这份报告体现出了一种“民主党式的客观”。

　　换句话说，报告指责了布什政府在当政的6年内在中国核军力上的夸大。正如报告在一开头就写道的那样，“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正在发端。这两个国家已经把他们的核武器瞄准对方几十年了，但现在美国由于缺乏像前苏联这样的确定性敌手，已经把中国提升到这个位置来填补空白，为美军军力现代化尤其是维持核武现代化寻找理由。而中国也把美国作为其军事现代化的理由，这两个国家正在形成当年冷战时期的行动与回应的模式。”

　　虽然这份报告对中国核战力较以往几年有了相对客观的评估，但是美国军方在2006年12月4日至14日举行的“警觉之盾—07”核战演习计划中，仍有两处提到了中国会介入对美国的核战争。

　　在参院回答“你认为包括发展核武器在内的中国军力现代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的质询时，新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仍含糊其辞地回答说：“中国同时也在通过发展战略武装力量加强其威慑能力，尽管现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还没有变，但是中国已经在发展机动性强的核力量，这就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危机时施压和能够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新选择。”

　　◆仍然关注中国航母

　　在拉姆斯菲尔德辞职前一天的2006年11月7日，美国著名的防务智囊机构国际评定策略中心副主席理查德费舍尔发表了《中国航母最新计划》的评论文章；12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海上力量研究所”两名资深研究员在其学院的院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航母的困局》的封面文章。

　　在《中国航母的困局》一文中，作者认为，报告主要是调查中国到目前为止发展航母的计划以及未来中国航母问题的走向，并“详细讨论一旦航母最终进入解放军作战序列后的几种方式”。

在文章开头，作者就陈述了报告的主题，声称中国现在正面临着海军战略如何抉择的困扰，接着指出，“在中国海军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众多课题中，最为广泛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课题就是北京方面正面对到底是专注于发展巨型甲板式航母还是继续以潜艇为基础和主力的选择。要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没那么简单。”

　　作者认为，自2005年后，“中国的决策者们开始考虑中国的两个潜在任务和竞争者，不是美国和前苏联而是印度和日本。因此，发展巨型甲板的大型航母的这一全球航母黄金准则，对中国来说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甚至最诱人的选择。北京曾经在台海战略中反对建造小型直升机航母作为反潜作战的平台而建造巨型航母，因为对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海域来说，多用途航母也能发挥更为有效的作战和外交作用。但现实是，一艘能够满足比如海岸安全以及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直升机航母，恐怕是中国近期最有可能的选择。”

　　接着作者从技术层面论证了以潜艇为主要作战力量的中国海军，需要12~15艘小型直升机航母作为反潜平台。

　　◆中国、中国，还是中国

　　“你要是去听空军的情况汇报，他们口里说出的除了中国、中国，还是中国。”这是曾经参与撰写五角大楼2006年度《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美国《洛杉矶时报》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

　　在2006年11月美国参议院就盖茨提名的听证会上，美国参议员针对中国的问题，共提了五个，而且排在美国国内军力改造问题之后第一个，超过了朝鲜的3个问题，俄罗斯的2个问题以及伊朗的3个问题。从盖茨回答的5个问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国防部长对中国的态度。

　　美国国防科技的军事网站上对盖茨在听证会上的回答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盖茨的中国抉择》。作者认为对于盖茨来说，他就任后即将面临的一大抉择就是如何处理与北京的关系。

　　虽然这位新任国防部长承担着“伊拉克救火队员”的重担，但是他在参院军事委员会接受审核时对中国军力的含糊其辞以及要“协防”台湾的言论，却颇让人玩味。

　　随后作者又分析了美国国防部的两派势力，指出，“简单地说，目前在国防部内部有两派，一派主要是那帮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家伙们希望重组我们的部队，他们主张追缉恐怖分子并打击反美武装力量。但是另一派，主要是空军和海军，则认为伊拉克和基地组织将分散美国针对真正长期威胁到美国利益的致命敌人——中国的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政府在北京时间2006年12月20日晚上表示支持扩充7万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员，这会影响盖茨及其智囊未来两年对中国军力的判断吗？▲

   新闻来源:国际在线 | 2007-01-05 |: 2006年年底，境外媒体再曝所谓的“中国航母”，甚至言之凿凿地称是“中国新航母”。不过，令“中国航母”炒作者们感到失望的是，这纯粹是恶搞。

据香港“星岛环球网”近日报道，尽管中国军方至今尚未以官方形式宣布正在建造航母，但外界关于中国航母的话题近期猜测不断，特别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高调提出要打造一支强大海军后，外界关于中国航母新进展的关注度进一步升温。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不久前称发现了新的“中国航母”。

据称，在美方所公布的军事卫星图片上，清晰地显示了“位于渤海”的一艘中国战舰，照片明显地看到宽敞的飞行甲板以及数架舰载机。美军分析，其飞行甲板长约170米，从舰首阴影可判断其采用的是跃飞式甲板。照片还显示出该舰岛式建筑前端设有类似于167舰上的防空导弹。

美国军方发言人还称：这绝不是中国民间购买的4艘航母中的一艘，言外之意，此舰为中国自己制造。但此消息没有得到中国任何官方证实。

台湾军方在为记者解读“解放军航母”的卫星照片

不过，当记者对这一报道进行搜索的时候，并没有发现美国五角大楼官方的说法。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既没有任何正式的媒体进行报道，也没有发现所谓美国卫星拍摄的照片。

记者是在美国一个战略性评论网站上，发现了一张所谓“中国航母”的图片，而且与报道的说法非常一致。此前，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报道称，中国已经在上海青浦附近，建造了一个与美国海军“尼米兹”级航母同样大小的水泥模型。报道称，这艘航母模型具有军方背景，并猜测可能是军方在研究航母建造以及对航母的打击方式。

从2006年下半年起，海外有关中国发展航母的报道接连不断。有“最新消息”说，去年11月北京与莫斯科“已经达成”购买苏-33型舰载机的协议。此后，台湾“国防部”官员11月25日表示，解放军研制中的航母初步判断是以 “瓦良格”号为蓝本，使用沈阳飞机公司制造的歼-11型战机。

12月25日，台湾媒体援引日本分析评论员村田富士(日籍台湾人)的话说，目前，中国拥有十万吨级滚装货船20多艘。其中，至少有8艘可以改装成轻型航母。

在大连造船厂的“瓦良格”号的确已经修葺一新。

中国国防大学军事专家范震江少将表示，美国媒体的描述大多耸人听闻，根本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而且对中国航母情况的描述总是虚虚实实，避重就轻，给外界以“中国已造出航母”的错觉。

范震江指出，中国在国防建设方面一直坚持勤俭建军的原则，在发展武器装备上一直持谨慎态度，目前中国还不需要建造航母。

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王浩然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虽然中国大陆造船工业实力已位居世界第三，能建造30万吨级货轮和油轮，已经具备造航母的基本能力，但造航母毕竟与造民船存在巨大差异，技术相当复杂，这些技术很多都掌握在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手里。

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已具备建造航母的巨大潜力，但离真正建造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1-5: 世界范围的气候改变是否导致了古文化的消亡？英国广播公司3日报道称，一项最新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王朝──唐朝由于古季风的改变而致其逐渐衰亡。

    德国波兹坦地学研究中心气候动力与沉积主管豪格率领的科研小组对雷州半岛湖光岩湖取得的钻孔岩心进行了高分辨率古气候研究。

    科学家们认为，通过钻孔获取的岩心样品的磁属性和钛物质可以揭示东亚古代冬季季风强度。他们发现，在过去15000年里，有三个时期的冬季季风很强，而夏季季风很弱。前两个时期是在冰河纪，而后一个时期大约在公元700-900年间。唐朝自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延续近三百年。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朝代。盛唐的贞观、开元之治一直令史学家们津津乐道。但公元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大军激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唐军大败后退，唐朝开始衰落。豪格的研究小组认为，最终造成盛唐衰败的是长期干旱和夏日极其少雨的气象原因，因为连年干旱造成谷物欠收，激起农民起义，并最终导致唐朝在907年灭亡。

    豪格的研究小组说，同样的气候变化也曾在中美洲出现，影响到玛雅文明的发展，著名的玛雅文明也因此消亡。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类似。 此前对委内瑞拉卡里亚科盆地沉积物所作的分析表明，公元9世纪左右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持续100多年的干旱，其中公元810、860及910年更出现了严重的旱灾。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许多玛雅城市荒芜了。

    豪格及其科研小组的研究论文星期四将发表在英国科学周刊《自然》上。 ▲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1-5: 自从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于1994年去世后，朝鲜“体制崩溃论”就被传得沸沸扬扬；近些年来，金日成的接班人金正日也因步入晚年而屡屡曝出确定继承人的传闻。

　　至今为止，外界所提及的金正日继承人主要包括他和电影演员成惠琳所生的长子金正南、他和2004年6月（推测）去世的情人高英姬所生的次子金正哲和三子金正云；此外，外界媒体还曾提到过金正日的妹夫、朝鲜劳动党劳动团体及首都建设部第一副部长张成泽。

　　尽管关于金正日倒台的传闻数不胜数，但据日本《每日新闻》4日报道，这位被传患有多种疾病的朝鲜最高领导人在2006年10月9日核试爆后扬言，他要作为掌握实权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工作到八十、九十岁，关于接班人问题已成了朝鲜禁忌。

　　 该报援引一位与朝鲜政权有密切关系人士的话报道称，金正日在核试爆后对朝鲜劳动党干部们说：“我今后可以长期担任最高领导人，一直干到八九十岁都没问题。”

　　报道说，大部分劳动党干部听到金正日的这番话后纷纷表示：金委员长最少也能在第一线工作到八十岁，再干15年。

　　金正日还要求在这期间，不要再谈论接班人的问题。据称，朝鲜核试爆后，朝鲜当局再没有人提起接班人的问题。这也使得朝鲜未来政权更加不明朗化。

　　事实上，朝鲜核试爆后，除了外国媒体仍在炒作金正日政权趋势外，平壤当局更多的将焦点集中在农场、水电厂等的报道上。如今，2007年到来，朝鲜在未来一年将迎来众多节日，例如金正日的六十五岁寿辰（2月16日）以及金日成九十五岁冥寿，按照往年惯例，朝鲜将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但据报道，金正日已于两个多月前指示，取消自己的生日庆典活动，有分析指出，这反映出最近朝鲜的经济困难。但据悉，金正日还是希望在4月15日为父亲金日成举行生日庆祝活动。

　　对此，中国北京一位朝鲜问题专家分析说，朝鲜因去年夏天特大洪灾等的影响，人民生活一直困难，今年很难举行两次大规模的生日庆典活动。

　　另有分析人士指出：“金正日摆出把赞美父亲金日成主席放在第一位的姿态，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国内的声望，笼络民心，维护自己的核心地位。可以解释成是他的一种统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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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1-6: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上海社保案的查处，是中国社会中最令人震撼的事件之一。其对社会的震动，不仅仅在于涉及的金额高达几十亿元，也不仅仅在于这是老百姓的保命钱，甚至也不仅仅在于涉案官员地位之高。而是这样一个大案发生在上海。上海历来被看作是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治理基础最好、管理也最为规范的一个城市。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当一些腐败大案被查处的消息频繁从各地传来的时候，上海仿佛成为一块净土；在权钱勾结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现象时，上海仿佛成为惟一的例外。而上海社保案的发生，使得人们有机会来重新审视其中一直处于被掩盖状态的问题。

    在国企改革讨论中，曾有人将国企形象地比喻为不吃即化的冰棍。实际上，这种不吃即化的逻辑不仅仅存在于国企当中，在其他已经积聚起来的公共资源中，这种逻辑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保基金就是一例。社保基金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额大，年年积累下来的资金总量甚巨。截至2005年底，中国各项社保基金规模已超过1.8万亿元；二是社保资金的积累和支付不同步，时间跨度往往长达几十年。这两个特点不仅使得近年来违法违规使用、滥用社保基金甚至使之流入私人腰包的案件不断发生，而且使得这些违规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

    据今年年初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来，7年中全国仅清理回收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就高达160多亿元，至于没有被清理回收的，没有被发现的，究竟还有多少，这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但从几件有关的大案来看，社保基金被挪用甚至被鲸吞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如2004年3月，山西省太原市社保基金挪用诈骗案共挪用7659万元，金融诈骗涉案金额近1.8亿元；2006年5月，河北省电力公司社保中心原基金管理员秦援非挪用3817万元社保基金炒股，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上半年，又有一批此类案件被曝光，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就是上海社保案。

    仔细审视这次上海社保案，其中至少有三个因素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第一，缺乏监督，内部运作。从上海社保案来看，上百亿资金的保管和使用，没有任何其它机构能够掌握足够的有关信息，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有效监督。正因为如此，数十亿的资金可以被秘密拆借，并以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第二，暗箱操作与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相结合。这里的暗箱操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权钱交易的老做法，而是在被挪用的资金与资金最终使用之间形成一个很长的链条，连接这些链条的就是现代资本市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第三，严密控制信息的败露。在今年年初，曾有经济学家接到一些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举报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荣坤的资金问题，并随即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着手调查。但在今年1月，当他准备通过媒体将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公开披露时，媒体即遭到上海当地官员的责难和施压，从而使这个案件又被包裹起来。

    这三个因素构成了此案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暗箱操作。实际上，不仅此案如此，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几乎都少不了暗箱操作这个因素。可以说，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许多弊端的一个病根，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癌。在网上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词，可以找到近百万个有关词条。尽管其中有些词条与这里关注的问题无关，但也可以大体看出，暗箱操作存在的广度和深度。暗箱操作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规则化使用，而之所以会如此，驱动力往往是私利，而条件则在于我们的权力模式。
 
  暗箱操作问题在近些年间的凸显，源于转型时期公共资源权属改变及使用中的巨大利益。从最近几年看，国企产权改革、房地产领域中的土地批租等，都是暗箱操作现象存在最为广泛和突出的领域。

    房地产是我国社会中隐含权力行使秘诀最丰富、能够展现权钱交换关系最典型的领域之一。据有关机构测算，在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平均为每亩12.97万元，而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每亩35.67万元，也即，协议出让土地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收入相差2－3倍。据估计，1998年后每年仅这两者的价差一项，国库损失就逾千亿元。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益关系，房地产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同时也是媒体和坊间议论的经常性话题。但在过去几年里，却鲜有这方面的案件被披露。也许这只能用其手段和技巧的纯熟加以解释。只是在今年，在房地产调控处于胶着状态之时，才陆续有一些官员由此落马，如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等。而这些牵涉到房地产的腐败大案，几乎无例外地都涉及到以暗箱操作的方式实现的权钱交易。

    在暗箱操作发生的场景中，并非没有内部性的制度和规则。但问题是，在权力面前，这些规则是软弱无力甚至根本不起作用的。在上海社保案中，领导人的一个批示，甚至一个暗示，就可以决定这笔巨额资金的使用。而在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作模式中，“领导批示”、“领导打招呼”，有时甚至是暗示，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从这种意义上说，暗箱操作是目前我们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模式的必然产物。

    暗箱操作，不仅导致公共资源的大量流失，而且使得政府行为走样变形，甚至导致一些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进行和实施。如前两年发生的国企改革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国企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如何进行改革。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国企产权的转让不过是改革了国有资产存在的形态。就此推断，这样的改革不应当引起如此之大的分歧和争议。但问题在于这种产权的转让是如何进行的。在当时，即使是积极主张进行国企改制的人也不否认，在许多地方国企改制成了“内部人控制的改革”。于是，在许多改制的案例中，评估机构是由企业直接委托的，企业管理人员参与改制项目申报、改制方案的制定、资产申报等重大事项，有的更是连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开相关信息和竞价拍卖的形式都参加。这样一来，大量的国有资产被贱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给“内部人”。因此可以说，前一段我国国企改革出现的波折和受阻，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国企改革主张上的分歧，不如说是源于国企改革中暗箱操作以及由于暗箱操作导致的改革变形。▲ ● 孙立平  （经济观察报）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 2007-01-05 |: 亚洲週刊江迅/由百多名退休将军、专家研究提出的「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被水利部长汪恕诚指「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学」，并指有人「招摇撞骗」；多名老将军上书中纪委反击汪的言论，要求中纪委查处水利部的腐败问题。

    引西藏之水解决西北、华北缺水的「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也称「西藏引水方案」、「中华朔天运河方案」），再度引起争论。二十一万字《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军旅作家李伶创作）一年前推出后多次再版，一再售罄（本刊零六年第三十三期曾作报道）。但是，水利部长汪恕诚前不久在香港的一次活动时称，大西线调水方案是「不需要、不可行，也不科学」的。他认為，不需要是因為黄河水资源利用仍有空间，如甘肃等地用水指标因财力不及现在还用不完；不可行是因為技术上太离谱，如要在横断山脉打隧道引每年二千亿立方米流量的水，根本不可行；黄河流量目前為五百八十亿立方米，汛期还经常出问题，若引进二千亿立方米水，黄河现有堤坝和水电站将报废，沿河两岸城市随时毁於一旦。汪恕诚表示，他认识的水利专家没有人认可这个方案。至於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批示，他说，江泽民「只是说要统筹研究，规划决定，没说同意。是有人拿领导的批示招摇撞骗」。

    日前，原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解放军总后勤部离休干部韩守文上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国家水利部长汪恕诚月前在香港发表的言论作出反击。他们在信中说，汪恕诚在香港的言论「纯属诽谤」，他对「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及其策划者，「至今仍在『仇视』和『追杀』」。信的附件有香港《明报》和北京《中国青年报》的有关报道以及江泽民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有关水资源的批示。

    韩守文说，汪恕诚作為中共中央委员，在香港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污衊积极参与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论证工作是「招摇撞骗」，「这个讲话非常恶劣，是对我们的诽谤，我们将追究到底」。韩说：「汪恕诚早在五年前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就发表了类似观点，当时我们已经到水利部交涉，并由王定烈将军和我写信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要求严肃查处。由於这是内部争论，我们没有对外公布，现在既然汪恕诚在境外公开发表他的詆毁言论，我们决定将五年前的信公开，以正视听。」他说：「汪恕诚应该对水利部一系列的失职和失误负责，水利部挪用防洪救灾的救命钱盖腐败大楼，汪恕诚应该就这件事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军官指摘部长诽谤

   「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计划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建坝截水，再打通横断山脉引西藏之水流入黄河，一举解决西北、华北缺水问题。该构思最初出自民间水利专家郭开，由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南起等一百多名将军、六百多名专家和学者联名向中央举荐。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曾将方案作為正式提案，上交全国政协大会。方案预计年引水二千亿立方米，相当於四条黄河的水量，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华北、西北乾旱等问题。

    李伶说：「汪恕诚是水利部长，他的言行关係到国家的决策和亿万人民的生活和生產。我要為郭开说几句公道话，他这位『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的建言者，已经七十三岁了，大半辈子研究水利，不时受到打击而不改初衷，他的治水理念给人们很多啟发。他没花国家一分钱，十多年实地调研，為国家提出如此宏伟的引水方案，许多将军和各界名人支持他，道理正在这里。郭开方案前后经歷了三次『封杀』，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次，『封杀』的结果是支持他的人更多了；第二次『封杀』，结果有了《人民日报》内参，原中顾委委员周子健给中央的推荐信和江泽民关於水资源的批示；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三次『封杀』，促使我抱病写出《西藏之水救中国》。今次汪恕诚部长的『封杀』，结果会怎样，相信是『竹密无妨流水过』。」

    ◆中国缺水已是共识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在合肥召开的中国水利学会学术年会上承认，到二零三零年，中国总用水量為七千至八千亿立方米，届时全国实际可利用水资源量仅為八千至九千亿立方米，水资源开发利用接近极限。面对中国如此缺水的状况，一批学者、专家和关注水资源人士都纷纷发表建言。

    北京市高级工程师蔡金水二零零六年八月，為了详细了解西北地区乾旱缺水的实际情?，应邀参加了北京市一个考察团，专程到西部地区作了实地调研。他看了汪恕诚在香港的讲话报道后说，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缺水这一难题，支持上马大西线（藏水北调）的队伍不断扩大，与大西线有关的西南、西北、华北地区十八个省市要求推进大西线工程的呼声越来越?烈。很多专家学者也纷纷向中央呼吁上大西线工程。

    蔡金水透露，联合国环境署转发了中国学者的一篇文章《大西线上马的时机和条件正在日益成熟》。他们认為，中国政府如能下决心办这件事是件大好事，他们很赞成。大西线不仅能解决西部和北方几亿人的吃水和生态问题，还能解除中国西南五江一河下游国家的水患，因此大西线可以说是世界上很大的一个人道主义工程，可以节约联合国很多救济款，联合国每年都要花大量美元去救济南亚、东南亚诸国的洪灾难民。希望中国能排除干扰，把这件大事抓紧抓好。蔡还说，久居美国的著名华裔土木工程专家杨裕球，曾两次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為提高东南亚各国的抗水灾旱灾的能力、為中国西部大开发、解决西北部严重缺水问题，藏水北调很有必要，也完全可能办到。这项工程将使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国、泰国、越南、老挝及柬埔寨等八个国家受惠，必然赢得东南亚各国的讚赏，因此，工程方案得到了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的支持。

    ◆民间论证不宜扣帽

    作為高级工程师的蔡金水认為，大西线在实践中是否行得通，需要认真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凡参与讨论者都应当慎重对待，在提出自己赞成或反对的理由时都要力求做到逻辑严密，论据充分。蔡说：「应认真听取各种批评意见，吸收其中的合理建议，避免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有利於解决大西线方案中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寧肯把问题想得多一些，把可能產生的负面影响找出解决办法，使大西线工程利远大於弊。汪恕诚如果以专家身份提出反对意见，应该尊重他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如果是以水利部长的身份、為了部门利益而压制不同意见，阻挠大西线工程，则不敢恭维。」

    蔡金水说，至於是不是像汪恕诚说的那样，「有人拿领导的批示招摇」，只要找出从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鎔基，到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对大西线做过的批示，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的一九九八年六号文件，重温一遍就能说明问题了。大西线至今仍处於民间论证阶段，没人给一分钱，為大西线奔走呼号的老干部、老将军、专家学者不但无利可图，还要每年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很多钱，全凭一片忧国忧民的报国之心作奉献，比起那些拿著国家俸禄、靠人民纳税养活却不作為、花了国家上千亿调水经费却搞得「有河皆乾、有水皆污、土地退化、沙漠碰头」的部门，可敬可佩多了。▲

    新闻来源:文汇报 | 2007-01-06 |: 在新的一年内地反腐败仍将继续呈现高压态势，制度监督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著名反腐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哲近日表示，作为监督的重要环节，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未来会有所加强，而未来中央亦将进一步加强对高官在经济领域决定权的监督，亦会对高官亲属的经商行为作出限制。同时，她也指出，公布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查处结果亦会成为2007年之初中共廉政建设的一件大事。

    文汇报报道，林哲教授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2006年内地反腐败的特点看，对党内高级干部行为监督乏力存在著体制性缺陷，如以往被查处的涉案官员，往往是查处之时就已是涉案资金数额大、民愤强、罪行重，而此前不可能没有任何迹象，但由于缺乏对领导干部有效的日常监督制度，以致这些干部步步走向「深渊」。

    2007年，中央定会在高层官员的行为制约和日常监督方面有所加强，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加强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并实行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和杜绝「第一把手」一人就能决定巨额资金的流向及对重大问题「拍板」的权力。

    ◆监管细则料将出台

    考虑到以往查处的官员，多有亲属从事经商行为，有的亲属还直接参与了各种基金管理，未来一年，中央对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的经商行为，将会进一步加强监管，哪些行业可以参与，哪些领域需要避开，应会有细则出台。

    林哲教授指出，公布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查处结果会成为2007年之初中共廉政建设的一件大事，在内地亦会引发专家学者以及反腐败专职人员的反思。她预料，政府2007年一定会进一步加强各种基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监控管理，如基金的建立、保管，而对资金流向亦会实行专人专项管理。

    尽管中央对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查处结果公布如何，目前尚未可知，但她预期，该案公布的结果定会促进中国的廉政建设。至于涉案官员是受党纪还是国法惩处，将视其所犯错误或罪行轻重而定。

去年反腐呈三特点

    回顾2006年中国的廉政建设，林哲教授认为，中央反腐败成果显著，中纪委工作得力，先后查处了京津沪高层干部队伍中的问题，查处级别愈来愈高。总体而言，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中央反腐态度坚决，行动快速。如上海社保基金案一出，中央便派调查组100多人进驻上海展开调查。不久即做出决定对陈良宇立案检查。

    ▲二是重点突出，打击有力。2006年在专门领域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如反商业贿赂、反房地产业中的官商勾结、反社保基金挪用等，由此牵出一系列大案要案。

    ▲三是廉政建设步伐加快，中央对地方官员监督的垂直控制力加大。这有利于减少监督部门的监督活动受当地组织的限制或干扰，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和监督的力度。

    ◆林哲─党校反腐专家

    林哲教授是中共中央党校政治学、法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国内著名的反腐专家，研究造诣颇深。其著作《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以及主著的《腐败犯罪学研究》，已成为内地反腐部门的重要参考用书。她同时担任著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以及中国法理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等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