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01) ★ 美报称中俄窃取潜艇机密 中国被列为头号间谍国 ★
http://news.phoenixtv.com/world/200612/1208_16_45973.shtml

2006年12月08日: 本报特约记者章卓

◆借助逃兵之口老拿中俄说事

美国海军士兵魏因曼因涉嫌向外国特务提供潜艇机密而被控间谍罪。右翼阵营的《华盛顿时报》声称，获得潜艇机密材料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并认为这只是第二起重大的潜艇机

密被“窃”案。另外一起涉及中国，说中国“间谍”窃取了有关美国新型“弗吉尼亚”级核攻击潜艇的材料，可以方便中国发现并跟踪该型潜艇。

◆美逃兵向外提供潜艇机密

据美国媒体报道，21岁的美国海军三级士官阿里尔•魏因曼曾在“洛杉矶”级核攻击潜艇“阿尔伯克基”号上服役，在潜艇内指挥中心任火控技师一职。他于2005年7月“开小差”逃离所在的部队，并进入奥地利。今年3月26日，魏因曼准备在达拉斯的沃斯国际机场入境美国时，因其名字已经上了军方的监视名单而被海关扣留。随后，海军特工在对魏因曼所携行李进一步搜查时发现，他携带了笔记本电脑、U盘和一本记有神秘符号的笔记本。经鉴定，上面记录的内容包含有关美国核潜艇的机密资料。随后，魏因曼以间谍罪遭到起诉，并送交军事法庭。

该案经过历时8个月的审讯，12月4日，魏因曼对其部分指控表示认罪。魏因曼承认，他在逃跑时随身携带了从“阿尔伯克基”号潜艇内部网络上下载的29份秘密文件和四份机密技术手册，此外还有一些中情局和国务院内部单位的专用代号。除了这些机密文件外，他还拿走了一些非机密性材料，包含有美国搜集的有关奥地利的情报信息。他认为这些有关奥地利的信息对其进入奥地利并寻求政治避难有帮助。

对于在奥地利的经历，魏因曼承认，去年10月他曾在维也纳与声称是第三国政府代表的人物接触，并向其提供了部分机密和非机密材料。他并没有透露这个国家的名字，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美国的竞争者。

在谈到“开小差”的原因时，他也坦诚对美国感到十分失望，当初是想跑到外国去，再也不回美国了。

美情报机构还认为，魏因曼还曾分别在去年3月于巴林和今年3月在墨西哥城向某外国政府的特工提供机密信息，检察官也对此提出了指控，但魏因曼没有承认这两项指控。

虽然美国媒体普遍对接受机密材料的外国政府语焉不详，但《华盛顿时报》却爆料，与魏因曼进行接触的就是俄罗斯政府的特工。该报援引一位熟悉案情的国防部官员的话说，魏因曼向俄特工提供了标有“机密”字样的手册，里面有关于“阿尔伯克基”号快速攻击型潜艇的技术信息等，这使俄罗斯定位和跟踪“洛杉矶”级潜艇成为可能。该报还进一步渲染称，近年来，俄罗斯针对美国的情报活动不断加强，在美国安插了大量间谍窃取美国各方面的情报。(来源：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渲染中国窃取潜艇机密

《华盛顿时报》在报道魏因曼案件的同时，也特别提到中国。报道声称，中国“间谍”窃取了有关美国新型“弗吉尼亚”级核攻击潜艇的材料，也可以方便中国发现并跟踪该型潜艇。

实际上，《华盛顿时报》所指的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麦氏兄弟“间谍”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去年10月28日，家住加州阿罕布拉市的麦大泓和妻子李福香在洛杉矶机场准备登机经过香港到广州时，行李中搜出含有敏感军舰技术的加密光盘，两人当场被捕。

根据美政府的指控，就职于美国防务承包商PowerParagon公司的麦大智涉嫌从公司拷贝敏感军舰技术到光盘上，然后交给他任职于凤凰卫视技术工程师的弟弟麦大泓，由麦大泓儿子麦悦制成加密光盘后准备带入中国。另外，指控文件还声称麦大智拥有两份中国情报人员发给的“任务清单”，不但列出需要的武器和防卫技术，还详细指示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包括参加研讨会时作记录并制成光盘。

麦大智的律师罗纳德凯表示，麦大智所接触的文件都是他工作的一部分，麦大智并未滥用和盗取情报。他还表示，麦大智所拷贝的文件并不属于机密文件。而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联邦检察官也承认这些文件并非机密，很多在网站上都可找到。

目前麦大智、麦大泓兄弟和麦悦三人正在拘押中。麦家兄弟对于所有指控均予以否认。

◆中国被列为头号“间谍国”

近年来，涉及中俄的间谍案还不止这两起。单单今年6月，就有数起有关中国的“间谍案”被炒作，诸如美司法部指控一家“中国政府占有部分股份的中国公司”企图从美国新泽西州一家废金属公司获取“麻雀”导弹的零部件；西部硅谷两名“中国间谍窃取”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芯片技术等。

美国的某些智囊机构也在卖力地炮制“中国间谍威胁论”。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彼得•布鲁克斯最近在题为“我们中的间谍”的报告中披露，当前全球140个国家正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刺探美国防和商业机密。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间谍活动方式，而是以大使馆官员、顾问或贸易代表的身份开展活动。在这140个国家中，布鲁克斯列出了十大窥视美国情报的“间谍国”，而中国、俄罗斯“名列”前茅。

美联邦调查局认为，美国应尤其重视中国，因为中国间谍已成为美反间谍行动的最大威胁。“至少有3000家中国‘前沿公司’在美从事情报搜集，特别是搜集高回报的信息技术。FBI还声称，仅在美国硅谷，中国间谍的人数每年就以20%到30%的速度急速增长；与此同时，中方还利用间谍窃取的情报建立起“空前强大的军力”。

纵观美国媒体报道，所谓的“间谍”案，往往是“虎头蛇尾”。在案件初期，媒体总是铺天盖地地报道，抓住每个细节进行炒作，堪称是“弄假成真”的“杰作”。但到最后，这些案件中的嫌疑人后来无罪释放的时候，很多报纸媒体只是稍微报道一下。美媒体的这种运作方式，恰恰反映了美国媒体界和政界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冷战思维。(来源：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02) ★ 中国军人对话鲍威尔：为伊战辞职 惜无人响应 ★
http://news.phoenixtv.com/mainland/200612/1208_17_45734_2.shtml

2006年12月08日 从金秋到深冬，林东博士受国家教委国际交流协会委派，赴美参加艾森豪威尔基金会东北亚地区交流项目，一路上走访了40多家美国智库、防务机构和军事院校，会见了180多人。

◆对话鲍威尔：从急流勇退到合作双赢

当前助理国务卿沃尔夫先生介绍我是来自中国的军人时，会谈的场面一时似乎有些紧张。由于我的座位前没有放麦克风，我顺便说了句：“抱歉，谁能让我借用一下麦克风吗？沃尔夫主席可能因为我当过炮兵，以为我说话不需要用扩音器。”场下顿时传来一片笑声，大家都变得轻松起来。于是，我开始与鲍威尔对话。

林东：预测未来是指挥官的一个重要素质，我知道您辞去国务卿一职与伊拉克战争有关。可在当时，伊拉克的形势还未急转直下，可您在您的领导力处于巅峰时刻却急流勇退，着实让世人大吃一惊。我想问您辞职的时候是否就已经预料到了今天的伊拉克形势？这是否印证了您作为领导者的远见？

鲍威尔：在伊拉克战争之前，我主张通过联合国核查机制来解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我不认为当时形势已糟糕到非动武不可，特别是不希望我们单方面动武。但我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贯彻总统的决心。

后来辞职主要是从解决战后伊拉克问题来考虑的。我们当时争议很大，我提议与相关方一起辞职，让总统选用新的领导班子来重新处理中东问题。我先辞职，但可惜别人没响应我。

现在再看伊拉克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作战，这一阶段干得不错。当时我要做的就是实现快速决战。当我们攻占巴格达后，我最关心的是战后该怎么办。而后则进入重建和平阶段。这时出现了失误，美军陷进了泥潭。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现在到了第三个阶段，从今年早些时候起，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和逊尼派武装打起了内战，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需要调整方略，慎重处置。

鲍威尔：上校，你认为现在全球化条件下，作为一个领导人，一个指挥官，最难做到的品质是什么？(此时，大厅里突然变得寂静无声。鲍威尔将军和大家一起盯着我。我停顿了一下开始回答)

林东：是合作，将军阁下。从我的经历中，我感觉到合作是当今各级领导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品质和能力。领导之间的合作比一般人之间的合作要难，官越大合作起来难度越大，世界上最难的合作就是在联合国的桌子上。(这时场上传来一片笑声)
今天，中美两国共享市场经济，两国企业家、经济学家的合作走在了军事的前面，我们需要追赶他们。过去中美两国处在不同的经济体内，两国经济体之间交流少，双方的安全合作自然也少。但现在我们需要为同一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塑造安全环境，我们在安全领域上有着共同的责任。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未来越来越多的全球性安全问题需要我们共同来解决。中美双方对话越多，合作越多，世界的安全就越有保证，中美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步伐也就会越大，我们两个团队都能赢，这就是双赢。

◆与鲍威尔将军畅谈领导能力

我想，与美国前国务卿科林•卢瑟•鲍威尔见上一面，再共同平等地讨论一些问题，对于全世界研究军事的人来说，都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美国当地时间11月16日,在华盛顿，我的愿望实现了。

年近70岁的四星上将鲍威尔自己开着车，独自一人从几百公里外的新泽西赶来。

专门从事军事研究的我，虽然此前与鲍威尔从未谋面，但对他并不陌生。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联会主席，他处置了28场军事危机；作为美军及其联军最高指挥官，他谋划和指挥了海湾战争，这场战争抹去了越战在美国人心中长达40年的悲观情绪。此后他作为国务卿还在“9•11”后快速组建起美国全球反恐联盟，可谓文武双全。

如今，他在谋划和决策海湾战争中留下的信条深深地浸透到美军作战行动中，如“战争只是最后的选择；确定清晰而有限的目标；获得国内外支持；牛刀杀鸡，对敌形成压倒优势；全力以赴，快速决战，减少伤亡；允许敌人有条件投降，见好就收，全身而退，不可恋战”等等，它们被称为鲍威尔战争法则。他本人也被西方人士奉为当代杰出的军事统帅、外交家和驾驭危机的大师。

面对这样一个知名人物，对他的出场我想象不出该是何等的荣耀。但当得知年近70岁的四星上将鲍威尔自己开着车，独自一人从几百公里外的新泽西赶来参加与东北亚地区的学者会谈，不禁肃然起敬，一下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在将军的评价报告中，他被定位是缺乏能力的指挥官。

实际上，任何名将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从战壕里爬出来的，鲍威尔也不例外。

在越南战争期间，他从被击中、随时可能爆炸的直升机里救出十几人，其中还包括一名将军；他在一线巡逻时掉进了北越挖的竹尖陷阱，差点送命。他的事迹被记者登了出来，又恰巧被驻越美军司令看到，从此走进高级参谋部。越战结束后，他作为校级军官在国内外任职。

由于性格秉直，坚持己见，鲍威尔数次开罪上司，几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最严峻的是在科罗拉多州福特卡森基地工作时冒犯顶头上司霍达切克少将，在将军的评价报告中，他被定位是缺乏能力的指挥官，多亏有贵人相助才没被淘汰出局。对这样的经历，鲍威尔在我们面前坦然说起，“我人生价值最看重荣誉、事业和家庭这三样”。

当好指挥官的三个秘诀：展现说服力，用好信息技术，为团队里每一个人创造赢的机会。

在谈到一个指挥官应具有说服力时，鲍威尔说“用证据、事实说话最有说服力，而不是搞长篇大论”。

他说，我在越南服役时是尉级军官，手下几十号人，防区是两棵树间的范围；后来到德国的时候，我已经是将军，手下有7万多人，防区仍是两棵树，不过是在柏林墙的这一边。在我的办公桌上一直压着一张前苏联将军的照片，他就是我对面的华约军队指挥官，我们都守着这两棵树。到了做预算的时候，我到国会要钱，没有长篇大论，只是将对面老兄的照片一边抖给议员们看，一边对他们说，瞧，我就是因为这家伙向你们要钱。结果国会批准我的预算很痛快。后来柏林墙倒了，这位苏军将领率一个代表团来访问，我跟他说起这事，结果他对我说，“‘彼此彼此，我的办公桌上也有你的照片，我也是用你的照片向国内要枪要兵。’然后我俩哈哈大笑。”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鲍威尔的第三个经验，“一个好的指挥官要使组织内每个人都成为赢家，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赢”。

他回忆说，在部队时他专门组织一些无规则的球赛，不设定标准，让每个队员都有赢球的机会。为使低级别的军官敢于同自己平等地探讨问题，他在当参联会主席时，在屋里特意放了一张圆桌，跟校尉级参谋一起研究问题，并让一个上尉来主持。

有一次，总统要了解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情况，他对两个上尉说，你们最了解情况，明天就是你们向总统汇报，而不是我，也不是你们的部长。第二天，汇报一开始，年轻人还有点紧张，后来就自如了。总统问的几个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总统很高兴。当然，年轻人更高兴。“总统一走，两人就忙不停地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汇报与总统面对面的感觉”。

◆鲍威尔将军向我行了一个标准的美式军礼

会谈结束后，当我准备与鲍威尔将军合影时，一件猝不及防的事发生了，鲍威尔将军朝我大跨一步，对我“啪”地来了个标准的美式军礼，我快速反应，立即还礼。在正式场合中我们两人着便装互致军礼恐怕都是头一次，我们彼此都很激动。

我立刻拿出已准备好的礼物——一件印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标记的红领带，鲍威尔高兴地将其挂在胸前。一阵灯光闪后，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忆。(据中国青年报；林东）

(03) ★ 从中央“空降”四大直辖市纪委书记说起 ★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5145963.html

2006年12月08日(学者：邵道生)

　　★（一）什么是反腐败中的“深层次问题”？为什么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推进反腐败？这是两个大问题，涉及的问题很广、很多、很深，派驻、巡视制度和中央对省级纪委书记异地任命而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反腐败斗争领导体制新模式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兴趣。

　　迄今为止，2006年已有15个省(市)纪委书记职位被调整，其中10省(市)纪委书记属异地调职，尤其是中国四大直辖市的纪委书记，完全由中央“空降”：中央纪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书记马志鹏担任北京市纪委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臧献甫同志担任天津市纪委书记，中纪委常委沈德咏调任上海市纪委书记，加上之前，中央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组长徐敬业调任重庆市纪委书记。应该说，这次中央对纪委领导体制所作的这个“动作”是很大的，老百姓观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好，早就应该这样了，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更有希望了。

　　★（二）进入新世纪后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态度是有目共睹的，中纪委所发的一系列文件都很是有的放矢的，然而为什么在民众中对反腐败斗争仍是比较不满意呢？我想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间梗阻”上，有时政令甚至出不了中南海，什么原因？领导体制上的问题是众多原因之一。想想也是这样，当地方纪委的人事权、发展权、财权都直接掌握在同级党委的主要领导手中时，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察功能无形之中被打了一个折扣，这就是一些地方纪委不敢真正监督同级党委的一个体制原因，也是地方纪委反腐职能“疲软”的一个“体制原因”。而现在呢，中纪委宣布改变对派驻机构的管理方法，将双重领导改为“统一管理，直接领导”，将派驻在中央各部委的纪检监察人员的编制收归中纪委和监察部，派出纪检人员的提拔、升迁、任免和工作考评，由中纪委负责，省部委纪委书记的“提名权”由中央掌控，这无疑解除了省部委纪委书记的“后顾之忧”，当然会提高纪委监察的工作效能。

　　★（三）其实，无论在“实践界”或是理论界对纪委反腐败领导体制一直是非常“关注”的，若干年前的关于“张家界模式”和“曹克明模式”之“试点争论”，就是这类“关注”的一个反映，“试点争论”的实质是什么？依我这个社会学者来看，其实质就是中央和地方在反腐败领导体制上的一种“权力博弈”，“地方诸侯”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对地方纪委的领导权、控制权、推荐权，限于“历史的局限性”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张家界模式”的不了了之。

　　为什么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如此重要？从理论上来说，中央和地方党委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来势汹涌的腐败的“介入”，在社会转型期有不少“第一把手”陷入了腐败的泥坑中去，反腐败对执政党来说是一场严重的生死存亡的斗争，而对腐败分子来说同样也是一场严重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怎能轻易放弃对反腐败的“领导”呢？！只要一陷入腐败泥坑的领导对反腐败斗争“加强领导”，那么，该地区的反腐败斗争一定（或基本上）是走过场的，广大的纪检干部一定（或基本上）是有劲使不上的，当地的老百姓一定（或基本上）是不会满意的。

　　★（四）其实，谁都看得出来反腐败领导体制对反腐败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性，如果让陈良宇来领导反上海社保基金腐败大案，那么，这个反腐败怎么个反法？也就只能是一个笑话了。而且在一些地区、地方腐败的发展已经有“多年的历史”，有一层又一层的“关系网”（“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家族关系网”、“人情关系网”），他们不仅财大气粗，可以算得上是根深叶茂，有的甚至还能影响地方上的政治生态平衡，根本不将你放在眼里，有些地区以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为中心，权力结帮化、团伙化，一荣皆荣、一损俱损，一查就是一窝、一串，地方腐败保护势力很是令人堪忧，可以说得上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最近几年来中央委派各类工作组、调查组到地方的频度越来越频，密度越来越密，这是为什么？一句话，是不能监督、不敢监督啊！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在“谈十年反腐的艰辛”一文中说：“一般来说，对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不会查。老百姓以为省纪委在包庇，不是那么回事。另一方面，在一个地方，一般是市委书记说了算，在当时的体制下，对他没办法监督。虽然上级监督下级是实的，但市委书记的问题省纪委又没有查；下级监督上级是虚的，谁敢监督比自己大一级的？特别是在没有很多证据的情况下，谁敢提这个问题？”

　　总之，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个反腐败领导体制必须“有所调整”；反腐败斗争的发展经验亦告诉我们，只有从体制上进一步强化中央的权威才能使反腐败搞深、搞透、搞彻底。所以，派驻、巡视制度和中央对省级纪委书记异地任命而形成的“三位一体”是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审时度势的产物，是反腐败斗争需要的产物。

★（五）派驻、巡视制和对省级纪委书记异地任命大大地增强了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监察职能，为什么？理由有以下几个：

▲（1）身份“显赫”，中央直接委派的，谁都不敢“小看”，发言自然有份量，行动也就方便得多；

▲（2）没有原来“利益关系”的侵扰，是“一身清白”上任的，没有顾忌，没有包袱，轻装上阵，便于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量；

▲（3）直接被中央提名的新纪委书记都是年龄相对不大、久经沙场、责任心强、斗争经验丰富的“老手”，对中国的腐败发展、泛滥现状非常清楚，是反腐败的“内行”，因而会很快打开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4）这么多新的纪委书记上任已经向社会发出了一个一定要将反腐败斗争搞深、搞透、搞彻底的明确信号：一些地方的腐败保护势力很可能会“收敛”一点，“摆平新纪委书记”现象不能说绝对杜绝，但是近期发生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这就会使原本很艰难的反腐败斗争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5）不要忘掉当今各省部委换届的大背景，新的省部委领导和新的纪委书记之间必然会产生“良性的互动”，这必然大大加速今后反腐败斗争的开展。

　　当然，我最后要说明的是，将反腐败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完全依托在“垂直管理”的制度性变革上是不现实的，它不过是当今深化反腐败斗争众多配套措施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它本身还得在深化反腐败过程中发展。我想，再过若干年一定会出现一个权力颇大的“国家反贪局”之类的职能部门。▲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04) ★ 大 国 崛 起 离 不 开 掠 夺 吗? ★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5146222.html

2006年12月09日: 最近，央视播出了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并引发了国内外华人传媒的热议。

　　从这部纪录片中，我们不难看出，昔日的大国崛起充满了压迫和剥削，甚至是充满侵略和掠夺的殖民强权。从15世纪到今天，这些国家轮番演绎出的大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强权掠夺史。有人认为，大国崛起的第一桶金往往离不开对外的疯狂掠夺。那么掠夺的崛起模式也是今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必经之路吗？这一连串问题都值得我们思索。

　　关于大国崛起这个命题，早在古代中国就有了逻辑上的诠释，孟子所谓“以仁假力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公孙丑上》）我理解，这里的“霸”，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霸权主义”，而是有影响力的国家；所谓的“仁”，则是国家制度以及合理的内外政策，而“力”就是一个国家的现实国力。也就是说，实力并不是决定大国崛起的唯一要素，顺应时代潮流的制度和对内、对外政策也同样重要。

　　实践也证明，法西斯式的掠夺并不是成为大国的必经之路，促进大国崛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二战中的侵略者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变得一贫如洗，这就说明，他们那样的“强国”手段成本过于高昂了。就如同做生意一样，孤注一掷换取的却是血本无归。而此后日本和德国都是不同程度地遵循了“以仁假力者霸”这个治国理念，合理的经济政策让二者再次回归世界强国之林。我不敢说孟子的大国理念现在已经波及全球，至少在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里可以看出外国学者对这一观点的认同。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推动了人们形成了以经济力量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观念。日本和德国的快速发展，从反面证实了一点，通向大国的路有很多条，并非只有掠夺一种方式，经济的繁荣、科技教育的进步同样可以成就大国的崛起。而现行的国际体制和国际环境决定了，15世纪开始的那种以对外探险为开端、进而划分地盘并进行掠夺的崛起方式已经为时代不容。

　　中国会选择什么样的崛起道路？这是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从中国自身的情况看，几千年来中国民族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而没有掠夺他国财富的文化传统和贪婪品格。如今中国实现了经济的繁荣，这并不是依靠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而淘来第一桶金，相反，中国今天的成绩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一步一步取得的。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也包含着中华文明、科技水平、教育方式等多方面内容。

　　当然，仅有经济的强势、开明的政治以及和平的理性，依然不能确保实现大国崛起之梦。在北宋时期，经济昌盛，文化繁荣，政治环境开明，但最终依然走向了没落。去年5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在评论版中罕见地出现了中文标题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这虽是作者对美国现行政策提出的警告，也无疑给了我们一个警醒：大国崛起之路，必须要保持软硬两种实力的综合平衡，不能有一点偏颇的意味。

　　当今世界，人类正在告别原始方式的血腥掠夺，所带来的却是一年所积累的财富相当于古代几个世纪的总和，这充分论证了“和平发展”是顺乎时代潮流的先进思想。在现代社会里，列强当年的掠夺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中国也无意走那条老路。中国的崛起不仅意味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中国正走出一条全新的崛起之路。▲ 作者:王龙是资深媒体工作者。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2006-12-07 第11版)

(05) ★ 中国空降部队将如何发展值得世人期待 ★
http://bbs.military.china.com/jsp/pub/staticFile/htmls/2006/12/1011/6659296_page0.html

中国空降部队上个世纪50年代成立以来，从最初的仅有人员空降能力，到轻型装备空降，到目前部分装备重装空降能力，走过了50多年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发展和台海形势以及周边地区安全形势变化，中国空降部队出现了重装空降与直升机空降等新的特征。据简氏防务周刊评论，中国空降部队实力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与美俄一起处于第一集团的位置，作战能力仅次于美俄。这也是中国广大地域等地理条件所需要的，但是中国国情与美俄不同，周边安全形势与美俄更有差别，所以中国空降部队将如何发展值得世人期待。

◆1.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主要的热点是朝鲜半岛的核危机，西亚地区原教旨主义

基地组织在中国西部地区组织的恐怖活动，南亚地区印巴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述地区，出了朝鲜半岛在雨季道路比较泥泞以外，其他季节都适合轮式车辆行使的。2000年，美国陆军提出了“陆军转型”构想，即未来的野战部队将装备“未来战斗系统”，以替代现有的坦克、装甲车和自行榴弹炮等装备，同时部队还将具备高度的情报能力和通信能力，最终成为目标部队。 “中型战斗旅”由正规步兵师的3个旅中的一个改编而成，是介于重型装甲部队（装甲师/机械化步兵师）和轻型步兵部队（空降师/轻型步兵师）之间的装甲机动部队。美军在2000宣布LAV Ⅲ 8×8型装甲车获胜。2002年美国陆军正式将过渡型装甲车命名为“斯特瑞克”，并计划配备将近2000辆“斯特瑞克”装甲车。其实在研制阶段，美军将该型车辆，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和未来可能作战地区进行了广泛试验，出了东南亚地区的雨季和朝鲜半岛的雨季车辆机动能力不足外，其他地区都是适合轮式装甲车辆的。而且斯特瑞克是8X8车辆，重辆控制在17吨左右，平均每轴承重在4吨左右。

所以，如果中国大力发展4X4车辆，车重控制在8吨左右，其机动和越野能力不低于美军斯特瑞克的越野水准。

◆2.目前中国空中运输能力，主要为运七，运八和伊尔－76飞机

运七飞机主要是人员运输，它的翼展宽度为29.2米，机身长23.7米，停机高度为8.6米。它装有两台国产2900马力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最大载重量21.8吨，航速每小时478公里，可连续航行5小时47分，飞行高度达8300米。可乘坐48至52人，目前主要用于人员空投和训练。目前完全国产化，大量装备我空降部队。

运八原型机在运八系列飞机中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军用运输机，具有战术运输机的各种特点，能够在草地、雪地和砂砾地等简易跑道安全起降，可靠性高，该机已普遍装备我国陆、海、空三军部队。运八原型机的机长34.02米、翼展38米，机高11.16米，最大起飞重量61吨，最大着陆重量58吨，空机重量35.488吨，最大平飞速度为每小时662千米每小时，最大升限10400米，巡航速度为每小时550千米每小时，最大载油量约23吨，最大续航时间10小时50分，最大航程5620公里，最大商载量20吨，运载10吨货物的情况下，可从北京飞抵全国任何一个省份的机场。用于运送物资时，可空运散装货物20吨或集装货物16吨，机上装有两台电动绞车，可将大型货物拖入货舱；中小型货物可用机上2.3吨的梁式吊车随意搬动。机动车辆可由随机货桥直接驶入货舱，货舱地板上设有系留装置。运八原型机可空投1、2、4及6米规格的空投平台，空投单件最大重量为7.4吨。机上设有滚棒装置、侧导轨，保证投货平台出机时间不大于6秒钟。据中国一航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宇公司)在湖北荆楚网所发布的资料，我军空降兵ZBD2000轻型履带步兵战车可由国产运八-C运输机进行空投。

伊尔-76MD装备4台Д-30КП航空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190吨，最大载重48吨，巡航速度每小时800千米，空降时速度每小时260千米，最远航程7500千米(最大载重时4400千米)，翼展50.5米，机长46.59米，高14.76米，乘员7人，配有导航雷达、气象雷达及机载计算机等先进电子设备。唉，老毛子放了鸽子，最近的定货延期交付中国，看来只有运八和未来的大飞机才是中国空降部队的最好选择。

◆3.中国空降战车的选择，国产ZBD2000型轻型履带式步兵战车／伞兵战车正式在各种媒体露面

据称该车是在引进研究苏联/俄罗斯BMD-3伞兵战车的基础上自行改进研制而成的，采用了与俄罗斯战车完全不同的发动机前置布局。装有一座带30mm机炮的单人炮塔。装有一台红箭73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可使用新型串联战斗部导弹。但众多部件与细节极为相近。两侧设有射击孔，可能可载步兵6～7人。全重预计为12吨，一架伊尔-76大型运输机可运送三辆。

国产ＱＬ５５０的设计指导思想就是，要研制一种性能突出、一车多用的轻型轮式底盘。具体要求是，ＱＬ５５０装甲车要能作为装载轻型武器的机动平台，快速性和机动性与它们相当，防护能力和承载能力要更强。ＱＬ５５０装甲车外形尺寸确定为长５．２米、宽２．２５米、高１．８６米，比６ｘ６装甲车外形尺寸大幅度减小。在部件选型上，选用了国产的六缸增压水冷发动机，重量比６ｘ６装甲车降低约６００千克。变速器也降低２３０千克，重新研制的轻型驱动桥及轮边减速器，每套重量比６ｘ６装甲车降低许多。通过试验实测表明，ＱＬ５５０装甲车外形尺寸和重量可以满足飞机空运和空降的要求，快速性、机动性比６ｘ６装甲车有了大幅提高，越野能力和防护能力与６ｘ６装甲车相当，制造成本和使用成本方面也更具有优势，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宽的选择空间。ＱＬ５５０装甲车基型样车作为火力突击车，顶甲板配备了１２．７毫米机枪１挺，车内乘员４人，作为运兵车乘员最多可达７－８人。适合装备于机械化步兵、空降兵，担负快速突击、向敌纵深发展作战任务。其底盘承载能力为１．５吨，可以作为轻武器、反坦克导弹、近程防空系统的承载平台，也可以根据需要改制成指挥车、运输车、侦察车、救护车、警用车，实现多种用途，担负多种战术任务。

2001年汉阳特种车辆制造厂开发出样车，在高温、高寒、高原、湿热地区的各种地形进行了10万公里试验。所有样车都曾空投三次以上，最多的一辆达十次，所有性能皆达到要求，并已大量服役于第十五空降军，在定型前即已推出国际市场。 厂方介绍该车全重1.7吨，宽2.1米，高1.7米，离地0.3米。四轮驱动，发动机后置,前后独立悬挂，由于车身低矮扁平，有极佳贴地和抗撞击能力。 该车武器适应性和火力极强，司机右侧乘员旁可安装一挺八一式或九五式小口径轻机枪，又或者八七式35毫米榴弹发射器。车项通用武器架可安装一挺六五式或七八式82毫米无后座力炮、八七式榴弹发射器、八九式重机枪、九八式火箭筒、红箭八反坦克导弹发射器等。最新武器是一挺外能源驱动23毫米链式机炮，以24伏电源驱动，有夜视能力，俯仰角-10度至52度，有单发、200发和400发/分射速可调，备弹200发，有效射程2000米，初速每秒700米。总的来说，该车可由运七或黑鹰以上飞机空运空投，结构合理，成熟可靠，易于操纵，方便维修。

通过以上分析，7吨左右的4X4的轮式伞兵战车，应该成为中国空降部队的主力装备。从军事战术理论看，二战期间空降作战最害怕空降部队无法短时间集结完毕和组织有效的战术出击和保持上下级有效通讯保障问题。一旦哪个环接出现问题，空降部队只有背水一战。当然，还有运动作战和后勤补给问题。如果在运输能力一定的情况下，能够空投比传统履带车辆多一倍的伞兵战车。如国产运八运输机，载重20吨的情况下，可以运载3辆4X4ＱＬ５５０伞兵战车，每辆运载8人计算，可以承载共24人搭车作战。另外，空降部队的编制也因随着时代发展有所改变，使用传统陆军编制和武器配置，并不适合空降作战特点。能否参考国外10人制步兵班配置制度，每班装备7支03式步枪（本人对95式还是保留意见），两挺5。8mm通用机枪，还有一只5。8mm狙击步枪。这样的火力配属，加强了基层火力和远距离攻击能力。连属还应该装备大口径反器材枪械，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空降部队火力发挥。

◆中国由于直升机工业的长期落后，这个现象有望5－10左右后解决

目前，中国空降部队确实面对两难选择。选履带式吧空中重型运输能力不足，去老毛子买伊尔76，老是找出理由推迟交货。虽然说大飞机已经在图纸上了设计了，运八还是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空降部队的主力装备。所以，以新型轮式车辆为基础，发展出一系列4X4伞兵车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武器装备不能一位追求高技术和高性能，如果将军队的战术思想能和武器系统结合起来，才是发展军事装备的正确路线。就像英国人固至的取消步兵战车的射击口和老毛子坚持伞兵战车的轮式布局那样，也许中了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

(06) ★ 美国专家解析中国军事现代化真正原因 ★
http://bbs.military.china.com/jsp/pub/staticFile/htmls/2006/12/1011/6659925_page0.html

《日本时报》报道 美国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埃文•梅代罗斯在日本一个机构举办的座谈会上说，虽然中国大量增加了国防开支，但这并不能预示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或者说不能预示中国想要利用新的军事力量做什么。中国寻求将来成为何种力量?预测中国的这个意图并不能只看它的军费预算以及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程度，否则会导致错觉。这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与会者说：“观察这个国家的行为同样很重要……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还有很多。”

　　这位专家说，中国国防开支的急速增长为美国敲响了警钟。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国防开支增长比率就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不过梅代罗斯注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经济改革头20年里一直被忽略，之后才开始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毋庸置疑，过去5到7年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范围及深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梅代罗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得预算份额很少，而且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实际军费预算在不断削减。”

　　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自己的军队缺乏执行先进的联合军事行动的能力。由北约领导的科素沃军事行动也提醒中国注意解放军依然虚弱。然而，真正促使解放军展开现代化建设的原因是台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逐渐趋向独立，中国领导人对此越来越感到忧虑。

　　梅代罗斯说：“中国并没有能力可信地慑阻台湾独立，以及阻止美国卷入军事冲突。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军队及政治领导人就已认识到他们必须发展先进的军事能力，运用这种能力慑阻台湾独立以及美国介入。形势激化时，还可以运用这种能力迫使台湾屈服。”

　　梅代罗斯说，这个过程涉及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原则、力量结构以及军队成员训练和教育。它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一支海陆力量结构。虽然这支力量规模比以前小，但是它更为机动和先进。梅代罗斯说，军队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努力还扩大到了长期被忽视的国防工业。

　　他说：“国防工业被给予了更多的授权和更多的经济资源，以便帮助人民解放军获得更先进的能力。而且我们开始看到，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了某些能力。”他还补充说，目前中国的国防工业已具备生产现代化高科技海军平台的能力。他指出，上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对国防购置系统以及国防企业运作方式进行了改革，以便使国防工业更具竞争力，能够及时为人民解放军提供先进武器。

　　梅代罗斯说，中国军队在被忽略20年后展开了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趋势，所以很难去评定什么样的现代化程度合适，什么样的程度过分。而且，中国是否想要发展一种在对外政策目标中能够利用的强大的力量投掷能力?他说：“问题的核心是，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很不成熟的军队，这种不成熟体现在它与其他地区军队的合作上。人民解放军在区域外行动以及地区合作方面的经验非常有限。”他说，日本与中国军队之间的对话“至关重要”，这样便于制定“接触规则”，“在两支军队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它将有助于双方理解对方的行动”。▲

(07) ★ 为何中巴能够建立长期友好关系? ★
http://junshi.daqi.com/bbs/05/135349683.html

发表时间 2006-12-07: 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中巴关系在过去50年里﹐始终保持最为密切的"兄弟"关系性质﹐从未红过脸﹗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没有的现象。除了巴基斯坦之外﹐还有谁与中国真诚相好﹖

本周结束的胡锦涛的巴基斯坦之行﹐将把两国关系全面推向新的合作高潮。无论在冷战时代还是在冷战后时代﹐中巴关系始终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发展轨道。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Ehsan Haq四星上将24日在卡拉奇接受平可夫独家专访时强调﹕中巴关系将会继续维持"全天候"的发展势头﹐并且将在经济﹑政治﹑军事合作领域把双边关系推向新的高潮。为此中巴双方将会联合发展空中预警机。在经历了将近15年的研发﹐中巴合作发展的8架JF17战斗机目前正在成都132厂完成最后的总装﹐巴基斯坦航空工业委员会主席﹑JF17 发展计划总负责人Choudhry上将告诉笔者说2007年3月23日首批JF17战斗机将在伊斯兰堡上空飞翔。巴基斯坦空军盼望得到JF17的心情与中国空军希望得到J10A战斗机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存在简直到了被神话的地步﹐无论在军队﹐还是在民间﹐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告诉本刊说在巴基斯坦的任何地方﹐只要是中国人﹐甚至小孩都会主动伸出热情之手。笔者的观察是中巴关系已经成为没有正式条约的同盟关系﹐或者没有"同志"称号的同志关系。甚至真正好过美国与加拿大﹑美日那样的兄弟关系。后两种"兄弟"关系依然不时出现摩擦。早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平可夫首次访问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伊斯兰堡机场就发现了很大的标语写着﹕"中巴永远在一起"﹗作者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看到过如此光景。联想到中国人在日本﹑欧美甚至俄罗斯的状况﹗因此﹐平可夫的结论是几乎只有巴基斯坦对中国人如此亲近﹗接近巴基斯坦籍的塔利班过激派甚至对平可夫表示在巴基斯坦就是伊斯兰教过激派都对中国刮目相待﹐从未想过要对中国发动恐怖袭击﹗

为什么一度相同社会制度的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苏联都每没有做到的如此信赖关系在中巴之间做到了﹖归纳起来有如下几大重要原因。首先﹐在冷战时代中巴之间在战略上的依存度超过了中国与任何一个其它国家。而且中巴关系从未建立在施舍与被施舍﹑援助与被援助的基础上。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建立在"援助与被援助"基础上的"兄弟关系"注定失败。中朝﹑中越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在国防﹑经济等领域中国也对巴基斯坦进行了大量的援助﹐但是通过巴基斯坦的独特管道﹐中国也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军事科技。例如舰对舰导弹﹑潜水舰甚至战斗机等等武器﹐首先是巴基斯坦获得了西方﹐尤其是法国的类似装备﹐然后转移了部份样品给中国﹐中国加以制造之后又返销给巴基斯坦。对于双方而言﹐这是真正的互利关系。

反之﹐由于印度因素﹐巴基斯坦也需要通过中国获得俄罗斯的军事技术装备﹐典型的例子就是JF17使用的RD93发动机。这是典型的相互双重利用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几乎没有先例。

在冷战年代﹐中巴关系当然拥有很强的针对印度的性质﹐但是巴基斯坦暗中真诚地帮助中国建立了与美国的正常化接触﹐基辛格最早的访华就是从巴基斯坦悄悄飞往中国的。因此政治上巴基斯坦也是中国与西方的纽带。

其次﹐尽管信仰﹑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双方都做到了从不干涉内政的奇迹。无论谁在台上﹐各自发生什么样的政治风暴﹐都没有波及到双边关系。这是因为双方的战略需求的确太大。

冷战的结束﹐中印关系的根本好转﹐是不是中巴关系的战略需求就下降了﹖似乎不是﹗胡锦涛的访问明显可以看出﹐双方的关系正在全新转型﹐由传统的偏重政治﹑军事的格局走向经济﹑政治﹑军事并重的轨道。

除此之外﹐反恐战争的出现﹐也拉进了中巴之间的距离。为保障新疆的战略安全﹐中国需要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的积极支持。

因此﹐共同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后冷战时代中巴"全天候关系"发展的新基础。巴基斯坦需要中国市场﹐中国需要巴基斯坦的资源与印度洋入海口。巴基斯坦在新的发展道路上依然可以从中国得到西方不给的技术﹐例如核能﹐一座中国生产的核电站已经在巴Chashma运转﹐巴还需要更多的核电站。为此中巴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巴基斯坦计划把全国铁路系统与中国连通。这些合作将会奠定21世纪双边新型全天候关系的基础。 ▲

(08) ★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
http://news.phoenixtv.com/opinion/200612/1209_23_46211.shtml

2006年12月09日 10:14投票数：0顶一下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文明之林，做出了创造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以“文化大革命”为鉴，以政治现代化建设为取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发展方向做出了深刻的思考。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如果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方向，恐怕首先无法回避的就是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思考。毫无疑问，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主要是针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并由此引发出对整个体制和制度的反思。

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时，邓小平专门分析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因。他断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而法拉奇则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至今“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邓小平解释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体制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同上）

从制度层面去反思，去认识问题，的确是邓小平所坚持的一条重要认知取向，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思索，有助于把握、揭示问题的实质。邓小平郑重地告诫全党：“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33页）

对于“文化大革命”所暴露出的具体问题和弊端（例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等等），邓小平并没有仅仅就事论事，他总是试图从更深的层次去发掘其根源之所在。在他的视野中，很多问题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封建主义的影响。因此，邓小平自觉地提出，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特别是对“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同上，第335页）。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反思当中，邓小平着力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痛定思痛，他明确否定了毛泽东所极力鼓吹的所谓“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同上，第三卷，第242―243页）。

◆二、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真正意义的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这是不容置疑的。从中外历史上看，一般的政治改革，必定是从法制开始。所以在谈论中外社会历史分期标准问题时，就有以“法典化”为标准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一认知标准，对于中国当代改革史的研究和分期，也是颇有帮助的。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它的最大的破坏性还不仅仅在于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更为惨痛的是它将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毁于一旦。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政治体制变革亦从法制重建开始。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 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同上，第二卷，第146―147页）考虑到“文革”刚刚结束，立法工作难度很大，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做出了初步的构想：“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同上）

基于“文化大革命”对法制的践踏和破坏，拨乱反正后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要重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0年8月，邓小平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修宪的建议。他指出，修宪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39页）。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顺利完成了对1978年宪法的全面修改工作。1982年12月，修改后的宪法经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得以确立，从而使法制建设纳入正轨。

在当代中国，如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理顺党政关系是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首当其冲的现实问题。邓小平认为，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必须从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入手。象有些“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他还建议，“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我们国家缺乏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同上，第三卷，第163页）。

同时，邓小平也一再提醒全党：民主与法制的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要看实际情况，切不可操之过急。比如像“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同上，第242页）。

◆三、努力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特别关注着党内的民主建设。

早在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专门提出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同时强调，必须正确认识“领袖对于党的作用”，反对“个人崇拜”。并且肯定：“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邓小平一方面关注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深刻认识神化领袖对党内民主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另一方面，他尤为关心恢复党内民主生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从思想层面而言，他呼吁要把民主看作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从政治层面而言，他要努力在党内重新开创“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组织层面而言，他强调，实现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党要有党规党法”。从领导方式而言，他力主坚持“集体领导”、“集体接班”的原则。这就为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

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相联系，邓小平同样重视军队内部的民主建设。这是他民主思想富有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977年底，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他在分析如何整顿军队问题时特别谈到：“我们军队也要有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纪律。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我们军队要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我们是党委领导，党委本身又有集中，又有民主，是委员会嘛，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重要的事情党委要好好讨论，党委内部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有这种风气。我们高级干部应该参加党的小组生活。尽管党委本身有党的生活，可以起到互相监督、互相勉励的作用，但是，党委要很好注意高级干部参加党小组生活的问题。”（同上，第二卷，第83页）▲

(作者/侯且岸 原题/邓小平的思考: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学习时报

(09) ★ 中情局偷捞苏联核导弹潜艇之巨型打捞船 ★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6-12/09/content_5459106.htm

2006年12月09日环球时报: 找到苏联潜艇沉没的具体位置后，中情局、海军情报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三方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商讨具体的打捞计划。会议作出两个决定，一是此次秘密行动海军不参加，以避免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二是庞大的打捞经费从海军反潜战经费中支出。这个意见得到了国会的批准和尼克松总统的授权。随后，中情局确定了打捞方案：建造一艘装有螯钳般打捞器的巨型打捞船，以海上勘探为掩护，将潜艇残骸抓上来。

为建造打捞船，中情局找到两家著名公司——全球海洋发展公司和休斯•苏玛公司，它们都有惊人的实力。前者是一家造船公司，建造过誉满全球的大型钻探船“格洛玛•挑战者”号，此船可在5300米的深海钻探，误差仅3米；后者是一家海洋资源开发公司，在多处深海中找到并获得锰结核。1970年年底，中情局与两家公司进行了秘密谈判，签订了造船与打捞协议，并制定详细计划，这一计划被称为“亚速尔岛人使命”，打捞船被命名为“格洛玛•勘探者”号。

1971年9月，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这艘举世无双的大船开工了。为进一步保密，中情局邀请了多家公司分别生产不同的关键部件，目的是要让生产商猜不出生产部件的最终用途。1972年7月，“格洛玛•勘探者”号竣工。这艘耗资2.5亿美元、排水量5.1万吨的大型船舶外表雄伟壮观，船上设备更是体现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制造水平。755吨的钻架平台能保证钻管在大风大浪里不偏不倚地垂直向下连接；4个树干一样粗的液压圆筒能产生93万公斤的推力；巨大的打捞器能抓起当时最先进的打捞船抓起重量的8倍。它还有一个叫做“月池”的巨大船舱，占全船体积的1／3，用来存放打捞上来的潜艇残骸。

1972年底，“格洛玛•勘探者”号举行了隆重的下水典礼，在长达9个月的试航后最终到达了加利福尼亚海域的长滩港。在那里，重要使命在等待着它。▲（未完待续） (环球时报/马骏杰)

(10) ★ 中国目前正在研制新型高速鱼雷 ★
http://newworld.blog.china.com/200612/88659.html

外电报道：中国目前正在研制新型“空气泡”高速鱼雷。这是一种类似俄罗斯的暴风雪型的鱼雷。这种鱼雷依靠其高速的打击速度来实现摧毁攻击目标的最后抵抗能力。

目前伊朗当局在无视国际社会对其的制裁下，已在前期根据俄罗斯提供的暴风雪号鱼雷技术，研制开发了用于对抗美国海军航母的所谓新型作战武器。“鲸鱼”快速鱼雷。他的最高时速可达201节（103米/秒）在这样的高速作用下，他完全可以依靠重力冲击，来完成打击。几乎可以不使用战斗部。其航程约为97公里。

而中国研制的这种空泡鱼雷，据悉目前来看，无论在射程上面，还是航速上面，都远超越伊朗。中国目前海军使用的十分先进的鱼11型重型鱼雷。是中国自行开发的尾流指导攻击鱼雷。中国目前就是在的基础上，研制空泡鱼雷。目前，普通高速鱼雷中，中国的鱼雷11可以达到超过美国mk48ADCAP型高速鱼雷的速度即72节最大。但是航程要小于MK48为90公里而目前最快的普通高速鱼雷是英国研制的“旗鱼”他的最大航速是75节。但是航程只有80公里。因此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海军鱼雷技术已经超越了他的“防御”思维范围。

中国空泡鱼雷技术，是根据中国的前期对于俄罗斯空泡技术的研究。因此获得的，但是，俄罗斯则拒绝了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中国空泡鱼雷是中国自行开发产物。无论技术与特点，都与俄罗斯的有很大不同。中国目前在其内部水域多次秘密实验的空泡1型鱼雷，其最大航速在250节－300节。属于急速鱼雷。而俄罗斯目前研制的暴风雪2型最大航速是324节。（600公里小时）。中国鱼雷直径是533mm与俄罗斯类同，但是采用了目前俄罗斯还在研究的高速光缆纤维指导传输指令系统。

这种系统使得中国空泡鱼雷出现了称为首批“指导急速鱼雷”的可能。他目前最大作用深度（淡水）170米。最大距离90公里。指导系统为：光缆指令传输。战雷部为300公斤。在无战雷部情况下，可以在90公里以内一次依靠撞击机会美国航母最为薄弱的水下下部。

中国研制这种非常恐怖的急速鱼雷，事实上，它是在为“解放台湾”作出前期准备。在对于台岛作战期间，中国海军潜艇部队，必须执行看守，监视美国关岛海军航母部队。以及封锁日本西南岛屿对台海增兵的企图。因此，如果使用这种急速鱼雷，中国即便是最为原始的W，R级潜艇，都可以在必要海区实施拦截，因为这种鱼雷目前，在任何一个国家海军防御手段中，对于他都是处于“拦截空白”伊朗的波斯湾公开实验已经说明这一点。目前美国海军部也在积极应对这种战术，采取加固航母装甲措施，以及研制急速对抗击毁措施。mk800编译西陆独家报道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