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 美媒:高科技别让中国赶上 要利用一切资源竞争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513566&typeid=14
　　　　　　　　　　　　　　
环球时报 2006年05月17日: 展望未来美中经济关系之前，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美日贸易史。上世纪50年代，美国人购买“日本制造”时，买的很可能是劣质品。然而到了70年代，日本已开始向美国出口汽车了。今天，美国人使用的一部分最好的汽车和电子产品是从日本进口的。当面对中国竞争时，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启示：不应坐等中国继续前进。

中国的科技优势正在显现出来，有例为证。首先，中国正在南美进行谈判，希望竞购巴西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和宝马合资的汽车发动机厂。该厂的科技非常先进，对中国汽车厂商来说，跨越8000多英里到巴西竞购要比独自开发意义重大得多。这些发动机代表了当今高性能发动机的最新技术，若成功并购，中国将有能力把最新科技应用到成千上万辆汽车上，这样中国就能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出口汽车了；其次，联想集团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收购前，中国与它的最大业务合作是提供大量技术工人。而现在，中国拥有了该公司。

这些并购活动组成中国（科技）的巨大飞跃，也令中国处于高科技生产商的最前端。中国现在不仅拥有高科技工厂，还能提供大量劳动力，有能力进行生产和出口。中国看起来与50年前日本走的道路是一样的。有专家强调，即使中国不走与日本同样的道路，也会吸取经验教训，确保其早日实现科技大国的目标。

面对这些，美国该怎么办呢？从长远来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提高关税都无济于事。我们不能把时钟倒拨，但可以根据历史做出战略性决定。我们不能阻止中国，唯一能做的是积极与中国展开竞争。要做到这点，必须保持科技优势。

我们要利用现有的一切资源成功地与中国进行竞争。既然美国在创新、发明和企业精神方面都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就该在科技竞争方面保持领先水平。要保持领先，必须加倍努力，让美国学生在数学和理科方面具有国际优势。▲

（摘自5月13日美国《电子商务时报》，原题：中国，正在崛起的科技大国；作者西奥多•迪•斯蒂法诺，陈一译）

★ 谁 还 稀 罕 佐 利 克 的 “ 胡 萝 卜 ”★
http://news.milchina.com/2006/5-17/203856.html

WWW.MILCHINA.COM 2006-5-17： ●谁还稀罕佐利克的“胡萝卜” 我们提到过，华盛顿现在不得不更关注在伊朗后面的那个“若隐若现”的“影子”。在华盛顿看来，这个巨大的“影子”就是北京和莫斯科，正是北京和莫斯科在伊朗背后的“若隐若现”，才铸造了一个敢于“绑架”布什敢于“羞辱”世界上最强大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波斯硬汉” 内贾德。

而这个“影子”中最难以捉摸的当然就是北京。由此看来，华盛顿把伊朗核问题提升为现阶段中美关系的“最重要议题”并给北京戴上这个“高帽子”，答案终于出来了。

华盛顿对“搞掂”俄罗斯一直踌著满志。在华盛顿看来，只要给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打开一把“绿灯”，或者在原独联体国家问题上来一些“小恩小惠”，恐怕俄罗斯就“见钱眼开”了，可是北京却不一样。

在华盛顿的眼里，在安理会五大巨头中，表面上每年财富猛增9.5%、实际上“穷叮当”的北京是最“表里不一”的“流氓大亨”。北京尽管嘴上说维护现有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反对伊朗非和平目的的核计划、反对制裁或军事打击伊朗，但心底里根本就不关心远离中国的伊朗有没有核武计划，更不在乎华盛顿是否对伊朗实施制裁，甚至还“巴不得”五角大楼号召那些“贵族兵哥们”奔赴伊朗“上山下乡”，接受伊朗“贫下中农”的“恐怖再教育”。

在华盛顿早已制定好的对伊朗军事打击计划中，最可怕的结果并不是美国掉进一个新的战争泥潭，而是给一些“新兴超级大国”敞开崛起的大门。中国就是这些“新兴超级大国” 中首当其冲的“第一候选人”，华盛顿现在无疑是看透了北京心存“渔翁之利”。

当初华盛顿看好的是北京手头上掐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占着茅庐”的“那一票”，以为只要让北京到世界上最耀眼的伊朗核危机中“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北京就会感恩戴德地“向右转”，所以华盛顿一开始就不惜“三顾茅庐”。

我们还注意到佐利克在这次听证会中提出的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假如出现了问题，你认为中国是合作还是对抗会比较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佐利克的这个“胡萝卜加大棒”问题之“有趣”在于：中美关系的现状实际就是合作与对抗并存的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中，北京和华盛顿的原则都是不允许伊朗研制和拥有核武器，中美在此基础上的行为自然就是合作，但如何实现“不允许伊朗研制和拥有核武器”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措施，比如美国坚持使用制裁或军事手段达到目的，而中国则坚持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这样自然会出现中美之间的矛盾或对抗。

也许华盛顿发现当时“三顾茅庐”把北京“邀请”到伊朗核问题“大家庭”中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因此也就引发出了这个伊朗核问题比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还要重要”的“现阶段中美关系的最重要议题”。

人们也许没有忘了佐利克的“中国能源危机论”，今年1月25日访华的佐立克在四川会见外国记者时表示美国与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一致，并说“在与中方磋商中表示，如允许伊朗进行核开发，会对中国原油供给造成重大威胁”。华盛顿既要给北京套上“美中的立场基本一致”的“高帽子”，又要警告北京“背离华盛顿立场的后果”可能是中国将失去伊朗被制裁后伊朗原油的“来源”。

这就是当时佐利克的“中国能源危机论”，现在又祭出“中美关系伊朗论”并重新提醒“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其实都是一丘之貉。

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佐利克在这个关键时期又对北京“高看一眼”，试图以这个“最重要议题”给“肩负世界和平重任”、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北京施行新的“高压政策”，迫使北京在本月19日伦敦“六方碰头会”以及未来出台的欧盟关于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一揽子新措施中“网开一面”，挽救华盛顿于伊朗的“水深火热”之中。

毫无疑问，华盛顿十分清楚北京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关乎到伊朗核问题的最终走向，关乎到华盛顿恐惧的“最后一步”，关乎到美国未来的国家命运。

然而，华盛顿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北京首先考量的是中国自己的发展和未来。对于北京来说，责任必须首先是为中国十三亿民众担起的责任，利益必须首先是对中国十三亿民众谋取的利益。

我们在4月29日《胡锦涛“休闲之旅”》中这样认为，胡锦涛主席籍访美之机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信息：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者，而且是建设性合作者，中国不是为了美国而存在和发展的，而是为了让自己走向富强、与世界各国分享成功、共建和谐世界而必定崛起的。

既然中国不是为了美国而存在和发展的，那么北京还在乎“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下一步措施将影响中美关系”吗？中国岂能为了一顶华盛顿“恩赐”的“利益攸关者高帽子”而放弃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呢？中国岂能在波斯朋友危难之际而收回自己的“精神影子”呢？

中国外长李肇星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北京的态度：安理会必须坚定不移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以前有一个“麦当劳”有一只“胡萝卜”就能玩个“飘飘然”的“农夫先生”了。北京既不惧怕华盛顿的“大棒”，也不稀罕华盛顿的“胡萝卜”。佐利克先生，这份“胡萝卜”留着你为自己的总统“松绑”去吧。▲ 来源:BBY时事解读

★ 日本会不会突袭中国的“珍珠港”？★
http://junshi.daqi.com/bbs/08/1035144.html

当日本人认为中国必然会报仇的时候，中国还有什么理由不报仇?近段时间来，日本的鹰派言论已经让我们淡漠了。我们习惯了日本鹰派那种野蛮的逻辑思维。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之后，日本也就离他们声称的事情越来越近了。

　　哪怕我们不想报复，日本人也会觉得我们要报复。为了防止中国报复，日本必然以中国为对手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中国的崛起的确需要和平的环境。可是和平的环境是总体的，局部的紧张也在所难免。日本人就是在制造这种紧张。我们没有办法放弃对于日本行为的关注。放弃关注就意味着将自身的命运放弃掉。日本人从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他们觉得中国想报仇，他们就必然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日本会不会突袭中国的‘珍珠港’？

　　日本没有在今天行动是因为他们力量不够。也许明天，也许后天，日本人就会觉得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打破现有的东亚地缘政治的格局。想当年日本也敢于向美国发起挑战，今天又怎么不敢对中国先发制人。

　　东亚地区的区域军备竞赛已然来临。中国没有逃避的可能性。日本不退却我们退却，那最终消失在东亚权力竞争舞台上的就是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依靠退让和妥协成为权力中心。完全的退让和妥协往往就是崩溃的前兆。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还没有到力量体系崩溃的地步。

　　曾经一段时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原谅了日本人。而那段时间离今天已经很久了。原因何在？日本的行为让中国不得不选择一种更为极端的立场来应对现在的局势。日本让中国政府失去了外交所需要的弹性。哪怕中国政府以再大的诚意来解决中日之间的矛盾，日本人仍然是不识时务地破坏和谐的气氛。日本人很精明，他们认定中国不会主动去打击日本。可是他们想错了，精明永远不是高明的对手。虽然他们的目标是那么远大。可是难度太大。日本最希望看到的无非是中国的内乱。而中国的内乱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是几乎难以出现的。日本却希望挑起这种内乱。日本凭借着自身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感情的挑衅试图动摇中国政府的威信。可是让日本始料不及的是，中国政府越来越强硬。于是，政府的威信没有降低，对日的民族主义情绪却上升了。

　　日本一步一步地在和中国斗。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在战略上已经失败了。日本右翼势力想玩狠的。他们没有看到日本有几斤几两，他们盲目地认为，只要继续坚持，中国终究会主动改善对于日本的关系。即使中国不主动改善对于日本的关系，中国政府也不会继续强硬到哪里去。可是日本右翼势力哪里想到中国政府这次是那么坚决，连中国驻日大使也提前回国述职，就差驱逐日本在中国的外交官以及对日宣战了。同期，日本发现中国在军事行动上不是想象中那么懦弱。中国针对日本的一些军事准备没有停止的迹象。直到这个时候，日本才发现，中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弱小，中国对于军事力量的战略运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软弱。日本人惊慌了。

　　日本右翼发现，玩玩经济自己，已经是昨日黄花，玩政治自己缺少智慧。当政治已经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日本人自然就想到了一个曾经解决了无数政治难题的手段。这就是军事较量。发展军事力量，日本需要对手。美国是自己的主子，把主子当对手显然是找死。俄罗斯在远东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朝鲜和韩国的力量更是难以有效威胁日本，把他们当对手都缺少说服力。终于，日本人决定了，明确自身的对手——中国。日本人高喊中国要对日本复仇。他们觉得这样就是日本加强军事实力的一个借口。

　　当一个国家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时候，中国不能在冷漠了。这个国家曾经给中国造成了惨痛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物质损失。这个国家曾经在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内都试图让自己的力量牢固地戍守亚洲大陆。中国只能迎战了——这是宿命！

　　法国和德国是依靠政治和解的。可是我们必须要看到，法国和德国之间是通过流血的政治和解的。而这流血的政治正是战争。正是法国和德国的多次交手让两国人民都认识到了战争对于双方的巨大伤害以及负面影响。在法国和德国敌视期间，法国和德国的影响力从来没有超越过英国。现在情况已经转变了，法国和德国已经有能力对于英国实施边缘化政策。因此，中国人的血筑就的隔阂或许只能用日本人的血来中和掉了。

　　当我们成为别人瞄准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还不举起自己的枪口？那不就是自杀吗？前段时间，中国仍然有专家声称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到必然一战的地步。中国人就是善良呀。是的，什么事情在发生前都不必然。可是我们难道不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吗？中国专家的分析的确没有错，中国和日本还没有打起来嘛。可是他是专家，他的分析结果却让很多中国人忘记了战争威胁的存在。专家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专家。如果他不按照国家利益的思路走，那么我们需要那样的专家吗？只有敢于面对战争，才能最有效地避免战争。中国专家的分析让日本人笑了。中国心存幻想呀！当年李鸿章何尝不认为中日未必一战。可怜呀！辛苦建立的北洋海军就成为了这句未必一战的牺牲品！当日本人都已经认定中国必然报复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认为未必一战？就凭借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吗？当年中国被列强侵略的时候又是谁来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保护自己。寄希望于日本不发动战争的想法是可耻的。日本已经在蚕食中国的海岛和海洋领土。这已经构成了战争的诱发因素了。政治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不用战争，那么怎么办？领土问题能谈则谈，不能谈 还不只能打。

　　一个没落的帝国敢于跑到南美洲去和一个地区强国争夺一个岛屿。而那个地区强国也敢于用自己的力量去挑战那个没落的帝国。恰恰是在战争打完之后，那个没落帝国历史上有铁娘子之称的女首相到了中国，和我们谈香港问题。结果却是她跌倒在中国的红地毯之上。当年我们有勇气去拒绝一个国家的无理要求，今天就更没有理由漠视另外一个国家对于我国领土的蚕食。

　　日本有多少军舰，日本有多少飞机，日本有多少先进科技，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退让的理由。我们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毁灭对手乃至自我毁灭的决心与力量。越是惧怕毁灭就越容易毁灭。不怕鬼 着不遇鬼，心里有鬼 鬼上身！和日本的战争不是中国的梦魇，我们要让那成为日本的梦魇。中国比日本理智。因而结果只能是日本人感觉到和中国的战争是梦魇才能让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或许地缘政治有其侵略性，但是追求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没有任何侵略性的。更何况中国理念的地缘政治观念也不支持侵略，而只是支持中国获得自身的合理利益，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封杀之下为13亿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上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寻找发展和繁荣的出路。

清醒过来的中国人需要更清醒，还没有清醒过来的中国人赶快清醒。不要再有幻想，不要再有犹豫，不要再有顾忌。准备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错。那即将到来的宿命般的冲突等待着中国人的觉醒。《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没有让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两人成为人们眼中战争贩子，更没有让他们被加上破坏中美关系的罪名。日本已经走在了前面，日本已经在准备了。我们该是决断的时候了。准备战争和冲突的人从来没有错，错的永远是输掉战争的人。▲

★ 中国买技术越来越难 西方力保对华技术领先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513855&typeid=14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知识为人类所共有”。但他一定没有想到，200年后的今天，知识不但成为明码标价的产权，而且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保持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的一种武器。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一股由天然担忧、意识形态偏见及“中国威胁论”交织而成的，在知识技术上压制中国的做法，已经成为一堵阻碍中国国力再上台阶的厚墙。不止一家西方媒体提出，西方只有在创新方面继续领先才能有效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专家同样认为，突破西方技术压制的唯一方法就是自主创新，能否创新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 禁运清单一个接一个

5月12日，美国大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越南签了一项合同，计划为越南建造一颗卫星。这件事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如果知道美国自2000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向中国出售过卫星，甚至连上世纪90年代已经签约卖给中国的两颗卫星至今还卡在美国国务院的审批程序上，就可以了解两国所受的待遇是多么不同。而美国不卖给中国卫星的理由就是，怕中国“窃取”它的卫星技术。结果，一度红红火火的中国商业卫星发射事业，在美国政府禁止向中国出口卫星后陷于困境。直到2005年，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一颗外国卫星也没有发射，欧洲和日本则借机抢占中国退出后留下的市场。

欧盟对华技术限制已长达半个多世纪，先有“巴黎统筹委员会”，后有“瓦森纳安排”。其中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禁运的特别清单上，曾经有500多种物资被纳入战略禁运的范围。

西方对中国出口限制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2003年，美国一些议员给国务卿鲍威尔写信，指控向中国出口的波音飞机上装有QRS11芯片，这种芯片可用于“导弹控制系统”，使得中美价值17亿美元的波音飞机订单差点落空。2003年6月，法国政府就是否向中国出售分辨率为1米以下侦察卫星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最终以中国购买这种卫星“将对盟国构成威胁”为由，否定了这项出口。需要指出的是，1998年法国向台湾出售了分辨率为2.5米的侦察卫星“华卫2号”。而当空中客车计划在中国建立一所创新与发展中心时，欧洲航空业一些人士也非常担心，说“中国也许会通过这条途径剽窃飞机制造的部分技术”，从而对空中客车构成竞争。日本警方最近则以未经批准向中国出口了可以用于军事方面的无人驾驶直升机为由，查抄了雅马哈公司，并勒令有关部门停业整顿。

近年来，西方对华出口限制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早先他们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军力发展，限制主要针对的是军事技术和产品，富有冷战色彩。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对华出口限制出现了军事与高科技并重的变化，西方国家更多地从国家竞争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对华出口，通过种种管制手段来确保国家实力的领先。这同时也符合西方企业的要求，因为只有保持技术领先，它们才能从中国赚取更多的利润。在许多中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受阻的案件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战略意图在作怪。西方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企业通过并购企业，进而获取它们的技术。

★ 总是怀疑中国“剽窃”

中国人正在被迫面对一个不公平的现实：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技术出口，特别是对华输出高科技产品越来越“吝啬”，另一方面，中国自主研发取得的一些进步，却往往被认为是“剽窃”所得。中国自行研制的“CM1海豚”磁悬浮列车还没有试运行，就被德国一些媒体和企业指责为“抄袭了德国磁悬浮技术”。《德国金融时报》描述说，中德磁悬浮列车的相似之处“令人惊讶”。对此，参与研制“CM1海豚”的中国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总工程师郑其辉反驳道，这“与德国技术毫无关联”，也没有使用德国的装配图纸，“一切都是中国的”。

类似的例子中国人还经历过很多，美国前商务部长埃文斯就曾经指责中国奇瑞汽车有限公司的QQ车型是通用汽车在韩国的子公司通用大宇开发的雪佛兰•火花车型的翻版；加拿大媒体不久前热炒中国联通公司的“红草莓”技术剽窃了加拿大RIM公司的“黑莓”技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丹尼尔•乔甚至对媒体说，中国从电脑软件、电脑零部件、家用电器产品一直到小型核弹头都是仿造美国的！这类言论不值一驳，通用与奇瑞早已走出官司，握手言和；联通公司也断然否认了加拿大媒体不负责任的言论。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寿康表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起步较早，积累了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历史，在许多领域都已“跑马圈地”。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中国要想在研发方面取得突破、获得专利，确实面临较大的困难，只要中国在某个高科技项目上达到了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就会遭到抄袭的指责，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对相关技术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一些我国原创的技术，其他国家往往也持有偏见，认为中国不具备这样的研发能力，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误解。

★ 中国的发展机遇不如日本

5月13日的美国《电子商务报》发表文章说，上世纪50年代，“日本制造”很多还是劣质品，到70年代，日本已经开始向美国出口汽车了。而现在，这段历史很可能在中国身上重演。

事实上，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远远没有日本当时那么好。日本用50多亿美元直接买断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为其工业发展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比如，最早发明电视机、家用录像机以及液晶显示技术的并不是日本人，日本引进了这些基础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开发和创新后，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这才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家电王国。韩国的例子也很典型，它几乎是依赖美国、欧洲无偿“馈赠”的技术才逐渐摸索出自己的路的。这些扶持背后折射的意识形态因素中国不可能具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宿景祥说，跟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引进西方技术还面临着被迫接受西方规则的障碍。知识产权问题最早是19世纪在欧洲被提出来的，而发展中国家参加世界贸易体系都比较晚，过去没有参与世界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因此现在只能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行事。而西方建立的体系有很多不合理成分，比如把一些并不含有创新内容的“发现”当作“发明”来处理，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昂贵的代价获取这些东西。

发达国家还有一种压制其他国家创新能力的方法就是推行标准。以民用飞机为例，几天前，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总公司的新舟60飞机通过了印度尼西亚的适航标准。据说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总公司的副总经理胡问鸣告诉记者，欧美制定的适航标准是以自己的强势来对别人的弱势。中国的飞机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设计的思想和欧美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如果被纳入它的标准，就要多花数亿乃至十数亿、数十亿美元，这样一来，中国民用飞机的性价比优势也就被抵消了。所以，中国在努力向很多目标市场国家推荐中国自己的民用飞机适航标准，虽然不容易，但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 创新已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

面对堪称严峻的技术引进局面，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自主创新了。虽然西方习惯于夸大中国的科技实力，但实际上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远远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最直观的表现是中国商品普遍附加值小，劳动力普遍价格低廉。用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话说，我们生产出12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喷气式客机。据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周世俭介绍，意大利企业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可以把一张牛皮做成7双皮鞋，而中国厂家最多只能做出2双。去年评选出的世界100个知名品牌中，没有一个是中国牌子。可以肯定地说，科技创新已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

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有人形象地比喻，日本人每引进１００美元的技术，会用２００美元来进行学习、消化和创新，并用创新出的专利技术赚回３００美元。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经济虽然陷入了长达１０多年的低迷之中，但日本企业的科研开发经费投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增加。这些年来，日本科研经费年均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３５％。相比之下，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急功近利、缺乏长远考虑。周世俭强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外出口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局面，从上至下痛下决心，增加教育和科研投入，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不过，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纽约时报》就曾刊文指出，中国所拥有的巨大的市场潜力使得美国企业家很难拒绝中国政府向他们提出的有关转让最新技术或采用中国技术标准的要求。

西方国家在技术上对中国的限制和封锁并非是不可打破的，创新正是这样一件利器。有这样一个例子：西方曾经严禁向中国出口某电子元件，中国一所大学的研究所于是专攻这个项目，刚在实验室里研制成功，还远没有进入工业化生产，西方的公司马上就答应卖给中国这种元件了，价格还相当便宜。▲

★ 中 国 外 交 档 案 解 密 过 程 揭 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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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05月18日 新京报: 5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宣布开放第二批解密档案，前来采访的记者争相先睹为快。 　　　　　　　　　　

　　　　★ 外交档案解密时间表

　　●2004年1月开放首批外交档案

　　●2006年5月10日外交部解密1956-1960年档案

　　●今后外交部拟每两年开放一次解密档案，下次将解密1961年至1965年间的档案

　　　　□本报记者 吴学军 北京报道

　　沈志华是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研究中苏关系。他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是，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此前，通过美国、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馆，沈志华已经查遍了相关档案并发表了论文，但是，他迟迟未敢接着写下去，因为其中惟独缺乏中国的档案。

　　5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1956-1960年的外交档案正式对外开放。当天一大早，沈志华就从家中驱车一个半小时赶至位于朝阳门附近的外交部，查阅所需档案。

　　这已是外交部第二次开放解密外交档案。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说，继2004年1月16日首次公开外交档案之后，此次公开的力度明显加大，开放档案占该时期外交档案总数的60%。

　　自1999年外交部档案馆成立鉴定开放处以来，7年的时间里，已解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1年里的中国外交档案。按照计划，第三批解密外交档案将在今年6月份启动。

　　在档案馆内，沈志华看中的档案内容有上千页。这一次，在感慨“收获很大”之余，这位学者期待着更多的国家部委能适时公开有关档案。

　　“新中国这几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公众有知情权。了解过去，才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装满了国外档案的书屋中，沈志华说。

　　　　　　　　★ 开了个好头

　　9台电脑，2个摄像头，不足20平方米的阅览室显得十分明净。5月15日下午1时刚过，几位记者和研究者相继赶到外交部档案馆。

　　在前台的两台查询电脑上，输入身份信息和使用档案目的，个人就能提交所要查询的档案主题；经工作人员验证，个人得到一个密码，随后，就可凭此密码进入阅览室，通过电脑查看相关档案的扫描件。

　　外交部档案馆开放处副处长郝伟华介绍，第二批开放的外交档案总计25651件，主要是外交部在工作中形成的各类报告、谈话记录以及照会、备忘录等外交文书。

　　阅览室对面，就是鉴定开放处。处长张素林是一位精干的女性，她曾在外交部从事档案工作20余年。

　　1999年，外交部档案馆专门成立鉴定开发处，张素林随即加入到外交档案的解密工作中来。她说，该处的成立标志着解密工作正式启动。

　　按照我国《档案法》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等档案外，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按此规定，外交部的解密档案应该上溯到30年前的1976年，但由于工作量太大，张素林和她的同事们只能分阶段去做---五年的外交档案作为一批，分批进行解密。

　　《档案法》1987年通过，但直到17年后的2004年，外交部开放解密档案仍被视为“开了个好头”。

　　“外交无小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涉及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等档案”被视为有关“国家重大利益”，其开放一直受到限制。

　　“外交部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是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的。”张素林说。

　　　　　　　　★ 跟国际接轨

　　外交部第二批开放解密档案，沈志华成为了第一个借阅者，并复印了自己想要的档案。“我等这些档案已经一年多了。”

　　在研究过程中，他曾去过国外的不少档案馆。让这位学者印象颇深的是，在那里，馆方会千方百计提供便利，以吸引研究人员到那里利用档案。

　　“档案利用得越充分，说明社会效益越好，来年申请资金就越多。”据他介绍，国外档案馆的经费，主要靠向社团申请基金，而获得批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档案的利用率。

　　“外交档案解密是大势所趋。作为一个大国，档案不公开，是说不过去的。”沈志华说。

　　尽管《档案法》规定了30年的解密期，但在2004年以前，他的切身经历是“很难”：同一件档案，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在同一个档案馆，这个馆长批准查阅，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甚至有些已经开放的地方档案，研究者要复印还需中央有关部门出具公函。

　　事实上，外交部率先解密档案，也正是考虑到了与国际接轨的因素。

　　“对民众公开这部分档案，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需要，也是我国与国际接轨、依法行政的表现。”5月10日的新闻布会上，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说。

　　张素林说，馆方曾专门派员到国外考察过，还通过驻外使馆索取国外档案开放的一些工作资料，共搜集了几十个国家的材料，回来后结合国内本身的情况，开展解密工作。

　　从国际上看，目前，美、英、法、日等国都对公民公开外交档案，日本到目前为止已经向社会开放档案14批。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张素林笑着说。

　　　　　　　　★ “五步走”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介绍，此批档案的解密划控工作从2004年4月中旬开始，历时1年零2个月。

　　“在国内，我们没有经验可循。”张素林说，所以外交部在进行解密时相当慎重。第一批解密共历时5年。

　　据介绍，解密工作大约由五步组成：首先由75位资深离退休外交官与档案工作者组成的解密小组对每一卷档案进行解密审查，再由外交部各主要司局及涉档有关中央部委审核，然后经外交部档案鉴定开放领导小组审定和外交部部务会议通过，最后将公布外交档案的计划和目录呈报国务院审批。

　　张素林说，第二批开放解密档案共经过了11个部委的审核。

　　而参加解密的人员一般均为副处以上级别。他们被要求审查档案每一页，不能漏掉一个，“说不定哪句话涉及到敏感问题。”

　　其中，外交部在职人员占一大半，另有一些退休大使、参赞。

　　69岁的魏渭康原为驻新加坡参赞，他两次都参加了外交档案解密工作，主要负责南亚方面的外交档案。

　　“老干部们都很重视这项工作。”他说，第一次解密时，他感觉“特别有劲”，中午都不回家，吃完饭在外交部休息一下，下午立刻投入解密工作。

　　他记得，第一次解密完全依靠手工。第二次用上了电脑，解密人员一边看原件，一边把意见录入电脑。对于每件档案，解密人员会给出意见，如“公开、保密、部分保密”等。

　　在解密前，相关人员被集中到一起学习了两天，主要是怎么把握好原则，还要对这段时间的国际大事有充分的了解。每个解密人员也会沟通，以便在掌握原则时尽量一致。其实，在魏老看来，很重要的一条是自身的外交经验。

　　“49年至60年的档案，按照档案法，已过了保密时效性，但我们要考虑到国际关系、个人隐私等因素。”他说，有的文件涉及对某人的评价，有的涉及边疆问题，这些就不能随便公开，需要慎重考虑。而有的内容，现在的报纸都已经报道了，那就没有必要再保密了。

　　在第二次解密中，魏老共接触了千份档案。据其估计，其中大约有30%最后开放。他说，这部分涉及到邻国关系，所以比较敏感。

　　　　　　　　★ “尽量公开”

　　整体而言，第二批解密的档案达到这一时期档案总数的60%，是第一批解密中该数字的两倍。

　　据张素林介绍，在整个外交档案的解密中，总的指导方针是“尽量公开”。

　　两次解密，外交部档案馆都设了“25条原则”，其核心为不宜公开的四个方面。原驻荷兰大使华黎明参加了第一次解密工作的终审工作，他依然记得，凡是影响国家利益，国际关系、个人隐私、民族团结的档案不宜公开。

　　在技术手段上，这次档案解密中，不会因为一个人名，或者一句话就把整个档案设为秘密。在档案馆阅览室，记者看到屏幕上一些档案有些部位被涂黑。据介绍，主要是涂黑内容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所以隐去。

　　“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会太在意被涂黑的一句话，因为这不影响对主体事实的理解。”张素林说。

　　2001年10月至2002年4月，华黎明审核档案时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档案中，一些国家被称为“美国走狗”，这些档案在一审、二审中，被定为不宜公开。“一些同志不同意开放，但我想这是历史，当时报纸上都这么说，我们不该因为一个称呼，就影响其他内容的公布，这样就可惜了。”华黎明说，在老大使的要求下，一些原先不准备开放的档案也被开放。

　　“很多绝密的档案，有的还是限时销毁的文件最后都公开了。这些档案具备历史文化价值，应该公布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公众负责。”张素林说。

　　　　　　　　★ 档案解密有待独立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沈志华亲身经历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档案逐渐开放的过程。在他看来，档案开放仍是中国历史学家进行研究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

　　沈志华曾想了解上世纪50年代中国教育受到苏联何种影响，去教育部、文化部等单位查档案时，得到的回复是“不准”。“我觉得外交档案解密，从中国档案史上看，是个腾飞，是个创举。我希望各部委的档案馆都学习外交部。”

　　在他看来，与二十多年前比，中国的档案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变，观念和制度都在进步之中。但也有一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档案馆的职能定位不清。

　　他认为，档案馆既要负责解密工作---这使它承担了重大的保密责任，又要负责利用工作———这使它承担了为研究者提供服务的责任。“这两者显然是有所矛盾”。

　　在一般发达国家，档案解密是由一个专门机构负责，那里有一批经过专业训练并掌握国家政策的工作人员。凡是不影响国家安全和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到期都会得到解密。而档案馆只负责保管和为研究者提供服务，他们的目的就是使尽量多的学者在那里使用尽量多的档案。

　　档案解密工作面临的另一问题是，法律依据及相关的档案意识不足。

　　“怎么解除利用的限制？最好的办法是依法办事。“武汉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说，在美国，过了30年档案解密期限而未解密的，要做出说明。而我国的《档案法》虽然也做出30年解密的规定，但对具体范围以及不予解密的相关规定不尽明确。

　　来自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消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被列为国务院2006年一类立法计划，有望于今年出台。已有专家建议，把档案公开制度写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本报记者司徒北辰对本文亦有贡献]

★ 美国：“中国，我把胡萝卜、大棒都给你了！”★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516879&typeid=14

众人皆知，当前的美国政府最关心的国际问题莫过于如何处置伊朗核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处理意见与美国相左的大国也就中国和俄罗斯了。因此，这些天来美对中、俄的各种外交言行也就或多或少的可以理解为其为此而付出的功利性。

继美副总统切尼对俄刻薄批评后，俄总统普京利用发表《国情咨文》的机会把华盛顿比作“只知道吃，不听进言的狼”，使得两国关系进一步迈向低谷。本人认为两国表面的批评、较劲只是形式，真正的搏羿在于伊朗核问题的分歧上而着也就可见美国一隔山打虎、借题发挥来达到其处理伊朗核问题的最终目的。普京先生，却不点破，只是以牙还牙。

美对俄这样，那对我国呢？本人认为，它又采用更加巧妙而精心的方式对我外交。不只有大棒，而且更多的是胡萝卜。或者说是先大大的给予胡萝卜，但见没多大效果（似乎北京不大领情）就又来点儿大棒，以示警告。

属于胡萝卜的如：大力减低陈水扁的过境规格（对其在美的活动地点、时间、范围都不同寻常的大加限制），使其无有脸面搞“过境美国”而改道，却成就了陈的“迷航之旅”；长期来对我国的汇率政策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华盛顿现在也承认我非“汇率操纵国”，起财政部长约翰`斯诺还表示，“美不打算要求北京必须在某个期限内显示出外汇政策的更大灵活度”；同日其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国会作证时明确表示，“台独意味战争、意味着流血、台湾就是一直在撞墙、排斥台独”等等言论，并说“台湾不是国家而只是经济体”的话。次日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公开表示，“我们的政策一直都是反对台湾独立”；前些日子，还有美议院批评日本首相的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这些历来都是两国间的关键问题，却都给我国不少好处。

属于大棒的活动也有之：同样的佐利克在相同的场合以较含蓄的语气敦促我国，应利用在伊郎、苏丹和缅甸的能源投资谋取国际正义、而不是狭隘的国家利益，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还对我政府的合法性加以评论等；其国防部长拉氏在11日撰文并表示对我军费开支缺乏透明感到担忧。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某一外交活动的发生往往都有其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不能说美的这些活动都只是为了处置伊郎问题，但你也不能怀疑我的观点，即，以上活动都与美希望得到中国对其处置伊朗的帮助有直接的关系。正如佐利克自己说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取决于中国对伊朗核计划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