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01）★美开发军事游戏模拟攻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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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早已着手搜集各种关于伊朗的情报，并制订作战方案，甚至开发军事游戏，在接近实战条件下模拟攻打伊朗。美国《大西洋月刊》以白宫高官为布什准备的对象国情报为基础，邀请曾直接参与伊拉克战争模拟行动的军事模拟学专家、前空军上校加迪纳和其他几位中东问题专家参与，推出了一款时长3小时的军事游戏，全面模拟攻打伊朗的各个阶段。

游戏设想，美国军政高层在伊朗核问题激化、外交努力失败后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主要模式为密集空袭和地面行动相结合，从部署在伊拉克、阿富汗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美军基地发起突袭，航母编队全力协助，同时向与伊朗接壤的阿塞拜疆派驻特种部队，向伊境内渗透，实施特种作战，还计划利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军用机场对伊空袭。

游戏中，为保障战时美空军充分利用格、阿基地，保障美军战机和运输机安全起降，美国专门拨款7亿美元重建机场。游戏中还明确指出了攻打伊朗时可能使用的阿塞拜疆空军基地的具体位置。

据悉，五角大楼一些专家高度评价这款军事游戏，称其对美伊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的进程和结局的模拟非常逼真、可信，有一定参考价值。

美国不会轻易对伊朗动武

应该说，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已做了充分准备。美国军政领导人和国会议员都表明了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的政治决心；美国还说服各方支持把伊朗核问题报告联合国安理会；军事上从陆海空和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全面包围伊朗；经济上也做好了以巩固美元汇率、增加军火订单等方式消除能源和金融危机影响的准备。不过，美国仍受到来自包括盟国、阿拉伯国家等各国多方面的反战压力。面对着各种风险，加上自身兵力不足、预算赤字巨大，专家们都认为布什不会轻易做出对伊朗动武的决定。有英国官员甚至称，除非伊朗的核武项目在近期内获得重大进展，否则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不会在一两年内考虑动武方案。

伊朗两大政治派别高调游行

2月11日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27周年纪念日。伊朗各地群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集会纪念这个日子。集会群众高喊着“核能是我们的权利”、“打倒以色列”、“打倒美国”、“打倒英国”等口号。愤怒的人群还焚烧了美国、以色列的国旗和美国总统布什的模拟像。在首都德黑兰，游行队伍沿自由大街行进至谢里夫工业大学时，纷纷在国家原子能组织设置在校门口的巨型条幅上签字留言，支持国家拥有核能的权利。伊朗总统内贾德参加了德黑兰在自由广场举行的集会并发表演讲称，如果目前在核问题上采取的合作政策不能保障伊朗的相关合法权利，伊朗将修改这一政策。他强调，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伊朗人民决不会屈服于外来压力。

阿拉伯电视台认为，今年伊朗的庆祝活动与往年有很大不同。游行集会得到了更多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参加游行的人数远远超过往年。游行集会的焦点也超出了仅仅反对西方的笼统概念，充满了对伊朗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更多诉求。伊朗国内的两大政治势力，保守派和改革派均高调参加了游行集会，充分表明在核问题上伊朗全民一致的立场。他们游行后还发表声明，表明伊朗人民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决心和意志。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认为，伊朗此次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显示，在和平利用核能问题上，内贾德总统得到了国内民众的支持。（本报特约记者 宋书杰 余火）▲

（02）★简氏：2006对台湾来说是最可怕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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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2006-02-15：简氏防务驻台北的记者温德尔•明尼克不久前撰写了《对台湾来说可怕的一年：2006年》一文，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因为他预测道，如果大陆一旦决定出兵台湾，这不大可能是诺曼底式的大规模两栖登陆行动，而实际情况更可能是实施一种“斩首”战略。斩首战略指的是一种旨在造成指挥和控制系统瘫痪，摧毁全岛范围的神经中心，进而导致对手大势所趋一败涂地的战略。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擒贼先擒王。”他认为，大陆需要做的仅仅是夺取权力中心和大城市，并俘虏其领导人。

近来，预测台海冲突前景的评论颇多，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诸如对台湾实施有限的导弹袭击等胁迫性作战方案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对台动武时最有可能采取的方式，我们却对更为极端的方案----直接的空中进攻和两栖登陆作战进行了评估。”兰德公司还设想，大陆进攻台湾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争夺制空权；第二阶段可能与第一阶段同时开始，主要争夺海峡制海权；第三阶段，后续空中打击将集中在摧毁沿岸据点、台军的炮兵和装甲集群，全面击溃台湾岛上的防御体系；第四阶段，实施登陆作战，在岛上建立坚固的立足点、打垮台军的最后抵抗。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根据独立分析家的评估，中国在5至10年内，将拥有收复台湾的能力，他们认为，在军事行动初期，中国将会动用部署在沿海、瞄准台湾的500多枚导弹。如果这样做仍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国军方可能会派出大量军队，登陆台湾的海滩。今年春季出版的美国军事季刊《国际安全》曾刊登两篇文章，阐明大陆准备攻打台湾的计划，其中一篇认为，中国将致力于建造潜舰，用来阻止美国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援助台湾。

《华盛顿时报》也报道，根据美国情报官员的说法，在台海两岸紧张情势升高之际，大陆军方正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演习，旨在向台湾发出一项“政治信息”，大陆已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统一台湾。陈水扁将“制宪”日程定在二○○六年，正是值得关注的时间点。台湾分析人士在分析岛内外情势时，也认为台湾不应低估北京近来的强势言行，“这一次，狼可能真的会来”。

明尼克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大陆决定动用武力来统一它这个想要闹分裂的省，据信 2006年应该是一个机会之年。它可以给中国几年的时间，可在200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之前收拾残局。大多数分析人士估计，到2005年中国的军事实力将超过台湾的防御能力。因此，2006年（即狗年）显然是个可怕之年。

美国国防部官员眼下正在重新评估大陆对台湾构成的军事威慑。这种重新评估已经促使许多人有关防卫台湾的想法发生重大变化。台湾历来总是担心两栖登陆占领，即诺曼底式的登陆行动。台湾的防御战略也总是以阻止这种进攻为目的。现在既然斩首战略据信正在酝酿之中，美国官员便开始考虑过去所不可想象的一种情况：台湾在7天之内就将会失陷。

明尼克提出，大陆动用特种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再加上空中力量和导弹袭击，或许是成功收复台湾最可能实施的一个方案，这种行动花的力气不大，造成的损失也较小。将实力与伪装及技能融为一体的特种部队给大陆提供的是一把击败台湾军事力量的激光手术刀，而不是一把大锤。

由第43、44和45师三个师组成的中国第15空降军将直接对台北发起攻击，这便是进攻的第一阶段。与此同时还将向林口、桃园和宜兰空降伞兵部队，以钳制台湾北部第6军的4个师。大陆一个空降师大约有1.1万人，拥有轻型坦克和自行火炮。据一些情报机构的报告称，大陆早在1988年就能在不到48小时之内向西藏空投一个空降师。今天，大陆的空降能力已大大提高。大陆估计能够在两天之内将两倍于此的人数（即2.2万人）空降到指定地点。

台湾的第6军拥有7个步兵旅，即第106、116、118、152、153、176和178旅。据说第152和153龙旅和第176和178虎旅的战斗力最强。大陆军队还必须对第6军下属的第269机械化旅、第351装甲步兵旅和第542装甲旅发起直接攻击。

最初的战斗主要将集中在台北的中正区。台湾当局的“总统府”、“国防部”和“立法院”都位于该区。大陆空降部队一着地，就不得不先对付台湾的宪兵部队。宪兵部队负责保卫关键的办公大楼和军事设施。他们守卫着大楼，在门口值岗，拥有大门的钥匙，他们被认为是冷酷和铁面无私的，大陆的空降部队将立即面临他们的抵抗。台湾的正规军一般都驻扎在台北以外地区，可能要花几小时甚至几天才能作出反应。阻击大陆军队的任务将不得不落到台湾宪兵部队的身上，直到援军到来 ----也或许根本不会有援军到来。

明尼克预计，早几个月前就潜入台湾的特种部队人员将在总攻发起前几小时对台湾主要领导人实施暗杀，破坏雷达和通讯设施。这些先期潜入的人员可能还将得到台湾军警中一些人士的帮助，因为据信这些军警中至少有75%的人是前国民党人，因此也是属于统派的。许多特种部队的人员可能会利用出租车在城内穿行，以免被人注意。台湾已经有一些来自大陆的女性从事不正当的行业，大陆的情报机构可能会通过她们以获取有关重要军政领导人夜间活动的重要情报。

进攻的第二阶段以空降部队夺取松山机场为开始。由于夺取了安全的着陆跑道，大陆便可以在其100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的掩护下，通过伊留申Il-76、陕西运-8、安东诺夫26和西安运-7等各种型号的运输机将总共14个师的快速反应部队运往台湾。大陆的 10架IL—76运输机每架次可运送130人。不过，它还可以通过征用一些商用客机来增加运输量，大陆大约有500架波音飞机和空中客车可供选择。中国一些重型运输机可以运输BMD—2空降战斗车和各种装甲车。这些空降部队将散落在城市的各个地区，夺取桥梁和一些重要设施。此外，中国还拥有200架运输直升机，可用来运送突击队。

大陆军队可能会遭遇台湾新组建的快速反应部队的抵抗。新组建的航空和特种部队指挥部已经将第601、602 和603这3个航空直升机大队与第862特种作战大队隶属于一个统一指挥部。第862特种作战大队是台湾的精锐伞兵部队，是以美国陆军突击队为模式组建的。直升机大队是由CH—47SD“奇努克”运输直升机、AH-1W“超级眼镜蛇”攻击直升机、OH-58D“基奥瓦人”武装观察直升机和UH-1H“休伊”运输直升机组成。

台湾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小型突击部队，它拥有两支海军陆战队，即两栖侦察巡逻队（ARP）和特种连 （SSC）。陆军也有两个：第101两栖侦察营（ARB）和空降特种连（ASSC）。空降特种连是模仿美国的三角洲特种部队新建立的，人员从第862特种作战大队中招募，实施反恐怖行动及其它特种任务。至于这些部队能否及时抵达冲突地点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除了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之外，分散部署在台湾各地的其它步兵旅不太可能派上大的用场。台湾军队是一支懒散和低效的军队。士兵们只要求他们为期20个月的兵役赶快到期，以便回到女友身边或重返工作岗位。许多人把包括年轻官兵在内的台湾年轻人称作“一代草莓人”，因为他们生活得太好而变得软弱无能了。访问过台湾的一些美国军官经常抱怨说，台湾新兵训练中心的纪律过于松散。一些美国军人说，台湾军人更害怕的是激起父母的愤怒，而不是担心大陆军队的进攻。有一位“立法委员”最近向媒体抱怨说，台湾必须对军队中的暴虐事件制订出一些防范措施，但当记者提醒他说，军队本身是一个暴力的场所时，他也就闭口不言语了。好象没有人更多地关注这些事情。▲

（03）★美国的媒体客观中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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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2006-02-16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美国对包括媒体在内的言论自由的保护几乎是最好的。但必须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次的对外战争已经表明，美国媒体在战争中很少能够坚守“中立”和“客观”，美国媒体在慢慢蜕化为政府进行国内战争动员和影响世界舆论的重要工具。最近，美国蒙莫斯大学助理教授张巨岩先生在其新作《权力的声音》中深刻地剖析了美国媒体的这一变化。

《洛杉矶时报》在伊拉克战争以后，对美国六大报纸和两大新闻杂志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半年来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刊出的伊拉克战争照片，严重歪曲了真实的战争景象——反映美国人阵亡的照片几乎一张也没有。”

《洛杉矶时报》记者詹姆斯;雷尼说：“许多摄影记者和编辑都确信，他们向美国人民所传达的是不完整的信息，而已有1797名美方及西方盟国人员被残杀，受伤的美国人也已达12516人”。美国媒体刊登了无数张有关伊拉克战争的照片，为什么不客观中立地刊登一张美军死亡的照片呢？政府与媒体之间有着怎样的暧昧关系呢？

美国主流媒体在政府面前历来扮演的角色是“谏士”加“情人”，特别是在外交政策和战争政策上他们的观点几乎都是一致的。新闻记者忠于事实的职责和言论自由的程度很高，但是不能高于国家的利益。2003年3月31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阿奈特因为评论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战争计划失败而被该电视台解雇，就是媒体在国家利益面前不得不有所“自律”的表现。在对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把各国600多名随军记者分为两类，以支持还是反对战争作为标准划线，对不支持战争的记者不发特许证，使他们无法接近前线。真正能够在前线采访的只有他们信得过几家自己的主流媒体和记者，其中又以有线新闻网（CNN）和福克斯电视（FOX）为先。许多外国记者只能从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选取被过滤了的消息。

另外，媒体不能完全客观中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权力的声音》一书中所言：“因为毕竟，媒体是由人来运作的，而人是有民族国家和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无论媒体如何宣称它们的‘客观和中立’，这些因素总是会流露出来的”。该书中还写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约定了媒体和政治权力关系的宏观框架，只是保证了媒体免于政治权力的干涉，却没有规定政治权力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影响、制约媒体。这些方式其中之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塑造大众舆论的行业——公共关系业影响媒体。

那么，公共关系业是一种什么行业呢？沃尔特?李普曼认为：统治精英们需要那些受过科学训练，懂得大众心理，知道如何操纵大众头脑中的图景的“社会分析专家”的工作，如果知道了大众的认知方式，了解了他们眼光中的积习，就可以制造出“虚假环境”来操纵大众了。这种专家，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关系“专家”。

政府一方面通过公关公司制造和提供新闻，控制和影响媒体，另一方面媒体也十分需要政府的帮助，从而受到政府的制约。

因为媒体要生产新闻，就要和新闻的货源保持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关系，而政府就是媒体最重要的新闻货源地。尤其在报道国家和国际事务时，媒体对政府是极为依赖的。这样就使得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像有时会出现矛盾的“情人”一样，既无法和对方完全正常生活在一起，又谁也离不开谁。它们不是名正言顺的一家人，但又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正如婚姻法对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性）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夫妻必然要势如水火，冰炭不相容，而是保证了一旦发生冲突，各人的利益不受无辜的侵害。▲

（04）★美国政府是如何操控新闻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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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2006-02-15美国民主之父杰斐逊说过：“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段语录被美国新闻界作为标准的范文不断地复制出来，高悬于各报社的墙上。美国一直以自己的新闻自由为傲。但我们知道，一切事物都是有土壤、有渊源、有责任的。美国的新闻自由也是在政府控制下的自由。美国新闻事业的高度发达并不是因为政府不管，而是因为政府进行了强有力的管理与操控。
　　
　　　　一、美国政府以系列法律对媒体进行规范
　　
　　　　美国标榜民主与自由，在立国之初的“人权法案”（即宪法第一修正案）即确立了“言论与出版自由”，这一权利被看成美国政治观念中“人权”的一个核心内容，这法案也常被看作美国第一部的新闻法，使得刚刚起步的新闻事业有了一个准则。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媒体跟资本、政党之间的联系密切，报纸因为政党利益经常相互攻击漫骂，于是17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诽谤法》，约束报纸败坏政府官员名誉而制造恶意的言论。很快，美国的法律环境进一步改善，《诽谤法》于1801年失效。
　　
　　　　在一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保证“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对媒体的管理更为严厉。1917年，在一战期间颁布了比较严厉的《间谍法》，规定对那些“故意制作干扰军事行动的虚假报道，企图在军队中挑动不忠诚、妨碍征兵”的，均处以高额罚款或监禁。同时授权由国家邮政总局局长来进行审查，邮政总局由此增加了一个媒体监督管理职能。1918年，美国又《间谍法》的基础上出台了更为严厉的《煽动法》，规定任何报纸杂志不得“对美国政府的形式或宪法、陆海军、国旗或军队制服使用不忠诚的、亵渎的谩骂或污辱性的语言”，否则将被治罪。一战结束后，美国根据这两个法律，起诉了两千多人，其中近一半人被判有罪，并且其中绝大多数被冠以“赤色分子”这样的政治性称号。
　　
　　　　二十世纪初，美国引进无线广播技术，美国政府管理部门响应很快，1927年就通过了《无线电法》、1934年通过了《通讯法》，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组织，拥有管理无线电广播的权利，虽然它并不直接审查广播节目，但是三年一度的电台营业执照审查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监督模式。
　　
　　　　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在“人权法案”等媒体相关法律颁布后，相关的判例廓清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维护了美国早期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增加了实际执法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大量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案例，也在美国新闻法律制度建设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以法律手段进行管理成为美国媒体发展史上的主流。
　　
　　　　二、政府常设机构的管理
　　
　　　　1953年，美国新闻署成立，不属于哪一个部管辖，直属于总统。它成了“美国之音”电台的顶头上司，同时在许多国家开设新闻图书馆和阅览室，提供新闻稿件、影片、杂志和其他形式的宣传材料。据美国新闻研究权威人士提供的数字，到1990年，美新署全年的经费近7亿美元，其中1.72亿拨给美国之音，它以45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播，听众估计有1.3亿，比英国BBC的听众多出近一倍，直接为美国冷战政策服务。美新署还在125个国家建立了图书馆，影响当地舆论。
　　
　　　　一般情况下，美国政府控制媒体经常采取主动的方式，主要有政府发布新闻，包括政要在媒体发表讲话、召开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单独约见记者和发布大量新闻稿件原始素材。政府还运用保密制度和要求媒体机构合作的形式制止一些媒体发布不利于政府的消息，有的时候政府官员采取主动“吹风”的方式提前泄漏一些消息，影响舆论。政府的这些手段在一般的情况下媒体是乐于接受的。
　　
　　　　三、新闻检查制度
　　
　　　　（一）战时控制
　　
　　　　美国新闻界流传着一句话：“战争是新闻自由的天敌。”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发布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准则》，严格规定各种印刷品不得有军队、飞机、舰船、战时生产等“不适当”的消息，同时设立政府的新闻检查局，14462名工作人员负责对美国发往外国的各种信息的强制性检查。新闻检查局同时也发布官方的战争消息，引导战争时期媒体舆论导向。同时，战时情报局还创办了“美国之音”电台，直到1953年才划归新成立的美国新闻署。
　　
　　　　在战争中的主角——美国军方——在战争期间也有战地新闻检查职责。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1951年实施严格的新闻管制，不仅涉及美国军队消息，也涉及到其他联合国军队甚至是中立国的消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给记者施加压力。违反新闻管制的记者将被暂时吊销记者证，严重的将被军事法庭审判。1953年年底，美国国防部在军队内部统一新闻检查，禁止以非安全的原因进行新闻检查。
　　
　　　　美国政府对新闻的“战时控制”最有名的就是伊拉克战争时期，美方规定了“三不准”：
　　“不准问美军和英军的伤亡情况；不准问与目前的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不准问与今后军事行动计划有关的问题”。在美国“钦定”的随军记者中，美英记者占了最大比例（600多人），支持战争的日本则选了10名记者，而对中立国和反战国，则大加限制，如中国内地仅一名，数量极少的法、德记者不仅行动受限制，甚至连正式的开战时间也被封锁。对一向“自由”的美国媒体记者，军方与政府严格管制，稍有不从者，就挥舞“爱国主义”和“国家安全”大棒进行封杀，完全凌驾于受宪法保护的新闻自由之上。因为当时的信息控制，产生了诸多虚假新闻，比如英国媒体报道伊副总理阿齐兹叛逃，美国媒体报道萨达姆在第一波轰炸中毙命以及两个儿子被炸死的消息，攻占乌姆盖斯尔以及伊拉克拥有大量生物化学武器等新闻，后来都被证明都是假新闻。
　　
　　　　（二）特殊事件控制
　　
　　　　对一些特殊事件，美国政府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使用“事先约束”机制，制止媒体向公众透露一些对“国家安全”不利的新闻。著名的案例有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案，1979年的制止《进步》杂志发表美国如何制造氢弹的文章等。
　　
　　　　就在去年12月份，美国媒体界惊爆丑闻：“美国五角大楼花3亿美元打造新闻控制舆论”。据2005年12月14日《今日美国报》披露，美国国防部曾斥资3亿美元资助媒体公关公司在伊拉克等国开展宣传攻势，控制当地舆论。与此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建立一个数据库，秘密监视美国反战人士的集会和抗议活动。
　　
　　　　四、历史悠久的行业协会
　　
　　　　美国新闻界在向专业化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媒体行业协会自律是美国媒体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美国媒体经常性管理的一种方式。一方面，这些行业协会使得媒体的声音更大，另一个也让各个媒体间平等，全部遵从法律以及政府的管理。
　　
　　　　美国媒体界的各种协会很多，主要有：
　　
　　　　1、1887年成立的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主要是维护报纸所有者的利益，同时自律协会内部成员的新闻道德行为。1992年该协会与其他5个协会合并为报纸协会，是美国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的行业自律组织。
　　
　　　　2、美国报纸主编协会1922年成立，在1923年首届年会上就提出了关于新闻道德准则的《新闻规则》。
　　
　　　　3、1929年全国广播业者协会通过了《全国广播业者协会道德准则》、《全国广播业者协会商业行为准则》，以后又有《全国广播业主协会电台准则》、《全国广播业主电视准则》，美国所有的商业电台和电视台中，一半以上加入了这个协会。
　　
　　　　4、美国媒体尊崇报、评分离，社论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1947年，美国全国社论撰稿人协会成立，它每年对各个媒体社论研究评论，旨在“激励美国社论的良知并提高质量”。
　　
　　　　另外还有美联社编辑主任协会和电台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协会，在加强行业自律，提高新闻从业者素质方面做了许多长期性工作。
　　
　　　　美国这些新闻行业协会的一些自律原则和具体条款，实际上是对新闻相关法律的强化、细化，并且符合新闻行业特点，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成为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工作信条，有的成为美国新闻从业者自学生时代就信奉的新闻学基本概念。
　　
　　　　相对于政府的管理来说，行业协会主要是自律，管理功能较弱，参加行业协会的媒体和从业者也越来越少。而美国政府一些战时思想延伸较广，常常以“国家安全”、“公众利益”为由做出强有力控制，训练出同一个声音。而各个媒体的主办方、其背后的财团为了生存与发展，也不愿意去跟政府抗争，反而越来越注重商业化娱乐和炒作。今年1月2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阿普舒尔县萨戈煤矿发生了13名矿工被困井下的重大事故，全美各大媒体立即对这个平日默默无闻的小煤矿趋之若鹜。但却制造了假新闻——1月4日早上，当许多美国人已从网上和电视中得知12名矿工已经遇难的消息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日报却仍在头版头条赫然刊登所谓12名矿工仍然存活的“重大消息”，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尤其是电视节目不断庸俗化。据调查显示，去年美国媒体界的公信力不断下降，有半数的人不信任媒体。如果不是去年灾难性的飓风让记者们抓住了质问政府救灾不力的机会，可能公信力还会下降！可见，对于美国媒体来说，在政治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也是比较难的。▲

（05）★公平缺失成不争事实 中国第三轮改革即将到来★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223728&typeid=14

　　公平是理解既往改革得失的关键，亦见于决策层的最新思路中。仅明确改革目标是不够的，正确的目标必须与合理的程序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改革被扭曲。这一理念目前已有渐成共识之势，它暗示了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即将到来。

　　2005年是具有吊诡意味的一年。这一年以年初的“深化改革年”提法为始，却被年底的舆论命为“反思改革年”。这一年，不仅医疗体制、教育体制、商品房价格、电力体制诸领域的改革遭到了空前的舆论抨击，作为一个总体的“改革”，其推进路径、动力源乃至价值取向是否存在问题，是否有改进的余地甚至“纠偏”的必要，都成了传媒和知识界的讨论热点。

　　中央决策者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动向。这年年底，相继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显示了颇多新意，“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被提升到空前高度。与此同时，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修复社会公平的新政策意图初显。种种迹象，给处于剧烈变革社会的国民带来丰富期许。

　　2006年，会不会成为一场崭新大叙事的开局？中国改革将走向何方？尽管决定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因素颇多，但观察现状和对经验的梳理，至少能带给我们把握未来的更多确信。

　　新一轮改革？

　　同样一个名词，在不同时期的内涵却可能有很大差异，“改革”也不例外。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延续至今，从起因、动力到外延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种种迹象显示，当前可能正处在“第三轮”改革启动的前夜。

　　一般认为，中国第一轮改革始于1978年、结束于1989年；第二轮改革则始于1992年春天并持续至今。在两次改革之间是大约三年的停滞期。第一轮改革，肇始于社会基层，从农村发起，随后得到决策层的呼应和支持，从而形成了“双向互动”的改革景观；第二轮改革启动的标志性事件，是邓小平南巡谈话，随后得到政经界和学界精英人士的响应，并由官方所强力推动。

　　在上述不同之外，第二轮改革依然遵循“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等准则；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影响、且其地位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强化。

　　迄今为止的改革的最显性成效，就是GDP快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2004年经修正的GDP总量已超过意大利、排在全球第六位。更有预测称，2005年会超过英国、法国排到第四位。消息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但2005年从各种渠道所得国内居民的评议中，似乎很难找到由此增加的自信。GDP数字与国民幸福感相脱节，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既往改革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业已遭受广泛质疑。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评价，典型的说法出自世界银行：“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提升。”这种说法，与国内对于经济粗放型经济的批评相吻合，并公认是违背中国资源贫乏的基本国情，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

　　此外，与既往改革伴生的是经济和社会的失衡加剧，这突出表现在GDP增长与就业增加的不同步，以及阶层和区域财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早就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有专家研究，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GDP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而用建立在健康长寿、教育获得、生活水平基础上的“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更惊人——数字最高的上海达到0.89793、最低的西藏仅有0.59211，两者相差30%！贫富分化方面，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从1979年至2003年，经历了两个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5年至1993年，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上升到1993年的0.42，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第二个时期是1997年到2000年。这个数字现已逼近0.47。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和社会失衡导致的社会风险加剧，已使改革到了必须“升级”的地步。2005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决策层也已开始为此努力。当年初召开的“两会”上，政府对区域战略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加快发展等“四大板块”取代原来的“三个中心”。局部发展优先换位于全局均衡发展的思路初显。当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更多信息，舆论普遍注意到了从“先富”到“共富”、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和谐社会”的悄然转变。2006年1月1日，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税被取消，更被视为落实新思路的一个重大步骤。

　　但与前两轮改革都有所不同的是，已有越来越多事实表明：改革的共识和动力有消退之势，2005年的舆论动态显示，“改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式概念所长期拥有的光环正在消退，而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谁可能反对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上提出的看法是：“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利益集团无疑包括曾主张改革的精英人士，贫困群体已被边缘化且承受着既往改革的成本。

　　改革仅有美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失去这两股主要力量的支持，改革将如何得以继续前行？

　　“回归”公平

　　要找到问题的答案，首先需要分析动力消退的深层原因——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如何形成？利益集团阻挠改革出于什么考虑？这两方面的追问，都可从既往改革(主要是第二轮改革)的公平缺失中找到交集。进一步探究，则涉及到政府在改革中的定位与行为方式。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秦晖教授指出，与人们一般印象不同，决定中国以往各项改革成败的，并非效率的得失，而是对公平的把握——公平把握得好则改革成功，公平把握不好则改革遇阻甚至走向失败。他分析说，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成功因素有二：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平(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东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他说，如果中国农民像国有企业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通过集体农庄)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被逼出来的改革冲动；同样，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一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然而，在后续的改革中因忽视了公平原则而付出不菲代价的教训也很多——以住房改革为例，有些地方按“补房不补人”的原则搞“谁占谁有”式的房改，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房或分房不足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从而造成一部分人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积累，并要把后者抛向已价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场”，如此房改自然会遭遇巨大阻力。

　　令人遗憾的是，农村改革以后的多项改革在公平方面的缺失越来越严重，而这与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定位和行为方式密切相关。中国的改革目标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晰的，直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才“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政府则在此后长期扮演了“市场助生婆”的角色，其中地方政府和各政府职能部门成为推进改革的主体。这种做法，尽管可获明显收益，但越到后期越显出其负面效果。“权力市场化”，是学界对于“市场意识”被过度渗透到公共领域、而“有形之手”又频繁深入到市场中的概括；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可能成为实现权钱交易的场所，腐败由此产生。正是在此过程中，政府内部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形式、“市场”上主要以垄断和官商勾结形式存在的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另有一些学界精英为其“正名”、“呐喊”，这样原本就在“效率优先”旗号下已有所倾斜的利益输送渠道更加偏向。

　　另一端，以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群体，尽管人数众多，却因缺乏必要的表达机制，难以维护自身利益——在以GDP增长为表现形式的增量改革中得不到公平回报(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时感慨，该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在存量改革中甚至直接被剥夺，时下的流行语“房改是把口袋掏空，教改是把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送终”，虽然不乏夸张和偏激，但在某个意义上也是对既往改革中普通劳动者利益受损之状的鲜活写照。

　　政府权力主导下的改革，何以青睐精英、而忽视弱势群体？除了人性的弱点、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之外，以GDP为导向的发展观和干部考核体系难辞其咎。某种意义上，政经界和学界的精英人士，正是在全力培育“市场”、快速发展GDP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谋”。权力主导下的“市场”忽视公平，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学界由此产生“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辨。公平缺失，还表现在政府及公共资源过多投向“市场”，以及将原本不应推向市场的领域“产业化”(典型如教育、医疗)，由此导致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弱化，全社会的不公平性进一步加剧。

　　公平的缺失，使弱势群体在既往改革中利益受损，本能地抵制进一步改革的态度不难理解。那么，在此过程中获利甚至是暴利的利益集团，为何也不愿意再改？比较统一的看法是，这与当前改革的阶段相关——在经过20余年的高速增长(相应的是基调是增量改革)后，改革已进入更广泛和深入的存量改革阶段、直接指向以垄断和官商勾结形式存在的利益集团。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杨帆进而指出，总量不膨胀意味着利益转移无法隐蔽进行、并要提出财产合法性问题，而通过与权力结盟、非公平所获财产“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僵局中，政府对改革及其公正性的反思和矫正，成为破围的现实契机。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搭建、政府过多介入市场已对社会公平产生明显损害的背景下，政府转型的必要性已经空前凸显——退出市场领域，专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而就对改革的期待而言，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显然更不满于当前处境、内蕴更强的改革期许，如果能顺从民意从解决公平问题入手，改革将被重新“激活”甚至“升级”并获得持久动力。

　　秦晖总结其对公平的看法是：“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即使不讲起点平等，也不能排斥必要的公共选择过程。针对存量改革在未来的继续扩大和深化，他断言，能否把“起点公平”推广于存量改革领域，是今后改革成败的关键。利益均势悬疑

　　在转型社会来说，公平不是来自决策层的一次性“赋予”，而是由改革过程中各利益群体反复博弈形成的。在当代中国，假设政府转型成功，终结了“权力市场化”，已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与既有利益集团博弈能得到公平吗？

　　事实上，即使政府实现转型，利益集团也能影响甚至左右公共政策，这在全世界都是通例。能源政策因其敏感性使然尤其具代表性，石油利益集团对能源政策的影响远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石油的终结——濒临危险的新世界》作者美国人保罗•罗伯茨谈到石油利益集团对能源政策的左右时表示：“靠碳氢化合物获利的各个行业(以及从这些行业获得利益的政客们)根本不想看到与之竞争的技术的出现，更不希望看到这些技术能够促成的、更分散的新能源体系的出现。”

　　在中国也是如此。仍以能源行业为例，中石化(600028.SH)、中石油(0857.HK)是国内两大主要开采和炼油商。中石油2004年实现净利润1029.27亿元、同比增长47.9%，再次成为香港上市公司中最赚钱的公司；中石化集团的利润额也高达425亿元。仅这两家公司的利润之和，就接近内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近八成。在石油利益集团享受高利润的同时，相关行业的企业和国内居民，却遭受到高油价的折磨。这种状况即使在政府转型以后，除非垄断被打破、替代能源开发有大的进展，短期内依然不会有大改观。

　　在其他现由权力支持的垄断行业也是如此(如电信、铁路、电力)，只有在市场垄断被打破、政府实施调节分配的相应财税政策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公平。“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转型和履责到位之外的第二个重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及其彼此之间的制约。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亦被认为是研究利益集团问题的“第一个重要的美国理论家”。他认为，只有当各利益集团活跃起来，并且形成相互制衡局面时，才能实现民主和公平。放在当今的中国，就是要承认发展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如此才可能提供多利益群体滋生的土壤。国外为数众多的NGO(非政府组织)，是利益群体争取自身独特利益的有效途径，而目前中国的NGO或数量不足，或力量不济，或因实际上被行政部门控制而起不到应有功用。

　　在体制内通过博弈实现公平，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首选路径。如果不能在体制内解决争端，后果就可能变得危险。但在当代中国，相当长时期内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社会上也已开始孕育着不安因素——普通劳动者、弱势群体不能从体制内得到公平、开始寻求体制外的庇护。以农民维权为例，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教授介绍，因为人、财、物的不独立，地方法院系统往往不能为利益被侵害的农民寻回公平，“体制外的地方权威(如黑社会势力)也就相应地产生”，并增加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于建嵘预计，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弱势群体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博弈仍将是主要内容，“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通道”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迫在眉睫。某种意义上，这已是不得已的次优选择。

　　制度的保障

　　产生和维系社会公平的利益均势，涉及多层面、多主体的协同，这对制度构建提出了要求。完善的制度，是各利益群体得以产生并平等对话、进而相互制约的平台。另一方面，在改革目标日益清晰、改革实践日益厚重、改革的理论建树日益丰富的背景下，将改革制度化、法治化的时机成熟，这也是当前知识界和广大民众对新一轮改革的期许。

　　既往改革一度被描绘为“渐进式”，即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与此相对立的另一种改革模式被描绘为“激进式”或“休克疗法”。目前比较多的看法是，这两种描绘都有失片面，中国的实践其实是“渐进中实则包括了激进”。但从评价的角度，这种做法实质上存在很多问题：在单一的发展目标(发展经济)之外，改革是各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共同推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情形势所难免。这就从路径上，导致了前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失衡，同时导致改革迟缓、被扭曲、或兼而有之。

　　以电力改革为例。2005年底，国家电监会信息中心统计分析处处长杨名舟报至国务院的报告称：“中国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杨名舟认为：“改革方案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随后的改革进程有些脱离了轨道，甚至发生了逆转。”2002年，根据决策层批准的改革方案，电力改革继“厂网分开”之后、应当实现“主辅分开”、接着是“输配分开”，最终建立规范、公正和高效的电力市场体系。然而，在原有的国电公司被分拆，两大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公司的格局建立之后，改革的推进一直相当困难。不仅“主辅分开”至今仍在纸上争论，原有的“厂网分开”也出现倒退迹象。就过程而言，实与改革路径相关：造成在初始的重点推进之后，主导改革的“内部人”大幅度回归，终至不进而退。

　　既往改革多是从局部做起，但目前局部改革的很多问题，也已累积到、或被察觉需要“一揽子解决”的关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弘在一份题为《为企业自主创新清除制度障碍》的报告指出：目前国内最主要问题不在于如何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而是要为企业自主创新清除大量体制上的障碍。在国外，企业创新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现有企业自主进行技术的研发及成果的转化，通过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投入与支撑来实现；一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硅谷模式，即由风险投资来支撑科研成果的市场化。但是，能不能大大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主要取决于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国内在这两方面都没有鼓励与支持政策；而由风险投资介入市场推动科研成果的研发，目前在国内也不具备成熟的土壤。

因制度缺位，既往改革多是以“放权”的形式进行。中共十五大期间，《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国企改革的通栏文章题曰“可以、可以、也可以”,就是这种状况的传神概括。这种氛围固然有利于在改革初期激励各个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部门)对僵化教条和不合时宜的旧规则的突破，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也造成了对一个美好社会应有规则的规避甚至破坏，而这种规避和破坏还往往得以打着堂而皇之的“改革”旗号——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原则、理念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和常识的今天，依然一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和“放权”，必然贻害甚多。如2005年底，深圳甚至提出“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造成一定损失，有关人员可予免责”的立法动议。无视规则甚至还破坏规则，实质上是从制度上危害改革的公平性，如今已注定不合时宜，深圳的这个立法动议也遭到舆论猛烈抨击。

　　目前，已有关于改革如何实现制度化、法治化的讨论。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就提出了“改革目标要战略化、发展目标要综合化、改革要系统化”的三准则。但仅明确改革目标不够，正确的目标必须与合理的程序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改革被扭曲。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欠缺“程序正义”理念和实践的国家，改革者中不乏宏大的价值追求和高远的目标，所欠缺的却是保障程序正义的具体细节构建。当代中国改革，如何确保程序正义、避免目标和程序脱节的挑战依然存在。既往经验也证明，改革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前期初衷良好的改革，不乏因程序不完备而被迟滞甚至扭曲的实例。在新一轮改革中，只有真正尊宠公平理念，并通过政府转型和平权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来落实、通过(兼顾目标和程序的)建构来形成制度性保障，改革才能走出胶着区并实现“升级”，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强大。谁的改革？为谁而改？

　　当GDP总量排名全球第六、甚至可能第四，当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已严重到需要政府重点解决的时候，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达到空前规模。

　　但对普通劳动者来说，经济增长不等于自身收入增加、更不等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 提高；产能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需求，尤其是内需不足而过剩！探究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不得不涉及到“谁的改革”、“为谁而改”的讨论。

　　有两组数据分别表明，普通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程度很有限；同时有限获益还被转移殆尽。一组数据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测算，从1978年到1999年的22年间，有7年的全国工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较上一年稍高、其余15年都比上一年稍低；而从总体上看，在GDP高增长过程中，工资总额占GDP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从最高的1980年的17.1%，几乎是“稳步地”下降到最低的1998年的11.7%、足足下降了5.4个百分点。李志宁文章未包括近几年数据。记者测算了近几年工资总额占GDP中的比重，基本上在12%左右摇摆，譬如2002年为12.8%、2003年为12.6%。另一组数据是工资总额与部分大宗商品和服务的比较：2003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为14744亿元，而全年商品房销售额为7671亿元、电信业务总量为6739亿元——后两项数字加和，就基本上等同于全国工资总额了。

　　普通劳动者为何不能充分享有经济增长的好处？直接原因是一般劳力价格被过分低估。对此现象，供求关系失衡是一般多见的解释；还有人质疑若政府通过制定“最低工资”等手段干预，就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竞争状态。但现实中，正常的市场竞争状态既不是行政垄断、也不是不公平竞争或过度竞争。中国的劳力市场则存在明显的过度竞争现象，此外雇工企业还设法逃避对劳力提供必要劳动保障的义务。劳力工资本已低廉，如果再不把养老基金、医疗保险等纳入到劳力成本中去，劳力价格的严重扭曲简直无以复加。因此说，劳力得不到足够保护的重要因素，是由于政府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够。另一方面，像电信、房地产等垄断行业，却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享有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普通劳动者的有限收益，也就这样通过价格杠杆被转移走了。

　　事实显然在作证：普通劳动者在改革、在经济发展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在改革过程中是“作为他者而存在”。这也说明缺乏民主参与的改革和发展，并不能给普通劳动者带来真正的福利，反倒是处于相对或绝对被剥夺的地位。

　　改革的初始动机，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7年之后的现状，表明改革取向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扭曲，需要予以修正。甚至有观点认为，像中国这样的资源条件，继续追求经济高增长、追求GDP总量和人均GDP上向美国看齐未必可行且不一定必要，惟有公民权利的扩张是不受自然资源所限，并且高于经济价值的。
　　我们真的节省了“交易费用”？

　　——参照中国，对前苏联东欧改革的再解读

　　近年来，由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风靡一时。“北京共识”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北京共识”的定义角度有多重，最引起争议的是在政府强力推动的改革是否“节省了交易费用”。作为比较，肯定一方常举到前苏东欧、印度的例子——在差不多的条件下起步，因采用了不同策略，其改革成就远远落后于中国。

　　事实怎样呢？该如何看待？对此，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进行了深入分析——

　　“剧变”后的中东欧各国，对转轨后的“分家”的必要性问题尽管存在共识，但具体“如何分家”却存在争议。各国中，除前东德由富裕强大的西德拿出巨资把一切包下来而化解了矛盾，捷克以公平、周密的安排实行了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而解决了矛盾之外，其余各国的“分家”过程都拖得很长。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谈了十二年，这样的例子确非罕见；波兰在1991年至1993年间因私有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还频繁发生请愿、示威、游行和罢工。

　　但私有化实现后波兰人就安静了，在转轨前和“如何分家”的谈判中极为活跃的工会，在“分家”有了公正结果的许多私有化企业中，也都几乎无疾而终，特别是跨企业的社会性、政治性工会大都在这些企业“自行消失”。“工会吓跑投资者”的所谓“波兰病”现已大有改变，近年来波兰吸引外资已经赶上匈牙利而居于中东欧榜首。

　　俄罗斯的例子与中东欧不同，当时叶利钦政府实际上是借通货膨胀和资产重新定价之机赖掉了原先许诺的资产分配。主要的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有“分”。后来的寡头恰恰是在1994年俄国私有化“改分为卖”之后，一些权贵通过“内部人交易”、把国家没有拿出来分给国民的那些资产占为己有的结果。但由于俄罗斯毕竟还有些民主建构，政府处置公产还算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资格，社会有关利益各方在这过程中也有过不少谈判，也经历过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和妥协。

　　综上，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转轨过程中确实消耗了许多精力、损失了不少时间。这是造成其转轨困局、而中国能够避免这种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剧变”使苏东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的同时，国家责任却很难推卸，使其国民在摆脱旧体制束缚的时候，还能继续享有甚至更好地享有国家的保护；同时，通过国民参与、讨价还价，转轨结果也会更具公信力，使其具有较好的稳定发展潜力。

在中国，缺乏国民参与、由政府强力推动的改革的隐忧在于：如此避免的“交易费用”究竟是真的节约下来了，还是只是欠下了？这些都需要再观察。而中国改革面临的公正性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 (记者 欧国峰) 《经济》杂志

（06）★灵璧县交警接受采访 自曝敛财“食物链”★
http://news.phoenixtv.com/

据新华社电：据2006年02月16日 新京报 透露，安徽宿州市灵璧县交警系统上级“吃”下级、下级“吃”司机局面难扭转

日前，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几位资深干警向记者揭开内幕：我们这里的交警有一条外人难明真相、内部人人皆知的“食物链”———交警明目张胆“吃”司机、公安局原领导肆无忌惮“吃”交警、交警内部逐层“吃”，最近上级开始试图扭转，但谈何容易。

以下是这几位交警接受采访时的自述。

交警“吃”百姓

灵璧交警怎样“吃”老百姓、“吃”得有多狠？举个例子就清楚了。2004年，局里两次把全县所有警察包括110巡警、基层派出所分成十个组，每组每天要完成扣罚100辆车的任务。谁任务齐了，谁才可以回家。因为当时要搞钱粉刷公安局大楼、装修刑警大队办公楼。

扣到一台车按50元、100元、200元不等处罚，再到停车场交20元停车费就放行，哪怕只呆一分钟。票据是局里自己印的公安医院自制发票。一开始在城区搞，后来开着面包车到农村扣。

这10个组不分地区，谁扣到算谁的。为了完成任务，大家都在各个路口抢。

什么车都扣。一开始扣没有驾驶证、行车证的，后来是没有头盔的、驾驶员不系安全带的、两轮车乘坐人不带头盔的、副驾驶不系安全带的。后来没办法，车牌照挂歪的、牌照脏的、灯光不全的也不放过。鸡蛋也要一定找出骨头来，完成任务才能下班。有的车被扣刚从停车场所出来，又被另一个组扣了，第二次不罚款，但停车费得给。“统一行动”几天，大街上基本没有两轮摩托车，大家不敢出来了。

现在外地车很少从灵璧走了，过境货车可能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以前货车不断，拉煤拉沙车一来五六辆，现在车队基本看不到了，大部分绕道走相邻的县。

交警主要“吃”货车和外地过境小车，本地政府车不查、有县委、县政府通行证的不查。这种特权车，违法违章你也不敢动，有的一车装了百十吨，把一座桥都压断了，交警也拿他没办法。你要查，领导会治你。

交警内部逐级“吃”

交警大队正式干警50多人、非警员高达近200人。

非警员中一部分是合同制民警，更多的是从社会上招的临时工，什么手续也没有。非警员虽然穿警服，但没有警号、没有工作证。

按规定，非警员并没有执法权力、不能单独执法。但在我们这里，他们成了交警执法的主要人员，因为要靠这些人来创收。

除事故中队，其他5个交警中队根据所辖地区“肥瘦”每月都有数额不等的罚款任务，完不成任务中队领导就要下岗。中队再把任务分到组，任务交不齐非警员们就没有收入，还得自己贴钱交任务。罚的钱，中队全额交大队，大队给中队返还30％，中队自己留20％，剩下的10％是在岗人员的提成，通过会计做工资表发给个人，非警员们收入全靠这些。

负责城区的一中队有3台警车，每台车以前每月3万元任务，从去年7月份降到两万，5个交通岗亭，一个岗亭每月5000元任务。其他中队任务高的每月14万元、最低的也有五六万。

这些任务都是口头下达。领导打招呼，对外谁也不准说。其实从2000年后就有罚款任务了。大队领导给我们开会下达罚款任务时说，“我不管你们怎么弄，到每个月20日，必须把钱给我弄来，哪怕你去偷、去抢、去借，任务得交齐”。还有一位领导更绝，说“你们下河捞，也得给我捞够这个钱”。

正式干警领两份工资，一面吃财政饭，一面拿非警员的提成金，手机费、吃喝招待费中队报销。正式干警在办公室吹牛打牌，大多不用出勤，跟车的也出勤不出力，不下车、不查车。中队留的20％说是修车加油，其实至少一半吃喝掉了。非警员一般每月工资五六百元，有的中队连这都克扣、拖欠。大家也不敢吭气，队领导暗示谁反映开除谁，反正没什么正规手续。

公安局长“吃”交警

灵璧县交警队搞钱搞得这么凶，光近两三年收入也有两千多万，可现在，不仅账上没钱、工资有时不能正常发放，还欠400多万元贷款，连交警大队停车场也抵押出去了。

怎么会这样呢？在这条“食物链”的顶端，高踞着原公安局长王建华。

一般县交警大队只有三五个领导职数，而灵璧县交警大队居然有8名副大队长，另外还有3位班子成员，全省最多。这是王建华为控制交警、制造混乱而精心安排的。交警大队包括临时工进出都由他决定。

王建华从交警“吃钱”，自己或叫驾驶员直接找财务拿、报。财务听他的，交警大队领导说队里开支，一分钱要不到，王建华要，一下子能拿二十万，大队领导都不知道这钱从哪来的。

这样拿钱王建华还不过瘾。他把一个中队划归县局直管，每月几十万任务直接往县局交。这样还觉得不行，又挑几个交警，给他们一台车，随便上哪条路查，收入交县局，这几个人属局里管。

王建华还有一手“吃”交警的高招：放风省里下达了非警员转正指标，名额有限。

为了挤进去，大家纷纷托关系找路子给他送东西。交警大队领导在会上传达了三四次，大家也就送了三四次，事后才知道上当了。

彻底铲除灵璧县交警敛财的“食物链”、查清“黑洞”，灵璧老百姓在盼着，我们广大交警也在翘首以待。

2005年12月22日，王建华因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逮捕，当地老百姓放鞭炮庆祝，人们张贴标语表达心情，“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为我县公安清除一害，使我县广大人民得到安宁和谐生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

（07）★中国公安部公开承认存在「警匪勾结」★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223868&typeid=14

香港文汇报引述中国公安部官员指出，在警务督察中，确实发现在部分地区存在「警匪勾结」的现象，在侦破涉及黑恶势力的案件时，以致警方有时不得不调动其他地区的民警进行侦查抓捕。近9年来公安部共对10,034名违纪民警停止执行职务，对5,856名违纪民警采取禁闭措施。

　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副局长郑百岗透露，在内地部分地区确实存在「警匪勾结」现象，警务督察除了对一般警容警纪进行督察外，有时还直接参与到一些案件侦查过程中。2002年，督察局接到安徽省某县群众举报，称当地有人结夥欺行霸市，已成为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督察民警于是前往暗访，发现举报情况果然属实。同时督察警还发现，共十几名公安局和检察机关的警务人员与该团夥有勾结。经「易地用警」打掉该团夥后，公安机关共破获121起案件，抓获29名团夥成员。10多名涉案的警察也依法受到处理。

发动10次全国暗访

　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副局长郑百岗在此间透露，目前，内地公安机关建立的2,808个警务督察机构近9,000名专职督察民警正在内部监督方面发挥较大作用。自2003年2月1日，公安部针对公安队伍中涉酒、车、枪、赌的突出问题，颁布实施「五条禁令」以来，警务督察局先后组织了10余次全国范围的集中明察暗访，共发现了243起违禁事件，牵涉276人。去年一年，各级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共对公安刑事、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现场督察活动6万次，发现纠正各类执法偏差1.2万件，撤销或变更错误的执法决定136件。

　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也指出，警务督察除对基层民警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还将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纳入督察范围。如2004年3月至2005年6月，河南省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在集中督察行动，各县级公安机关共有6名局长、2名政委、1名副局长被免职，134名基层科所队室负责人被免职或调离公安机关。 ▲

（08）★不要相信夸大其词的报道，我们仍是世界第一★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

美国《时代》周刊2月13日文章作者：查尔斯-克劳萨默

历史上最先进、最有远见、最自信的国家哪能离得开周期性的信心危机？1957年，苏联把第一个铁罐子送入太空，美国人觉得天塌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为自己的窘境哭泣，因为索尼公司卖出了那么多高质量的“特丽珑”显象管。“美国衰退论”开始盛行，日本人号称要买下美国。直到后来，那些自诩为管理和规划典范的日本公司经营状况迅速恶化，一群身穿牛仔裤的二十来岁的美国人从车库起步，创造出数不清的财富，接管了国际市场，这种状况才发生改变。

今天，悲观主义的情绪又涌上我们的心头。为什么会这样？这一次，令我们感到恐惧的不是俄罗斯或日本，而是另外一群神秘莫测的外国人--中国人和印度人。

我并不感到担心。我的理由是，博士生、专利、论文和诺贝尔奖，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美国的知识和科技成就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说到底，这是美国的文化有其优越之处。美国文化有利于发展、创新和进步。

成功的基石是企业家精神。美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由、管制最少、最鼓励冒险的。正是美国对创造性破坏行为的宽容，才使美国的经济保持活力。

苏联、日本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错就错在，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政府投入足够多资金，进行足够多规划，就可以培养出创造力。但创造力的精髓是自发性。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大小与人员及思想的流动速度成正比。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允许思想不受阻碍、不受约束地自由流动。

这些文化和制度特征使美国具备了成功的基本要素，即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及科技创造力。在这些领域，美国仍是世界奇迹。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达到了3.5%。在劳动生产率上，能与我们一决雌雄的只有北欧小国芬兰和瑞典，而我们如此恐惧的中国和印度分别排在第49位和第50位。

如果我们听信失败主义的谣言，向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的孤立主义投降，那么我们可能会葬送自己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