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01）★中国史上第一个最完美,评价最高的男人---周恩来★
http://bbs.tiexue.net/9143117/ShowThread.html

外国朋友：

1、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2、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亲自为周总理脱大衣，时间：1972年2月22日上午，地点：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3、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4、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说：“毛主席真幸运，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就好了。”

5、建国前，斯大林和米高扬也说过：“你们在筹建政府方面不会有麻烦，因为你们有现成的一位总理，周恩来。你们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总理呢？”

6、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对毛主席说：“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末了，他又补了一句：“前天美国报纸上登的。”

7、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见日本创价协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请你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

8、英国前外交大臣艾登对美国记者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9、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

10、印度印中友协会长说：“世界上的领导人，能多一些像周总理的，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

11、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12、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说过：“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中国人：

1、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2、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我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辉，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

3、著名作家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4、胡耀邦同志于1984年瞻仰了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后题词：“全党楷模”。

5、毛主席于1974年在长沙对王洪文说：“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

6、文革中当红卫兵向毛主席提出批斗周恩来的要求时，他说：“好吧，让我也去陪斗吧！”

7、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蔡元培说：“周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8、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原北大校长马寅初说：“周恩来总理是最得民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9、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曾说：“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我党团结了一大批人”。

10、陈云、彭真、宋庆龄、叶剑英、罗瑞卿、余秋里、谷牧说：“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11、更多的人说：周恩来是中国我党的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中国我党的一面旗帜、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是中国我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化身，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是人民的好总理、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也盛赞周恩来：

12、李宗仁说：“周恩来作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我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

13、阎锡山说：“周恩来乃神才也！周恩来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党里没见过，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14、张治中说：“我的一切进步与我的老朋友周恩来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情怀，他那广泛团结人的思想是国人学习的楷模。”

16、于右任说：“周恩来的人格真是伟大”！

17、冯玉祥评价说：“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见过周恩来后，在日记里写自己是吃饭太多。

18、古耕虞说：“国民党把我往外推，中国我党把我往里拉，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是周恩来的力量，使我改变了对国我党不偏不倚的立场，逐步靠拢中国共产党”！

19、国民党内传言：得周恩来者得天下，委员长若有周辅佐，何至于有今天的局面（重庆谈判）！

联合国：

周恩来死后，联合国降半旗（不是联合国旗降半，而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国旗全降半旗）。其中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不高兴了，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国家死去的领袖降半旗？”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儿无女，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在海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谁做的到的，我也给降半旗。” 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是中国人的看到我们伟大的总理你还能忍住不来向他老人家敬个礼吗?这样好的帖子你不顶你对得起谁? ▲

（02）★最后的政治交代 周恩来临终时对邓小平的重托★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60105/13006087.html

　　2006-01-05《文史精华》: 邓小平和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此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文革”中，邓小平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后，周恩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后又竭力创造机会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最后终于使邓小平得以复出。邓小平复出后，病重的周恩来又推荐了邓小平做自己在国务院的接班人。邓小平说：“我一直把他当做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邓小平把周恩来视为兄长，终身钦佩和敬重周恩来。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

　　性格内向的邓小平，极少用这种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一个人包括对他所尊敬的人的看法。一次，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当做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周恩来非常欣赏和看重邓小平的才干。建国初期，在一次会议间歇聊天时，周恩来问薄一波，对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怎么看？薄一波更想知道周恩来的看法，就反问道：“总理，您看呢？”周恩来认真地说：“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薄一波进一步又问：“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更喜欢哪一种？”周恩来坦率地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周恩来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上下进入紧急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现任和原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疏散非常关心，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省革委会：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是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出指示，他也不敢怠慢。程世清打算安排邓小平夫妇去赣州，装暖气，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等等。

　　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汇报后，认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他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他说：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他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显而易见，这是周恩来苦心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1月下旬，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回到北京8月3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揭发与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并表示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8月14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很受感动。他在邓小平的来信中批示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虽然还说了“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类话，但毕竟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毛派头子”这句话也反映了毛泽东不忘与邓小平的战斗情谊，等于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铺平了道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一直在为邓小平复出竭尽心血的周恩来就有了“尚方宝剑”。8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把这个批语印制了若干份，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会议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此后，邓小平到江西瑞金、景德镇，湖南韶山等地进行了参观和调查。

　　由于有“四人帮”的横加干扰，周恩来为邓小平的复出工作艰难。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2月27日，纪登奎和汪东兴回信，建议邓小平仍任副总理，适当分配工作。

　　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住在花园村的一栋两层楼房里。离开江西的时候，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再干它二十年！”

　　周恩来对外宾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3月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工作的情况，提议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天，办完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恢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促膝长谈，并共进晚餐。

　　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到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85页）。

　　为给邓小平重新工作、恢复名誉和扩大影响，周恩来尽量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盛大晚宴。周恩来安排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接见。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虽然他在这次会见中并没有讲话，但毕竟宣布了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引起很大的轰动，各国记者们纷纷发回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这年秋天，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把话说得更透。他向客人介绍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　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的复出，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5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兴奋地说：“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至此，迈出了邓小平正式接替周恩来工作的第一步，病魔缠身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邓小平被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做的第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4年3月20日，外交部就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主动提出由邓小平来当团长，但要外交部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出席这次会议对扩大邓小平的国际影响具有很大的作用，江青对此竭力反通过王海蓉和唐闻生，希望外交部撤回报告。江青一连给王、唐打了4次电话。

　　周恩来知道后，和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表示，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他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王洪文一听是毛泽东的意思，立即表示同意。但由于周恩来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绝大多数成员都赞同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

　 4月3日至5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发言稿讨论修改情况。

　　4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好，赞同。”翌日清晨，周恩来立即转告邓小平、乔冠华，并嘱咐外交部将毛泽东的批件影印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后归档，以防止江青在这个问题上再制造事端。

　　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病情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驱车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人送行。4月10日，邓小平不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托，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的“最好的代理人”（《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到1974年5月，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亟需动手术。但是许多事情又等待着他去处理。邓小平对于周恩来的病情非常关心。他回国不久，周恩来要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时，邓小平建议：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总理参加今天的会谈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先谈主要问题。

　　从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的特别会议回国、又处理完手头上的几件重要事情后，周恩来才同意入院动手术。

　　周恩来积极支持由邓小平接替他在国务院的工作在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上，1974年10月，毛泽东在武汉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重大的决定。

　　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这是江青一伙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本来“四人帮”是想让张春桥担任这一职务的，进而实现组阁。

　　一场斗争不可避免。

　　“四人帮”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借“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起攻击，要求“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借“风庆轮”事件，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

　　邓小平同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晚，江、王、张、姚4人阴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见毛泽东。

　　10月18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向毛泽东状告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

　　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向毛泽东吹捧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洪文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警告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提醒他要注意江青。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10月20日，赶到长沙的邓小平陪同毛泽东接见了瑞典首相哈特林。接见结束后，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了交谈。毛泽东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要王海蓉、唐闻生将他的意见带回北京：“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的身体还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对于所谓“风庆轮”事件，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的这一明确指示，制止了“四人帮”抢班夺权的阴谋。

　　1974年12月23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亲飞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同去的还有王洪文。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明确地对王洪文说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还说江青有野心，要求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

　　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在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还提出四届人大后让周恩来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说，以 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做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手术室外守候。在生死难料的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给了老战友邓小平。

　　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示意停下，轻声问：“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立刻跨步靠近手术车。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紧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5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医生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内心极为悲痛，他此时只能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2月20日清晨7时，医院医护人员给邓小平打来电话请示，说周总理要找罗青长谈台湾问题。邓小平沉痛地说：“总理病成这个样，他要找谁就找谁。”12月28日午夜，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了抢救。

　　邓小平被从睡梦中叫起，赶到305医院，陪同邓颖超一起守候在周恩来的病榻前。直到凌晨2时10分，看见周恩来从死亡的边缘转回来，方才离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病逝。1月15日，邓小平忍着心中的悲恸，代表中共中央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深切缅怀老战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周伯伯病逝后，父母亲带领我们全家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当最后走到周伯伯的遗像前，我们每个人都禁不住失声痛哭。”

　　雨中岚山，邓小平深情缅怀周恩来正是周恩来竭力创造条件促成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才为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更辉煌的第三次复出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没有忘记这位兄长般的战友。1978年10月27日，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来到京都岚山。日本朋友用京都的名菜“怀石料理”招待邓小平一行。在岚亭楼阁上观看雨中满山红叶、雨雾迷蒙岚山，饮着甘美的绿茶，欣赏日本民间乐曲，宾主开怀畅叙，自然谈到中日友好的奠基者周恩来。

　　周恩来在赴法勤工俭学前，为报考中国留日官费生，曾东渡日本，到过京都岚山，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等几首诗。在《雨中岚山》里，周恩来写道：“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 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如今烟雨依旧，岚山依旧，而物换星移，故人已去。周恩来所留下的，是他亲自倡导却没来得及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事业。所幸的是，他昔日留法时的忠实伙伴邓小平坚定地接过了这一事业。邓小平深有感触地对日本朋友说：“雨中岚山，别有风味，周总理写的诗就是写雨中岚山。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邓小平在亭谢间默默地眺望了一会儿，然后回头对日本朋友说：“1919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这里的时候也是下雨。当时作的《雨中岚山》这首诗，最近已在北京出版。” 日本朋友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为岚山能通过周恩来这位伟人的诗篇而被中国人民所知晓深感荣耀。

　　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出版。此时邓小平已经去世一年多了，但他在生前特意为这部书题了书名。▲

（03）★陈水扁夺取军权为军事冒险做准备★
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2/0601/12793.html

2005年的最后几天，台湾地区三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作战局”悄然抹去“总”字挂出新牌，这标志着2006年的台军建军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意味着台湾地区当局有可能主使三军悄悄为可能的军事冒险做准备。与岁末台军内部动作频频相呼应的是，2006年第一天，陈水扁在元旦讲话中突提将于2008年催生“台湾新宪法”，这不禁令各方担忧。2005年政治走向颓势的陈水扁当局是否会从2006年起走上军事冒险的不归路，而台军的各项调整是否正在为可能的军事冒险做准备？

　　台“三总部、一总局”悄悄换牌

　　2005年12月29日，台湾地区“国防部”突然以极机密不公开的行动，将“陆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总政治作战局”等所谓“三总部、一总局”单位的大门全部更换新的名称，分别挂上“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国防部海军司令部”、“国防部空军司令部”、“国防部政治作战局”，也就是说，“三总部、一总局”的“总”字全部被抹消。此次换牌行动如此之低调，以至于“陆军总司令部”门前的换班岗哨接班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过，由于行事过于低调机密，所以也导致换牌没换名的尴尬现象发生：台“国防部”原本认为各军种改为司令部之后，各军种“总司令”也将同时改名为“陆军司令”、“海军司令”和“空军司令”，但海军与陆军均表示，由于《“国防部”组织法》尚在“行政院”审议，在“立法院”未通过组织条例并送交“总统”公布前，包括陆、海军在内的最高指挥官依旧称为“总司令”。如此一来的话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怪现象，比如说“立法院”行文给各军“司令部”，可能回文的内容是“国防部海军司令部总司令”海军二级上将陈邦治，一份文件一个人会有两个不同的头衔。空军则两边讨乖，他们对内称“总司令”，对外行文则启用“空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刘贵立”。

　　台“国防部”军事发言人刘志坚表示，既已换牌，军方对外及口头均称“陆军司令”、“海军司令”和“空军司令”为好，但《“国防部”组织法》未通过前，包括各级行文等，仍将沿用“总司令印”。

　　陈水扁借换牌彻底夺得军权　　

　　对于台“国防部”急不可耐提前换牌的做法，各方推测纷纷。

　　有说法是由于“国防二法”实施已届满三年，“军种总部”及“总政战局”改编的落日条款也将于2006年3月1日期满，原本“国防部”已排定在“精进案”第二阶段组织调整，预定于2006年2月28日前，完成“陆、海、空军总部”改为“司令部”的称谓调整，但“国防部”却提前在“总统府”第377次军事会谈中，提出在2006年元旦实施，陈水扁立即核准同意。可见，陈水扁对换牌的急切心情。

　　陈水扁急于换牌有他的考虑。据透露，由于“三军总部”改为司令部当时在“立法院”审议时即曾遭逢包括军内老将极力反对，加上2006年2月台军方高级将领配合各军种组织调整而有极大幅度的调动，包括“国防部长”、“参谋总长”等接班群体都可能由“总司令”级将领接任，因此，各“总司令部”提前调整为“司令部”，再根据“需要”换上自己的人马，陈水扁可以就此彻底夺得军权，将台军“化蓝为绿”。对此，台湾地区媒体毫不掩饰地说，如此保密地偷换三军司令部牌号，让外界感到军方在此挂牌动作的整个过程中，有“不为人知的权力核心运作”，疑点多多。

　　无独有偶的是，在此前两天，陈水扁继去年6月底擢升55名中、少将之后再度提拔44名中、少将。这也是陈水扁自2002年上台以来，第12次提拔将领。根据台官方数据，从陈水扁上任后共发布过12次中、少将晋升名单，每次平均晋升总数约43人，至此，台湾地区军方的中级将领中大多数都是由陈水扁提拔的，而这次换牌则将高级将领也一网打尽，彻底控制军权。

　　军事冒险为政治投机做准备

　　陈水扁夺取军权的根本目的是为其任内的军事冒险做准备。

　　早在他上台不久，就主张对台军编制体制大改革的“中原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本来就是将三军“总司令”的称呼废除，然后将三军“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三军就直属于类似美军的联合参谋制，也就是由“参谋总长”下设有陆、海、空“副参谋总长”，及联合参谋第一到第七次长，设置七大作战区。这基本上与美军现在的编制体制类同。而编制体制的类同最终目的是为了“联合作战”！应该引起外界警惕的是，台军在2005年提出了作战标识与美军的一体化，而日本自卫队也正在实现与美军一体化。种种迹象表明，美、日、台军事一体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中。

　　决非偶然的是，陈水扁在2006年元旦发表了题为“民主台湾，声声不息”的元旦讲话，再次透露出危险的政治投机意图。他特别指出2007年可进行“新宪公投”，并于2008年催生一部所谓“合时、合身、合用的台湾新宪法”。除提出“五大愿景”外，陈水扁还宣示要推动“六大改革”。陈水扁称“六大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宪改”工程，未来的推动必然是由下而上、由外而内、先民间后政党，以“全民共同的智慧与力量”，在2008年为台湾催生新“宪法”。陈水扁称去年6月7日第一阶段“宪改”提前展开，以及去年任务型“国民代表”通过“修宪”等让他对第二阶段“宪改”更有信心。陈水扁还指称希望民间版“新宪法”草案在2006年能够诞生，“如果台湾社会条件够成熟，明年举办‘新宪公投’，谁说不可能？” ▲

（03）★新加坡分析家：对中国崛起美国不会贸然行事★
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8/0601/12795.html

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曼吉特•帕德西最近在媒体撰文说，由于美国正在失去其曾经在东亚所享有的影响力，因此只是在恢复其扮演传统的——亚洲外来平衡者的角色，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似不会贸然行事。新加坡《海峡时报》年前刊登了帕德西的文章，文章题为《美国在亚洲起到“外来平衡者”的作用》，要点如下：

首届东亚峰会年前在吉隆坡举行。这届东亚峰会建立 了一个论坛，讨论共同关心的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论坛的构成是在为一个经济（甚至政治）联盟奠定基础，而该联盟有朝一日将会成为欧洲和北美类似联盟的竞争对手。他们还说，华盛顿正在失去其曾经在东亚所享有的影响。

在亚洲的另一端，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正在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围绕解决边界控制、经济合作和安全等问题的、有着广泛基础的机构。上海合作组织2005年早些时候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了首脑会议后，呼吁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明确从该地区撤军的具体时间表，这似乎是另一个表明美国在亚洲失去影响的例子。

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一个大国的首要目标是地区霸权，与此同时阻止其它大国在其所在地区称霸。作为这一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从经济和军事上主宰着该地区其它较小的国家，而该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军事上有能力对其展开真正的挑战。

通观整个20世纪，美国始终愿意利用地区性大国来遏制或制衡欧洲和东亚潜在霸主的崛起。然而，当地区性大国无法担起重任时，美国就会采取恰当的措施（如利用武力和军事联盟）来对付这些潜在的霸主，就像当初对付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时那样。

这促使包括米尔斯海默教授在内的许多分析家将美国称之为“外来平衡者”。在过去20年中，中国经济上的惊人崛起和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使其有能力崛起成为东中亚地区潜在的霸主。

同过去一样，美国希望借助地区力量——如日本和印度——来阻止潜在地区霸主中国的崛起。然而，鉴于中国的规模之大和发展之快，美国并不打算贸然行事。 如果亚洲大国无法担此重任，它准备在太平洋地区逐步建立一个政治军事安全架构。美国目前正在构建以火奴鲁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为中心的政治军事安全体系，以威慑崛起中的中国不要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

（04）★俄国人谈军售:中国军队装备落后美国整整一到两代★
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2/0601/12775.html

对中国的军售问题在俄罗斯国内一直存有争议，国防部也已将俄对外军售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对一些敏感的军售进行严格审查。向中国出售武器真的危险吗？不久前，俄罗斯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副主任康•马基延科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结论截然相反。
俄罗斯军售与地缘战略平衡

当人们谈到地缘战略平衡可能发生的变化时，首先是指中美力量平衡。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独一无二的人口资源相结合，使其军事潜力显著提升。由此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俄罗斯的军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军事力量对比？毫无疑问，俄罗斯向中国转让先进武器和技术有助于中国缓解与美军事技术差距不断拉大的势头。可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借助俄罗斯军售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军事技术水平鸿沟呢？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的是战后第一代和第二代 （性能与之相当）的武器。换句话说，那时中国军队的装备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50年代末的水平。到90年代，中国开始从俄罗斯进口第三代武器。从表面上看，中国正在利用俄罗斯的军售向前跃进一至两代，从而缩小乐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差距的鸿沟。据信，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中共将拥有一支技术面貌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末和俄罗斯80年代末相当的空军。

武器装备换代周期之类的因素也在起作用：第四代飞机20世纪70年代末研制，80年代装备部队，90年代开始落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将开始淘汰。换言之，当第三、甚至第四代武器系统在中国军队中占主导地位时，美国的武装力量已开始获得第五代装备了。由于中国大量地采购处于生命周期中、末期的武器，完成换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仍将落后美国整整一至两代。

由于战斗系统越来越复杂，造价也随之急剧提高，因此每一代武器系统的生命周期也一直在延长。例如空军武器，第一、二代战机的生命周期是10～15年，而第四代的周期则超过30年。不过，每一代武器在其生命周期内都在不断地改进，因此每一代又出现了“次生代”或装备系列。这种现象的实质是在旧平台上安装新的、可以大幅提高武器潜力的电子、光学、激光或其他子系统。

中国最近采购的都是新一代的武器系统，然而却是这一代的早期型号。中国进口的苏-27SK和877ЭКМ型潜艇都属于这类武器。莫斯科向韩国和阿联酋大力推荐自己最先进的苏-35/37（第四代战机的第二系列），向印度出售了经过改进的苏-30MKI。

与中国军队缓慢的进步不同，美国军事技术和实力迅猛发展的速度令人吃惊。在海湾战争之后的几年，美国无论是在研制新型武器方面，还是在军事理论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瞠目的进步。美国为了保持军事技术的绝对优势，正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和科研能力大力开发令人眼花缭乱的指挥、侦察和通信一体化系统、太空监测系统、太空攻击武器、太空力量投射手段、高精确度弹药、无人作战系统、战术高能激光武器、次声波武器、束能武器、等离子体武器、电磁轨道炮，以及目前已取得重大突破的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美军的次声波武器为例，在波黑战争中美军就曾使用次声发生器对集结的南联盟武装部队发射次声波，几秒钟后使对方大批人员神经错乱，癫狂不止；周身剧烈不适而丧失了战斗力。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有技术和实力建造F/A-22和JSF等第五代歼击机的国家，被称作“猛禽” F/A-22的战机由于其无与伦比的技术性能而使美部分美国会议员称它为“能力过剩”。该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只有0.1平方米，而一般战斗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在22平方米左右。该机一旦与对手空中交手，对方火控雷达几乎无法探测。F/A-22飞机的火控雷达可自动搜索、跟踪30个飞行目标，并可跟踪16个地面目标，最大飞行速度可达到2.1倍音速，作战半径达1500公里，一次可飞行4000公里，犹如一架中程轰炸机。空战时，F/A-22飞机一次可携带 8枚空空导弹；对地攻击时，则拥有反辐射导弹、远程空地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等多种武器。英国军事研究和评估局对F/A-22战斗机的评价称它的作战能力相当于10架俄罗斯最先进的苏-35战机。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是无可争辩的军事政治霸主。

就算莫斯科决心向中国转让最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俄罗斯自己在一系列领域越来越落后的现实，也使得中美之间的技术失衡不可能消除。俄罗斯早在苏联时期就在军事技术领域落后美国近10年，在目前的危机阶段，这种差距因为用于军事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的资金严重不足而大大扩大了。若俄罗斯的科技实力与中国的财力资源相结合，双方共同研制未来型武器装备，那么局势就可能得到一定改观。然而，出于对中国的提防，俄或许永远不会采取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步骤。因此，俄罗斯的军售只是将中国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差距缩小到一代半，但美国仍将长期保持相对于中国的军事技术的绝对优势。

地区力量平衡

俄罗斯军售将在地区层面上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于喜马拉雅战区的地理特点，研究中印之间军事技术平衡的变化没有实际意义。双方在这个地区的潜力不取决于部队的传统装备，而是取决于部队的山地训练情况和是否拥有特种装备。山地战从来就不是俄军的强项，俄武装力量中没有山地部队，俄国防工业也不生产山地战装备。我们不能向中国或印度提供任何此类装备。

从理论上讲，中国武装力量的增强可能会影响到日本的军事政策。不过日本暂时只是在口头上表达它的不安。在朝鲜军队的物质条件明显恶化的情况下，韩国在迅速增加军事预算。汉城已经向美国波音公司订购了40架性能超过SU-30MKI的F-15K战机，并还打算购买可搭载飞机的2万吨左右的准航、大吨位的潜艇，包括核攻击潜艇。在韩国的军事计划中，只有获得“爱国者”或S-300之类反导弹系统的努力是与朝鲜的战役战术弹道导弹有关，因此军事专家们认为，韩国的军事计划主要是针对中国的。

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保持地区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很明显，中国所有的大宗军购都是针对这个谋求独立的岛屿省份的。进口先进的歼击机是建立空中优势所必需的，没有空中优势就无法实现登陆；“基洛”级潜艇可以威胁岛国生死攸关的海上交通；最后，“现代”级驱逐舰被认为是一种或多或少会给美国航母编队造成一些威胁的兵器。然而中国大陆增加海空力量遇到了台北的反击，后者创纪录地采购了大批先进战机和军舰。法国向台湾出售了6艘先进的“拉法耶”级驱逐舰和60架“幻影-2000-5”型歼击机。此外，还有美国出售的更为先进的150架F-16，以及刚刚交付的 “基德”舰、反潜机和潜艇等。台湾购买了美国的远程预警飞机，增强了它指挥、侦察、通信的目标指示和能力。即使考虑到引进的军工生产能力，中国在2008 年前也不可能取得对台空中优势。至于海军和电子战兵器，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仍占有相当的优势。

中国军事实力增强的后果，对于南中国海的局势来说可能是最富戏剧性的。东南亚国家的军事预算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不仅在中国与越南、中国与印尼等国之间，而且在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的实力之和之间都可能会发生力量失衡。俄罗斯对自己军售引起的军事政治后果极其敏感，因此它可能会对正在形成的失衡加以修正，建议该地区的国家购买提供给中国的类似、甚至质量更好的武器。印尼开始谈判采购12架苏-30КI就证明了这一点。苏-30КI的作战能力胜过了中国的苏-27SK，不过略逊于印度的苏- 30MKI。

俄罗斯的安全

不过，最重要的是评估俄罗斯自身的安全。显然，作为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但自然资源极度缺乏，生态环境遭受毁灭性破坏，同时又经受巨大人口压力的国家，中国军力的增长不会使俄总参谋部感到特别高兴。然而局势也未必会因为向中国出售武器而变得比现在更富有戏剧性。

第一，中俄力量对比就像中美力量平衡一样，其变化不是质量上的，而只是数量上的。正如美国不管俄罗斯是否继续向中国出售武器都会继续保持对中国的绝对技术优势，中国在常规力量方面已经具有对俄罗斯的优势。中国的人口、地理、运输、经济和纯军事因素的总和要胜过俄罗斯，这足以抵消中国军队在装备上的落后。如果中国人进攻俄罗斯的远东或西伯利亚，莫斯科用传统手段是阻挡不住的。讨论假想中的进攻是使用50年代的武器还是90年代初的武器没有实际意义：占领俄罗斯领土最多只需几个星期，武器质量只是使占领速度相差几个昼夜而已。只有核武器，甚至已不是战术核武器，而只有战略核武器才能阻挡中国的进攻。

第二，从中国目前的军事采购结构上，看不出它的军事建设是针对俄罗斯的。中国的首要规划是空军和海军的现代化。

第三，冷战结束后，外部安全和国防问题呈现出全新的特点。当然，世界不会变得像田园诗一般美好，仍将处于长期且激烈的国家间竞争状态。当然，竞争的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军事政治因素的意义减小了。占领或吞并他国领土、因为意识形态分歧侵犯他国主权或武力颠覆他国政治制度越来越不为世界所接受。竞争已经转移到争夺对全球财经、信息和管理资源的控制权，以及建立更有吸引力和更文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模式上。相应地，在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武装力量的作用下降了，相反对外部施加作用和影响的“隐晦方法”的意义却在增大。控制国际货币和财经机构的活动、控制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媒体，及与其功能相关的基础设施、首先是太空设施，就属于这类方法。推行外交政策的现代化手段包括，在其他国家的精英人群中建立友好的院外活动集团，以及利用境外侨民等。

俄罗斯与中国，就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也在互相竞争。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使用武力实现对外政策??中国也属于这类国家。如果俄罗斯成为中国扩张的目标，那么中国人的扩张方法将最有可能是非军事的：不仅仅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而且是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扩大人口渗透；先在联邦主体、进而在全联邦的政权机构从事亲中国的院外活动。

武器出口现象的有趣之处还在于，这??，而且后者可以归为国家竞争的 “隐晦方法”。事实上，卖武器是将外部的财经资源吸引到俄罗斯服务于自己民族经济的手段之一。在我国的高技术领域、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以及科研和设计工作中使用外部财经资源，可以加强俄罗斯的竞争力，因而会巩固俄罗斯的安全。

军事技术合作

中国一直致力并试图扩大与俄罗斯的联合研制和设计工作。美国媒体指出，目前中俄间至少有100个联合研究项目，其中主要是使俄罗斯的基础设备适应中国武装力量的要求，但也有一些新的武器样本。据报道，中国歼-10战斗机的研制就得到了俄罗斯有关帮助。这类关系的商业价值和战略意义要比武器转让大得多。

首先，转让武器通常很容易被先进的太空侦察设备发现。但是，武器生产技术信息的转让或外国专家在中国国防工业企业和设计机构工作的事实只有用间谍侦察的手段才能查明，而这在非民主的、缺乏基本透明度的中国是很难进行的。

其次，原则上讲，中中国队的技术现代化因为进口信息和技术而更加便宜和有效。依靠从国外购买武器和装备来满足如此庞大的军队需求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获得必需的信息，就可以生产进口替代品，将来还可以出口军事产品。

技术转让隐蔽而且可能收到意外的好处，这使它变得极其重要和富有吸引力。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未来的中国国防工业能否在获得的俄罗斯技术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自主研发能力？

众所周知，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过大规模引进苏联军事技术的先例。事实表明，在随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的国防工业只能将当时所得到的样本进行了一些改进，尽管竭尽全力也没能独立建立起新一代的武器和装备。这可能会被归结于中国的自我封闭和中共自身主导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乃至邓时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破坏。然而，一些更加深层的因素限制了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创新能力。1995年，斯德哥尔摩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国的军事研究和设计工作的现代化状况及前景进行了一次专门调查。专家们发现，中国军工科研在关键领域并没有取得任何举世瞩目的重大进步，因为中国的军事技术水平在整体上依然十分低下。

阻碍中国军事研究设计工作效率提高的因素，首先是军事科学的集中管理结构、军事科研工作的地位不高、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脱节、最有才华的干部流向民用部门等。一般认为，中国尽管有很大的理论知识潜力，却很难将它们运用到实际的研制工作中，军用和民用之间的协作很少。而在西方，由于两者的合作，民用研究可以运用于军事领域，从而大大推进军事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对军事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负作用，因为经济改革使私营公司比军事领域的工作更有吸引力，前者能够提供更高（十倍以上）的报酬和更好的环境。

最后，除上述妨碍科研设计工作顺利发展的制度因素外，还应当指出更深层的制约因素。中国政治现实中的官僚体质和普遍的腐败行为，极大地掣肘并损害了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使得中国缺少具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技术成就。

此外，军事技术创新能力要求前所未有的经验、知识和财富积累。不排除中国人在60～80年代积累了一些经验、建立自己的军工传统和消化苏联的军事技术。 90年代中国创新能力的进步还得益于大量中国学生到西方、首先是到美国的大学留学。虽然这些留过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更愿意在民用科学和经济领域工作，但这对于军事工业来说并非不那么重要。

因此，受到严格控制的俄罗斯的军事技术转让只是中国军力发展的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因素。技术转让和出售武器装备一样，只是加快中国军力的发展。反之，拒绝合作只能延缓、而不能完全阻止它的发展。 ▲

（05）★苏共亡党祭：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支持必然垮台(一) ★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729/12523973.htm

　　编者按

　　本文是著名经济学家、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黄苇町根据2005年7月13日他在中央党校讲课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

　　1991年8月24日，苏共被迫宣布解散。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但诚如作者所言：“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作者运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理论，从一个侧面，再次简要地回顾、审视了苏共覆亡的历史，证明了“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的真理。

　　认真汲取苏共丢失政权、宣布解散的沉痛教训，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阐释的理解，坚定对“三个代表”是我们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认识。

　　正文

　　不久前，我们隆重、热烈地欢庆了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可对于北方邻邦的共产党人来说，此时此刻，他们的感情却是复杂的。因为相隔不到两个月的8月24日，就是苏共亡党(宣布解散)10周年的祭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大执政党的历史命运如此天差地别，不能不让人感慨和深思。

　　对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国理论界已谈得很多，如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活动；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的经济停滞和落后；还有后来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等等。但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谈得相对较少，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触目惊心的反差：辉煌与凄凉

　　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1989年3月是以89•４4%的压倒多数选票，也就是说，他是在选区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下，击败了苏共的正式候选人，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在他宣布退党后，又以压倒优势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1年的“8•１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

　　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目前没有谁给这个谜作了明确的解释。”谢尔盖不解地说，“看来……是一些正常的人……而现在却像盲人一样，蹒跚地走向深渊。”

　　是这个民族缺少政治激情吗？不是，就在同一世纪的初年，群众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卷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前夕，共产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我们在《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巨片中看到的场景，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当起义队伍像潮水一般地涌进冬宫大门时，只有为数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挡车式的无效抵抗。

　　还有中国观众熟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也真实地再现了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列宁遇刺后，发疯的人群几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饥挨饿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病情公告……这些过目难忘的画面，同73年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黯然离去时人们所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反差多么鲜明！

　　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

　　曾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靠三个口号上台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加在一起，反映了参加二月革命的工农兵群众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拒绝下层人民的“狭隘利益”，于是，群众纷纷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所执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权才能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发展壮大。也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中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达到西方国家用了整整一个时代才实现的工业化。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危急形势下也有过一些失误，如无偿征集余粮引起农民暴动，肃反扩大化伤害了知识阶层，还有在白军逼近时枪决沙皇全家损害了红色政权形象……但作为心底无私、襟怀坦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一旦发现错误，就坚决纠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为苏俄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列宁还十分注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1919年，在给动员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1922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作出规定，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斯大林为苏联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整地贯彻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势下的临时性措施固定下来，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极端。

　　比如，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惟一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使人们逐渐失去共产党掌权之初的那种“主人翁”感。

　　再如，列宁强调党的思想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斯大林则把“思想统一”引申到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有苏共领导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改革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农村也出现要求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作业组，并自负盈亏，使个人劳动和物质利益挂钩的提议。这些都是当时苏共从事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产发展要求的正确意见，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而提出意见的苏共干部，还因此获罪。

　　还有，受当时环境的限制，列宁不能不较多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这是必要的，但也带来隐患。列宁在晚年，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如何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而斯大林却由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就严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气，损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中，错整了苏联各民族大批的优秀儿女。这期间共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总之数字十分惊人。这不仅给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苏共在当时还使用了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过不断渲染这段历史来吓唬老百姓，利用人们对回到“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担心，和今天的俄共争夺选民。

　　可以这样讲，苏共党群关系的巨大裂痕，正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未完待续）

（06）★挫折中奋起：面对中俄军演中的“国际洋相”★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xwpdxw/2006-01/05/content_377164.htm

2006年01月05日解放军报 刘贵军 本报记者 谭洁

杨方武，中国空降兵新型装甲战车连首任连长

12月25日，空降兵某师宣布，战车一连连长杨方武所在的连荣立集体二等功，他本人荣立三等功。杨方武，中国空降兵新型装甲战车连首任连长，在空降兵部队从步兵到装甲化的历史性跨越中，他目击并参与了这一历程。

在这个巨大的转变进程中，挫折常与杨方武相伴，只是，这位墩墩实实的湖南汉子总是“坎”过天晴，在战车的轰鸣声中重新昂起头来。

及时赶来的专家当场肯定了战士的提议，并严厉地警告了他

杨方武是幸运的。为使中国空降兵新型战车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战斗力，经过层层选拔，当时还是副连长的杨方武被上级领导一举相中成为战车一连连长。

“那天的心情真的比阳光还灿烂”，杨方武说。当他带着几名战士把某新型伞兵战车开进营区，部队沸腾了，一位将军拍着杨方武的肩膀激动万分：“从这一刻开始，中国空降兵的历史将被改写。记住，这不仅是历史赋予你的使命，更是时代赋予你的机遇，好好干吧！”

将军的话，瞬间点燃了他的渴望和激情，热血涨红了他的脸膛：“请放心，我会用行动证明自己。”

重装训练对中国空降兵部队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于是，作为一线指挥员，杨方武满怀豪情地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探索。

然而，探索的路并非一帆风顺。第一个车炮场日，他组织战士对新战车进行保养。在擦拭发动机时，杨方武毫不犹豫地要求战士们高标准地做，把发动机擦得锃亮。

这时，一名战士却对他的“高标准”提出异议：“发动机部分零件不能擦拭得太干净，油料对发动机有保护作用。”及时赶来的专家当场肯定了战士的提议，严厉地警告了杨方武的蛮干行为，随后还进行了通报批评。

那晚深夜，他迎着寒风，在寂静空旷的训练场走了一圈又一圈。凝望夜空，仿佛星星都在嘲笑他：不仅在全连官兵面前丢了面子，还差点酿成事故。他恨不得找个地缝立即钻进去。

“事业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妻子发来的短信，让他冷静了很多。面对曾经的誓言，杨方武深刻地反思自己：在新装备面前，“三脚猫”功夫是行不通的，必须成为专业上的行家。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训练，他决定将襁褓中的女儿送回湖南老家。骨肉分离，凝视着女儿清彻的眼神，杨方武心中酸楚而坚定。

“你们全军覆没！”指挥员愤怒的话语，让他的心境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这是一次难得的展示实力的机会：夏日的一天，上级组织实兵实投实弹演练。

经过数个小时空中长途奔袭后，杨方武带着战士们在一陌生复杂地域空降成功着陆，并迅速驾驶战车，一路冲杀，势如破竹。

演习结束，杨方武指挥着车辆像英雄般骄傲地返回出发点，等待着上级表扬。“你们全军覆没！”指挥员愤怒的话语，让他的心境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原来，在快速突击中，由于求胜心切，使用定位系统不当，他们连车带人误入“敌”阵地。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躺在床上，一遍遍地回忆战斗的每个细节，作为一名担负突击任务特种作战指挥员，他心灵深处真切感受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痛苦和无奈。

这时，那位曾经愤怒的指挥员找到他，真诚地和他进行了交流：既然已死过，就应珍惜现在。重头再来，还来得及！

“这是重生的机会，我们已别无选择”，杨方武念起当初的豪言壮语，在面对全连官兵总结教训时说：对装备规律的认识，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现在必须只争朝夕！

恰逢妻子出差路过驻地，辗转10多个小时才在训练场找到了他。一个小时后，妻子又该启程了。汽车离开时，她先是冲他伸出大拇指，随后又向他潇洒地打出一个“V”字。看着远去的妻子，杨方武的眼睛湿润了。

干！杨方武转身回到训练场，又投入到紧张的探索中。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学装备、爱装备、练装备在连队的热度如夏天阳光下直射的温度计，一路飙升，官兵们短时间内突破了多项实战的难题。

正当大家张开嘴巴准备欢呼时，导弹突然一头栽了下去

杨方武最难堪的，莫过于那次“国际洋相”。

盛夏时节，“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辽东半岛举行。俄罗斯空降兵进驻后，按照演习规则，双方在正式演习前进行武器校射。

我方战车登场。在杨方武的指挥下，战车起步、转身、占领射击线，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一声令下，导弹拖着长长的火舌扑向靶标。正当大家张开嘴巴准备欢呼时，导弹突然一头栽了下去，靶标安然无恙，地上却多了一个大坑。

娄子捅大了，这可是“国际洋相”！一时间，领导、专家齐集连队查找原因。调查结果，是操作时一个很微小的细节处理不当所致。

演习当前，能不能打赢？杨方武的脸色一时成为连队士气的风向标。面对曾经的诺言，杨方武二话没说，带着官兵一头扎进演习准备中。

如何才能正确发射导弹？射击中车载炮卡壳怎么办？导航定位系统失灵怎么办？电台联系不上怎么办……那段日子里，他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问专家、搞调研、查资料，一个隐患一个隐患查，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解剖。随着排查的问题归零，大家的临战热情再一次高涨起来。最终，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演习任务。

捧着大红奖章，杨方武长吁一口气：“坎”过天晴，他终于可以笑对组织，笑对全连官兵了。此时剩下的，是对远方妻女的思念。▲

（07）★太平岛风波越南叫板 两岸南海默契考验★
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8/0601/12894.html

面对太平岛上风波再起，人们也许不该忘记，海峡两岸曾经有过共守南海、一致对外的默契……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王文山报道：12月31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宣称，台湾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兴建飞机跑道，“严重侵犯越南的主权”，要求台湾方面立即停工。

事情的缘起要从2005年10月说起，据台湾《新新闻》周报披露，当月台湾陆军征集一些具有建筑经验的军官士兵，调往陆军第6军团53工兵群工3营服役，执行代号“太平专案”的机密任务。据悉，“太平专案”实际上就是要在太平岛修建一条1150米长的机场跑道和其他相关设施。台湾要在太平岛建机场跑道已经喊了12年，却从未见八字有一撇，现在却以极机密作业开始动工，自然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

南沙赶建机场专为陈水扁？

根据台湾“国防部”的说法，南沙太平岛不仅有台湾海防官兵驻守，也常有台湾渔船在附近作业甚至停靠，由于不时传出有人因意外或病急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所以在军方人员及经费都允许的前提下，便考虑以“人道考量”之名进行太平岛机场跑道兴建的作业。

然而这种解释仍让外界疑惑重重。太平岛自1956年蒋介石派军舰驱逐霸占岛屿的菲律宾军民以来，一直由台湾军队或海巡署驻守，台湾在其控制下的岛屿修建机场，如果真是出于所谓“人道救援”目的，何必遮遮掩掩？如果机场真没有军事目的，何需直接动用“国防机密预算预备金”？如果具有军事目的，修建一条无法满足战斗机起降的跑道又有什么用处呢？即使将来跑道可以延长到2000米以上，“国军”的空中力量又能因这个只有0.43平方公里的小岛而增强多少？

因此，台湾一些“立委”认为，机场很可能是具有让陈水扁在卸任前得以进行南沙之行而专案赶工的意味。今年9月16日，陈水扁公开表示，未来3年内，他最希望而且一定会登上“台湾最南端的太平岛”，并“邀请媒体记者一起见证历史”。

台湾对太平岛主权看法的变迁

在蒋介石、蒋经国时代，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虽奉行“反共拒和”的强硬立场，但在南海诸岛上却与祖国大陆立场一致，称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坚持南海的“历史性水域”，反对他人侵占。海峡两岸甚至一度形成了守卫南海的默契。

1974年1月，解放军海军在西沙永乐群岛对南越海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时，东海舰队兵力前往支援，被台湾军队封锁了近30年的台湾海峡却对解放军南下兵力大开绿灯，使我兵力顺利通过台湾海峡。1976年3月，台湾当局针对越南出版的地图将西沙、南沙群岛列入越南领土，专门发表声明指出西沙、南沙群岛均为中国领土。

1988年3月，大陆海军舰艇在南沙赤瓜礁海区对侵占赤瓜礁的外国海军进行反击作战，解放军曾在太平岛停留一周补充粮食饮水。当时台湾“国防部长”郑为元公开表示，“如果再发生战争，国军将助共军抗战”。1993年，台湾当局制定“南海政策纲领”，明确提出要坚定维护南海主权，“国防部”有关官员表示，“不排除与大陆合作开发与管理南沙”。

然而，李登辉上台后推行“台独”路线，抛弃在维护南海诸岛主权上同大陆协调一致的立场，甚至企图将“中华民国领土仅及台澎金马”的“台独”主张写进所谓“宪法”。

1996年7月，日本右翼分子强行登上钓鱼岛并建造灯塔，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但台湾当局公开表示不与大陆站在同一立场。1999年11月，“国防部长”唐飞突然宣布“海军陆战队”从已经驻守了几十年的太平岛撤军，换成海警驻守。

太平岛上不太平

因此，无论这次台湾在太平岛上修建机场是出于“政客作秀”还是“战略考量”，两岸海军军旗在太平岛及附近海域曾经共同飘扬的事实，向任何觊觎中国领土的外国势力都发出了提醒和警告，海峡两岸的矛盾只是兄弟阋墙，而在南海领土问题上还轮不到外人探头探脑。

事实上，某些国家在太平岛主权问题上说三道四也不是第一回了。2004年4月台湾运送建筑材料赴南沙中洲礁建筑简易观鸟亭。越南就要求台湾“停止在越南拥有主权的岛屿上的活动”。越南的海军陆战队还占据太平岛附近郑和群岛周边所有可以被占领的岛礁，如敦谦沙洲、舶兰礁、鸿庥岛，以及安达礁。菲律宾也在距离太平岛以南38海里处的中业岛，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并建有跑道供小型战机起降。

此次，越南外交部就“太平专案”的“指责”遭到了台湾方面的反驳，台湾“外交部”旋即声明“太平岛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不管台北和北京对“一个中国”的概念的解释有多大差距，但至少在太平岛问题上，“中国”的概念还是海峡两岸所共守的。陈水扁为什么要在太平岛修建机场是一回事，如果真的是在针对大陆，大陆自然有应对之道；但如果有些国家企图从中渔利，甚至趁火打劫，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8）★日本新空战规则 对准东海中国军机★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099602&typeid=14

2006年01月06日 环球时报: 据日本《产经新闻》1月4日报道，日本防卫厅正在研究制定新的航空自卫队“交战规则”。新规则将规定日本指挥官可以命令飞行员使用武器。《产经新闻》还毫不掩饰地说，此举针对的就是进入东海空域的中国飞机。近来，日本一方面指责中国军费问题，制造“中国军事威胁论”，另一方面自己却动作频频，仅新年前后就传出了自卫队赴美进行针对我钓鱼岛的联合演习、即将成立统一指挥海陆空三军的“统合幕僚监部”(总参谋部)、组建直属于防卫厅长官的“中央情报本部”等，可以说，日本自卫队正从体制、装备、军事部署和训练 ，以及舆论和法律环境等各方面，全力打造一支能介入周边地区军事冲突的正规化军队。

以“保护武器”为由制定新“交战规则”

据《产经新闻》称，这则报道是日本防卫厅一位“消息人士”向其透露的。据他称，鉴于“不明国籍的军机频频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区’”，防卫厅将针对侵犯领空问题加强对策，研究制定新的航空自卫队“交战规则”。按照日本现行的“交战规则”，如果有不明国籍的飞机进入“防空识别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将紧急起飞，向对方发出警告。如果对方不听从劝告而入侵日本领空，可将其赶走，或者强行使其迫降。此时，如果对方战机不顺从命令，甚至开火，日本战机该怎么办呢？依据现有的《交战规则》，只有对方战机采用发射机关炮等手段抵抗时，日本的飞行员才可以“正当防卫”，进行还击。而如果航空自卫队飞行员“滥用武器”，给对方造成重大伤害，给日本政府造成“重大外交政治麻烦”，那么该飞行员就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

报道称，这种可能导致被刑法处罚的规则使日本飞行员对使用武器犹豫不决。在0.1秒决胜负的空战环境中，日本飞行员不但会错过了最好的反击时机，自己也面临着“致命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日本防卫厅决定运用自卫队法第95条有关武器保护的条款，即为了保护战斗机这种武器，航空自卫队方面队司令官可以根据情况下令飞行员使用武器”。《产经新闻》说，防卫厅的这一决定已经通过了内阁法制局的审查，目前正在研究修改相关条例以及发布命令的程序等具体细节。

刻意混淆“防空识别区”与“领空”的区别

人们注意到，《产经新闻》的这篇报道使用了许多普通人不太懂的军事术语，特别是一会儿用“防空识别区”，一会儿用“领空”，搞得读者糊里糊涂。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空识别区”，它与“领空”有何区别呢？

据军事专家介绍，所谓“防空识别区”，是一国根据自己的空中防御需要制定的一个空中预警范围。一般而言，以该国的战略预警机和远程雷达所能覆盖的最远端作为“防空识别区”的界限。它比领空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要大很多很多，根本不属于国际法中的主权范畴。目前，日本单方面划定的“防空识别区”都是按美国的划分方法，在东海基本上是沿着东经125度往南，至北纬30度，再往北纬25度、东经120度的方向斜向西南，至东经123度再折往正南的线。这样一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最近处距离中国海岸仅约130公里。也就是说，中国飞机在自己的沿海飞行，都可能进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产经新闻》援引的“防卫厅消息人士”拿“防空识别区”来说事，并刻意混淆“防空识别区”和“领空”的区别，制造中国威胁的目的十分明显，但对于并不了解这个概念的普通人来说，确实能产生误导作用。

日本为何起劲宣扬“中国威胁”

据称，所谓的航空自卫队战机的新“交战规则”针对的是“不听从劝告进入日本领空”的外来飞机。而在当今，别国的飞机不宣而闯入日本领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是，日本东京的制空权目前还不掌握在日本，而是在美国手中，日本现在正在积极收回这一主权。现在能在日本领空中自由飞来飞去的外国战机大概也只有美国空军的战机 了。

实际上，这篇报道的目的很明白，《产经新闻》在报道中也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防卫厅修改该规则是针对中国的。该报说，由于中国在日中东海中间线附近开采石油天然气，最近，中国战机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区”的事例大幅增加。2005年度中国战机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区”的架次已经超过了历史最多的30架次。航空自卫队的警备部队称中国军机为“定期航班”。

另外，《产经新闻》还报道说，由于日本已经批准帝国石油公司在日中东海中间线东侧开采石油天然气，日本政府已经设想“中国的海军舰艇可能会通过警告射击来妨碍开采”。为此，日政府也在考虑派遣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或者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前往保护。因此，日本需要监视中国军机动向。而在监视中国军机动向的过程中，海上自卫队的电子战数据搜集机以及海面舰艇的雷达数据不可缺少，十分需要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斗机保护海上自卫队的行动。人们注意到，这一篇报道中通篇充满“入侵”、“应战”等字眼，似乎给普通读者一种“中国随时要入侵日本”的感觉。近年来，在日本网络和小媒体上经常出现“第二次日中战争”之类的假想，但这样一个日本主流媒体援引防卫厅消息人士的报道对日本舆论的误导作用还是非常巨大的。

更值得重视的是，近期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动作非常频繁，这类新闻也随之剧增，营造出了一种日本已经处在威胁之中，必须马上作好战争准备的紧张氛围。但事实上，无论是在日本周边地区，还是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都看不到任何针对日本发动武装挑战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说，日本极力想突破和平宪法、大肆增加军事力量、故意制造周边紧张气氛的做法，和当前的世界及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潮流是格格不入的。日本加紧成为军事大国，根本不是外部刺激使然，而是日本内部政治结构失衡的结果。以小泉为首相的鹰派政治势力无论在政府还是在国会都掌握了绝对权力，这一政治势力要推动日本成为军事强国的立场是一贯的。为了给自己的军事扩张制造借口，同时也考虑到国内民意的一些压力，日本政府才制造出“中国威胁论”、“朝鲜威胁论”。

对日本来说，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没有自己的军队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在竭力成为美国亚太战略支点的同时，也迫切希望自身的军事行动能力能实现突破。日本只有约26万人的自卫队，但每年军费高达500多亿美元，由此可见日本在军备上的投入有多大。日本早已是世界军事强国。日本近年来还实行“抑陆向海”的战略，加强海上和空中这些外向型的军事力量。日本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一的扫雷、世界第二的反潜、世界第三的舰艇吨位总量，第三代战机的数量在亚洲国家中遥遥领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日本军事的学者马俊威说，日本仍然不满足，觉得自己受和平宪法的约束，不能积极使用已经很强的军事力量来为争取政治大国地位服务，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这种制约。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把和平发展的中国视为其成为政治大国的最大障碍和首要对手。事实上，日本在用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为自己成为军事大国寻找理由时，日本自己正在成为周边国家真正的威胁。▲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张莉霞　环球时报记者　程刚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江新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