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01）★中俄战机交易中大量未公开的秘密（七）★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5/12-27/142244-6.html

寻求和解之路

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无论是西方还是前苏联的领导人，都低估了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对国家和民族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北京当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华盛顿这一将中国变为其半殖民地性质军事反苏前哨的建议。虽然在当时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因为所谓的“三大障碍”而暂时无法获得突破，但也绝对不会为他人火中取栗。

必须考虑到的是，当时中国军队尚未结束对越南的军事行动。而前苏联军队也依然在阿富汗的山区与反政府武装进行着坚苦卓绝的战斗。即便如此，中国领导人依然拒绝了美国发出的加盟反苏阵营之请贴，这说明北京的领导层是以深谋远虑的高度国际政治眼光来看待问题的。经过文革考验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以更加务实的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他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而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只为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中国领导人完全是在以世界级的大国心态处理国际政治关系。

遗憾的是莫斯科是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察觉到北京在外交上的这一重大举措，这对莫斯科改善中苏关系的决心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1986年一个中国空军的高级代表团，在结束了对包括法国在内西欧国家的友好访问后，归国途中应邀访问了莫斯科。在中国客人抵达之前，莫斯科已经通过特殊渠道获悉，在这次访问中，法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一批幻影2000C歼击机用于测试和评估，已使北京最终决定是否采购这一型号。在此之前印度已经同意采购40架这一型号的飞机（实际上幻影2000，在日后一直作为俄制战机在印度和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在与中国客人的会谈中，苏方代表空军中将马罗科夫，直截了当地提出前苏联政府和军队期望恢复和加强与中国在防务方面合作与交流的意向，并愿意向中国出售所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包括歼击机和导弹系统。马罗科夫中将对来访的中国贵宾表示，北京最近从中东国家获得了一些相对陈旧的米格-21MF和米格-23MS飞机。莫斯科非常清楚中国方面是想在这些飞机的基础上，发展新一代的作战飞机或者对飞机进行分析以获得所需的技术，实际上中国同志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从我们这里获得所需要的一切。

既便在1969年边界冲突后不久，莫斯科照样批准了用于新型战舰的汽轮机锅炉以及米-6和米-8型军用直升机的出口。在爆发中越边界冲突以前，还向中国出口了“立方体”导弹系统。这种导弹因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大显身手，而被国际军火商称之为“萨姆铁拳”。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在关系相对紧张的时期都保持着一定的军事交往，那么在两国关系逐渐恢复的情况下，就更没有理由为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设置人为的障碍了。特别是作为苏制装备的传统使用者，中国飞行员在这些方面不应存在任何技术问题。

马罗科夫中将建议向中国出口比较成熟的米格-23MLD截击机和新型的米格-29歼击机，后者作为前线航空兵最新装备刚刚获得国家的出口许可。同时米格-29也是在那一时期唯一获得前苏部长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出口许可的第四代歼击机，米格-31和苏-27一直到1990年以前都不在莫斯科的出口名单上。苏方进一步提出，愿意向中国派遣专家帮助建立包括发动机在内的米格-29的配套生产线。当然这一切取决于中方自己的需求和意愿。

马罗科夫中将还邀请中国客人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外50公里处的空军航空技术装备展示中心（机场在库宾卡），这个机场早就享有空军样机展示“卫戍部队”的美誉。在那里，中国客人第一次通过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西方的杂志和图片，看到了闻名天下米格-29歼击机和一些其他型号装备，苏方这一积极举措使中国代表团认识到，莫斯科是以相当真诚地态度来对待两国关系的新局面的。中国客人仔细考察了米格飞机，甚至亲自坐进米格-29座舱感受一下新型战机，并对该机的性能赞不绝口。

事物的发展总需要一个过程，在库宾卡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惊动了某些上层人物的神经。国防部总干部部长、原远东军区司令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大将（8.19政变时任前苏联国防部长）亲自打电话给总参谋长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询问外界流传的向中国出口最新米格战机的消息。考虑到远东军区多年以来作战对象的想定情况，亚佐夫的惊讶也是情由可原。前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前苏联国防部军事监察和总监团顾问、曾任驻越总军事顾问的盖纳吉•伊万诺维奇•奥巴图罗夫大将则坚持认为，既然莫斯科为了恢复与北京的友谊将提供米格-29这样最新锐的歼击机，那么也应该向河内提供同类型的装备（这一提议在俄罗斯时代得到了贯彻）。

向中国出售新型战机的提议无疑获得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支持，考虑到阿赫罗梅耶夫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长期以来协助后者在军队中推进改革，并成为后者的军事顾问的这一事实。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这一“米格外交”的策划者，这也是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来的前苏联总统所做过的为数不多的有意义的事情之一。（未完待续）▲

（03）★凤凰周刊：中共良心胡耀邦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080792&typeid=14

据香港媒体9月报道，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中共要举行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大陆少数媒体因此在最近一两个月谨慎地发表了一些回忆和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与图片。

胡耀邦之所以令人怀念，除了改革急先锋的功绩，就是他的执政作风和为人处世的风格。已经披露的有关胡的回忆资料显示，胡的民主化、个性化、平民化的风格，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打破了谨言慎行、不露声色、胸有城府的官场禁忌，以至于常常被笑为天真、随意和理想主义。

《炎黄春秋》月刊在今年第11期上刊登了15篇回忆和纪念胡的文章，撰稿者都是与胡有所交往的中共元老，包括田纪云、杜润生、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郝怀明。这些文章，对胡的政治品德和人格都有生动的描述和高度的评价。

最民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撰文说：“在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想，用这16个字‘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丰功伟绩，千古流芳’概括他伟大的一生。耀邦去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怀念他，而且越来越深地怀念他，说明了什么？值得深思呢。因此，我赞同这样一个说法，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

田纪云说：“胡耀邦不仅主张经济上改革开放，还主张政治体制方面改革开放。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改进。”

田纪云回忆，凡是胡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中央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胡争论起来。事后，胡却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他还多次对田纪云说：“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田纪云的说法得到多人印证。

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1982年参与中共十二大的筹备工作，直接受胡耀邦的领导。李回忆：“记得我向耀邦做过两次或三次系统汇报，他平易近人，交谈很是随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个原来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去留问题，是煤炭系统的，在‘文革’中欠了账，当年颇有点名气的中青年。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了3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从了大家的意见，这个人不保留了。”

十二大之后到1984年末离职之前，李锐有时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目睹了书记处开会的情况和胡耀邦如何主持会议、如何处理一些事务。李在上世纪50年代末兼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庐山会议后被打倒。他回忆：“1958、1959两年，我也列席过中央的一些大小会议，曾亲眼目睹过毛泽东执政时的情景。（胡的风格）使我感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言堂开始变为群言堂了。总书记在人们面前是平等的一员，他个子矮，有时发言似乎比别人还短一点。”

李在大陆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中说，自己1982年刚跟胡耀邦接触，感到他很是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多年来，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使我有如此感觉的，除黄克诚外，耀邦是第二人。”

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的杜导正撰文回忆，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时，每周两次召开例会。每次，胡自己先讲40分钟左右，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于是，大家七嘴八舌随意发言，胡也经常插话。这种会上，他从不居高临下，从不做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发言，他都虚心听取，有时候觉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

杜导正认为：“一个领导人，尤其是身居这样的高位，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或某些是大是大非问题，毫无拘束地发表个人意见，包括不同的政见，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政治品质。回顾我党有关历史，令人感慨万分。”

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2004年出版的一部描述中国改革历程的专著里透露，当年与胡耀邦共事的一位国务院领导这样评价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

像田纪云一样，多数纪念文章都用了“最”、“罕见”的字眼来评价胡耀邦。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评价胡耀邦说：“不论处于何种位置，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喜欢随意交谈，讲心里话；同时能虚心地听取人家的意见；是一个讲人格、讲人性和人情的人。工作中最重视实情，常往下跑，曾经发誓要走遍全国两千多县（大概完成了一多半，此举却受到讥评）。晚年身体不好，还去过西藏。”

任仲夷说：“耀邦这样的大丈夫、好领导，党内实在罕见；他一生立言、立德、立功，为历史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后人应永记在心。”

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认为：“胡耀邦年轻时就以勤奋好学闻名。他刻苦通读马恩全集，反复研读其中重要著作，这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并不多见。”“胡耀邦在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的几年中，是青年团历史上最活跃、最生气勃勃的时期。”“1977年～1987年的10年是中华民族中兴、最生机勃勃、最有希望的时期，也是耀邦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

我就是想造成一种让人说话轻松的空气

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说，耀邦这个人，无论是在下面，还是开书记处的会，我们的感觉，他始终是一个可以相互交谈的领导人，他始终是跟大家在交流。他脑子里想的问题，生气的事，高兴的事，你随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透明的人。这种风格，在他领导青年团时期我们就听说了。这种风格，在党内本来应该是非常正常的。

朱厚泽回忆说，他是解放前入党的，那个时候地下党的领导人跟他们这些小家伙在一起，都是非常亲切、非常平和的，大家可以一起交谈。他说：“我们这样的人对耀邦的领导风格，感觉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可以跟他商量，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有人就说耀邦讲话很随便。我觉得，领导人也是人，他的思想也需要和群众、干部交流。”

朱厚泽说：“我觉得耀邦的风格，我和我们许多同志能够接受，也是开一个风气，说明领导人也是人，不是神，领导人的思想确确实实出自他自己的思考以及和大家的交谈。耀邦这种领导风格，就真正形成一种民主政治条件下，老百姓、干部、知识分子相互对话交流，共同讨论问题的气氛。我认为这是他民主思想的一个外部表征。”

朱厚泽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说：“耀邦的出现，对于始终不忘革命初衷的老共产党人，是一个精神的安慰。耀邦的出现，对于怀抱自身理想信念的善良的人们，也带来了某种幻觉。”

高干家庭出身的元元（女）和延滨夫妇与胡耀邦一家有深交，并在胡的最后2年多时间里常常陪胡聊天，排遣苦闷。有延滨夫妇俩口述、历史学者邢小群整理的实录《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在《老照片》丛刊上发表。10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转载了此文。据元元透露，胡耀邦对自己说话随便这一点有自己的解释。他说：“ 我就是想造成这么一种让人说话轻松的空气。不要让人不敢讲话，人人自危，诚惶诚恐，怕一句话说错有麻烦。研究问题讨论问题，说话可以随便一点。说话随便了，气氛轻松了，每一个人也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提不同看法。不要什么你都是对的，你一讲话，别人就不能怀疑，不能反驳。我们的人要都是这样，弄不好就会带来灾难的。这样的教训不少了。”

元元认为：胡耀邦脱离了从古到今的专制意识。“他的人格更趋向为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人格，不封闭，用现在的话说，是和世界接轨的。”

我就够可怜了

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过程中，主张反左的人坚持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反右的人坚持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胡多次请示邓小平后，保留了第一种说法，没有使用第二种说法，使决议达到某种平衡。

当时的起草组成员郝怀明撰文《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回忆：“胡耀邦的情绪显然非常高兴。他感慨地说：我是‘左’右夹攻啊！我们党要讲是非，不讲关系，看脸色。讲关系，看脸色，我们党还有危机。弄清是非，团结同志，不打棍子，不重复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我们受‘左’的干扰，也受右的干扰，‘左’激起一些人往右走，右激起一些人往‘左’走。我们没有上当，步履艰难。这几年，把一些年轻人吓得不得了，很可怜，我就够可怜了。为党的事业嘛，兢兢业业，有什么不得了！”

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建议给胡写传记，并在纪念文章中提供了两个特别具有胡耀邦个性的细节—— 1980年代初期，如何让农民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在政治上获得通过，曾经使胡耀邦大费脑筋。他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想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名称，再加上“农村”两个字。这样，便把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他认为这个办法肯定通得过。他立即坐下来写下这几个字，高兴得自己对自己笑起来。

上世纪40年代，康生在延安指导抢救运动，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把众多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和地下党员打成特务。胡耀邦做了个试验，试着用“ 逼供信”的办法，使两个他十分了解的历史清白的青年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他把这个试验告诉了毛泽东，毛才决定在抢救运动中采取“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活在人心便永生

李锐与胡耀邦有很深的交往。特别是在胡辞去总书记职务后，李锐曾与他有过几次有深度的长谈。最后一次长谈是在1989年4月5日，胡向李锐谈到涉及对自己评价的10个问题。10天后，胡去世，这次谈话因而具有了遗言的性质。2000年8月，李锐撰写了《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将胡几次谈话的内容公之于众，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研究胡的权威史料。此外，李锐还撰写、发表了多篇纪念文章。

在今年给《炎黄春秋》写的文章中，李锐说：“16年前，耀邦溘然长逝。我在悼文中说过，这是当代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的很大不幸。其实，我还有一句话当时没有说而后来常与人说：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 “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总之，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人类普世价值。”

李锐认为：“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不说绝无仅见，至少是鲜见的。这难道还不是中国的大幸吗！”

据元元和李锐回忆，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后，曾经闭门谢客，用3个月时间调看了所有自己以前的讲话和与自己有关的文件，感觉没有什么错误。他还在几个月里不看电视，专心读马恩全集，做了一些笔记。后在元元的劝慰下，开始恢复与故旧的交往。

1988年，胡耀邦到湖南、广西休息。到张家界游览时，成千游人挤在路旁，争相与胡握手，要求留影。结果到南宁后，他就不出去了。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当晚，李锐写悼诗一首：

天下奇冤已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田纪云、李瑞环深拜号啕

胡去世5周年前后，《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胡的照片和白话诗，同时邀请新华社老记者戴煌撰写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系列文章。自此，胡耀邦的名字在大陆报刊逐渐增多。1998年，戴煌的文章结集成《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在大陆公开出版，顿成畅销书和长销书。2004年7月，该书修订版出版，作者写了修订版文前序语，透露了大量政治信息。

胡耀邦安葬在江西省共青城的富华山上，山上的胡耀邦陵园已经成为当地的名胜。这座城市由部分青年于1955年在鄱阳湖畔创建，得到胡的支持。戴煌披露，胡耀邦陵园1990年3月15日动工，12月15日建成。当天，在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的陪护下，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敬捧其父的骨灰盒安葬于陵园。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发表了讲话。戴煌形容其讲话动天感人。

陵园建成后就向全国各界人士开放。到1999年4月，已有200多万人前来瞻仰，每年平均有30万人左右。

戴煌还透露，中共许多前任和现任领导人都瞻仰过胡的陵园。1991年和1992年，朱基两次来访。其他先后前来拜谒的高官有（按时间顺序）：李瑞环、胡锦涛、乔石、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平、宋平、田纪云、胡启立、李铁映、吴官正、曾庆红、宋健、布赫、钱伟长、雷洁琼、李德生、廖汉生、张震、白纪年、荣高棠。知名人士有朱伯儒、张海迪、蔡振华等。“有人多次前来拜谒，田纪云、李瑞环更深拜号啕。”

胡耀邦似乎与一些老将军特别投缘。戴煌介绍，199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0周年当天，94岁高龄的吕正操老将军坐着轮椅前来祭奠。陵园入口的富华亭上，有老将军肖克的题字。王元元夫妇回忆，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下台，17日，老将军万毅让他们夫妇带话给胡耀邦：“耀邦同志原来是我们的总书记，现在是我们的总书记，将来还是我们的总书记！”胡听到这话很感动，后来回赠万毅一幅字：“赤胆忠心，无私无畏；钢筋铁骨，长命百岁。” ▲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33期 总第202期

（03）★外报:各方倚重 中国国际角色正经历划时代转变★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2/0512/11880.html

联合早报今天刊发评论员杜平的文章说，中国国际角色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不仅在国际贸易中，而且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中国的支持，需要倚重中国的分量。

　　文章说，在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国际身份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开始以灵活策略处理某些重大国际事务，但其国际身份和角色定位依然维持不变。然而，最近若干年来，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阶段在不断上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交织越来越深广，因此，中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中，往往会感到受到角色的局限。

　　对世贸争执适度超脱

　　自从在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再次受到考验。在道义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该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维护它们的利益。但是，基于维护国际体系的责任和自身利益，中国又必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保持平衡，不能支持、参与和激化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

　　在世贸组织2003年坎昆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为农产品和服务业贸易发生激烈争执。当时，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1国集团，在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的领导下，与发达国家进行了全面对抗，最终使谈判以失败而结束。

　　今年12月中旬，世贸组织在香港举行部长级会议。作为东道主国家，中国对两个阵营之间的争执采取谨慎姿态，避免继续给人以“第三世界领导者”的印象，尤其避免让发达国家错误地认为，中国企图领导和利用发展中国家，来挑战和改变现行的国际体系。

　　两个阵营之间的特殊身份

　　文章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才四年，虽然在很多方面还在适应和调整，但从中获得的利益却超出了预期。从近年来世界贸易的格局来看，尤其是从中国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事实来看，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这一事实证明，全球化并非必定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现有贸易体系必须得到维护。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既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同时又强调各方都应该作出妥协的原因。

　　文章认为，中国在世贸谈判中采取的这种姿态，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其国际角色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

　　根据中国政府在12月20日公布的首次经济普查的结果，2004年度的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越了意大利，从世界排名第七变为第六。而根据经济学家们的粗略估计，中国今年的GDP总值将很有可能超过法国、甚至英国，从而再往前迈进一至两步。

　　文章说，当然，以人均收入和社会整体状况来衡量，中国依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但就经济规模来看，它却足以跻身于七大工业国之列。中国就像一个刚刚进入“变声期”的少年，既不是嫩弱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成熟的发达社会。这种非此非彼的发展阶段，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也必须发出独特的声音。

　　摆脱阵营意识才有全球角色

　　最近一个时期，欧美媒体在谈及中国经济规模时，都不约而同地说“sizematters”，意思是规模的大小决定着分量的轻重。也就是说，不仅在国际贸易中，而且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中国的支持，需要倚重中国的分量。反之亦然。中国既不能抛弃传统的盟友，但又必须在发达世界寻找更多的伙伴。

　　文章说，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寻求平衡，甚至在两者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是一个高风险的政治操作。但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最具价值、也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定位，应该正在于此。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是其发挥更大作用的资源。因此，在公平贸易、联合国改革以及消除贫困方面，中国都应继续与它们站在一起。但是，只有摆脱了阵营意识的束缚，这种传统关系才不会成为中国外交的包袱，中国也才能成为一个受到各方信赖的全球性角色。

　　中国近年来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的作为表明，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但也并非绝不可能。例如，在朝核问题上，与平壤的传统关系没有变成北京进行和平斡旋的障碍；而六方会谈的国际干预机制，也没有损害中朝之间的关系。

　　与美国也要和而不同

　　文章认为，中国国际角色的转变过程，将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鉴于对中国的崛起有了重新认识，布什政府对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也有了新的结论。不论对国际经济事务，还是对世界安全事务，美国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更直率、更大声、更活跃地与它进行合作。布什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的“利益相关者”，就是对中国未来国际角色的期盼。

　　但是，与美国共同维护和塑造国际体系，对中国也是个挑战。中国既要让美国感受到其发展进程是“最令人舒服的崛起”(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语)，同时，作为一个大国，它又必须在某些重大事务中与美国“和而不同”。否则，中国的角色就同样会受到限制。▲

（05）★印度战略学家:中印两国军事交流还不够“大胆”★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8/0512/11903.html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

　　以2005年较为活跃的中俄、中印军事交流为例，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空间呢？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唐璐、赵嘉麟报道 “对于中国来说，作为全球一支重要力量去扩大与其他强国的军事交往非常有必要。中国的现代化以及国防预算增长，已经引起其他国家对于中国战略意图的猜疑，尽管这些国家认为它们对中国没有威胁。

因此，中外军事交流以及中国在国防预算上的更大透明性可能有助于中国消除其他国家对其的担忧。”作为一位曾在陆军服役多年的印度战略问题专家，苏巴什•卡比拉注意到，随着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作用凸现，中国军事外交也变得日益活跃。

　　加强战略协同

　　曾观摩中俄军演的中国军事专家对本报记者指出，两军联合军演的形式和规模反映了两国互信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程度。

　　“由于历史渊源，中俄双方的基础相近，但还是有些障碍，比如语言、通信等方面。2005年的联合演习，双方在协同方面很大程度上按时间、地域来进行，计划的成分比较多，和实战要求还有距离。”专家说。

　　互信是协同的前提，否则谁也不肯将指挥程序交给对方；在通信频率方面，如果互信不强就只能采用开通公共频道的方法。专家指出，今后的演习应该加深双方对于彼此指挥程序、方式上信息的沟通，特别是基层指挥员之间的协同。

　　专家指出，鉴于俄罗斯军队改革没有到位，因此出动先进武器装备参与联合演习将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印度专家提出“大胆”建议

　　“毫无疑问，中印海军联合演习将有助于双方建立信心并达到相互信任，尽管目前的演习仅仅限于搜救行动。但可以看到，这种演习的重要作用将会日渐显现。”苏巴什•卡比拉说。

　　而对于前不久印度方面首次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全程观摩“闭门”军演——也是印度陆军和空军在塔尔沙漠举行18年来规模最大的空地联合军事演习，卡比拉认为可以从两个战略层面来理解。第一，它反映出印度对于自身军事能力的信心不断增强；第二，它表明“印度期待着中国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信赖的朋友”。

　　卡比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军事交流正处在一种从“初期小步走”向更有意义的交流方向迈进。不过，目前仍有些印度人认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动机上都是反对印度的。因此中印之间单纯的军事交流并不能消除印度人对于中国“偏向巴基斯坦政策”动机方面的不信任。“在这方面，中方可能仍需做大量工作”。

　　“目前的中印军事交流主要在两个层次，其一是部署在边界两侧的军队之间交流，其二则是高层军方代表团交流以及彼此观摩军事演习。今后这种交往将会更加频繁和变得更加有用。我个人认为，假如中方没有任何方面可以向印度隐瞒的话，那么两国之间的军事交往也应该扩大到允许印军访问西藏等方面。中印友谊需要采取一些大胆的举措以消除双方之间多年的不信任。”卡比拉说。▲

（06）★台湾军方眼中的大陆海军★
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2/0512/11798.html

港台和国外公开发表的刊物和文件中有很多关于中国军队的文章。台湾军方通过各种渠道对大陆军事情报进行长达半个世纪的刺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表关于大陆军事情况的报告。本文为台湾民进党关于中国大陆军力报告文章的一部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大陆海军的发展趋势。文中有很多不确切之处，但为真实反映台湾观点，特予以保留，还望各位指教

　　◇概况

　　解放军海军人数约二十八万人，包括海军陆战队一万人、海军航空兵二万六千人，主要武器装备包括飞弹（指导弹，本刊注）驱逐舰廿一艘、飞弹护卫舰四十二艘、飞弹快艇九十三艘、鱼雷快艇一百四十三艘、核动力飞弹潜舰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五艘、传统动力飞弹潜艇一艘、传统动力攻击潜艇六十艘、各式登陆艇二百八十五艘、各型军机四百七十二架、直升机十二架。

　　◇海军武器装备建设原则

　　解放军海军自一九四九年创建以来，其海军战略从沿海沿岸防御（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五年）、近岸防御（一九五六至一九七○年末期），演变到近海防御（一九八○年至今）。进入廿一世纪后，其军方学者纷纷呼吁海军发展战略应该从近海型海军走向区域型海军，海军运用范围要涵盖近海以外一千海里或更远距离，要求因应中共海战战场点多线长的特点，收缩点线，突出重点，在东部和南部海战战场形成相互呼应的战场体系，在战时要具备控制中共海域通往大洋水域重要海峡水道的能力。

　　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海军将面对战场环境复杂、指挥控制和各种保障难度大、夺取战场空间控制权要求高、高技术抗争、飞弹战、电子战将成为主要战役手段等特点的新战场。 海军中将李鼎文认为，制海权的夺取是未来渡海进攻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先期作战阶段，主要任务是实施海上侦察与反侦察，封锁敌基地、港口，歼灭敌海上有生力量，在战场外围设立封锁区域，并协同空军与二炮部队对敌实施综合火力突击。在登陆作战阶段，主要任务是输送登陆部队登陆，协同空军实施火力准备，支持登陆部队上陆，建立与扩大登陆基地。在陆上作战阶段，主要任务是以火力支持陆军滨海侧翼作战，从海上方向配合陆、空军挫败敌反登陆企图，以及保卫海上交通线。

　　过去十年，解放军海军对所属部队进行了裁并和现代化，汰换了大批老旧舰艇，并以数量较少、较新型的装备取代。潜艇的数量减少了大约一半。二次大战时美军建造的登陆舰艇已完全被较新型的国产舰艇来取代。其主力水面战舰的规模保持相当的稳定，而老旧的舰艇正慢慢地由较新型的国产驱逐舰和巡防舰来取代。配合中共将海上防线向远洋推进的企图，在武器装备发展上需要较新型、较现代化、能把战力延伸到琉球群岛和南海的战舰和潜艇。而在作战距离延伸的情况下，各种作战平台必须加强武装以防卫来自各方的攻击。解放军海军正透过自行研发和对外引进科技，以广泛提升海军的作战能力，同时也采购新型舰艇，以突破在东海和南海作战的限制。

　　大陆所处地理环境位居大陆势力与海洋势力交会点，同时受到以美、日为首海洋势力的围堵。因此，无论是要突破海洋势力的围堵态势，或是达成对台湾的军事目的，都必须建立起一支具备现代化战力的海军。随着解放军开始向区域型远洋海军目标发展之战略型态规划，在武器装备发展上采取自力研发与采购引进并重，并在技术转移与学习成熟后，逐步转以自制为主。短期内受限于本身经费短缺，其武器载台仍将采取新旧杂陈、高低配备方式，但在包括侦搜、射控与电战系统等电子系统与舰载武器方面，其发展速度与水准将逐步赶上西方先进水准，朝着“飞、潜、快”之海军建军目标迈进。

　　◇海军武器装备现况

　　解放军海军武器装备可分为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护卫舰、飞弹艇、护卫艇、鱼雷艇、飞弹护卫艇、猎潜艇、扫布雷舰、登陆舰艇等）、潜艇部队（包括传统动力与核动力的鱼雷潜艇与飞弹潜艇）、海军航空兵（包括歼击机、歼击轰炸机、轰炸机、强击机、侦察机、反潜机等）、海军岸防兵（包括各类岸舰飞弹与自动化火炮）、海军陆战队（包括步兵武器、反坦克飞弹、防空飞弹、各种火炮、火箭炮、水路两用坦克）等。

　　◇主战水面舰艇

　　● 水面舰艇

　　解放军水面主战舰艇包括护卫舰（巡防舰）与驱逐舰两类。

　　护卫舰方面现以“江湖”级与“江卫”级为主，其中“江湖”级（代号053H）首舰于一九七六年完成，先后进行多次改良，共有“江湖”Ⅰ、Ⅱ、Ⅲ、Ⅳ等四种型号，最新型的“江沪”Ⅳ型（编号五四四）照片首见于一九八八年在上海举办的国际防卫展览会上，为解放军首艘搭载舰载直升机的护卫舰。该型护卫舰标准排水量一千五百五十吨，满载排水量一千八百六十五吨，最高航速廿六节，以十五节速度航行续航力达七千二百千米，配备C-801反舰飞弹、PL-9弹炮一体防空系统、单管一○○毫米主炮一门，双联装三七毫米舰炮四或六门，并可搭载一架直9A多用途直升机。

“江卫”I级则为解放军第二代飞弹护卫舰，首舰于一九九一年下水（编号五三九，“安庆”舰），该型护卫舰标准排水量二千二百五十吨，最高航速廿六节，以十八节速度航行续航力达七千二百千米，配备三联装鹰击一型反舰飞弹发射器两座、六联装HQ-61防空飞弹发射器一座、一○○毫米主炮两门、三七毫米舰炮四门，并可搭载一架直九A多用途直升机，此舰虽与西方先进舰艇水准仍有差距，但已代表解放军海军自行建造新式舰艇能力的提升。 目前解放军海军新建造的“江卫”II级采用HH-7飞弹，部分“江卫”I也改装HH-7汰换老旧的HQ-61，仅有少数“江卫”I级保留HQ-61飞弹。

　　驱逐舰方面现以“旅沪”（芦湖）级驱逐舰、“旅海”级驱逐舰与现代级驱逐舰为主。其中“旅沪”级首舰（编号DD112，“哈尔滨”号）于一九九二年下水，该型舰满载排水量四千八百吨，最高航速卅二节，配备HQ-7防空飞弹与C-802反舰飞弹，可与配备“鱼叉”飞弹的舰艇放手一搏，并搭载一架直九C反潜直升机。该舰尚配备新型海上补给装置、机电一体化动力系统与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整体性能水准相当于西方八十年代中期水准。

　　“旅海”级为解放军海军九十年代以后研发制造之第二代国产驱逐舰，首舰已于一九九八年下水，目前外界对该型舰所知资料有限，据估其排水量应在六千六百吨上下，配备俄制卡-28反潜直升机，四联装“鹰击”二型反舰飞弹发射器四具（未来可能配备俄制SS-N-22“日炙”反舰飞弹）。　　

　　解放军向俄罗斯购买的“现代”级驱逐舰，属于专供出口的956E型，该型舰标准排水量七千零七十吨，最高航速卅二节，以十二节速度航行续航力达七千海里，所配备之SS-N-22“日炙”超音速反舰飞弹，速度达二点五马赫，可进行超低空掠海飞行，两分钟内射程达九十千米，可在“宙斯盾”等防御系统尚未完成探测、跟踪、锁定、判断、发射等程序以前，即以高速突破目标舰防御区，几乎无法予以有效拦截，对大型水面舰艇将形成严重威胁。西方国家评估该级舰艇之战力可媲美一艘配有“宙斯盾”系统之“斯普鲁恩斯”级与日本的“金刚”级驱逐舰，实力不容忽视。

　　此外，解放军海军最新式之○五二B型驱逐舰首舰（编号168）已于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舾装下水，第二艘舰（编号169）亦将于同年内下水。该舰标准排水量约六千吨，具匿踪（隐形）技术，配备四联装C-803反舰飞弹四具，“海猎鹰”（HLY-60）垂直发射防空飞弹，并搭载俄制卡-28反潜直升机，未来将作为远洋舰队骨干。同期开工的○五二C型“宙斯盾”驱逐舰也于2003年底下水，目前已经进入海试阶段。

　　● 水下舰艇

　　解放军的潜舰（指潜艇，本刊注）可分为传统动力潜舰与核动力潜舰两类。解放军现役传统动力潜舰有○三一、○三三、○三五“明”级、○三九“宋”级、Kilo“基洛”级等五种，其中○三三型为旧式鱼雷攻击潜舰，属五十年代技术水准，目前仍有三十余艘服役，但仅能对付不具反潜能力的运输舰与商船，执行部分封锁任务，估计在二○一○年左右将全数除役。○三一型为解放军首艘传统动力飞弹攻击潜舰，一九六四年建成，但直至一九八二年才装配研发成功的“巨浪”一型潜射弹道飞弹，水下排水量三千吨，于一九九九年底停航进行改装，以配置尺寸大很多的新型的“巨浪”二型潜射弹道飞弹。○三五型为解放军主力传统动力攻击潜舰，于一九七一年下水，是○三三级的改进型，一九七四年拨交海军使用。该型舰水面排水量一千六百吨、水下排水量二千一百吨、最高航速水面十五节、水下十八节，配备八具五三三毫米鱼雷发射管，携带鱼雷十八枚，该型潜舰另于一九八八年开始进行改良，称为○三五改型，主要改善其隐身技术、水下探测和攻击能力。目前“明”级部分喷涂了消声外层涂料。

　　○三九型为解放军海军最新型国产传统动力攻击潜舰，一九九四年美国人造卫星侦测到第一艘该型潜舰下水，其水面排水量一千七百吨、水下排水量二千二百五十吨、水上最高航速十五节、水下最高航速廿二节，配备六具五三三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鱼五”型反潜鱼雷及“鱼四”型反舰鱼雷，使解放军传统动力潜舰首次具备反潜能力，另配备由鱼雷发射管发射的潜射“鹰击”一型反舰飞弹及“长缨”一型潜射反潜飞弹，未来将配备“鹰击”二型潜射反舰飞弹，使其水下对舰攻击距离延伸至一百千米，强化其远距离攻击能力。但该型舰目前仍有许多关键性技术无法突破（如噪音分贝等），整体性能仍待改善。

　　解放军向俄罗斯购买之“基洛”级潜舰为技术相当先进的世界级潜舰，首两艘八七七型于一九九五年交货，后两艘六三六型则于一九九八年交货，另于二○○二年六月与俄罗斯签定了八艘新型的六三六“基洛”级潜舰合约。该型舰水面排水量二千七百吨、水下排水量三千二百吨、水上最高航速十六节、水下最高航速二十节、最大下潜深度三百米。该舰配备六具五三三毫米鱼雷发射管，可携带十八枚鱼雷，同时还配备有一部防空飞弹发射架，可发射SA-N-8型防空飞弹，但须浮出水面发射。虽然该舰火控系统与自动化程度较差，但其优异的静音性能与强大的攻击火力，使其成为极具威胁的水下攻击武力。中共于2001年开始用自产射控系统改装该型潜舰，据信作战能力有较大提高。

　　解放军现役核动力潜舰有○九一“汉”级、○九二“夏”级、○九三型与○九四型等四种。其中“汉”级为解放军第一种核动力鱼雷攻击潜舰，于一九七○年下水，一九七四年拨交海军使用。该型舰水下排水量五千吨、水面航速廿五节、水下航速三十节，配备五三三毫米鱼雷发射管六具，可发射“鱼三”型反潜鱼雷，并装备六具C-801反舰飞弹发射器，早期须浮出水面发射，现改为水下发射。“夏”级为解放军第一种核动力战略飞弹潜舰，于一九八一年下水，一九八三年拨交海军使用。该型舰艇水下排水量八千吨、水面航速十六节、水下航速廿二节，配备垂直飞弹发射筒，搭载十二枚“巨浪”一型潜射弹道飞弹，另配备六具五三三毫米鱼雷发射器，可发射“鱼三”型反潜鱼雷。

　　解放军海军现已发展配备○九三型核动力攻击潜舰，估计首舰应是一九九九年下水，二○○一年拨交海军使用，该舰系以排水量六千吨的前苏联之“胜利”三型为蓝本，但○九三型之威力与吨位应超过“胜利”三型，台湾学者林长盛估计约为八千吨，据称配备六具五三三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潜射巡航飞弹，甚至配有类似美国的“战斧”巡航飞弹，能对陆上目标进行攻击。而最新研发之○九四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水下排水量达一万一千八百吨，可携带二十四枚“巨浪”二型潜射洲际弹道飞弹，每枚弹道飞弹可携带六个分弹头，改良后可携带十二个，故每艘○九四型潜舰最多可携带二百八十八枚二十万吨当量的分导热核弹头，预计建造六艘，使其海洋核威慑力量维持在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枚分弹头规模。该型潜舰首舰预估最快将于二○○五年左右下水，主要作为下一代水下的第二击战略武力。

　　● 航母兵力

　　为使海军由近海走向远洋，构建区域型海军力量，在刘华清领导下进行解放军的航母兵装论证，终于在一九九九年敲定建造中型航母。依据其航母设计指针，其满载排水量约为三万五千吨，使用燃气涡轮机，最高航速三十节，以十五节速度航行续航力达一万六千海哩，舰载机为歼改十型歼击机一个大队十三架、歼十一改型即俄制SU-27歼轰机一个大队十三架、作战保障机一个中队，主要为电战机与预警机共五架、救护机一个中队配备直升机四架、猎潜直升机一个中队。“歼改”十型歼击机完成全部多任务航电系统后，航母舰载机可能全部采用单一机种，使喷射战机搭载数量达到三十架。大陆学者构想其航母战斗群将包括中型航母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舰两艘（○九一型与○九三型各一艘）、传统动力攻击潜舰四艘（“基洛”级与○三九型各两艘）、飞弹驱逐舰四艘，估计为“现代”级两艘、“旅海”级与“旅沪”级各一艘、江卫级护卫舰两艘、远洋综合补给舰三艘、大型两栖登陆舰四艘。 ○五二B/C型建成后，将取代航母特混舰队中的“旅海”和“旅沪”级。

　　解放军计划在二○二○年前后建立一支航母作战兵力，目前虽持续研究和讨论获得航空母舰的可能性，但显然已经把这项计划搁置。▲

（07）★外交官上海自杀日方刻意诋毁中国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5/12-31/105719.html

WWW.MILCHINA.COM 中新网12月31日电 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日本驻上海总领馆馆员自杀事件答记者问时指出，中方对对日本政府刻意诋毁中国形象的恶劣行为表示强烈愤慨。
　　
　　有记者问：日本外务省发言人日前就日本驻上海总领馆馆员自杀事件谈称，“可以认为此事背后有中方公安部门有关人员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令人遗憾的行为”，“事发后日方即要求中方澄清事实真相并提出了抗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称，你所提及的这个案件，是一起自杀案。中日双方对此案的性质早有定论。时隔一年半之后，日方旧事重提，甚至把死者的自杀与中方官员联系起来，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我们对日本政府这种刻意诋毁中国形象的恶劣行为表示强烈愤慨。 ▲

★南韩媒体透露中日情报门事件内幕★
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8/0512/11970.html

　 南韩媒体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在当地自杀的事件，予以高度关心，并於今天再度引用日本方面消息报导，中共情报人员要挟工作人员，目的是索取有关钓鱼台的机密。 （王长伟首尔报导） 南韩「联合通讯社」引 日本「读卖新闻」二十九日消息发自东京的报导说，自杀的工作人员是负责组合和解读当地总领事馆和日本外务省之间密码的的电信官。

他於去年年初，透过一名认识的中国妇女，结识了中共情报人员。自称是「警察」的中共情报人员，向这名领事工作人员表示：你所认识的中国妇女，是从事非法行为，有可能受处罚，而你也有可能会受到牵连被处罚或被强制遣送，以此要挟。这名领事工作人员，提供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以及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姓名及原所属部门、运输机密文件的航班资讯等有关情报。

日本就此一事件，於二十八日谴责中共违反「维也纳公约」，令人遗憾；而中共外交部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反驳说，日方报导毫无事实根据，不符合事实。另有关消息指出，实际上，中共和日本之间再度点燃起了外交攻防战。▲

（08）★华盛顿观察牵台湾一发 动中美全身★
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8/0512/11969.html

“2005年让我想起来中苏分裂的1961年。（因为那之后），我们等了好几年才意识到现实中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转变，注意到世界的大趋势是什么，”美国前任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Freeman）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2005年，华盛顿对“世界的中国”的瞩目终于转向对“中国的世界”的担心。一方面，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已经穿透亚洲，同美国背对背地在拉美、非洲、中东等区域扩展。因为中美在这些地区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在这些区域利益和势力和较量更具有全球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在亚洲舞台上，不管是在双边经贸问题，还是朝核，中美两家面对面地在合作中博弈，加上台湾和日本两个能动因素更是向不同方向牵掣复杂的中美关系，亚洲这盘棋中越发微妙。《华盛顿观察》周刊将在几篇年终特稿里分别从东亚和全球视角审视中国影响力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冲击。

对立的中美情绪

十年前，也就是1995-96年，大陆在台湾海峡附近进行导弹演习，引起国际关系两个反应：一方面，中美之间因为台湾问题进行军事冲突似乎已经不可避免。耳旁从此敲响“与中国战而决雌雄”的美国，开始明显加强与日本的安全同盟，并且越发鼓励、甚至施压以推动日本发展军事力量。日本开始越发向一个“正常国家”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中国也着力进行军事现代化，这一势头在1999年李登辉放出“两国论”一炮之后更加强了紧迫感。

“虽然没有明言‘独立’二字，但是李登辉宣布了台湾独立。中国当时惊愕不已，但是发现自己面前并没有一个军事选择，”傅立民说。

十年之后，台湾问题发生戏剧性的转变，然而中国在美国眼中更象一个战略对手。由于台海关系紧张而掀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重点放在军事高科技武器装备的研究、发展和购买上。99年以后的五年中，中美虽然有过不少欢欢喜喜的接触，但是安全和战略上的合作停留于表面接触，实质改善并不多。

“2005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他是历史上美国第一个国防部长在访华期间没有提出任何一项加强两国防务合作的建议。”傅立民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四年一次的《防务评估报告（QDR）》在修改过程中明确地显示中国是美国清清楚楚的选定之敌（clear enemy of choice）。中国对美国不但是是一个掌握高科技的敌人，而且是同一个重量级别的挑战者（peer challenger）。”

傅立民所指出的这种“定性中国为敌人”的看法更多地存在于美国军方。傅立民所提到的关于中国的军方观点并不为过。在12月底在华盛顿召开的以军人和政府安全部门为主的战略研讨会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举出美国军队在21世纪应当要铭记的三大重要挑战中，第一位即是同中国为台湾开战。其他两个分别是：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不给无赖国家使用不对称手段要挟美国的可能性；第三，增强对美国本土基础设施的保护，防止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社会瘫痪的恐怖主义袭击。

在中国问题的外交经济政策制定和研究圈，中国更多地被看作同时是伙伴和竞争者，或者用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话说是“利益相关者”。

“对华政策相对温和的这派人物的主要信息是：美国不会接受一个只强调经济发展而不对内对外负担政治责任的中国。中国可以是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员，但是我们不会放松政治的‘钩子’。 中国的政治改革至少同经济改革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World Security Institute）中国项目主任孔哲文（Eric Hagt）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随着中国经济愈来愈跟进美国，强调中国要多负担全球责任的佐利克派并非没有走向对华政策强硬的可能。这派的分支之一即警告华盛顿经济进步并不能创造民主，以日本、台湾、菲律宾和南韩为鉴，这些东亚国家，最后接受民主是同美国深深卷入密不可分的。因此，美国应该做好准备更大程度“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

2005年末布什访华，将美中关系定位为“复杂的关系”。但是事实上中美关系并不复杂，但是具有众多层面。美中经济合作极为强劲，但是美国对中国所实施的出口管制到了对待敌国对手的程度；美国一方面给中国人颁发来美签证，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又对中国人参与研究进行种种限制。

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关系上，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声音。各个涉华部门原则上是“各自表述，各行其是”。

“因为关于中国的崛起应当如何被定性的争论在美国内部还没有结束。唯一两个共识是中国对美国是21世纪的挑战，而美国现在必须直面（confront）中国的崛起，”孔哲文说。

走活的台湾棋

2005年中美在亚太棋盘上面临的最重要变化即是：台湾问题正迅速消失。当大陆2004年通过反分裂法，一时间在美国受政府、国会和公众千夫指骂，当时不少美国人宣称这下子大陆和台湾对话算是走到了头，预言台海关系将乌云滚滚。当时华府只有极为微弱的声音争辩说北京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和政策制定的大智慧。

“反分裂法是北京第一次主动地通过一个法律的框架管理台海关系，而不是象以往那样被动地对台湾当局的挑衅之举进行危机反应，这使得两岸关系走向稳定而不是动荡，”孔哲文说。

果然，反分裂法公布六个星期后，国民党主席连战抵达北京。又过了十天，宋楚瑜也落脚大陆。

“连宋的这两次访问为大陆共产党在台湾创造两个反台独并提倡海峡两岸经济整合的重要联盟，这对影响台湾选票投向有深远影响。”傅立民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首先，双方退回到92共识。第二，双方制定了十几项具体的合作议程，项项直指赢得台湾选民民心的目标。第三，建立党党基础上的联络机制。”

台海关系的一个简单但意义深远的发展来自大陆向台湾农产品的开放，这一经济举措将凸现所有台湾人正深陷的两难处境，是本能地拥抱大陆广阔的经济市场而将生活过好，还是死守在一个政治死角里拒不低头。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沈丁力认为台湾局势骤变同岛内政治有更深刻的联系。

“民进党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人性的弱点。它本来是反黑金的正义党、清明党，但是在反黑金的同时，崇尚台独理念，给两岸带来巨大不稳定因素。民进党更因为人才匮乏，管理不善又缺乏监督，堕落得比国民党还快。民进党是自己打败自己，而台独也走过了历史颠峰，在走下坡路，”沈丁力教授说。

2005年揭示了台海关系一个大趋势。那就是过去的十年或者更长时间里，两岸一直在进行经济整合，现在，经济不可避免地波及政治，两岸自2005年起将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政治整合。

“北京（通过连宋访）向台湾人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你真的想做成事情（get things done），那就去找国民党或者新党，而不是去找民进党或是台湾现政府。北京目前在做的正是在台湾建立政治基础，这是大陆今年最了不起的成就。”傅立民对《华盛顿观察》周刊强调说，“台湾问题正在出现一个更有利（于和平）的转机。统一有可能发生。”

傅立民将台海关系中意义最为深远、也是最悄无声息的这一趋势称为“珊瑚工程”。 他认为这一“工程“在有意识地进行中，台湾选民明白这一过程正在发生，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反应在台湾的选举结果中。

“台湾很多个人正在帮助建立台海之间一种机制，两岸之间私企和个人的接触已经建立了基础。这是一个从下到上（bottom-up）的过程，一个累积性的过程。除非美国或中国做错什么大事，珊瑚工程将是我们看到的台海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势头。过去十年中我们看到两岸似乎在朝冲突的方向迈进，现在我们看到这两家越来越远离冲突这一可能性。谈判可能对（两岸）统一不再必要。民间的积累最后会汇集到官方层面的成果，”傅立民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孔哲文认为大陆在近年来对台湾问题的一大担心是台湾人在主体意识上渐行渐远，因为从民调看，台湾人大都支持保留现状，反对台独。在两岸政治分野严重的情况下，台湾人独立的民族意识可能大大增强，变成独不得也统不得的状况。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中，文化最后将是决定台湾统还是分的、最为重要的因素。05年，大陆开始对台湾的政策比较游刃有余（savvy），鼓励台湾学生来大陆就学。大陆应该继续做的是创造一切条件鼓励这种文化融合，虽然这种文化融合最初只是指向经济目的，“孔哲文说。他曾在台湾居住过一年，在大陆常住过七年。

台湾人去大陆生活非常流行。这使得台海之间出现一个中间地带，那就是跨台海社会。

“这些人既骄傲做台湾人，也骄傲做大陆人，或是中国人，他们是将影响台湾问题最终解决的‘第三元素’。”傅立民说，“这一过程要花的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而是几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才能看到这一工程最后的结果。但是我相信大陆有的是耐心。”

沈丁力教授认为台海局势虽然出现缓和，但是两岸得根本问题还未解决，因此离统一之路还非常遥远。

美国的问号：没有台湾问题怎么办？

这是在华盛顿很少谈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没有台湾问题，中美会面对怎样的未来？美国数位高层官员多次强调：中国大陆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将是美国判断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指标。傅立民大使建议美国建议美国应该认真回顾和评估这一发展未来对美国安全的影响。

“美国过去一直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然而重点是放在‘和平’二字，而非‘解决’。相反，现在台湾问题真的解决了，美国头顶倒是要响起警铃。如果台湾问题被解决了，那么美国就失去同中国为敌的基础。”傅立民说。

傅立民代表华府对中国看法比较乐观的一批人，认为台海统一只会帮助亚太地区的稳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我们应当允许问题得到解决，我们也可以同中国的军队和平共处。台湾统一非常符合中国和本地区的利益。从意识形态的观点，这对大陆是一件好事。台海统一对我们（美国）来讲并不（使我们）失去什么，”傅立民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傅立民认为如果两岸统一，按照大陆的建议，解放军不会驻扎台湾，然而这一建议在美国和其盟国看来缺乏可信性。

“我们如何给这一建议足够的可信性，而让这一保证信用持久，这是以后需要谈的问题。台湾另一方面必须担负起保卫自己的国防任务，”傅立民说。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即使台湾问题解决，中国和美国只是消除了一个冲突的借口，而中美之间结构性的冲突－一个占有主导地位的大国和一个新兴强国之间的竞争性关系－仍然是中美关系的潜台词。

“中美是两个大国，目前还在互相摸索和调整中。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在往上走，美国一方面在踌躇是否接受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学习如何接受往上走的中国。台湾问题一直以来是中美双方的加压和减压阀门（vault），”孔哲文说。

孔哲文认为中国崛起，尤其其军事力量的崛起，所持的理由是瞄准台湾问题的解决，但是中国不可避免考虑美国在太平洋前沿部署的军力。另一方面，保护台湾民主是美国保留其在亚洲军事势力公开的借口之一，但是美国肯定会考虑如何防止在太平洋力量膨胀的中国对美国不善。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两方较量的影子戏，一定程度上释放两个大国关系积累起来的压力。但是，一旦台湾真的接近大陆，这种战略平衡就被打破。如果没有台湾问题，大陆将被迫把综合国力的发展矛头直接对准美国。随着台湾问题变得越来越小，中国已经大大加强对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日本口诛笔伐，当然中日之间本来也有自己解不开的结，但是一定程度上，（这）反应了中国对美国的不满。尽管如此，日本在综合国力和影响力方面最后无法同中国相提并论，因此中美随着台湾不再是问题会面对越来越多的直接碰撞，”孔哲文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美国人无法忽视的一个趋势是：近几年来，台美关系在走下坡路。台美的主要分歧集中在：美国希望台湾按照美国列下的清单购买美制武器系统，增强自卫能力，然而台湾人却不相信购买美国武器就可以保证台海军事力量平衡。因为大陆的整体规模巨大，台湾相比具有战略地位的绝对劣势，因此台湾人有这样的自省，美制武器再先进，不是台湾所需要的。相对而言，两岸的政治良性互动加上华盛顿的战略保护才真正帮助台湾的安全。一个危险的倾向是因为不满意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清单，台湾也有不少战略家坚持台湾应该研制或购买进攻型武器。

“同中国，我们没有原因找不到一个战略性的解决方法。首先第一条，我们过去故意避免同中国进行军事对话，这应当改变。”傅立民说，“因为有第七舰队的前位部署(forward deployment)，我们其实算作是中国的邻国。约瑟夫•奈在中国问题上的观点是：如果你象对待敌人一样对待中国，那么中国将变成一个敌人。”

“中美两方应该开始接触性讨论‘后台湾时代’两国的安全战略关系。在我看来，中美的战略矛盾早已超越了台湾冲突这至今唯一的、公开的冲突假想，”孔哲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