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01）★苏共亡党祭：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支持必然垮台(二) ★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729/12523973.html

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有所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因贡献大小和责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别也是正常的。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当高层和中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比享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福利时，“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也必然随之强化，搞到后来，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

　　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恶果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谈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出现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远远低于其他社会制度。

　　就拿平等问题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讲“主权在民”，但在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公开宣布的却是股同权同的金钱平等，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老板和雇员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而在苏联，人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苏维埃国家公民人人平等，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就更强烈，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和腐败行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敢于抨击特权”、呼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而闻名的叶利钦，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反腐败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反而为他戴上了殉难者的金色光环，大大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后来他能以压倒多数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总统，以及在“8•１9”事件中，那样多的莫斯科人站出来保卫“白宫”，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苏共领导集团急欲除掉的叶利钦，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

　　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谁能想得到，当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任人唯亲、作风腐败和好大喜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每年高达39%的积累率，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潜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剧变一旦发生，人心向背顿时显现，罗共组织也顷刻瓦解。

　　小平同志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苏共也是同样。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对我谈起过一组数字，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未完待续）

　　我们为什么没有重蹈苏东覆辙？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也出现过党群关系的严重危机，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无尽无休的阶级斗争，使人和人的关系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温暖，不仅大批好人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有的甚至遭受了法西斯式的迫害和封建式的株连。十年“文革”，造成百业凋零，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农民在多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接近赤贫的境地；城市职工在很低的消费水平上徘徊，多少家庭三代人同住在一间房子里，新婚夫妇被迫分居男女宿舍。人们也在发问：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然而在广播里、报纸上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被强奸的民意由不满走向愤怒，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爆发。正是这种天怒人怨的民心向背，加速了“四人帮”的覆灭。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这种爆炸性冲突，没有像前苏联、前东欧国家那样迫使中国共产党下台，也没有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这同样既要从历史的大背景，也要从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去考察。

　　应该说，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等我国无数民主先驱者终生奋斗的目标，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人们向往的西方大国竟公然支持中国的封建军阀来扼杀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爱国者是在屡屡碰壁后才发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想走也走不通。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不能相比的。

　　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一起进行了22年的革命武装斗争。这还不包括大革命失败前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也不包括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之久，规模之大，都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仅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年时间里，全国就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一起，而人民并没有被反革命的屠杀所吓倒，许多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是他们用身家性命掩护下来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将领的遗孤，是他们抚养成人的。党和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感情是无法分离的。

　　二、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战斗在前，牺牲在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37年抗战开始时，全国还有4万党员，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共产党员，已10倍于此，真正是九死一生啊。全国解放前夕党员发展到了300万，但仅全国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370万人。这就是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没有等到五星红旗升起的一天。

　　三、解放后，人民的生活、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党的干部使人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什么是人民政府和人民的勤务员。还有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尽管他们有缺点，但他们与旧社会的那些贪官污吏相比无疑让人耳目一新。而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也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一直保持了下来。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但人民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党的看法。他们认为“四人帮”一伙不能代表党，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仍然是经受过战火考验的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家。人民也亲眼看到了我们党在拨乱反正时所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无私态度。因此，即使是那些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经受了20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人，对党也没有任何怨艾，而是重新焕发活力，投身于新的工作机会。

　　五、最重要的是，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选择和坚持了一条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使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并使人民群众不断从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进一步增进了人民对党的拥护和信任。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前苏联东欧道路的基本答案。

　　“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层含义之一

　　因此，我们党的坚不可摧，就在于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就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党的这一生命线的认识，是渗透在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中的。陈毅元帅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叫《手莫伸》。他是功高德重的开国元勋，但诗中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他承认自己是凡人，凡人有的种种弱点自己也都有：“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他不否认权力、地位、美色、赞颂都有诱惑力，但他的结论也绝不含糊，那就是“若无人民岂能活？”“来自人民莫作恶”。这正是他不被十里洋场的金钱美女所迷惑，不被非常年代的权势邪恶所压倒的高风亮节的精神支柱。

　　记得有位老一辈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忘记群众的，有人忘了也会想起来；但是，以后的人就难说了，他们忘记了群众，也不容易想起来。今天重温这段话，的确是语重心长的。

　　如今，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员、干部队伍的构成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党员、干部队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精髓的理解和运用，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以及他们的眼界和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样一支向“四化”迈进的党员干部队伍，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带领群众艰苦奋战，使近2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时期，从没有任何政党能如此造福于中国人民，这是我们时代的主流，也是获得举世公认的事实。

而另一方面，长期的执政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能不警惕的因素。那就是“铁打江山五十年”，有些人没有了危机感、威胁感，也没有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感；“太平盛世二十年”，经济的长期繁荣，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先富阶层消费方式的刺激，使追求享乐、拜金主义的倾向在增长，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的情况也更突出。有的干部对党的传统本来就知之不多，胆子却很大，跑官要官的方法更歪门邪道，群众观念却越来越淡薄，甚至个别出身贫苦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忘了自己来自人民。如胡长清从小放牛、砍柴、种田；而成克杰14岁时还不会说汉语。作为从穷苦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到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他们最不应该忘记父老乡亲对自己的嘱托和期望，但却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堕落为人民的罪人。

　　苏共的历史悲剧告诉我们，困难不可怕，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流失。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时做了一个十分精辟的总结：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今天，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对我们党是信任和拥护的。但是，如果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继续蔓延，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众和领导者离心离德。发展下去，亡党亡国的危险也同样存在。

　　如今，建国已经五十多年了，亲眼目睹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多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而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对比的经历。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通过历史课本，来认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干部。要说对比，他们更会用自己身边那些党员领导干部的言和行来进行对比，看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哪些是真做，哪些是做样子。同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前辈们相比，他们的感恩思想更少，而民主和平等的诉求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接触的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我们党和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看法。

　　同样，建党已经80年了，经历过革命战火考验的一代绝大多数都退出了政治舞台。如果说，人们对过去的领导者还有一种“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观念上的认可，那么现在的领导者则已不可能再靠这些了。

　　那么人民凭什么继续信赖我们呢？

　　只能靠一点，就是实践证明，我们党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而且，这种代表性是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不可替代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群众的衷心拥戴，也才可能带领广大群众完成中国新世纪的伟大进军。

　　这也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用最大的篇幅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深层含义所在。黄苇町▲

（02）★揭秘美台军机刺探大陆核基地惊人内幕★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100795&typeid=14

　　美国《世界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该文首次披露了36年前台美空军合作执行所谓“奇龙计划”的秘闻，揭开了美台当年为了刺探大陆的核军事秘密而潜入我国西部原子弹基地空投间谍仪器的惊人内幕。

　　空投仪器箱可测核武威力

　　所谓奇龙计划，是指美国向台湾提供地面使用的间谍侦察设备及美制C-130大力神运输机，并由美方负责秘密培训台湾提供的飞行人员，执行对中国大陆西部核弹试验场侦察任务的计划。

　　当时，台湾空军黑猫侦察中队的U2侦察机在1962年1月进入大陆刺探情报后，美军顾问在整理空拍照片时，发现我国西北部甘肃省玉门北方山区出现类似核弹试验场的设施，美国情报部门从而锁定这一区域为中国核计划中心地区。时隔两年多，在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使美国朝野上下纷纷指责情报部门无能。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中情局全面部署，了解一切相关情况。为此，从1968年开始，美军决定正式开始和台湾空军合作，执行“奇龙计划”。由此，台军派出两组空军人员到美国接受绝密训练，其训练项目主要就是针对实施夜间超低空空投。比如夜间超低空避开雷达飞行，甩掉拦截战机的猫捉老鼠式脱险，以及万一迫降后的野外求生训练等等。

　　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之后，1969年4月，两组空军人员正式结束训练。可就在回台的途中，台“国防部”突然接到中情局的电话，要求其改变行程，直飞泰国的美军基地，而且机组人员还要按要求写好绝笔家信。在泰国美军基地准备近一个月后，5月17日黄昏，“奇龙计划”正式开始执行，台湾空军人员驾驶着一架涂掉任何标志的美军C-130“大力神”运输机起飞，偷偷地潜入了大陆西部地区。机上载有两个貌似普通的仪器箱，为了掩人耳目，仪器箱上还引人注目的用简体中文标明:“中国科学院设立，请勿乱动”。其实这是地震仪和空气分子分析器，它可根据核爆时地震的大小和空气分子中的原子放射性资料，判断出核武威力。

　　刺探重点后又转向航天领域

　　子夜时分，“大力神”飞机终于抵达空降地区。 而令机组惊恐的是，当其返航到甘肃疏勒地区时，忽然惊见地面灯光瞬间全部熄灭，台军飞行员以为自己已经被解放军发现，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向尼泊尔方向加速逃窜。但其实那是因为大陆正在备战苏联，入夜后战略要地都要执行灯火管制，以防止苏联军队空袭。

　　据称，当机组回到泰国美军基地后，“美军教官眼含热泪地迎接了他们”，这时台军飞行员才得知，美军之前已经多次试飞此项秘密任务，但都没成功。正当台美军方为这次间谍飞行的成功洋洋得意时，两台间谍仪器出现了信号微弱的问题，而且不到一年就完全失效。当美军再次与台湾空军准备执行相同任务时，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刺探中国的重点进而转向航天领域，因此“奇龙计划”终止。

　　“黑蝙蝠”成“战损率最高单位”

　　而根据近期美国解密的一些档案及一些官员的回忆录，事实上，早在“奇龙计划”执行之前，甚至该计划终止之后，美国也一直在为刺探中国大陆情报而向台湾提供各式间谍飞机，并培训机组人员。比如文中提到的台空军U-2侦察机黑猫中队就臭名昭著。

　　1958年，台军在美国中情局的要求下，开始准备提供飞行员驾驶美制U2侦察机对大陆实施高空侦察活动。当时的台“空军作战署长”雷炎钧奉蒋介石之命，挑选了6名飞行时间在2000小时以上、具有高空侦察经验的飞行员组成了“第三十五气象侦察中队”。该中队的飞行员陈怀为U2飞机设计了一个黑猫图案，黑色的猫身代表U-2飞机，10对猫眼则象征着高空摄影机。而飞行员们又特意定做了一批标有黑猫图案的夹克衫，所以这个中队被称为“黑猫中队”。“黑猫中队”名义上隶属台湾“空军总部情报署”，实际上是由美国人直接控制。飞机的维护、看管都由美军负责，停放U2飞机的机棚，连台湾空军的联队长和大队长都进不去。一直到1971年为止，共有27名台湾空军飞行员赴美受训。

　　此外，台军还在美军的装备下，于1955年组成了主要执行对大陆境内及沿海城市的电子作战、电子侦察与敌后空投等任务的第 34 中队——“黑蝙蝠中队”。而其主要使用的机种则是RB-17、P-2V7、P-3A 等，在冷战最高峰的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基地位于新竹的 34 中队曾经过数百次任务，付出了15余架侦察机与148名空勤组员战死的惨重代价，可说是台湾空军战损率最高的单位。

　　而令人深思的是，其实在台美的这种合作中，台美双方一直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状态。台军之所以能组建黑猫中队，其真实原因是U2飞机性能不可靠，美军飞行员经常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遇险甚至丧生，为了减少美军的损失，中情局才要求台湾提供飞行员。而且名为双方共享情报，其实获取的大部分情报都是大陆核计划，与台湾并无直接关系，因此这种合作实际上是台军牺牲自己的飞行员为美国卖命。 ▲

　　国际先驱导报

（03）★2006世界形势 美将倚重与中国合作★
http://mil.top81.cn/2006/1-6/193554.html

中新网1月6日电人民日报今日在“国际周刊”刊发组稿，对2006年世界各国的一些外交方面的问题与工作重点进行了分析。该报认为，为了解决“核武”等问题，美国将更加倚重与中国等国家的合作。

　　美国战略调整新动向

　　没有人比布什总统更急于同2005年说“再见”了，但2006年对布什政府来说更为关键

　　人们注意到，在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第一年，美国的外交战略开始有所调整———从国防部到国务院难再听到“先发制人”和“邪恶轴心”这样的字眼；而是代之以“美国尊重日内瓦公约”、“美国不会违反国际法”之类的承诺。

　　这一变化的原因可以用一句中国成语来解说，那就是“形格势禁”。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甚嚣尘上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首先在伊拉克投入试验，并受到检验，可结论却是“此路不通”。伊战的沉痛教训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此前的外交战略，以赢得尽可能多的国际支持。

　　争取盟友支持是重点

　　布什政府已经认识到，为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为在全球推广西方自由民主的目标，没有盟友的支持是不行的。2006年，进一步改善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以获得它们的理解与支持仍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现在有利的形势是，曾高举反战大旗的法国已在逼迫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问题上与美国进行有效合作；而德国新总理更是着意修补同美国的关系。看来在新的一年里，美国与欧盟的关系会进一步走向好转。

　　如果说布什政府2005年的外交有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进一步强化了美日军事同盟，并推进了同印度的关系；还通过救灾行动，改善了美国在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民众中的印象。展望新一年外交，布什不必担心“铁杆盟友”英国会有动摇；日本和澳大利亚同样毋需费心争取。让布什感到不快的倒是美洲；美国在贸易问题和移民问题上分别与北南两个邻国发生不睦。但两国今年都面临大选，有望为改善关系提供新的契机。

　　稳定中东局势是关键

　　美国仍将密切关注中东，加大推动巴以和谈的努力。赖斯出访中东，劝以色列同意开放拉法口岸被看作是美国外交的一次成功。但接下来，能否打开巴以和谈的大门还要看巴以双方年初的大选结果。即使在美国的推动下双方重新启动“路线图”计划，鉴于耶路撒冷地位、巴难民回归和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等问题难度太大；更鉴于美国亲以政策不会改变，让以色列有恃无恐，不肯轻言妥协，美国在这些问题上都将难以取得突破。

　　不过，巴以冲突是老问题，人们原本就不抱过高期望。新一年检验并决定美国外交战略成败的仍将是伊拉克局势的发展。2005年下半年，美国主流舆论发生逆转，民意由多数人支持伊战变成多数人反对伊战。布什首次表示他本人对基于错误情报发动伊战争承担责任，并首次承认政府的对伊战略有所失误与失灵，现正在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新战略将让伊军承担更多的巡逻与作战任务；把经济重建的重点放在投资少、见效快、直接关乎民生的中小项目上，以争取民心。

　　伊拉克大选的顺利举行对民望甚低的布什无疑是个鼓舞，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他的支持率又回升到40%以上。然而，新的一年美国的对伊战略仍将面临严峻考验：大选后，新政府的权力分配是否能让少数派逊尼派满意？由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主导的新议会和新政府在宪法修改上是否愿意做出让步，使各派都能接受？这都会有一番激烈的政治较量。美国的意向是敦促新政府尽可能保障少数派的权益，以缓解逊尼派的抵触心理与反美情绪。但美国还有一个更重要而又心照不宣的目标，那就是如何避免伊新政府与伊朗走得太近。这些都是美国在新的一年里在伊拉克要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维持“一超独大”是底线

　　2005年可以说是布什政府最不走运的一年，可能没有人比布什总统更急于同2005年说“再见”的了，但2006年对布什政府来说则更为关键。这一年能否给布什带来好运，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伊拉克局势的走向：如果伊局势继续动乱，甚或走向准内战，布什将身陷进退维谷的困境，而提前成为跛鸭总统；而如果伊局势走向安全稳定，那将成为布什最大的政治资本，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将随之水涨船高，卷土重来。

　　在朝核和伊核问题上，美国将会施加更大的压力。但鉴于其目前在伊拉克的处境和国内的反战舆论，美国的“动武威胁”已近失效，伊朗和朝鲜的态度转硬便已折射出这一点。因此，美国将更加倚重欧洲盟友和俄、中等国的配合，希望能借助多边外交和国际压力来解决核问题。

　　当然，美国的外交策略向多边的调整绝不意味着其战略目标的改变。打掉朝、伊两国的核计划；将伊拉克建成中东的“民主样板”，借以推进“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自由价值观”；巩固并维持美国一超独大的全球霸主地位等，这些仍将是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外交战略不遗余力追求的终极战略目标。

　　亚洲对话合作是关键

　　站在2006年的门槛上，人们对亚洲未来一年的发展前景充满乐观期待。总体来看，亚洲前进的步伐不会放慢，因为对话与合作正在成为亚洲国家处理内政外交的主要手段。对话取代对峙和对抗，和平就不再仅仅是梦想；合作取代不合作，共同发展就成为新的理想。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亚洲正在兴起，“亚洲世纪”正变得日益清晰。

　　亚洲各国的政治互信将继续增强。2005年，印巴关系大幅改善，中印关系取得进展，东盟和南盟各国更为团结，虽然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但寻求和解与加强互信仍是亚洲的主题词。实践证明，唯有对话与合作，才能加强信任，而信任是发展关系的首要前提。2006年，对话与合作仍将是指导亚洲各国处理政治关系的重要手段。

　　印巴下一轮和平谈判将于1月17日在新德里启动，人们普遍对这轮谈判的结果充满期待。“中印友好年”已经从1月1日正式开始，一系列庆祝活动陆续登场，相信这些活动将为中印进一步加强对话与合作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从而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南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刚刚闭幕，都为未来区域内加强对话与合作绘就了蓝图，今年是落实计划的第一年，相信各国都会用切实行动来一个“开门红”。中日僵局由于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可能暂时还难以破解，但这基本不会影响整个亚洲加强对话与合作的主流。

　　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将不断深化。南亚自由贸易区协议从1月1日正式生效，这意味着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步上一个新台阶。同时，南盟吸收阿富汗成为新成员，接纳中国和日本成为其观察员，也必将带来更大范围和规模的经济合作。最近结束的东亚峰会更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愿望的最强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亚洲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在新的一年里将持续平稳高速增长，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发动机”。中印两国的经济合作正步上快车道，这一点从双边贸易额6年来增长9倍多的事实就可见一斑。这一势头在今年以及未来几年内还将继续。预计中印两国间的贸易额将在2008年达到200亿美元，2010年将增至300亿美元。印度有媒体评论认为，中印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合作的发展正在带领整个亚洲共同繁荣。

　　亚洲的安全形势将有所好转。2005年，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有所改善，伊朗核问题和朝核问题更是在多方的沟通和协商下取得进展。今年，这些问题有望在各方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好转。兵戎相见和剑拔弩张不能带来和平，只有对话与合作才能推动和平进程。对话与合作是对多边主义的认同，与不听人劝“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格格不入。同样，亚洲国家在新的一年里也会在反恐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以保障亚洲人民的安全。

　　亚洲国家也有竞争，但竞争与合作并不排斥。最近中印联手在海外买石油的故事证明，竞争不必“你死我活”，合作可以“共存共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亚洲的未来发展中，这种携手共赢的故事还将不断上演。

　　2005年，亚洲各国在互助合作中走过。在海啸袭来时，它们纷纷伸出援手；南亚地震时，它们更是感同身受。2006年，在对话与合作的旗帜下，它们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应对共同的挑战。历史将证明，加强合作，促进发展，实现共赢，是亚洲崛起和振兴的必由之路。

　　欧洲徘徊之中有进展

　　2005年有关欧盟的“坏消息”太多，2006年对欧洲人来说也不会太轻松

　　“作为一个达观的人，我觉得形势应该一年比一年好；但面对客观现实，却不得不让我对明天充满悲观。”这是布鲁塞尔一位欧盟智囊人士日前与记者谈起2005年形势时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刚刚过去的2005年，在欧洲大陆着实算得上“多事之年”，2006年对欧洲人来说也不会很轻松。

　　的确，2005年有关欧盟的“坏消息”太多：《欧盟宪法草案》遭遇“滑铁卢”、伦敦“7•7”爆炸案、法国骚乱、成员国为2007年至2013年的中期预算吵得不可开交等等。2005年发生在欧洲大陆的这些重大事件，也给2006年带来了严峻挑战。挑战一，欧盟成员国百姓与欧洲政治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亟需重建；挑战二，根植于欧洲本土的恐怖主义需要得到有效遏制；挑战三，民族融合政策值得反思；挑战四，欧盟吸收10个新成员国后出现的“消化不良”亟待找到良方；挑战五，新一轮东扩之后欧盟核心力量构建迫在眉睫……这些挑战中哪一个都不容易得到轻松解决。

　　其实，在过去的2005年，媒体似过多聚焦于欧盟内部出现的诸多困难，而忽略了欧盟在共同外交领域取得的进展。去年8月印尼政府与“自由亚齐运动”实现和解，便是欧盟外交斡旋的一个成功案例。在总结这一案例时，具体负责斡旋事务的欧盟理事会高级官员托马斯•科兹洛夫斯基大使告诉本报记者，欧盟之所以能在印尼政府与“自由亚齐运动”的和谈中斡旋成功，得益于三个因素。一是欧盟与东盟之间的良好合作伙伴关系；二是欧盟在东盟地区的积极形象；三是欧盟已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事实上，近年欧盟的外交活动非常积极。例如欧盟与美国加强了战略协调，与中国开始了战略对话，在东盟地区正不断推广其一体化经验，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也在日益扩大其影响力。1999年至今，欧盟的共同外交正在不断前行，如果在2006年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应该并不令人惊讶。

　　2006年对北约来说非常重要。当务之急是阿富汗维和问题。用一位美国北约问题专家的话来说，阿富汗维和事关北约第二次转型的成败。按照预期，北约将在2006年增派6000名军事人员，接管阿富汗的南部及东部等比较危险的地区，逐渐取代美军目前所担负的使命。但鉴于阿富汗地区的危险性，有些北约成员国(如荷兰)已打起了“退堂鼓”。北约的另一要务是乌克兰入约问题。这将是今年底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预计乌克兰的入约问题不会很顺利。从近几天发生在俄乌之间的天然气争端中，便不难品出俄对乌入约的反制味道。北约与欧盟之间如何协调也将成为今年北约面临的一个挑战。随着欧盟共同防务建设的推进，欧盟内部一些智囊人士声称北约有“成为空壳”之虞，而这是北约盟主美国所不愿看到的。预计美国今年将会竭力扭转欧洲盟友对北约的这种“悲观看法”，德美关系如能随着默克尔的走马上任而得到进一步改善，将会帮助美国人实现预期目标。

　　而对欧洲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经济状况了。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在经过近5年的停滞不前之后，终于出现了复苏迹象：企业利润增加、加薪压力平缓、出口增长继续、投资恢复明显，这些利好消息让德国人开始重新找回信心，消费指数开始提升。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预测，德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在1.5%左右，欧洲另一大经济体法国今年有望增长1.9%。由于西欧国家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及时调整了经济结构，使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大为降低，尽管今年油价仍有可能在高位徘徊，但对西欧国家的负面冲击不会太大。波兰、捷克等新欧盟成员国今年的经济形势也将比较乐观，但高油价与需求疲软将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风险。预期这些新欧盟成员国将在今年下大力气降低能耗，从而尽量避免高油价给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大洋洲岛国面临四挑战

　　2006年是南太平洋地区实施指导本地区未来10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太平洋计划》的头一年。从今年开始，太平洋岛国论坛16个成员国将以新的姿态和新的模式展开合作，也将在《太平洋计划》的框架下共同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实施《太平洋计划》的过程中，论坛成员国首先将面临发展经济、促进贸易的挑战。在论坛16个成员国中，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济发达外，大多数岛国的经济较为落后。密克罗尼西亚、所罗门群岛、瑙鲁、帕劳、纽埃等小岛国的经济更是增长乏力。为促进经济增长，摆脱落后局面，各岛国正在按照《太平洋计划》的原则着手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也将在《太平洋计划》的框架下，帮助论坛成员国建立和改善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从而推动各岛国经济走上正常发展轨道。

　　在贸易方面，论坛各成员国将在《太平洋计划》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在原有基础上的地区合作。目前，大多数论坛成员国，尤其是小岛国除了一些初级农产品和劳动力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出口。地区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正在为扩大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贸易和扩大劳动力市场开放程度而努力。这将给贫困岛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希望。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论坛成员国所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困扰太平洋岛国可持续发展主要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三大因素。为防止滥砍滥伐、滥开采和滥捕捞，论坛各成员国在新的一年里将在《太平洋计划》的框架下制订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有计划开发利用土地、森林、矿藏和渔业等资源，以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人力资源方面，为遏制艾滋病给本地区人民健康和经济带来进一步的打击，论坛成员国将加强医疗卫生合作，共同抗击艾滋病。

　　在教育方面，为了解决大部分论坛成员国教育经费不足和师资缺乏等问题，澳大利亚将在新的一年里启动霍华德总理在第三十六届岛国论坛上承诺的教育计划———出资为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一所“澳大利亚技术、职业和贸易大学”，涵盖整个地区，形成教育网络。大学将统一实行澳大利亚教育标准，为本地区培养各类高素质、有竞争力的人才。这一激动人心的教育计划将为论坛各成员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带来美好前景。

　　论坛成员国所面临的第三大挑战是根除腐败、廉洁执政。为了增进合作，促进发展，论坛成员国政府在新一年里将把反腐倡廉、提高执政的透明度、责任感、公正性和效率列为工作重点，加强反腐败机构及司法部门的职能和作用；加强法治，稳定社会秩序，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是论坛成员国面对的第四大挑战。稳定社会秩序是实施《太平洋计划》的重要步骤之一。与此同时，《太平洋计划》还倡导各成员国团结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以保证社会稳定与进步。

　　在新的一年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将继续推进融入亚洲进程。澳、新两国将努力加强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合作，进一步加强与亚洲各国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争取其在亚洲的最大利益。

　　非洲发展形势趋乐观

　　作为全球综合实力排名垫底的一个大陆，非洲并不甘心永居人后，而是积极行动，千方百计缩小与其它洲的差距，并力争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非洲数国竞相“争常”，就是再好不过的体现。

　　虽然非洲国家对由谁“入常”存在分歧，非盟有关安理会改革的专门委员会尚未能协调好矛盾，然而，“争常”本身，即折射出非洲要向外部发声、欲在多边外交场合扮演角色的战略意图。在新的一年里，作为非洲大陆政治意识进一步觉醒的体现，非洲有关国家仍会坚持其有关安理会改革的倡议，“争常”将成为非洲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词之一。

　　虽然有局部的争端和冲突，但相对于爆炸声不断的伊拉克、形势起伏波动的巴以大地等，非洲仍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去年利比里亚战后首次大选顺利进行，非洲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肯尼亚改组后的新政府宣誓就职；科特迪瓦和平进程出现转机等。这些进展都预示着新的一年中，非洲有望继续走向稳定，团结自强、联合奋斗的势头将得到深化。

　　去年岁末相继发生的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国边境危机，以及乍得和苏丹两国间的口水战等，为新年的形势发展蒙上了某种阴影。这说明，由于历史的积怨、文化的差异、种族背景的不同，一些原本掩盖着的矛盾会在新的形势下显现出来，成为制约局势演变的复杂因素。好在，在联合自强的理念下，当事国主观上都不想让事态进一步恶化，而是求助本地区的组织即非盟来协调解决问题。在新年里，非盟在调解成员国之间内部纠纷、防止外部势力插手非洲事务等领域将继续发挥独特而关键的作用。

　　近年来，由于政治形势的稳定、投资环境的逐步优化以及领导人在新的治国理念下对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整等，非洲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非盟目前正按部就班地落实着非盟首脑会议2003年制定的《2004—2007年战略框架》的各项任务。非洲经济委员会估计，2006年的非洲经济也将保持强势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推测，2006年非洲经济将增长5.9%。同时，经济专家预测，2006年全球经济会持续增长，从而带动对非洲初级产品需求的增加，使其价格也相应上扬，预计非洲不少初级产品出口国将从中获益。

　　实际上，这些都是非盟正实施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必然结果。该计划是非洲国家首次共同倡导的全面合作发展战略，涉及政治形势、招商引资、经济目标、社会进步、文化合作等内容。就经济而言，它强调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途径，即通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突破单一经济走向复合型、多元化经济等，以合力开辟经济发展的新天地。

　　新年里，由于美国依然无法从伊拉克抽身、国际反恐等热点远离非洲，非洲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期，政治经济形势可望更趋乐观。当然，新年中非洲面临的挑战也不小，如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文盲率高达2/3，外债高达3000多亿美元，3亿多人生活在日均生活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难以一蹴而就。

　　然而，只要非洲把握复兴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定能冲破不利因素的掣肘，在新的一年中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拉美“脱美”道路走多远？

　　拉美向左转的趋势还将继续，“脱美”倾向也将持续。拉美越想“脱美”，美国就越担心外部势力进入“后院”，美国政坛一部分人的“门罗主义情结”也就越盛

　　去年底发生在美国及其传统“后院”拉美之间的两件大事，为2006年美拉关系定下了基调。

　　第一件大事是去年11月在阿根廷召开的美洲峰会。在这次峰会上，与会领导人围绕是否重启美洲自由贸易谈判发生激烈争论，南北意见严重分歧，峰会无果而终。第二件大事是，去年12月，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一项法案，计划在美墨边境之间修建一条长达1130公里的隔离墙，以阻止拉美非法移民偷越边境进入美国。

　　美洲峰会的失败、隔离墙的兴建，凸显了美拉之间的复杂矛盾。在这些矛盾的背后，是美拉之间日益明显的离心倾向，许多拉美国家希望摆脱对美依赖、受美控制的局面，走上“脱美”自强的道路。

　　美拉之间的离心倾向，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根源。其现实背景就是拉美政治思潮向左转。近几年来，左派政党纷纷在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执政。大部分左派政党上台后，否定上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过去一味亲美的外交思路，力图走出一条经济上更加自主、外交上更加独立的道路。

　　2006年是拉美的大选年，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十多个拉美国家都将在这一年举行大选。除巴西和哥伦比亚情况尚不明朗外，在大部分国家中，中左派获胜的可能性都远高于右翼政党。拉美向左转的趋势还将继续，“脱美”倾向也将持续。

　　美拉离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联系的弱化。一是美拉贸易联系对双方的重要性下降，亚洲成为拉美出口的新市场；二是美国资本对拉美的兴趣减弱，投资目的地更多地转向亚洲和东欧。长期以来，拉美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局限在美国和西欧。而近年来，与拉美有着互补性经济关系的亚洲的发展，给拉美摆脱被动局面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印、韩等国已成为拉美出口的新目标国。而近年来，美国对拉投资则大幅下降。

　　上述政治、经济两大根本性原因，加上美拉之间在贸易政策、反恐、反毒等许多方面的分歧，使得美拉之间这几年渐行渐远。那么，拉美在“脱美”道路上能走多远呢？

　　拉美在外交上能不能“脱美”，关键取决于它在经济上能不能自强自立。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对拉美国家比较有利，全球初级产品价格高企，大部分左派执政的拉美国家经济形势都比较好，都有财力推动一些公共工程，提高社会福利开支。到目前为止，拉美左派执政国家局面都比较稳定，否定新自由主义、“脱美”甚至反美的思想在民意中占主流地位。

　　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比较好的经济形势，并不能说明拉美左派政权已经走出一条成功道路。应当看到，拉美的增长明显低于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拉美目前的经济模式，是以原材料出口收入来为国民经济输血，对国际经济形势的依赖性非常大。如果出现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石油、钢铁、粮食价格下跌，拉美经济很可能衰退，政权就会受到质疑。届时，“拉美向何处去”的问题会被再次提出，道路和方向之争会再次出现。

　　其次，西半球以外的势力会不会进入美国的“后院”，是美国始终关注的问题。拉美越想“脱美”，美国就越担心外部势力进入“后院”，美国政坛一部分人的“门罗主义情结”也就越盛。近几年来，美国一些右翼势力开始宣扬“中国进入拉美”、“中国殖民拉美”的论调。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上追求和平、互利、共赢的积极性视而不见，片面强调“威胁”，夸大所谓的证据，企图为其从总体上遏制中国的战略寻找依据。这种论调，也带着“敲打”拉美“脱美”力量的意味。

　　美洲峰会的失败和隔离墙的兴建计划，预示着2006年乃至今后多年，美拉关系仍将面临挥之不去的阴影。▲

（04）★美国前智囊机构人员谈：不可能成功的台湾攻击战略 ★
http://bbs13.xilu.com/cgi-bin/bbs/view?forum=zgyb&message=146710

《约翰斯林普斯研究会》前任亚太中国事务马奇博士，在接受美国《亚洲军事观察》采访时：美国作为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他对待世界，自然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因为美国独特的先进性，因此他也需要别国依照他的设计来走。对于02－04的中亚战略，美国可以说胜败各半。而此前克林顿政府时期，过于的对华迁就与纵容，才会后期导致中亚战略，出现很多战术上的错误。譬如，在逼近乌克兰，进驻塔吉克斯坦。这一步上，就是极大的败笔。如果此前布什政府先期采取，利用印度，以及台北做战略缓冲，那么绝对不会在部署之前被北京看穿，并且提前采取措施。原先设计，在这里驻扎的542航空联队将部署4架B2隐身轰炸机。以及一个多功能战术中队。用以牵制整个中国西北部地区。而对于俄国方面，这个这里还可以用作更大的军事缓冲。但是由于布什先生的牛仔个性人格，导致战略部署之初，就失去了他的隐蔽性，以及长远性。

　　美国对台北扬言反攻北京如何看待？

　　他说：我个人观点，很显然，这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台北当局在03－04年多次挑战北京的承受底线。诸如：运输机改装计划。轰炸上海，北京，三峡计划。这些都是对于台北自身来说都是带有荒诞的喜剧色彩。美国特使2次秘密潜望台北。其实，运输机改装轰炸机，是美国在70－8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急需一种大型战略轰炸机，来替代老式的B52型轰炸机。随即一个改装波音747计划出台。即将当时747－200改装为武器载荷平台。但是由于客机或者支线运输机在设计之初的用途限制。至使这个计划最终被B1B代替。台北，自身没有战略轰炸机扬言用运输机改装。依照我个人看法，北京当时沿海周边那样防御措施来看，跟本无需理会。首先，这种方案执行，台北必须拥有足够的战斗机护航编队。而当时美国是为了使用ALCM方案所设计的。台北当时跟本不具备那样的战区外打击手段。怎么可能会使用这个计划？但是，台北心里战的确有些办法。拍摄，宣传。闹得北京上下震动。很有意思。就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真的可以从战略角度真实的打击北京的，只有美国，俄国。日本由于他诸多方面限制在，美国手中。除非必要否则布什政府不会叫日本去桶这个马蜂窝。

　　台湾前期称要使用雄蜂2作为打击手段？

　　他说：台北，自行设计的雄蜂2型路基，海基巡航导弹。射程不足400英里。台北自称要打击上海，南京。还要在南中国海域建设路基基地。很显然，这是十分不切实际的。也可以说台北当局跟本不懂什么是战争。他的舰队以及多处路基基地，都处在北京严密监控下。04－05的北京军事演习，可以看出，北京表现出极高的针对性。说明他们对台北的军事部署基本情况是很清楚。每一个路基位置，几乎都在他们的第一波次摧毁范围以内。在加之北京目前具有卫星技术，一旦台北打算动作，在此之前。这些地段就被北京战略，战术以及巡航导弹。打击数次。至于南中国海海域。可以明确的说，那里实际控制者是北京。他可以很轻易打掉南中国海上任何一个他认为有威胁的目标。这绝对不是美国国防部的《中国海军威慑理论》。噢，至于海基方案。台北舰队出海绝对不能靠近台湾海峡，一旦接近。那将是一场恶梦。那么如此一来他的最远距离不过就是厦门等地。但是，台北当局应该清楚的是，对于中国来说，目前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除核子武器以外，能够一次性摧毁北京一半以上国土的国家，还没诞生。没有这样的把握，北京！你就最好威慑他或者跟他谈判，不要提“打”。就像狮子在睡觉一样，一旦他被激怒。他会疯狂的抱负，不要说台北不是他二次攻击的对手，即便是五角大楼也会仔细考虑的。北京战略格局很好。目前他的重型军事工业基础，几乎都不在沿海地区。都在他的腹地。那可是2500英里以上。在他西面又是部署了DF的一些部队。这对于北京来说就是最好的防御。一旦，台北当局首先攻击他的沿海。那么紧接着，他就会马上拼死登陆。看过04演习你应该知道，那是可以匹敌“若曼第”的登陆。即便美军关岛部队出面阻拦，至多10个小时北京依旧可以建立滩头永固阵地，那时绝对不要期望美国会出动地面部队，去解救台北。美国不动，日本单方面对抗，也更不可能。那么台北无疑就是末日。

　　对中日看法？

　　他说：日本做为美国的盟国，同时也是作为第二次牵制打击北京的防线。目前是受到布什政府极大的重视。一旦台北绝难保全，那么布什依旧可以占据日本，继续对北京乃至整个亚洲进行牵制与战略威慑。这对于解决诸如朝鲜这样的“恐怖国家”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美国此次联手日本，在关岛进行军事演习，从规模来看，日本是十分积极的。而美国则如同在好莱坞。只是表演给北京看，无非是要希望北京不要忽视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也就是说，中日解决争端，美国必须参与。但是，我个人依旧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指望美国去为他人付出代价。今年2月北京胡锦涛将会访问美国，届时白宫肯定会就此问题，与之交换意见。在有，日本也不可能在没有同意或者默许下，首先对华动手。那么美国将会很被动。日本修改临战攻击法案，表面是要给北京警告。实际很可能不是针对北京而是朝鲜。这很显然。如果拿北京与平壤来对比，那么日本最害怕并不是北京，而是平壤。众所周知，北京是一个实际意义上大国，他固有自身国际地位，外交策略，决定他不会那么冲动而缺乏战略思维。另外，北京很能宽容。无论对待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不是极大利益分歧，北京绝对是美国最可信赖的伙伴。但是，平壤不同。可以说与北京相比，他是疯子以及十分缺乏战略头脑的国家。他可以为了一点点小小矛盾动用核武器。这就是平壤。北京说打！可能只有70％可能。而平壤说打则会有100％的可能。中朝关于建立联合开发体系，这使日本感到恐慌。在加之前期北京多次派战斗机驱赶日本p3c。最远甚至到达日本实际领空。自然，他会有所动作。但是，一旦日本激怒北京，北京很可能会指使平壤，为他复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完全可以实现 ▲

来源:台海局势 mk800

（05）★澳媒：美日澳安全会议将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
http://mil.top81.cn/2006/1-6/192928.html

中新网1月6日电 《悉尼早报》今天发展文章称，将于下周在悉尼召开的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三方安全会谈将有可能加剧中日的紧张关系。中日关系将会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于下周三与澳大利亚外长唐纳，以及日本外交大臣安倍晋三进行会晤，这也是三国之间的首次部长级别的对话。

据报道，这次峰会将集中讨论“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威胁”。该报认为，会议的这一意向向中国的领导人发出强烈的信号，即美国仍然在插手这一地区的事务。

此外，会议还将讨论三国“对台湾海峡的关切”和三国间可能的联合军事演习。

据报道，悉尼一家国际政策研究中心“罗伊研究所”的阿兰•杜邦分析认为，在今后的5到10年内，中日之间的战略敌对将成为对地区安全最严重的威胁。

杜邦说：“从政治角度看，双方的关系是我所见的30年来最差的，并且还在继续恶化。两国都是主要的亚洲大国，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将使整个地区的战略关系复杂化。”

同时，杜邦对美澳日三方会谈的意义持保留态度，因为此类会谈一直引起中国方面的忧虑。他相信，三方会谈从官员级别上升到政治级别，会令人担心“三方将形成某种比会谈更加正式的东西”，而且是针对某个国家的。“会谈的形式越正式化，越容易引起不安。”

杜邦认为，在中日紧张加剧的背景下，这样的安全会谈更应该在东北亚范围内进行。

据悉，三国安全会谈始于2002年。赖斯在去年与唐纳的会晤中提出将会谈“提升”至外交部长级别。

会谈还将讨论伊拉克问题和反恐问题，澳大利亚希望敦促日本调用更多的技术专家和资源，用于打击东南亚的极端势力。(章田/远山) ▲

（06）★新世纪情报学研究的时代背景——情报学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http://column.bokee.com/100787.html

新世纪我们正处于一个数字化、信息化、知识化与智能化的时代，信息革命浪潮为情报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新的舞台，情报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一方面：

（1）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信息情报的战略意义凸显，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国家、组织、个人创新的源泉与基础，成为社会竞争主体把握市场、获取先机、赢得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资源；

（2）政治文明的进步使得信息公开、平等、民主成为时代潮流，如何充分地开发信息资源并有效地、公平合理地配置信息资源成为时代的主题；

（3）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知识文化素养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信息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人们的信息能力、信息素养的提高使得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

（4）信息存储、通讯与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进步，使得信息的产生、传递、存储与利用超越历史、超越时空限制而达到极致，信息数量的增长速度、信息载体的纷繁程度、信息本身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信息传递的速度与时空范围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世纪有人说：21世纪的偶像是网络。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这样修正：现在与未来的偶像是信息，是情报。

另一方面：

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深入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撼、兴奋与新奇，世事相反相承，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进步的同时，在信息情报为人们重视与关注的同时，各种新的问题亦不断凸显。

（1）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为人们所意识到的“情报爆炸”、“信息泛滥”并没有因为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而得到缓解，相反，人们日益陷入相对无限的信息海洋，疲累之余难以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社会进入信息丰富却知识贫瘠的年代；

（2）信息发布、传递渠道与交流模式的根本性变迁使得信息来源复杂多样化、信息主体多元化，失控的多元化过程中伴随的是信息质量的参差不齐、信息活动主体的难以控制，各种垃圾信息在广袤的信息世界得到怂恿与繁殖；

（3）信息无序度的增加使得人们在为信息时代欢呼的同时亦开始疲惫不堪，海量的无序信息淹没了人们的激情；

(4）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却让自己的隐私、商业的秘密裸露于世人面前，黑客、间谍尽情挥洒的才智使得安全成为人们心头的病痛，各种技术的、法律的、管理的漏洞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出现，“信息战”意识状态下的各种安全隐患在信息时代变得猖狂而潇洒。这个时代，不是那么平稳，无硝烟的世界充满了人们的困惑与疑虑。这是一个信息弥漫的世界，也是一个问题充斥的世界，如何面对与解决各种信息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作为信息科学最重要的分支力量之一的情报学，以解决信息情报问题为己任的主将，无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平台，在新的时代，在新的环境背景下，情报科学如何在这个令人欢呼而又令人颓丧的信息世界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成为时代的明星，成为学科之林中耀眼的明珠，是情报学研究者与信息情报工作者们的光荣使命。

那么，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情报学研究现状是怎样的呢？情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又会如何？本文力图较为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为人们展现新世纪我国情报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图景。当然，限于笔者的水平学识，遗漏、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06）★才思敏捷机智过人的周恩来九大应答妙语★
http://www.chinabbs.com/bbs/00/265088.html

　　恩来总理的捷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这些答问都不是提前准备好的，也是事先难以预料到的。周总理不仅回答得巧妙，而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是对方刚说完，马上就回答。没有过硬的素质是根本做不到的。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 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 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 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

　　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 ，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 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 “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 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赞叹呀！▲

（07）★德国《世界报》载文：欧洲缺乏明确的对华战略★
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8/0601/12959.html

　欧洲需要一项中国战略。西方目前仍不知如何与中国这个大国打交道。

　　高科技强国、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未来的超级大国以及脆弱的巨人———中国同时集合了多种形象。西方在与中国交往时再也不能疏忽大意了。根据官方的数字，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左右。全球75%的玩具、58%的服装及29%的手机产自中国。每年有600亿—7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涌入中国。看来谁错过了中国，谁就错过了未来。所有人都觉得中国的机遇之门在向自己敞开着。

　　国际上对中国的争论描绘出了往往相互矛盾的图景：有人预测中国将崛起为超级大国，有人誓言中国即将崩溃。所有的看法似乎都言之有理。

　　超级大国、高科技强国、发展中国家，每个名称都可以在中国找到与其相适应的图景。中国所展示出来的东西是方方面面的。我们面临的是两个关键性问题：首先，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我们有何期待？其次，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务实、灵活、善于学习构成了中国外交成功的基本模式。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两个显著的转向。一是转向多边主义。中国认识到，多边机制中的合作并不一定意味着影响力的丧失。它抛弃了以双边关系为导向的旧的外交政策，并且在这方面迅速取得了成功，如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二是全球性的转向。如今，中国在拉美、非洲表现活跃，且构成了对西方的竞争。密集的出访外交、定期的商业代表团以及频繁的经贸交流都表明，随着中国的崛起，它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足迹。

　　随之而产生的问题是：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如何对待中国的这种崛起？

　　在对中国崛起的认识上，西方人犯了战略错误。在近30年里，西方一直仅把中国视为市场。而中国利用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资金、技术培训标准以及管理方法。我们逐渐看到，中国从西方的市场成为了西方的竞争者。首先是在中国的本土，随后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上，中国的竞争也加大了。以夷制夷，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有着深入的理解。

　　西方必须做好与中国长期交往的准备，并且顺应不断变化的进程，制定相应战略。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发展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它唤醒了某种乐观情绪。然而，被掩盖的一个现实是：中国的成功有着西方资金和技术的巨大功劳。只是在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之后，我们才认识到今日的市场成为了明天的竞争者。

　　迄今为止，面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风险，我们应避免陷入片面的欣喜或担忧。这两种情绪毫无益处，它建立在西方与中国交往中的混乱之上。它们缺乏对中国的机遇和风险的现实眼光，缺乏一种协同，也缺乏在政治经济领域对在与中国交往时所要实现的共同利益的共识。▲

（摘自1月3日德国《世界报》，原题：龙还是大熊猫？作者　埃伯哈德•赞德施奈德，汪析　译）

（08）★一个被封锁了20年消息的绝密事件★
http://mil1.jschina.com.cn/zjw/2005/8-2/7430.htm

这是一个被封锁了20年消息的绝密事件，1975年11月8日晚，苏联海军发生了严重的紧急事故：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大型反潜舰（或称驱逐舰）未经司令部允许，擅自启锚，离开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附近的达乌加维河湾驻泊地，向连接里加湾和波罗的海的伊尔宾斯基海峡方向驶去。

从该舰上成功逃出的一名军官游回里加海军基地汇报了情况，原来是“警戒”号大型反潜舰上发生了暴乱，负责政治工作的副舰长维克多•萨布林海军少校，指挥一伙同谋，逮捕了舰长，制服了军官，武装夺取战舰，准备叛逃至瑞典。

波罗的海舰队护卫舰、导弹舰、海军航空兵及部署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空军前线轰炸航空兵，紧急出动，从空中和海上两路拦截、追杀叛逃的军舰，一场惊心动魄的海空联合拦截和追杀行动就此展开。

　暴乱是怎样发生的？

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大型反潜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是：一次对波罗的海舰队、苏联海军乃至整个苏联来说都比较耻辱的叛逃事件。负责政治工作的副舰长萨布林了解舰上的所有军官，野心较大，企图发动新的革命，有明显的精神分裂和狂妄症状，企图通过欺骗的方法，劫持军舰，叛逃国外。

事实上，暴动的过程很简单，与好莱坞电影开始时描述的情节大同小异，并不惊险。1975年11月6日，按照节日传统，“警戒”号大型反潜舰抵达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在位于市中心的达乌加维河湾处停泊。11月8日晚，政治副舰长萨布林向舰长波图利内海军中校汇报工作，谎称舰上似乎发生了什么紧急事故，与舰长一起来到军舰下层的一个隔舱中，然后，在同谋水兵沙因的帮助下，把波图利内制服，锁在隔舱中，并交待沙因严密看守。随后，萨布林召集全体军官和准尉，宣称舰长身体不舒服，军舰将由他指挥，前往列宁格勒，计划通过电视讲话痛斥苏联社会和海军舰队的种种弊端。大型反潜舰上全部60名军官和准尉中，只有3人同意执行他的命令，个别坚决反对的人被萨布林关押到一个单独的隔舱中，大部分军官表现出了无所谓的“不参与”态度，不支持，也不反对，只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间接地走上了背叛祖国的道路。舰上其余乘员对“政变”并不知情，最初并没有怀疑替代舰长指挥的副舰长萨布林，执行了他的全部指令和命令。

但是，有一个军官成功避免了被“监禁”的命运，他跳到了海中，在11月刺骨的海水中游上了岸，返回波罗的海舰队里加海军基地司令部汇报情况，称军舰上可能发生了起义事件。奇怪的是，他的话没人相信，在那个年代，舰队各级司令部都认为这种说法非常荒唐，根本不相信苏联军舰上会发生什么起义。此外，领导们还怀疑这名军官是否喝醉了酒，甚至决定强制他去进行心理健康检查。不过，就在决定送这名军官进行心理检查时，就在抵达里加参加节日庆祝活动的舰艇编队指挥部官员们、心存疑虑的里加基地官员们的眼皮底下，“警戒”号大型反潜舰已经擅自启锚，离开停泊地，开始出海。

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里加基地迅速向上汇报这一紧急情况，苏联军政领导立即下达命令，就近调动军舰和战机，进行拦截，阻止“发疯”军舰的行动。但是，由于里加海军基地领导的怀疑，不相信勇敢的海军军官的话，丧失了最佳拦截时间，军舰已经驶入大海。可以说，如果不是基地司令部的犹豫和怀疑，行动不坚决，完全可以及时制止萨布林的暴动，封锁港湾，使军舰无法驶离里加湾。

在接到紧急任务后，波罗的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空军前线航空兵立即行动，展开立体拦截行动。下面有关此次惊心动魄的拦截过程及整个事件戏剧性的变化情况，全部是根据当时参加海空拦截、追杀行动的舰长、飞行员、指挥官们事后的回忆整理而成的。主要是苏联第15空军集团军第132轰炸航空兵师第668轰炸航空兵团副参谋长亚历山大•岑巴洛夫（现为后备役少将）、苏联海军总参谋部战役局作战处处长弗拉基米尔•扎博尔斯基海军上校、波罗的海舰队利耶帕利斯基海军基地驱逐舰支队长Л.С.拉苏科瓦内海军上校、利耶帕利斯基海军基地小型导弹舰大队长А.В.博布拉科夫海军中校、“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舰长А.В.波图利内海军中校。

首先看一下苏联空军前线航空兵轰炸机空中拦截情形：

航空兵团战斗警报响起！

1975年11月9日凌晨3点，距离尤尔马拉市20公里处的图库姆斯机场，第668轰炸航空兵团，突然响起战斗警报，全团官兵迅速行动起来，开始进行战斗准备。这是一个培训水平较高的空军前线轰炸航空兵团，装备当时已经老化的雅克-28前线轰炸机，主要用于培训飞行人员夜间和复杂气候条件下的空中打击技能，执行特殊任务。在苏美对峙时期，668团的任务是加强苏联前线航空集群的力量，在极限气候条件下，对北约战术航空兵部署机场实施打击。

由于该团战斗训练完全按照战备要求进行，经常进行例行战备检查，此次非训练时间的战斗警报信号，也被全团人员视为一次例行战备检查，并没感到有什么异样之处。

在第668团团长向第132师指挥所汇报接到战斗警报后的行动准备情况时，惊讶地得知，师里并没有检查第668团战备情况的计划，此次战斗警报也不是师部下达的，师长安德烈耶夫少将正在家休息。师长被从床上叫醒后，同往常一样镇静，清楚、准确地向刚刚上任的第668团团长解释称，谁越过师长向团里发出战斗警报，下达了战斗任务，就由谁亲自指挥。

第668团进入战备状态的协调机制运转正常，没有任何延误。全体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到位，飞机做好了起飞准备，挂载了存放于机库内的第一批航空炸弹弹药基数（第二批、第三批弹药基数在弹药库内，出厂包装箱尚未拆除）。与所有的战备检查一样，从第15空军集团军司令部传来加密电报，通报了战役战术局势，下达了第668团的战斗任务，称外军战舰侵入苏联领海，介绍了敌军战舰的基本性能数据（导弹驱逐舰，装备两套“黄蜂”型防空导弹系统），通报了军舰在里加湾的大致位置和地理坐标。集团军司令部给航空兵团下达的任务很简短：准备对战舰实施毁灭性空中打击。

按照战斗章程要求，第668航空兵团团长及时做出对战舰实施打击的决定，副团长和各级指挥官提供相应建议，参谋部进行必需的测算，传达决定并组织完成。总之，一切按部就班，有序进行，该团所有领导成员此前刚在加加林空军学院进行了培训。不过，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要对军舰这种高度坚固的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必须使用500千克弹径的厚壁爆破航空炸弹，而在值勤战机上挂载的第一批弹药基数却是弹径只有250千克的ОФАБ-250Ш型突击爆破杀伤航空炸弹，668团配备有厚壁爆破航弹，但是，从未要求使用，全部在第三弹药基数仓库内储存，尚未开封。由于团里接到的是对军舰实施模拟攻击任务，所以就没有重新挂载，况且时间也不充裕。

9日晨6点左右，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电话通知，明确了战舰进入伊尔宾斯基海峡时的位置，大约一个小时后，开始驶出海峡，向瑞典哥得兰岛方向前进。此时，第668团团长向各飞行大队长们正式下达了准备模拟摧毁敌军战舰的战斗任务，飞行员们开始进行战斗起飞前的最后准备：进行飞行领航计算、明确相互协作问题等。黎明时分，在第668团团长与第15空军集团军代司令格沃兹季科夫少将通电话时，不知为什么，情况突然紧张起来。格沃兹季科夫少将开始详细询问团长的决定，明确了所有细小环节，确认攻击战舰时的行动战术，要求从团领导中抽调两位成员，亲自驾机执行任务，先对军舰进行警告性轰炸，同时没有排除挂载实战炸弹的战机随时执行实际轰炸任务的可能。随后，格沃兹季科夫少将禁止更换弹药基数，称局势不明确，但正式确认了对军舰发动实际攻击的可能性。

侦察机起飞后5-6分钟，由团领导亲自驾驶的两架轰炸机升空，任务是根据集团军提供的目标指示数据，对军舰实施航线警告性轰炸任务。

执行气象侦察和目标再侦察任务的飞机由第668团第二飞行大队长驾驶。当时，第668团共装备了两种雅克-28变型轰炸机：雅克-28И型装配“创议-2”雷达轰炸瞄准仪、武器控制系统、ОПБ-116光学瞄准仪、АП-28К自动驾驶仪，雅克-28L型装配ДБС-2С“荷花”无线电指令差测距制导系统、РСБН-2无线电技术近程导航系统。根据团长命令，目标再侦察工作由雅克-28L型前线轰炸机执行，其瞄准导航系统能够在搜索中发现目标后，实时确定其坐标，精度在数百米以下。但是，在侦察机到达集团军提供的军舰大致位置后，没有发现目标，随后开始沿其最有可能航行的方向上进行目视搜索。

秋季的波罗的海，气象条件不适于实施空中目视侦察。早上的天空比较昏暗，灰蒙蒙的，云况5-6级，云底高600-700米，浓雾，云雾与水汽溶合在一起，水平能见度不足3-4公里，看不见地平线，在这种条件下目视寻找军舰，并根据其轮廓和舷号来辨别其身份，可能性极小。在500米安全高度飞行时，在能见度较差的条件下，侦察机乘员未能完成主要任务，没有发现军舰，在其后以5-6分钟间隔飞行的两架轰炸机，自然未能对军舰进行航向警告性轰炸。

“黄蜂”防空导弹系统发射9М33型导弹

萨布林海军少校指挥“警戒”号大型反潜舰熟练地躲避开了飞机的空中攻击，向飞机一侧进行能动机动，与轰炸机成0度航向角。雅克-28轰炸机被迫停止攻击，因为轰炸角度几乎没有，轰炸命中率极低。飞机重新机动后，降至50米高度，由于军舰上有两套“黄蜂”防空导弹系统，随时可能发动反击，必须保持较低的飞行高度，雅克-28直接从“警戒”　号上掠过，小幅爬升后，到达200米高度，完成了苏联空军战术上所谓的“270度标准转弯”机动后，从军舰的后侧方对其进行第二次攻击。轰炸机飞行员料定，军舰将向轰炸机相反方向进行机动，以摆脱攻击，轰炸机从270度角发动攻击，将会迫使军舰在飞机投掷炸弹前，无法转到飞机的180度航向角。正如轰炸机飞行员预料的那样，萨布林海军少校担心军舰桅樯被炸毁，试图指挥军舰脱离飞机攻击位置（他不知道，轰炸机上并没有挂载重磅航空炸弹）。

第二次空中攻击结果是，第一枚炸弹直接命中了反潜舰后甲板的中央部位，摧毁了甲板复层，炸得军舰操纵轮卡在原处，其它炸弹以距军舰轴线不大的角度飞过，未对反潜舰造成任何损害。“警戒”号开始沿转弯半径曲线行进，速度减慢。

完成攻击任务后，雅克-28轰炸机迅速爬升，保持对反潜舰的视距内监视，以确定攻击效果。战机随后看到被攻击的“警戒”号大型反潜舰发出了系列信号弹，立即向团指挥所报告，内容非常简短：（军舰）在发射导弹。第668团指挥所里顿时一片死亡般的寂静，空中无线电静默，所有人都知道军舰可能会发射防空导弹反击，一刻也未忘记这一危险。这些导弹击中了谁？要知道，全团战机编队已经到达军舰上空，瞬间的寂静对团领导来说，感觉就象过了几个小时。随后，传来确认情况：信号弹。空中无线电波立即热闹起来，飞行员们的各种喧哗声炸成一团，都在明确自己的战斗任务。此时，军舰上空的雅克-28轰炸机机长再次大声呼叫，情况又有了变化。　　
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就是战争。第668团全团战机梯队第一架雅克-28轰炸机突然飞到波罗的海舰队对“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进行追踪拦截的一艘军舰上空，把这艘军舰当作了暴动舰艇，开始对其进行攻击。执行拦截任务的军舰避开了空中炸弹攻击，舰上所有自动化防空火炮立即进行反击，发射了许多发炮弹，没有一发命中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是克格勃边防部队的一艘巡逻舰，边防军们一生之中恐怕也从未对真正的“活”目标进行过实弹攻击，何况还是以非常高超的技巧进行机动飞行的战机。

　好莱坞式经典结局！

这只是第668团18架飞机梯队中的第一架轰炸机在进行攻击，其余战机将会攻击哪一艘军舰呢？此刻，无论是发生暴乱的“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还是其它拦截舰艇，没有人再对飞行员的攻击决心产生怀疑。显然，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及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并得出了正确的答案：是到了停止混乱攻击的时候了，尽管这些攻击事实上都是“有组织的”。空中多次发布无线电明码报文通知：这是舰队和航空兵检验演习，警报解除！　　

此时，“警戒”号大型反潜舰继续缓慢地向瑞典方向驶去，空中20多架轰炸机虎视眈眈，海上多艘战舰围追堵截，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局势突然发生了好莱坞大片式的戏剧性变化，暴动的反潜舰突然停止前进，舰上发出无线电明码电报：军舰上的秩序恢复，暴动被成功制止。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就此结束！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在第668团前线轰炸航空兵一架雅克-28轰炸机误炸民船之后，负责指挥整个拦截战役的波罗的海舰队第一副司令科托夫海军上将，立即命令舰队海军战略导弹航空兵两架飞机升空，执行毁灭性轰炸任务。好莱坞式戏剧性变化出现在“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行驶到东经20度线时，海军战略导弹航空兵双机中的长机已经得到了立即摧毁“逃兵”的战斗命令，随后进入战斗位置，开始向舰队航空兵战役指挥官请求导弹发射电路解锁密码，由于这是战略航空兵飞机，舰队战役指挥官也不知道其发射密码，随即向舰队司令请示，此时，战略导弹双机中的长机已经飞过了战斗航向，开始拐弯，准备进行第二次接近冲击，正是这一迟误，拯救了军舰。此时，“警戒”号大型反潜舰上的指挥官突然发布指令，及时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拦截飞机、舰艇宣布，称军舰上的秩序得到了恢复，一切开始转入正常。可以想象，战略导弹飞机一旦发动攻击，在专门用于摧毁航母和其它大型战舰的、威力巨大的机载航空反舰导弹的打击下，“警戒”号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为什么整个局势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呢？这要从波罗的海舰艇和海军航空兵拦截行动及被“监禁”的“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舰长的反抗说起

战舰出海追逐、拦截

在得知“警戒”号大型反潜舰叛乱出逃后，苏联海军司令部立即命令波罗的海舰队就近调集兵力，组织海上拦截行动。基本部署情况是，11月9日凌晨，利耶帕利斯基海军基地驱逐舰支队长拉苏科瓦内海军上校，接到海军基地司令代表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下达的行动命令：立即追赶擅自离开里加港向瑞典方向驶去的“警戒”号大型反潜舰，制止其叛逃行为，如果（“警戒”号）不服从命令，可以使用武力。拉苏科瓦内上校立即率一艘护卫舰（基地旗舰）紧急出海，同时命令基地小型导弹舰大队长博布拉科夫中校指挥所有小型导弹舰，紧急出海，执行同一任务。护卫舰旗舰和小型导弹舰大队几乎是同时追上“警戒”号的，此时，空军前线航空兵飞机已经开始轰炸，行动到了最严峻、最紧张的时刻。空中，强击航空兵正在对“逃兵”进行航向警告性轰炸，波罗的海舰队海军战略导弹航空兵双机第二次进入战斗航向。海上，小型导弹舰大队已经进入视距攻击区域，导弹攻击准备已经完成，护卫舰同样咬住了“警戒”号，准备使用舰炮火力制止其继续行进。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确定的最后追逐界线是东经20度线。

时任利耶帕利斯基海军基地小型导弹舰大队长（海军中校）的博布拉科夫回忆道：

“我接到了（拉苏科瓦内海军上校）代表舰队司令下达的追赶“警戒”号的命令，如果它越过了东经20度线，之后就是直通瑞典的航线，命令我击沉这艘军舰。如果我们的导弹击中了军舰，就可能会炸出一个能让火车列车穿过的大洞。也就是说，我们的一次齐射，意味着永久的毁灭┅┅在穿过伊尔宾斯基海峡时，我们追上了“警戒”号。记得那个早上，折射较强，感觉军舰就象是在水上飞行。突然，我看到一个巨大的水柱在军舰处冲起，我还以为它被炸毁了。之后，大量海水落下，而“警戒”号就象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继续航行。原来是航空兵飞机已经开始进行警告性轰炸。”

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不难想象：军舰连同所有乘员完全可能会被摧毁！尽管一枚航空炸弹击中了船尾部分，使其航行速度慢了下来，但它还是行驶到了20度经线处。此时，暴动军舰上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急剧变化，海员们已经明白，既然自己的战机轰炸了自己的军舰，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变故。

舰长制服叛乱分子，避免了灭顶之灾！

时任“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舰长（海军中校）的波图利内事后回忆道：

“我试图从萨布林关我的隔舱中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铁器，砸坏了舱门插锁，来到了另外一个隔舱，（没想到也是锁着的。当我把这个隔舱的锁也砸坏时，水兵沙因（萨布林吩咐看管舰长的）用可伸缩事故挡板挡住了舱门。完了，我一个人未能脱身。但是，此时，水兵们开始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海军中士科佩洛夫和几个水兵（斯坦克维丘斯、雷科夫、鲍里索夫、纳比耶夫等人，我故意不提他们的全名：国际惯例）推开了沙因，砸烂了挡板，使我获得了自由。我拿起一把手枪，其余的人端着冲锋枪，兵分两路，一路从前甲板方向开始行动，我则经过内部过道，来到驾驶台。一见到萨布林，第一冲动就是当场击毙他，但随即想到：他还应当受到法律审判！我朝他腿上开了一枪。他摔倒在地。我们上了驾驶台，我立即通过广播宣布，舰上秩序已经恢复。”

就这样，被“监禁”的舰长，在海员们的帮助下，亲自镇压了叛乱的副舰长，避免了军舰及全体乘员的灭顶之灾。

但是，此时，局势并没有最终彻底解除，还需要对舰上的真实情况进行核实。拉苏科瓦内舰长回忆道：“在此极其紧张的时刻，在已经向战略导弹飞机下达了摧毁军舰的命令后，我听到了（“警戒”号）广播讲话：‘我是舰长，请求停火。我掌握了指挥权。’我对此表示怀疑，通过广播问道：‘是谁在讲话？我听不出舰长的声音。’我听到的回答是：‘就是我，波图利内。我的嗓子哑了。’随后我命令‘警戒’号立即停止前进。我随后与全副武装的水兵们一起，登上了‘警戒’号，走进了驾驶台。波图利内在那里迎接我们，角落里躺着已经打上绷带的萨布林。”

至此，因萨布林叛乱率舰出逃而导致的海空联合拦截行动正式结束。

　空中拦截行动总结

11月9日上午10点左右，第668团所有战机全部返回机场，安全着陆，加油，在完成一切必须的保障工作后，又恢复到正常战备状态。此时，第132轰炸航空兵师师长安德烈耶夫少将，带着师司令部和参谋部军官，乘坐伊尔-14飞机来到团部。听取了团长的行动汇报后，命令工程技术人员回去休息，团领导和飞行人员原地集合，训话。当然，气氛有点压抑。

安德烈耶夫师长，非常清楚668团人员道德状况，未批评任何人，直接开始讲话。讲话内容的实质是：668团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同时，没有损失一架飞机，也没有炸死被攻击军舰和民船上的任何一名无辜的人。不久，安德烈耶夫师长的所有预测都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当天晚上，以苏联空军领航主任布拉诺夫少将（空军总司令的“惩戒利剑”）为首的空军总司令部军官调查小组，从莫斯科飞抵第132前线轰炸航空兵师，对所有人进行了批评。批评师长和师参谋长放弃指挥下属航空兵团的领导责任，批评第668团领导指挥无力，批评飞行人员战斗素养较低，同时也批评了第15空军集团军司令部。

早有准备的安德烈耶夫少将，随后引经据典地反驳了一个又一个指责。师长和参谋长放弃了正在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的指挥权了吗？团领导指挥不力？那么，是谁以什么方式向师和团下达这一任务的呢？是谁传达了上级首长的意图？这一决定在哪里，哪怕是现在能向我们传达吗？根据战斗章程，各部队的协同及在战斗行动地区的指挥应当由上级首长负责，请问，团应该与谁协同，怎样协同？应当由谁来指挥攻击地区的战机编队？幸亏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图库姆斯机场近程无线电技术导航系统区域内，如果再远100-200公里，结果会怎么样（无线电通信无法保障）？侦察机未能在预计海域发现军舰？另外一架轰炸机未能从500米的空中辨别出那艘货船并不是战舰？在灰暗的天空中，在复杂气候条件下，在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没有目标指示数据，飞行员能在空中辨别出军舰上的舷号吗？

当天夜间，空军调查委员会向空军总司令帕维尔•库塔霍夫空军主师汇报了初步调查结果及安德烈耶夫师长的立场，空军主师非常愤怒，但他自己心中明白，第668团这种无序战斗飞行的原因并不在“代其受过者”身上。另外，他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此紧急事件进行的初步调查报告中，肯定了空军的行动。随后，空军总司令授权布拉诺夫少将继续进行调查。

11月10日上午，师、团几乎所有领导成员，都受到了以空军总司令名义进行的警告处分，根据纪律条令，这是仅次于撤职的最高处罚。团长没有受到这一处罚是因为他还要继续任职（两个多月）。对飞行员的处理比较简单，既不处罚，也不奖赏。调查委员会宣布，所有处罚都将以空军总司令命令的形式公布，但是，事实上，空军总司令并没有颁发这种命令。第15空军集团军代司令格沃兹季科夫少将仍然继续服役，到规定服役年限之后才退役。

从此次飞行拦截行动中也得出了一些正面结论。一是空军部队总体战斗力较强，反应迅速，执行命令比较坚决；二是要继续加强战斗培训，提高部队执行海上任务的能力；三是在空军部队和海军舰艇联合行动时，要组织好协同工作，调整好基本战斗队形。

事隔20多年，1996-1997年间，俄罗斯媒体开始对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大型反潜舰叛逃事件进行了揭秘报道，使这一事件彻底曝光。当时还曾由时任下诺夫哥罗德州长的鲍里斯•涅姆佐夫发起了一场为萨布林平反的运动，向叶利钦总统提出了平反要求，希望为萨布林少校恢复名誉，但是，这一平反运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叶利钦拒绝为任何企图背叛祖国的人平反，人民也不答应。

在俄罗斯媒体报道波罗的海舰队军舰暴动事件时，有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极其凶险的问题：到底开火了没有？

参加此次拦截行动的利耶帕利斯基海军基地驱逐舰舰长拉苏科瓦内海军上校，小型导弹舰大队长博布拉科夫中校（后晋升至海军上校），以及“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舰长波图利内海军中校（后晋升至海军上校），全部确认，海军拦截舰艇并没有开火。

拉苏科瓦内海军上校表示：“我与舰长（波图利内）是老朋友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被隔离了，但我还是已经做好了执行命令轰炸有200多名海员的军舰┅┅您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当我们追上“警戒”号时，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上面的所有船员，从舰长到普通水兵，我都认识，因为我曾在这艘军舰上服役过4个月。但是，那时，我还是会开火的。军舰携带了最新型武器装备、我们的密码、机密地图和文件正在叛逃国外。”

博布拉科夫海军上校回忆道：“当然，当时最恐怖的事情莫过于意识到，再过几分钟，我自己也会接到击沉军舰的命令。而那里有200人。当时我暗想：即使上面有一半的人叛乱了，那另外一半呢？当时我就明白了，其余的人采取了不参与的立场。我就又暗想：那又怎么样，男子汉大丈夫，采取不参与的立场也是应当付出代价的。如果我有可能，我会把你们击沉的，因为你是胆小鬼或傻瓜，在这种情况下，你毕竟是有过错的。”

每个读者都可根据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曲直。不过，上述军官的说法完全符合苏联海军军官荣誉准则，遵守了向祖国发下的誓言。

至于轰炸机飞行员，无论是已经实施轰炸的，还是进入了攻击位置准备轰炸的，大概也面临同样的艰难选择，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服从命令，忠于祖国。对军人来说，战斗命令，也只有战斗命令，是永远都必须执行的命令。尽管在接到消灭背叛祖国的同胞时，会面临复杂的矛盾，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是检验真正的军官及荣誉的试金石。

　暴动后的“警戒”号

1135型“警戒”号大型反潜舰建成于1973年，1974年6月4日首次出海值勤，排水量3200吨，长123米，宽14米，吃水4.5米，速度32节，续航时间30天。武器装备：1套“暴风雪”反潜导弹系统（4具发射装置）、2套“黄蜂”防空导弹系统（40枚导弹）、2门АК-726型76毫米双管自行火炮、4枚远程导弹鱼雷（35-50公里）、2具533毫米鱼雷发射器（各4枚）、2套12管РБУ-6000抛弹器（射程6公里）。乘员190-200人。

1975年萨布林暴乱事件后（萨布林本人于1976年被处决），乘员被全部解散，由大型反潜舰更型为护卫舰，名称未变，经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于1976年初转航至太平洋舰队服役，成为堪察加区舰队第173大型反潜舰支队旗舰，表现优异。“警戒”号护卫舰参加了太平洋舰队所有的出海训练和实弹演习，从未在鱼雷、水雷、火炮实弹射击中失靶，成为太平洋舰队最优秀的军舰之一，1977-1984年间被评为“太平洋舰队最优秀的舰艇”、“优秀舰艇”、“最优秀的布雷舰”、5次受到海军总司令的嘉奖。

1987年7月，“警戒”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了维修，之后继续在堪察加服役，名称未变。“警戒”号曾是1135型舰艇中最辉煌的一艘军舰，总航程达21万海里，7次参与战斗值勤，曾参与1983年在萨拉纳湾救助沉没的K-429号潜艇乘员的任务。2002年10月13日正式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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