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研制新潜标监控系统 可监视入侵外国潜艇★

　　10月的厦门，风和日丽，潮湿的空气弥漫着懒散的味道。然而，在厦门大学旁的工厂仓库里，十几个科研人员却忙活得热火朝天。

　　大家分工有序，调试、上漆、计算……一个类似鱼雷的“大家伙”横亘其中：3米见长，流线型的外观，深红色的防腐漆还没有完全干透，中间露出5个子弹头似的蓝黑色装置。

　　它，就是新型的实时传输潜标系统，研究人员喜欢称它为“九头鸟”。作为“863”海洋监测技术主题的重点课题之一，它是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0研究所联合国家海洋中心共同研制的。

　　实时传输潜标系统与传统潜标系统相比，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能够通过水面卫星浮标，将水下测量信息实时传输给岸站。目前，工作人员正在为实时传输潜标进入福建示范区深海运行做最后准备。

　　为了不打扰他们的工作，记者“见缝插针”地进行了采访。

　　变“聪明”：“九头鸟”智能补充

　　传说中的九头鸟，砍掉一个脑袋，又会迅速生出一个脑袋。潜标要想实时传送数据，必须要在海面长出个脑袋———通讯浮标。

　　然而一个“脑袋”怎么能经受得住汹涌的海洋长时间的肆虐和渔民的好奇探访呢？传统浮标损坏，往往很难自动修复，而实时传输潜标却多长了5个“脑袋”———备用浮标。它可以像“九头鸟”一样，在前一个“脑袋”失灵后自动长出一个“新脑袋”。

　　海面上的水面浮标，如果在工作过程中由于人为或自然原因遭受破坏后，数据传输控制系统检测到卫星通讯系统失效，就会适时控制下一个通讯浮标释放，并将损坏浮标的电缆释放掉，保证系统继续正常工作。

　　“如果第2个也坏了，第3个备用浮标就会自动顶替……依此类推，整个补充替换过程可连续5次，直到所有的备用通讯浮标全部释放完毕。这样就能保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观测数据实时传送回来。”张云海向记者介绍。

　　那么，茫茫大海，如何完成智能检测释放工作？

　　“我们设计了一套切割释放装置”，张云海解释说，“浮标释放由控制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判断后，按释放程序或按接收到的卫星指令进行控制。无论是哪种方式，释放控制机构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即当控制中心接通气动刀的点火具电源，瞬间产生高压燃气，快速推动气动刀，将前一个已损坏的水面浮标电缆切断，同时又将下一个水面浮标的齿形扣解制，这样，备用浮标就得到释放并上浮。”

　　经水库和长江试验表明，浮标的智能控制释放、电缆展开、浮标在流场中的稳定等都达到使用要求。

　　变“及时”：12小时实时传输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就开发使用了自容式潜标系统，并广泛应用于海洋科学研究、水下工程前期调查、海洋军事等领域。

　　但自容式潜标系统存在很大缺陷：在测量期间所得到的原始数据和信息是贮存在测量设备或潜标专用记录仪器中，人们要想获取这些资料，只能在潜标回收后进行读取，因此，测量数据的连续性、时效性不强，一旦潜标丢失或回收失败，就将一无所获。

　　实时传输潜标系统正弥补其不足，可以成功地完成数据测量及实时传输。搭载的测量传感器按程序控制要求进行测量。每天0时和12时，传输控制中心定时将各仪器的测量数据及主浮体深度数据采集存入内记模块，同时检测水面通信浮标的状态。若主浮体当前水深未超过极限深度，且水面浮标通信系统状态完好，传输控制中心从内记中读取数据，进行处理，将12小时内所有测量数据通过一根很细的高强度Kevlar电缆传输到水面浮标通信控制系统，再经海事卫星传输到岸站数据接收系统。

　　传输控制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邓国新补充说，传输控制中心既可以传送当前的实时数据，也可以一次性传送前几个月的历史数据。假如一次需要传送的数据容量过大，就会按时序进行打包，在尽可能短的时限内传送更多的数据量。

　　变“坚强”：姿态稳定超强抗流

　　海洋气候，千变万化，这只“九头鸟”能否承受住狂风巨浪？记者不禁产生了疑问：“这个系统究竟有多稳定？”

　　“能包容世界上所有海洋的流速。”张云海显然很自信。他说，在研制过程中，解决浮标的稳定性、抗流性是一个关键问题。

　　由于在军事海洋专业技术领域具有优势，中船重工710所的工作人员根据海洋监测的技术需求，他们借鉴并发展了水中系留平台的技术关键，从而保证潜标系统在流场的姿态稳定。

　　“该方案的优势在于迎流阻力小，在海流中姿态稳定且容易控制，可为水面通讯浮标的正常工作提供稳定的环境。同时，对布置多套水面通讯浮标十分有利。除了结构上有所突破，壳体材料为强重比高的防锈铝，价格适中，抗腐蚀和工艺性能好。”他说，经过高速拖曳水池流体动力测试及长江抗流拖曳试验，本方案采用的主浮体在4kn流下姿态稳定且阻力较小，工作正常。

变“灵敏”：海洋环境全面监测

　　“为了提高本系统对海洋动力环境的全面监测能力，
该系统装载了ADCP、温度链、深度传感器等海洋测量仪器设备，这样就可以实现海流剖面参数、温度剖面参数和盐温深流测量的数据实时传输技术。”国家海洋技术中心浮标技术研究室副主任张选明教授接着说。

　　据他介绍，中船重工710所和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充分发挥各自所长，走了一条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相结合的道路。例如配置在1000米处系留索上的直读式盐温深流测量仪，就是由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在安德拉公司RCM9的技术基础上进行研制。研制数据实时输出电路软硬件，盐温深流等测量数据一方面通过RS-232串口实时输出，同时在仪器内部自容存储。

　　此外，该研究课题还在自动定深锚泊、系留及回收技术、岸基及船载等设备研究中有所创新。

　　“以后会越变越好”

　　去年4月、7月，实时传输潜标系统进行了工程样机综合调试和清江模拟试验。经清江水库试验表明：实时传输潜标系统各部分接口匹配，相互间无干扰，能保证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长期工作；传输控制中心可以根据设定程序，精确控制水面浮标动作，水面浮标能在释放机构动作的情况，自行浮出水面，浮标系留兼通讯电缆满足通讯及抗流使用要求；主浮体外形及结构设计效率高。系留稳定，抗流能力强；自主开发的数据采集、传输控制、驱动模块经过5个月实验室连续工作考核性能稳定、可靠；潜标的自动定深布放技术可适应海上快速准确布放要求。

　　谈到实时传输技术下一步的发展设想，张云海告诉记者，他们将依托已有的技术设备优势，利用863计划“十五”滚动开发资金做好“新型实时传输潜标”技术研究，在一年时间完成可搭载水听器、水下声学通讯实时传输潜标系统研制，并且使搭载设备仪器具有更大的通用性和互换性。

　　“也就是说，做一个标准的接口，只要设计与接口吻合，所有仪器设备都可以搭载集成。”他说。

　　-数字863 实时传输潜标

　　主浮体耐压强度4.5MPa，主浮体直径φ0.65m，长度约3.76m。满载质量590kg，海水中设计正浮力4530N，迎流阻力系数为0.12—0.20，在提供相同的净浮力的情况下，比球体或直立圆柱体水下迎流阻力系数小80%。在4节流场的姿态稳定，且容易控制。

　　系统可搭载ADCP、CTDC海流计、温度链等海洋测量设备，最大使用海域水深4000m，可观测0—200m范围海流剖面、水下100m—200m温度剖面和水下200m—1000m定点温、盐、深、流等多种深海流体动力参数，具有将测量数据通过卫星通讯浮标实时传输到岸站的功能。

　　75kHzADCP：主浮体以上海深分层剖面测流，13层，每层20m。

　　RCM9海流计：主浮体以下800m海深定点测量流速、温度、盐度及深度。

　　温度链：主浮体以上100m海深分5层测量，每层20m。

　　深度传感器：3个，测量主浮体、温度链浮球及海流计深度。

　　设备、仪器测量周期：1小时。卫星通讯间隔：12小时。

　　水下服役期210天，在服役期内具备与卫星通讯传输能力，具有大于210天原始测量数据的存储能力。

　　目前正在福建进行示范运行的实时传输潜标系统测量的具体“分工”是：利用装载于主浮体上的75kHzADCP测量主浮体到海面之间的海流剖面；利用主浮体放出的温度链测量主浮体以上100米水深的温度剖面；利用配置在系留索上的盐温深流测量仪，测量水深1000米的盐温深流参数，然后采用先进的感应耦合技术进行数据实时传送。

　　课题组组织申报国内专利9项，目前全部取得专利受理号。

　　-链接 实时传输潜标系统

　　潜标是发达国家用以获取海洋环境资料的主要技术装备之一。据报道美国潜标系统所获取的海洋环境资料占其全部海洋资料的三成以上。

　　实时传输潜标可根据用户的需要，搭载不同的海洋环境监测设备和仪器，体现多元化的海洋科学研究、军事研究、环境研究的价值和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经济、社会、军事效益。

　　系统工作原理

　　潜标系统布放入水，释放第一个水面通讯浮标，到达设定水深时接通电源上电工作，进入系统工作流程，浮标到达水面后处于传输工作状态，系统搭载的仪器设备每小时工作一次，水面通讯浮标每隔12小时将水下测量信息传输给卫星，并经卫星传输到岸站。潜标系统工作完成后，利用水声信号打开声应答释放器，使潜标系统上浮，实现回收。

★中国各朝贡献★

我听说现在是历史堆积起来的。于是我有一个想法，到过去每一个朝代去为今天取一件礼物。是的，就一件礼物，不必贪心。很多人不喜欢历史，主要是他们觉得以往历史中有很多让他们不高兴的东西。我没办法让他们高兴起来，但我更喜欢钱宾四的态度：怀着温情。

我会选取那些大朝代，乱世就算了。

夏：夏历

现在正在过春节。我想，这应该感激夏人。没有夏人固然我们也过春节，但那可能要跟国庆节或者圣诞节一块儿过，假期不免要被国家贪污几天。

我们现在使用的阴历是夏人制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够在该过春节的时候过春节。事实上殷人有殷人的阴历，周人也自有周人的阴历，他们似乎都有点性急，殷人要赶在相当于夏历的十二月过春节，周人则干脆提前到十一月。《春秋?成公八年》里讲“二月无冰”，是当特异气象来记录的，后人不免纳闷：阴历二月不结冰很正常啊，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其实《春秋》采用的是周历，二月相当于夏历的十二月，北方还河水潺潺就需要研究研究了。稍晚些时候，《左传》采用的却是夏历。这说明一个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夏历殷历周历都有人使用，于是就有了哪个正月算正月的争论。

现在看来，或许提早一两个月过春节都无所谓，但在古代就很有所谓。一个是它涉及农事的安排，再一个是涉及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就是所谓“正朔”问题。这两个都是大问题。后来夏、殷、周都不存在了，这个“正朔”最后是由汉武帝来确定的，他选择了夏历。再后来，虽然偶有短暂的复辟，比如王莽这个周公崇拜者就恢复了周历，但夏历还是一直坚持使用下来。

这就是夏人送给我们的礼物。

殷：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所以殷人的这个礼物也还不错。但甲骨文是到清末才发现的，以前没一个人知道，未免显得太“新”了一点。何况现在还有半吊子书法家到处写甲骨文蒙事儿，我也实在看不出怎么美来。

我希望能找到一件影响贯穿古今的礼物，但似乎周人有点像后来到达美洲的西班牙人，玩命把被征服者的一切痕迹都毁掉或者覆盖了。这也不是胡说八道，孔子那是殷人的后代，却坦白道：殷礼吾不知之，宋不足征（大意）。也就是说，周人在文化覆盖方面做得是非常彻底的。

还有所谓“周人事天，殷人事鬼”的说法，殷人装神弄鬼很有一套。联想到民间一向盛行鬼神崇拜，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殷人的影响。但既然证据不确凿，恐怕也不能算是殷人送给我们的礼物。总之，殷人手面上要差一点。

周：中国人

周人送给我们的礼物是“中国人”这个概念，不是血缘关系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的意思是，接受我们中国文化的就是中国人。孔子的表述是：夷入夏为夏，夏入夷为夷。

这个胸怀相当了不起，纵观世界历史，大概也只有今天的美国人差可近矣，何况美国人并不随便给你绿卡的。他只能做到，接受我美国人权民主观念的，就是我美国的好朋友，俺们就不打你。

中国这地方虽然总体上与世隔绝，但内部也并非一马平川，如果没有周人强调的文化认同感，想必后来秦始皇的大一统观念也不会成为历史的主流意识形态。

先有中国人，后有中国。

其实周人的胸怀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殖民形势使然。周人以西鄙小邦入主中原建政分封，人数自然不占优势，必须跟原住民搞好关系，若是大搞种族主义，可能没几年就得滚回老家去。后来蒙古人可强大得多了，但他们搞种族隔离政策，没一百年就只好继续回戈壁滩牧马。这方面周人要聪明得多，他们搞了个文化概念，就是周礼，用礼来弥平种族差别。大家都还觉得这个可以接受，就都成了中国人。后来，居然有很多少数民族也争着往中原老祖宗这里攀亲，也算是周人政策成功带来的利息吧。

这个利息让我们一直吃到今天。

差不多比周朝稍晚些时候，地中海沿岸也曾经历过“泛希腊化”，同样表现为文化战胜，但终于没有形成文化意义上的“希腊人”，这就较周人为逊了。

秦：大一统

我常想，要是从来没听过广东话，我一定会觉得它比朝鲜话还难懂。其实如果细听，朝鲜话里许多单词的发音都跟我们差不多。

广东人之所以没变成外国人，广东话之所以没变成外语（如果当外语来学，还未必好学），往老根儿上找，怕还得感谢秦始皇。秦始皇规定全国必须使用同一种文字，各地说的再“鸟语”，也蹦不出高粱地去了。再一个是，其实从体质和遗传上看，南北汉人差异是足够大的，硬要分成两个民族也无不可，但终于没分，这还是 “书同文”的功劳。

书同文只是大一统的一个方面。大一统的主要意思，是整个中国文化区域必须服从于一个最高领导之下。秦虽二世而亡，这个信念却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深入骨髓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家说“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老百姓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代统治者若要取得合法地位，就必须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哪怕没那个实力，也必须搞搞军事演习做做样子。

因此，台湾问题并非仅仅是领土问题，它更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汉：汉族

我们汉族的主体形成于汉朝，因此叫汉族。

周人的中国人（夏、华夏）只是文化概念，因此难免松散，本来被看作是中国人的，若跑出去也就不算中国人了。照这个理解，现在出国的大都没有资格再自称中国人了。真正关系紧密的族群，需要有血缘的纽带维系彼此，汉朝就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后再混血，但颜色不改了。

由于民族主体确定，国家观念自然也随之确立。以前的人是不怎么有国家观念的，春秋战国净是这样的事。屈原的爱国主义，只能算是反动派爱国主义，因为他跟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差距太大。到了汉朝，替谁卖命就很有讲究了，李广这个家族有古风，所以他的孙子李陵后来给匈奴当差去了，还被灭了门。相反，苏武这种没什么古风的死硬份子，倒成了人人钦敬的爱国主义楷模。还有被网上愤青屡屡引用的陈汤都督的叫嚷“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确都是爱国主义。

汉人、汉字、汉化……汉奸，凡是带“汉”字的，大都可以说是汉朝留给我们的礼物。当然还有汉朝本身，那是汉族最强大最自豪的朝代。往后唐朝也强，但李氏有胡人血统，元朝清朝干脆是胡人，宋朝明朝倒是纯汉人，却多半只剩下给人总结经验教训的份儿了。

晋：知识分子

在谈论知识分子之前，先讲两个小故事。西晋二陆兄弟临刑，感慨说：以后再也听不到华亭鹤唳了。嵇康临刑前则说：可惜广陵散从此而绝。

作为对比，秦相李斯腰斩前对儿子说：可惜以后再也不能牵黄犬出东门了。

都是大有学问的人，但临死的境界却大不同。晋人很雅，把自己看得很高，秦人则只是东门黄犬。

把自己看得高，那是因为自己欣赏自己，对生命对自己的身份具有强烈的审美意识。而这种审美意识，又来自独立的人格意识，在早先的知识分子身上就似乎很少看到。知识分子来源于“士”，士本身就是一个依附阶层；即便谈论理想，也很少超出义利家国之辨，总之知识分子是一种工具，是为了有用的。孟子说要养浩然之气，但也无关个人感受，只是为了去实现王道。

魏晋知识分子，由于特别在意个人感受，终于使知识分子具有了独立人格，或者说是主体意识。这对后世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不衰。

说到魏晋风度，似乎主流观念认为是政治黑暗所致。但问题在于，政治黑暗无代不有，为什么单单魏晋人有“风度”？我以为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国运衰微，甚至有亡国亡种之虞，此实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局面，知识分子既无能武力，只能从文化上救亡图存，努力给同胞做出中国人的样子来。外表奇装异服，内里则试图更深刻地认识自己，通过培育审美意识来找寻自我。

他们基本上成功了，从此也成为中国人的代表或者标杆。说到标杆，魏晋以前的知识分子或许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早先的标杆是“吏”，以吏为师，统治者觉得这样对教化老百姓遵纪守法更有效。

知识分子需要“修身”，但如果纯粹按照孔子那一套来做，难免清苦甚至不近人情，只有辅以魏晋培养的审美意识，才可以相得益彰。

隋：大运河

隋朝太短命，除了大运河，基本上乏善可陈。但这个礼物似乎不够保鲜，因为自从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就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

唐：诗

唐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东西，主要是唐朝国势昌盛，开疆甚广，激励着我们继续做大国梦。但有一点应该注意，唐朝的开边武将，一多半是胡人。因此，如果我们放心把解放军交给外国人来指挥，唱唱“梦回唐朝”也不妨。

唐人留给我们的最大礼物其实是唐诗。想想看，有哪个不是文盲的中国人不能背诵几首唐诗？甚至直到今天，很多孩子的启蒙教育依然是从唐诗开始：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离离原上草……

那是深深渗入我们血脉里的东西，以致我们往往想不起它的年代和背景，而觉得它就是活的是我们的。古代的东西，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除了大一统观念，也就是唐诗了吧。

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完全在于唐人的人格魅力，而与才气、见识倒没有太大关系。我口说我心，没有任何曲里拐弯，唐人的爽朗，实在令人神往啊。

宋：世俗生活

老实讲，在宋朝之前，我们并不太了解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再伟大的历史，如果有了这个感觉，也多少有点遗憾，因为你会觉得“与我无关”。是的，我们只是普通人，并不见得永远都对争战杀伐朝政训令感兴趣。

但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即使你不是学者，不必研读《武林旧事》等描述日常生活的宋人笔记，仍可以从《水浒传》了解强盗们怎样喝酒吃肉，从《金瓶梅》了解市京之徒如何坑蒙拐骗打情骂俏，从《清明上河图》了解当时的街道集市。你看了不免会想：原来他们跟我并无多大不同。严复曾经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严复是从大面上说的，有责备的意思在里边。但如果从世俗生活的角度来看，严复仍是对的。不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生活的细节上，宋人跟我们已经很相近了。

还有人说过，北宋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觉得这个看法很有道理。文艺复兴的精髓，就是使人过上人的生活，而现在无疑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宋人是怎样生活的了。虽然国势不堪，但国民还是生活得有滋有味，由于发达的市民文化形成的有效传播，使我们在千年之下也可以品味那种幸福了。

元：省

元朝的最大贡献在于其行政制度中的独创：省。

省，本来是官署的名称。元代以中书省为中央政府，又在各路之上分设行中书省（略等于中书省办事处或中书省行署），简称行省。后来行省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域名称，简称省。（此段抄自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变化多端，有州、郡、国、道、路等，有的是行政单位，有的是税收单位，如宋朝的“路”，已经大致相当今天省的规模。而今天的省，却是从元朝的行省承袭而来。今天来看，县市一级时有变更，而省一级作为国家行政的基本支柱，其地位仍然雷打不动。

明：不知道

有人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我虽然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却从明朝找不出一件像样的礼物拿给今天，也许他是对的吧。

明朝干的最漂亮的事是郑和下西洋，但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徒增烦恼而已。要是没有这回事，大概我们还不用自己按着脑袋去总结那么多的“历史教训”。倒是最近有英国人在考证郑和的分舰队最早到达美洲。因此我想，等到全世界都承认了这个结论，再把我的“不知道”划去不迟。不过看来希望不大，因为那位英国历史学家也太敢设计，居然说郑和的一支分舰队曾经从北欧穿过北冰洋返回中国。那么多西方探险家付出牺牲多少年都没办成的事，居然让中国人一次就干成了，我实在不敢相信。当然这条西北航线最后还是被西方人打通了，但那需要两年时间，船开到一半被冻住，等来年冰化了继续往前开，可能还需要破冰船帮忙，因此经济价值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清：疆土

清朝被我们骂得够多了，但有一点我想其实大家都知道：要是没有清朝，可能不需要列强侵略，今天我们出嘉峪关、山海关都得办签证。

明朝疆域四百万平方公里，清朝最盛时达到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相差何止三倍。就算清末败掉一些，至今仍有九百六十万，是反清志士们向往恢复的汉人政权的将近两倍半。

凡事需要想开一点。清朝手里得来，又在自己手里败掉，能有多大罪过？世界上似乎从来不存在只吃不吐的道理。俄国曾经是只吃不吐的典型，而苏联一解体吐得可有多惨。何况清朝吃的远比吐的多。

中国人历来如此，什么地方自己的农民能过去，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占住了；农民去不了，将来肯定还得丢。再来看看清朝丢的那些地方，有多少农民能够成功移居到那里？清朝早想通了这个道理，所以向关内农民开放龙兴之地的满洲，所以这个地方就终于没丢。

“自古以来”纯属自欺欺人之谈，并不是派几个兵扛着旗子走一圈这地方就归你了，天下没这等好事。驻上军队都不算，还得住上老百姓才算，所以人家西方才讲究殖民，连俄国都使劲向西伯利亚移民，良民不愿去就把罪犯送去。江东六十四屯几千人算是大殖民点了，但再往北还有没有中国人就很难说，可能有个把采人参的，但从气候来看，农民一定是站不住。你站不住让人拿去了，就别喊冤，否则世界上喊冤之声只怕把耳朵都要震破。

因此，当我们端详中国地图的时候，最好在心里对清朝存着感激，而且要大大地感激。

★阻碍中国古代文明的七大事件★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知道一千多年后，科学文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水准，稳定地发展，在之后几前年里，欧洲也完全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七次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士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看，这八个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挡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车轮，甚至于将文明的发展倒车回去的。说只有七次，是因为这几次都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而类似陈胜吴广起义这样的事虽然是重大事件，但是对于中国整体的文明来说，只是农民起义罢了，特别是对于科学文明来说，并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会进行讨论。

　　坑儒谷是秦始皇镇压不同政见者的地方，在西安市临漳区韩峪乡洪庆堡

　　第一件 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了中国，又作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从现代眼光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方士据说只有四百六十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的远。但“焚书”事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据说在公元213年，当时有个儒家的学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议论对秦始皇的政策不满。丞相李斯是恐怕这些反对他的人危害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能有人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因此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推动者

　第二件事：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汉书 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

　　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的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的是很丰富的感觉。

　　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是创造出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

　　蒙古骑兵

　　第三件事 金元入侵

　　随着历史车轮到达宋代，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宋代的科学文化也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頤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这个时机被错过，否则中国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这样好的发展时机。

　　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

　　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游牧民族惯例大肆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南方(其中唯一的好处是使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明大大的发展了)，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像在宋朝的那次那样明显。

　　而中国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下坡路。

　　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步被当地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达到北宋那好的时期。这当然是因为其后的唯一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发展的方面实在是做的最糟糕的一个朝代。

　　可以说几乎都是失败的，倒退的。

　　因此阻碍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里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

　　封建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

　　第四件事 明朝的统治方针

　　这样的段落标题似乎对明朝的统治者太过于苛刻了　但事实上一点也没错，明朝几代君王里除了明成祖万历帝还算可以外，其他的君王都基本可算是昏君，整个国家在统治下，整个国家生产落后，毫无朝气，到处是密探的恐怖统治，可说是最差的封建时期了。

　　自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为了将元朝强制实行的牧业恢复为农业，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不过这种开国时期的发展相当程度是在元朝长期的生产力压制后的反弹，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由于对刚刚从蒙古统治压抑下，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着重，理学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中的伦理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宣扬的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去了，因此在后期，导致粮食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

　　与此理雪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步了。

　　被八股文毒害的范进

　　第五件事 明朝的八股文

朱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又让人继续读，读到最后才涉及正题，所提几条建议也还可行。他一面向茹道歉，一面下令纠正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见对文明的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說：“八股之害，甚於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

　　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那就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九十二年开始了伟大的航海，甚至有证据表明，是郑和的船队(由他的副手率领)发现了美洲和澳洲。郑和的功绩我们都很知道了，可以这样讲，当时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日不落中华帝国的不二时机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百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的船才100吨。只要郑和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能继续下去，现在在美洲，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将是中国人，可是由于明王朝的理学观念和下文所说的事件，使我们错过了在地球上拓展国土的最好时机。

　　郑和下西洋已近黄昏

　　第六件事 明清的海禁和刘大夏的极端愚蠢

　　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

　　可是前文已经说过明朝的治国方针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思想，发展生产对于明朝来说不不对的，因为这违背了简朴的美德。因此当时的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当然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这些王孙大臣自然没有动力去海外捞世界。于此相反，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无不梦想着能打开到东方的新航路，带来大量财富，对航海都非常支持。不过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一直都有出海的传统，当时民间的海上贸易也相当繁荣，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人建立美洲殖民地完全是可能的。

　　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沿海，明朝便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正月，“ 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象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侯欧洲的近代科学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郑和死后，连国家进行的航海事业也停止下来，之后发生的事则是让人发指的损害民族利益的事。

　　以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主的官员便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花钱，对百姓负担太重。由于郑和下西洋，并不象其他欧洲国家航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向其他国家显示中华的威仪，因此很花钱。但他们没有看出航海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点反而是南宋的赵构做的很好，他是历史上最支持海上贸易的皇帝，原因是每年需要交给金国的岁币太多了，只能想办法多赚钱。话归本文，刘大夏这样做其实更深的含义是防止宦官的势力变大，但是从郑和这样少有的有作为的宦官身上下手，也可见这些人的眼光短浅。刘大夏据说是一个很认真的官员，而且还十分关注百姓疾苦，不过这个人实在受八股文毒害太深，目光短浅，居然做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这个极端愚蠢的做法，可以堪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样使得明的航海技术倒退了几十年，由于这是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关键几十年，刘大夏的做法可以说改变了历史。可笑又可叹的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还以为是为百姓做了件好事。可以说把这个人弄个铁像跪在郑和像前放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前也不为过。

　　请大家原谅我对这个人咬牙切齿说了这么多，公正地说把责任归罪于他个人是不公平的，当时的明王朝的军臣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见识，只知道钻营，谋私利的庸碌之辈，因此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样的说法。归根结底，是理学的保守思想和八股文毒害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即使是有见识的人也脱离不了这个局限。

　　让人惋惜的是，之后满清政府依然延续了“海禁”政策，甚至还在收复台湾后，曾经打算放弃掉，把百姓都牵到大陆，真是让人叹息。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保守落后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科技文明的大幅度进步的。

　　因此中国在古代成为海上霸主的梦想，终归还只是梦想罢了。

　　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中后期，这时候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可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保守更专制的统治。

　　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的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

　　京报刊载“定国是诏”

　　第七件事 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可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他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的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

　　因此我们必须检讨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明智维新却成功了。

　　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学家都有过论述，蒋介石也曾经评论过，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关键是双方领导人的认识不同。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我国(清廷)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 『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乘。『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其实这并不能完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前文所说的僵化的中国八股文式的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

　　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是夜郎自大了。可惜由于前文所说的闭关锁国，国家落后了也没有人知道。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昏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了。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转而学习西方列强，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比较少，也比较习惯，因此能十分彻底地学习，并掌握到西方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大架子是很难取掉的，因此即使开始学习也能难作到虚心。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的一百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为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还是要说，如果，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长，而变的如此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彻底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如果这六次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我们的历史会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

　　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 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惟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溶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顶端是我们完全能实现的。



★蒋介石给中国人留下的四份遗嘱★

1975年4月4日深夜，蒋公在台北病故，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

蒋公发病因起始于1971年阳明山的一场车祸。经过几年辗转病榻，晚年又并发了心力衰竭等多种疾病。进入1975年春天，在他神志清醒的短暂时日，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要求从前的机要秘书秦孝仪来士林官邸为他整理遗嘱。1975年3月29日上午，秦孝仪执笔，由蒋口授，记录了一份《遗嘱》的草稿。后来它果然就成为蒋公最后定稿并公布的《遗嘱》: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

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 恶，展开政治作战，反 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重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蒋中正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这份的遗嘱，却是蒋氏的第二次遗嘱。因为蒋早在三十年前就曾经留下过一次遗嘱了。

蒋的第一次遗嘱，据2004年6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解密的一万余件宋子文档案中首次披露，应该写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囚禁在西安高桂滋公馆期间，曾经完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遗嘱，共三件。

宋子文于1936年12月21日即将从西安返回南京的前天晚上，他经张学良首肯，前往高桂滋公馆向蒋介石辞行。这时，蒋介石把他在幽禁期间背着张学良偷偷写成的《遗嘱》小心交付宋子文。这三份《遗嘱》均为毛笔所撰。一份是蒋氏致全体国民同胞的信、一份是致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第三份是写给当时正在苏联西伯利亚流亡的亲生儿子蒋经国和在德国留学的次子蒋纬国的。蒋介石请求宋子文将其中写给全体国民的政治遗嘱，设法在南京和全国报纸上公开公布，其余两份则要求他转交给在南京的夫人和尚在苏联未归的儿子。

第一份遗嘱如下:

余乃国父中山先生之忠诚信徒，自投身革命以来，无时不为三民主义在中国之胜利竭诚努力。然自三省陷敌以来，国事日蹙。共匪猖獗之势无日不堪其忧，虽数次进剿，然皆因吾党吾军贯彻领袖意志不力致功败垂成。党纪不严，国法不张，领袖亦无威法可言。各派政治势力，阳奉阴违，皆欲趁此敌犯北疆之际谋私图利。或割据为政，或以收复失地为由妄图不轨。学生民众亦受邪党异说之煽惑，助纣为虐。余深感有负国父嘱托，现陷于叛军之手，致全党全国蒙羞。

在此九死一生之际，余决心殉国，切希吾党吾民珍视团结，举国一心，以国父三民主义为矢志不渝之救国谋略，上下精诚，务期早日实现国民革命之伟业。剿除共匪，铲除叛乱，则余死于九泉而无憾也！

蒋中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蒋于同日在西安幽禁处亲笔写了第二个《遗嘱》，这是给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全文如下：

美龄吾妻：

吾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

相隔一日，蒋又写了另一份私人遗嘱，亦即他写给当时正在国外留学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的：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惟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吾虽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日本不断挑衅中国暗藏惊人玄机★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ead/83/20051212/12935242.
htmlhttp://military.china.com 2005-12-12 08:14:22 世界新闻报

　　　编者按：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加强了在东海的兵力部署，并试图激化东海局势。与此同时，日本加强了与美军的合流步伐，逐步突破和平宪法，并不惜与邻国的外交进入冰冻期，日本这么做的目的到底何在？

　　唐淳风

　　险恶 可能挑动中国内乱

　　如果打一场有限的战争能够使中国出现混乱局面的话，那么即使日本会有所损失，也会是值得的。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判断、险恶的用心，日本当局在东海挑起军事冲突是有可能的。

　　从防卫大纲“以中国为敌”、到以争夺东海油气资源为名，将其海陆空军的作战前沿向我海域纵深推进，抢夺东海制海权，再到不断出动飞机舰艇驱赶我渔船，日本近来这一系列动作表明，它正逐渐加大对中国的挑衅。对这些挑衅，我们不能头脑糊涂，首先要看清日本右翼势力挑衅中国的真正目的。

日本想搞乱中国牟利

　　近代历史表明，一旦中国出现内乱或者国力孱弱的时候，日本就以侵略等方式从中国牟利。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被列强侵略，元气大伤;太平天国又差点推翻了清朝，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人发动甲午战争，牟取了巨大的利益。民国时期，南北对峙，军阀混战，致使国力衰败，日本便乘虚而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一些日本右翼势力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之乱才是日本之福。一些日本右翼正是打着这一算盘，才不断挑衅中国，企图把中国搞乱。在很多反华反共分子的眼里，只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是要跨台的。自从苏联东欧巨变以来，他们就断定中国共产党也必然会分崩离析。1989年的政治风波，更是给了它们极大的鼓舞，一些右翼势力几乎是掐着手指算着中国自行崩溃的日子。

　　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甚至抛出了“中国七块论”，算计着在中国政府垮台后，汉、满、蒙、疆、藏、台、港割踞纷争的情况。今年3月，中国群众举行反日活动时，中央要求各地保持稳定。对此，日本的各大舆论机构立即就一边倒地发出叫嚣，称“中共内部危机，引发民众示威。虽极力转移视线，将矛头引向日本。但民众的情绪完全在于反政府，事态发展下去会导致中共垮台，致使中共当局恐慌不已。”

　　一些人甚至主张设法“激化中国的内部矛盾”，促使民众走上街头，推翻中国政府。虽然事态很快就平息下去了，但它们仍然认为，中国政府已跟晚清一样行将没落。

　　防止日本在东海挑衅

　　中国的高速发展，使中国正在变成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发动机，日本右翼势力十分不愿意看到中国继续发展下去，而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好办法就是搞乱中国，因为中国人口多，乱起来就难稳定，没有稳定就不会发展。

　　一些右翼分子甚至狂想，如果在东海击沉我舰艇或摧毁我采油设施，全体中国人一定会群情激愤，造成政府无法收拾的局面。一旦中国乱了，老百姓开始围攻日本使领馆了，它就有机可乘。它可以以国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为由，沿用新宪法“为了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进行国际协调活动；在紧急状态下维持公共秩序，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自由”而对华用兵；或以“周边有事法案”中干涉邻国内乱的名义迅速出兵，协同各方势力，制造中国长期混乱局面，从中捞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

　　近来，日本加强与中国相邻的西南方登陆作战和海空军战斗力量，并加速对我东海的军事渗透，拉拢“台独”势力，摆开架势，蠢蠢欲动。难道它们真的以为中国会对日本发动战争，需要严阵以待吗？

　　并非如此，日本右翼势力深知即使没有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撑腰，中国也不会对日本发动战争。中国需要的是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环境；要的是继续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条件；只会千方百计回避战争，决不会自己去破坏这些战略环境。

　　倒是日本右翼势力想要破坏中国专心发展经济的战略，认为如果打一场有限的战争能够使中国出现这一局面的话，那么即使日本开战会有所损失，也会是值得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判断、险恶的用心，日本当局在东海挑起战火是有可能的，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前驻日外交官、日本问题专家)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已经解体。但在远东地区，雅尔塔体系形成的格局依然存在。

　　日本千方百计，试图打破这一格局，并将此看作是成为大国的关键。

　　日本在东海的战略性试探是其“周边事态”政策的具体推进，是日本打算改变远东雅尔塔体系的一个战略测试，中国及亚洲国家必须警惕。

　　日本缺油不是今天的新问题，经过长期经营，日本已获得丰富油气供应渠道，目前不至缺少东海钓鱼岛边上这一点“莫须有”的石油气资源。在日本看来，东海问题的要害是：中国开采油气的地点接近的不是别的岛屿，而是对日本地缘政治有重大意义的钓鱼岛。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是对其“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行战略试探的行为。

　　事实上，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中间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日本战略棋盘上是随战略需求随时可以移动的。而“民间”的概念在日本右翼眼中也是一个不便直接表达的“政治”概念。

　　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正试图突破现存的远东雅尔塔格局。能否做到这一点，将是日本成为未来政治大国的关键。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已经解体。但在远东地区，俄国仍然占据着日本北方四岛，美国仍然占领着冲绳岛。同时，在雅尔塔格局中，日本则被要求必须遵守其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能重新军国主义化，更不能触动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地位。

　　但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开始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开始为日本松绑。这燃起了日本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希望，并由此重新恢复它在雅尔塔协议下所丧失的部分或全部地缘政治利益。

　　对于目前日本出现一系列放弃和平发展道路的举动，我们不仅要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更应该从雅尔塔体系的法理角度，来揭露日本右翼复辟“大东亚战略”梦想的非法行为，并由此保卫亚太和平及其法理基础。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妄图搞乱中国 显露报复性军事威胁

　周永生

　　日本已由二战以后坚持和平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好斗，对二战后国际体制的报复心理起来越强。

　　在与海洋相连的东亚地区，日本的军事威胁将逐渐显露。

　　任意解释无核原则

　　美国和日本政府已达成协议，允许美国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2008年开始在日本美军基地部署。日本在美国驻军与核政策方面，长期坚持无核三原则，“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基于这一原则，长期以来日本只允许美国柴油动力“小鹰”号航空母舰驻扎在日本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对核动力航母驻扎日本一直持谨慎态度。美国核动力航母虽然多次造访日本，但在冷战结束前，大多都遭到日本民众不同形式的抗议。因为这一因素，美国不得不让“小鹰”号超龄服役，成为美国舰龄最老的航母。

　　日本政府这次一改以往谨慎态度，对美国用更先进的核动力航母取代“小鹰”号，表示理解和欢迎。日本前外相町村信孝表示，日本接受美国的决定，美国海军在日本周边继续维持强大军事力量，有利于维护日本及远东和平与安全。

　　前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针对外界对违背无核三原则的质疑表示：无核三原则指的是核武器，不是核动力航母，所以，美国核动力航母进驻并不违背“无核三原则”。

　　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随着自身政策的改变，在对过去遵循的原则做出变通,使之有利于自身现行政策的解释。这显示日本对美国驻军政策的某些变化迹象，即一方面推动缩小和转移部分驻日本冲绳美军基地，一方面欢迎并促进美国加强对东亚地区战略上的威慑和打击力量。

　　日本越来越有报复心

　　日本政府推动缩小和转移部分驻日冲绳美军基地，一方面要应对冲绳居民长期反对美军驻扎的呼声，表现日本中央政府对在近代中被强行吞并并长期带有异己色彩的冲绳人民的关切，以示笼络与安抚；另一方面，利用冲绳居民的反美情绪和转移美国军事基地的要求，有意削弱美国驻日军事基地，为其加强自主防卫开辟道路。

　　因为随着驻冲绳美军基地缩小，日本自卫队可乘虚而入，利用原来美军在冲绳的基地，加强其针对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所谓“西南诸岛”(冲绳等地区)的军事防御计划和兵力部署，以在冲绳列岛大规模增加其原来很少的驻军。同时，促使美国加强包括日本本土在内的西太平洋上的兵力部署和打击能力，以便加强美日安保同盟对东亚地区的战略威慑能力，增强实际作战中的打击效果。

　　这种政策，将打破西太平洋和东亚地区现有的军事战略平衡，促进受到日美军事同盟及其战力提高威胁的国家采取针对性的防御措施，将促进军备竞赛，不利于东亚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加强在冲绳等地区的军力部署以后，势必在新的实力基础上采取更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政策，原来“专守防卫”的政策将要进一步被架空。

　　今年秋，日本经济产业相中川昭一扬言要派军舰保护日本石油公司在东海和中国有争议的区域强行开采油气资源，就是很好的证明。日本已经由二战以后坚持和平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好斗，对二战后国际体制的报复心理起来越强。在与海洋相连的东亚地区，日本的军事威胁将逐渐显露。

(作者为外交学院日本问题学者)

★中国空军新型战机部队学习以色列空军经验★

1973年中东战争，埃及飞机的出动率是50%，而以色列则高达96%；以色列空军依靠一流的技术和人才，在24小时内修复了72%的战伤飞机，最终扭转了战局。

1　盛夏的一天，空军第一航空学院航空修理工程系涂明武教授发现，一架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夹层中，有一块沾满油污的抹布。经了解，原来是一名学员在飞机拆装实习时，因疏忽导致抹布被吸进了发动机。

这件事看起来并不起眼，却在学院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在飞机维护过程中，一次小小的差错就可能导致价值数千万元的战鹰坠毁。美国“挑战者”航天飞机的失事，就是由于事前对助推火箭密封圈检查不认真造成的。防止差错和疏漏，需要具体到一颗螺丝钉、一根保险丝的安装维护上。

一个“向好作风要战斗力”的专题教育在该院全面展开。该院坚持“疑点不查清不放手，故障不排除不罢休”的原则，使维护工作的一招一式都不“走捷径”。他们使学员清醒地意识到，机务人员不仅需要娴熟的业务技能，更要锤炼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学院从日常作息、集合列队、内务卫生抓作风养成，面对飞机季节性、危险性故障多以及维修手段落后等实际情况，扩大维护范围，缩短维护周期，加大维护力度，让保障紧贴实战需要。

2　一次，一名学员在考核进出座舱的实际操作时，由于精神紧张忘记取下座舱盖支杆，导致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座舱盖被顶破。事后总结，原因出在学员的心理素质上。以往，教员比较注重学员维修技能的传授，而忽视学员心理素质的培养。心理素质差的学员，一旦遇到复杂情况往往就慌了手脚。

学员不仅要精通技术，更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才能适应未来战场的严酷环境。该院把学员在实习操作中遇到的尴尬事逐一整理列出，开设心理学相关课程，组织学员进行现代战场心理环境和攻防战法分析，增强学员敢打必胜的信念。他们研制开发出与新装备相配套的模拟训练仿真系统，改造“新机模拟训练研究开发中心”和“飞机战伤抢修中心”，组建新机实验室，让学员在复杂的“模拟战场”上摆兵布阵，进行激烈对抗，提高心理承受能力。

3　一架飞机的出动准备时间，以色列空军仅用7分钟。

在未来战争中，机务人员缩短保障一分钟，就能为赢得战争胜利增加一分把握。

我们的维修手段到底怎么样？如何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使战伤飞机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升空战斗性能，成为该院深化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该院增加了战时机务保障内容，模拟部队实战背景，设置遭空袭等各种复杂险难情况，让学员动脑筋、出绝招、拿绝活。在组织学员演习过程中，学院一改过去少数人演、多数人看的模式，实行学员与教员、专业维修和后勤保障人员相结合的方式，使参演学员置身于模拟实战的环境里，让学员轮流担任指挥员和战斗员，有效提高了学员的实战能力。（解放军报 特约通讯员　夏效生）

★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幕★

■作者:李光耀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

　　我在1976年到北京访问时，他没法跟我会面，当时他遭受排挤，得“靠边站”。他先是被四人帮所挫败，但最终反而是他们被打倒。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字面上是“乌龟蛋”的意思，他的通译员译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他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他说完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我问他可要我立时发表意见，或者先休会到第二天再继续，以便他有时间更衣用晚餐，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思考他的话。他表示别让饭菜凉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邓小平邀请我再到中国访问。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

　　联手孤立“北极熊”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较低程度上在印尼，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它同海外华人因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恿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细安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补充说，范文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邓小平却拒绝这么做。范文同也答应不支持颠覆活动，邓小平没有做出承诺。马来西亚人一定对邓小平存有怀疑。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致使我的亚细安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不过补充说他自己绝不会仿效范文同。邓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歼灭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为共产党人，他不可能这么做。他说，范文同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因为范文同属于“另类共产党员”，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至于共产党那方面，通译员说，邓小平没什么要补充的。其实邓小平用华语说的是，他已经“没兴趣再重复了”。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晚餐时，我请他尽管抽烟，他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设法少抽。整个晚上他没抽烟，也不用痰盂。他看过报道，知道我对香烟敏感。

　　他离开以前，我再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谈了整20分钟。他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贺。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在岛国仍是个殖民地时，他跟它有过一面之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路经这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渴望到美国去。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进一步改变。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来源：《联合早报》）

　　转自：华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