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我军在中朝边境安装电子监控系统:图像直传中央

2005-11-21 瞭望东方周刊

　　两年多前因部队换防曾引发外界重重联想的中朝、中缅边境，如今已建成百余座新概念军营
　　
　　10月中旬，鸭绿江畔寒气逼人的傍晚，在带着烟霭的暮色中，上等兵金明奎笔直地站在连队大门口的哨位上。

　　在他面前三四百米开外，隔着一条公路和一片庄稼地，就是卵石嶙嶙、水流浅浅的中朝界河鸭绿江。国际铁路在这里拐了个弯，跨过一座铁路桥，从吉林省的边境小城集安，伸向朝鲜第六大城市满浦。

　　尽管天色已暗，不远处集安口岸巍峨的国门依然轮廓清晰。国境线的那一边有淡淡的烟气蒸腾，一片低矮的房舍中醒目地耸立着几只高大的烟囱。

　　满浦市背靠脊线蜿蜒的山峦。从金明奎所在的哨位上望过去，朝鲜那方山腰间几块巨大的白色字牌依稀可辨。“那是标语。”小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作为连队里特招的朝鲜族战士，他能很轻松地翻译出标语的内容:“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遗训要坚决贯彻下去”。

　　金明奎身后是一座三层的别墅式建筑——一层外墙是粉蓝色，向上变为乳黄，三楼有平阔的露台，尖顶的小烟囱颇有装饰性，红瓦大坡顶，宽大的塑钢窗内灯光闪亮。

　　在周围多是红砖平顶的东北民居中，这座色调鲜亮、略带欧式风格的楼房相当醒目。这是金明奎和他的战友们进驻不到一年的新营房。

　　连队主楼旁是一座20米高的观察哨楼，六面体，同样是柔和的乳黄色外墙和精巧的红色尖顶。距离营房几十米远的边防会谈会晤站，两层小楼以浅灰色石材装饰外墙，圆锥形的屋顶轻依着挺拔的方塔，欧式风格更加浓郁。

　　“在边境线上走一趟，最漂亮的房子肯定是咱们部队的营房。”小金很自豪。

　　吉林省境内1100多公里长的中朝边防线上，有数十座这样的新式军营在2004年建成。

　　而在西南方向几千里外的云南中缅边境，三个月前，驻防部队也悉数搬进了崭新的营区。

　　2003年6月，根据中央决策，分别位于中国陆地疆界“鸡头”与“鸡腹”部的中朝、中缅边境(云南段)，其防卫任务在移交给武警部队20年后，重新由解放军承担。

　　军委主席亲自批准，国家拨出专项经费，在这两段边境线上新建、改造营区100多座，数十万平方米。与执勤防卫任务相关的执勤哨所、船艇码头、会谈会晤站也同步建成。

　　以“百年工程”为目标的这次军营建设，强调打造21世纪新概念营房。总后勤部的一位负责人评价说，中朝、中缅边境的新军营，拿到世界范围内也堪称一流。

　　10月中下旬，《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奔赴东北、西南边陲，走进了这些“打破中国军营传统模式”的新概念营房。

　　中央军委在北京能看边境捕捉到的任何图像

　　猎豹军用吉普以80迈的速度驶过平坦的沿江公路，公路南侧就是清浅的鸭绿江。这条被中朝两国精心保护的河流并不以中心线划分国界，而是两国共有江面，以互不登岸为界。

　　55年前，集安边防一线对面的朝鲜楚山郡，曾经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那时从集安过江的志愿军超过40万人；一年多前，集安城中距今1600年历史的高句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曾引起一阵波澜；现在，这个边境小城里最火的是一个叫做“香港城”的房地产项目。

　　正是深秋，北岸中方的群山层林尽染，是一年中最美的“五花山”;而南岸朝方的山头多是灰秃秃的，看不到几棵树，因为粮食紧缺，梯田都开到了山尖上。

　　车子拐进一座小村庄，路边连片的葡萄园藤叶深红，玉米田里干枯的秸秆在阳光的烘烤下散发着甜香。最靠近江边的一块平地上，中朝边防部队营房招牌似的红瓦坡顶远远就能看见。

　　这里驻扎着一个连队，其辖区内有十几公里铺满鹅卵石的干河床，跨过河床就是朝鲜界内的山峦。对面山脚下一幢小小的白色房子是朝鲜人民军的哨所，直线距离不过500米。

　　连指导员陈普海说，“我们的哨所最靠近边界，离朝方只有200多米，背后是民房。”

　　这个连2003年秋接防时，接管的是武警部队在这里的一处没有取暖设施的平房，战士只能睡通铺,冬天连水井都被冻上。如今，这排平房已经成了仓库，作为营区主体的，是崭新的乳黄色三层坡顶楼房。楼前是水泥硬化的篮球场，楼后是绿油油的菜地。楼侧稍高的坡地上还有一座两层的观察哨楼，国旗在屋顶招展。植过草皮的坡地上，白色鹅卵石铺出了“卫国戍边”的字样。

　　走进铺着浅色地砖的楼房，迎门就是两块以保持先进性教育为主题的黑板报。推开厚重的红褐色木门，一间近30平方米的宿舍内摆着四组架子床，相当敞亮。一排浅灰色的储物柜都贴着名牌，上了锁。

　　战士的铺位依然是多年一贯的白床单、“豆腐块”，但床铺已经换成了灰白色的新式架子床，下铺的床脚两边是抽屉，中间是鞋架;上铺的栏杆可以升降，夏天挂蚊帐不需要搭竹竿了。

　紧邻宿舍是铺了白瓷砖的卫生间和洗澡间，洗澡夏天用太阳能，冬天用电，24小时热水。洗衣间里，一台银灰色的海尔全自动滚筒洗衣机靠窗放着，还有熨衣板和熨斗。烘干室一边是晾衣架，一边是几排粗大的暖气管。

　　“洗澡难是部队的老问题，”参军11年的陈普海说，“以前往往一个团才有一个集体浴室，或者只能去地方浴室洗。厕所是旱厕，离营房很远，冬天去一趟厕所要下半天决心。”

　　在边防营房设烘干室，据说是借鉴俄军经验的首次尝试。“烘干室管大用了，”这位上尉军官显得很满意，“这里冬天很长，巡逻回来，经常是一脚雪水或露水，在烘干室很快就能烤干鞋子，脚下干爽全身都暖和。”

　　餐厅里是统一配发的塑料组合式桌椅，蓝色桌面，橘红色椅子，一桌四人。餐厅一角不锈钢的自助餐台擦得锃亮，旁边还有消毒碗柜和洗碗机。“边防部队现在一般都是自助餐，战士也不用自己洗碗筷。”陈普海说。

　　在营房一楼的一端还设有带独立卫生间的审讯室，用于拘管非法越境人员。

　　营房二层是办公室、财务室、储藏室和卫生室。

　　位于三层的勤务指挥室，正在安装电子监控系统。沈阳军区联勤部的康洪生处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朝边防的信息化建设在全军都是相当先进的，电子监控手段既配合了巡逻，也便于上级部门随时了解边防状况。“这边任何一个探头捕捉到的图像，中央军委在北京都能看得到。”

　　学习室有大约50平方米，深红色的长桌、黑皮靠背椅一尘不染，一角有三台电脑，据介绍很快就能联通军内网，供战士使用。白色的乐器架上，吉他、沙锤、二胡、笛子一应俱全，旁边还有一架电子琴。崭新的TCL34寸平板彩电下方，有功放和DVD机，两边是两只立式音箱。

　　学习室的一面墙上，三个书柜装得满满当当，《邓小平改革评传》、《林肯传》、《海边的卡夫卡》、《唐诗故事集》、《桥牌入门与提高》、《艾滋病逼近中国》，已经被翻阅得有些破旧。最为壮观的是整套“世界名人画传”，东条英机、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巴顿、戴高乐、山本五十六都赫然在列。痞子蔡和安妮宝贝的作品，也和《伊拉克战争》、《革命先烈故事文库》摆在一起。

　　隔壁的活动室里有标准的乒乓球桌和台球桌，象棋、篮球、排球摆在一边。

　　陈普海说，战士每天晚上都集中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学习室、活动室在晚上和周末都有固定的开放时间。

　　据悉，中朝边防一线的所有营区，营房标准和配备都和这个连队基本一致。

　　驻防集安的解放军某部部队长董志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鸭绿江夹岸都是山地，土地有限，号称“八山一水半分田，还有半分是家园”。而这个连队的营区从原来的4亩多扩大到10亩。集安境内此次军营兴建总征地量超过100亩。

　　董志斌说当地政府很支持，“他们说，社会不安定，经济也发展不起来。”据悉，自解放军接防后，越境事件大大减少。

　　董志斌介绍说，朝方对于解放军接防相当关注，现在两军有会晤机制，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时常走进我方那座小别墅式的会谈会晤站，双方相处融洽，重大节日还会互赠礼品。“10月9日金正日生日时我们还送去了水果、食品。”

　　这种办公方式美军早就在用了

　　尽管特别关心台海动态、朝核问题，19岁的列兵曹珂最喜欢的，还是营房的文化活动室。

　　曹珂所在的排，驻扎在长白山腹地临江，新营房背靠大山，面前是鸭绿江上的一段库区，清澈的水面足有百十米宽。

　　走进位于营房三楼的文化活动室，敞亮的大开间，电脑、桌椅、书籍、电器都和边境沿线的其他营区别无二致，不同的是，一座博古架占据了大半面墙，上面错落摆放着根雕、奇石，一旁还有卡片说明。

　　“这些都是战友们一件件找来的。”曹珂说。

　　一块黄色树根旁，一名战士在卡片上写道:一次巡逻归来偶然看到了它，它有两只青蛙一样的眼睛，一张超大的嘴巴，下面还有三条腿，我想当今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动物。他给这块树根命名为“未来宠物”。

　　文化活动室另一侧沿墙的桌子上，摆着十几段树桩，旁边用卡片标出了树种、属性等。“我们整天在原始森林里巡逻，不认识这些树怎么行。”来自安徽平原地区的曹珂，对于长白山的一切都兴致勃勃。

　　曹珂说，他最爱看的报纸是团内各营区自办的小报。这些彩色打印的A4纸被定名为“战神报”、“卫国报”，由战士们自己供稿、排版，有十几种之多。“哨所之间相隔很远，通过报纸也能认识不少战友。”

　　驻守临江的这个边防团，要求战士每天有一小时的“三学”时间:学电脑、朝语100句和边防法规。要求每个人电脑打字都在每分钟70字以上，一年内全团都拿到计算机等级证书。

　　曹珂说，就在这间活动室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召开“要事发布会”，由干部做发言人，向战士说明经费使用、任务完成等情况。“想问什么都可以。”

　　这位来自南方的士兵，对营房的地热式采暖特别感兴趣。“脚底下暖烘烘的，本来到边防是打算来吃苦的，没想到这边的冬天反倒比家乡好过。”

从曹珂所在的营区沿江向北，东侧朝方平展的山麓上，突然出现了数百幢平房，白墙灰瓦，行列整齐。这是号称储量亚洲第二、世界第五的朝鲜“五四青年铜矿”。与这座超大型国企隔江相对，临江苇沙镇一行行联排别墅式的房子红顶白墙分外显眼，那是吉林省政府统一规划的“小康村”。

　　鸭绿江的这一段江面开阔，江滩平缓，尽管天气已凉，还是不时能看到一身灰黑色衣服的朝鲜边民在江边洗衣、洗头。也有高高挽起裤脚的朝鲜人撑着几十米长的木排从上游下来，木材是中朝边贸的重要物资。

　　车过大栗子沟，上世纪30年代日据时期开采的这座铁矿现在还在生产。铁矿旁一处平房院落曾是溥仪的“行宫”，1945年8月中旬，他在这里盘桓三天，收听了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后，宣读了自己的最后一份“退位诏书”。

　　负责临江防务的某团团部，建在一处可以俯瞰整个县城的坡地上。距离团部不远就是“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1946年底，陈云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在这个小县城打退了10万国民党军队向南满根据地的四次进攻，为辽沈战役奠定了基础。

　　“我们团是先修梯田后盖楼。”团政委徐培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块150亩、前后高差40米的坡地被分为五个台地，建起九栋建筑。

　　正中是五层的团部大楼，浅灰色石材饰面，深红色的坡顶，四根粗大的石柱支撑起宽阔的门廊。左边是招待所、文化活动中心，右边是技术装备区和食堂。

　　尽管已是深秋，房屋道路间大块的草坪还是葱绿一片。“这种三瓣叶子的本地草叫白散叶，不板结土地，好维护。”徐培友说。

　　走进挑高的主楼大厅，头顶是巨大的水晶吊灯，占据整面墙的电子显示屏上滚动着当日新闻。这座建筑面积5300余平方米的办公楼，一楼是可容纳百余人的理论学习室;二楼是军官训练中心;三楼是财务室、网络室;四楼是集中办公区;五楼是首长办公室和作战室。

　　四楼的集中办公区和地方单位类似，蓝色挡板和白色电脑桌组成了开放式的办公区域，几名军官正在玻璃隔断内的会议室开会。“这种开放透明的办公方式美军早就在用了，非常便于集成。”徐培友说。

　　透过宽大的塑钢窗，主楼后4600平方米的大操场一览无余，一队身着迷彩服的战士正在操练，“那是特招的朝鲜族新兵。”

　　团部的食堂出人意料的“豪华”——除了可容纳一两百人就餐的大餐厅，还有五六个独立的操作间，或生产豆腐、豆浆，或烘烤蛋糕、面包，或制作包子、饺子。其中一个操作间里是一套完整的净化水设备，不锈钢架上摆满瓶装水，蓝色的标签上写着“天池矿泉水”。

　　“这里水质不好,打一口井要几十万,不如花十多万元装一套净化水设备，让战士天天能喝矿泉水。”徐培友这样算账。

　　这个团还有两栋军官公寓，为了方便军官家属上班、就学而建在城区。“按照规定的标准，我们在公寓楼里给每个边防执勤点的军官都安排了住房，家属探亲方便，有的干脆就把家搬到了临江。”

　　这次中朝边境新建的军营，特别强调环保节能的技术含量。所有的房屋都使用苯板作外墙保温，给营房穿上了“棉袄”;有的营区还安装了可节电30%的节电器，引进了法国专利、利用地下水取暖的水源热泵系统。

　　“吃不好住不好，怎么能保卫好边防。我们不能只要求官兵奉献，也要尽可能让他们享受优越、现代化的生活。”徐培友说，自从新营房建好后，要求转业的干部少多了。

　　国防大学曾经有一个课题组来这个团调研，感到很惊讶——边防部队要求转业的军官比例比内地机关低很多，军心相当稳定。

　　部队进驻带动了临江经济的发展。据介绍，临江县的粮管所以前一直亏损，现在年盈利30万元，县里的商品房价格上涨了一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离开临江时，沈阳军区审计部门的工作组正在进驻，整个工程最后的审计结算将在年内完成。

★建国前夕中美建交摸底谈判流产内幕

　　蒋介石政权溃败前夕，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滞留南京，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接触，企图扮演中美建交摸底谈判的探路者角色。但是，此时美国国内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猖獗，指责民主党政府要对“丢掉了中国”负责，杜鲁门总统于是否决了司徒雷登关于北平之行的请示电报。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毛泽东一锤定音：新中国外交“一边倒”！

　　杜鲁门否决司徒雷登北平之行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关于打算访问北平的请示报告，放在杜鲁门总统办公桌上。

　　杜鲁门早就阅过，但仍然放着，未置可否。

　　司徒雷登打算访问北平，称还有可能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首脑人物，杜鲁门原是很感兴趣的。解放军在大陆正像秋风扫落叶似地追击国民党军，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已是不能不正视的现实；但是，这份报告递到白宫，不敢拍板的艾奇逊国务卿将它呈递给了总统。

　　司徒雷登在通过黄华的渠道得知中共当局准许他去北平之后，就详尽地起草了一个请示报告发给艾奇逊国务卿，请艾奇逊作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在报告中撒了一个不小的谎，谎报中共方面发出邀请，却隐瞒了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络并私下做好了北上旅行准备的实情，诡称是他的学生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显然当回事了。

　　在电报中，司徒雷登详细陈述了他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和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他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也有不利的一面，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使节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外交使团团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还征询国务卿要不要同样作一次广州（当时国民党已将首都迁到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将抵消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将北平之行的利弊瞻前顾后地分析，使艾奇逊的助手们意见也不一致，众说纷纭，弄得艾奇逊也没法最后决定，只好“提交最高一级”———哈里·杜鲁门总统决定。

　　这时候，国会里的共和党人正狂加指责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丢掉了中国”。麦卡锡挥着反共的砍刀大开杀戒，年轻的尼克松议员之反共调门也锋芒毕露，让杜鲁门煞是苦恼。

　　最近，共军轻而易举地渡过长江，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即将全面垮台了，委员长准备挟同余党和存在上海金库里的货币逃往台湾。毛泽东、朱德的军队很快就要控制全中国。共军渡江之后，共和党人更是说他要对“中国大陆的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他的指责更是加码了。他哪能像这些议员要求的提出一个庞大的计划来挽救蒋介石呢？

　　这种挽救，不仅要花费数十亿美元，而且必然需要一支二三百万人的军队才能与中共军队抗衡。他想：美国人民的子弟，好不容易才从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归来，怎能再一次放弃自己的职业和学业去为蒋介石及其家族打仗呢？

　　作为美国总统，他曾经竭尽全力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他曾经把当代最伟大的美国军人乔治·马歇尔派到蒋介石那里去。天才的马歇尔将军洞察了国民党军队致命的弊病，深信国民党政府唯一的希望是与中共休战并组成联合政府。这个解决办法也许可以使蒋介石腾出时间，以整顿其毫无斗志的军纪败坏的军队。但蒋介石听不进马歇尔的劝告。

　　杜鲁门觉得，可悲的是，蒋某人极其狂妄自大，发动了胃口过大、野心过大的攻势。在此期间，杜鲁门作为美国总统曾经不停地向蒋的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达20亿美元之多。但是，美国的好些经济援助，流进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腰包。

　　这年初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给华盛顿发来的有关中共接收北平与所附军队入城式的一组照片，都清清楚楚地表明：从坦克、大炮到冲锋枪，中共军队几乎全是使用从蒋军缴获的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他看了这些照片，从苦涩、无奈中更加重了对蒋介石的厌恶。

　　不久前，杜鲁门在写给国会议员范登堡的一封信中说：

　　事情已经弄清楚，国民党中国政府是试图治理一个国家的迄今最腐败无能的政府之一。当我察觉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把武器供应他们了。共产党人的大部分武器正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为贪图报酬而缴出的那些武器。如果蒋介石一向乐于听取马歇尔将军、魏德迈将军和迪安将军的意见，那他就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在北平投降后，那里我们所供应的弹药、车辆和大炮全部落入共产党人手里，我中止对中国政府供应任何东西。可是这一点必须逐步逐步地做，因为国民党人还控制着长江一线，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就拆蒋介石的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位老学究司徒雷登竟然提出要去北平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真是太不合时宜了。杜鲁门几经犹豫，最终行使了否决权。

　　毛泽东决策“一边倒”

　　随着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1949年6月中下旬的中南海显得更热闹了。此时，在毛泽东脑海中日夜萦回思考的，就是建国的大政方略。

　　新中国对外政策是由他亲自掌握着的。当时，张治中主张对外方针上美苏并重，从这次筹备会议的各方发言看，有相当的普遍性；毛泽东所敬重的民主人士张澜，还主张在如今世界冷战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新中国要走中间道路，主张毛泽东“要做铁托”；还有一些要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士在到达北平后，也热衷于宣传外交“向美苏两面靠”的主张。

　　其中，要以张治中的观点谈得最透彻。那还是4月间毛泽东在香山宴请张治中时，听其当面谈的。两人边吃边谈，菜香酒酣之中，他征询张治中对治国方针的意见。

　　张治中谈出自己的主张：今后新中国最好实行苏美并重的新政策。

　　张解释说，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美也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美苏并重政策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单从军事观点来说，如果在美苏对立之间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付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援中国，就会派部队越过太平洋到中国来，这样，中国就成了美国的负担。反之，如果中国要是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苏军也会从西伯利亚过来支援中国，不仅中国成为苏联的负担，且使苏联陷于欧亚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因此，张治中说：“在亚洲，中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的世界是美苏两雄争强，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雄争取的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要好好地利用它、珍视它。”

　　毛泽东听后，认为张治中所说的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因而一边吃饭，一边详作解答。最后，他对张治中幽默地说：“文白先生，我准备为此进行100年的辩论。”

　　其实，在渡江后，尤其是在攻占上海前后，中共中央曾经寻求同美英建交的可能性。在此期间，毛泽东所高度关注着的在南京的中美之间试探性的接触，已经基本摸清了底。美国除了在上海解放后从青岛撤走驻军外，未作其他任何积极的反应。美国国务院虽说让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奉行的也只是“等尘埃落定”的政策。美国最高当局无意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反而，美国还致力于同西方各国就承认新中国问题结成统一战线而对中共施加压力，要新中国不能和苏联结盟，要新中国同意维护西方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殖民利益，他们才能考虑承认问题。5月29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的社论稿《祝上海解放》审稿时，加了一段话：

　　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他们就应该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6月25日，国民党海军在美、英支持下，开始对上海港以及解放军已经解放的港口进行封锁，试图通过封锁，用经济压力使中共在政策上向西方屈服。在美国维护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利益的错误对华政策所造成的双方对峙中，中国共产党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

　　“一边倒”就是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实行封锁政策的一个针锋相对的回答。

　　6月24日下午6时，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请他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胡乔木写的这篇纪念七一论文，稿子写出后，毛泽东没有决定用，他自己重写了一遍，这就是毛泽东原来曾经说过要答复张治中、张澜等观点的文章，也就是著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宣布了当时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文章说：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明白接受了这一方针，奠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当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对于洗刷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与百年屈辱，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一贯有着独立自主的传统。基于这种立场，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适时地改变了外交上“一边倒”的方针，大力倡导各国人民在五项基本原则上实行和平共处。

　　司徒雷登后悔没去北平

　　这幢房子正门口，一左一右立着两个中国造型的石狮子，屋里挂着中国字画，摆着中国老式家具。司徒雷登就居住在这屋里。客厅柜架上摆的中国古董中，有一个明代瓷瓶，就是他任驻华大使参与国共和谈时周恩来赠送的。

　　这幢独立而带草坪的普通房子，在华盛顿西北区28街，门牌第5312号。

　　当年，杜鲁门否决了他欲赴北平的请示电报之后，司徒就于1949年8月2日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离开南京回国。飞机飞经冲绳，他就忍不住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什么只要中共新政权保持中立，美国就会与其保持经济往来，然后会考虑给予承认。但是，美国国务院说他多嘴。他在华盛顿刚下飞机，就被人接到国务院接受训令，上级给他规定了“三条不准”：不准演讲，不准谈中美关系，不准接受记者采访。

　　当时，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极其猖獗，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来往的人，都受到监控、盘查与围攻，有的甚至被投进监牢。谢伟思、戴维斯等一批年轻的外交官因主张支持延安抗战，而被打成“通共”分子，被从国务院除名。回国不久的司徒雷登，也被开列上了麦卡锡主义的“通共”黑名单。

　　1949年11月，司徒雷登应邀去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严重中风，随即被送往马里兰海军医院，至次年3月出院；这年7月至9月，又因中风复发再度住进纽约长老会医院。出院之后，已经半身不遂。他的亲生儿子杰克在密西西比州当牧师，收入微薄，没有能力照顾父亲。于是，他就全靠“义子”傅泾波的一家人照料。

　　在去世之前好些年，司徒雷登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径直从南京前往北平，跟毛泽东、周恩来见面，造成既成事实。遗憾，遗憾，实在是太遗憾了！”

　　其实，上世纪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是冷战刚刚形成的时期，中美关系是很难摆脱这个大背景制约的。他即使能背着上级擅自前往北平，也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

　　司徒雷登在傅家精心照料下，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并能拄着拐杖上下楼，在院子里散步，还写了英文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

　　司徒雷登于1962年9月去世，享年86岁。他虽然出面筹资数千万美元，创办了燕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北大），位居美国驻华大使之要职，调动过数以亿计的援华美元，但最后却在贫病交加之中辞世。他虽然是美国人，但是，据说来参加追悼的美国人并不多，来的大多是中国人，这些人大都是他过去在燕京大学的学生。

　　摘自《新中国外交谈判》陈敦德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

★“布什永远不放心”

　　——专访美国国防大学资深研究员菲利普·桑德斯博士
　　
　　《环球》杂志记者/裴少铭 实习记者/王诗客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布什总统相继访华，使中美关系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中国人更加关心的是美国政府高层人士及智囊们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的判断，这正是美国政府决定怎样发展对华关系的基点。

　　2005年11月，借东亚地区合作与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的机会，《环球》杂志记者就中美关系、美国政府安全观等问题，专访了前来参会的菲利普桑德斯博士。

　　对“中国威胁论”的感受

　　《环球》杂志：中国神舟六号发射成功后，美国政府某些高层人士认为“神六”体现了军事技术，又在散布新的一轮的“中国威胁论”。您怎么看？

　　桑德斯：我估计“神六”的确采用了一些军事技术，但不是为了军事目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载人航天工程会造成安全威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技术是可以被应用到军事领域的。

　　“中国威胁论”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不断增加军费开支，而且速度惊人。在我们看来，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尤其使中国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逐渐强大，而带有“集权”色彩的政府让我们感到很难把握。

　　《环球》杂志：中国的军队建设是为了和平目的，同时中国在国际援助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如在飓风后曾给予美国及时援助。可以说，中国正在给世界和平带来越来越多的积极因素。

　　桑德斯：其实，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以后进行军事建设，这无可厚非。这是经济发展后的必然环节。但我们总有些担心，中国将来经济发展后，总有一天会将得到的资本和技术用于军事用途。

　　《环球》杂志：以您的职业视野来看，对于中国的崛起，您的心里有没有一定的“威胁感”呢？

　　桑德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吧！(笑)

　　“意识形态已不重要”

　　《环球》杂志：有人认为是中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出现“中国威胁论”。

　　桑德斯：在我看来，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已经并还在弱化。但很多美国老百姓并不了解，他们认为中国仍然是个传统意义上、类似1970年代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环球》杂志：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市场经济已占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请问美国官方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

　　桑德斯：首先肯定，这是件好事。不过，尽管我们每次来中国都能感受到在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但很多美国人并不清楚中国社会的这些进步和改变，他们仍然认为中国人民完全受政府控制，毫无思想和言论自由。

　　我和像我这样的人(政府或学界的高层)认为，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意识形态已经并不重要。这一点也许并不像你们很多人想像的那样。但这是真的，尽管中国的老百姓也许不会相信。

　　《环球》杂志：请问您对中国学者的印象如何？对中国当前的民主政治是如何看待的？

　　桑德斯：我对中国的印象非常好。我觉得你们的水平越来越高。在这次会议上，有很多中国教授学者，他们有海外背景，学术观点非常前卫，我们进行了激烈而有趣的讨论。我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学术讨论是世界级的。不仅仅是学者，中国的外交官也表现得相当出色。这应该是近十年来的变化吧。

　　1992年，我第一次来中国。那时，人们的思想比较僵化，缺乏鲜明独立的观点，而且带有强烈的政府烙印。

　　应该充分肯定的是，目前中国越来越开放，民主意识也开始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中国人目前在经济生活上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自己能够做主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比如教育、消费和工作等等，这很好。但是在政治生活方面、参与政治的深度上，还是有需要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的。在这一问题上，相信美国政府和我有着类似的观点。

　　美国高层最关注中国三大问题

　　《环球》杂志：目前美国高层人士和政治家对中国的哪些问题最感兴趣？

　　桑德斯：中国越来越强大，我们关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我想，核心问题有人民币价值问题、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和能源问题等。
　　《环球》杂志：中国政府已着手改革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对美元正在以每日千分之三的幅度升值，截至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已经接近3%。这表现了中国政府的诚意。对此，美国政府是如何考虑的？

　　桑德斯：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仍然太低，这造成了不公平竞争，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占了很大便宜。这也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连年大幅度增加。在外汇市场上，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美国期望中的人民币升值速度，很难给出一个确切数字。但目前的速度仍然太慢，人民币至少升值20%才是比较好的。20%的增幅，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据我所知，美国国会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并最终形成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人民币最终升值27%是最合适的。当然，我们也并不要求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步到位。

　　《环球》杂志：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失败。有些人把这归咎于两国意识形态间的对立？

　　桑德斯：或许有一些联系吧。但是，很多美国人害怕中国经济的逐渐强大将给美国经济造成影响甚至威胁才是真正的原因。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了。目前，全球的就业机会就那么多，中国占有得越多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机会将会越少。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吧。

　　“没有人能真正放心”

　　《环球》杂志：美国的国家安全观是什么？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对美国来说才是最最安全的呢？

　　桑德斯：其实，美国的安全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恐怖主义是美国的长期威胁；其次是核武器扩散，特别是朝核问题。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将来可能会对美国造成威胁，这也是个问题。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我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政治方向的确感到难以捉摸。

　　《环球》杂志：按照美国政府高层和智囊们的想法，中国应当如何发展?

　　桑德斯：在经济领域，我们应该加强合作。很多美国人担心中国人会抢走自己的饭碗，其实这只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进程的代表。中国产品的进口、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美国人的失业并没有直接关系。很多人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尽管这并不是事实。

　　《环球》杂志：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或布什总统来说，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对中国感到“放心”呢？

　　桑德斯：(大笑)其实，没有人能真正放心。当然，布什也永远不能。

只有政治现代化才能救社会主义

推进政治民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乃至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大机会。从步骤上说，从基层民主和高层民主两个方向，向中间稳步前进是可行的。

文/特约撰稿员 王小东

反思改革，有三点不能忘记

现在社会上认为中国的改革需要调整的议论越来越多，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改革倏忽间已经快30个年头了，走了这么长的路，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当然也就需要反思和调整。然而，在反思和调整中，有三点是不能忘记的。

第一点：中国的改革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进步是极其巨大的。

这个进步不仅仅表现在GDP的巨大增长方面。比如说，改革中确实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拉大的问题，时至今天，农民的生活仍然相当艰辛，但农民吃得比20多年前好多了。数据显示，包括不怎么发达的地区，儿童身高增长都极快，超过了像北京这样的相对发达的地区儿童的身高增长。即使是在政治自由方面，虽然仍旧令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非常不满意，但比20多年前仍旧是进步巨大的。只要想一想这一点就够了：如果放在20多年前，对于政府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能够被容忍吗？

第二点：整体上的回头路是走不得的。

改革的成就不言自明，原本不用说的。之所以还要说，是因为不少理论家或民间评论家，针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开出的药方是走回头路，而且往往是从整体上走回头路。

改革这些年来，有没有不如从前的地方？当然是有的。比如腐败问题：改革前虽然绝对不是那些走回头路的人说的"净土"，但像今天这样大规模的腐败确实是不存在的。比如医疗保健问题：改革前中国人的整体健康水平绝对比不上今天。据有的老年病专家说，今天的70岁的中国人大致比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70岁的中国人在生理上年轻20年；然而，那更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所限，如果以当时的医疗保健制度和政策，再加上今天的经济实力，未必不能达到比今天更好的效果。比如在国际关系领域，当时的精英群体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至少在某些方面比今天更符合现实。但是在整体上，与当时的情况相比，今天的进步是巨大的。即使不承认这一点，那些主张从整体上走回头路的人也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从当时的情况，如此迅速，如此坚决，如此意见一致地变成了今天的情况，今天存在的问题难道不是当时的问题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吗？

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的韩德强先生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如果你设计的飞机全都从天上掉了下来，那你就不能只责怪驾驶员，或者是零件缺陷、天气之类的原因，你必须从飞机的设计上去找原因。韩德强的意思是，中国今天的问题是与当时的系统的设计缺陷有很大关系的。1998年我在《战略与管理》发表《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互制约》一文，曾经分析过这个设计缺陷：中国在改革之前的政治结构就是政治权力分配的极度不平等。从人类的历史实践看，政治权力分配的极度不平等很少有例外地导致经济利益分配的极度不平等（美国的一些左派学者2000年出版的《民主与发展》一书对此作了详尽的实证研究）。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出现了例外：居然做到了政治权力分配的极度不平等与经济利益分配的相对平等并行不悖。这主要是源自超强的意识形态制约。然而，人类的历史实践又表明，这种超强的意识形态制约缺乏可持续性，于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又回到了不平等的结构上去。所以，人们所抱怨的今天的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正是源于过去就已设定了的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所以，一些主张从整体上走老路的人们开出的医治今天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药方是不可能奏效的。中共勋臣之后、坚定的左派社会主义理论家李延明先生在他的文章和演讲中曾深入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根本问题在于，由前苏联开创的民主集中制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很可惜，李延明先生使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分析，令人费解地不为左派所理解，令人不费解地不为右派所理睬。

综上所述，要想解决改革道路上出现的问题，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可以参照过去的做法，但从整体上走回头路却不是出路，只有寻找新的出路。

第三点:只有政治现代化才能救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也难也不难：如果只是回答它应该做到什么，那就不难；如果还要回答它怎么才能做到，那就会较难或者很难（看你对于细节的要求）。我认为，社会主义从本质而言，就是要实现两个目的：一是经济上社会劳动成果相对平等的分配；二是政治上广大人民当家做主，即政治民主化。其他则都是手段。还有一些目标，如发展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其实并无区别，手段则就看谁的更有效了。就其第一个目的而言，前面已有论述。就一个可持续的制度设计而言，它与第二个目的恰恰高度相关，即没有政治上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经济上社会劳动成果相对平等的分配也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可持续的。

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又是什么？主要是说，如果没有经济上社会劳动成果相对平等的分配，政治上广大人民当家做主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这恰恰就说明了两者谁也离不开谁的高度相关性。如果说，我们今天发现经济上社会劳动成果的分配过于不平等了，当然就应当主要从广大人民当家做主不够上面去找原因，而绝不是反过来，希冀回到政治权力分配更不平等的结构上去。然而，一些总是口称"人民"、"农民"的人们，却以"人民"、"农民"为名，反对广大人民当家做主，希冀回到政治权力分配更不平等的结构上去。我曾遇到过一个总是口称"人民"、"农民"，表现出强烈的反精英姿态的民间评论家，却亲口对我说："农民就是需要一个青天大老爷。"这下我算是听明白了：原来他的"反精英"实际上是自己要当特权更大的"精英"。所以，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以"人民"、"农民"的名义，反对政治民主化从道理和道义上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其他还有一些质疑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性的理由，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就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上贫穷，中国又是一个人均资源紧缺的国家，需要平均分配，所以我们不具备推进政治民主化的经济基础。对于人均资源紧缺，需要平均分配，笔者认为前面的分析已经作出了回答。对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否适合推进政治民主化，则还需要一些分析。

从《民主与发展》一书的实证研究看，民主确实是需要成本的。在极度贫穷的国家，现代民主政治确实很难立足。然而，拜最近20多年高速经济发展所赐，中国已经摆脱了极度贫穷的经济地位。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出了5000美元。这正是《民主与发展》一书的实证研究所显示的向政治民主化转型的高发期。人均5000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也许确实存在着一些中国专家指出的夸大了中国的实际经济实力的偏差，然而，就算目前还没有达到，但中国正向着担负得起政治民主化的成本，并需要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提供的法治环境以进一步发展经济的阶段，却是不争的事实。

苏联和印度的失败不在于政治民主

前苏联和印度的失败经验提供了质疑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性的一些重要理由。我认为，前苏联推行政治民主化最大的失败在于它的分裂，使得它从一个超级大国沦落到了二流国家。然而，在分析、研究前苏联的失败经验时，我们首先要回答的，还是与前面提到的那个类似的问题：它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走到这一步与它以前的问题有没有关联？其次，它的失败有没有必然性？可不可以避免？我认为是可以避免的。

前苏联的政治民主化之所以出现了国家地位沦落的失败，在于它的精英阶层丧失了国家利益的视点。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有了与人为善的意愿，世界就能实现大同，忘记除了国内政治制度之外，还存在着国家利益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少数政治野心家为了膨胀自己的权力，分裂前苏联（分裂前苏联恰恰是其主体民族俄罗斯起了带头的，也是最关键的作用，其动机无非是分裂苏联可以加强俄罗斯地方政府的权力）而所遇阻力甚少。这在前苏联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本来不是不可以避免的问题，只要它的精英阶层乃至广大人民当时能够认识到，国家利益在现时的国际秩序中仍旧具有的重要性。分裂后的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在经济上的失败，则与它们在自己的市场经济组织极其欠缺的情况下，过早、过快地拆毁原有的计划经济体系有很大关系。而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自己的市场经济组织的发育虽然还比不上发达国家，但比当时的俄罗斯要好得多。

另一个作为失败的经验被广泛引用的是印度。最近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者都在进行激烈的辩论：一派观点认为印度经济是失败的，以此论证政治民主化在第三世界的不可行；另一派则认为印度经济会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中国，以此论证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双方都远离了印度与中国实际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程度的真正比较，以冲动的感情代替了对于事实的严肃考察。

政治民主化当然不能够包办代替一切：印度在经济上或者说在总体的现代化程度上落后于中国是个事实，这不是用政治民主化或者不民主化就能解释的。坦率地说，即使是一个民主的印度，在经济上或者说在总体的现代化程度上，在不远的将来赶上一个不民主的中国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因为印度在向现代化进军这个方面（仅限于这个方面：印度人极其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中国人从中受益良多），就总体而言，其素质和动力都远远比不上中国。然而，一个不民主的印度就必然能赶上中国吗？其理由何在？换一个方向思考，一个民主的中国就必然会落后于印度吗？其理由又何在？对于这样一些简单而基本的问题，人们竟然视而不见。

从基层民主和高层民主两个方向向中间前进

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叙述中国正在第三世界国家丧失唾手可得的机会。其实，那些机会还都是小机会，而推进政治民主化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乃至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大机会。就国内政治而言，这是建设一个廉明高效的政府，从而开拓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获得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凝聚国民，实现更为公正的社会的需要。就国际关系而言，这是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国家利益的矛盾时，避免西方列强乃至国际社会以道义的名义联合歧视中国，甚至联合压制、围困中国的需要。当然，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情况下，稳定是一个必须优先考虑的目标。然而，恰恰只有在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情况之下，自上而下地推进政治民主化，才是长远地避免社会危机，保持社会稳定的惟一途径，只不过在步骤上需要谨慎小心。

从步骤上说，我认为从基层民主和高层民主两个方向向中间稳步前进是可行的。在基层民主方面，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相当严重，但全国人大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意义巨大的进步。一个明智的中央政府应该做的，就是严格执法，坚决制止下级官员对于农民民主权利的侵扰。所谓高层民主，就是一开始在很小的范围内，严格实行原来已有的多数决原则，逐步完善其程序，并在透明化、公开辩论等方面起步，以后逐步扩大范围。在这样一个层次上，所谓中国人的素质低而搞不了民主的论点，所谓民主的成本高的论点，恐怕都无法成立。究其最终目标，到底是西方式的民主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都会受到其诸多历史因素的影响，其最终结果肯定都会是具有某国特色的。最终的细节很难今天就预测清楚，但我认为，现代政治的多数决原则，加上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学而优者或行而优者具有稍大影响的一些色彩，可能会是最终结果的大致描述。这样的政治制度算不算政治民主化，我认为应该算。如果说不算，则叫政治现代化也可以，所以我在题目中作如此称呼。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32期 总第201期

★外蒙古在铤而走险？

文汇网11月22日消息 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布什21日飞抵蒙古，展开4小时的旋风式访问，成为到访蒙古的首位美国总统。布什的座机“空军一号”并于当日下午4时35分左右起飞，结束走访日本、韩国、中国和蒙古的历时一周亚洲之行。

海外媒体分析称，布什这次亚洲行，最特别之处，其实是对蒙古的短暂访问，这是不仅是历史上美国总统首次对蒙古进行访问，更具有不容忽视的外交和战略意义。

答谢蒙古支持美国伊战政策

早在布什亚洲行之前，一名美国高层官员称表示，布什到访蒙古的目的，一方面答谢蒙古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并向外界传递一个讯息：若哪个国家作出正确的选择，无论它的地理位置如何遥远，美国仍愿意视它为友国。大部分蒙古民众都表示，他们非常珍惜美国这个远隔重洋的“邻国”。2003年美国发起针对前总统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时，蒙古就坚定地和其他30多个国家站在一起，向伊拉克派出士兵，参加驻伊联军的各项工作。

据东方早报报报道，美国对蒙古的感激之情显然并不能仅靠言语来表达。布什此行也给蒙古总统恩赫巴亚尔带来他最需要的礼物——经济、军事援助。

布什指出，白宫去年已经把蒙古列为美国的16个经济援助受惠国之一，美国政府为此海外援助计划拨款10亿美元，由16个国家共同分享。此外，布什还给蒙古军队带去1100万美元援助，用以提高蒙古在反恐方面的军事装备。美国是继日本、德国之后，蒙古的第三大经济援助国。

美成蒙古“第三邻国”

海外媒体称，蒙古近来年的外交政策，出现所谓的“第三邻国”政策。分析认为，蒙古地理位置在中国及俄罗斯之间，成为名副其实的“三文治”，因此被迫向美国伸出友谊之手，美国的官员更戏称美国已成为蒙古的“第三邻国”。

“美国为能成为你们的第三邻国而感到骄傲。”布什21日在对蒙古国民发表演讲时称。蒙古总统恩赫巴亚尔则说：布什“这趟访问有其历史重要性，因为这证明了蒙古有了一个第三邻国”。

布什访蒙古谋制衡中俄

分析指，蒙古地处中俄两大国之间，地缘战略位置非常独特。蒙古东西南三面与中国接壤，边境线长4676公里；北面与俄罗斯接壤，边境线长3485公里。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地缘战略角度看，蒙古在军事战略上对于中俄两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蒙古已被美国纳入其在亚洲编织的“战略网络”，美国正是看中了蒙古的重要地缘战略位置，才在冷战结束后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与蒙古的关系，特别是军事合作关系，欲以外交途径及经济支持蒙古的手段来抗衡中国及俄罗斯。

布什在行前，白宫特别安排他接受蒙古老鹰电视台(EagleTV)的专访，访谈中布什说：“我的访问应该可以向蒙古人民发出讯息，即美国是各位的朋友，布什是各位的朋友。”

美军方：中俄无必要担心

就在一个月前，布什的亲信、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才跑了一趟蒙古，在蒙古不到5个小时的短暂访问中，拉姆斯菲尔德还与蒙古国防部长举行了会谈，并会见了蒙古总理。

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蒙古国防部长被问及中俄对美蒙军事关系发展是否关注的问题时回答说：“蒙古愿意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军事联系。”

拉姆斯菲尔德则对这个问题回答说：“他们（中俄）没有理由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