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今年GDP有望居世界第四 一举超过意英法★

　　下周或将是中国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的日子。本月20日，国家统计局将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情况，修订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渣打银行中国区高级分析师王志浩昨天向记者表示，预计调整后中国GDP数据将增加20%~30%。而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也指出，中国GDP今年将一举超过意大利、英国和法国。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昨天向本报记者表示，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已圆满结束，本月20日将公布去年GDP的修正数据，但该发言人拒绝提前透露本次数据变化的“趋势”。上海市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张苏红昨天则透露，上海将在21日以后公布修正数据，由于正报国家批准，具体情况也不便提前透露。

　　但中国香港《南华早报》和一些著名投行认为，中国去年的GDP规模将由此至少增加300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GDP的20%左右。有分析人士向记者调侃称，中国经济一下子“长大了两岁”。巴黎百富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则指出，他一直认为中国GDP被低估，此次如果上调15%左右将毫无争议。

　　渣打银行的看法则更为“激进”，该行中国区高级分析师王志浩向记者指出，中国经济规模最多可能增加30%。王志浩表示，这一增幅主要应归于中国先前对服务业的低估，中国此前的统计过分倾向于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低估了国内服务业的规模，事实上，中国服务业目前的成熟度已远超此前统计。

　　瑞士一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陶东指出，即使中国GDP本次上调20%，他仍然认为偏低了。他说，部分私营服务企业出于逃税的考虑，倾向于隐瞒营业收入，这也造成了服务领域数据的缩水。

　　王志浩认为，在新的统计口径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将大大优于旧的数据统计结果。他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称，中国的投资过热其实并没有官方数据所言那么严重，GDP调整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也有望从46%下滑到42%~43%。

　　高盛也持这种论点。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昨天表示，GDP调整后，此前许多过高的“比率”将不再成为大问题，此前让中国经济界担忧的“硬着陆”风险也将在一系列大大优化的数据面前迎刃而解。

　　更为直观的是，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名将由此“连升三级”。根据世界银行此前的数据，去年中国GDP为1.65万亿美元，排在美、日、德、英(2.14万亿美元)、法(2万亿美元)、意(1.67万亿美元)之后，名列全球第七。

　　梁红表示，如果国家统计局将中国去年的GDP提高20%至2万亿美元，中国今年的经济总量就可能超过英、法、意，一跃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

　　高盛更指出，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时间表也将由此提前。高盛曾将该时间设定为2041年。王志浩则指出，不必担心“中国经济威胁论”由此升温，数据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张明扬)

来源：《东方早报》

★我国2004年GDP可能被低估20% 统计数据变化会带来挑战★

　　在日前举行的《财经》2006年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一段讲话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周小川在演讲中表示：“说到统计，我们今年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最近几天，我看到报纸上开始刊登统计普查数据。统计普查对中国的统计数据产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效应，这个效应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周小川所谈到的就是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昨日，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在此前的12月6日发布了(第一号)公报，并将于12月16日发布(第三号)公报。

　　12月20日(下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基本情况、利用普查数据测算的2004年GDP数据及对历史数据进行的修正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份公布的数据，我国2004年GDP总量为13.65万亿元。有媒体透露，这次经济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GDP数据要在原有的统计基础上增加2万亿元左右，和经济实际规模相比，以前的统计低估了大约20%的规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低估的主要部分是私人部门和服务产业的规模。他表示：“在以前的分析中我们也提到这种低估，因此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另外由于低估的主要部分是服务产业，GDP数据调整的结果除了总量的调整外，还有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会增大。”

　　宋国青还表示，在按照需求口径的统计中，内需与外需，投资、消费与出口等结构的比例也会出现变化，服务业更多的与消费相关，因此消费率将得到提升，外需与GDP的比例也将有所降低。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范剑平昨天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也表示，各种比例的变化将使得过去为大家关心的很多指标出现变化，比如投资率将没有当前认为的这么高，消费率将得到提升，储蓄率也将有所降低，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比例也将有所缓和。新的统计数据可能还会引起省市GDP排名的变化，比如服务业发达的省市可能因此而前移等等。

　　而谈到GDP绝对量放大对以后政策的影响，范剑平表示这主要体现在一些参数的变化上。“比如以前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需要多少信贷投入，这对以后的信贷政策也许会产生变化。这种参数、系数的调整将要进行，以后要以新的参数与系数作为调控的依据。”

　　周小川在上述演讲中也提到：“统计数据的变化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如何对待新的数据和历史数据，历史数据的误差怎么处理等等。我们过去用的数据现在都变了，根据这次的效果，可能都要对这个误差进行重新分布。因此，我认为这对预测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

　　安邦高级分析师贺军表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讲，按照以前的数字制定的货币政策会产生误差，因为实际情况是GDP增长比以前统计的还要多，这意味着要实现预期的GDP增长可能以更为紧缩一些的货币政策就可以达到。这或许意味着将来的货币政策走向较现在将会更为偏紧一些。

　　范剑平对此表示，GDP规模的变化会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但不会是方向性的影响，就是说不会从紧缩而转为扩张，也不会从扩张而转到紧缩，但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程度，比如扩张的程度或紧缩的程度。(徐以升)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虽有局限性但不可动摇 沈国舫驳"取消院士制度"★

就在媒体舆论与部分院士质疑中国院士制度、并建议取消院士制度的风口浪尖上，12月13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05年中国工程院新当选院士名单。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每两年举行一次，本次增选工作自今年1月初全面启动以来，经过提名、遴选、第一轮评审、第二轮评审、主席团讨论审议，报请国务院批准等程序后，中国工程院8个学部共评选出50名新院士。

　　当天，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沈国舫首次代表院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正面回应诸多质疑，并坚定地表示，院士制度不可动摇。

　　质疑一：院士制度存废争议

　　【舆论声音】

　　《南方周末》名为《众院士爆轰院士制度》的文章中提出，12月中旬，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即将揭晓，当此关口，一场关于“院士制度存废”的争议，猛然袭来。文章援引另一媒体的报道称，于上海举行的“院士圆桌会议”上，有院士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

　　【沈国舫回应】

　　院士制度是中央长时间考虑后确立的，没有理由动摇。目前来说，院士制度是新生制度，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没落制度，它的地位不可动摇。中央对院士的专业意见也很重视，比如建立节约型社会、“十一五”计划等都听取了院士的相关研究报告；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战略研究等，都找院士做相关研究。遇到重要课题，中央领导都会参会，怎么可能废止或动摇院士制度。

　　当然，院士制度也和任何一项制度一样，有其局限性，也会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一些人提出，院士增选时名额太少，评审组成员认为，两年一次的增选工作过于频繁，负担和压力比较重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在研究改革办法。院士制度的改革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

　　事实上，在最近一次会面中，周光召本人否认了他曾提出“取消现行院士制度”的说法。

　　质疑二：推荐院士存在潜规则

　　【舆论声音】

　　在《瞭望东方周刊》的相关报道中披露，一位刚刚参加完院士增选投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院士承认，评审过程中，存在到处送材料，送东西的不良风气。

　　【沈国舫回应】

　　院士评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不良风气。存在写条子、打招呼、说情面，甚至一些单位通过舆论宣传等途径帮助候选人扩大影响的助选现象。但是，院士评选采用无记名投票，院士可以不被这些左右，也不存在来自上级领导等方面的压力。院方也会向院士强调这一点。

　　我个人也会碰到此类问题，有时候婉言拒绝，有时候推说“我推荐的名额已满”，或在评选投票阶段，坚持自己的投票准则。

　　事实上，在评选过程中，对于一些助选现象，一旦发现，院方会在评选中通报，涉及到的候选人将不会被选为院士。今年就有1例。

　　质疑三：缺乏约束机制，能上不能下

　　【舆论声音】

　　《中国青年报》一篇评论直言，院士评选类似于“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评选院士，本来是对科技工作者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的一种肯定和奖励，如果这种奖励是终身制的，不仅会让一些院士搞错自身的定位，也让社会对其产生误解。

　　【沈国舫回应】

　　今年增选院士名单公布同时，我们也同时公布了两封信，一个是《向当选院士所在部门和单位提出的建议》以及《给新当选院士的一封信》，里面都提醒院士所在单位以及院士本人，不要为社会上浮躁之风所影响，应在工程科技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工程院内部还设立有监督委员会，受理一些投诉。今年同样收到一些对于个别院士的投诉，但投诉数量不便公开。对于这些投诉，我们会逐项调查核实。如果存在严重违规行为，会作出相应的措施。

　　我们内部规定，院士75岁就进入资深院士行列，其实就是半退休状态。但是，要说取消院士头衔，并不可取。一些院士虽然年事已高，但头脑清醒，一些项目还是需要他们这样具有战略眼光、号召力、凝聚力强的人来担当领头人。

　　质疑四：官员院士与院士官员化

　　【舆论声音】

　　《海峡都市报》的文章中说，按有关规定，院士享受的是副部级待遇，而且是法定的“最高学术称号”。“副部级”是什么？当然是行政等级；“最高学术称号”是什么？也是行政式的身份封赏。官本位下，原本只是荣誉头衔的院士，岂能不发生异变？

　　【沈国舫回应】

　　我们一再强调，评选院士不看出身看表现。当选院士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他是否在自身专业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至于他是否为官，是否经商，不会影响评选标准。新增的院士中，以工程管理学部为例，身为铁道部副部长的孙永福，以工程技术人员身份，在青藏铁路工程建设中，解决了冻土层施工、高原缺氧下施工人员的健康保障等问题，表现杰出而当选院士，与他的官员身份无关。

　　至于一些人当选院士后为官，这恐怕与整个社会官本位思想有关。我个人认为，挡不住。

　　质疑五：院士成为“会议院士”

　　【舆论声音】

　　在《瞭望东方周刊》的文章中，作者援引汪品先的话，有些人当上了院士之后，就到处开会，成了专职的“会议院士”。而且规格越低的会议，出场费越高，像一些地方性的会议，红包很多。

　　【沈国舫回应】

　　院士的社会地位，目前来看，有些地方的评价太高了，这没有必要。很多活动都非要请院士，但院士不是样样都通，不是在任何领域都可以发言的。

　　从经济收入角度看，国家没有适应现阶段社会情况的奖励或津贴制度，因此，存在一些地方看重院士，给出百万年薪的事情。实际上，我知道，很多院士的出场费很低的，1000元、2000元，高一点5000元，这比起一些经济学家，差很远了。

　　有些人说，院士年收入达到10万，我认为，一些院士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当然，一些地方存在省、市等各级层层给院士发奖金、配车、分房等现象，但不是全部。我个人认为，院士年收入达到10万元应该是正常的，而如果与他们做出的贡献来说，年薪达到20万乃至30万元也可以，但最好不要到100万元。

　　科学界还是应该淡泊名利的。

　　质疑六：只增不减，能否实行换届制

　　【舆论声音】

　　同样在《中国青年报》的这篇评论中，作者建议，院士评选，不能只增不减，应当实行换届制。一旦当选院士，几年之后没有新的成果，应当主动让位，让院士也有一些危机感。

　　【沈国舫回应】

　　院士其实就是一个荣誉，是对科学家过去在其专业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一种肯定。就像诺贝尔奖一样，谁会苛求诺奖得主一定要第二次得奖。所以，一些评论说，当选院士后再难有建树，这样的评价并不公平。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10年、20年后，院士的人数应该扩大而不是缩小。现在就工程院来说，75％的二级学科有院士。今后，这一比例还会增加，学科覆盖面也会更加广泛。同时，一批年轻人也会逐步涌现。

来源：《工人日报》

★众院士炮轰院士现行制度 前院长建议取消★

　　12月中旬，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即将揭晓，当此关口，一场关于“院士制度存废”的争议，猛然袭来。

　　11月16日，一家媒体报道称，于上海举行的“院士圆桌会议”上，周光召院士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

　　周光召乃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其身份显赫，此言一出，顿时引起外界关注。

　　圆桌会议

　　“当时一共13位院士参加。”中科院院士、著名海洋物理学家汪品先告诉记者，“圆桌会议”由上海科技学会主办，主题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自主创新”，但当时，大家不知不觉就将话题转到了院士问题上。

　　汪品先首先发起了对院士制度的批判，“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少院士对自身的定位错了，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也错了。”

　　“可能都对院士制度有看法吧，”汪品先回忆，“大家都开始讨论起来，但我们只是认为院士要降温，现在社会上将院士炒得太热了。”

　　而据媒体报道，周光召院士后来在发言中说，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他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

　　此外，周光召还抨击了现在到处设院士像和院士馆的现象，“这实在有点过分，不利于年轻一代在科学上的成长。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但我们并没要求取消院士制度，媒体也许误解了，”汪品先说，“包括周光召院士也只是希望改革现行制度的弊端。”

　　周光召后来对与会的13位院士倡议，“如果大家同意，可以在适当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

　　对于这些观点，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十分赞成，他告诉记者，“现在选出的院士，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虽然每届都有优秀人才加入，但平均水平不断下降。”

　　“比如，两年增选一次时间太短，人才成长也没那么快，我曾经提出建议延长到三年一次，就我所知，和我持相同看法的人还不少，但始终未被采用。”

　　邹院士认为，这种院士整体水平下降以及各种不合理情况正越来越严重，所以有很多人不满，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话，还不如取消院士制度。

　　制度诟病

　　近几年，关于科技界的浮躁乃至学术腐败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2001年的“核酸风波”、院士候选人花钱做广告、863项目申报等等，都有黑幕被揭，尽管只是极少数，却给院士光环投下了阴影。

　　曾在“核酸风波”中仗义执言的邹承鲁已年过八十，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他告诉记者，学术腐败问题虽受到公众关注，但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日益猖獗。

　　一位中科院院士透露：“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

　　这位院士感叹，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学家不靠严谨的治学精神，而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给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是大错特错？

　　“某些学者成为院士后，往往变异为‘学霸’，”中科院一位人士说，“在学术上根本不讲科学精神，反而捧起了‘金口玉言’这一套，其后果，往往扼杀年轻才俊的创新精神。”

　　这位人士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3位，到2003年已降至29位；此外，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连续多年空缺。

　　“不能将此完全归咎于院士制度，”这位人士认为，“但院士制度是我国科研体制的‘金字塔顶’，这只能说我国包括院士制度在内的科研体制，已经迫切需要变革。”

　　另外，对院士制度诟病最多的，当数选举过程滋生的腐败。

　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中国的院士选举制度，大体公正，但不是绝对的，“有些院士，说得不客气些，没这个水平却被选上了，原因就是做了幕后活动。”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其《院士章程》中对院士增选有明确规定，新院士的产生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先由归口初选部门推荐，然后汇总到中科院，由各学部组织院士评审，最后由学部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

　　邹院士介绍，按规定，候选人与投票的院士要回避见面，“但近几年的院士增选中，候选人自己出来活动的情况开始增多，更严重的是，不少单位和地区出于政绩考虑，主动出面活动，不惜重金攻关。”

　　“比如单位组织一场学术活动，邀请许多院士参加，好吃、好喝、好招待，还送会议费、出席费，变相贿赂。”

　　面对越来越普遍的贿选现象，邹院士认为，这些行为不禁止，院士制度就不可能公正。为此，他多次在中科院院内会议上，呼吁选举要公开透明，“不久前我还就此公开发表文章，希望所有候选人的资料能够在网上公布，任何人查看了都可提意见，接受全国科学界的监督，这样才会比较公正。”

　　中科院主席团曾讨论过邹承鲁的建议，在会上同意，但没能实行，“他们告诉我，今年来不及了，下次再考虑。”邹院士说。

　　特权效应

　　截至今年增选结果出炉前，我国共有中科院院士687名，工程院院士654名。

　　在我国，两院院士除非有重大问题出现，一般均是“终身制”，他们大部分享受“三重”津贴：国家、省市津贴，以及院士所在单位补贴，因其所在地区不同，数额各异。

　　“在北京，科学院内院士津贴也就1000元/月，”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但在外地，特别是院士少的边远省份，院士享受的‘特权’不少。”

　　山东一位院士曾透露，他当选后，单位给多少万，所在市给多少万，省再给多少万，加起来一年的“年薪”超过100万元。

　　“院士的物质条件，现在大为改善了，”长期从事院士制度研究的顾海兵教授说，“比如西部某省举行了隆重的院士配车仪式，12位院士统一配备别克轿车，配车仪式锣鼓喧天，管号齐鸣，少先队员献花，记者云集。”

　　院士因为是最高学术称号，因而就成了“万能人”，成了各界争相炒作的目标，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的“考察”、“颁奖”、“座谈”，用于科研的时间以及科研成果的质量可想而知。

　　顾海兵认为，“炒作使院士成了特权代名词，而巨大的利益刺激，又反过来促使大量的人想跻身其中，因而出现了1000多名候选人竞争100个增选名额，贿选不断。”

　　对于种种衍生出的问题，两院无疑也为此头痛，中科院曾在2001年出台《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同时还宣布，有两名中科院院士因违背科学道德而被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制裁，但后经媒体追踪披露，两人多年前已被取消院士头衔，迟至2001年宣布，其象征意味不言而喻。中国工程院则在2003年公布过一则消息：从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间，该院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调查结果发现，其中两例部分属实，两人均涉及研究成果归属问题，还有一位导师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该院院长徐匡迪曾提出“五个不希望”：不希望出现什么都参加的“社会活动”院士，不希望院士为了论文能在更高一级的杂志上发表而在别人的成果上挂名，不希望院士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轻率否定别人的科研成果，不希望院士参加一些商业炒作和商业包装活动，不希望或就是明确反对院士参加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活动。

但凭“自律”或是“不希望”，能否解决积弊已久的制度问题？无论是内部的建议，还是院外学者的呼声都表明，院士制度已到变革关口。

★中国空军最轰动的叛逃事件★

1983年8月7日，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试飞团045号歼-7Ⅱ（改装英国马可尼公司雷达，为歼-7M的研制做试飞）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基地。此次叛逃创造驾机叛逃者中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

孙天勤，陕西凤翔人，1937年出生，1950年小学毕业，1953年凤翔县中学毕业，1956年毕业于陕西省西安师范；同年8月作为空军第一批从地方学校选拔的飞行学员入伍（高佑宗也在这一批里）。经过第2航空预备学校、第6航空学校、高级航校（11航校）学习，后被先后在航空兵第6师、航空兵第46师服役，文革期间因父亲出身受牵连，遭停飞处理，送五七干校劳动，后至空军22厂工作，1975年恢复飞行，后被选入空军试飞团。总飞行时数1200小时（自称）。当时家中有母亲刘氏、爱人、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

1983年5月初，孙天勤作为试飞小组成员，被派到大连周水子机场执行歼- 7M试飞任务，孙期间一直在秘密地做具体的准备，精确地计算东飞航路，将大连到执行试飞任务的空中转弯点，以及转弯点到韩国的距离、方位详细背记。策划过程的各个细节，在心中反覆的演练。8月5日的试飞任务期间曾计划叛逃，但因油料不足无法实施，只得不动声色的按原定任务降落，等待下一次机会。

8月7日下午13点50分，孙天勤再次驾机执行任务，孙同僚机一起起飞，塔台通知可以直接进入转弯点时，孙观察油量表，认定油料足够飞到韩国，于是立即开始实施叛逃飞行。首先迅速关闭应答机，按住无线电通话系统发话按钮，让僚机无法与塔台通话（两机共用一信道与地面联络），然后掉转机头，紧急下滑转弯，飞机高度从原来的8000米急剧降到1500米，同时故意急迫喊到：“座舱冒烟！座舱冒烟！”，以使航管人员以为飞机发生故障。当飞机继续下降到500米高度，又喊：“不行了！我要跳伞了！”，然后不再回答，随即贴海以高亚音速飞往韩国。飞过15分钟后，为节省油料，重新爬升到6000米高度。

韩国方面于下午14时13分发现高速驶来的45号歼-7Ⅱ，随即发放空袭警报，下午14点33分（汉城时间为15点33分），孙天勤驾驶045号歼-7Ⅱ降落在汉城K16空军基地，随即解除警报。

由于孙天勤在空军试飞团担任副大队长、对中国大陆航空工业发展情况极为了解，为防止1967年吴文献事件重演，台湾空军部分作战部队，在孙天勤抵台前，即奉命一律停止休假，飞行员进入机场待命；同时，气象单位严密监视辽东半岛及大陆东部沿海气象，情报单位也密切搜集大陆沿海军机活动状况，假设多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并拟定各种防范战术。

8月24日上午11时25分，接运孙天勤的华航专机自汉城一起飞，台北桃园空军基地即奉命派出八架F-5E型战斗机升空待命，另8架F-5E型战斗机也在跑道进入战备，当专机飞过琉球时，战斗机群己分梯次以不同高度及角度接近专机，伴护航行，并严密监视附近空域。专机通过台湾北部上空时，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的四架F-104G型战斗机立刻接替护航任务，专机在12时42分降落在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与“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基地迎接。下午乘车抵达台北，在“行政院新闻局长”宋楚瑜和“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王淼少将的陪同下，孙天勤出席记者会。

9月1日上午，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举行，由“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主持。举行“反共义士孙天勤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及颁授上校官阶、奖章与奖金典礼”，孙天勤则于8月24日抵达台湾，获黄金7000两，以当时的国际金价，折算新台币1.2亿（折算现在的人民币金价大约是 3750万人民币）。并加入台湾空军，授予上校军衔。

孙天勤1984年8月21日在台湾与同是从大陆叛逃的音乐家李天慧结婚，退役后移民加拿大。
[此外在叛逃的过程中,孙天勤肆无忌惮,居然还用无线电打了声\"招呼\".更气人的是,孙天勤叛逃后留下了一份二万多字的<<告全党公开信>>,这个东西赫然摆在宿舍的桌面上!

孙天勤不仅飞走了一架当时我军最先进的飞机,还\"顺便\"带走了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这就不光是个政治影响问题,还涉及到军事的泄密!岂敢等闲视之,部队领导不得不火速上报,一名飞行员的叛逃,在上层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实为罕见!

孙天勤事件对新闻界秘而不宣,但在军内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孙天勤是空军的人,可是几个月前,他从空军抽调海军,协助延飞一种新式导弹.麻烦来了,事故算谁的?责任由谁负?孙天勤是为海军试飞,人由海军代管,在海军出的事,然而,孙天勤穿的是\"篮裤子\",归根到底是空军的人,他在空军呆了几十年,到海军才几天.]

★【BBY时事】日本发出了“超霸吼声”★

●该把“憋”了60年的“良心话”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12月7日，即将启程前往吉隆坡参加首届东亚峰会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东京发表了题为《我的亚洲战略-日本是亚洲的经验先驱者（领袖）》的长篇演说。麻生太郎认为日本在政治上目前被中国及韩国罚坐“冷板凳”，不会影响到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他信心十足地称日本才是最具资格担当亚洲领袖的国家。

麻生太郎毫不掩饰地说自己接任外相以来，一直都在等待“一个机会”来阐述日本的亚洲战略，而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日本要担当亚洲领袖”——小泉政府终于把日本“憋”了60年的“良心话”通过麻生太郎的“嘴”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

●小泉政府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从表面上看，麻生太郎的“豪言壮语”，好象是日本在为首届东亚峰会“造势”，打压和抗衡中国在亚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以利于自己在本次峰会中争取主导权抢到“头筹”，并继续为日本在东亚扮演重要角色“自我鼓气”。

仅仅为了东亚峰会，日本用得着如此“大刀阔斧”吗？

其实，这是以日本右冀势力主导的小泉政府正在启动“大日本帝国新战略”的一个“称雄宣言”。日本是在向全世界发出自己要成为“超级大国”的“超霸吼声”。

与其说麻生太郎等到了一个机会，毋宁说他给了亚洲各国乃至全世界重新认识日本的一个绝好“机会”。因为，小泉政府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日本发出的“超霸吼声”还是“早了一点点”

有两个问题让人觉得“怪怪”的。

一个是：如此“重大”的“宣言”为什么由外相麻生太郎“宣读出来”，而“爱出风头”的小泉首相这一回却甘当“孺子牛”呢？看来小泉纯一郎觉得现在还不是他出面的“时候”，他自己应该要用在“宣读挑战宣言”那个“刀刃”上。

另一个是：凭目前日本的国力和威望试图“称雄世界”，小泉自己也明白“底气不足”，那么为什么现在就“公诸于世”呢？“舆论造在先”“乱世出英雄”已不是那个国家那个利益集团的“专利”，小泉再次执掌日本政府不就是靠舆论“造”出来靠右冀“拼”出来的吗？

在我们看来，日本发出的“超霸吼声”还是“早了一点点”。不过也不奇怪，因为小泉自己感觉“是时候了”。

●华盛顿助长了小泉政府的“狼子野心”

▲伊拉克战争让日本的“大日本帝国新战略”踏上了“不归路”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给战后“沉闷”了近60年的日本提供了向全世界展示军力的“契机”。

正是向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让日本“走出国门”蓄谋已久的“超霸火山”终于爆发出来了，而且是从此“一发不可收”。日本国民尤其是右冀势力竟然惊叹不已：原来日本“自卫队”的军力在世界“头榜”上真的是“数一数二”的。

尽管这是当年的华盛顿“不得已而为之”，而“大日本帝国新战略”却由此深深“扎根”于“新法西斯”小泉纯一郎的大脑里，并开始日益膨胀。

毫无疑问，是华盛顿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盒子”，助长了小泉政府的“狼子野心”。

▲“中国威胁论”的最大受益者

从那个时候起，小泉纯一郎的“战略思路”已经非常的“清晰”。

小泉和以右冀势力主导的自民党十分清楚，要摆脱日本战败国的“耻辱”和“阴影”，除了以自己“实力”说话以外，还必须利用美国的力量对抗并最终清除自己的“潜在敌人”。

我们已经看到，日本是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最忠实的追随者，而且“轻而易举”地达到了把美国全球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的“目的”。

如果说小泉政府这些年“巧妙”地利用中国人急于“脱贫致富”的心态，借助中国的“引资”和“贸易”挽救了濒临崩溃的日本经济挽救了自民党，创造了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傲人的“日本新奇迹”，那么把美国最主要的军事战略力量“吸引”到日本来，这才是小泉政府近年来“最得意最漂亮”的“杰作”。

当华盛顿还在为日本这个“铁杆盟友”共同维护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深感欣慰”的时候，日本已经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最大受益者了。

▲参拜靖国神社是“大日本帝国新战略”的“核心内容”

不管中国及韩国如何“强烈不满”和“严正交涉”，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爱你没商量”，况且美国“老爹”也在那“开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实，任何人也阻挡不了小泉的参拜，因为这是他及日本右冀势力“大日本帝国新战略”的一个“精神食粮”和“核心内容”——就是为了激起日本民众对邻国的仇视并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借“敌人”之力扫清“大日本帝国新战略”的国内障碍。

以靖国神社几十个“大日本帝国的甲级英魂”，去撞击和消磨十多亿中国“支那”和其他亚洲“支那”的愤怒和意志。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要“翻身”就要“闹革命”。

▲“东海之争”是“大日本帝国新战略”的“必由之路”

伊拉克军力的炫耀，美国“保护伞”的强化，靖国神社“阴魂”的呐喊，小泉政府“大日本帝国新战略”的“N步曲”都已经“水到渠成”，甚至比预想的还要“出奇”的成功。

接下来当然就是“实战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让“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活络活络手脚”了。

真是“天助我也”，日本想要什么就来什么，与中国的“东海之争”，为“检验”和“扬威”日本的真实军力提供了一个“最佳角斗平台”，也是“大日本帝国新战略”中清除最强大的“拦路虎”的“必由之路”。更重要的是，“东海之争”为小泉政府修改宪法、扩增军费、把“自卫队”演变成“自卫军”铺平了道路。

小泉政府为了能在中日东海之争中抢得先机，不惜投入巨资在东海扩军，配备最新装备。日本防卫厅为了提高日方潜艇在浅海海域的作战能力，计划着手研制一种高性能新型声纳，以便使日本在作战时能够处于优势。同时海上保安厅将在明年度预算要求300亿日元(约2.5亿美元)，更新27艘巡逻船艇和11架飞机的装备，目前已在东海和日本海重点部署时速30海里以上的高速巡逻船。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东海之争”将成为“大日本帝国新战略”中“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最大“赌注”，日本能否“圆”领导亚洲称霸世界之梦“在此一搏”。

一一细数，全世界能不为小泉纯一郎的“赫赫战绩”而“心惊胆战”吗？

●中国人从来没有象今天“如此坚决”和“众志成城”

如果说当年中国出兵朝鲜还“犹豫不决”，对决印度还“忍痛割爱”，抗击苏俄还“先礼后兵”，教训越南还“强烈抗议”，那么，今天——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中国政府和十三亿中国民众从来没有象今天“如此坚决”和“众志成城”。

这是中国人多少年来久违的最渴望看到的“万众一心”。

但我们也看到令人“痛心”的一面。国内某著名学者最近应日本出版社的邀请，著书为中日关系“出谋划策”，提出了破解中日僵局的见解和主张，他认为“各让一步”才是“比较合理的办法”，并在时机成熟时，中日关系应升格为“战略关系”。

我们赞赏任何报国的善意，但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所谓的“两全其美”的妥协行为，尤其是面对曾经屠杀过三千多万中华同胞的“东亚屠夫”。

不难想象，如果过去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稍有妥协的话，还会有今天华盛顿的“不得不服”吗？还会有陈水扁的“无可奈何”吗？在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这一原则问题上，中国人站着必须顶天立地、寸利不让，即使倒下了，也要轰轰烈烈地象万里长城那样“横着”。

话说回来，即使中国人愿意让步日本人愿意吗？我们为国人中还有这么幼稚的一相情愿的“战略关系”感到可悲可笑，同时也为北京没有接受类似的“智囊绝招”而感到可喜可贺。

●别看你日本愿意“修好”但硬是不给你“机会”

我们都看到了，北京把第七次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给”推迟了。很自然，首届东亚峰会除非“偶然”，否则也不会有中日首脑会晤的“奇迹发生”。

要知道，小泉政府把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及东亚峰会真的“当一回事”的，也拿出了日本的“诚意”。日本外务省长官叹息说：“这等于丧失了可望改善日中关系的重要机会”。

尽管东亚峰会只不过是日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战略的一个“试刀石”和“蹦蹦板”，日本也并不想为“一时之气”而影响“千里之志”，试图继续打出与中国修好的“中国牌”迷惑和拉拢其它亚洲国家。可是北京的“闭门谢客”出人意料，别看你日本愿意“修好”但硬是不给你“机会”。

北京这种不合“常理”的发牌方式，惹怒了日本人，同时也让华盛顿“心慌”了起来。

●美国人“压根”从来就没想过自己直接跟中国“玩真”的

华盛顿能不慌吗？北京看似已经不在其核心利益“台湾问题”上“斤斤计较”了，反而与有着美国驻军的日本“较上了劲”，而且是罕见的“坚定”。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中日“擦枪走火”，岂不是把“监护人”华盛顿也“拖下水”吗？

华盛顿的亚洲战略其实明白无误，就是让两个“马前卒”台湾、日本直接与中国对抗乃至“拼个你死我活”，以此遏制和削弱中国甚至彻底搞跨中国几十年的“改革成果”，而美国自己依然“旱涝保收”。

美国人“压根”从来就没想过自己直接跟中国“玩真”的。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即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一穷二白”的时候，在台湾狂叫“反攻大陆”的号角中，美国人也只是“闻其声不见其影”。在“志在必得”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人也是在“十七纬线”“适而止步”。在当今中国拥有“N星N弹加上N飞船”连娘胎里的“未来美国大兵”都知道的时候，即使让“貌似强大”的“养子”日本依仗“小泉超霸系列”“冲锋陷阵”，那也只会是“帮助”北京“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华盛顿“不慌”才怪呢，“先平东瀛后屈宝岛”那可不是北京的“心血来潮”。

美国人的绝顶聪明是“举世无双”的：明明知道了结果，为什么还要“飞蛾扑火”呢？

●谁敢说日本未来不会直接挑战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

▲日本“超霸吼声”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

现在，真正令华盛顿发慌的，已经不是“从没真正想过毁掉美国”的中国了，而是“翅膀硬到了”要做“亚洲领袖”、设计“圈套”让美国人“往里钻”的日本。

不可否认，“淡出亚洲江湖”的美国确实有过推举日本做一把“亚洲领袖”的“意思”，可是日本人至历史事实于不顾的“胸襟”和螳螂挡道的“风格”，华盛顿真的无法恭维。

华盛顿一直只把中国列入“未来超级大国”的“唯一候选人”，连“老气横秋”的俄罗斯和“来势汹汹”的印度都没“排上号”，那么从没进入华盛顿“视野”的日本突然“毛遂自荐”和“横空出世”，确实让华盛顿措手不及，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

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已经够让美国“熬头”的了，现在又在自己家里突然“冒出”一个“不做老大誓不休”的兄弟，这能不让华盛顿犯“咕噜”吗？

▲小泉政府的这个“时机”无疑是选错了

借首届东亚峰会的“契机”，日本急不可待地向全世界发出了“超霸吼声”，小泉政府的这个“时机”无疑是选错了，不仅立刻引起了亚洲各国的高度警觉，而且也为它的“主子”美国敲响了警钟。

麻生太郎的这一“领袖宣言” 本来就有着浓重的“美国影子”，但就在他演讲结束的那一刻，美国人也“如梦初醒”了：既然日本今天敢嚷嚷做“亚洲老大”，那么谁敢说它未来不会直接挑战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呢？

美国今天还没搞跨中国，日本就已经有“脱缰狂犬”的迹象，那么待美国搞跨中国后，谁来“帮助”美国“牵制”日本的“超霸气焰”呢？美国人自己岂不是“养虎为患”吗？

●美国人“瞧得起”中国人是因为中国人学会了“瞧得起自己”

▲“大日本帝国新战略”已烙印在日本“新纳粹主义者” 的骨子里

不可否认，日本人的“商业天才”曾令世界叹服，但今天小泉政府“超乎寻常”向亚洲各国伸手索取“亚洲领袖”，却犯了一个外交政治家之大忌，平等的国与国之间是可以“自封为王”的吗？是可以把自己的“夜郎自大”强加给别人的吗？谁能指望一个“不亚不欧不美”的“浮躁政府”来“引领亚洲”呢？

当全世界都以为小泉政府只是做“亚洲领袖梦”的时候，小泉纯一郎“大日本帝国新战略”的野心已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众所周知，“狂赌”本次东亚峰会的日本“竹篮打水一场空”，倒是没想当“领袖”的中国人被“无奈”地推到了前面。但是弄丑成拙的小泉政府不会因此罢休的，既然这场戏已经拉开了序幕，既然日本“大和民族精神”和“大日本帝国新战略”已烙印在日本“新纳粹主义者”的骨子里，那么就必须有“石破惊天”的结局。

这些狂热的“新纳粹主义者”在试图威逼着中国屈服于他们的“超霸吼声”之下，但今天的中国人已不在乎谁玩“第一枪”了。

▲华盛顿实际上已经把日本的“亚洲领袖梦”“废”了

倒是美国人变得越来越理智，越来越勇于面对现实。日前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毫不讳言地表达了对中国的格外重视：“中国太独特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拥有像中国这样的全球性影响力。”

华盛顿的这句话，实际上已经把日本的“亚洲领袖梦”“废”了，让日本的“超霸吼声”“蔫”了。

华盛顿现在再明白不过了，不可小视日本，但日本只是“扶不起的阿斗”“吹不胀的气球”。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哪来东亚以及亚洲的真正安宁？哪来世界未来的真正和平？北京也对这一“点”“心领神会”，并且正在十分自信地“巧用”了这一“点”。

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愈显自信，全世界也愈会瞧得起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学会了“瞧得起自己”。

★俄谋求中国支持研超远程空空弹★

　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是美国对亚太军事政治研究的重要思想库，近日该中心副总裁理查德•费舍尔向美国参众两院相关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俄对华武器出口评估》，其中专门有一个章节提到俄罗斯谋求中国支持其研制超远程空空导弹，这引起了美国官方的极大关注，因为一旦该导弹生产出来并装备解放军，美军最关键的信息战制高点——预警机将遭遇“不测之敌”

　　印度没钱，所以想中国

　　费舍尔是在参加今年8月举办的第7届莫斯科国际航展时获悉这一情况的。他与革新家设计局的负责人交谈时了解到，该设计局一直希望复活苏联时代在研的KS-172型超远程空空导弹，他们特意在航展期间展出一架苏-30战斗轰炸机携带KS-172型导弹的模型。

　　因严重的经济危机，KS-172导弹项目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便半途而废，而如今面对海外预测高达310亿美元国际空战武器市场的诱惑，革新家设计局已经确定要把这个项目“复活”。费舍尔从当事人那里了解到，起初印度对该项目颇有兴趣，但后因参与印俄合制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项目，手头没有足够钞票，只好忍痛割爱。但革新家设计局不死心，他们又把目标瞄准中国，因为中国引进了大量适合携带KS-172导弹的苏-30MKK战斗轰炸机。同时革新家设计局认为，中国已经提出“抢占信息化战争制高点”和“打信息关节点”的战术理论，他们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对这种具有“不对称打击”优势的王牌武器感兴趣。

　　三倍音速冲刺，预警机难逃灭顶之灾

　　KS-172型导弹是专门为对付美国远程监视和情报飞机，如E-2和E-3预警机而设计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制的，1993年首次公开展出全尺寸模型弹。该超远程空空导弹射程为400公里，用来攻击特定的高价值目标，如空中预警指挥飞机、对地监视飞机和加油机等。该出口型超远程空空导弹的代号为KS-172S1，射程为300公里。

　　设计一种反预警机的导弹，最大的挑战是推进系统和火控制导系统。首先，导弹需要有足够的飞行距离，才能保证发射平台避免被预警机发现，从而提高攻击的突然性和准确性。其次，导弹的火控系统必须绝对过硬，导弹不仅要探测到300～400公里外的目标，还要有精确测距能力，使导弹得到精确的起始目标位置，以找出能量消耗最经济的航路飞向目标，确保导弹能达到最大射程。导弹还应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避免作战时把密集编队的飞机误当成大型飞机，由于超远程导弹动辄几百万美元的造价，若虚耗在低价值飞机上，实在是一种浪费。革新家设计局称他们已经攻克了这些难关，一旦解决资金问题，他们就能短时间使项目结案，进入样弹试验和预生产阶段。
　按照俄空军的作战习惯，若KS-172导弹投入使用，一般会采取多个双机编队的战术，保证对预警机实施“饱和追杀”，一般由12架苏-30或者米格-31战斗机组成6个双机编队，其中两个编队负责各自攻击一架预警机，两个编队负责攻击预警机周围的电子战飞机，一个编队负责攻击编队中的空中加油机，还有一个编队作为预备队，视情况而定，对漏掉的目标进行补充攻击。导弹的发射距离保持在离目标300公里以外的空域，导弹先保持长时间的中速巡航状态后，瞄准目标采取3倍音速的冲刺，只需不到2分钟就可以摧毁目标，目标届时连实施自卫反应的时间都没有。（闻宣）

　　俄对华武器出口提高档次

　　费舍尔认为，就像中国所希望的一样，中俄军贸关系正沿着从硬件出售到技术转让以及合作开发的路子走下去，KS-172导弹项目的“复活”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俄罗斯向中国提供现成装备的阶段已基本结束，克里姆林宫已在很大程度上作出按中国要求转让先进军事技术的决心。

　　很显然，目前中国的对俄军购方针发生了变化，这完全是出于国防的需要，特别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因此，在未来15年内中国对先进军事技术的需求将更加广泛、更加迫切，它要研制出在性能上能够赶上或超过目前世界上在研的所有同类产品。实现这个最终目标的策略之一，就是仿制或“克隆”美俄等军事发达国家的新一代军事技术装备，以实现其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比如，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至少12个营的S-300远程地空导弹系统，此后中国开始“克隆”这种武器系统，并准备出口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国防工业部门迫切需要从俄罗斯获得生产先进武器的技术和最新工艺，并吸引俄罗斯企业和专家与中国同行开展未来武器系统的合作研究，试图借助俄罗斯培养自己的设计队伍。另外，中国也期待着欧盟取消自1989年以来对中国实行的武器禁运，如果欧盟取消禁运，向俄罗斯购买武器和技术的价格就会降下来，中国将会拥有讨价还价的筹码。

　　据俄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副主任马基延科估算，如果俄罗斯按照中国开列的清单提供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将至少给俄罗斯带来100亿美元的收入。马基延科说，“通过提供导弹制造技术，可换取150架苏-30MKK战斗轰炸机的订单，仅这笔生意总价值就高达70亿～80亿美元”。这将使俄航空和毁伤兵器领域某些有希望的设计工艺赢来光明的前景，不过反对者认为，一旦向中国出售了现代化工艺，俄罗斯自己就将关上通向中国未来军品市场的大门。何去何从，莫斯科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仅出售俄罗斯军队已装备的武器当然是最安全的，但这也将使俄罗斯军事技术在未来的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而后者造成的危害比前者更严重。

★述评：美国请中国做股东/合伙牟利者？★
----stakeholder的准确中文含义：合伙牟利者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对Stakeholder这个词的探讨尤其热烈，这缘起于今年9月份美国主管对华政策的副国务卿佐力克在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次讲话。而在近日举行的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前后，stakeholder这个词引起了中国中美关系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甚至有大批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赶到美国，与美国主要智库的学者探讨对Stakeholder的不同解释。

毫无疑问，佐立克的讲话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重要宣示，中国学界对美国对华政策可能的调整和变化表现出关注是很正常的。实际上，就在佐立克讲话不久，对于stakeholder，美国已经给出其官方翻译——利益相关者。这为中国学者理解这一英文单词的中文涵义，已经提供了基本的中文的尺度。不过，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中国学者对Stakeholder这个词的不同涵义的关注，并不在于这个词本身多么复杂，而是要准确理解隐藏于这个背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涵义。但是，问题在于如何解读美国的这一政策变化。

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引起美国的重视。Stakeholder的提出，表明美国更加重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更加关注中国崛起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影响。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佐立克这次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讲话，特别是把中国称作美国的“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被一些中国主流学者解读为“美国事实上承认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预示着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并且认为这种变化在总体上是“积极的”，是要请中国一起做国际社会的“股东”。对美国对华政策未来走向的这种判断，则大可商榷。

中国的崛起，正像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对之已经有了一个足够的估计，而且非常明确，跟过去几年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同时上升有点不同，这种实力上升有军事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有政治影响方面的。尽管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对于这种中国实力的上升怀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美国对中国地位上升的忧虑，在最近的几年无疑更加明显。

对于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在5年前就试图做出反应。布什政府在上台之初，公开把中国称作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对中美关系的如此定位，除了考量中国蓬勃上升的国力之外，也与新保守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仇视有关。在美国2002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防止在东亚出现一个具有主导性的地区大国的出现，是美国的关键战略目标之一，这一目标指向的国家只有一个——中国。

9.11事件以及2003年美国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确实使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做出某些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只是战术层面的调整。实际上，在大力反恐的同时，布什政府也在大张旗鼓的对中国实施包围和遏制。美国不仅到处鼓吹中国威胁论，还公开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对台出售武器，扩大美印战略合作，同时在中国的后院——中亚地区，进行军事渗透和政治颠覆。所有这些行动，都是试图孤立、压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步骤。

鉴于日本对美国的依附，美国的东亚政策，仍然以遏制中国为首要目标。这一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太可能发生变化。当然，出于反恐的需要，美国会在少数领域做出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姿态，比如把“东突”列入全球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但这种合作首要考虑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合作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并不能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定位。

即使对中国实施遏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美国也不愿与中国发生公开的对抗，至少不愿现在就与中国发生战略对抗。美国面临一大堆棘手的国内、国际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有必要修正对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这样一种定位。这种定位也许不能完全遏制中国，但是在美国看来，效果绝对好过完全放任中国的发展。认为美国放弃对华遏制的观点，即使不是完全错误，也是低估了美国的战略决策者。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作为遏制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一直试图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美国也认识到，中国重返国际体系并发挥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不可能把中国——即使在其看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己分子，排除于国际体系之外。因此，美国对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始终身怀戒心，这是必然的。美国也因此希望为未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加以定位。无论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地位，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不能挑战美国主导下的国家利益，必须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以及美国编织的遏制体系的规制。理解这一背景，我们可以看出，从战略角度而言，Stakeholder实际上了无新意，它不过是美国国际规制战略在现实政策中的具体体现。

Stakeholder的政策涵义，在佐立克的讲话以及其智库学者的阐述中已经表述的非常明确——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当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利益相关者”的涵义是，中美两国大国彼此都能对对方利益产生影响。“参与者”表明，中国虽然被国际体系所接纳，但是必须承认，只有美国才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主导者。“负责任”是说，中国作为参与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要为美国马首是瞻，与美国共同承担责任，使国际社会更加“安全和繁荣”。佐立克讲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透过赋予中国“利益相关者”这种明确的角色定位，要求中国以一种对国际体系——但实际上是对美国负责任的、对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发挥建设性作用。更明白的说，美国希望“招安”中国，希望中国不挑战美国利益，不做阻碍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麻烦制造者”。

但是，不做美国霸权政治的“麻烦制造者”，能够为中国带来什么利益呢？这是中国参与中美战略对话必须考虑权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也不会给出答案。这从佐立克的讲话以及两次中美战略对话美方关注的话题可以看的很清楚。美方关注的问题，无论是伊拉克、苏丹、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政治问题，还是能源、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等经贸问题，都是影响美国全球霸业的重大问题。美方之所以要求中国“负责任”，是因为中国在上述问题上都可以发挥影响，对美国实现全球霸权予以牵制。至于在人权、民主等方面对中国的干预，更是对中国主权的赤裸裸的挑战。而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的有关的问题——美国的台湾政策、美日军事同盟的扩大、美国在中亚的扩张、美国人为控制的美元汇率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经济失衡和不稳定，被美国单方面的排除在战略对话的议题之外。显然，美国并不打算为“招安”中国付出成本，中国若接受美国的要求，作为美国的Stakeholder，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风险，而从中获得利益却微乎其微。

美国将中国称为Stakeholder，是美国放弃原有的对华关系定位和政策吗？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初步的回答。确实，stakeholder在措辞上比“战略竞争者”有所缓和，但是，除了利益相关者这顶并不漂亮的高帽之外，我们看不出任何其他积极改善对华政策的迹象。因为美国主流的美国战略家并不认为遏制政策无效，而是认为应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美国现在需要做的，不是放弃原来的定位和政策，而是要进一步丰富遏制中国政策内容。这正是对中美关系定位出台新的说辞的背景。

事实上，stakeholder并不是象一些中国学者所解读的那样是美国试图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积极信号，而更像是一个抛向中国的漂亮的紧箍咒。“利益相关者”与“战略竞争者”相比，两者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美国不是放弃遏制，而是改变了进行遏制的策略，由原来单纯的军事政治围堵，改为在巩固既有遏制政策的同时，诱导、胁迫中国实施“自愿遏制”，从而放弃在一些问题上对美国利益的挑战。负责任的涵义是单方面的，美国既不会放弃原来的政策，也不会在一些核心利益上与中国交易的。美国的惟一目的，不过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中国实施软遏制。

尽管对stakeholder的意图并不难识破，但中国确实处于两难的地位。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和压制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中国不会选择与美国的公开对抗。但是，由于美国没有也不可能重视中国的利益关切，更重要的，美国并没有放弃美国主导下的单极霸权，美国也就仅仅把中国视为“利益相关者”，而不是自己的盟友。如果高兴的接过美国送来的Stakeholder这样一顶高帽，无异于被美国请君入瓮，将极大的削弱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和，并最终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Stakeholder一出，美国维护其单极统治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这一毒辣招数？由官方来公开的揭露美国的意图并不明智，美国毕竟还是当今世界惟一的强权国家。但是，只要这种霸权企图仍然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际社会依然会充满矛盾和对抗，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就永远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和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对于Stakeholder这个美国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紧箍咒，中国大可拿在手里欣赏、把玩，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为其做点装饰，但千万不能真的戴到自己头上。与美国的元首会晤是要进行的，战略对话当然也不能拒绝。但中国必须明确并坚守那些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特别是利用为数不多的战略机会削弱美国的全球霸权。只有在某些方面对美国构成挑战，才会迫使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做出让步。

★毛泽东对邓、华、江、叶等人的精确预测★

　一、关于邓小平的评论：

　　毛泽东说：“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

　　当问起毛泽东同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邓小平是少壮派是否有意传位给邓时，毛泽东说：“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他不是总理和老总，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二、关于华国锋：

　　毛泽东说：“华是一个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是没用。他上来的好处是中间派，既不会左，也不会右，也容易被各方面接受。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都要看。这件事不要和江青他们讲，也不要让华知道。”

　　三、关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账嘛。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呢？她也不是一无是处，优点是反潮流，敢想敢干。

　　春桥是思想家，比陈伯达强，他的特点是肯于动脑筋，弱点是经济上不行，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威望，剑英和许世友也是看我的面子。

　　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四、关于叶剑英：

　　毛泽东说：“剑英不说硬话，这点他们几个都不行。他是大事不糊涂，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涂，你们比得了吗？他现在是不说话，实际已经被小平招安了。说是党指挥枪，可是党也要具体的人出来，否则，怎么指挥？他这个人不看文件，文件还都不是放空炮？戚夫人说给汉高祖四句话：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中国被隐藏的综合国力（二）★

没见过有个韩剧中,男主角给女主角送礼竟送一碗排骨汤{有在韩国的中国人,写过一贴,韩过的东西巨贵...}.笔者在京遇到一个韩国人,她说,她在韩国拿退休金,刚够活命.来中国后,她把韩国的房子祖出去.用那租金不仅可供在北京的吃与住,而且还有较多剩余.她打算用节俭下的钱在中国开家饭店,听后,我直犯晕.难怪在京韩国人越来越多.

补充一点:

我在文中已谈到:{已考虑到两国间其它商品接近物价的因素,如我国的进口货等,如不考虑这些因素,那总体而言,人民币就不仅仅被低估了至少1000%}

比如,有的汽车\电脑\电视国外与中国差价不大.但这些东西一个家庭买一次就够(即使年年买,也不过一年一次而已).而国外主要生活开支在于吃与住.我有一英国朋友三室一厅一个月900英镑房租费(要买下来需近50万镑多--这是前两年前的价).我有一亲戚,前两天我还同她谈起:如把你这房原封不动搬到伦敦起码50万镑.而我这位亲戚买此房不到50万人民币.我的英国朋友单位六年前给她配一车,还在用.电脑,电视都有,但多年前买的,无需向交房租费那样月月买(交).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文中提到{已考虑到两国间其它商品接近物价的因素}.英国朋友一年房租就要10800万镑.中国学生在英国一奇小单间也需70英镑一周(不是一个月).

尽管上面谈的是住房,但国外的学费,医疗费,交通费,养车费,特别是上面谈到的吃,住及交通等等是天天(或月月)需PAY的.至于几年买一次的电脑\电视当然不具有可比性.这就是为什么{如不考虑这些因素(如电脑\电视等),那总体而言,人民币就不仅仅被低估了至少1000%}.

当然,中国商品结构存在着极不合理处,如中国的房租与高档电器的比价就比国外大的多(如上例的那老外月房租900英镑,但只需房租中的700英镑就可买下电脑及电视两样东西.而中国同样面积住房的月租金恐怕就与进口高档电器有较大差价.对此,我们已在另文阐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