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转基因稻米与13亿人主粮利益悬疑

12月1日，国家农业部的一个会议静悄悄地结束。官方没有公布会议内容，与会者也三缄其口。但股民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第二天，一支名为“丰乐种业”的股票涨停。“有人要发财了。”一位业内人士说。刺激股民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而“丰乐种业”，被有些股民称为“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

　　中国是否能在近期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这个会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会上，组成“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50余位科学家和农业部的官员，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进行了讨论。这项决定如果近期获得农业部的批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

　　1999年，中国进行了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之后，没有再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进入商业种植。现在，很多科学家相信，中国的谨慎态度有所改变。这个会议，可能成为中国是否种植转基因水稻的转折点。

　　如果得到批准，那意味着，很多中国人以后吃的将是转基因大米，而不是传统大米，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世界将为之震动。”一位长期关注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说。据本报得到的独家消息，在会上，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贾士荣研究员的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与其他几种转基因水稻相比，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现在，会议结果已上报农业部。

　　正在此时，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向本报独家透露，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

　　有无健康风险：一个愚蠢的问题？

　　不久前，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建议，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些专家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张启发是转基因科学家，这次北京会议，就讨论了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而黄季焜最近几年一直大力呼吁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这个名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而12月1日，在北京，绿色和平针锋相对地公布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这份报告由绿色和平在英国的两位科学顾问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完成。

　　报告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以下问题还没解决：转基因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转基因会不会导致基因产物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而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该报告认为，将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转基因的污染等负面影响。

　　施鹏翔是绿色和平在中国的项目官员，几年来，他一直呼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向那些转基因科学家发问：“你们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那么，在你们的实验中，让老鼠吃3个月无害，能说明让人吃50年也无害吗？”
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回答：“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

　　贾士荣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正在参与商业化种植申请。他反驳说：“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

　　他举了个例子：这就像汽车刚发明的时候，欧洲有个国家认为汽车速度太快，不安全，于是立法禁止。但汽车照样出现了，而且成为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回过头来看，那样的立法就是愚蠢的。

　　他与很多转基因科学家一样，喜欢用这样一种说法：到目前为止，凡是经过科学评价和政府部门严格审批获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没有出现一例转基因食品中毒或医疗事故。而且，包括常规育种技术生产的食品在内，没有一个食品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但施鹏翔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世界上还没有哪种转基因作物，像转基因水稻一样，将成为人类的主粮。以前的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西红柿的安全性，不能证明转基因水稻也是安全的。

　　薛达元研究员也不同意贾士荣的说法。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他自1988年始，一直参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起草、谈判活动。他说：“既然你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你就应该建立预防措施。这是国际上通行的预防原则。”

　　除了使用的安全性问题，一些生态学家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原因还在于担心它会破坏中国珍贵的水稻基库，但贾士荣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我们有环境安全报告，而且，批准时，中国采取慎重态度，一个省一个省地批，确保转基因水稻品种不外流。”
但是，作为反对派的薛达元有不同的结论。他曾于2002年和2003年，分别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混乱。虽然国务院已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对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作出严格规定。但是，这些法规在地方上并未能得到严格实施。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约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薛达元认为，水稻的管理，难免不会像棉花一样混乱。科学家们所说的加强管理，可能完全是一句空话。

　　薛达元强调，他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但更重视风险评估。“安全和管理问题都没有解决之前，那些科学家们为什么要急于商业化生产？”他发出疑问。

　　商业化生产的动力是什么？

　　假如有关争论仅仅围绕安全和管理层面，那么它还是一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支持转基因稻米生产的科学家们往往把视线集中在这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就反复强调，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水稻，不但农民的收入会增加，因为农药施用量减少，环境也能得到改善。种植转基因水稻符合国家利益，是转基因科学家们的一致说法。

　　但反对派们则把目光透视到了这些转基因水稻科学家的身后，甚至他们的钱袋。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薛达元就指出，科学家和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有其他动力：一、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需要推广，并得到好处。二、许多年来，国家科技部门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数年来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压力很大，急于出成果，因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而绿色和平组织经过调查指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转基因技术具有专利权，科学家和生物公司掌握着专利，将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以全球转基因农业的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在200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总种植面积有90%以上为孟山都的产品。现在全球只有一种转基因大豆品种，就是美国公司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市场上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意味着农民要对种子付出专利费用，而且不能自留种子，需要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

　　绿色和平认为，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中国。在前几年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上，已有这样的例子发生。

　　绿色和平认为，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推动者中，也似乎能看到国际大利益集团的影子。如果中国能打开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大门，那么，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将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既然你们能种转基因水稻，为什么不可以种转基因大豆？”而且，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国家，包括农业大国印度，也将对美国门户大开。

　　9月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在一次会议中指出，中国大豆产业应注意避免“拉美化”陷阱。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一家生物公司在发明转基因大豆的最初几年里，曾一度打着“利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旗号，免费向南美发放转基因大豆种子。而当这些国家的农民已经习惯于播种转基因大豆时，美国生物公司却又说，凡是今后想继续播种转基因大豆的农民，必须向该公司缴纳“产权税”。这时大家才发现，凡播种过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无法再重新播种传统的大豆作物。这些国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国生物公司所设下的陷阱。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说：“有很多组织希望中国跨出这一步。这背后有政治势力，有大的利益集团，方方面面在影响它。因此，这本来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却发展成高度紧张的局面，令国家决策层都在关注它。”

　　科学家的角色冲突？

那么，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科学家到底有没有私利？

　　施鹏翔认为，12月2日“丰乐种业”的飞速涨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标本。这个公司曾经发布公告：“本公司决定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

　　如果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获得通过，最先致富的是哪些人？“是科学家和他们背后的公司。”施鹏翔说。

　　这样的范例在中国已存在。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手中拥有中国转基因棉花的专利。专利持有人郭三堆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他以专利入股，使生物技术研究所和他本人拥有这个注册资金8000万元公司股份的33%。一位创世纪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本报，郭三堆本人的股份占6.6%，在最近转让了部分股权后，仍掌握着5%的股份，目前来看，即400万元。“当然，实际上，远不止这些。”这位负责人说。

　　在此之前，郭三堆曾经批评绿色和平：“他们不懂基因工程，也不考虑农民死活。”

　　而现在，绿色和平批评转基因科学家们：他们关心的并非只是冠冕堂皇的“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也许，他们更关心自己的钱包。

　　绿色和平在调查中，还发现了转基因科学家以及支持者一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大力呼吁转基因水稻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其夫人是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所在的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同时在贾士荣任董事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任职。

　　如果黄季焜呼吁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成功，那么，贾士荣是受益者之一。黄的夫人及其本人是否得益，不由得令人生出一些联想。
　对此，黄季焜告诉本报，他的大部分支持转基因的文章写于1999年至2001年，而他的夫人是2001年才参与那个公司。

　　而一位科学家则回忆说，黄的很多有影响的鼓吹转基因的文章，是2001年以后才发表的。这与黄的说法有出入。

　　“绿色和平为了反对转基因水稻，在东拼西凑一些所谓证据，非常可笑。”黄季焜说。

　　黄季焜说，他还曾专门提交报告，提出“创世纪”这样的公司不应该如此运作：“科学家创立公司，又是科学家，又有商业利益，是不好的。”

　　对此观点，绿色和平完全同意，可是，施鹏翔说：“按照这个逻辑，黄的妻子是不是也应该避嫌？”

　　而贾士荣则是多种身份的人，他是转基因科学家，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又是创世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董事，有商业利益。而现在，他向自己置身其中的安委会申请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生产。

　　而且，他申请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办公室委托了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彭于发来做环境影响评估。而据绿色和平的调查，贾士荣与彭于发是多年的研究伙伴。贾士荣对本报说，他与彭于发的确一起写过文章，反驳“绿色和平”的“转基因作物将污染环境”的说法。“这有什么错？”他问。

　　他情绪激烈地反驳说：“这是绿色和平在找碴子。我虽然是安委会成员，但我回避，不参加讨论。再说，我能有什么私利？”

　　施鹏翔则提出疑问：“在转基因稻米商业化生产后，如果转基因科学家能保证说，第一，不会成立自己的公司，把种子高价卖给农民。第二，不会把专利高价卖给企业，不会在向农民出售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收取专利费，那么，绿色和平无话可说。”

绿色和平之所以持强烈的质疑态度，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的解释是：“他们认为技术会被大的跨国公司垄断。但是，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基本上属于国家，与国外不同。”然而，贾士荣的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其专利权并不专属于中国人。12月8日，贾士荣告诉本报，他是通过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征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意来使用这种基因。他在美国的研究伙伴是位于加州的国际热带农业和生物技术实验室。而据绿色和平的调查，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标是将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美国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公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之一。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贾士荣的转基因水稻得到批准，美国人将来会不会对中国农民收取专利费用？12月8日，在本报对贾士荣的电话采访中，贾士荣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说：“那是商业化推广，具体再谈。”

　　中国的科学家在此之前经常进行“民族主义”表达，说发展本国的转基因技术，会打破国外大公司的垄断。

　　而绿色和平否定这种说法。施鹏翔说：“那些科学家们自己也说，‘要打造中国自己的孟山都’。从转基因棉花的例子来看，他们要是变成了中国的孟山都，一样会垄断种子，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与孟山都与农民的关系没有差别。”

　　而且，他说：“中国的状况会比孟山都更坏。因为国外的大公司是用自己的钱研发的。而我们用的是国家的钱，研发出来的产品却被科学家排他性地垄断。最后，公众的钱，变成了私人的利益。”

　　绿色和平提出，转基因水稻在科学上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在管理上又有很多漏洞，作为对人民负责的科学家，对科学负责的科学家，是不是应该更加慎重？

　　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

一位科学家告诉本报，3年前，农业部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结果遭到四五个转基因科学家围攻。

　　“他们攻击别人的武器就是说别人‘不懂’”薛达元说。没有学术讨论的气氛，只有以势压人，慢慢地，别人也就不敢讲话了。

　　本报在采访中，找到的安委会中的食品安全专家，大部分都不愿说话。有位环保专家告诉本报，转基因水稻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后，对环境肯定有影响，但有些结果还不敢对外公布。然而，他也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我们以后还要吃饭呢。”一位生物学家甚至这样说。

　　薛达元认为，目前就转基因水稻的讨论很不正常。“反对的声音很弱，因为科研课题被别人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所以，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尽职。”

　　薛达元是极少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他说，按正常的程序，即便是拿到了安全证书，要进行商业化生产，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区域种植试验，才能进行种子生产。“但那些人想早一点，现在安全证书还没拿到，就开始了尝试。”

　　而且，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那么，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

　　但是，他认为，好在农业部的管理人员头脑还比较清醒，一直比较谨慎，并且希望有些争论。“现在争论太少了。”

　　对于自己的主食将要被改变，中国的大部分公众并不知情。安委会成员、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对此的解释是：“那怎么办呢？难道要全民公决吗？普通老百姓的知识背景并不一样。”
而施鹏翔说：“这样的逻辑太极端。我们没有要求全民公决，但你的科学报告可以公开。你们的报告不但不向公众，而且不向其他的科学家公开。我们要的是知情制度，而不是全民公决。”

　　施鹏翔认为，如果说普通公众不懂转基因技术，就不得参与转基因决策，只有那一领域的科学家评估自己的产品，那会造成科学家霸权。

　　12月7日，主管此项工作的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这个会议的结果还没出来，还有一些程序要走。”但种种迹象表明，转基因科学家这次似乎占到了上风。贾士荣的抗病转基因水稻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这并非没有争议。

　　12月8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稻科学家告诉本报：“对于白叶枯病，传统育种技术已经成功地解决，而且解决起来非常方便，为什么还要用未可知风险的转基因技术？”

　　据本报得到的内部消息，这个会议的大部分人员支持抗病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但这不是最后的决定，仍需经过部级联席会议的讨论。他们将决定，中国人是否在世界上第一个吃上转基因大米。▲

★北京这次终于没中计

每次台湾选举前夕，泛绿阵营最希望炒作“中国威胁论”，因此必有一些挑战“一个中国”的动作，让大陆方面“自动为泛绿助选”。可是，这次台湾“三合一”选举前夕，台湾陆委会藉阻止陈云林访台欲激怒北京，国台办方面却保持克制，低调表示“希望台当局务实处理陈云林访台”一事。

在北京，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１６日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李维一表示，希望台湾当局主管部门对中共中央台办主任陈云林率团赴台参加两岸经贸与文化论坛一事能务实处理，提供必要的方便。

据新华社１１月１６日报道，有记者问：国共两党主办的两岸经贸与文化论坛即将召开，大家很关切陈云林主任到底能不能去台湾？台湾当局希望由海协与台湾海基会就此来协商，同时表示如果陈云林能到台湾的话，也希望台湾陆委会主委吴钊燮能来大陆访问，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看法？

李维一在答问中作上述表示。他说，根据国共两党的有关共识，两党有关方面计划在台北举办两岸经贸与文化论坛。这次论坛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政党交流，论坛的主题是就两岸同胞共同关心的、涉及到两岸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经贸议题进行研讨，例如有关两岸“三通”对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推动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如何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等。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是要进一步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推动两岸同胞携手合作，进一步密切两岸经贸关系，实现两岸共同繁荣，推进两岸关系向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针对两会是否会就陈云林赴台进行协商的问题，李维一说，陈云林赴台参加两岸经贸与文化论坛是国共两党的政党交流，希望台湾当局不要以不是理由的理由来阻挡。

针对香港媒体有关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将在月底赴美的报道，李维一说，中美两国专家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进行学术交流活动，这次即将在美国举行的研讨会是例行的中美学术交流活动，会议没有外传的台湾人员参加，只是中美学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进行研讨。在研讨会召开期间，王在希可能会见与会的中美学者，但他本人并不是研讨会的成员。▲

亚洲时报

★《炎黄春秋》：我给胡耀邦当秘书

2004年第3期《炎黄春秋》发表曹治雄的文章，深情回忆了他在担任胡耀邦同志秘书三年半时间发生的故事和细节。特摘编以飨读者。

——编者

文／曹治雄

胡耀邦

1954年初春，我由中央团校调到团中央任胡耀邦的秘书，任职三年半，和他朝夕相处。

热爱青年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团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究竟如何开展工作，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同志都做过多次指示。作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耀邦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青年团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耀邦工作有个特点，每次报告都要由他亲自主持起草，广泛听取意见，一定要把报告写得非常好。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会议，耀邦同志要在会议上发言，汇报青年团的工作，他非常重视，他和书记处起草小组成员多次议论研究，集思广益，最后形成初稿。他还不放心，两次亲自带了初稿向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征求意见，又让我去请《人民日报》邓拓、新华社吴冷西帮助审改，还请了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作了文字上的润色，最后送陆定一审定，这才放心了。耀邦同志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聚精会神、深思熟虑、一丝不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严谨工作作风贯穿了他的一生。

耀邦同志喜欢接近群众。1955年冬，他出差华东，此行最重要的日程，就是到江西看望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这年十月，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了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鄱阳湖畔开荒生产。耀邦同志下车后直奔“共青社”，鼓励队员们说：“现在，我们前进的路上还横着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下决心闯过这两条‘大河’，也一定能闯过这两条‘大河’。”应垦荒队员们的要求，耀邦同志用山竹夹着棉花当毛笔，蘸着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直到皓月当空才依依不舍地向队员们道别。1956年夏季，耀邦同志又到黑龙江省萝北县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先乘火车，中途换乘铁路上自用的平板车，再改乘大卡车才到达。三天中，耀邦同志跟垦荒队员们座谈，参观了他们耕地、播种，亲自为他们拍照。队员们纷纷表示要将北大荒建成“北大仓”（粮仓）。

　　博览群书 好求甚解

耀邦同志学历不高，只在少年时代上过两年初中，不满15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毕生喜欢读书，且“好求甚解”。

1952年秋，我在中央团校工作时，校部请了中宣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同志给学员上大课。顺便写一笔，那时请中央高级领导同志给学员上课并不难，团校先后请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讲法制建设问题，邓颖超同志讲《婚姻法》（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叶圣陶先生讲语法修辞，等等。当周扬同志讲到团员青年应当多多读书时，他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

耀邦同志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总是反复学习的。他的书架上放有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新翻译出版的《列宁全集》开始面世，他就叮嘱我务必及时买全。他拿到手就立即学习，买一卷就读一卷，决不拖延耽搁。第二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也是出一卷就买一卷，买一卷他就读一卷，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读。

他爱读文史书籍，买不到二十四史，就托人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套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放在手头抽空就读。

1955年国庆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的著作《金陵春梦》。此书当时在内地的一般书店里买不到，只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流传。耀邦同志借了一套来，这套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他也就是用了个把星期晚上时间看完了。

耀邦看书，喜欢琢磨研究，他说，《列宁全集》中既有大部头著作，也有中短篇文章。而数量占相当多的是那些书信、电报、摘记、批示、命令等等。这些文献内容简短，语言犀利，往往涉及革命斗争中的重大问题，行文是“急就章”风格，本人未作多的修改，也没有经过别人加工，保留了“原始”风貌。这部分不能小看，它反映了十月革命期间，在那样紧张激烈、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列宁是如何领导党和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而《斯大林全集》里的文章，一般都写得很漂亮，文字有华彩，逻辑也严密，看得出来是经过“秀才”加工的。

耀邦同志读书还有个习惯，“好求甚解”，绝不强不知以为知。

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否则，他引用一句古语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问我：“邓老刚才讲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我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都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他叮咛道。我到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答案见《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我立即向他汇报，他有点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年了！”他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这年，印度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访问结束前夕，毛主席在新侨饭店为他举行送别宴会、耀邦同志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小条，上面记着“暗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他告诉我：“毛主席在致词中讲，‘中国有位古人说过’，往下就是这句话，谁讲的他没指明，你晓得不？”我答：“是南朝梁·江淹《别赋》中的文句。不过，这里的‘暗’应为‘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此时，耀邦同志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了一道难题那样，得到了莫大的乐趣。

生活简朴 不求闻达

耀邦同志生活简朴，日常生活他从无所求。1955年，团中央决定耀邦和胡克实两位书记及佘世光同志迁往关东店胡同（“文革”中改为富强胡同，沿用到今）20号。按规定给他配了厨师。耀邦同志有时陪母亲、岳母两位老太太吃饭，有时单独用餐，用托盘搁在办公桌或茶几上，边看书报边吃饭。零食呢？我见到的他只喜欢吃点葵花籽儿。至于穿着，我未曾见他买过或做过新衣服。

耀邦同志和其他许多老革命一样，从来是手不沾钱。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财务处的同志送到关东店来，由我代为签收，李昭同志也将她工资的三分之二交我，一并入账保管。一应家用开支，都从我这里取钱。他的衣袋里从来不装钞票，只带香烟。

至于“行”，耀邦同志来团中央的第一辆专车，是从前任冯文彬同志那里移交过来的一辆美造“别克”，而冯也是接用的旧车，这辆专车之旧，可想而知了。1954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赠送了一辆吉姆牌小车，他这才换了车。

耀邦同志极少有放松的时候。他会下象棋，如有适当对手，偶尔对弈一盘。他也会玩麻将，只在两种情况之下才可能来几圈。一是节假日老朋友相聚，二是中央开会期间，老战友如陶铸、曾希圣、张平化等约齐到关东店看望他，往往就摆摆“方阵”，尽兴而返。

1956年9月下旬，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耀邦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开始时，每次散会回家，都是喜形于色。可是到会议后期，进门后什么也不说，表情严肃。进办公室后，就伏在案上写，写完后亲自抄好，装进公文包，第二天去开会时一起带走。大会闭幕后公布了新选举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耀邦同志当选中央委员，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依然表情严肃，心事重重地说：“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的将军，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只是候补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几次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我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中委就足够了。但没有被采纳，我心情很难平静啊！”后来还听说，当选候补中委的邓拓同志，事先也向中央、毛主席写了“请辞报告”，但中央也没有同意。耀邦同志对邓拓很是尊敬和佩服，他给邓拓写信时，总称之为“邓大师”。

尊重人 团结人 爱护人 关心人

给耀邦同志当秘书三年多，我突出的感觉是，他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胸无城府，谦逊宽和。

1955年，我母亲从长沙来到北京，被安排住在关东店1号院内。我告诉母亲：那头住了两位湖南老太太（指耀邦同志的母亲和岳母）。两位老太太也欢迎我母亲去坐坐。这样，三位湖南老乡相聚了，叙乡情、拉家常，很快就变得熟悉了，有时，周末晚上还一同到团中央礼堂去看电影。耀邦、李昭同志对我母亲关心和照顾，我下放劳动期间，逢年过节，李昭同志还派人给我母亲送来肉菜食物等。其时我母亲已迁离关东店。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中央被定性“修透了”，第一书记胡耀邦被诬为“三反分子”。1969年开办“五七干校”，把以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的十来位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共一千多人，“一锅端”到了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我听说他秋收打场时，同其他人一样，扛着装满稻谷的麻袋包入库，我想他那瘦小的个儿，又是五十多岁的人，能扛得动吗？但是有人说，“他干得挺像样儿、干得挺欢哩。”

一日，耀邦同志来到七连，偶然间我们在路边相遇，他问我母亲来干校没有，我答来了，他又问住在哪里。后来母亲告诉我，耀邦同志特意去看过她，还问了她和周师母好，也问了“周同志好”！周师母是出版社资深老编辑周振甫的夫人，大家习惯称她周师母。“周同志”当然是指周振甫了。对周振甫，耀邦同志是知道的。1953年，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胡耀邦被推举为董事会首席常务董事，所以他知道周振甫其人。有时提到，尊称为周先生，在“五七干校”自然不便这样称呼了。

耀邦同志逝世已15年了。这位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奋斗不息、鞠躬尽瘁，将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集合于一身的当代中国伟人，借用太史公一句赞语：“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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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交流上美对中信任不够

10月19日，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在八一大楼举行仪式欢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左）访华。摄影：人民网军事记者杨铁虎
　　
　　美国总统布什的中国之行将为2006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两军加强军事交流的总体趋势奠定基础调
　　
　　今年下半年以来的中美首次战略对话、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法伦上将访问我南海舰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10月对中国的成功访问，这一系列活动为中美两军军事交流的进一步加深拉开了久久未能升起的序幕。而近期，随着布什总统11月19日访华时间的临近，中美两军的交流计划还将进入两国最高峰会的议事日程中，这也将为未来中美恢复大规模军事交流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中国军官重返夏威夷高峰会？
　　
　　当前，中美双方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积极推动军事交流。对于布什总统在即将到来的访华日程中可能涉及的军事交流问题，据美国国防部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媒体称，届时双方领导人和军方高层可能将讨论许多军事议题，其中包括互派观察员参观对方的军事演习，而这将加强这两大军事强国之间的军事联系及提升相互间的信任。
　　
　　另外，中美两国国防部及国防部长间设立军事热线也是一个磋商已久的议题。联合进行海上救助演习，这也是美方一直积极推动的一项军事交流议案；同时，双方还将同意恢复例行的军事院校的交流、高级及中层军官的轮训。
　　
　　另据《南华早报》披露，美方还希望中方派高级别军事访问团前往夏威夷参加每年一度的地区防长高峰会。
　　
　　地区防长高峰会由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旗下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PCSS)主持，每年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举办一次，中美不少军方代表借此机会进行交流。但是后来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应该由大陆和台湾代表轮流出席。
　　
　　2002年，美国除了不顾北京反对允许台湾“国防部长”汤昭明访美，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还在美国国防部指示下，第一次邀请台湾主管安全事务的资深军官及文官参加该年度的地区防长会议，并参加为期12周的“行政主管课程”。之后，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向美方提出抗议，中国军方人员也停止出席该会议。
　　
　　军事交流升温显著
　　
　　2005年可谓是中美两军交流日渐升温的一年，尽管“中国威胁论”一段时间之内在美国甚器尘上，但今年中美军事关系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是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军事交流最多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前4个月就有4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北京。而且，中美在继副部长级年度防务磋商之后，又决定定期举行“中美国防部政策会谈”。这些为中美进行军事交流拓宽了渠道，标志着中美两军的战略互信机制正在不断完善。
　　
　　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第七次防务磋商后，达成的具体协议上对今年的军事交流日程规划得满满当当：推动两军高层对话，实现两军高层领导人的互访；加强在专业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往来，中国国防大学代表团将访美，美国国防大学将官班和校官班以及其他军事院校代表团也将访华；在机制化磋商方面，双方将在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环保、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开展活动。
　　
　　尤其是拉姆斯菲尔德访华期间，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国防部长曹刚川等举行会谈外，还史无前例地参观了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设在北京附近的指挥部，同时还与中央党校学员以及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进行了现场问答和讨论，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说明中国在向美国明确无误地传达希望加强两国军事交流的信息。
　　
　　更上层楼有待增信释疑
　　
　　不过，毋须讳言的是，影响和制约中美两军增进互信、扩大交流的因素仍有不少。美国魏登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复旦大学客座学者于滨就认为，美国的军事专家仍然认为中国是其军事上的潜在敌手。其二则是双方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造成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方在此方面已经做出巨大的努力，比如释出公开军费、邀请拉氏参观导弹防御指挥中心等诚意，但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和军界高层始终对中国信任度不够。
　　
　　美国总统布什的中国之行不仅将在朝核经贸等议题上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将为2006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两军加强军事交流的总体趋势奠定基调。▲

★中国经济潜藏三颗不定时炸弹

据工商时报报道，中国亮丽的经济数字潜藏危机，由总理温 家宝主持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严正警告再过五年大陆石油净进口率将达五成，随时可能爆发能源危机；金融风险更已成为威胁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贫富差距与失业问题更将长期困扰大陆，三大因素成为大陆未来经济成长的不定时炸弹。

由温 家宝主持、历时近三年打造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昨日出炉，这也是中共中央最权威的官方总经报告，并由国家统计局、发改委、国资委、财政部等部委在北京发布。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表示，一个国家如果要保持石油供应安全的局面，石油净进口率绝对不应超过五○％，否则就属于石油供应不安全，理论上应该控制在三○％以内。

然而，中国自一九九三年以来净进口石油依赖度从○．四五％飙升至一一．五％。而且按照中国大陆进口石油的速度预测，到二○一○、二○一五和二○二○年，中国大陆石油净进口率下限将分别达到五四．四％、五七．四％和五九．七％。

由大陆着名的投资公司特华董事长李光荣所陈述的金融部分，则让人怵目惊心。他表示，大陆货币供给率（M2/GDP）持续升高，到二○○四年大陆货币供应率已经达到一八五．四八％，一般正常国家的比率约为七○％，显示大量金融风险向银行体系集中。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资金运用财政化，到二○○五年，人行难以收回再贷款已高达一兆八千亿元人民币，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更可怕的是，目前全大陆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一兆元人民币以上，占GDP的一○％。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

在低利率环境下，还有大量存款人正在逃离正规银行体系，把钱投入到收益更高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中，其规模已接近正规金融规模的三分之一。

在社会安全上，报告指出，社会分配不公已撼动社会稳定，显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估计在廿年间将有三亿以上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就业压力愈来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