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金正日指定次子金正哲爲接班人

【大公網訊】誰將成爲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的接班人，一直是許多媒體關注的焦點。21日，韓國聯合通訊社給出了一個「權威」的答案。該社援引相關消息稱，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已經下定決心指定二兒子金正哲爲接班人。由於外界對金正哲瞭解甚少，這一消息一出爐就引起了許多人的好奇：金正哲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是憑藉怎樣的能力從兄弟姐妹中脫穎而出的？

朝鮮上下學習「金正哲是接班人」

韓國聯合通訊社援引相關新聞說，熟知朝鮮內情的消息靈通人士透露，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已經下定了決心，指定他的第二個兒子金正哲爲接班人。

據悉，最近幾個月來，朝鮮上下各個單位正在進行政治教育，學習「金正哲才是真正的接班人」。而在朝鮮，如果沒有上級的決定，不可能進行這種政治教育。在政治教育中，金正哲被稱爲朝鮮人民軍的「中隊長」。

另據報道，金正日被指定爲接班人後，過了6年才正式出現在政壇，但「如果因朝鮮半島核問題而對立的朝美關係有所好轉」，金正哲很可能在10月10日的朝鮮勞動党紀念活動中正式登場，但金正哲全面執掌朝鮮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

實際上，回頭看看金正日當年接班的前後過程，也可以找出很多共同之處。儘管金正日的名字在朝鮮從上世紀70年代起已經家喻戶曉，但他的繼承人身份直到1980年第六屆朝鮮勞動黨大會上才被確認。因此，鑒於金正日本人一步步地走上領導核心的最高位置前後共花了20多年的時間，他對他自己接班人的培養也同樣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金正哲作風低調有海外留學背景

作爲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爲人十分低調。有報道說，金正哲的低調作風與其母高英姬的處事風格也有關係。高英姬深受金正日的尊重與愛戴，但她一直作風務實低調，很少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

金正哲1981年9月25日出生於朝鮮首都平壤，自幼便被送入專爲朝鮮勞動党領導人的子女開辦的小學接受教育，也有報道說他後來曾被送往法國學習過一段時間。後來，金正哲進入瑞士伯爾尼一所高等學府學習。當時，爲了掩人耳目，金正哲化身爲朝鮮大使館的司機與清潔工的兒子。

但當時瑞士方面的工作人員覺得事有蹊蹺，不明白金正哲的「雙親」爲何對他畢恭畢敬。也正是金正哲在瑞士讀書期間拍下的一張照片，才讓西方社會有機會一睹他的真面目。

韓國一家雜誌曾報道說，金正哲興趣比較廣泛，尤其是對美國的NB幾乎達到癡迷程度，他曾讓爸爸在他們的鄉間別墅旁修建了一個籃球場。當然，也有另外的看法，比如說金正哲文文靜靜，「有點像女孩」，氣質還有待更加剛強。

金正哲「准接班人」消息早有傳聞

實際上，有關金正哲將接替父親金正日出任朝鮮最高領導人的消息早在去年便已傳出。2004 11月26日，研究朝鮮半島局勢以及朝鮮國情的鄭成章博士參加了在漢城舉辦的有關朝鮮社會的研討會。他在會議期間透露：「從值得信賴的消息人士那里獲知朝鮮已就權力接班人作出了決定」，而將繼承金正日的是其已故妻子高英姬的長子金正哲。

鄭成章說：「我認爲，金正哲將成爲金正日的繼承人。因爲金正日有3個兒子，但金正哲是唯一被任命爲朝鮮勞動黨組織指導部第一副部長的一個兒子，這爲他今後領導朝鮮奠定了基礎。」

在談到此消息是否可靠時，這名韓國的朝鮮問題專家當時表示：「消息來源是可靠的。而且9月23日，朝鮮電台播送了關於設立一套隻允許一個接班人來繼承領導職務的機制這樣的文件。文件雖然沒有提出具體的名字，但卻聲明朝鮮勞動党準備建立這樣的繼承人體制。由於金正哲現在才23歲，我認爲，到2010年前是不會明確提出他的名字的。不過，一是由於金正哲身居要職，二是由於其已故的母親高英姬被封爲‘國母’，就像當年金正日的母親被封爲‘國母’一樣，都預示著金正哲將成爲繼承人。」 ■

★兰德公司报告：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世界全球化最重要的反对者之一。过去它实行自给自足经济，反对全球经济秩序和主要的全球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它认为全球无序是一件好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无序，包括对邻国的叛乱推波助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生和其他人在毛泽东的“农民千禧年主义”的指导下，羞辱了大多数政府高级官员和党的领导人，攻击主要的教育机构、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毁坏了中国的很多文化遗产甚至试图摧毁整个国家。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尝试了很多不同的道路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王制、共和国制、军阀、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其他。然而，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开始和一些学生一样，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中国政治经济秩序难以动摇，只有先摧毁现有秩序才能走上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全球化的成功将会使我们不再会有类似这样的麻烦：中国不再是一个让世界强权发生激烈冲突的地方；中国不再会支持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叛乱；中国不再会寻求破坏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机会。更加重要的是，这些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调整，像过去清朝那样，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转变否定了中国近千年来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中国人的品味越来越全球化，外国品牌让中国人与世界文化接轨。中国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很多第一世界国家更加相信全球化。相比较而言，日本和韩国在取得成功的时期，虽然也实行全球化，但是对贸易、外国投资和国内经济活动方面要比中国控制的更加严格。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痛苦的调整阶段。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岗位从1994年的5400万个减少到3000万个。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发现中国的需求使它们免受经济衰退之苦。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IBM从该业务解脱出来，可以进入更高端的科技市场，并且提高了财政水平。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著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德国之声：中越战争25周年-探索历史的真相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

25年前，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了边境战争，也就是中方所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战争进程及胜负如何，战争对交战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香港军事专家杨达对德国之声记者谈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1979年的世界还是个冷战的世界，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两大超级大国对立，形成东西方阵营。中国自命为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代言人，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远不足以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匹敌。相反，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小国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

　　70年代的乒乓外交为中美恢复正常邦交拉开了序幕。中美相互靠拢无疑令苏联和越南感到担忧和恐惧。越战结束后，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推翻柬普寨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北京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到了该制止苏联的“亚洲古巴”、教训教训这个越南“小霸王”的时候了。

　　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以及双方的领土争端。香港浸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军事问题专家杨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1975年越南统一后开始排华，这是中国担心的一个问题。刚开始时越南在刚刚统一的南方将比较富有的华人排走，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走，中越关系开始恶化。此外，在南中国海上中越之间也有领土纠纷，涉及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也是中越敌对的原因。”

　　据颇具影响的澳大利亚“时代报”在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大批华侨被迫逃离越南。该报在对为数众多的难民进行采访后得出结论，河内要对争端负主要责任。越南北部的难民潮早在1977年就开始了，1978年达到高潮。在排华浪潮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而在南部，大约3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在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华人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境税，并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

　　此外，越军在中越边境不断骚扰。因此，中国在阐述战争理由时将这场战争定义为“自卫反击战”。但是，看一看当时出版的“新德意志报”就会了解到当时的国际舆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责中国入侵越南，为数众多的西方国家也持同样观点，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和蒙古等也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苏联则更不用说。当然，中国在打这场战争时对苏联并非全无顾忌，但军事问题专家杨达认为，中国之所以敢对越南动手，而不怕中苏边境出现战事，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把注意力转向阿富汗问题。

　　1979年2月17日，中国解放军动用20万人的兵力，在772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在两个星期的战斗中，虽然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向越南一方推进约40公里。2月20日，西线大军攻克老街，经朗多、封上，3月4日攻克沙巴，东线大军同日攻克谅山，越北各重镇为解放军控制。而谅山以南皆为平原地带，适合中国装甲部队作战，越军再也无险可守。但中国军队没有将初期战果保持下去，与其说是出于限制冲突扩大的政治考虑，不如说是装备不足所致。

　　杨达对两军装备情况进行了对比：“那时候解放军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走出来，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不强，在攻打谅山、老街等其它边境城市的时候付出的代价很大。比如说解放军的坦克很容易就被越军打垮了，坦克质量很差，有的炮弹不会爆炸，有的炮兵部队在战争头一天所发的炮弹的数量比过去20年所发的都要多。而越军方面1975年越战刚刚结束，作战经验丰富，手中握着缴获美军的装备、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以及过去中国的支援。所以如果在打下谅山之后进一步行动，对解放军是很不利的。”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越军士兵当时普遍装备AK冲锋枪，而中国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空军方面，苏联援助的米格21和米格23歼击机已是越军制式装备，而同时期中国还在使用歼6，即米格19。

　　杨达也谈到了中国军队暴露的问题："技术上来说，1979年时中国军队作战的方法还跟50年代差不多。中方没有出动空军，因为那时候的飞机，特别是歼击机没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白天可以作战，其它时候作战能力不强。现代化的战争是不可能这样的，所以解放军不可能在越南有什么做为。

　　对中国人来说，1979年中越战争其惨烈程度直逼朝鲜战争。昆明军区在对对越自卫反击战进行总结时提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牺牲6900余人，伤14800余人。2月17、18日两天，伤亡达4000人，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许多中国人至今都还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描述的浴血场景，电影所宣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背后是无数士兵生命的代价。时至今日，昔日媒体称颂的影响已无人再提起。1984年的老山战役中，中国军队牺牲939人，支前民工64人，山头被炮火削平几公尺，地表阵地一片焦土。

　　西方媒体在关于中越战争的报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这种战术在越南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军队曾尝试发动联合兵种进攻，但均未成功。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防御战，虽然个人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中国军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虽然能够实现有限的目标，但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

　　举个简单、但却令人无言以对的例子：中国军队的军服没有军衔识别符号，指挥官都是从本单位挑选出来的，士兵籍此来辨认自己的指挥官。作战中指挥官阵亡后，作战单位也随之解体，士兵不承认新来的陌生人是他们的长官，由此产生的混乱状态也是中国军队遭受伤亡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中越边境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冲突不断，没有哪一方成为战争真正的赢家。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练兵场。

　　杨达在谈到战争对中国军队的影响时说："战争对中国军队最重要的影响是，强调了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战争给解放军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军队要正规化，不能像过去打游击那样，过去的经验一定要放弃。”

　　历史进入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越南自1986年起也开始他们的改革开放。到80年代后期，中越双方认识到，军事对抗没有意义。杨达介绍说，1990年前后中越边境还有放冷枪的，但此后就回到和平、几乎没有控制的开放的边境。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改变使战争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这场战争除了给交战双方造成损失外，对东南亚地区政治也产生很大影响。

　　杨达分析道：“这场战争对东南亚是很重要的。1978年越南推翻柬普寨波尔布特政权后，东南亚成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反越阵营，一个是亲越阵营。中国当时是支持反越阵营的，在中国的支持下，东盟一直支持波尔布特政权的所谓合法地位，包括在联合国的席位。所以从1979年一直差不多到90年代中期，红色高棉虽然没有控制领土，但仍占据联合国席位，所以说东南亚也有它的冷战。”

　　中越之战也对亚太地缘政治产生影响。美国80年代与中国关系越来越好，在新疆建立监听系统，中美军事合作越来越多。而苏联则与越南越走越密，80年代苏联在金兰湾拥有海军和空军基地。中越战争也反映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 ■

★最新消息：胡主席时代看台湾的未来！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

台湾、朝鲜、越南

大陆是不是可以等下去，台湾会不会是第二个朝鲜，尤其是第二越南，是笔者时常想起的事。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独立有太多的因素，占最主导的因素是它的实力够不够和它的地理位置好不好。当一个国家富强时，它也可以将曾失去的土地或另一个弱国纳入版图，但那并不能保证永远可以占有。笔者曾多次和气地对台湾人说：如果台湾可以象现在这样再呆上100年，我认为台湾独立的条件是相对成熟了，而回归中国反而变得不对成熟了。因为到那时，它的疆域已经事实上独立了150年，即若未得到国际上的承认，但必然得到国际上的广泛同情。即使它不独立，大陆的中国人或许也会忘记或者对之宽容。实际上，不用说100年，就是再等50年也是非常危险的。为此考虑，大陆曾经宣示：如果台湾长久地不愿谈判，大陆便要动武。

毛泽东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说：我们可以让台湾这样过上100年。他老人家知道，再久了，统一台湾会变成一句空话。本文通过对朝鲜和越南的独立过程进行分析，看看大陆是不是可以长久地等下去。

笔者认为，台湾的统与独在未来的20到30年左右时间，是一个关键的瓶颈。对大陆对台湾都是一样。

大陆的经济发展可以让大陆不着急，因为大陆在若干年后只会手上有更多的筹码。但事情往往此长彼消，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另一件事不容许让大陆无休止地等下去，因为如果等下去，那朝鲜、尤其是越南独立的历史就会重演。这让笔者想起了一件事。

在20年前的这个夏天，当笔者还是个毛头学生时去北京，乘建筑实习空余之际，拜访了父亲的老乡兼同学兼校友兼曾经的同事。虽然当时是个毛头小子，凭这层关系，大的事倒帮不上忙也不需要帮，但说两句话倒是可以。早听父亲说过，当他们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同事时，他已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后来在70年代和80年代，曾多次率领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多次交锋。笔者小时喜欢将书架上的历史书取来消遣当故事读，久而久之倒也对历史略知一二，但有一个问题总得不到满意的答案，那就是：两国的边境谈判是如何进行的，靠的是什么论据。

1〕。糊涂的边境说

笔者的好奇有幸得到一流专家的解释，但是没想到的是他的答案与我想象的竞差不多：谈判的双方总是各执己词，你说你的历史依据，我说我的历史依据。大家说急了，比如中国代表如果说‘你们是扩张国家，原来的国土只是在莫斯科一带！’，苏联代表就会气愤地反击说‘你们不是吗，你们的国土原来是限于长城以内的！’。最后，两边都很光火，先是用手指敲着桌子，后来是用手掌拍着桌子，再后是双方站起来拍桌子，就差这些学者没打起架来。他们可都是学问不错的学者喔，还这么不冷静。我接着问，那到底是谁对谁错呢？他告诉我边境的事很难说得清楚，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是‘糊涂讲’。不是吗？常常争吵就是因为说不清。

原来‘争锋相对’的斗争是这样，我还以为他们原来有什么妙法呢？过了许多年后，当自己干精密的高科技中的软件工作时，深深体会。原本是工作中很简单的一件事，一样在学校里最容易说得清的应用科学中的一件事，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也因种种缘故也不易说得清，何况是复杂的边境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历史问题、文学问题等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与缅滇以前也有边境问题，通过谈判问题得到解决，许多在国外的中国人指责周恩来将中国的领土送人，周恩来为自己辩护了一句话：领土问题只能从实际控制线谈起。

周恩来说的指导原则正确，各国政府大部分也的确是按这一原则办的。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却难度很大，比如，什么是实际控制线？‘实际控制线’要控制了多久才？是看过去30年还是看过去100年，如果你在过去300年中控制了200年，但最近100年却没有控制怎么办，这数学公式该怎么写？国际间并无绝对规则，理解自然也不同，但各个国家为了这实际控制线却想方设法延长控制的时间。可以想象，要谈判就会有让步，但要是让媒体喧哗了一下领土问题，哪个国家都下不了台。中国在几年前与中亚五国同时划定了边境真是不易，中国得到多少，老百姓并不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这么做了后，可以将国力军力多布置到台海周围。

实际控制线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对未来疆域或新兴国家的形成。我们都知道，实际控制线持续越久，对实际控制的地区亦越有利。

2〕。朝鲜和越南问题对中国的教训

笔者不想将问题扯得太远，仅以中朝和中越的边境形成看台湾的问题。

在其它的文章中，笔者曾指出，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中，朝鲜和越南曾与中国若即若离，分分合合。如果有人看了三国演义，他会乐观，因为他总记得记得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文学著作当然可以这么写，但当你来到现实的世界，你就会发现这句话没有任何的实际指导意义，过去或许有人这么幻想过，但难道今天还会有人认为越南和朝鲜可以合并到中国吗？

这两个国家的文化是周边地区邻居中与汉文化最接近的，但关系是否最佳，麻烦是否最多，读者自有公断。利益悠关时，兄弟、父子都会残杀，何况是文化相近的邻居，这也印证了‘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远交近攻’学说、和‘地缘政治’学说的说服力。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都曾经使用汉语和汉字。在古中国开始强大或变得很强大时，他们常被古中华帝国掂记着、光顾着而纳入中国版图，在中国势力趋弱时，他们又会首先动起脱离中国的脑筋。最后终于成功而永远离去。

创立朝鲜王国和越南王国的君主最早均为古中华人。朝鲜王国最早由来自燕国的中国人于平壤建都。越南在秦朝被松散地统一，在秦汉的改朝换代中，开国国王当然又是中国人，开国前是秦王朝南海郡民军司令，乘秦末内乱而独立为南越王国（首都广州，管越南北部）。在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及其后的开疆拓土战争中，中国将其并入汉国，故土的越南北部分为数郡（越南河内的交趾郡，越南清化的九真郡，越南东河的日南郡）。越南北部被并人汉朝后3年，朝鲜被汉朝所灭，中国将它的故地，分为数郡（朝鲜平壤的乐浪郡，朝鲜江陵的临屯郡，朝鲜安边的玄菟郡，朝鲜汉城的真番郡）。朝鲜半岛北部第一次归入中国版图，历时约400余年。

公元4世纪东晋时代，中国开始分裂了长达260年的最长、最大分裂，直到隋朝，朝鲜半岛北部被新兴的高句丽王国夺去。即使越南北部依然继续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当时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突然肢解，必然让所有有中华文化的人怀疑中华帝国的威信，纵然在同样的旗帜下，二心的产生必不可避免，古中华的后人对此不能有过多的苛求。但中国的大分裂给南方偏远地区亦带来好处，因受中国北方战乱的影响，大量汉人从北方中原一带大量南迁到原来没有太多中华文化的地方，如广东、广西、福建和越南等，这些人各种各样，但最主要的成分却是著名的客家人（在当时即为汉人）。在当时其实这几个地区的汉文化都不高，而且差不多。不幸的是，尽管有大量的华人移民到越南，但那是因各种战乱而南迁的中华人，他们的南迁都是因为离心力而产生的，这种南迁固然为那些中华疆土的南方边区来了不少华人的文化，但一个分裂的弱国是不可能让民族的凝聚力发扬光大的，对偏远的越南来说，最终依然脱幅而去。因为殖民和移民的原因，相当部分的越南人多少有华人的血统，甚至说在1000年前他们就是中国人亦无不可。

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唐朝带给中国对外的最大成功，是恢复隋朝的固有疆土。唐王朝最初的目标只希望排除北方突厥汗国的威胁。可是接连着不断的军事胜利，使中国疆域回到盛汉王朝时的版图。唐朝立国50年后，朝鲜重新并人唐帝国，设安东总督府于平壤（后迁抚顺，再后沈阳）。唐朝立国60年后，越南也重新并人唐帝国，设安南总督府于河内。这二个总督府所在地，至今仍是他们各自的首都，作为知道这段历史的中国人，不知他们是否心中有永远的痛？

唐末的势微有如汉末，非中华本土部分全部脱幅而去，需要下一个鼎盛的帝国重新拿回。当下一个强盛帝国久久不来时，那这些地区就独立成功了。事实上世界历史上强大帝国周围的国家，大都是以这种形式完成独立过程的。朝鲜地区在唐末又独立了一个新罗王国，后又建百济王国，平分了朝鲜半岛。而朝鲜走后25年，又独立了包括越南在内的南汉王国（建都广州），几乎重复了此前800年前汉朝吞并南越王国前的态势。

在笔者以前写的文章里，有对宋朝相当的不敬，这是因为它有太多的毛病，从一开始就象个老人，越南的失去就与这位老人有关。象笔者这样一个受中国文化熏陶了这么久的中国人都看不起只会挣钱致富而不会打仗的宋王朝，西方人看不起弱国又有什么奇怪。宋朝初曾摆平了独立了60年左右的南汉王国，但对南汉王国中的越南部分则不在乎了。本可收复北越南部分，但在宋朝皇帝自己的不争气和偏安习性上，加上越南人的乖巧，一个交趾王国遂在中国批准之下，合法成立。第一任交趾国王死后，宋帝国派了些兵想收回，但不幸败回。3年后越南人假装谢罪，同时要求册封，人类历来有承认既成事实的习惯，只好同意，第二任交趾国王于是又产生了。后来1000年左右的冲突中，每每越南人一下跪表示谢罪和悔意，古近代中华帝国就会满意。交趾王国也采用事奉大国政策，对中国的恭顺程度，较之高丽王国，有过之无不及。唯一不同的是，交趾王国本是中国领土，交趾人本来就是中华人。它的离去，让人痛心。而朝鲜王国与宋朝隔了强大的辽帝国，辽帝国让宋帝国吃尽了苦头，自然朝鲜的影子最多只能在宋朝帝国的梦中浮现。

明朝时因越南的内乱给了明帝国一个机会，派兵攻入越南，此时交趾王国已改名安南。于是，中国宣布撤销安南王国，改称交趾省。这个10世纪起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国土，再回归祖国。但经400余年的隔绝，统一的条件已非常不成熟，维持了20年的时间后，明朝终于松手。此后近500年的时间里，冲突僵持一阵后，越南每每乞求清朝宽容，古近代中国大都面对现实而又显大度，只求一个名义上的宗主国。而另一个唐时的殖民地朝鲜自唐末脱离中国后，中国再没去打扰过它，而且一直受到中国这个宗主国的到保护，至今已独立了1100年之久，这些年中若有冲突发生，妥协的方式有如越南对中国。

在2200多年中，朝鲜大部曾是中国一部分，断断续续长达600年之久。越南更长，断断续续有近1000年之久。如今，他们都已永远飘离。

3〕。朝鲜和越南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有人认为台湾是中国人，台湾的和平统一是有希望的。笔者并不否认‘希望’，但希望与可能有太大的差别。希望指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愿望，而可能指的是一种现实中的概率。当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时，和平统一的可能只能是越来越少。即若相反的情况，和平统一这四个字同样是不容易写的。只要你看一看越南和朝鲜就知道了。德国的统一是个例外，因为当时它万事具备：它被分割了才50年，它有超强的经济实力，它有过去和当代的敌人、朋友、远方的、和近郊的共同支持。中国有同样的条件吗？

10年前的90年代初，台湾陆委会的沈君山（后被李登辉不放心弄下）来大陆就台湾问题与***会谈三次。当时李登辉尚未原形毕露，在台湾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人尚大有人在时，沈君山提醒***不要小看李登辉，并向***感叹在台湾有中国意识、愿为民族利益奋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10年后的如今，如果不是大陆对台湾的动武4条件束服，台湾怕是已经独立成功了。

为着中国的利益，动武4条件是完全必要的。这4条中有3条件很明确，但最近几年加的一条却含糊不清。这含糊不清的条件说：如果台湾长期进行变相的台独亦要动武。但谁也没说‘变相’到底是什么，‘变相’到什么程度才算够意思。‘长期’是几年，到了20年以后，如果念的是同一句话，那这’长期’的意思不还是’长期’吗？

笔者对台湾朋友说过100年台湾独立的条件就成熟了，这位台湾同事是位好人没有反驳我，但我知道他的心里并不这么想，民进党人也不这么想，连笔者心里都不这么想。实际上，我想我们都在想着50年这个数字。在以和平为主题的当代，和平地事实（英文称为defacto）独立了100年还不算独立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俄国人强夺了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才100年吗？在即成事实100年后，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共和国成立25年后，在对此问题上，报纸上已经出现‘尊重现实’的字眼，又再过了25年，白纸黑字全都一清二楚，曾经拥有的永远随风飘去。

何况，那丢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头100年，中国的史学家往往可以将所有的一切，归罪于帝国主义和他们带来的战争和破坏，使得中国人民失去了机会。可后来的50年和平时代里，中国不是也混混噩噩地过来了吗？如果再过50年，大陆和台湾依然是这样不紧不慢地走着，读者可以自己去想想结果会是什么。

美国智囊们看穿的正是这一点：对台海局势长期进行和平演变。50年后、最多100年后，它即有可能依此不战而屈中国，它毫无必要与中国人开战，即可据此让台湾成为第二个越南，那中国的地缘政治将又多了一个滑稽的玩家。这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越南、朝鲜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笔者对台湾同事说，民进党有独立的愿望和决心，中国也有统一的愿望和决心，台湾是不是最终回到中国取决于中国未来的综合国力。在台湾问题上，大陆在对台湾‘听其言，观其行’的同时，我们关心统一的人是否也要对现在和未来的中国 ‘ 听其言，观其行’呢？■

★解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对华战略

[小凤仙] 于 2005-10-03: 如果美国方面了解了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认真考虑如何与中国协调利益，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就会好办一些。佐利克和戴秉国8月初的战略对话是两国之间第一次这样的对话。

8月初与中国副外长戴秉国成功进行了战略对话的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于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晚餐会上发表演讲，透露了战略对话的一些信息，全面阐述了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性讲话。布什政府很少进行这样的政策阐述，2004年4月21日助理国务卿凯利在众议院的证言、今年6月7日希尔在参议院的证言可以看作是这样的政策文件。佐利克的这个讲话比他们的讲话更进了一步。这里笔者做一点初步解读。

邀请中国做股东

佐利克讲话中用了一个新词：stakeholder，意思是「利益相关人，股东」。他七次重复了这个词，显然是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我们应当敦促中国成为这种体系的负责任的股东。中国有责任加强这个使它获得了成功的国际体系……我们希望强化与中国的工作，不仅使中国作出适应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国际规则的调整，而且与我们及其他国家一起来共同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与我们一起共同缔造未来的国际体系将能更好地服务于它的民族利益。」

佐利克是位经济学家，任副国务卿之前是美国贸易代表，所以他的说法也带有经济特色。他的意思是两层：第一，仅仅说要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不够的，因为那样显得中国是被动的，是别人来把中国融入进去。实际上中国应该成为这个体系的股东，既然是股东，这个体系的兴衰、成败与中国的利益就是息息相关了。这个意思自然有进了一层。第二，光说现行的国际体系不够，中国要和美国及其他国家一起来共同构建未来的国际体系，共同应对人类在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那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佐利克进一步阐述他的意思说，从中国方面来说，它的增长和发展取决于与世界其余部分的建设性联系；从美国方面来说，「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或者是国内对这种体系的支持。」因此，在共同增强现行的国际体系和构建未来的体系方面，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今年3月，国务卿赖斯在东亚之行中称中国是「全球伙伴」，希尔在6月7日的证言中阐述了「全球伙伴」的意思。但从来还没有一位美国高官发出过这样明确的信息，邀请中国共同构建新的国际体系。笔者以为这个信息是重要的，它表明美国决策者对于这一点已经确信无疑：即未来的国际体系和世界事务没有中国的合作是不行的。

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美建交近26年来，两国关系中充满了各种波折、动荡和起伏，但中美关系的大趋势是向前发展的。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使美国本土遭到史无前例的外来攻击，它对美国政治、社会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政府、国会、媒体、思想库、利益集团、公众的注意力压倒性地被反恐所吸引。虽然在「9?11」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开始从「撞机」事件带来的破坏中恢复，但反恐对中美关系着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美国认定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关于「中国威胁」的政策辩论基本中止。在「9?11」后的三年多中，美国反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利益集团的声音比九十年代小了许多，完全掀不起大浪；即使发表一些言论，也引不起公众注意。第二，美国认定中国是反恐斗争的合作对象，对两国关系的定位发生了从「战略竞争者」、「竞争者」到「建设性合作关系」（或用美方的表述，「坦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意即双方仍有分歧）的重要变化。第三，两国之间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美国最关心的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成为双方合作的新亮点。两国定期进行反恐磋商，并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进行合作。中国在联合国里，在切断恐怖主义的财政来源，在对塔利班的战争等方面都向美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中国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出口控制机制，对核、生物、化学、导弹领域的出口严格管理，防扩散成为中美关系的新亮点。从「9?11」以来已经过去四年了。类似「9?11」的新攻击没有发生。一方面，美国提防恐怖主义再次袭击的措施没有放松；另一方面，像过去几年那样压倒性地关注反恐也是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的。

新对华政策登场

美国国会、媒体、公众对恐怖主义的关注有所下降，对别的问题的关注就随之上升。诚然，美国人的关注是非常广泛的，列在首位的仍然是伊拉克，因为还有13万多美军驻在那里，而且袭击和流血每天都在发生，美军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900人；朝核和伊朗核问题也是美国极为关注的。这些是对美国眼前的挑战。但从长远来说，对美国利益的挑战来自哪里？美国人注意到了中国。由于中国的幅员、人口和经济规模，中国出乎许多美国人预料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中国在东亚和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人很自然地把中国作为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美国是不能当世界第二的，美国必须是老大。

就像最近一位美国官员对笔者所说的，我们是老大，老大总是关心，老二或老三不要超过自己。在一些美国人看来，按照中国的发展势头，中国是有可能在将来在东亚或在世界别的地方挑战美国利益的。美国人的这种心态今年以来又重新强烈起来。在过去三年多中比较沉寂的利益集团对中国的指责又多了起来，对中国各种各样的疑虑都公开表达出来，新的对华政策辩论重又登场。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佐利克发表这一讲话，显然具有指明方向、引导舆论的意图。佐利克清楚地表明，「为了实现中美关系的这一转变（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股东），我们需要在国内建立支持它的基础。」他的讲话的真正意图正在于此。

两国分歧「可以管理」

佐利克在讲话中列举了两国之间的种种分歧，诸如贸易不平衡、侵犯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看法等等，几乎无一遗漏。但他认为，这些分歧是可以管理的。他说：「股东之间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我们有争议需要加以管理，而且可以在一个大的框架之内来加以管理，即有关各方承认需要维持那个给他们带来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与美国国内那种一味主张向中国施压来解决分歧的消极的看法相比，佐利克的看法是积极的。佐利克批驳了一些人的错误看法，特别阐述了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不是当时的苏联、中美两国在民主化问题有分歧不排除两国的合作的问题。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两国在民主、人权这些问题上分歧最大是在九十年代初。虽然两国当时磕磕绊绊，但终究还是过来了，而且双边关系还是发展的。那么，现在这些问题更不应当成为两国合作的障碍了。佐利克指出，「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运用其影响力」，「许多国家希望中国会寻求和平崛起，但人们还是要两面下注」。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美国的心态。

确实，增进两国的互信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问题。此次胡锦涛主席访问北美，在许多场合，包括与布什总统的会晤中都着力阐明这个问题，这是十分必要的。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寻求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从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中认识到，只有和平发展才是靠得住的；中国发展了，将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如果美国方面了解了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认真考虑如何与中国协调利益，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就会好办一些。佐利克和戴秉国8月初的战略对话是两国之间第一次这样的对话。胡主席最近在纽约与布什的会晤是两国之间最高层次的战略对话。11月布什来访将是又一次这样的战略对话。两国之间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都要持续地进行这样的对话，彼此增进互信，减少疑虑，使双方把中美关系管理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