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左翼学者何新惊世骇俗的预测----十年后的中国

一、十年后的中国

记者：在中国学术界，您充满了争议与传奇色彩，一向有“异端”之称，“斗士”之誉......目前您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有何预测？

何新：我没有你讲的那么“传奇”。关于国家前景，我想讲两句：1、如果中国能够持续保持十年以上的社会稳定，那么在21世纪上半叶，从总体综合国力讲，中国将可以成为世界超级强国。2、但是，今后的十年对于中国也将是非常危险的十年。因为各种不可测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在积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汇聚而释放出来。

记者：您的根据？

何新：关于第一点。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已经把过去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构基本上都打破了，在这个进程中，中国最令西方发达国家感到害怕的一种资源（评：实际上也是一百多年前就诞生的“黄祸论”的根源）得到了解放。这就是中国所具有的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力这一资源？既包括体力劳力，也包括智力劳力。。。。。。。。

事实上，西方所谈的“中国威胁论”，最主要并不是指中国在军事上会威胁谁，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目前在军事技术上和西方高科技的军事力量还是不能匹敌的。他们最担心的就是....

二、中国威胁论的真实含义

记者：您提示了一种向外看的思路，但目前多数经济学家所谈的都是关于“内需拉动”的问题

何新：近代资本主义...本质就是向外看主义，就是外贸立国主义。没有对外贸易，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都是以小国寡民而成为世界霸主。靠的是什么？是开拓世界市场而取得的金融和商业的支配力量。现今的人们忘记了这一段历史，滥谈什么中国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制度危机。

殊不知，这些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学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单纯依靠内需市场解决不了工业化发展中的成本上升和资源短缺问题。看一下日本就知道了，日本在那样一个小岛上，聚集着二亿人口，就人口密度、资源紧缺和土地稀少来讲，比中国问题要严重得多，但日本仍然能成为世界先进强国。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市场在全世界。日本可以通过对外输出....获取高附加值的收益，就解决了那些问题。

西方现在发现中国也有人懂了这个道理。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向外看的国家。...现在中国已经一块一块地夺取了过去属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市场，这让西方国家感到很害怕。因为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循环，将可以象滚雪球一样，使得中国的资本规模越滚越大。西方所说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主要就是指这一点。

三、香港面临新的金融危机

记者：但您刚才说，今后十年也可能是中国不稳定因素萌生发作的十年，那么在您看来，这些不稳定因素主要是哪些呢？

何新：我觉得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指导改革的思路有问题，也就是发展战略有问题。我们不能老是被西方的模式所误导。换句话说，不能老是跟着美国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人设置和引导的路子走。那是一系列的圈套，走一步，陷一步！20年的中国改革，有经验有教训，但是经验和教训都反复证明着这一点 (东南亚国家的遭遇也证明了这一点)。举一个例子，我预测在今年（何新重复强调了一下“今年”），香港很可能再度发生金融危机。在上次金融危机前香港在英资带动下大炒红筹股和房地产业，这次换了一个新的虚拟的概念性的产品？“网络”？所谓的科技股，又在大炒特炒。许多人以为，高科技股就是高科技，这完全是误解

我们知道，股票市场的运作方式是：庄家把一个概念做起来，注入资金，把它的股值炒高，散户们一看这个股值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为了追利就纷纷跟入，但当股值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庄的大资本获利回吐，逐步抛盘作空，股值就下跌。最终，那些跟它的散户们就象退潮后被晾在沙滩上的鱼那样，握着贬得一钱不值的股票无奈地等待下一次涨潮。如果庄家是外来的，如果赚到的资金被大规模地卷出香港，这就是金融危机。现在是美资、日资、英资又在香港做市，把网络概念股炒高，这和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炒红筹股、房地产概念股情况相似，不过炒作题材变了一下。

香港现在实体经济并未恢复景气，目前股市的景气完全是虚假的，实体产业的股票没有长，只有这些概念股在疯长。为什么炒家专做概念股，而不做实业股票？因为实业“盘子”大，庄家做不动，而这些新概念股“盘子”较小，便于炒作。所以，香港今年有再度爆发金融危机的危险，我预测，9月11月最晚不超过明年春节，情况就见分晓.

这种资金转移将有利于美英日诸国释放和转移本国市场上的股市泡沫。这背后确实是一种国际资本金融策略的运用，...股市在本质上是大户用来“圈钱”的一种资本运作方式，谁的资本大，谁就有本事在股市上圈大钱。金融风险，究竟是来自哪里呢？来自西方金融资本势力（包括对冲基金等）。没有外部插手，一国内部的金融动荡，始终只是内部资本的再分配，对国家构不成大风险（这几年中国国内金融体系不断发生溃烂，但始终未爆发金融危机，原因在此）。但一旦有外部金融资本从中运作，性质就将完全不同..

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一个引人触目的新现实就是玩金融把戏的美英经济地位上升，而靠传统制造业的日、德、法、意地位下降。这个事实表明，金融突击和掠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集聚的新形态和主要形态。金融竞争超过了工业竞争和商业竞争，这也是美国鼓吹的所谓“知识经济”的真正涵义。在国际金融中占据垄断地位的美国才有资格谈什么“知识经济”，没有巨额金融资本作后盾，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资格发展什么“知识经济”。中国几亿农民，两亿工人，数千万下岗人员，可以靠“知识经济”养活吗？

四、中国发展需要正确的理念

记者：现在不少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的层面讨论中国发展面临的几大问题，比如中国人口及资源问题、城市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等，还有国有企业问题。您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何新：对国内经济问题我一直在作研究，但是现在，我有些话还是不想说，不想说破，不想说透

我认为，国有企业挎掉不是机制问题，根本是由于指导政策的失误。如果指导概念有问题，那么所有的有利因素都会变成不利因素；如果指导理念正确，再不利的条件也能走出来。条件不利，会比20世纪初那形势更不利吗？那个时候，什么八国联军、什么西方列强、什么日本侵华、什么军阀混战、洪水猛兽、天灾人祸、但那时有毛泽东，他有正确务实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理念，而且有一批杰出的精英，结果，不利因素终于被一个正确的路线转化成了有利的因素。

现在我担心的是，指导我们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理念有大问题。我许多年来一直在批评这一套经济理念，但是我很孤立，我只能是自说自话。没办法。

如果我们有一套正确的理念的话，那么一切不利因素都是次要的。人们老讲中国物质上的一些不利因素，但那些物质不利因素不会比日本严重吧！日本的国土面积是中国的1/20，人口是中国的1/6，人家那么狭小的国土，那么贫乏的资源，能够养活那么多人，中国为什么做不到？是理念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什么国有企业除了破产没有出路啊，都是胡说八道！

五、社会动乱的导火索

记者：那么您认为目前国家面临的首要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何新：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陷入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

连续27个月的社会消费指数的持续下跌，众多国有企业大面积地陷入破产和崩溃边缘，这两个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红灯。

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可以称作全世界之最（可上吉尼斯记录）。

这些情况，都表明国家已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可怕的是，目前存在有那样多面临着破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于城市中就业机会日渐狭小，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也失去了转移就业的机会，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实。

你看香港报纸，香港失业率只要上升千分之一个点，香港舆论就会大吵大闹，指责zf无能。但我们国内现在失业问题已如此严重，人们竟麻木不仁，海外则喝彩叫好，讲改革成功了，改得好。真是荒唐之极！

我曾经研究中国秦汉以下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结论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中国发生天下大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

现在人们似乎忘记了历史。目前中国的社会失业问题严重到已接近可怕的程度。无数青年人失去了机会，铤而走险。...

这个失业问题，将是今后十年当中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没有意义了。

什么我们的增长率多少，哪些企业已经脱困了，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数字，也可以提供很多让人很乐观的情况，而且你可以讲很多大中小城市基本设施都改善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修建起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事实。但是，只要这个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如果在今后十年当中问题甚至越来越大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走向动乱。

从历史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不一定是同步保持的。伊朗1979年发生霍梅尼革命，当时伊朗经济年增长率超过10％，是伊斯兰地区经济现代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印尼近年发生动乱、政变，而印尼前些年经济发展位居亚洲四小虎之首。

法国有一个研究法国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厄，写了一本《法国革命史》，他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讲，“这次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欣欣向荣”。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次革命发生呢？他认为是由于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而这书的作者并不是法国人。

所以，我认为就业问题和失业数字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指标，其它数字没有意义，什么多少企业脱困了等等，尽管吹。但社会愈来愈乱，愈来愈不稳定，有目共睹。

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决定经济景气的重要数字。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于统计。你看国家统计局发给我们两会的这些年报，什么数字都有，就是没有这个失业率的数字。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叫实事求是吗？

六、危险的投资体制

记者：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您本人有何对策吗？

何新：简单说我们的投资体制发生了问题

...最近十年来，我们的投资体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兴起，股票市场成为了一个吞噬金钱的机器，本可以用在社会有效领域投资的资本，通过股市转到了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金融机构或个人手里，股票市场造成了贫富分配的极其不均。

在股票市场起作用的规律就是大资本吃小资本，那些掌握巨额金融资产的人，因为在实业领域里投资得不到很高回报，都转到股市里来炒钱。他们赚取的资金，一部分钱退出投资转入消费，大部分钱仍然用来放在股市中滚，用钱去钓钱，钓穷人散户们的钱，来的钱又不用在实业领域兴业投资。

结果国内资金市场上出现了“货币荒”，也就是通货紧缩，钱愈来愈少。哪里去了？被股市大户们象钓鱼一样钓走了。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是比一切泡沫都大的泡沫，它愈繁兴，实体经济就愈萎缩，这就是目前国内经济的现实。（陆：术语叫“挤出效应”）

近几年来，社会上用于社会实业投资的资本数额越来越少，国家财政的钱也越来越少，国家不得不大量地增发国债。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出在投资结构和投资体制的这种变化上。

七、税制改革不成功

记者：除了投资体制的问题，您认为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哪些？

何新：还有税收体制的不良。我们的这个税制改革，我认为是失败了，建立了一个模仿西方复杂税制的系统。

现实中的情况是，任何一家企业，如果真按国家规定的纳税额度纳税，全都要赔钱关门。各种名目的杂税加在一起，总计是将近30％甚至40％的高税率，再加上10％贷款年息，这就意味着，一个企业全部收入的接近一半要用来纳税付息。

现在哪个企业投资一百块钱，可以挣回这么多钱？目前最好的情况，实业投资的利润回报率约10％，也就是投100元能挣到10块钱（这是极好的、极少的情况）。而按那个复杂的税率纳税，每收入100元，税要交3040元，再加上银行的利率，企业不赔钱关门才怪呢！

据我调查和观察，我敢说全中国几乎所有的私企都有逃税。不逃税它没法生存啊！

但国企逃税比较难，为什么？国企逃税，钱落不到领导人自己身上，而被查出来他就得坐牢。他敢吗？所以重税负必然主要落在国企的肩上。国企能不垮台吗？

现在看来，推荐照美式西方税制模式来改税，这也是搞垮中国企业的一计。

还有一个大怪事，就是百业皆有税，只有炒股发大财的几乎无税。怪不怪？

那些股市大庄家，一潮卷过，几百万、几千万地捞钱，可几乎不用纳税（印花税微乎其微），连所得税都不交。否则，这几年股市哪会冒出来这么多腰资巨亿的豪富？

本来中国的税收应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但我们丢掉自己原有的低税体系，盲目跟着西方的所谓“规范”制度跑，以重税压得公私企业都抬不起头来。

再谈现在热门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本来中国有一个廉价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就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干的那个体系。但它一直受到学了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家的攻击，说我们这个体系不好，为什么企业要管养老？管医疗？管伤病保险？管幼儿托儿？太不现代，太不合于“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要打破重新搞，结果企业被搞垮了。但你那个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怎么搞得起啊？算过帐没有？一个失业工人假设每个月发200元，一千万失业工人每月就需要20亿元，一年就要240亿。国家有这个财力吗？每年拨几百亿养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每年成长起来需要得到就业机会的青年人呢？

怎么办？也养起来？行得通吗？真是开玩笑！现在国企、地方企业、民营企业的下岗、失业、无业人员加在一起，又何止一千万人！说实话，连美国也没有搞西欧那种保障体系，它的国家财政也负担不起，中国怎么可能模仿美国、西方的企业和社会福利制度呢？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嘛！天方夜谈嘛！每年拨几十个亿来搞社会保障，在中国国情下，那是如水沃沙，杯水车薪。

如果现在调整发展战略的话，也许还来得及。最近有人编了一本书，把我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搞在一起，称作是什么“智囊”。其实我不配，那些人不会喜欢我，认为我不懂他们那一套经济理论，我也真不懂。我是个笨人，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例如“破产”如何能够救中国？我在经济学上只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我不研究《资本论》，不可能在1990年提出生产过剩理论。按萨缪尔森的观点，生产过剩早已是过时的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早就不存在了，他说这个问题，西方已经解决，现在人们都知道，他是在吹牛。现在全球经济仍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所困扰着！

萨缪尔森那一套学问，那一套诱导别国搞“休克”的经济学，我就是听不懂！然而他的书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的《圣经》，是当今时代的显学，是指导改革的“智囊”。以这种让人亡国破家的学问来为政策领路，国家不陷入危机才怪呢

八、第一位问题是扩大就业

记者：我在采访中，有学者对我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国今后改革的巨大阻碍，比经济改革更重要，您怎么看？

何新：治国者若照这个方子办，明天中国就该天下大乱。有一个怪事，你说台湾腐败不腐败？黑金政治，臭名昭著，可在台湾怎么就没有学者煽这一套呢？还有南美、南亚，比中国政治腐败得多，怎么就没有人煽这一套呢？

腐败的本质是一个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分配问题（破坏了规则）。而分配的失衡，源于当前中国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的离析和失调，根本原因出在经济基础和制度上

但有人总想把当前的社会问题引到政治层面上，目的无非是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如果现在把腐败问题作为第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武化大革命。发动农民起义，杀光贪官污吏，那才过瘾。但是，这是幼稚，还是要自杀？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也没起义，为什么？因为公平。大家都不容易，毛主席也不吃肉，毛主席的女儿也挨饿，你抢谁去！现在不同了，见了大款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腐败要有个度，别太过分！李世民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记者：当前在国内经济中，重复投资、生产过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个问题是您1990年向zf指出的。但是，您认为国家当前应当如何面对和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呢？

何新：解决生产过剩，有三种办法

一是消极的办法，即破坏自身的生产力。例如我们从小就知道的，30年代美国农业生产力过剩，就关闭农场，毁掉机器，杀死奶牛，把农产品、牛奶都丢到海里去。

二是积极的办法，即开拓新市场，扩大市场容量，特别是拓展国际市场，西方工业化国家之所以一天不能放弃世界市场，正是由于国内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所决定的（但由此可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某些经济学家开给中国人的“以内需主导发展经济”的药方，乃是一帖毒药）。

三是搞垮竞争利润和市场的产业对手，从而保证实现对市场的垄断和持久控制

从这个观点看，前苏联和东欧传统工业基础的崩溃，恰恰为美国及西方工业在这些地区的拓展提供了巨大的新市场机会。可以说，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即自杀性的经济改革，帮助西方产业打挎了其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产业对手。而 且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工业也曾占有亚非拉第三世界地区的广大市场，因此苏欧国家工业的休克性崩溃，也意味着这些第三世界市场向西方工业的转移。可以说，正是 “休克疗法”帮助美国和西方摧毁了苏联和东欧的产业竞争对手，这才是布什所谓“冷战胜利使美国获得和平红利”的真正涵义。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中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拒绝了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推荐和鼓励我们试验的“休克疗法”，从而取得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在近年来，我们却重新以各种绞杀性的经济政策，逼迫打压我国国有工业的内外生存空间，从而逼迫其破产，以此作为解决“生产过剩”的药方，这实际是变相地重新走上“休克疗法”的前车之覆辙。

记者：那么您认为当前国家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何新：我已经说过了。中国当前首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恢复国有企业的生机和扩大就业问题。杀贪官不难，解决就业难！（陆：杀贪官也难，因为刀斧手也贪）

就业问题是国家经济状况是否良好的第一位指标，这个指标的含义超过其它的一切指标。当前国家应该扫除一切不利于扩大就业的障碍，应该千方百计打开扩大就业之门。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我体会，发展不能只看增长的百分比，经济发展社会就业率一定会提高。从19801995年的15年中，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反映在社会就业上，是社会就业率的快速普遍的提高。而目前则是百业不振，到处在裁减人员，人心惶惶，怎么能让人相信经济在增长？

如果就业率高了，失业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其它问题都可以放后一步解决，长一点解决，短一点解决都不成问题。如果就业问题不解决，我们可以说是随时坐在火山口上的，我们不能预测，哪一天星星之火会形成燎原之势。因为好多人现在??发200300元工资，怎么活呀？有人说还有许多就业机会，有活没人干，我不信，中国并不都是上海、北京，很多地方真的是没有就业机会。（陆：失业是炸药，腐败是导火索）

记者：如果反过来，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回到旧的计划体制下，让大家都有饭吃，都不失业，这自然解决了您所说的对当前中国来讲第一位的就业问题，但您不认为就是一种倒退吗？

何新：第一、可以肯定，我们不可能回到由国家统配一切的旧的中央计划体制。第二、计划调配资源包括安排劳动力，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失为一种经济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国家在形势紧急时一样会搞计划安排。举个例子，二战后，德国和日本失业非常多，就是采取计划安排的办法；研究一下战后1945年1950 年这段时间，日本和德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办法，当时它们也面临着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对此是可以借鉴的。

实际上30年代大萧条中，凯恩斯的zf搞工程办法，也是一种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施计划调节的办法。理想的经济体制绝不是无zf参与的自由市场体制。我始终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是用zf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类似于战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绝不能搞亚当．斯密的那一套无zf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西方自己也并不是。（陆：市场失灵的问题讨论很久了。我在“老陆话语――我要说”开篇就点到市场自由与zf干预两大阵营的斗争。）

眼前的例子是，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zf入市干预，美国格林斯潘出来大吵大闹，指责港府破坏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但几个月后，对冲基金遭遇危机，格林斯潘马上调动联储的资金入市干预救市。这位美国财一点不怕自己抽自己嘴巴。

现在美国股票高热，格林斯潘已经七次调整国家利率以干预股市。他为什么不放任股市自由竞争、自由增长啊？这不是国家的行政干预吗？

我认为把计划体制当作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体制，似乎市场体制就比计划体制优越，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市场体制，在什么情况下要采用计划调节，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并不存在一个先天优越的体制，背离它就叫倒退...

九、抑制畸形繁荣的股市

记者：那在目前的情况下，您认为我们应首先注意或改善的是什么呢？

何新：首先投资问题上要注意抑制股市的畸形发展。很多人问我今年股市会不会好，我说，股市在两种情况下会好：

一种是经济情况非常好，企业不断产生利润的情况下，资金充裕，流入股市，股市会好；

还一种是经济情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人们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式，热钱入市，股市也会畸形的好。因为作别的投资，钱一投进去就没了，那么只有在股市能赚到大钱，所以大家都把钱弄到股市里去，现在中国就是这么个情况。

今年股市也许还会好，因为其他行业百业不兴嘛。（陆：网络经济的繁荣如出一辙，前几日《中华工商时报》有人讨论过此问题）

但是国家要注意，如果在经济整体情况不好时，股市畸形地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股市就像抽鸦片一样，会把一个人的身体越抽越干。比如我现在身体整体情况都不好，我肚子很饿，但我找不到食品，那么让我服用鸦片，打吗啡，我会感觉肚子不饿，被麻醉了。但是，我身体的内耗会越来越严重，最终会死掉的。我认为在整体经济不良情况下股市经济的畸形繁荣，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种鸦片，现在在美国，在香港，在中国，畸形的股市都是鸦片。（陆：有点吴敬琏的影子，我佩服吴先生，他比厉先生冷静）

记者：为什么在美国也是鸦片？

何新：这个问题讲起来话就太长。美国近年的繁荣，得益于别国的倒霉。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地区约七千亿美元进入美国；在欧洲统一货币过程中，78万亿美金为规避欧洲金融风险也流入美国；苏联东欧垮台后，数万亿美金由前苏联、东欧流入美国。这么巨大的净资本流入，美国经济能不繁荣吗？

美国吃别人，花别人，害别人，整别人，当然经济好。但是请想一想，格林斯潘那老头子怕什么？为什么每次美国股市一爆升他就出来加息，泼冷水？他怕什么？为什么怕？实际上，美国的繁荣也是一团虚火，特别是全球的经济情况近年持续不好。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直深陷于衰退和危机中，现在更有危机日深之势，搞不好是要发生战争的。（陆：两次大战都有经济危机的背景，知古明今，现在大伙可都有核棒锤！）

记者：那您是反对国家在经济中通过股市这种方式运作资本了？

何新：我不反对，问题在于指导的理念。股票市场是调节投资的一种形式，但它不是唯一的形式，也不是一种高级的和进步的形式。在中国今日的国情下，放任股市自由发展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国家应该用哪种手段调控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股票市场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本来是应经过认真研究，审慎地作出评估以后，再来设计和进行。但我们现在是，一味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模式，表面上全盘照搬，实际上学的是皮毛。

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我们把过去行之有效的调节手段全抛弃了，只因为有经济学家说股市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而我反对的就是这种理论。股票可以是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采用什么方式配置资源，要根据一个国家目前的总体经济形势去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

记者：您既然反对把股市当成调节投资的唯一手段，那您认为，我们应把股市和什么别的手段去并列运用呢？

何新：这几年国家根据现实情况，在政策中已不断加强了以财政手段配制资源的作用，方向是对的，但调节力度还可以加大。在这后面还应加上一个理性的计划的原则，就是陈云常讲的“量力而行”，“有计划、按比例”。国家应当警惕，现在财政资金的来源正在日渐困竭

十、用全球战略的眼光看西部大开发

十一、中国应当制订自己的全球战略

记者：今年一月份，四次由中国zf亲自主持或支持的关于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大会在北京召开....那我们在西部开发上是不是可以直接向网络经济发展呢？

何新：我认为我们在网络经济上早晚有一天会发现又在上美国人一当。在网络上，美国的整体战略早已设计出来了，那是精心设计的一套谋略。我们对这个问题，现在还没吃大亏，所以还看不透。英国和美国鬼子太坏了，他们对世界经济，对世界全球化的进程，是有一套完整的经济、政治战略设想的。这种战略设想他们已经设计、实施了两百年了，而且基本的方针一直没有变。

20世纪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挫败了他们的全球战略，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挫败了英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为争夺世界市场，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
在这两次冲突中，发达国家受损伤，而殖民地国家趁机独立，参与了全球工业化的进程，这是让英美很头痛的事情。从19451985年，头痛了40年。

英美全球化的本意，就是要搞全球殖民主义化，通过全球国际分工，让英美成为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国，然后把其它国家有的变成外围的依附型工业国家，有的变成农业国家，有的把它作为只保存原始资源的国家弃置掉。就像美国对待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那样，把他们隔绝起来，扔在蛮荒地带，让他们同化在原始的生存环境里，永远不要发展和进步，变成大自然的一部分。中心地区达到最高的发展，那些落后边缘区域则作为富人们打打猎、散散心的生态旅游地。

但是这个蓝图在20世纪被民族革命运动给打断了。承受着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的失败，英美现在想把这个蓝图重新实施起来，于是发生了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的一个口号就是人权高于主权，价值冲突高过主权冲突。英美提出了“新干涉主义”，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理论。

20世纪30年代，西方有战略家，例如指导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的一个基本理论是生存空间的理论。中国人对这些东西研究的太少，所以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里的含义实际是经济含义，是争夺世界经济资源和市场的含义。希特勒并不是疯子。

日本为什么不认为它对中国的侵略是错的？它说我是代表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生存空间，他也有自己一套国家战略，有为他的侵略提供支持的理论。中国人现在应该结合全球市场的开拓研究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这个问题。

中国初步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进步已经很快，中国已具有在世界上争一个强国地位的潜在实力，但是中国现在缺少一套全球战略。如果有了正确的战略，分步实施，中国将可以在50年内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新兴国家兴起的同时，往往意味着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国家的没落，世界市场空间是有限的，这就是美国某些战略家拼命要抑制中国的原因。所以，未来中国要发展，面临的国际关系和斗争是异常复杂严峻的。（陆：从政治高度看经济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现时问题）

十二、警惕网络殖民

记者：总之，您对网络经济的发展并不看好，是这样吗？

何新：网络是一种新兴的工具，非常有意思。它也是一种很好的新技术概念，非常有潜力。但是，它是技术工具，不是经济。把它说成是什么“知识经济”，这就是骗人。■

★中国政府的改革需要战略突破

《南风窗》杂志 作者：汪玉凯（北京）

步履艰难，任重道远

2005年上半年我国的政府改革，应该说取得了重要进展。年初，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政府管理、特别是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政府职能转变迟缓、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薄弱，政府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形式主义、弄虚作假以及腐败等严重问题，对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重视不够，依法行政观念不强等，并对今后政府改革的目标、重点等，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政府改革在一些重要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各级政府加大了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二是今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颁布了《公务员法》，明年将要在全国贯彻实施，这将对规范行政管理的主体，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三是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作为全国综合改革示范区，提出了包括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综合改革试验，这必将对我国未来的政府管理创新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是国务院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节约型政府，这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发展走向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对我国政府改革的整体评价，还不能过高，按照我的判断，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这就是：步履艰难，任重道远。

压力、困难与误区

为什么对我国政府改革，总体上我要作出上面的判断呢，主要基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分析。

一是我国政府改革的外部环境遇到了新的压；

二是我国政府改革有可能面临新的困难；

三是我国政府改革要防止陷入新的误区。

1、关于我国政府改革的外部环境遇到了新的压力问题。

就我国政府改革外部环境的压力加大问题，我认为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引起了西方有些不愿意中国强大国家的恐惧和嫉恨，我们韬光养晦的发展策略将受到挑战，有可能形成对我国的某些打压，其直接表现就是贸易摩擦加大，中国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的制约因素增加。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国内环境来看，目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人们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看法，还有很多分歧。与此同时，由于资源环境的压力，可持续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有必要调整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用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替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需要我们从更高的层面上达成共识。

2、 关于我国政府改革有可能面临新的困难问题。

这方面主要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市场化与行政化的内在冲突；二是旧体制复归的现象明显；三是政府改革有可能引起新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冲突。

应该看到，我国市场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又发现有另一种现象，这就是在目前的政府管理中，一方面是市场化在发展，而另一方面则是某些政府部门的行政化也在加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某些国家公共投资项目、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等，几乎管理到事无巨细的地步，从而使市场化与行政化的内在冲突加剧。

与此相联系，在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出现了某些旧体制复归的迹象。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断言， 是旧体制的复归，但这种倾向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因为这种旧体制复归的现象，实际上是在强化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在此次宏观经济调控中，我们的一些政府机构，运用行政手段轻车熟路，过度依赖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不善于运用其他手段。同时，在部门之间的协调方面，由于部门利益作祟，把相当多的精力、时间都耗费在没有实质意义的推诿、扯皮方面，导致了严重的低效率。所有这些倾向，都告诉我们，旧体制复归的问题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它的出现，无疑会对政府改革产生消极的影响。

从政府改革有可能引起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冲突来看，由于我们历次政府改革，在精简机构人员等方面都曾出现过严重的反弹，也引起了政府公职人员对改革的某些抵触和反感，使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政府改革，在政府内部的阻力也会进一步增强，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新的政府改革的阻力和困难。

3、 关于政府改革要避免陷入新的误区和风险问题。

中国政府改革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目前的改革如何才能真正取得实效，避免陷入误区，同样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就未来我国政府改革的发展趋势而言，要最大限度地避免三大误区，这就是：避免陷入低效率重复的误区；避免陷入政府改革孤军深入的误区；避免解决政府管理问题的单一行政思维问题的误区。

就政府改革的低效率重复问题来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设想，早在1984年我们的改革中，就提出要实现政企分开，1988年我们就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目标，每一次行政改革几乎都有机构和人员裁减的任务，但在这些最关键层面，我们似乎都正在遭遇着低效率重复的折磨，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这样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同样，要避免政府改革孤军深入的局面出现。在推动政府改革中，尽管在一些地方，对事业单位改革进行过一些探索性试验，但事业单位改革整体滞后的问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样实际上也为政府改革与事业单位之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机构、人员精简，在一些地方变成了行政编制与事业编制、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的数字游戏，而真正体现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财政负担，则是越来越膨胀。

在政府改革要防止单一的行政思维方面，主要是政府改革在解决行政层面的问题时，没有跳出政府管理自身，而是一味地在政府管理层面寻找解决的办法。实际上我们发现，许多表现在政府管理层面的问题，其成因或者解决，都是行政自身无能为力的。

战略突破的六大关键

正像过去我多次指出的那样，在中国正面临着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历史进程中，中国政府的转型是必然的。中国政府转型的目标是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变。而要实现这种历史性跨越，只能通过改革；而政府的改革要真正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就必须有战略性突破。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政府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呢？我认为至少有六个关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一是政府改革要高度重视制度设计和整体设计。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计，对未来中国政府管理的模式、运行机制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形成目标共识，如中国要不要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中国要不要实行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等。而过去我国的多数机构改革方案主要是针对当时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展开的，缺乏长远的制度性设计，甚至受到领导人个人喜好的影响，使一些深层次问题不断被积累。另一方面，还要对政府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以及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等，进行整体的设计。这是改变政府改革孤军深入最好的办法。如果不能把我国的事业发展、事业单位改革，整体纳入公共部门的功能设计中，不仅会影响新形势下我国事业的发展，影响事业单位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使事业单位的存在形态继续被扭曲，如普遍的营利性倾向等，而且也会继续成为政府改革的避风港。

二是真正树立法制在政府改革中的权威。早在1998年的政府改革中，我们就把实现政府机构、职能、编制的法定化，作为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原则，有关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的划分，也是我们一直寻求法律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在这方面，似乎只是成了一种口号，法制的权威似乎一直难以被真正树立。这种在政府管理方面法制严重缺位的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了法制本身作用的发挥，更重要的是给政府机构、编制、人员方面的人为作用，提供了可能。从长远看，中国的政府改革如果没有法制的跟进，政府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民主化是很难实现的。

三是改进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系统，使之真正代表公正、公平与正义。防止国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被俘获现象的出现，这是我国政府改革在市场化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但也许是解决起来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否则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国家综合实力有了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的情况下，社会矛盾会如此突出？为什么在短短20多年的进程中，中国的贫富差距会拉得如此之大？对一个正处在发展过程的国家来说，我们的基尼系数超过美国，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公共政策在分配制度方面的失败。至少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政府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新思考构建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系统，使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公共政策的结果，都能最大可能地代表公平、公正和正义。

四是对官员要有更严厉的管理手段。这就是我曾经提出的“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稳定银根”的策略。比如最近查处的原国家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如果你数数他担任的各种职务，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标准的官、商、学三位一体的人物。他既是拥有很大权力的财政部金融司的司长，还是汇金投资公司的六人董事之一，同时又兼任着几所研究机构、大学的硕士生导师，这样身兼多项要职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政府官员，出现腐败是很正常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必须对政府官员有更加严厉的管理手段和措施。

五是防止政府旧体制的复归。在旧体制复归方面，我们尤其要关注公共财政的支出与旧体制复归之间的联系问题。有一个研究中美公共财政支出比较的学者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很耐人寻味的。按照这个研究，2003年我国实际的公务和行政性支出，占国家全部支出的37.6％，而美国占12.5％；我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占25%，美国占75%；我国的经济建设占11％，美国占5％。有意思的是，中国在支出结构中，最不容易膨胀的是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最容易膨胀的则是公务和行政性支出；而美国最容易膨胀的是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支出，最不容易膨胀的则是公务和行政性支出。这就给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国的财政收入在3000亿水平的时候，我们把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用于维持国家的运转；如果到了3万亿的时候，仍然不能在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医疗就社会保障方面有明显的增长，继续在公务和行政支出方面保持着高增长的比例，不能不说是政府治理中的一个严重失误问题。因此，防止旧体制的复归，应该是我国下一步政府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六是要跳出行政层面的单一思维，解决政府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过去是就行政而行政，没有跳出行政层面思考和解决问题，政治层面的问题严重滞后。许多问题，表面上看在行政管理层面，但问题的核心可能都就在政治层面。如急功近利、形象工程、弄虚作假，以及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为以GDP为中心等，都是现行干部选拔制度弊端的必然产物。只有跳出行政层面，比如说从政治体制的高端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使政府改革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化政府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必须依赖于政治体制上端改革的推进。■

★朱镕基的金融财经红人纷纷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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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及中新社报道，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法院8月12日对涉嫌贪污犯罪的中银香港原总裁刘金宝、副总裁朱赤、丁燕生、总裁办公室原总经理张德宝等人进行了宣判，一审判处刘金宝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朱赤、丁燕生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判处张德宝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50万元。至此，朱镕基财金红人已经所剩无几。

据多维社援引明报的报道说，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以「铁面无私」着称，并被誉为是中国的「经济沙皇」，但他主管期间，金融财经系统里多名走红一时的「猛将」都因经济问题或□铛入狱、或突然死去。屈指一数包括了昨日被判死缓的刘金宝、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前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中银香港原第一副总经理梁小庭、原国家外汇管理局长李福祥等，不能不算一大遗憾。

朱镕基自1991年从上海调京任副总理、总理，直至2003年才从总理位上退下。在位期间，他一直主管中国金融，并一度兼任中国人行的行长，是中国金融经济的「掌舵人」，本案的刘金宝1989年主政中银上海分行，到后来被派来中银香港任要职，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朱朝」人马。

另一名「问题高官」、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80年代末期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行长，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长，都是在「朱主持经济」期间，至2002年因「贪污受贿」超过4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前建行行长王雪冰也是「朱朝」红人，曾任中行纽约分行总经理，1993年任中国银行行长，2000年2月任建行行长，直至2003年因贪污、受贿115万元被判入狱12年。

中银香港原第一副总经理梁小庭也是「朱朝」走红者之一，曾在中银总行国际部任职、派驻香港10多年，最后因受贿近300万元被判无期徒期。

另外，「朱朝」期间走红的另一中央金融猛人、1998年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长的李福祥，2000年5月10日北京堕楼身亡，舆论指他的自杀与王雪冰案有关。刘金宝一审死缓

至于刘金宝，官方媒体引述法庭经审理查明：1996年3月至2003年5月，被告人刘金宝在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上海浦东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主任、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转移账户资金、制作假账、销毁账目等手段，单独或与朱赤、丁燕生、张德宝等人共同贪污23起，折合人民币共计1,428万余元，个人所得折合人民币752万余元；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143万余元；另有折合人民币1,451万余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合法。案发后，赃款已全部追缴。

法院遂以贪污罪判处刘金宝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中国法制研究员王友金表示，按照惯例贪污100万元，已经会被判处死刑，刘金宝的判刑明显是过轻!■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如何决裂的

　　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在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此可能产生误解，所以中国总理周恩来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说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想法和对美国的政策，说明这是中美之间的“谈判升级”，是美国“找上门来的”。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阿尔巴尼亚大使说要回国作汇报。

　　阿大使回国汇报后返回北京时带回了霍查签署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递交给周总理。信中对中国调整对美国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的决定“突然”，指责中国没有同阿尔巴尼亚“预先磋商”。说“在共产主义历史上，有过同敌人进行各级会谈的很多例子，但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可能重现，因为那是在不同的条件、时间和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信中说：“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信件详细阐明了阿劳动党反对的理由，认为中国的作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中阿之间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分歧。

　　毛泽东主席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坚决反对这一理论，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变种”，是“反马列主义的”。阿对中国发展同罗马尼亚的往来，以及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邀请铁托访华，也表示极其不满，对中国进行攻击。这些使已出现严重政治分歧的中阿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在1976年以前，阿尔巴尼亚除对尼克松访华问题正式表示过不同意见外，在同中方的接触来往中都避免提及其他方面的分歧，强调双方的团结。

　　1971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中共根据当时国际共运状况改变派代表团参加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做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中共的决定表示“不可理解”。1974年初，阿劳动党中央提出拟派谢胡率党政代表团访华。中方估计可能是要谈阿尔巴尼亚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援助问题，由于中国的五年计划尚未制定，难以洽谈，故予婉拒。对此，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示不满，怀疑中国改变了政策。为了消除误解，增进了解，中国于当年11月派姚文元率党政代表团去阿参加阿尔巴尼亚解放30周年庆祝活动。姚文元对中国未能接待谢胡作了解释，并表示欢迎阿派代表团到中国洽谈经济合作问题。之后，中方又多次表示欢迎谢胡访华，但谢胡一直未成行。

　　1975年以前，中国国庆，阿方除举行庆祝集会外，一般都由霍查率阿劳动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中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阿尔巴尼亚的国庆，中国也隆重庆祝，先由周恩来总理后由叶剑英为首的多名中共政治局委员出席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中国访阿的团组，霍查或谢胡一般都会会见。阿来华访问的代表团，周总理一般都接见。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国关于中国席位问题的提案。

　　霍查、列希（阿尔巴尼亚国民议会主席）、谢胡致电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祝贺。阿尔巴尼亚政府决定派他们认为“最好的外交官之一”马利列重返联合国工作，以便对新参加联合国事务的中国代表团提供必要的帮助。谢胡对正在阿访问的以方毅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说：中国同志在这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将全力以赴。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阿尔巴尼亚是出了大力的。

　　总之，在中阿两国之间分歧不断加深和扩大的情况下，双方都还愿意保持友好关系，所以，政治关系方面基本上保持正常，但是，中阿高层来往减少，热情也呈下降趋势。虽说中阿之间的政治温度呈下降趋势，中国仍继续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援助。1970年8月，阿派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凯莱奇率领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商谈阿尔巴尼亚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中国向阿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其提出的经济要求共计为32亿人民币。中国根据阿实际需要和中国的可能，决定提供长期无息19．5亿人民币。同时中阿还签订了为期五年的长期贸易协定。阿方要求中国更多地接受阿尔巴尼亚的香烟、烟叶、成衣等，中方也同意了。阿方对此次谈判结果十分满意。

　　谢胡11月3日写信给周总理说：“我们再次热烈地感谢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慷慨援助和对阿尔巴尼亚一贯所持的国际主义和兄弟般的态度。”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总理，提出了阿尔巴尼亚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对中国的经援要求。阿要求中国提供新贷款，在贷款项目下提供成套设备20个项目，一般物资98项，另外要求提供现汇贷款5000万美元。以上三项共约值50亿人民币。1975年6月阿尔巴尼亚派部长会议副主席查尔查尼为首的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商谈。中国认为过去对阿援助已经不少，这次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不仅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要求，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另外认为阿方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自力更生能力，所以决定少给一些援助。在周总理会见代表团的谈话时强调中阿双方应实事求是。李先念、李强、方毅等与代表团进行多次会谈。

　　中方向阿提供的援助与阿方的要求之间差距较大。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派人回国请示，后查尔查尼以阿党中央名义宣称：对中国突然地严重减少对阿援助“很不理解”、“很不满意”、“严重不安”，坚持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需1976—1980年应偿还的贷款。李先念对中方这次提供的援助作了解释，除同意延期偿还贷款外，在其他方面没作出大的让步。阿要求提供石油专项贷款和派人勘探石油，中方没同意。在7月30日双方签订的中国向阿提供的贷款协定中，中方提出的数额为10亿元人民币。在这次谈判中两国还签订了1976—1980年长期贸易协定。五年贸易额规定为10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各5亿元人民币。阿方还一再要求中方提供粮、油，中方坚持未供；而中方需要的原油、沥青，阿方也未给。

　　对这次谈判的结果，阿方很不满意，代表团团长表示“无法理解”，说在美帝苏修对阿尔巴尼亚封锁和侵略、国内阶级敌人颠覆破坏的时刻，中国减少援助，使阿处于极为严重局面，表示“遗憾”。阿代表团回国后未像过去那样宣传。过去每谈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援助后，代表团回到国内同中国使馆人员见面时都要宣传中国给阿的巨大援助，中国使馆外交官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时，首先是大谈在北京谈判的成果，会向中国表示兄弟般的谢意，会感谢中国给了阿尔巴尼亚巨大的国际主义援助等。此次代表团回到地拉那机场时，见到中国外交官迎接，根本不提在北京谈判的事情，更没有感谢一类的话。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在阿尔巴尼亚的半山坡上刷出了红色大标语，内容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阿尔巴尼亚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放下自己的旗帜。这很清楚指的就是中国，因在那个时期，不可能也不会指美国和苏联，因为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经济方面的关系。从此以后，中阿之间在各方面降了温，阿当年就降低了出席中国国庆及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规格。

　　中国未能满足阿尔巴尼亚对外经援、军援的庞大要求，成为后来中阿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百废待兴，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要求无法全部满足，也无法及时满足，阿不但不体谅中国的困难，反而把不能满足对它的援助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霍查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

　　到1978年，阿尔巴尼亚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强加于人，拒绝协商解决问题，两国关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此时正值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