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将获俄一直不愿售先进武器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防部部长曹刚川一行9月5日抵达莫斯科对俄罗斯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俄总理弗拉德科夫及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莫斯科会见了曹刚川，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还举行了联席会议；7日，曹刚川从莫斯科飞抵位于黑海海滨的俄罗斯疗养地索契，会见了正在那里度假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普京首先对曹刚川访俄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当前俄中关系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相信曹刚川此次访问对于加强俄中双方进一步的合作将起到积极作用。

　　从刚刚结束的中俄首次大规模联合军演，到这次中俄两国军事高层的交流，无疑都促进和加深了中俄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而这也可能是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西方媒体对此次曹刚川访俄给予了高度关注。

　　普京称中俄关系达历史最高水平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俄罗斯访问时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受到俄罗斯方面少有的高规格接待。俄国领导人特别赞赏这位曾被前苏联军队培养过的中国国防部长亲自为推动双方军事合作所做出的贡献。

　　曹刚川是在当地时间9月7日从莫斯科飞抵位于黑海岸边的俄罗斯疗养地索契的，普京总统目前正在索契度假。曹刚川随后同普京举行了会晤。

　　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普里霍基科说，普京同曹刚川除了讨论双方军事技术合作的问题外，还商讨了俄罗斯和中国在政治领域中的互动合作。普京说，目前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曹刚川向普京表示，由于明年将在中国举行“俄罗斯年”活动，因此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希望双方军队应该为此做一些事情。

　　另外，中俄双方打算明年继续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双方还计划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使该组织变得更加有效率，使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反恐中心能更加积极地运转。

　　在同普京总统会晤之前，曹刚川还同俄罗斯政府总理弗拉德科夫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

　　弗拉德科夫特别赞扬了曹刚川在推动中俄双方军事合作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弗拉德科夫总理说，曹刚川的亲自参与和推动，使得俄罗斯同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曹刚川几十年前毕业于苏军的捷尔任斯基炮兵学院，因此曹刚川也被俄罗斯人认为是一位被前苏联军队培养出来的中国军人。

　　中俄军事技术合作迈向更高层次

　　据俄罗斯《红星报》9月8日报道，此次中俄军事交流的重点，是在索契召开的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会议由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联合主持。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依次在俄罗斯及中国轮流举行。上次会议是2004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双方签订了将2010年前两国军事技术合作方向具体化的备忘录。

　　《红星报》的文章认为，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的发展势头是相当活跃的。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向中国出售一百多架各型及改进型战机、近十套防空导弹部队所用武器装备。另外，还有驱逐舰、直升机、地面雷达及通讯装置，北京还得到了俄式战机、火焰喷射器等军工产品的生产许可证。除此之外，中俄专家还在一系列带有国防特点的项目上，正在联合进行科研及实验设计工作。

　　此外，《红星报》的文章称，中俄之间在三年内签订了向中国提供价值50亿美元俄制武器的合同这一事实，已足以说明中国是俄罗斯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战略伙伴(仅在2004年，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就超过了20亿美元)。中俄之间的合作，几乎占了俄罗斯军火出口中的一半。其中达成了向北京提供多用途歼击机苏―30MKK、“基洛”636型柴电潜艇、956及956改进型(现代级)驱逐舰、С―300ПМУ―2型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代号为“暗礁”的舰用С―300系统。

　　最后，《红星报》的文章认为，对于俄罗斯而言，今后保持中国的武器销售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些欧盟国家积极推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背景下。因此，俄罗斯的企业向北京提供了新式的、更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样品。比如，中国方面对于获得另一套代号为“宠臣”的С―300ПМУ―2大型防空导弹系统、近三十架的伊尔―76型军用运输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红星报》的文章还透露，俄军事方面专家指出，俄罗斯还可以再向中国提供带有新型雷达的苏―30МК3型歼击机、苏―35以及苏―27新型歼击机、图―22M3型以及图―95型战略轰炸机、米―28型直升机、在956改进型或是11551型反潜舰基础上建成并具备攻击、反潜及防空平衡配置、装备有可以垂直发射系统的驱逐舰以及代号为“阿穆尔”的677型新式常规潜艇。

　在同曹刚川会晤后，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曾表示，“俄罗斯认为，欧盟未来早晚都会解除对中国的武器出口禁令，俄罗斯对此并不害怕，因为俄罗斯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关于中俄两国军事人才方面的合作，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称，目前有大约五百名中国军人正在俄罗斯的军校学习，但俄罗斯本身现在特别需要懂中文、了解中国的军事专家，因此俄罗斯不仅会继续接受中国军人来俄罗斯学习，未来俄罗斯也将计划派遣俄国军官去中国学习深造。

　　其实，早在中俄联合军演之前，俄军总参谋长巴卢耶夫斯基上将在接受俄《消息报》采访时就曾表示，“不排除中俄之间有规模更大的演习计划的这种可能。”而这也被看作是俄罗斯加强同中国军事合作的一个信号。

　　美对中俄军事合作有猜疑

　　在中俄双方加紧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同时，美国方面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对中俄有可能展开的军事技术合作进行窥探，不过这其中多是捕风捉影、猜想臆测，为美国鹰派近年来着力炮制的“中国军事威胁论”找寻“例证”。

　　当此次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刚刚抵达俄罗斯之时，美国媒体就声称，曹刚川此次访俄的主要目的是要商谈中俄双方新一轮的军火交易，并且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俄罗斯有关官员的话说，在近期内俄罗斯将会宣布中国新一批军火采购合同。

　　美国媒体还煞有介事地公布了一份中国新一轮的军火订单，其中涉及到伊尔―76运输机、图―95和图―22战略轰炸机等。除此之外，美国媒体还认为中国还特别希望能获得海军用的苏―30型战斗机以及相应的飞机发动机的生产许可证。

　　另外，美国媒体还称，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7日在索契还签署了一道新的有关军火销售的命令，这道命令对俄罗斯现行的军火销售政策进行了修正，俄罗斯新的军火销售政策将变得更加机动灵活，在向外国出口武器装备时，申报程序和各种审批门槛也将被减少。

　　一些美国分析人士由此猜测，俄罗斯调整对外武器出口政策可能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正在为向中国出售某种新式武器开绿灯，因此间接证明中国最终可能会获得过去俄罗斯一直不愿意出售的某些先进武器。

　　而到了9月8日，中国和俄罗斯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刚刚结束，美国媒体又抛出重磅新闻，宣称“据可靠消息”，中俄双方签署了一批新的军火交易合同，俄罗斯将要向中国出售一批伊尔─76型军事运输机和伊尔─78型空中加油机。并称，中国这次共向俄罗斯采购了38架伊尔─76型运输机和伊尔─78型空中加油机，合同总金额将会达到15亿美元。除此以外，中国还将要定购大约两百台装备在这些飞机上的相应发动机，总金额会超过三亿美元。

　　美国媒体认为，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从俄罗斯购买了大约三十架伊尔─76运输机和4架伊尔─78空中加油机，中国这次又下了新的运输机采购定单，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军方现在似乎越来越重视军队的后勤补给以及军队的远程投射能力。

　　中美加强军事沟通

　　美国媒体和一些官员对中国的猜疑很久以前就有，现在依然存在，但是猜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更多的情况下反而会将问题恶化，现在美国军方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太平洋美军司令法隆将军访问中国，美国军方也证实，在即将到来的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会到中国访问。这都是美国军方希望加强中美军事沟通的良好迹象。

　　9月7日，正在中国访问的法隆将军针对美国防部今年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说：“有人认为中国的军备活动可能威胁到东亚的其它地方，例如台湾地区。但是不管中国是不是军事威胁，美国的官员们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而我总是抱着积极的看法、乐观的看法。”

　　法隆表示，在会晤了中国军事官员和外长李肇星先生之后，中美双方已经同意，两国应该扩大军事合作。法隆说，中美两国在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发展的同时，军事关系却滞后，双方必须保持开放和透明的关系，这样才能减少不安和怀疑。

★胡锦涛访墨困电梯 仍保持一贯笑容

（新加坡）新明日报　(2005-09-14)

　　昨天在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度被困在大楼电梯内，中、墨两国保安人员用了15分钟，才把电梯门打开。

　　据墨西哥媒体报道，胡锦涛由墨西哥女参议员杜瑟，及墨西哥总统府的安全人员陪同搭乘电梯，没想到却被困。

　　当时胡锦涛正准备前往墨西哥国会演说，神情相当愉悦，一路谈笑着走进电梯；不过，他进入电梯之后，电梯却在这重要的时刻发生故障，在外头的保安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猛按按纽还是没有反应，忙成一团。

　　最后电梯门终于开了，胡锦涛走出电梯时，还是保持一贯的笑容。

　　随后，胡锦涛按照既定行程，继续在墨西哥的访问。访问结束后往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在纽约和美国总统布什私下会面。

　　中国领导人在外访期间遭遇“困”，上一宗要数到6年前。99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在下榻的酒店被困在电梯长达半小时，酒店总经理惊惶失措，朱镕基幽默地说，没关系，不过以后你们的电梯应从中国进口。

　　墨西哥官方事后并未公布电梯故障的原因，但有消息指议会大楼设备老旧，才会发生这次惊魂意外。目前，电梯故障原因仍在调查中。

★长安街建筑：中国文化的迷失

中国经济时报2005-09-14: 目前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场馆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正进入高潮期，应该说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实力特别是强大的行政资源来实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的硬件目标，但当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存现状和现代建筑设计风格的表现特征来看，不少有识之士又不禁为“当今中国的时代文化、民族精神是什么？”而感到迷茫。

俯瞰２００５年金秋的北京，作为古代城市规划世界仅存的孤例，它以皇权为中心、以天人合一思想为理念，以中轴对称和棋盘式街道为表现特征的宏大构思，仍然顽强地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和五光十色建筑的蚕食中闪现出奇丽的光彩。但作为古建筑群体的艺术明珠，这些民族遗产已被资本和权贵的联盟所打碎，结果仅存以故宫、天坛、钟鼓楼为一线，以四合院等古代民居区为“两肋”，庙宇、祭坛、园林及院落等如盆景般星散京城四方。据说从世界遗产保护组织里还传出要取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声音。

而北京现代建筑又体现出怎样的主流风格和文化呢？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从京城整体和区域设计上看，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想法，感觉是谁想建什么就建什么，谁想怎样建就怎样建，真是“横看成岭树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而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人根本找不到庐山真面目，或者庐山本没有什么“真面目”，与其他千山万山没有任何差别，是千山一面。

穿行在北京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无论是豪华、普通的，还是怪诞、平凡的，几乎都没有给人留下多么深的印象（大锅盖式的屋顶除外），更谈不上产生体现出伟大时代文明成就的建筑艺术品。中央与北京市政府集中的东城、西城，与商务与科技单位集中的朝阳、海淀在总体规划风格上有什么区别？谁又能看出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与北边的平安大街、南边的两广大街在风格特色上有多大不同？看过来看过去最漂亮的还是天安门。

从千街一面到千楼一面，在个性丧失的同时，风格和文化也缺失了，更显金钱和权力对建筑和城市的主宰，缺少建筑设计师的话语权。

当然，官员和商人们也追求创新，“安德鲁的蛋”无论是把它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旁，还是放在上海浦东机场上，都无庸置疑地成了现代文化的标志。

只要是高档点或地标式建筑，如果没有洋设计师参与，似乎就没有品位和文化。住宅设计只要一沾“洋气”也必定身价百倍。更没有人对这些所谓国外知名的设计所和设计师进行实地调查，看他们真实的资质和实力，能否担当建筑现代中国文化的首席。结果大把的银子抛给了金发碧眼的“大师”，街上冒出了许多建筑垃圾和视觉污染。但花样越翻新、造价越高，各方人士越有运作的空间，难怪大家都乐此不疲，建筑黑金下文化安存？

目前，中国企业在国际建筑市场上的工程承包额快速攀升，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国际工程承包输出国。但在中国作为“主场”的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场馆设计招标中，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机构基本上出演“客场”角色，要请“洋教练”。思想、文化是设计的灵魂，中国建筑设计的灵魂在哪？

其实，中国建筑设计的思想在三千多年前的《周礼》中就有表述，所谓“前朝后室，左宗右社”等。秦有阿房宫绵延八百里，唐有长安城恢弘壮丽，宋有东京汴梁繁华一时，元有大都城引得马可波罗赞叹不绝，而明清北京古城则成为中国古代都市建设的最后结晶，“象征着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丹麦规划家罗斯穆森语）。

但经过这５０多年的风风雨雨，北京这个“世界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语）已被一次次拆迁改造掏空了它博大精深的艺术宝库，分割成像假的一样的一个个“盆景”

虽然几十年前，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学者爱德蒙德·培根曾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体作品，它的设计是这样的光辉灿烂，为我们今天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但这个被外国人推崇的城市设计的思想宝库却被今天的中国人忘却、废弃了，而去食洋不化。

无论从空中观察日新月异的北京，还是徜徉于大街小巷，我们也许会发现中国文化在此时此地似乎迷失了方向，孔孟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不是被打倒、批臭就是被定为反动、腐朽，那么我们时代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如果说北京古城凝聚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那么现代新北京凝聚的精神应该是什么？中国文化的迷失必然造成建筑设计的虚无和乱象，一个农民坐在一个造价７５万元的椅子上看歌剧会是什么感觉？

日前北京２００８“城市标志”概念性设计国际竞赛活动初出结果，最后的中选者将被建造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偌大一个北京找不出一个城市标志，只有通过竞赛“设计”出来，这应该是一件令人悲哀和深思的事情。

★鲜为人知：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始末

原属我国固有领土的外蒙古是如何从祖国的怀抱中分离出去，要从清初讲起。清朝初期，是我国领土比较完整的时期，清初的中央政府把全蒙古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习惯上称为内蒙古，漠西和漠北蒙古则为外蒙古，外蒙古有较大的自主权。 为防止外蒙的割据，清庭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清初，沙俄就不断侵扰蒙古地区，康熙年间，居于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结沙俄叛乱，在康熙的亲征下，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边境制造事端。1727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清朝开始只想“分而治之”，并未想到今后会分裂出一个蒙古国。

沙俄在强占中国东北、西北领土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谋求霸占我蒙古地区，以实现其“黄俄罗斯”迷梦，其先后制定了“米勒尔计划”、“穆拉维耶夫计划”、“巴达马耶夫计划”，狂妄地提出要占领从西伯利亚到长城脚下的大片中国领土，为达到这一目的，采用了一系列的卑劣手法，但1870年以前的中俄条约中，尽管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也没改变蒙古属于中国这一铁的事实。但沙俄仍野心不死！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随着政权更替和中央政府的解体与混乱，蒙古便效仿当时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的时机随即宣布“独立”。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事实上的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授意和指挥下，驱逐中国官员，宣布脱离中国版图独立，一年后，沙俄政府与蒙古伪政府签定了《俄蒙协定》《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申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违法缔结的一切条约。

1913年，袁世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
”，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中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1915年再订《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文件，沙俄对此十分满意。

1917年，俄国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外蒙部分亲中国的王公和政要发起回归祖国运动，外蒙顺利的重回祖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正式驻军库伦。1919年，中国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然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中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191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苏共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苏共在中国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

1921年3月，苏和乔领导成立了傀儡的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联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联红军入侵库伦城，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联势力庇护，同意苏联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1922年苏蒙签定一份协约，苏联率先承认外蒙“独立”。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联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联驻军，制定仿苏“宪法”，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红色勇士城)。北洋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地区在苏联的扶持下非法独立，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中国朝野的一致抗议，鉴于此，苏联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中苏协定》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联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蒋介石回电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

1928年，外蒙古发生大规模反对独立并要求回归祖国的统一进步运动，苏联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进行血腥镇压，整个蒙古血流成河，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扩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蒋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至此，外蒙古在抗战期间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

★美国太平洋舰队与中国的历史恩怨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法伦刚刚结束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中国城市的访问，9月14日，他麾下的一艘军舰就来到了青岛。近年来，太平洋美军屡屡登临中国，普通中国人对这支部队不再陌生。

中国军队对它更不陌生。解放军进出西太平洋，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这支部队；在台湾海峡周围，它的影子清晰可见。这就是美国太平洋舰队，一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军队。美在太平洋的最大前沿舰队总部设在圣迭戈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与大西洋舰队共同组成了美国海军的两大战略集团。其中，太平洋舰队的辖区西起非洲东海岸，东至美国西海岸，北起白令海峡，南至南极大陆。随着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的趋势日益明显，太平洋舰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目前，太平洋舰队下辖3个舰队，即第三舰队、第五舰队和第七舰队。第三舰队部署在美国西海岸地区，主要担负美国本土防御任务。第五舰队部署在波斯湾地区，以强化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因此，第七舰队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扩展的最强有力的工具。该舰队是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地区部署的规模最大的前沿舰队。它以日本横须贺基地为总指挥部，旗舰是两栖指挥舰“蓝岭”号。该舰队大部兵力驻扎在日本及关岛。其辖区东起太平洋国际日期变更线，西至非洲东海岸，北起千岛群岛，南至南极洲，面积约5100万平方公里。

美对华接触和对抗政策的执行者

专家指出，无论是在冷战时代还是现在，以第七舰队为代表的美太平洋舰队，始终在中美军事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遏制和接触的主要工具。

冷战时期，美国军舰3度进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冷战后，太平洋舰队对中国的遏制也没有减少。1993年，中国“银河”号远洋货轮遭美舰长时间的跟踪和监视。1994年，美军“小鹰”号航空母舰跟踪中国核潜艇。1996年，美军两艘航母逼近中国沿海。2001年，美海军EP-3侦察机与中国军机在南海上空相撞……这些行动，均属太平洋舰队的战斗序列。

太平洋舰队也直接参与中美军事交流。历次中美防止海上冲突的对话，美方都以太平洋舰队的官员为主。美国近年来对中国港口的频繁访问，也全部来自于平洋舰队。

台湾海峡成双方交汇点

美太平洋舰队与中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冷战时期，其任务主要是遏制和对抗中国，防止大陆解放台湾。其间，太平洋舰队曾3次出兵台湾海峡，介入台海危机。

1950年6月，随着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台湾外围屏障的解放，解放军整军备战，积极准备渡海攻台。此时，美国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借口，直接出兵台湾。当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派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在此情势下，中国政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推迟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计划。

1953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重提解放台湾一事。1954年7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对于台湾的任何侵犯将不得不越过第七舰队这道关。”1954年8月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布，美国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同年12月2日，蒋介石与美国签署《共同防御条约》。20天后，美国向台湾海峡方向调集包括第七舰队在内的4艘航空母舰，并先后出动了2000多架次飞机，到大陈岛海、空域活动。

195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以地面炮兵为主体、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方式炮击金门。炮击金门开始后，美国第七舰队再次向台湾海峡集结，并宣布将为国民党到金门的船队护航。9月8日，当解放军炮兵群向卸货的国民党舰只和金门岛发动压倒性攻击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美国在台湾地区集结的6个航母编队约200艘舰船，一炮未发便退至公海。很显然，美国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部的冲突。

第二阶段：冷战结束后，美太平洋舰队根据白宫对华政策的调整，开始实施对华接触策略，逐步展开对中国的访问。但与此同时，该舰队依然密切注视着台海局势的变化，随时准备介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

1995年至1996年，李登辉访美引发第三次台海危机。1995年7月、8月、11月和1996年3月，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海域展开了4次军事演习。其间美国第七舰队的“独立”号和“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游弋至台湾海峡附近。但在解放军演习期间，美舰始终没有驶入台湾海峡，而是停泊在台湾以东100多海里的海面上。而当中国14艘核潜艇全部离港出动后，美航母战斗群又后撤了近100海里。

此后，中美双方通过外交努力，走出了第三次台海危机的阴影，军事交流活动开始恢复并逐渐走上机制性轨道。虽然其间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袭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但从整体上看，美太平洋舰队参与的中美军事交流活动一直在曲折中前进。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两栖指挥舰，从1998年到2004年4度到中国访问；第五舰队的两艘军舰也于2003年到访我国湛江港。我解放军海军舰艇也于1997年和2000年分别前往美国珍珠港、圣迭戈港和檀香山、西雅图等港口访问。

有评论指出，美太平洋舰队与中国有关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中美关系的风向标。从一定意义上讲，近年来美军舰只频赴中国港口访问，反映出的是中美关系的良性现状。

★周恩来夜会5名台湾保钓勇士 回避林彪出逃问题

　　青年参考2005-09-14: 5位台湾留美保钓健将1971年访问大陆，和周恩来从晚上9点多谈至凌晨4点，中间还一起吃馄饨，全程不准拍照及做笔记，周恩来则迂回着避免谈论林彪的失踪之谜。

　　1971年11月23日，台湾保钓第一团在中国大陆近两个月的访问已接近尾声。晚上9点多钟，我们一行5人到了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不一会儿，迎面来了许多人，簇拥着一位领导，为首的是周恩来总理。他的身高大约有一米七二，身形挺拔，穿着淡灰色的中山装，左胸前别了一个长方形的徽章，黄底红字，上书：为人民服务。

　　周总理的握手强劲有力，紧握住后做前后摇动，他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我们5名从美国来的台湾留学生一时都陷入了难以抑制的兴奋。

　　宾主分别入座，厅内还有20多位官员陪同。周总理的第一句话是：“我注意到你们都换了衣服了嘛！”在“文革”末期的中国大陆，穿着切忌标新立异，所以我们各自买了两套蓝色的中山装。

　　初次见面，我们就都感觉到，周总理是一位充满了魅力的“明星级”政治领袖。他风度儒雅，气质脱俗，举手投足，一言一笑，在任何时候都是全场的焦点，展现了绝对的权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曾经说过：“周总理更像一位王子。”

　　从乔冠华的演说谈起

　　进入正题的第一个问题是：“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演讲你们都看了吗？”我们中间有人回答：“看了，我们觉得好得不得了。”总理略做评述：“也没有什么好得不得了，还可以就是了。”

　　1971年秋，联合国大会投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在联大，全程以中文发表演说，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了中国的政治立场，这是一则颇轰动的大消息。

　　我们团里的陈恒次同学，当时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一到了大陆就不断建议：“大陆官方对台湾的声明一律只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只是一块领土？岛上没有人住吗？这种说法很伤感情。”

　　乔冠华在联大的演说中，首次多加了一句：“台湾人民是祖国的骨肉同胞。”以后这句话屡屡出现在各种宣传文字中。这是很小的一个改动，现在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它发生在大陆“文革”末期，可谓得之不易。周总理说：“你们的建议很好，在演讲里也包括进去了。”

　　关于林彪叛逃

　　周总理精力过人，据说他每天只睡3个小时，而且可以分段进行，小寐片刻又精神百倍。当晚，我们体会到了他充沛的精力与强烈的求知欲。

　　我们5个可能是周总理和国务院官员头一次见到的台湾百姓，于是，有关台湾的问题非常多，触及的范围很广。

　　最后总免不了谈到台湾的政治局势，比如今后的接班人是谁？大家一致认为当然是蒋经国。周总理问：“那老一辈的国民党会服他吗？”

　　很多问题都不是我们这种少不更事的留学生能够答复的。大家的出身单纯，当年都是不问世事、用功读书的好学生。到了美国接触到很多资讯，才回过头来关心两岸问题、台湾的前途等。我们的社会经验基本上是零，对台湾的理解也仅限于自身的经验。想来，我们不免令周总理和国务院的官员失望。

　　两岸隔阂了这么久，我们从美国媒体上得到的有关大陆的资讯很杂乱，来大陆参观访问8个星期，看到的很多东西一时难以消化。于是，当晚完全没按照官场的规矩来，一个个按捺不住，发言踊跃。由于此次会谈不公开，非正式，所以谈了没多久便近乎聊天，气氛非常轻松。总理的兴致高，谈兴浓，几乎是有问必答，用“相谈甚欢”来形容，并不为过。

　　我们当面向总理请教：林彪如今在何处？外国通讯社近来传出的新闻是否属实？

　　美国各大报纸不断刊载有关林彪叛逃的推测性报道。我们抵达大陆，由南往北一路参观访问，觉得林彪的照片很少见到，大家愈来愈不提此人。总理在答复这个问题前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伸出右掌，加强语气说：“社会主义的路线斗争，有时候非常强烈！”

　　回顾中共9次路线斗争

　　于是，周总理开始回顾中国共产党党内的9次路线斗争。一次次路线斗争讲来，第9次就是“文化大革命”。当周恩来大致细数了一遍“文革”的重大事件后，会谈暂告一段落，说是厨房预备了馄饨，大家用点儿夜宵休息一下。此时，我们连原先问的是什么问题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老实说，总理讲“文革”的那一段，我当时听得懵懵懂懂。事件太多，情况又复杂。许多著名的“文革”事件他都讲起过，可我那时不具备足够的知识。直到多年后，我比较认真地研究了“文革”，才扼腕叹息当年错失了良机。

　　那时，有许多话不方便说，只能含混带过。不久，林彪事件正式曝光，大陆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批孔”是冲着周总理来的，批判得很激烈。回想起来，周恩来那时的处境相当凶险。

　何时解决台湾问题

　　精力充沛的周总理，近距离地观察，也能觉出他的疲倦与衰老。浓眉之下的双眸依然炯炯有神，面部轮廓还有当年万隆会议时的风采，头发略见花白，面部皱纹不甚明显，有些的老人斑。数小时之内，护士3次来送药，终究年过70岁了。后来读到报道说，那一年他已经患上了癌症。

　　台湾的未来当然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总理最后分别问我们5个人：“你觉得台湾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

　　我已经不太记得其他4位团员的确切回答，只记得没有人主张武力解决。我的答案如今想来天真可笑：1974年美台安保条约到期，或许不再续约。台湾失去后台，就必须和大陆谈和。

　　周总理表情严肃地听完了我们的答复后，沉默了片刻，不无感慨地指着我们说：“台湾问题的解决，在你们这一代应当可以见到了。”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说法相当保守。如今，我们“这一代”也垂垂老去。

　　2003年12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档案处解密，尼克松与周恩来1972年2月的对话记录公之于世，其中有周总理对解决台湾问题时间表的看法，他说：“基辛格说要10年时间，我坦白说那太长了，最好不要提任何时间表。我们不能等10年，以中国领导人的年龄而言，10年太长了。”

　　3个10年很快消逝，第一代中国领导人都没有看到台湾问题的解决。周总理在和尼克松正式会商时表达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迫切心情。和我们的私下会谈，则显示了对这件事冷静而务实的判断，也能看出他的无奈。

　　会谈结束，总理在门口和我们握手道别。团员中有一位说了句挺“左”的话（那时“左”是时尚）：“希望总理为了世界革命多多保重身体。”

　　周总理耸动了一下右肩，带点儿自嘲地仰头笑着说：“世界革命？我替中国人民服务还做不完呢。”

　　走出新疆厅已是清晨4点。

　　负责接待的同志在会谈前后都不厌其烦地叮嘱，这次会见纯属非正式，不能公开。在现场不能拍照（只有官方的摄影记者拍了几张合影），不能做笔记，回去以后也不要追记谈话内容，更不可以写文章、报道，就当此事没有发生。可是我们还没回到美国，这件事就在海内外传遍了。

　链接

　　保钓访京团小档案

　　李我焱：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博士，后到联合国工作，现居美国。

　　陈智利：台湾东海大学物理系毕业，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后从商，现居美国。

　　陈恒次：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在联合国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在非洲因公殉职。

　　王春生：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离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所后从商，现居美国。

　　王正方：国立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电机博士，后为美国独立电影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