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湘江案，情报人员战斗在境外----保卫共和国主席纪实（一）

1963年，以刘少奇主席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肩负着安定一方，建立求大同存小异的反帝统一战线的使命，出访东南亚四国，于4月12日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4月19日，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陪同下，参加巴厘的群众大会。

在群众欢呼声中，一个巨大的阴谋，一步步迫近了中国政府代表团。4月19日凌晨2点，北京长安街一片寂静。一幢三层小楼坐落在高大的白杨树林的深处。在二层楼的东侧，玻璃窗透着灯光，在黑沉沉的夜幕中显得格外明亮。值班员关奎章正在阅读国外敌情通报。他面前宽大的桌子上放着一排红、白、黑各种颜色的电话机，左手旁还放着一部老式的手摇电话机，这是一部专线电话。这时，专线电话机骤然响起了铃声。他知道这铃响意味着什么，急切地拿起话筒。

“喂，我是值班员关奎章。” 关奎章的心脏随着对方的声音加快了跳动，精神也紧张起来。“请等等，我记一下。” 关奎章在保密本上记完了对方的通报，又对照电话记录复述了一遍后，问道：“文字材料什么时候送到?……好，等你们的文字材料。”他放下电话，望着只有他才能看清楚的字迹，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促使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份情报是国民党驻南越西贡第三工作指导站站长廖时亮，发给台湾国民党情报局局长叶翔之的关于“湘江案”实施的具体行动计划，被我截获而破译。关奎章的心情稳定后，开始整理电话记录，将文字顺了顺，抄写了两份。一份报中央安全小组(国家领导人出访时，临时组成的，组长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另一份报陈锋局长。

凌晨2点45分，电话铃把入睡的陈锋局长唤醒。他还没有睁开眼睛，手已经拿起话筒，顿时睡意全消。 “好，我马上到办公室来。” 凌晨3点半，孔原部长已经坐在小会议室里，聚精会神地看着陈锋局长递给他的那份电话记录，看完后问陈锋局长：“刘少奇主席现在到那里了?” “印度尼西亚的茂物市。” 关奎章将沈树阳局长领进小会议室。沈树阳从皮包里拿出保密本，放在桌子上准备记录。这时，关奎章将文字材科递给陈锋。“有新的情况吗？”陈锋问道。“没有。” 孔原问关奎章：“报中央安全小组了?” “报了。” “马上送公安部，送外交部。” “是。” 关奎章走后，陈锋开始汇报。

“湘江案”是敌人谋害刘少奇主席及代表团的行动代号。刘少奇主席出访前四个月台湾国民党情报机构就获悉了。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是适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全球战略需要，在调查局的基础上扩充起来的。该局主要负责统筹、管理内部安全事务及对外情报工作，是国民党特工情报系统的枢纽。“军事情报局”是由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处发展而来的，该局主要负责对大陆的特工谍报工作。1960年末，国防部增设了“情报室”，主要负责向大陆派遣特务工作。这三大特务系统制定的“湘江案”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刘少奇主席的坐机上安装C4炸药，或定时炸弹，使1955年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空中爆炸的悲剧重演。第二，把坑道挖到公路下面，在刘少奇主席的汽车通过时爆炸。第三，从楼房上投掷手雷。此计划实施方案已由台湾国家安全局批复。

孔原听完了陈锋的汇报后，思考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国民党制定的“湘江案”在哪里付诸实施?是在印度尼西亚?缅甸?还是在柬埔寨?二，这么严重的敌情，首先要验证真伪。准确地搞清敌人的阴谋，才能确保刘少奇主席和代表团人员的安全。时间紧，迫在屑睫。

陈锋将手中的“文字情报”送到孔原面前的桌子上，说；“从情报上看，敌人干方百计地要谋害刘少奇主席，‘湘江案’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了。” 孔原点点头说：“是的，目前要搞清敌人在哪里实施‘湘江案’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在缅甸?还是在柬埔寨?”

“在柬埔寨的可能性大。”沈树阳手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因为金边的一号公路直通南越的西贡，五号公路直通泰国，铁路直通泰国首都曼谷。西贡和曼谷都有国民党使馆。策划这样规模的“湘江案”，投入的人不会少。” 陈锋补充说；“在柬埔寨上层人物中，有一派是亲美的，警察总监朗诺就是一个。” 孔原指着桌面上的“情报”说：“这份情报在没有得到证实之前，我们耍把面想得宽一些、周到一些，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经过反复研究，孔原部长最后做了三项决定： 一，派沈树阳速赴柬埔寨，协助使馆作好安全保卫工作；派一个处长赴缅甸。二，使用各方面的“内线”力量，要准确无误地把敌人的“湘江案”搞清楚。三，机关24小时值班，传送各方面来的信息。

二

4月20日早晨7点半钟，在北京上班的人流中，有一辆苏制“吉斯”轿车，没有红灯闪烁的警车开路，也没有护卫车跟随，从西郊开往中南海。司机老局回头看看周恩来总理说：“总理，您别看了，在车上闭闭眼睛。从夜里2点到现在不休息受不了。” “周师傅，你还不是一样吗?开着车比我累。” “总理，我怎么会比您累?”老周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他怕打扰了总理，再没有说话。

轿车驶入中南海，在西华门前停下，总理下车后，秘书迎出来说：“孔原部长来了。” 周总理浓眉一跳：“噢，快请他进来。” 周恩来总理走进办公室后，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面，把在车上看的那份敌情通报放在桌面上。“总理。”孔原部长走进来。

周总理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和孔原握握手，指着沙发说；“请坐，坐下来谈。” 孔原坐在周总理对面的沙发上，从文件包里拿出个本子，准备记总理的指示。工作人员给孔原沏了杯茶，放在茶几上。“你们送来的敌情通报我看了，确实敌情很严重。沈树阳同志走了没有?” “走啦。”孔原接着说，“敌人的‘湘江案’计划是在柬埔寨实施，这是无疑的了。虽然我们掌握了‘湘江案’的内容，但我们还不知道敌人具体实施的位置，如坑道爆炸，是在金边，是在吴哥窟，还是在磅湛市?尚不清楚。”

周恩来感到时间紧迫，皱皱浓眉说：“今天是4月20日，刘主席5月1日访柬埔寨，时间这么短，能准确地掌握住敌情吗？” 孔原没有马上回答，他在沉默中思考。“如果掌握不住敌情，对敌人实施的具体位置搞不清楚，很难保证刘主席和代表团同志们的安全。” “可以掌握住敌情。”孔原知道这句话的分量，等于向总理、向党中央保证了刘主席和代表团的安全。他看着总理严峻的面孔，补充说，“要有个相应的措施跟上。” “什么措施?你谈谈。”周恩来神情专注，睿智的目光直视孔原。“为了内线同志的工作顺利，能不能提供给敌人一份情报?” “你认为给敌人提供什么情报?”
孔原放下手中的笔，思考了一会儿说；“我想……只有刘主席访问的情报。”

周恩来站起身，双臂交叉在胸前，来回踱着步，反复思考着、推测着。给敌人的这份情报，既要敌人重视又要主动出击，达到“―箭双雕”的目的。周恩来严峻的面孔渐渐平和下来。他考虑成熟了。“我的意见，告诉敌人，他们所谓的‘湘江案’我们已经掌握了，中柬双方都采取了措施。”孔原笑笑说：“好们主动出击。” 周总理也笑笑说：“这是在国外，不是在国内。最好逼迫他撤销‘湘江案’，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了。”

电话铃响了，周总理拿起电话：“噢，尚昆同志，刘主席结柬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专机从雅加达机场起飞了。尚昆同志，请空军密切注视专机，十分钟一报……孔原同志在我这里，好，我们准时参加会。”他放下电活说：“凌云同志不是要派人到香港机场，给廖时亮送封信吗?我看让我们‘内线’同志告诉敌人，我们不但掌握了‘湘江案’，而且我们派人到香港机场拦截廖时亮。如果廖时亮经过香港，接到我们送给他的警告信，就给我们‘内线’同志创造了工作条件；如果廖时亮不经过香港，避开了我们，那就更说明对我们‘内线’同志提供的情报没有怀疑，同样给我们‘内线’同志创造了工作条件。”

周恩来想得周到、细致、深刻，孔原从心里暗暗地佩服。他当着总理的面没有说出来，只是兴奋地笑了。“缅甸的情况怎么样?” “缅甸问题不大，我们把敌情通报给缅甸当局，缅甸当局也掌握了敌情，在刘主席到达之前把台湾国家安全局派去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周恩来点点头：“可以，今天是4月20日，一切工作都要在刘主席5月1日访问柬埔寨前完成。姬鹏飞同志，请你告诉驻柬使馆，用备忘录形式，把敌情详细地通报给柬埔寨王国政府。” “好。”周恩来接着说：“刘主席访问缅甸后到昆明。凌云同志。”

凌云站起来，周恩来摆摆手让他坐下：“你到昆明去，把情况向刘主席、陈毅副总理汇报。把敌情向罗青长向志讲清楚，他是代表团的支部书记。要加强随身警卫，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同时要相信柬埔寨的人民，相信爱国华侨。”周恩来挥动着手，指着凌云说，“凌云问志，你是很有经验的嘛！你还有什么想法?什么意见?” 凌云笑笑：“总理，要说的都说了。”

周恩来最后对孔原说：“你们那里是中央安全小组的办事机构，你们汇集的消息、情报，及时地通报给有关的各部。请你回去转告同志们，他们辛苦了，我代表访问的同志和我个人感谢他们，他们为党、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要贡献。” 孔原激动地说：“谢谢总理，总理理解我们。”

三

早在刘少奇主席出访东南亚四国之前，公安部门就发现台湾国家安全局行动特工活动频繁。安全局副局长沈之岳离开台湾到澳门；国民党驻西贡大使馆主事外交官、第三工作指导站站长廖时亮被召回台湾；安全局行动特工张运昌以旅游者的身份到印度尼西亚；特情室徐仁俊以商人身份经香港到缅甸；蔡定中在1960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谋害总理未能得逞，今年4月初他窜到香港。

根据这些情况，我公安部门判断敌人在策划着一个阴谋，或者是在执行着一个阴谋。敌人这个阴谋，是对着即将出访东南亚四国的刘少奇主席而来的。这一别断从情报部门送来的那份敌情通报中得到证实。

“湘江案”的执行者和指挥者，是第三工作指导站站长廖时亮。他在1939年黔阳特训班毕业后进入国民党军统局，1949年10月在衡宝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在临时组建的俘虏营里度过二十几天后，被遣返回湖南湘乡，同年年底逃到香港，后转到台湾。1955年派到南越西贡，任国民党驻西贡第三工作指导站站长，公开身份是主事外交官。

廖时亮到西贡后曾有一度动摇，对国民党有所失望，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扩。我们发现后，想争取他弃暗投明，于是找到廖时亮的同学、同乡、把兄弟罗玉文。罗玉文曾是国民党伪政府中的一名职员，1949年湖南解放后被遣返回乡，在一家小学教书。经过公安部门做工作后，他感到是对他的信任，时刻准备会见廖时亮。由于廖时亮的立场、观念所致，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他不会轻易地弃暗投明。于是凌云同志在这次对敌斗争的策略上，决定威胁、骚扰廖时亮。

4月20日，凌云将“对策”报周总理后，将罗玉文调到广州，用电话向广州的机构口述了―封给廖时亮的警告信。罗玉文带着信，在张济忠同志陪同下，21日到达香港启德机场，拦截飞往台湾的廖时亮。4月是香港的阴雨季节，启德机场笼罩在蒙蒙细雨中。潮湿闷热的候机大厅里，流动着各种肤色的人。罗玉文穿着一全崭新的中山服，跟着张济忠走进候机人厅里的咖啡厅，每人要了杯咖啡，选了一个能直接观察到候机大厅出入口的位置坐下，缓慢地饮着咖啡，等待着从西贡往台北的客机。

罗玉文喝了几口咖啡，又不放心地掏出个小本子，打开本子看看夹在里面的廖时亮的半身近照。廖时亮长得其貌不扬，深陷的眼睛，清？的面容，给人一种精明的感觉。

这时，候机大厅里传来女广播员的声音，先用英语，后用广东话广播。“各位旅客，从西贡飞往台北的客机已到达香港。” 罗玉文收好照片，定出咖啡厅，来到候机大厅的出入门，透过玻璃窗看到一架银白色的客机从跑道上滑到停机坪。顿时，他的精神紧张起来。从飞机上下来的旅客不多，除了少量的外国人外，大部分是华侨，人们鱼贯而入，通过验票口走入候机大厅。罗玉文仔细观察、识别每一个从他面前走过的人。直到旅客全部走完，他没有发现廖时亮。廖时亮没有下飞机？罗玉文不敢确定，他找到从飞机上下来的航空小姐问道：“我是来接客人的，请问小姐，飞机上还有没有来的旅客吗?” 航空小姐礼貌地回答：“飞机停飞了，机上没有旅客了。” 罗玉文顿时怔住了。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由于自己一时的疏忽，使廖时亮从自己的面前走过去了?组织的委托、党的信任、自己的失职―起涌上心头，他不住地内疚与懊悔。

第二天罗玉文又来到启德机场，在候机大厅的门前找了个地方坐下，眼无旁顾地望着大厅的出口，因为他不知道飞机的班次，也不知道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只知道廖时亮是从西贡飞往台北。

时钟缓慢地移动着，他耐心地等待着。当太阳西斜的时候，从候机大厅里出来一群提着各色手提包的旅客。他眼睛一亮，在人群中认出了廖时亮，他紧走几步叫住了他。 廖时亮一惊，在香港怎么会有人叫他呢f他回头看见多年不见的同乡、同学，疑惑地问道：“是你?你怎么来香港了?”罗玉文没有和廖时亮握手，也没有表现出久别重逢的热情，他冷冷地、谈淡地站在廖时亮面前，说：”有人托我给你带来封信。”“什么人?” “有关方面的” 廖时亮顿时警惕起来，他向四外看看间道：“你是专为我来香港的?” “对，我是专门为你送信来的。”

廖时亮马上意识到，十五六年不见的同乡、同学、结拜的把兄弟，是带着中共的任务来的。他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罗玉文后，问道：“你住在哪里？” “我在在红楼饭店，你跟我去吗?” “不。”“那我跟你走。”罗玉文将信递给廖时亮廖时亮接过信说：“住下再看吧。” 罗玉文跟着廖时亮走出大厅，坐进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在一个饭店门前停下，廖时亮提着箱子走进饭店。跟在后面的罗玉文问道：“到了?”廖时亮没有回答，他带着罗玉文穿堂而过，从饭店的另一个门走出来，又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罗玉文不解地眨眨眼睛跟着上了车。

金边饭店的套间里，廖时亮把箱子放下．抽出信，连续看了三遍：

“先生潜居南越，所作所为对祖国不利，惟念过去曾有不甘自绝祖国的表现，当于等后，以释宽大。最近台湾妄图在柬的破坏阴谋，柬我双方均已洞悉，决无成功之可能。台湾之行关系重大，尚望珍惜前途，珍重自处。汝姐对先生也寄厚望，当机立断……知名不具。”

廖时亮把信烧了。罗玉文看廖时亮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垂头不语，于是把早已打好腹稿的话全盘托出：“有关方面对你此行很清楚，你不要做危害祖国的事情。如台湾逼得太紧，你可以拖延、应付。你们的阴谋断没有成功可能，柬埔寨也采取了措施，国内的亲属也很关心你。”

罗玉文把党的政策、祖国的变化说了一堆，目的是劝他弃暗投明。他的话既没有权威性又没有针对性，就像在雾中打靶，模模糊糊地击不中目标。廖时亮对罗玉文的车轱辘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忧虑的是“湘江案”已经失密，他的行动在中共侦察人员的监视下。想到这里他不由得一阵恐惧。他不敢再想下去，他的未来就像雷电交加中的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沉浮难保。廖时亮很佩服这封警告信的决策者，确实比国民党棋高一着。他看了一眼罗玉文，把忧虑惶恐的心情隐藏了起来，脸上恢复了原状。

“这件事如果是我执行，在时问、地点上搞点差错还好办，上面发现不了。如果任务交到行动组，我负责的那部分还能管得住。可这行动不是我搞的，是那边(他挥手指台湾)，我不清楚。请转告汝姐，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不能保证别的方面的行动。对台湾无所留恋，对共产党我也不能一下相信。此事我考虑，没有得到可靠保证，我不能答应什么。”

罗玉文听了廖时亮的话，心里一阵兴奋，他感到廖的话中有所松动，便间道：“你要看到汝姐的亲笔信，是否就有保证呢?” “是的，我更相信汝姐。” “这不难，只要你一星期内回到香港就能办到。” “见了汝姐的信再说吧.” 第二天，廖时亮告别了罗玉文，直飞台北。

四

台湾国家安全局实施“湘江案”计划的重点选定在柬埔寨，是因为柬埔寨具备实施计划的几个条件：
一、1960年，柬埔寨国王死后，西哈努克亲王继位，成为国家元首。柬埔寨内部在对外政策上产生严重分歧，以朗诺为代表的亲美派反对西哈努克支持越南和老挝的抗美战争，反对西哈努克拒绝美援，反对西哈努克亲共。柬埔寨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在美国的支持下，警察总监朗诺为推翻西哈努克亲王不断扩充实力。

二、金边与西贡接壤，一号公路从金边直通西贡；五号公路从金边经马德望可直达泰国，金边的铁路直通泰国首都曼谷。枪支、炸药运送、人员调遣都很隐蔽。

三、国民党在金边长期设有行动组，组长徐培云、副组长农捻祥人情、地貌熟悉。柬埔寨警察局有国民党的内线协助。

3月13日，廖时亮带着“湘江案”计划飞回西贡，将金边行动组组长徐培云、副组长农捻样召回西贡，进行布置与人员调整，人员分工。4月4日，廖时亮只身一人开车到金边机场、皇宫、吴哥窟、湄公河两岸、磅湛，沿着刘少奇主席将要访问的路线，进行实地勘察。4月19日，廖时亮将最后修定的行动方案电报安全局局长叶翔之(就是这份情报被我方截获)。4月22日，刘少奇主席到达缅甸的第二天，因“湘江案”失密，叶翔之紧急召回廖时亮。

在―个墙壁挂满东南亚地图的宽大的地下室里，安全局长叶翔之见到廖时亮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的人都可靠吗?” 廖时亮感到很突然，这个问题一时不好回答。他思考了一会儿反问道：“怎么，局长有什么怀疑吗?” 叶翔之摇摇头，没有说出具体的怀疑对象，只是告诉廖时亮：“‘湘江案’被中共发觉了。” 廖时亮一惊，他马上想到，他在香港与罗玉文的会面是否被发现了?但他很快又平和下来。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特工人员，控制情绪、掩盖突发的心理活动是轻而易举的。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局长的假设，不要说中共发现了，就是中共全部掌握了‘湘江案’，在柬埔寨他也束手无策。‘湘江案’是在柬埔寨实施，而不是在大陆。” 廖时亮这段理直胆壮、毫无顾忌的活，达到了他预想的效果。叶翔之如实地告诉了他：“我有可*的情报，中共不仅是发现了‘湘江案’计划，你这次来台他们都知道，并且要在香港启德机场拦截你。” 廖时亮全身一颤。

“你不要伯，他们不过是骚扰你、威胁你而已，你回去不要走香港。”叶翔之递给廖时亮一支烟，点燃后问道：“柬埔寨对刘少奇的访问，采取了什么安全措施?” 廖时亮笑了笑，用蔑视的口气说：“根据柬埔寨警察局的情报，在刘少奇访问期间众可疑的人都赶到孤岛上去，好吃好喝地招待等刘少奇走后再放出来。” 叶翔之一笑，问道；“坑道动工没有?” “没有。” 叶翔之点点头说：“没有动工好，早了容易暴露。需要多长时间挖好?” “一夜。”

“刘少奇出访的目的，是要在东南亚建立以反美为中心的联盟。我们制定的‘湘江案’计划，就是对着这个企图的。它的意义还不单是炸死刘少奇，而是挑起东南亚的矛盾，让东南亚各国冲突起来，甚至……”叶翔之想将“湘江案”是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的重大意义和国民党的所图，再明确地说一遍，可他发现廖时亮对他所讲的不感兴趣，便不悦地问道；“你在想什么?” 廖时亮确实对叶翔之所讲的不感兴趣，认为这些离他太远，没有实际意义。他所忧虑的不仅是罗玉文在香港的拦截，更为担心的是叶翔之对他的态度。

“湘江案”已被中共发现，还派人在香港机场对他采取拦截措施，这对国民党安全局来说是重大的失误。按安全局惯用的手段，应把他作为鱼饵抛出去。而叶翔之这次没有采取惯用的应变措施，反而还把情报告诉了他，这在叶翔之是少见的。廖时亮在不理解中对叶翅之萌生了感激之情。“还有谁在柬埔寨执行这个任务?。廖时亮神不守舍地问了一句他自己也感到不该问的问题，这是情报人员最忌讳的。

廖时亮从没有犯过这种语言错误。自从1955年在西贡第三指导站任职以来，他一直稳若泰山，不是功绩卓著，也不是对上司一味迎合与讨好，而是恰如其分地精于进退之间，明辨取舍之礼。“你在想这个。”叶翔之对廖时亮笑笑，针对他的问题说，“柬埔寨就是你，你是组织者、领导者，又是执行者。成功的希望寄托于你一人。”廖时亮很感动，他双脚一并：“感谢局长的信任，这次刘少奇不死我死。” 叶翔之见召他来台湾的目的已经达到，走过去表示亲近地叹了口气，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态说：“黔阳，”――这个名字是廖时亮为了表忠心，在黔阳特训班改的，还从来没有人叫过。今天叶翔之叫是有他特殊目的的，“干我们这行的人犹如在刀尖上跳舞，要慎之又慎，在行动之前要明察秋毫，方能保证订万无一失。” “局长，你放心，我黔阳竭尽全力。”

“湘江案’计划被中共发现，按理应该撤销，或者改变计划。可为什么没有呢？正像你所说的，是在柬埔寨，不是在大陆。柬埔寨是个持殊地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都占。你要有信心，既要慎重又不失时机。你回去后把执行任务的人员名单报来，要给重奖。”他思考了一会儿问廖时亮，“为保万无一失，你再到柬埔寨占检查检查，看公路爆破点选对了没有?”廖时亮自从在香港披罗玉文拦截后，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不敢再跨入柬埔寨，只得点点头说；“金边组没有电台，通讯十分不方便，给金边组配一部电台吧？”“不，有了电台就不隐蔽了。目前柬埔寨和中共还没有发现金边组。有事时可派人去，这比电台稳妥。我怀疑‘湘江案’的失密就是从电台出去的。” “如果没有其它的事情，我回去了。” 叶翔之在宽大的地下室放着步，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后，问道：“如果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金边组没有完成‘湘江案’计划怎么办?” “我明白局长的意思。” “你要有第二手准备。”“我想到了。” “好吧！”叶翔之和廖时亮握了握手回去不要经过香港，走马尼拉。”

（未完待续）

★88年鱼雷艇事件－－看看邓小平的魄力

一九八八年韩城奥运会前夕，位于我北部沿海的我海军某鱼雷艇大队进行训练时，有两名士兵在台湾当局利诱煽动下，残暴杀害了6名官兵，劫持鱼雷艇向韩国方向逃窜，发生了举世震惊的3213鱼雷艇事件。

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在国际上捞取政治资本，在事件突发的第一时间，派出了三百多人的顾问团，声言：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鱼雷艇搞到手，妄图索要我3213鱼雷艇及人员。由于我们当时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韩国依仗美国对我要求返还照会置若罔闻，无奈我中央军委命令我北海舰队水面战斗舰只进行拦截，韩方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水面舰只全面出动，直逼我鱼雷艇停靠港海域，当时风云突变，韩方没有想到我方反映如此之快，毫无对策，急求驻韩美军相助，美军急令韩方其水面舰只拦截我方舰船，并出动大量作战飞机进行恐吓，妄图逼我就范，我中央军委果断命令我空军和潜艇部队出动，加入执行拦截任务，战争阴云笼罩中韩海域，韩方无法拦截我强大作战群，连民船也加入其中，妄图用民船组成密集拦截带，阻止我方前进。

韩国的战机在我军舰上空盘旋，并发出无线电信号称：我方已进入韩方领海，要求我方撤出。我对空导弹与高射炮也已锁定对方目标，指挥舰无线电兵当即发出回电：这是公海！我有权进入。我空军大批战机带弹也到达我舰队上空。这下差点没把韩国和美军鼻子气歪。这时的“霉菌”就是再强大，远水解不了近渴，拿我战斗群没有办法，我先头舰只与潜艇已冲破韩方拦截带，眼看战斗就要展开。

韩方迫与无奈同意我国外交部派专机前来商讨还艇事宜。韩方在谈判桌上百般刁难，我外交人员寸步不让，韩方提出鱼雷艇为自行进入韩方水域，我方依据事实：由于当时我鱼雷艇已损坏是韩国民船拖入港的，并且进入韩方后其为了炫耀，新闻媒体大幅报道中显示，鱼雷艇仍悬挂我海军军旗及国旗，对方理屈词穷。进而提出种种借口，妄图把叛逃人员交由台湾方面处理。汉城奥运在即，这时我舰队再次挺进，迫于压力韩方答应归还一切人员与物资。我方也出于友好答应与韩国进行贸易往来，从此开辟中韩友好局面。

交接仪式在公海进行，国际各大通讯社全面报道，大家看见鱼雷艇交接顺利进行，牺牲人员尸体也被韩方吊装给我方，我方官兵也回到接应的舰船，惟独没有见肇事的两名罪犯，舆论纷纷猜测是韩方已交由台湾处理，其实韩国为了顾及颜面把肇事人员已装入棺材，吊装上我们的接应舰只，我军委随即下令全部撤出韩方海域，并对妄图叛逃的两名肇事者经军事法庭给予严惩。

★毛泽东与“亲密战友”的裂隙:“9.13”前的林彪

2005-09-09：毛泽东对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将采取了保批两种政策。

在严厉批评黄、李、吴、邱四大将时，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或私下指责过林彪，总是善意地安排许多台阶让他下，希望他能认错。但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他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顶上了。

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杜修贤是老资格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庐山会议后他目睹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一件发生在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

“五一”节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

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过去他有一个习惯，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五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这次他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瞥上一眼。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五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阵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

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两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杜修贤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机，等待机会。过了一会，等他再回到圆桌时，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着，人不见了。周恩来也感到不妙，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了，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彪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这件事引起记者们的种种议论。

一个月后，杜修贤又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客人时发生的。他自己有一段回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我刚转了一圈，找了个新华社记者，叫他把先拍的胶卷送到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我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里出来的。

我们光着头还热得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张陈列的蜡人的脸。我当时还以为他生了什么急病，奇怪他的警卫员怎么也和别人一样在旁边张望，不叫车送他们的首长上医院？……我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

房间里不断传来毛泽东朗朗的笑声。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我真想过去问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模样怪叫人心惊肉跳的。我略略地迟疑了一下，立即失去了上前询问的勇气，脑子深处出现了天安门城楼的夜晚，那五光十色下的空椅子。

林彪两次不告而辞，表示他决不认错的强硬态度。

在一再容忍和等待之后，毛泽东也彻底地失望了。这种失望之情突出地表现在二十多天后的一次小型汇报会上。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带着熊向晖去向毛泽东汇报。

"那个不忙。"毛泽东朝周恩来摆摆手，转向熊向晖，问起军委办事组作检讨的事："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些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呀！他据实报告："没有听黄总长讲过。"毛泽东追问："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熊向晖回答："没有。"

毛泽东转身问周恩来："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了没有？"

周恩来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多份。"六十多份，应该发到了熊向晖这一级干部手中，而他竟然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突然提高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那个不同。"毛泽东坚定地摇摇头，说："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毛泽东停了停，别有意味地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由秘书代劳，听到熊向晖说是自己动手时，他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的，他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也是一惊：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的人，党内军内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林彪。

鉴于林彪一伙的错误还未被高级干部完全知晓和引起警惕，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消热"措施，给"永远健康"的林彪浇冷水。他频繁地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向他们个别打招呼。

1971年1月，被林彪严密控制的北京军区改组；4月，中央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林彪一伙在军内的一统天下被打破；4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召开，"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在会上散发；5月下旬，《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逐层传达；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同时发表文章，告诫全党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7月底，毛泽东向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特别指出了书中四句话，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中内涵。

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

在毛泽东稳扎稳打、步步紧逼的攻势下，林彪集团的处境日艰，地位日下，实力大减，终日如坐针毡。他们明白："毛泽东要摊牌。"

摘自《林彪的这一生》

★为伟人生产卷烟的神秘的“132”小组

　　在这个星球上，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吸烟。在中国，烟民有两亿三千万。吸烟者什么样的人都有，根本无法按群体划分；吸烟的人品质和性格各式各样，价值判断从来无效。但是，在中国人眼里，在中国的政坛上，香烟的形象魅力得到升华。烟雾中所展现出的那脱俗的个性，使伟人们走下了神坛，与百姓近了许多。而那些为伟人生产卷烟的人们，则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度过那些在心中曾是无比神圣和容光的日子呢？

　　笔者1994年曾在《东方烟草报》及《消费时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132与中南海的历史情结”的文章。当时由于时间紧，没有与当事人做过交谈，只是采用了一些身边的老同志的耳闻。写作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想借此在媒体推介新产品。

　　今年六月，由于国家局（公司）为筹建行业烟草博物馆而征集有关素材，几位在京的曾亲历“132”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危德纯、柏宝英、刘宗贵、吴建华被邀到了局会议室。当我真正面对我们，看着他们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脸上依然容光的神情，我决定这次写写他们和他们所经历的那些岁月……

　　提起这段神奇的历史，不能不提到危德纯、柏保英两位同志。因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他们始终是知情最多和最忠于职守的代言人。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可以从中真实地了解那段历史。尽管这些已是尘封的往事。但有些事，放长了，会像窗上的剪纸，被时间铰开，都不会断裂。一经回忆，就会像弦上奏起的乐曲，愈发显得悠扬……

　　请四川师傅进京

　　1971年以前，毛主席所钟爱吸食的雪茄烟的生产任务一直由四川省什邡卷烟厂的工人手工卷制。当时，生产、运输特供烟的安全措施也是很齐全的。卷制出的卷烟每次都由成都军区和机要文件一起转送北京。1971年“林彪事件”后，为了确保生产全过程的安全无误，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共同商量，中央警卫局派孟进鸿同志亲自去四川什邡卷烟厂了解、监督手工卷制烟的全过程。同时，北京卷烟厂的孙忠兴（军代表）也带了两名工人于1971年10月底同赴四川什邡卷烟厂，准备在短期内学习有关卷制特供烟的技术。但是谈何容易。原来那两位为毛主席卷制卷烟的师傅都有着近三十年的卷烟实践经验的积累。20多天的实地学习最终以失败告终。于是，经向中办汇报，北京市委与成都军区张国华同志商议，决定将什邡烟厂的两名卷烟工姜跃秀、范国荣及技术员黄炳福调京，完成这一政治任务。随后，他们的子女也在北京安家落户。

　　当时，来自四面八方的悉心关怀使这些老师傅至今难忘。由于限量供给，每月凭票一人仅供三斤大米，只能粗细搭配吃，令师傅们很不习惯。为此，市委想办法专门为师傅们弄来一些精大米，以平衡膳食。过年过节，市委领导同志还亲自来看望老师傅们。在姜跃秀师傅生病时，市委领导曾指定让她去友谊医院，并请知名专家检查治疗。尽管如此，水土不服和对家乡的思念，还是让黄炳福师傅于第二年就回了四川，接替他的是刘宗贵师傅。

　　筹备“132”

　　1971年11月初，市委领导同志为特制卷烟厂亲自选址。从安全、保密、方便的角度出发，选在中南海对面的南长街80号。这里原是驻外大使柴泽民的住地，后来市政府殷玉昆等三家人居住。待这三户人家全部搬出后，整个院落按照什邡烟厂卷制雪茄烟的厂房设计要求进行施工。二十多天后，这里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生产区的里院，房上装有铁丝网，室内按手工卷烟要求，分为卷烟、晾烟、蒸烟三个套间；外院是宿舍、食堂等生活区。平时，这里大门紧闭，附近的居民谁也不知道这里是何处所在。

　　1971年11月23日上午，北京市委专门召开市委办会厅、市经委、市财贸、市房管部门、市一轻局、市公安局联席会议。北京卷烟厂党委书记米兴巽、孙忠兴（军代表）和来自中央警卫局的危德纯、市公安局的柏保英同志也特邀出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市房管长街80号的筹备情况；随后，听取了北京卷烟厂关于生产人员的介绍。人员组成除了从四川调来的三位师傅外，还有曾去四川学习过的两位学徒工及一名38年入党的老炊事员谷彩和两名锅炉工任保平、朱景林。

　　鉴于什邡卷烟厂过去供应给部分领导同志的是13号烟，而特供给毛主席的是2号烟的历史，决定特供烟厂起名“132”。因人员不多，即不能称厂，也不能叫车间，所以参加会议的人员一致认为，称“132小组”比较适合。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这个小组今后的管理工作。会上特别介绍了危德纯和柏宝英同志的有关情况，决定由他们和从什邡调来的黄炳福同志成立党支部，共同负责日常工作。工作中要做到“三保”，即保质、保量、保安全。

　　下午由孙忠兴、危德纯同志主持召开了“132小组”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明确了“132小组”是北京卷烟厂领导下独立工作的单位，小组的一切工作由危德纯同志请示后做出安排。

　　从此，他们的命运与当时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追求原汁原味

　　在会议室，刘宗贵师傅也一边抽着自制的雪茄烟，一边和我们聊起了原汁原味的特制雪茄烟。

　　四川省新都县独桥河公社是以那50亩油沙地中生产出的无化肥、无污染的一级红柳烟而闻名。这种烟叶的独特之处在于燃烧后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可感到丝丝凉意，且点着的烟长时间搁置也不会熄灭。为制做出精品雪茄，这些精品烟叶每年采摘后都要用红曲、醪糟、蜂蜜、茶水、白酒，喷洒在烟叶上发酵处理，然后打成捆，存放三年后再运往北京备用。

　　从进驻“132”那天起，这里的人们几乎每日都是在期盼中度过。因为，能否卷制出原汁原味的什邡雪茄是他们这个小组存在的真正意义。

　　1971年11月底，“132小组”正式投入生产。生产雪茄烟的工具很简单，只有蒸锅．烘箱、桶、盆、筛子、切刀等。

　　在这里，经验是最宝贵的。

　　首先是选叶工序。先将所用的烟叶喷洒洒和清水，使之留香、除杂气。润湿的烟叶存放到第二天，然后再选叶。通常一捆50斤的烟叶经过精挑细选后，能用上的也只有10斤左右。

　　随后是蒸叶。将选好的烟叶加入四川特曲、桂皮酒泡上12个小时后上屉蒸，取出后再用四川毛尖茶浸泡半小时后捞出，待每张烟叶表面的水分晾干后，再加入内蒙的甘草流浸膏、越南的企鞭桂皮、四川的特曲酒存放12小时以上。

　　雪茄烟分外皮烟叶和内皮烟叶。外皮烟叶要选择色泽好，没斑点，烟叶厚实肥大的。卷制前要将其铺平，削平烟梗，接一定规格切出烟片；内皮烟叶则要用手将烟叶揉碎，过筛形成均匀的片状，然后加入甘草流浸膏、四川特曲酒装入桶内储存。

　　卷制工艺也非寻常。把外皮烟叶上下劈成对称的两张，用刷子刷湿铺平，分别放在两块木板上。用切好的烟片将烟丝包住，凭娴熟的技巧用手卷搓成棒状，放在展平的烟叶上，由两人分别向左右两个方向同时卷烟。卷制好的烟用中药自笈做粘合剂粘住，用剪刀将两头剪齐，整个卷制工序才完成。2号雪茄烟两头一般粗，圆周40毫米，长度95毫米；13号雪茄烟的长度虽然也是95毫米，但一头大，另一端小。

　　卷好的烟并不能马上包装，还要放入晾烟房阴干，在烟支水分达到11℃时，才能包装。比起现在的卷烟包装，那时的“132”产品的包装，让人看了实在普通得有点寒酸。里面是一层防潮纸，外面一层就是普通的白纸。规格是10支一包，10包一条。小包上盖有卷制的编号，条包上盖有烟号、日期。

　　复杂的工蕊今人都有为之层步。在那个年代，人们拼的就是觉悟和精神。开工仅一周，第一批540支2号特制雪茄烟试制成功，质量完全符合要求。

　　刘宗贵老人的叙述稍稍停顿片刻，手上的那支雪茄的白色烟灰已经燃有一寸多长，却始终没有掉下来。烟雾缭绕中，老人仿佛还在回味着那一天成功的滋味。

　　半军事化管理

　　如果说“132小组”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管理一点也不为过。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企业管理好像是个多余且陌生的词汇。但“132小组”的严格管理令今天的企业都为之叹服。一切都是自觉的行动，一切都是以服从出发，一切都是照章办事。

　　用料严格按等级管理，细致到每一捆烟能选皮多少；烟支的检验细致到每一支的松紧是否适度，水分是否合乎标准值；包装则细致到每五条都要清楚标注卷制人的编号和生产日期；产品验收后的实物管理更是谨慎，实行一柜双锁，专人管理；一年365天坚持领导值班制度，由危德纯、柏保英同志24小时轮流义务值班。

　　卫生制度也是非常严格的。“132”的师傅们除了要定期进行体检外，进操作间要戴工作帽、洗手，工具专人专用，使用后必须及时清洗，摆放整齐。一切严格按照生产仪器和卫生要求进行。

　　为了不暴露“132小组”的工作性质，师傅间都相互以姓氏称谓：给家人写信、打电话都闭口不谈“132”情况，做到守口如瓶；上班大家同时进门，下班同时走出车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小组成员中大多正值青春年华，为“132”他们失去了太多的同龄人所拥有的那一份欢乐与自由，但他们的经历却非常人所有。正可谓，生活快乐与否，完全决定于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如何。因为，生活是由思想造成

　　老师傅聊到此，一直缄默不语的吴建华插话道：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们与周围的同学、好友都断绝了联系，所以，交友的机会就更少了。当时规定25岁以上才允许考虑个人问题，但必须经领导严格审查或由领导帮助解决。大家当时的自觉行为，虽然现在看来很可笑，但当时我们确实是自认为是很神圣的事情。因此，我们对各项规定都无条件绝对服从。记得当时我们大家谨慎得连合影都没有照过一张。后来，我和组里的几位青年人还是偷偷到天安门照了一张；当大家都上补习班，准备各种招生考试的时候，我们连这种想法都不能有，这点是我此生最遗憾的事情。硬件的缺乏，也使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失去了许多与别人竞争的机会。

　　确实，当时为了保证后继有人，除了北京卷烟厂挑选了一名女青年金桂敏外，另外3名同志是经市委同意后，在西城、宣武知青办的档案中，百里挑一经严格政审、体检后，才将吴建华、孙绍文、方秀芬三名同志调入“132小组”。在后来的工作中很快也体现出了她们的优秀。由于刻苦钻研，仅仅4个月时间，她们已能每人每月卷制4～5条烟。吴建华、金桂敏成为卷制2号卷烟的接班人；孙绍文、方秀芬成为卷制13号烟的接班人。

　　完成使命

　　1976年，在主席临终前的几个月，就遵医嘱停止了吸烟。当时，中办和市委领导考虑到还有李先念、吴德、王震、余秋里、姚依林等领导同志仍在吸特制雪茄，所以决定“132小组”仍然保留。但供应烟的价格由原来的每条6元调到9元。直到1978年，手工卷烟才停止生产。当时，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调整、整顿的转折期。市委各直属机构也在不断调整中，对“132小组”的存亡问题一直无人过问。从1979年～1981年，小组为北京卷烟厂生产小方支雪茄烟；1981年～1984年小组又就地开办了招待所，基本可以自己自足。此间，危德纯同志先后两次致信中办和北京市委，要求妥善解决“132小组”的有关事宜。终于，1984年，经北京市委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4年12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消‘132小组’后一些善后问题的安排意见的通知”。

　　根据通知精神，“132小组”撤消后，厂房的前院移交北京市委；后院移交北京卷烟厂，后成为北京烟草贸易中心第一展销部。现今为北京市西城区烟草专卖局的办公地及所属有限公司卷烟专卖店。

　　看着摆在桌上的“132”特制烟的仿制品，我感到它们似乎有了生命般行走起来，而赋予它们鲜活生命的正是这些艺术工匠们。七年间，他们不辱使命命，特殊的工作使得他们不能张扬，只能在心中感到容光。因此，没有人去注意过他们的存在，甚至从未知晓过他们姓甚名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