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国难成世界单极的六大原因

联合早报2005年08月17日: 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遥遥领先于各国，GDP占全世界的30%，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总额的47%。但“一超”并不等于“单极”。单极必须能对世界发号施令，使其他各极听命于它，围绕它转。

　　实际上，即使在西方联盟内部，美国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伊拉克战争更说明美国错估形势，光凭单干力不从心。即使这样一场非正规战争，已使它穷于应付。美国已经显现兵员不足，今年陆军连续四个月达不到招兵目标，只好压缩四分之一名额。

　　为什么美国要充当世界单极而又力不从心呢？

　　原因之一，拥有力量与使用力量不是一回事，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不自动地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相反，错误地使用力量只能适得其反，使力量受到不断的损伤和削弱。

　　原因之二，即使具有全局优势，也难免陷入局部劣势。伊拉克战争说明，尽管美国拥有威力超人的高科技武器，但它在别国土地上缺乏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陷入当地包围，使其全局优势不起作用。

　　原因之三，决策错误，谋略失算，扩张过度，力不从心。波士顿大学教授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把伊拉克战争失败，归因于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战争俱乐部”少数人的决策误导，把美国拖进了战争的困境，让人民来承担严重的后果。

　　原因之四，人心向背决定成败。随着美国伤亡人数增加，布什在美国民调中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最低点。

　　原因之五，失道寡助，盟友离心。在苏联消失之后，欧洲不再满足于充当伙伴，而要展现自主特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法德等欧洲大部分国家不愿搭上美国的战车，说明美欧关系已经不再具有冷战时期的凝聚力，美国已不能够调动欧洲力量来为自己的利益效劳。

　　原因之六，世界失序，小国挑战。后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世界失序，各自为政，动乱不止。没有一种超国家力量能够有效管理世界事务，维持世界秩序。特别是一些拥有相当人力、资源和军事力量的中等国家，如朝鲜、伊拉克和伊朗，为了维护本国利益或者地区争霸，不顾国际安危而力求拥有核武器作为对外进行威慑的手段。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则在乱世中乘机兴起，到处作乱。美国对它们既不能通过和平谈判进行劝阻，又不能使用核武器加以惩罚。恐怖主义具有深广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基础，以及宗教文明冲突背景。阿拉伯世界局势不稳，如果激进穆斯林势力在巴基斯坦与沙地阿拉伯得势，那将是世界的大灾难。

　　总而言之，美国要想“威加海内”，统领世界，世界却不接受它的领导，要根据各国自身利益和需要来决定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与行动。这就是美国这个“一超”很难成为单极的根本原因。

　　来源：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内容有删节)作者：陈有为

★专家谈新时期中国核政策 称“中国很难独善其身”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北京报道

中国的核政策今后将坚持五个基本不变

1945年7月16日，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成功。随后，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20多万人死亡。

60年悄然逝去，在这期间，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在这期间，“核”对于世界的意义及世界的核环境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就世界核环境的变化和中国核政策的未来，专访了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彭光谦少将、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军备控制项目负责人李彬教授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

从“一家有”到“多家有”，核问题复杂化了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距离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已经60周年。能否概括一下，60年间世界的核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彭光谦:世界核环境的变化可以分为冷战和冷战后两个阶段来考察。

冷战期间，世界核环境的特点是美苏核竞赛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也有核军控和核裁军，但其目的往往是控制与削弱别人发展核力量而确保自己的核力量。

冷战后，苏联分裂为十几个国家，世界核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核大国。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核力量，规模仍然很大，足以毁灭任何对手，但总体实力下降。

目前的世界核环境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越来越多。准核国家、潜在的核国家、核门槛国家越来越多。

第二，核失控的威胁增加。核技术、核材料、核人才、核武器不断流散，核扩散比以前加快。

第三，由于核主体增加，核扩散加快，发生核意外的概率增加了。

第四，恐怖势力运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上升。

第五，由于某些国家研制小型核武器，使核门槛降低了，核战争的诱因越来越多，不可测性、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

李彬:最明显的变化是由当初美国一家拥有核武器到多家拥有核武器，这是物质性的变化。另外一个层面的变化是，那时人们对核武器的使用后果不了解，现在有了清楚的了解。在道德层面使用核武器的顾忌增加了，国际社会逐渐在形成一种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形成一种道德规范。

朱锋:60年来核武器对世界来说造成的最大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大国的防务能力中战略武器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核武器现在成为战略武器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成为大国防务中的最重要威慑力量。

第二，核安全的环境发生巨大了变化。一方面核武器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高悬在人类的头上。但另一方面，核武器也改变了战争规律，大国发生全面性战争的可能性变小了。人类先天的和平依然很脆弱，但不得不令人类感到尴尬的是，在核威慑力面前，安全确实在增强。

“大环境变了，中国很难独善其身”

《瞭望东方周刊》:60年间的变化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利多还是弊多？

彭光谦:世界核环境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总体上是不利的。由于核环境复杂化，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增加了，要对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大环境变化了，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另外中国周边的核主体增加了，这使得中国面临的核环境更加复杂化。

当然，不止是中国，核安全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以及美、俄、英、法等国家的共同课题。全世界都面临共同的核威胁，面临防止核扩散的共同关注和共同责任。

李彬:世界核环境的变化对中国有利也有弊。从物质性的变化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中国就得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核武器的潜在威胁，需要关注的面多了。但是有利的一面是中国也拥有了核武器，可以抵消对中国的核讹诈。

此外，现在虽然核局势更为复杂一些，但不等于现在中国受到的核威胁就比冷战时期大。我小时候就曾在家里会把作业本裁成小长条，呈米字形贴到玻璃上。为什么要贴？当时说一旦敌对国家使用核武器，冲击波会把玻璃击碎，如果贴了纸条，玻璃会整块掉下来，杀伤力较少，而如果不贴，玻璃碎片会飞起来，杀伤力就大。如果你从那个时代过来，就会觉得那时候的核威胁还是要大于现在。

另外“核禁忌”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这种“核禁忌”越强大对中国越有利。

“中国的核政策是严肃的、认真的、一以贯之的”

《瞭望东方周刊》:1946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纸老虎”。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提出有效的自卫防御战略及有限的核威慑战略。中国目前实行怎样的核政策？

彭光谦:中国的核政策大体包括这样六个方面：

第一，强调核力量服从于防御性的总体国防政策，立足于预防、制止和反击外部力量对中国的核打击，维护国家核安全。

第二，坚持核力量的有限性和有效性。有限性指规模有限，维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量。有效性指生存能力、突防能力、毁伤能力、精确打击能力和机动能力的可靠性。

第三，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中国在有核国家中首先也是惟一一家提出而且长期信守的诺言。

第四，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核武器，而且支持建立无核区。如中国积极斡旋六方会谈，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

第五，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寻求最终全面彻底的销毁核武器，主张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努力销毁核武器，实现一个真正的无核世界。

第六，中国核力量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核安全有可靠保证。

中国的核政策是严肃的、认真的、一以贯之的，40年来没有发生变化。

“中国的核政策将坚持五个基本不变”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面对世界核环境的恶化和复杂化趋向，中国今后的核政策将会往怎样的方向发展？是否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彭光谦:中国的核政策今后将坚持五个基本不变。

第一，性质不变。中国核力量的防御性质不会变，永远只会用于维护国家安全，不会对外侵略扩张，更不会用核武器对外侵略扩张。

第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不会变。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讲信用的。

第三，核力量规模的有限性不变，中国核力量再怎么发展也是有限的，适度的，只用于最低限度的核威慑。中国没有必要无限扩展核武器规模。

第四，中国致力于国际核军控合作，防止核扩散的努力不会变。

第五，中国寻求最终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标不会变。

李彬：在核政策上，国内有些舆论认为其他国家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进行一些调整。但我个人看不出中国核政策有变化的必要。如果从表面来看，他们可以首先使用，而我们不能，好像是吃亏了。但事实上，他们虽然宣称可以首先使用，但最终仍然不敢用。当初朝鲜战争时，美国不止一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但最终还是不敢用。

毛泽东说核武器是“纸老虎”是有道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核武器多搞一些也就是把“纸老虎”做得大一点，“先发制人”只是把“纸老虎”摆得靠前一点，它改变的只是纸老虎的样子和位置，但实际上没有改变“纸老虎”的本质。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战略起不到作用。

“需要充实加强”

朱锋: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没有发生过变化。但是在核战略上有一些调整。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受到技术能力和财力的限制，中国实行的是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很少。这一战略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90年代中期，随着技术能力、财力和国防需要的发展，提出了有限核威慑战略，这个战略的内涵，一是不谋求任何的核军备竞赛，第二不谋求任何核优势，第三不谋求核扩张，仅仅是为了战略威慑，而不是通过核优势来谋求政治恐吓效应。

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没有必要调整。因为，第一，有了这个原则在核威慑的政治效果和战略效果上是一样的，但可以增加你道义的高度；第二，首先不使用核武器对于非核武器国家来说是一种保障。这可以给无核国家一种信心。

当然，面对世界军事技术革命的发展，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中国需要继续充实和加强有限的核威慑能力。

世界主要有核国家的核政策

文／彭光谦

冷战后，由于苏联解体，美国从维持核均势转向确保绝对核优势，由过去的核军备发展和军备控制并行转向军备发展重于军备控制。更加强调单边主义的军事政策，轻视军备控制合作。同时由于以“先发制人”的军事思想为指导，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增加了。

冷战后，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核力量，但国家总体实力下降。为了弥补实力下降的不利局面，俄罗斯进一步强调了核力量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支柱地位。

英国和法国的核规模相对有限，处于中小规模。它们两国尤其是法国实行相对独立的核政策。在核武器使用上重在威慑性使用，着眼于防范外部力量对其本土的核打击。

★毛泽东去世后毛瓷变成岁末花红

---访“毛主席用瓷”制作师傅杨火印

　　30年前为中国前国家主席毛泽东而制作的“毛主席用瓷”，在他过世后成了员工的岁末花红。当年负责制作“毛瓷”的陶瓷工艺师傅杨火印，日前来新受访时透露“毛瓷”流落民间的故事。

　　1996年12月，68件“毛主席用瓷”首次在北京拍卖会上亮相，吸引了世界各地瓷器收藏家的目光。这场拍卖会取得高达870万人民币（约178万新元）的总交易额，让“毛主席用瓷”成为当年最红火的名词。

　　随着研究“毛主席用瓷”的学术报告及文章相继问世，现在“毛主席用瓷”已不再神秘。不过，对当年负责制作这批供中国前国家主席毛泽东专用的瓷器的杨火印而言，这个传奇故事其实还有未说完的部分。

　　日前，甚少在媒体曝光的杨火印应邀前来本地鉴定一批“毛瓷”，在接受记者的访问时把故事续完。

工艺师傅呕心沥血

　　故事要追述到1975年，那时正是初夏，景德镇中国轻工部陶瓷研究所接到中央下达的一个特殊任务：“要为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研制生产一批生活用瓷。”基于安全理由，中央要陶瓷研究所绝对保密，于是就借用当年的年份，将该任务称为“7501工程”。

　　当然，这绝不仅是一个特殊任务，还是一个关系着陶瓷研究所的前途及所有工艺师傅性命的政治任务。然而，如此重大的任务，却偏偏落在杨火印身上，上层领导指定他为总负责人。

　　杨火印当时接下任务时的心情是五味杂陈。一方面，他对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有很深的崇拜情结，认为能够为他工作是一件很荣幸的事。不过，另一方面，那时正值文革后期，他感觉到搭在身上的担子很重。

　　“毛主席用瓷”是众多工艺师傅及绘瓷艺大师心血之作，制作过程花了一年的时间，期间工艺师傅曾因操劳过度吐血，杨火印也数次因体力不支而昏倒。

“毛瓷”流落民间

　　说起“毛瓷”的特别之处，杨火印说：“在设计这套‘毛主席用瓷’时，我们考虑到毛主席很忙，常常忘记用餐，所以给每一个碗碟都加了盖子，这样可以保温。而在花面设计上，我们采用桃花和红梅，因这两种花卉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且气度不凡，也是毛主席十分喜爱的花卉。”

　　“毛瓷”采用薄胎白釉工艺，分为釉上彩制作及釉下彩制作。釉上彩水点桃花系列以98件餐具为一套，其中包括合和器、有盖碗、正德三寸碟、长型烟灰缸等；釉下红梅系列以47件餐具为一套，其中包括大饭勺、辣椒罐等。

　　顺利完工后，陶瓷研究所呈给中央共6套的“毛主席用瓷”，然而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去世了。

　　其余未呈交的“毛瓷”都被封存在陶瓷研究所。其后，陶瓷研究所又将它作为岁末花红分发给员工，就这样，“毛瓷”逐渐流落民间，即使是在新加坡也有“毛瓷”收藏家。

价值无法估计

　　谈到“毛瓷”的价值，杨火印脸上流露出满足的笑容。他说：“这简直是件珍品、精品、极品。首先，瓷器的制作原料滑石子，其实是一种十分珍稀的原料，用它制作出来的瓷器显得晶莹剔透、洁白如玉。不过，现在这种原料不仅难找，价钱也十分昂贵，几乎不可能再用同样的原料制作。”

　　他说：“其次，整个制作过程也十分复杂困难，经过多番试验才成功。另外，瓷器绘图还出自绘瓷大师如王锡良、章鉴、张松茂、汪桂英、刘平等之手，所以它的艺术价值很高。

　　“最后，还因为它是在文革时期，特意为毛泽东制作的瓷器，那段历史不可能再现，因此，如今要说‘毛主席用瓷’的价值，实在是无法估计。”

自己没留半件“毛瓷”　

　　说完当年的故事，杨火印又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此行的收获。　　

　　杨火印说，他听闻新加坡收藏家李先生（不愿透露名字）收藏了许多“毛主席用瓷”，其中还包括一个酒壶，让他感到十分困惑，因为他不记得曾做过酒壶。怀着好奇之心，他便风尘仆仆地来到新加坡。

　　亲自鉴定那个酒壶后，他才猛然记起当年确实做过3个酒壶，后来，因为担心酒壶易被下毒才中途不做。他的解答不仅解开自己的困惑，也让李先生松了一口气。

　　事隔30年，在他乡看到自己的作品，过往的回忆又一一浮现。杨火印说，“毛主席用瓷”就像自己的孩子，看到它能够被收藏家妥善的保存，心底感到很欣慰。尤其，欣赏李先生能很有系统地收藏这些瓷器。

　　问杨火印自己可有收藏“毛主席用瓷”，他笑了笑摇摇头，他说连一个瓷器都没有留在身边。看来他更乐意继续做一个陶瓷艺术家。● 纪慧琴

题记：★中日将来必有一战？

如果只是热血沸腾的少壮军人说，“中日之间将来必有一战”我还不觉得惊讶，然而，连文质彬彬的白领小资也感慨道：“不把日本打趴下，它一定不会服”时，我越来越感觉，即使两国政府有意努力改善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积怨也绝不是政治能够解决的。

上世纪入十年代末，我曾留学日本，近距离仔细琢磨过日本；回国后做记者十数年，我先后结识多位日本驻北京记者，清楚他们观察中国的视角；中国领导人出访日本时，我曾亲随采访，从政治制高点评论过中日矛盾的根源。我自认为，中日两边的情况我都比较了解，正是因为了解深入，所以我对中日关系更多了一些悲观。

前两天，在一个德国记者的家宴中，席上的日本记者和我探讨中日之间的未来走向。目前看，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中日关系的大障碍，钓鱼岛和教科书诸问题随时可变成导火索。但是，假如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中日关系就会由此变好吗？我们不约而同摇头。

必须看到，中日之间的深层次矛盾，绝不会随着这些表面问题的消解而去除掉。中国崛起的势头日本深以为虑，日本失落的沮丧正以各种方式发酵，两国同想在亚洲称雄、在世界出头的竞争，今后断不会是君子相让，势必发展到刀光剑影的对决。

中国文化中素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传统情节，而日本人的特质是“你不打赢我，我绝不服输”。日本至今不肯对侵华战争认罪服软，就因为日本人始终认为，日本当年战败是美国和苏联的攻击，而非中国的战胜。

“二战”时，亲赴印缅战场采访中国远征军的《大公报》老报人吕德润回忆，战争中，日军官兵只有被打败时，才会向中国军人鞠躬，否则傲慢不羁。现在身为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的吕德润，已经88岁，仍然颇为关注时事，中日将来必有一战的观点也让他忧心。

赴日留学生中，曾流传这样一个经典案例：一个在东京某寿司店打工的中国学生，因为懦弱，常受领班的欺负和侮辱。一天，当领班又一次欺负那个中国学生时，忍无可忍的学生，咬紧牙关对领班还以疯拳狂脚，然后破门而去。第二天，学生一进店，领班笑脸迎上，又是鞠躬又是道歉。从此，中国学生权威骤起，再未被欺负过。

日本向来尊强凌弱，服硬不服软。美国如果过去不曾把日本打趴下，日本怎会顺服美国？依此类推，中国如果今后不把日本打趴下，日本又怎会顺服中国？当然，中国一再强调走和平崛起之路，力图避免历史上大国崛起时无法避免的战争，但也许日本是个例外，否则它会在中国的崛起之途上不断添堵。

日本人为什么不谢罪

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江上波夫八十年代访华时，我曾做他的翻译。据江上波夫讲，日本人的始祖，一部分是从中国云南经朝鲜半岛抵达日本的，另一部分是从蒙古过去的。他们来华，就是要寻找这样的证据。日本人并不忌讳自己与中国人是同一人种。

日本也不否认，他们的文化源于中国。与日本百姓接触，发现他们非常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中国的历史成就，对遣唐史、鉴真和尚、唐诗、《三国志》、丝绸之路津津乐道，完全不回避中国曾经对日本所起的国本作用。

然而，就是这个曾经对中国五体投地的国度，却在六十多年前发动了对中国的最残酷战争，其烧杀抢掠、三光政策、奸淫妇女的恶行，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以至于让中国人迄今耿耿于怀，甚至完全没有战争经历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庞大中国“愤青”，提起日本就恨得咬牙切齿，不共戴天。

日本崇拜古代中国，蔑视近现代中国。日本认为古代中国先进而强大，而近现代中国落后而贫弱。日本只瞧得起强者，看不起弱者。日本从未被外族统治过，他们的皇朝也从未被更迭过。然而，中国因历史上屡被外族征服，形象在日本人那里大打折扣。也正因为中国历史上几次出现的蛇吞象悲剧，使得小日本也梦想吞下大中国。日本认为，如果它像蒙古族或满族那样征服了中国，其管治水平绝对远胜于蒙人和满人，中国人的素质必会大大提升。侵华美梦的破灭，让日本伤心透顶。

日本至今不肯向中国谢罪，除了中国传媒常说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因素外，除了第三国学者分析的德国基督教“罪”文化与日本“耻”文化的差异外，深藏在日本人心中暗自作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场侵略战争不全是恶，还有其特殊的积极作用。

他们不服气地认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战胜白人殖民者的国家，日本人通过战争提升了黄种人的地位，历史上的那些重要战争，大都对推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日本发动战争的本意，是使东亚形成一体抗衡欧美。对此,日本人很顽固.

1998年，我去日本采访时，买了一本日本青年中十分流行的漫画书《战争论》。这本书是我采访的日本学者和在野党领袖推荐的。他们表示，这本漫画书对青少年历史观的影响远比教科书大得多。翻阅厚达304页的《战争论》，发现作者很会驾驭读者，他以反思日本现存的严峻问题标榜侵略战争的正义价值。《战争论》图文并茂地告诉读者：那场“大东亚战争”，是亚洲黄种人向殖民的白种人挑战，痛击了种族歧视，当亚洲各国意识到抵抗白种人的意义后，纷纷发起独立战争，最终摆脱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这不能不说是“大东亚战争”的功绩。

《战争论》还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和德国虽是同盟国，但两国的民族政策截然不同，德国施行“全面排犹”的种族灭绝，而日本施行的是“八？一宇”，旨在消灭民族差别。日本拒绝了德国的排犹要求，外交官杉原千亩因发给6千名犹太人日本签证而世界知名。美国投向日本两颗原子弹杀死30万人，东京审判时中国据此捏造出南京大屠杀日军也杀死30万人，当时南京总共才有20多万人口，日军的刀和枪远没有美国原子弹的威力，要杀死30万人简直不可想象，而且日军占领南京一个月后统计人口，南京共有25万人云云……

就我对日本的观察与了解，说日本大众普遍右翼，显然不符合事实，但让日本大众普遍承认日军在中国的残酷暴行，显然也做不到。日本人抱着固有的观念，只相信他们自己的认知。

国际上，一些文化史学者潜心研究日本的“怪现象”，有人拿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比较，得出结论：德日对战败的不同态度，缘于他们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在“罪”文化中，通过认罪与赎罪荡涤心灵，而日本人深陷“耻”文化的漩涡，不知该如何洗刷战败的耻辱。也有人分析，战后美国为拉拢日本制衡苏联和中共，没有像对纳粹那样彻底清算日本天皇的责任，致使日本对战争反省不到位，现在美国又结盟日本对付中国的崛起，所以日本始终不肯诚心向中国认罪。

我认为，许多研究和评论，忽略了日本那带着战争罪恶的自我骄傲。中国学者似乎不愿把这个问题列入研究范围，迄今，我只听到香港学者客观说及此事。 1995年，香港回归在即，中央电视台赴香港拍摄作为国家工程的电视片《香港沧桑》，我参与其间。在香港大学访谈学者时，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的话让我为之一惊：日本侵略军把英国军队打跑后,司令部设在白人享用的半岛酒店，白人的许多专属权被取消。

日本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对“左派”和“右翼”都持漠然态度，激进分子只是少数人。我曾在日本京都大学留学。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齐名，是日本的名校。那里共产党活动引人注目，一些师生是共产党员。我导师办公室的门上，有一道深深的刺刀痕，他说是中国“文革”期间，京都大学的日本红卫兵所为。那时京大的学生，一手拿“披头四”的唱片，一手拿《毛主席语录》。我在校时看到，常有学生手持木棍，头缠白布，只露两眼（像极现在的恐怖分子），校方无人干涉，熟视无睹。我刚踏入日本时，从国际机场出来，日本警方通缉的“赤军”（暴力共产分子）的头像贴在进出口，也几乎没人注意。

日本人不仅对“左派”分子态度如此，对“右翼”分子也是这般。靖国神社里，常聚集一伙人，在那里高声播放“二战”军歌，穿着“二战”军装走正步，看不到有其它日本人正视或搭理他们。日本记者曾经抱怨说，日本“右翼”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是中国的报道却把他们放大了很多倍。比如，“右翼”团体编纂的历史教科书，真正使用的学校，不到全国学校的3%，可中国人以为，日本学生都在使用这本书。如此大的信息误差，自然容易造成中国人的误解和怨恨。

跟日本人接触，常听他们以“岛国根性”自嘲，意指日本是个弹丸小岛，视野窄小，心胸狭隘，与它国难以磨合。他们承认这是大和民族挥之不去的劣根。事实上，日本人骨子里的自卑感特别强，见到白种人，首先自觉矮三分。早年，日本曾经渴望“脱亚入欧”，甚至想与白种人通婚改变其人种。即使现在，因为说不好英语，因为经济下滑，日本人的自卑仍然不时显露。

但是，矛盾混合体的日本人，自卑的同时，又非常自傲。他们狂妄起来，目无一切。明治维新的成功，让日本人找到自信，特别是日俄战争的胜利，令日本欣喜若狂。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殖民特权，1905年日俄在中国境内的血腥交战，最终以日本的胜利告终。日本以黄皮肤的自己打败了白皮肤的欧洲人而极度发疯，从此自大的不可收拾。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菊花与剑》的名著中，传神般地描述了日本人的矛盾，“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

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日本人出奇地追捧。他们争相购买翻译成日文的《菊花与剑》，以至于成了当时最大热门的畅销书。日本人除了佩服本尼迪克特的观察入微，更震撼的是其自身矛盾复杂缠绕的新发现。但发现矛盾是一回事，改变矛盾是另一回事。

日本人很难改变。至今，他们并没有什么改变。他们是单一民族，他们自视清高，他们很抱团，他们有极强的忧患意识，他们十分担心失去亚洲的领先地位，他们佩服强者、凌辱弱者，他们当今现实充满忧患，他们不甘于在国际上只当经济大国而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凸起，他们试图寻找回来逝去的大和魂。他们仍然是危险的。

日本人怎么看中国的反日

对中国的“愤青”以及反日热潮，日本人无法理解。日本记者曾问我：“二十世纪八国联军也侵略过中国，也干了很多坏事，为什么中国人不恨白人，偏偏只恨日本人？”这个问题也让我陷入沉思。是啊，鸦片战争让中国转衰，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八国联军掠夺了中国那么多白银，中国人为什么最恨日本人？是日本入侵的时间离现代最近？是日本的人种与中国相同？是日本的战争手段最残忍？是中国教科书里日本侵略章节最多？坦率地说，我也在寻找答案。

日本认为，中国的反日浪潮，是中国以日本为仇的爱国主义教育使然，特别是十年前中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系统培养了中国年轻人的仇日情绪。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不喜欢日本，对日本有成见，总是揪着日本的历史问题不放。1998年秋，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日本时，日方认为，江泽民没有在原本计划好的共同宣言上签字，就是要继续在历史问题上与日本纠缠。此次访问后，中国更加重了对日本的偏见，从此中国的反日浪潮越演越烈。

其实日本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固有态度。我八十年代末去日本留学时，一些中国青年就对我说，“干嘛去鬼子的国家学习，去也要去欧美。”我的学生时代，就有不少男青年仇日。一九九四年秋天，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邀请三千日本青年免费访问中国，我也参与了接待工作。当时，中日之间处于蜜月期，双方绘制出一幅“一衣带水的邻邦”、“世世代代友好”的图画。美丽图画的后面，其实一直隐藏着不协调的暗影，彼此根本不具备和谐的基础。

不妨举一些小例子，作为对日本民间认识的参照。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六四风波”时，我在日本看到.....（删除几十字）....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就是这么善变，有如当年日本攻打北京时，他们先是反抗，等日本胜利后，他们又手拿日本国旗夹道欢迎，言谈中流露蔑视。

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国际走红后，日本娱乐节目拿电影中日本鬼子的镜头开涮，同时又集合了不少中国其它影片里有关日军的丑陋形象，解说中国人习惯于这么丑化日本人，给青少年带去很多误解。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巨变时，对中国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日本一些精英嗤之以鼻。这些人认为，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不具备选择社会主义的条件，而日本的国家性质倒更像马克思预想的社会主义。

江泽民一九九八年访问日本时，我看到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厉害，大街上可见挂着高声喇叭喊叫、车身贴满“维护国体”和“日本无罪”标语的宣传车在江泽民活动的四周乱转；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演讲厅突然爆发吼叫声打断江的演讲，然后.....（删除内容）....当然，这些镜头都上了电视。

这些年，每有中国青年在足球场表现出对日不友好行为或在街头举行反日示威时，日本电视台和其它平面传媒都会铺天盖地报道，看得日本人心惊肉跳。不仅是媒体渲染性的报道，日本媒体和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探究。他们的发现是：中国传媒在报道日本方面扮演了不公正的角色，比如夸大“右翼”影响，不宣传日本政府贷款的积极作用，推波助澜民间向日本追讨战争赔偿，片面报道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受到的不平待遇。中国教科书向学生灌输反对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以激发国民的奋起，结果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劲头日益高涨。与此同时，政府借势助长青年学生的反日示威，是要把国内矛盾向国际问题上转移。

日本有两大报纸，发行量排在第一位的是《读卖新闻》，排在第二位的是《朝日新闻》。两报的不同在于：《读卖新闻》偏右，《朝日新闻》偏左。这两家报纸对政府和民间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但总体而言，《读卖新闻》略占上风。此外，日本还有《产经新闻》、《文艺春秋》这样的极右报刊。由此可鉴，日本的右翼具有相当市场。《朝日新闻》前驻北京分社社长、现为该报评论委员的五十川伦义透露，他评写中国问题时，常常势单力薄，承受诸方面的压力。不过，因为他的作用，现在《朝日新闻》上有关中国的正面评论明显增加。

日本一些人士认为，中国的“知日派”受到压制，在中国的对日政策方面发挥不出作用。前两年，前《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有关中国应放弃历史问题、着眼未来的“对日新思维”一文，引起中国网民强烈反弹，而日本右翼刊物则很是推崇。当时，该文最让人关注的，不是马氏观点的一家之论，而是马氏的《人民日报》背景，被疑是替中共新领导人放气球。

胡温政权没有对日采用所谓的“新思维”，让日本失望。日本一些人指出，现在中国不是政府牵着民间意识走，而是民间情绪牵着政府走。今年四月中国反日浪潮汹涌时，政府派出来做学生工作的人物，并非深谙日本事务的外交人员，而是在外交领域多年从事法国事务的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日本还在玩味这种“奇怪”。

即使日本有识之士敦促日本检讨自身的原因，但日本做不到。日本不是一个肯于对自身反省的国家，它的“岛国根性”，它的战争罪恶中的骄傲，它的超级保护意识，它的矛盾特质都使其顽固不化。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它，才能有策略地针对它。

那么，让我们回到日本记者所提“中国人为什么偏偏只恨日本人？”的问题。我思索后，归纳了以下几个因素：

一、 日本人种和文化均是从中国母胎孕育出来的，中国某种程度上就是日本的娘，日本外子从西方学到本领成长强壮后，以六亲不认的方式杀将回来，不仅对娘亲残暴至极，而且还要霸占娘的家园，此为人间最恶；

二、 日本的小人作风，让他们在做人做事方面，常常阴险狡诈，习惯暗下黑手，张作霜、汪精卫这样的人都被杀，没什么事日本人干不出来。中国随时有可能被日本暗算；

三、 白人对中国侵略年代相对较远，国人的仇恨记忆转淡。八国联军的入侵，因国家众多使得仇恨不好集中。美英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建学校、建医院，缓解了一些国人的怨恨；

此外，有些仇恨日本的因素，根本说不清楚，它几乎变成了一种基因，从上一代自然而然遗传给了下一代。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刚刚六岁，看见报纸上登的日军侵华罪行图片，用炭水笔在图片上打了很多叉，嘴里高声喊着：“打倒小日本！”。

美国没有拿下日本前，绝对没有想到日本战争败后竟然如此驯服。“二战”中，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之托，写成了《菊花与剑》的日本研究报告，她在全书第一句即开门见山：“日本是美国曾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最异特的外敌。”

盛行武士道和“神风赶死队”的日本，曾让美国特别担心他们的不驯服,但是当美国占领军进驻并统治日本后,美国完全没有想到,日本从战场上的誓死如归转眼变成了战败后的卑躬屈节,首相吉田茂对麦克.阿瑟,可谓言听计从.事实上,日本历史上遭受的第一个外侵事件,就是美国来的黑船,它不仅武力冲开了日本的门户,也迫使日本走上了明治维新.日本人没有因黑船事件对美国留下民族仇恨倒也罢了,可是日本人对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也不见记仇,那就奇怪了.

这六十年间,当然不能说日本没有一点反美国问题,冲绳居民对美国驻军的抗议,石原慎太郎著书对美国说”不”诸如此类的事,也不断出现,但毕竟都是零星和局部的,在日本形不成气候.这很耐人寻味.如果你不曾在日本观察他们的生活,你想象不出日本百姓的”崇美”程度,我感觉比中国人为甚.日本的另类异特也在这里显现.

民族优越感被视作一个民族发动对外战争的内在决定因素。在美国人面前,日本人没有什么民族优越感,然而在亚洲,日本的优越感至今仍然浓厚.尽管中国现在开始起飞,但日本只看到了中国国力的增强,而对中国国民的形象,仍然一直抱低视态度.日本对中国,两眼里流露出不同的光束,一束以惧,一束以鄙。

显然,中国的崛起冲击日本的利益。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冲击美国的利益.美日结成同盟共同对付中国,让日本在有恃无恐的状态下,在历史评价\领土争端\油气田抢夺以及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上频频刺激中国,让中国民间与政府之间加深歧见.说到底,日本的一系列做法,还是没把中国当成可以真正痛快教训它的对手.

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中日关系还从来没有恶化到如此程度，目前中日间的“政冷经热”，不过是关系恶化中的一种经济依存而已，经济上现在彼此还离不开，现在经济上的竞争也越来越厉害，转恶的一日也未尝不会到来。请注意，即使中国“愤青”中出现一些反美或反某一国的现象，那也主要是因某个事件引发，其深远度并不足以让人忧虑。而对日本则完全不同，中国人的对日反感，不可否认已日益演变成一种民族仇恨，渗透到国民的血液里而无法清除。即使中国政府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不以日本侵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即使两国在政治上再试图修补,中国人的仇疙瘩,似乎没有办法解开.

近来，我越发经常地听到国人“要教训小日本”的感叹，甚至这种感叹也日益成为一种不分界别的群体情绪。从军人、知识分子、白领、学生，甚至从台湾和香港记者口中，我都听到过,“中日必有一战”之见,这种观点真的正在滚雪球吗?

随着日本政府批准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中国专属经济区试开采石油天然气之事,随着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扬言, “到了对中国说不的时候”,中日上空的乌云会越来越密布,中国民间的感叹也越来越强烈,“不把日本打趴下，它一定不会服气”之论,呈现演变成一种民间共识之势.如此一来,即使两国政府有意识努力改善日益恶化的关系，中日之间的积怨恐怕也不是政治家能够解决的。

日本在内政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让中国人感觉,它业已表现出重走舞剑之路的趋势.近期,便有权威文章分析, 日本即将从军事上进入“挑衅期”.从步骤上看，日本一方面要修改和平宪法， 另一方面日本重新武装有可能获得美国的“有限度支持”，因为日本的武装,第一可以遏制中国，第二可以防止和应对朝鲜半岛发生危机，第三还可以堵截复苏中的俄罗斯在远东势力的重新膨胀。不过,美国考虑到“均势原则”,仍会对日本留一手。欧盟各国基本上不会对此事介入过深，极有可能做顺水人情，换些实际利益。俄罗斯因心有余而力不足，将不会极力阻止，无奈下不得不归还北方四岛.总体而言，日本重新恢复军备将无太大国际阻力。

中国、韩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自然会对日本重新舞剑的企图与做法反应激烈，但却很难有效阻止。届时，东亚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地区军备竞赛”。

如今，日本已经在政治上基本完成了重新舞剑的准备.由于有新老财阀的支持，经济上不成问题，再加上将会得到美国的“理解”和支持，可谓万事具备，就欠东风了。这个东风不是别的，就是需要蓄意制造点事端，造成与邻国关系紧张的局面--这已是日本100多年来惯用的伎俩，从甲午海战到9?18事变和7?7事变，其前奏无不都是从日本政客、军方制造事端开始的。日本废除和平宪法、重新恢复军备，同样需要一个让日本国内群情激愤的理由。日本与中国、韩国以及俄罗斯目前的领土争端将是日本政客们故伎重演最好的题材。挥动菊花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已经开始磨刀霍霍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将进入一个疯狂的“挑衅期”，日本与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发生激烈冲突、甚至是局部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将始终存在。

胡温不采用对日新思维，不是中国政府排斥对日新思维，而是中国民间不接纳此种对日新思维，同时日本也不具备中国行使新思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往更深一层思索，此种新思维对改善中日之间的根本矛盾又能起多大作用？即使中日之间不再计较历史问题，领土、能源、争雄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就能妥善解决吗？

事实上，现在摆在中日之间的最大障碍，已不是事涉过去的历史问题，而是关乎未来的发展问题。日本的特质告诉人们，它绝不会甘心被中国超越。心气甚高和心眼甚小的“岛国根性”，会让日本使出浑身解数对付中国的崛起。即使中国想修复中日关系，日本却未必有这样的心愿。

国人这种痛及灵魂的对日仇视，岂是能够以政治手段改变的？
中日之间早晚必有一场硬碰硬的交锋吗？

我不乐见，但我乐观不起来。

●马玲，女，资深传媒人，政治评论员。曾任《大公报》高级记者。著有《红墙内外的独家报道》， 《亮点》，《马玲专栏》，《新闻第三只眼》， 《胡锦涛》(与李铭合著，香港出版)，《温家宝》(与李铭合著，香港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