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兴宁矿难揭开广东四望嶂破产转制谜局

中国青年报 广东兴宁8月16日电
　

　 广东首例国有大型煤矿企业破产始末

　 中国青年报 记者 何春中 林洁

　 广东煤炭业的“国退民进”

　 资产总额2．18亿元的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建矿30年来共产原煤1996万吨，为改变“北煤南运”的局面和促进粤东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但按照1996年前后的说法，广东煤炭业面临“生死劫”，广东国有资产要退出煤炭业，实行“国退民进”才是上策———“省属煤矿已完全丧失了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能力，只能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

　 据悉，为加快推进国有经济从煤矿中退出，广东省政府“广东省煤炭行业脱困工作小组”曾被更名为“广东省煤炭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小组”。

　 在一份《广东省属煤矿关闭破产工作指导手册》中，记者发现这样的表述：省属煤矿由于大多数矿区煤炭资源枯竭，安全生产条件恶劣，经营亏损严重，历史积累的债务沉重，职工生活非常艰难，尽管省委、省政府予以极大的支持，每年吨煤平均补贴60元左右，煤炭企业自身也作了很大努力，仍摆脱不了困难局面。

　 据统计，截至1998年底，广东省属煤炭企业负债总额达22．41亿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负债为17．67亿元；补贴后实际亏损4846万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亏损4659万元，累计超亏挂账4亿元。

　 为此，广东省政府决定从1998年开始，用5年时间完成省属煤矿的关闭破产或转制工作，分流安置下岗职工3万人。这意味着，国有经济成分将从广东省属煤炭企业中退出。

　 曾被当做转制典型

　 当时的决定还有，省属煤炭公司的国有资产，将分三大块处理：一是省属国有煤矿将从市场上退出；二是还有5000人～6000人，约5亿元资产的非煤企业，在安置完职工后，将变成真正的企业，到市场上去拼搏；第三部分是总公司，将来也要转制。

　 当年广东省属煤矿关闭破产、转制工作的组织实施工作由省政府统一部署，在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3年改革与脱困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省煤炭行业脱困工作小组协调和监督，省煤炭工业总公司具体组织，各企业负责实施。“省属煤矿实施关闭破产符合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这份材料还称，“实施关闭破产，在国家和省的政策的扶持下，大部分职工可以得到妥善安置，可以重新参加竞争，走上新的就业岗位，找到新的出路。”

　 知情人士还透露，广东四望嶂矿务局关闭破产曾被有关部门当作典型，并认为“转制很成功”。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几年来，四望嶂矿务局下岗职工无一例集体上访事件发生，实现了国企改革这一进程的平稳过渡。”

　 企业破产政府买单

　 1999年8月，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一案，是广东省首宗国有大型煤矿企业破产案。

　 始建于1968年的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前有生产矿井一、二、三矿和上丰矿4对（主井、副井），以及下属厂、队、公司12个单位，有职工6662人。

　 1999年8月，有媒体报道称，四望嶂矿务局当年的破产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受小煤窑侵采破坏，已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失去事故控制的能力，经济状况逐年恶化，历年财政补贴后的亏损挂账累计3955．5万元，负债总额达17660万元”。

　 也有报道称，“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受小煤窑的滥挖乱采的影响，通风、排水系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于1998年被迫全面停产。遗留下职工6662名，离退休职工1361人，以及1．85亿元的负债。”

　 1998年11月15日零时起，四望嶂矿务局全面停产。此前，广东省煤炭工业总公司、省经委等部门已先后发文批准同意该局所属矿井停产。广东省政府于1999年3月29日批准“原则同意实施破产”。

　 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破产案之后，向社会发出债权人申报债权的公告，并迅速成立了由原广东省重化厅厅长赵大任任组长的破产清算小组，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查清了矿务局涉及200个单位和个人的、总额为5600多万元的债权；确认了矿务局拖欠13个单位的1．27亿元的债务。

　 同时，法院追收了债权800多万元。对有可能被地下水淹没的矿井井下设备、设施，进行现场拍卖，回收资金800万元。整个破产案第一期综合清偿金额达1390万元。

　 广东省政府则专门成立了“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还拨出专项资金1．5亿多元，用于职工安置分流和农赔费用。

　 不过，当地政府“大部分矿工3年内脱困”的承诺，并没有让原国有煤矿的矿工们吃下“定心丸”。记者在黄槐镇调查时发现，事实上，在法院宣告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前后，该局和职工们签订的协议却是“原四望嶂矿务局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一次性安置费（含经济补偿金）自谋职业的协议”。

　 四望嶂煤矿破产，还是政府承担了改革成本。记者调查发现，广东财政当年为关闭的各煤矿提供了近7亿元的资金。原广东省经贸委一位副主任说，“破产要有序，有序政府就要出钱，有钱才能安置职工，才能稳定。”

　 非法生产六年之久

　 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倒闭后却被私人顺利接盘，这正好应验了当地官员所说的：“煤矿只能‘死而后生’，先关闭再转让给私人。”发生“8·7”透水事故的大兴煤矿所属公司董事长曾云高，就是通过层层关系获得了四望嶂煤炭资源最好的“一矿”。有知情人说，当时“一矿”的生产总值上亿元，但被曾云高以500万元买断。

　 经过几年的运作，曾云高迅速发迹。知情者称，曾云高在买断“一矿”的经营权后，成立大径里公司，并在近几年实施“大兼并”。而所谓“大兼并”即是以金钱和权势强行买断其他煤矿的经营权，大兴矿和永丰矿（即这次发生透水事故的“主井”和“副井”）就是“大兼并”过程中归到曾云高名下的。

　 据称，黄槐镇半数以上合法煤矿已经被他兼并或“联营”，曾的身价据说已超过两亿元。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后，曾开始进入“官场”。据称，曾云高的花名（注：客家话“绰号”）是“云高头”，他做事总是“高人一头”。2003年，曾云高成为兴宁市人大代表，之后他又顺利成为梅州市人大代表。

　 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近年来以“扶贫、捐资教育、修路、回报社会”达300多万元的方式，获得了外界的美誉度，这与大兴煤矿矿工的宿舍的简陋不堪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大径里公司的背景，一名原四望嶂煤矿的工程技术人员说，65位股东总投入1800万元成立了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这些股东中有一部分是党政官员。

　 据悉，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正对参股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的65个股东展开深入调查。

　 兴宁市煤炭局副局长陈桂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煤矿在1999年转制后，就一直没有办理采矿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应该属于非法经营。这也就意味着大兴煤矿从1999年转制为私营以后非法生产达6年之久。

　 这6年中，难道当地政府一点都不知情吗？恐怕未必。

　 当年国有矿咋没那么多矿难

　 本报记者 何春中 林洁

　 黄槐镇曾因开矿变成梅州市首富镇。如今，黄槐镇地表已成空壳，当地人的生活离富裕越来越远。

　 在原国有煤矿矿工们看来，四望嶂矿务局关闭破产和转制拍卖后，无休止地私挖滥采和对安全生产的忽视，终于召来了“8·7”透水事故。

　 近两年，全国各地死亡10人以上的煤矿矿难就有188起，平均每7．4天就一起。矿难屡禁不止，伤亡触目惊心。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矿工们说，四望嶂煤矿从建矿到正式停产的30年间，全局因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累计不超过百人，平均每年才三四人。这与当年国有煤矿严格的制度管理分不开。

　 矿工们说，“就在四望嶂煤矿全部关闭破产以后，如今位于兴宁市区的四望嶂矿务局留守处的一些领导，许多在兴宁、梅州都分有房子。”

　 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后留下的巷道，连成了大水库。对那些处在大水库下的煤炭是否还能开采，据说当地有关部门还请来过顶尖级专家考察。受过海隧道、过江隧道的启发，专家们认为，只要避开水库层，往深里采就是安全的。

　 那些聚集了财富的老板们，听取了专家的意见，都避开水库往深里采。采煤工人时刻都在头顶着水库采煤。“但在煤价节节攀升、各地电力普遍紧张的今天，一个煤矿赚钱要比印钞厂来得还快，但这巨额的钞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一位老矿工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1997年的一次局会议上，一位局里的主要领导在作报告时曾对职工说：“如果全局停产，发基本工资和生活费，让工人回家，全局的小金库加起来使用，仍可维持3年，无问题！”

　 当年的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后，曾被描述为：“几年来，四望嶂矿务局下岗职工无一例集体上访事件发生，实现了国企改革这一进程的平稳过渡。”但在“平稳过渡”后面是什么？

　 56岁的矿工老许，有着近30年矿龄。他曾因工负伤，至今仍靠带着助听器才能听清别人讲话。1999年8月6日，在签了一份协议后，老许一次性地从矿务局清算组领到了各种费用35758元，自那以后，他成了自谋职业者。

　 因辞职的矿工大部分是在矿上干了25年至30年不等，当时年龄都在45岁到49岁左右。其中有的是工伤，有的得了职业病。为了讨回公道，矿工们借钱打官司。

　 据调查，四望嶂矿务局关闭破产后，仅选择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一次性安置费的伤残职工就有300余人，其一次性工伤辞退费问题，一直是伤残矿工上访和诉讼的焦点。

　 目前，很多辞退人员因年纪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大病无钱住院治疗。有的30多年工龄，只领到6000多元的工龄费用。

　 据悉，从1998年下马后，四望嶂矿务局原有的花园式矿山，就被转让、拍卖给地方老板。而这些“企业家股东”们，有一矿、二矿、三矿的原矿长领导及工程师多位，有矿务局退休的领导，有黄槐镇原镇政府领导，还有梅州市、兴宁市以及四望嶂留守处的一些领导。

　 听老矿工讲那过去的矿史

　 本报记者 何春中 林洁

　 黄槐镇位于广东省兴宁市，行政区划上属梅州市，当地居民多为客家人。黄槐镇现有煤矿的前身就是原四望嶂矿务局。该局下辖3个煤矿，一矿叫大径里，二矿叫大窝里，三矿叫梨树坑。3个矿中一矿最大，产量最高。此次发生特大透水事故的大兴煤矿就属于一矿。

　 四望嶂矿务局原是广东省属企业，是1968年为响应党的号召，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的局面而建矿的。

　 55岁的矿工老罗（化名）20岁进矿，在三矿一干就是28年，头发早已花白的他向记者讲述了原四望嶂矿务局的历史———

　 原四望障煤矿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建成的花园式煤矿，当年无瓦斯、无积水，也是安全生产全国一流的煤矿。四望嶂矿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为1968年到1978年。那时矿上的矿务管理、安全生产、质量检验等能按国家标准和矿务局的规章制度执行。当年全局约有两万多人，矿区上下人心齐、工人地位高。虽然工资低，但工人觉悟高，领导称职，管理严格。这段时间矿山是一个欣欣向荣、人心安定的年轻矿山。

　 1978年至1988年，是四望嶂矿区的第二个十年。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矿上用计时工资加奖励法，工人工资比前十年有明显提高，生产安全、质量管理没有多大变化，仍然保持良好的势态。但到了中期，也就是1985年左右，由于政策上的改变，实行矿长负责制，矿长说了算。

　 他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矿上出现了“外包队”这个新鲜词。外包队的头儿多是由当地个体户、地方蛇头和有势力者组成，但外包队员却绝大多数由民工组成。他们无培训、无劳保、即报到即上班。包工头们利用“经济红包”请客送礼，买通矿长，达到私人利益最大化。

　 全局外包队统计最多时有2000多人，20多个单位。由于外包队人员多，各矿均有外包人员因与矿上职工抢车皮、偷放炮而发生冲突，矿上职工被外包队员打伤住院的不少。矿里的生产管理开始混乱，矿里的亏损也随之越来越严重。

　 从1985年到1998年，矿长有权割卖采煤面，利用外包队采煤的这种管理方式一直又没有纠正，这是国有煤矿真正亏损的原因之一。

　 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内，是整个四望嶂矿务局各矿最乱、遭受浩劫最多的一段时间。当时上面的政策要求地方政府扶助贫困地区，自此，小煤窑在黄槐镇狼烟四起。有人认为，这种热潮是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进行的。

　 在矿工们的多次要求下，局里领导向省里汇报，要求兴宁市、梅州市共同保护好四望嶂矿井，制止建小煤矿。但地方政府多次三令五申均未见效果。

　 这10年间，估计建了400多个私人煤矿，其中不少与该矿直接抢夺资源，甚至还穿透了许多国有矿的巷道，使得国家矿产遭到严重损失。

　 1998年11月15日零时起，四望嶂矿务局终于全面停产。到1999年由梅州市中院宣布破产为止，四望障矿务局历经了31年风雨。

　 生还出于偶然

　 本报记者 何春中 林洁

8月7日，立秋，黄槐镇。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当地的一些矿工已回家过节。中午13时30分，位于黄槐镇的大兴煤矿矿井下突然传出惊呼：“透水了，快跑！”听到同事的急促呼喊，付昌扔下手头的工作，拼命往井口的方向跑。

　 事后，付昌在回忆井下逃脱经历时，仍惊魂未定：“当时，我和两个工友正在井下26米处作业。由于过了中午12时，也觉得应该下班回去吃饭了，就慢慢往上走。突然间，我们发现下面涌出许多水来。”“我边跑边往后看，水面离我越来越近，很快我就被漫上来的水冲倒了，还被灌了几口。后面的工友因被水冲出受了伤。”付昌说，“如果不拼命往上的话，说不准就没命了。我们手脚并用地往外爬，最后才爬出了水面，然后沿着矿道再向外跑。跑到洞口的时候，我的双脚都在打颤，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32岁的蓝卓洲是重庆黔江人。在这次矿难中，他因为矿灯没电而逃过一劫。当天到了矿井之后，他发现地下的电线坏掉，根本无法开工，就一直坐等着电工维修，但一直没有见好。“大约12时，我发现自己的矿灯已近没电，就坐车上来了，不到20分钟，想再次下去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已经透水，人根本无法下去”，蓝卓洲回忆起当时的细节依然伤感，“我们约定晚上好好喝点酒聊聊，可一回头，人就不见了！”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36岁矿工曾繁标，兴宁黄陂镇人，在大兴煤矿开绞车。事故发生时，他正在井下300多米处作业，情急中抱住根木头被水冲到井口80多米处，后被救出。

　 来自江西石城的许保生，在副井负责排石渣工作，由于风机坏了，没有跟随前面的5个同事下去，等下一班次的车，捡回了一条命。“我正准备下井时，感觉到井口风很大，正怀疑井下出事，一名卷扬工打电话上来说：‘我们没救了！被水淹掉了……’电话断了。”

　 在黄槐镇镇政府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农民蔡启辉和老伴坐在椅子上，眼神呆滞。老太太由于没有了眼泪，而变成了干嚎。在这次矿难中，他们失去了惟一的儿子———今年才25岁的蔡昌成。在他们旁边，还坐着一些同样失去了亲人的江西龙南老乡。

　 蔡启辉说，他以前也是矿工，做了好几年，结果累下了一身病。今年他48岁，但身体情况却像60岁的老人。由于身体问题，他已干不了矿工的活。“现在种田要钱，读书要钱，我身体不行，就想着让儿子出去干活挣点钱，但是现在做什么能够挣到钱呢？”

　 蔡启辉的眼里满含泪水：“我儿子读书不多，如果去工厂打工恐怕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所以我才决定让儿子走我的老路———做矿工！”

　 据目前官方初步核查数字表明，在这次“8·7”透水事故中，井下只有4名矿工成功逃脱，有123名矿工被困井下，生还希望渺茫。

　

★历史解密：1958年刘伯承在中南海公开检讨前后

【一万年网讯】: 作者(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金凤)1949年9月，北平召开各界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民日报》抽调了大批记者、编辑，访问了几十位政协代表，在版面上作了大量报道。我有幸访问了第二野战军代表团团长刘伯承同志。我怀着紧张、惶恐的心情在中南海访问这位闻名中外的军事战略家，没有想到刘伯承同志慈祥宽厚地对待我这个刚出茅庐的青年记者，和我纵谈二野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竟谈了整整八个小时，真令我喜出望外。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忠实地记录了刘伯承同志的谈话，写了《四战之地、四战之军》的通讯。发表后不少部队干部以为作者定是一名资深军事记者。其实，当时的我刚刚21 岁，是《人民日报》最年轻的记者。刘伯承同志认真审阅了这篇通讯，修改了若干地方，使文章更精炼。原稿最后他用毛笔写了“刘伯承阅”几个苍劲有力的字。我将原稿抄了一遍，将抄稿送排字房发排，原稿小心地保留起来。不幸，“文革”浩劫中我被抄家时抄没了。

　　“文革”后，我写了回忆1949年访问刘伯承同志的文章《难忘的一课》，收入《刘伯承纪念文集》。

　　1986年10月，长年受疾病困扰的刘帅不幸逝世。“刘伯承同志治丧委员会”负责人约我写一篇反映刘帅解放后工作和贡献的文章。我立刻拜访了萧克将军等几十位刘帅的老部下、老将军，得到许多宝贵材料。我用心写了长篇通讯《巍巍功德照人间——记刘伯承同志建国后的卓越贡献和崇高品德》，发表于1986年 11月4日《人民日报》。

　　见报前，文章照例送有关领导同志审查。送审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刘帅创建南京军事学院，呕心沥血地为培养我军高级将领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做出的突出贡献。例如杨得志、杨勇、张震、秦基伟等高级将领都曾在军事学院深造，他们的考卷刘帅都亲自看过，有的还做了批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是“中南海的掌声”，反映的是1958年5月召开的军事扩大会议，一些人精心策划了反对军队工作中所谓“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展开所谓“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对病中的刘帅所进行的极不公正的批判。第三部分反映了1959年9月刘帅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刘帅有声有色地为军队现代化和国防建设写下宏丽的篇章。其中包括1962年刘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对中印自卫反击战，刘帅从战役、战术到后勤保障，深思熟虑地提出一系列宝贵意见，指导他的老部下秦基伟将军统帅部队十几天便打到距印度首都几百公里的地方，还俘虏了印军的一名少将。

　　送审稿送上去后，不料，第二部分“中南海的掌声”被全部删去。我和治丧委员会同志看到后都很气闷。大家认为刘帅功勋卓著，而又一贯谦逊。他主持军事学院教学，工作兢兢业业，成就也很显著。然而，1958年他以抱病之身竟横遭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叶帅、徐帅等都为那次所谓“军事工作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刘帅那段经历为什么不能公之于众？以便昭示后人，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服从命令是中国记者的天职，尽管想不通，还得把这一段删去。

　　文章见报后，刘帅夫人曾托人向笔者表示感谢。我内心感到十分惭愧，认为最重要的一段被删去了。但我小心地保留了没有被删的文章小样，相信总有一天它会重见天日。

　　时间又过去将近20年。我们已踏进21世纪。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这被删去的一段史实公之于众。现将文章摘录如下：

　　中南海的掌声

　　1958年春天，中国大地上开始了狂热的“大跃进”浪潮。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补选解放后养病多年，此时忽显露峥嵘的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紧接着，北京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对军队工作中所谓“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展开所谓“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林彪在大会上讲话。他含沙射影，毫无根据地不指名攻击主管军事教育、训练的刘帅和叶帅，说什么“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教材，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指责的这些问题，事实上，解放军所有军事院校包括刘帅主持的南京军事学院都不存在。林彪道听途说，信口雌黄，有意煽动参加会议不明真相的一些高级将领对刘帅的不满。

　　当然，也有极少数了解刘帅的高层领导挺身而出，为无辜的刘帅辩护。在小组会上，多年和刘帅共事，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为刘帅辩解：“伯承同志工作一贯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

　　陈毅元帅也发言想保护刘帅：“刘帅一向将自己的责任看得很重，组织性强。现在又病了，眼压高。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嘛。”

　　虽然有这样两位重量级人物发言为刘帅缓颊，但绝对尊重和服从党中央命令的刘帅，虽在上海治病、疗养，一接到电话，立即进京。他根本不知道一场“大批判” 正等着他。他连秘书也没有带。一下火车，才知道要他检讨“在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不重视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而专门去学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和战史……”等等的“错误”。他不禁大吃一惊，血压马上升高，头昏眼花，眼压又过高，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他一面治疗，一面打电话让他的主要秘书火速赶到北京。由他口述，让秘书帮他整理“检讨”材料。

　　虽然毛主席也表示“刘年纪大了，又有病，可以不出席大会作检讨”。但在当时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气氛中，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刘帅，怎能不抱病出席全体会议呢？

　　 解放后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中国许多党员、干部应该清楚，检讨有小组会、中层会和全体会几种规格。大会检讨是最高规格，说明当事人即被批判者的错误很严重。

　　试想，从“八一起义”便担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从1927年到1949年这22年革命战争中，许多高级将领包括林彪都曾是他的部下。刘帅以他军事战略家的杰出战功和崇高品德，赢得全党、全军对他的衷心爱戴。如今，刘帅却要抱着病弱之躯，在一千多位高级将领面前检讨自己犯了“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样的屈辱，刘帅怎能经受得起？强压委屈的刘帅没有想到，当他颤巍巍地踏进中南海怀仁堂时，十分奇怪，难以想象的一幕出现了。

　　1958年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位将军出席大会，一千多双焦灼的眼睛盯着主席台。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会场鸦雀无声，笼罩着肃穆沉重的气氛。

　　大家看到，全军爱戴的、六十多岁高龄的刘帅，由两名医护人员搀扶着，迈着艰难的步伐，出现在主席台上。猛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除极少数“打手”外)，齐刷刷地起立，举手向刘帅行了军礼。他们向刘帅致敬，接着全场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将军眼里噙着眼泪。刘帅被这样的场面感动了、感动了。他连忙举手回敬军礼，又连着摆手让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人也被这场面惊呆了。试问，哪一次检讨会能出现这样的场面，被批判者受到批判者的致敬并热烈鼓掌？这简直太出人意料了。他不知所措，赶快喝令大家坐下来。这一千多位将军的起立和掌声，并非哪个人事先策划，而是大家情不自禁的爆发。这掌声和眼泪饱含着全军将领对功高德重的刘帅衷心的爱戴，也表示他们对刘帅无端遭受批判的无限同情和无奈。

　　年近古稀又重病在身的刘帅，凭着高度的党性，在大会上一句句念着他准备好的检讨。当他沉重地念完检讨，会场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怒不可遏，但他无法制止这热烈的掌声。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军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只能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种不公正批判的愤怒和对他们敬爱的刘帅的同情。

　　严于责己、宽以待人是刘帅一生的风格。他的这次检讨尽管是违心的，难免有过苛的自责。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那种政治高压下，他发言的前半部分，还是实事求是的，尽可能说明事实真相。他用大量事实说明，军事学院的教学以毛主席军事著作为主要的教材，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只作为辅助参考，军事学院着重讲的是我军丰富的，多年作战的经验，并非主要讲苏军二战时的“十次打击”。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绝不是如林彪所说的那样，不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

　　当刘帅在两名医护人员搀扶下，迈着艰难的步伐离开主席台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再次起立，再次鼓掌，目送他们敬爱的刘帅慢慢迈出批判的会场。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大反“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一次错误的批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军委几位主要领导已做了正确的结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在这场风波中所起的恶劣作用。他捏造事实，目的是大树特树毛主席著作的绝对权威。另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说：“建国以后办了许多军事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吃了亏。”几位老帅的讲话是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致的意见，是对那次错误批判所做的平反。

　　在那次错误批判中被错误处理的大批干部，基本上已平反昭雪。可是，我军建设特别是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所走的这段大弯路，损失之大，难以估量。

　　以上是我1986年写的悼念刘帅文章被删去的一段内容。如今看来，有什么不可以公之于众？其实，这次长达几个月对全军高级将领的批判，不止刘帅一人，还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敬爱的朱总司令，有军事奇才之称、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有当时担任军训部长的萧克将军。

　　林彪曾在会上恶毒地攻击朱总司令“不是红司令而是黑司令！”粟裕、萧克遭到几十次批判和围攻，而且都被撤销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在批判刘帅的大会上，当刘帅退场后，一些事先准备好的所谓“积极分子”(即“打手”)站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对刘帅“大事讨伐”，南京军事学院一位部长实在听不下去，毅然决然挺身而出为刘帅辩护，说刘帅在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把毛主席军事著作列为教学工作的主导红旗，贯穿于全部教学工作之中。但培养我军高级将领理应视野广阔，有更丰富的学识，因此也把古今中外一些军事著作列为辅助教材……谁知他话未说完，竟有一名军级干部冲上去打了他两记耳光。摘下他的少将领章，当场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后来，竟被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劳动改造！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平反。粟裕大将正式平反是1992年，而他 1984年便去世，生时竟未看到正式平反。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军队工作中“反教条主义”的发起者不是别人，竟是大家十分敬重的彭德怀元帅。彭帅为人耿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头，这是极大的冤案。“文革”中更遭迫害致死。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彭帅会犯“反教条主义”的错误，说起来有其根源。

　　彭帅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有矛盾。起因是当时毛主席很欣赏粟裕同志的军事才能，常召见粟裕同志，直接布置一些重要任务。彭总认为不应越过他这位国防部长。粟裕同志其实很无辜。他为人一向谦逊，对老帅们包括彭帅都很尊重。但毛主席要召见他，他难道能推托不去？毛主席布置的任务，他难道能不执行？彭帅却因此心存荠蒂。一次他访问苏联，曾问过是国防部长重要，还是总参谋长重要。对方回答，从指挥军队讲，总参谋长比国防部长更重要。论年龄和资历，彭总自然领先。但论战功和军事才能，全军公认粟裕高出一筹。但粟裕只授大将军衔，彭总授元帅军衔，可见毛主席还是很尊重彭总的。

　　彭总对粟裕同志有意见，而刘帅却很器重粟裕同志。笔者1949年先后访问刘帅、粟裕，他们两人同住一座平房。笔者曾听刘帅夸奖粟裕同志说：“粟裕同志智深勇沉，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重要的是，刘帅和粟裕大将在军队建设包括培养我军高级将领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朱总司令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培养高级将领应让他们广泛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如《孙子兵法》、《尉缭子》、《司马法》等中国古代兵书和俄罗斯名将苏沃洛夫的《致胜科学》、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著名军事著作，除研究我军丰富的战争经验，也要研究罗马战史、拿破仑战争史、日俄战史、欧洲大战史、二战时期苏联和英美等国的战史等等，不能局限于仅仅学习毛主席几篇军事著作。其实，这是各国军事教育的常识，但却触犯了最高领导的忌讳。

　　1957 年，彭德怀去南京视察军事学院。本来，他并非军事教育专家，军事学院也非他主管的范围。但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回北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说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军事著作。这帽子很大，立刻被1958年5月刚刚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接过去了。他想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绝对权威，于是才有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把一身正派、军事修养很高的军事家朱老总、刘帅、粟裕大将等全军最著名的高级将领整倒。从此，全军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只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就为接替彭老总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60年代发起的大树、特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左倾”错误路线扫清障碍，为个人迷信铺平道路。也为随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扫清了军队的障碍，毛泽东在“文革”中便能得心应手地使用军队为他“护航”、“保驾”。这一点，1959年许多参加批判的当事人大概都始料不及。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保密度很高，地方干部所知甚少。笔者只隐隐约约听到朱总司令、刘帅和粟裕等人受批判了，却不知具体内容。直到1986年访问刘帅的许多部下，许多将军，包括萧克上将，才知道这次不正常批判的情况。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帅在1958年充当了“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急先锋，不料一年后，1959年庐山会议上，便遭到灭顶之灾。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有人动员粟裕同志“揭发”、“批判”彭德怀，粟裕同志一言不发，不肯随风逐浪，在彭总遭难时“落井下石”。保持了古人“以德报怨”的高风亮节。可惜，像他这样的君子实在太少了，大多数人盲目迷信、盲目追随，在风浪中一呼百应。这种恶劣风气的蔓延，也导致“文革”灾难席卷全国时，很少有人能公开抵制。这是一种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当然，“文革”毕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识辨能力。八十年代，我听彭真同志说过，“文革”也不能说一无“收获”。最大的“收获”，是帮助中国人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大多数人对“个人迷信”深恶痛绝。因此，后来，当个别人逆历史潮流而动，还企图搞“个人迷信”时，绝大多数人嗤之以鼻，自然很难“奏效”了。

★马英九接棒面临五大考验 需与中共增加共识

　　中新网8月19日电: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中国国民党19日将召开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马英九将正式接替连战担任国民党主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所所长孙云教授认为，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意味着国民党进入了马英九时代。但马英九也面临五大考验。

　　考验一：努力化解王马矛盾

　　孙云说，国民党主席竞选过程比较激烈，给党内团结带来了负面影响。如何做好党内整合，对马英九来说是面临的第一个考验。

　　国民党曾经因为分裂，在2000年台湾“大选”中失去了台湾主政权。现在国民党又面临团结的问题，特别是马英九与王金平的矛盾，如果团结搞不好，将影响国民党今后的发展，影响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和2008年“大选”。虽然，党内矛盾出现了缓和迹象，国民党不会出现分裂，但如何整合依然需要马英九进一步拿出诚意和智慧。

　　考验二：党内改革阻力不小

　　孙云说，马英九之所以能以高票当选，与他打出改革的旗帜有很大关系。国民党是一个有百多年历史的政党，内部积累了不少问题，许多党员特别是基层党员对因循守旧的现状不满,都希望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革。

　　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后，必须兑现他对广大党员许下的承诺，党内改革势在必行。然而，要改革就必然牵动党内利益格局的调整，会受到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制，国民党的改革之路不会平坦。因此是对马英九的严峻考验。

　　国民党改革的议题很多，如干部的年轻化、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党产处置、中央与地方党部精简等，这些问题的处理，都牵涉到利益调整和人员出路问题。

　　但国民党只有通过改革，脱胎换骨，改变旧的制度、旧的模式、旧的面孔，树立创新的政党面貌，才能赢得广大党员和更多选民的认可，扩大选民基础，才有希望在台湾2008年“大选”中重新夺回主政权。

　　考验三：泛蓝整合下热上冷

　　马英九要在台湾政坛扩大优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之一就是做好泛蓝整合或合并。这项工作必须在一两年显现大体的轮廓，否则将影响泛蓝2008年的“大选”选举。

　　从目前来看，泛蓝政党的高层对泛蓝整合没有达成共识。然而，作为马英九来说，推动泛蓝整合或合并是必然的，因为这是泛蓝选民的期待，泛蓝如果在2008年之前不能实现有效的整合或合并，还是无望夺回主政权。因此，马英九肯定会挟持旺盛的人气推动泛蓝整合。

泛蓝整合困难的是国亲整合。亲民党现在还是台湾“立法院”的第三大党，而宋楚瑜对自己在台湾政坛的作为心有不甘，总想找机会再试试，因此对泛蓝整合反应消极。

　　国亲整合，需要马英九拿出智能来，采取各种办法化解因整合带来的不平衡心态。现在国民党已经着手通过修改党章，把“排宋条款”变成“迎宋条款”，新党中也有三人回到国民党参加十七全的中委和中常委角逐，形势比人强。但马英九要做好国亲整合，还需要继续做好化解与宋楚瑜心结的工作，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考验四：年底选举看台北县

　　年底县市长选举是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后面临的第一场硬仗，这场选举对于观察2008年“总统”选举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因此，国民党和民进党都高度重视，积极布局。

　　今年以来，国民党呈现上升势头，特别是连战访问大陆，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岛内的舆论反应良好，这种效应能否持续发酵，就看国民党能否在年底县市长选举中取得佳绩。特别是台北县具有指标性意义，台北县国民党已经失去16年的主政权，如果能在年底选举中重新赢回来，将预示国民党2008年将会赢得台湾的主政权。台北县的人口有300万人，占了台湾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强，是台湾的第一大县，多年来民进党在这里深耕厚植，苦心经营，因此，如果在年底县市长选举中失利，将对民进党造成严重冲击，将进一步激化民进党内的矛盾，使其元气大伤。

　　考验五：需与中共增加共识

　　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后，一定会继承连战重视两岸关系，发展与中共对话沟通的连战路线。在这一点上，马英九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并将积极发挥连战担任国民党荣誉主席和国民党智库优势，由连战继续推动两党两岸关系的发展。连战二次访问大陆的可能性极高。

　　马英九一时没有急着访问大陆，也许有他自己的考虑，现在马上就要面临年底县市长选举，不仅时间上安排有困难，而且也不会在访问大陆问题上给民进党以口实，他与连战没有竞选压力不一样，他访问大陆需要考虑的问题要多一些。他要发展与中共和大陆的关系，还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共和大陆的了解，双方还需要进一步沟通，求同存异，发展共识。(郝正海、陈英杰)

★信口开河！驳杨振宁回国后的三次讲话

中国许多崇拜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人，也许以为诺贝尔奖得主说话就一定是讲究科学精神的。杨振宁归国后的三次曝光讲话给这些人上了一课：诺奖获得者信口开河的瞎掰，不比马路上任何一个人差；诺奖获得者并不一定就是讲究科学精神的代表性人物。杨振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一）杨振宁回国后第一曝光讲话是翻出他的老话说“技术优先、科学随后”：美国的工业发展开始于19世纪，发展研究开始于1900年，原理的研究开始于1950年。不是科学，而是技术和创新使美国经济腾飞。同样的经济规律支配了日本的科技发展，对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

　　笔者认为这话信口开河瞎掰在何处？美国本土的工业发展是19世纪进入高峰的，但美国是移民国家，欧洲移民到美洲大陆带去了欧洲工业文化。而欧洲的工业文化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先驱和一贯动力，就来自科学。若没有科学方面的新发现和新创造，那欧洲和美国的工业技术是从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美国19世纪工业发展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的工业革命、是来自欧洲的科学成就，后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即：美国工业发展是“科学领先，技术随后”，而不是杨振宁说的“技术优先、科学随后”。

　　（二）杨振宁的第二曝光讲话说：《易经》阻碍中国发展近代科学，中华文化有归纳法而没推演法，《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的“三才”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些思想阻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

　　这话信口开河瞎掰在何处？首先，《易经》中的天、地与人“三才”，说的是八卦推演过程，“天地人”不过是借用文字符号、您用“ABC”分别代表那三个字也成。啥意思？“三才”根本就不是“天人合一”的概念，杨振宁那说法，显然是望文生义、信口开河。其次，推演就是逻辑方法。《易经》八卦的“是非”数理推演方法，在史料里有实际应用的记录；《九章算术》就是那种数理推演方法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有语言文字的地方，就有逻辑推演方法，不然，那些文章是咋写成的？那些人怎么做是非判断的？第四，近代科学发展，譬如牛顿力学和微积分，都并非来自推演逻辑，而是来自创新想象力和创新探索的科研实践；仅靠逻辑推演而没有创新想象和探索实践，人类科学水平就不可能有任何突破发展。说实在的，所谓逻辑推演方法也是创新探索实践的产物，而不是来自它本身。杨振宁的瞎掰说明，他连科学发展是咋来的都不知道，在科技史方面缺乏基础知识训练。

　　（三）杨振宁的第三曝光讲话是这几天发生的。他说：目前全世界对大学的责任看法已达成共识，即大学有教育年轻人、做尖端研究、为社会服务三项重任。要判断中国某所大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必须将这三点考虑其中；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教育非常成功，理由是中国大学生在中学时代能背出三角公式、而美国中学生则背不出来。

　　如果说，杨振宁的前两次曝光讲话瞎掰是因为缺乏基础知识的话，那么，这第三曝光讲话的瞎掰则是瞎编乱造了。首先，他说的所谓“世界共识”就是个编造。世界各国看大学办得如何的“共识”尺度，是联合国等官方国际组织的统计标准，其中有许多条目，最优先考虑的是大学的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和毕业生的就业领域职位的分布。譬如哈佛耶鲁等能成为世界名牌大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美国和全球的普及程度非常高、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业后成为领域内领先人物的人非常多。杨振宁的所谓“世界共识”，不过是他自己的编造而已，却要顶个“世界”的大帽子来吓唬人。

　　其次，中学生能背出三角公式，跟大学办得如何有啥必然关系？若中学生能背公式就能说明大学办得如何，那小学生会背九九表、是不是又可以说中学办得成功了？那说法是个驴唇不对马嘴的瞎编乱侃。再说了，美国中学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自信心和富有想象创造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坚决反对死记硬背。遇到个三角函数问题，您背不出公式，但只要您知道该找什么公式和怎么找、找到后解决了问题，足矣！您就是学得出色和干得出色。这样的教育，使学生们用更多的时间精力去独立思考和探索新事物、去想象未来和争取未来，使学生们成为面向未来和具有创新思维的人、而不是成为历史成就的囚犯。美国科技创新遥遥领先，跟这种培养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的教育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杨振宁年轻时候能有所创新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不也正是受益于这种面向未来和创新思维的教育思想么？中国人非常聪明能干，可为啥中国的科技创新落后？很关键的一条，就是大学教育培养出来人很容易成为历史成就的囚犯，而要冲破这个囚禁牢笼就得付出相当大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各种代价。那样的大学教育，能说是成功的？开玩笑。

　　（四）总而言之，杨振宁的三次曝光讲话说明：一个诺奖获得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呱呱叫，而在自己的非专业领域则可能是一无所知。人不是啥都知道的神仙。名人无知不是耻辱，说自己不知道就完了，而在自己并不熟悉和不知道的领域搞起信口开河的瞎掰，那就涉嫌误导社会。“权威”们在非专业领域搞信口开河和编乱侃、报刊媒体就国家发展政策问题搞广告式的名人效应舆论新闻，都不是好风气。就此而言，杨振宁给中国上了很生动的一课。从这一课里，中国至少可以学到这一点：不要盲目崇拜诺贝尔奖和诺奖获得者。您要科技自主创新发展，就踏踏实实地去探索和去实践；您的努力目标是实现自主创新、而不是去领个啥奖和上个啥排行榜。没有“一流”教育，就没有“一流”大学。您要搞什么“一流大学”，就踏踏实实地搞好高等教育普及、多培养些面向未来和创新思维的领先人才。若培养出来的人很容易成为历史成就的囚犯，那就是把所有的数理化公式都能倒背如流，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发展也难以搞上去、中国也没啥“一流大学”可谈。

★中国间谍比克格勃更厉害

青年参考18日报道：【大公网讯】日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司法部已开始向全美56个地方政府部门调派出数百名反间谍特工，他们主要的目标不是恐怖分子，而是「中国间谍」。FBI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认为，中国将成为未来10年美国反间谍战「最核心的目标」。「中国间谍」威胁仅次于恐怖主义

FBI日前悄悄地向全美强力机构发出秘密警告称，每年大约有70万中国游客进入美国，其中隐藏了大量的「情报人员」。他们「窃取」了大量美国军事、商业和高科技情报，因此，美国的反间谍工作应该主要针对他们展开。

FBI反间谍助理局长大卫·萨迪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谍报人员是仅次于恐怖主义的当今美国最大的威胁。」FBI内部不少官员对此持赞同意见，他们表示，虽然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仍将恐怖主义视作心头大患，但是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国间谍和情报特工」。未来10年左右，美国都将「中国谍报人员」视为「反间谍战的核心目标」。

「中国间谍」比克格勃更难对付

FBI的官员表示，在反间谍战中，尽管对「中国谍报人员」的打击行动与对俄罗斯「克格勃」的防范比较类似，但由于美国国内已经存在绝对数量的中国人，同时存在著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要想侦查出哪些人是真正的间谍，难度非常大。

目前，美国反谍报人员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前来美国的「中国间谍」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不仅如此，除了执行重要任务的谍报人员外，还有大量的非专业谍报人员，他们如同业余人员一样，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听从命令执行任务，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

FBI助理局长萨迪曾经在FBI与前苏联「克格勃」打过情报战，谈到业余特工，他感触道：「他们有多重职业作伪装，这些隐形特工比起苏联的‘克格勃’来说，难度还要大，更不好对付。」FBI官员范·马杰在2002年以前一直负责处理中国事务。他说：「事实上，真正获得大量情报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情报人员，现在大多数收集情报的人员都没有接受过间谍训练。他们只是被告之去做一些事，而他们本人对这些事非常感兴趣。」

范·马杰表示，中国间谍的情况更为复杂。中国更愿意「派遣大批人员前往国外，搜集情报，然后将零碎的情报集中在一起，反馈给国内。」FBI估计，目前全美约3000多家由中国人创办的大型公司，已经被证实曾经非法窃取军事和商业情报。

「中国间谍论」缘起中国经济军事崛起

FBI将矛头对准中国源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崛起。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会议员们对于中国大型国企中海油集团公司欲收购美国能源商优尼科（Unocal）一事异常恼火。出于政治原因的考虑，美国政界强烈反对中海油的收购，此事最终以中海油退出购告终。

此外，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类似于巡航导弹等运载导弹武器技术的不断成熟，美国也不敢再低估。

日前，一向以中立著称的美国《标准周刊》发表文章，称对于中国，美国应该态度强硬。

★老是忍让、老是想息事宁人的严重后果

法国《亚洲评论》：中国长期以来的错误战略导致中国今日陷入被动、危险的境地

一个人当被别人占口头便宜时而不知反驳，就会被人认为软弱可欺，时间长了，别人就会越来越严重地、甚至肆无忌惮地侵犯他，这种严重的大侵犯是由多次微不足道的小侵犯（占口头便宜）累积（发展）而成的。中国现在这样被人欺负，就是因为老是忍让，老是想息事宁人。

中国应发展远洋海军,这样就可主动在海洋上挑起战争,在海洋上用武力猛烈打击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国家(包括美日)。

把战场定在海上,这样对中国本土就不会有什么破坏.所以,以前那个认为中国应该发展航母的军队领导人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中国海军的弱项是防空能力不够。中国早就应该努力攻克这一关。此外，中国还应加强空军力量，要使空军具备随时根据需要奔赴世界各大洋任何地方支援海军。这样，中国就可随时在海上主动武力打击任何侵害中国利益的无赖国家（包括美日）。这样，中国就不必长时间地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搞全国性的战争准备，在保护国家利益方面真正做到事半功倍。

中国在具备强大的核打击和核报复能力之后，过分强调陆军是一种盲目的、严重过时的、事倍功半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战略。因为，中国在具备强大的核打击和核报复能力之后，只有疯子才会派军队入侵中国。如果中国把长期以来花在陆军上的精力、人力、财力投到海、空军上，中国海、空军的问题早就解决了，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由此可见，错误的战略对国家的危害多么的严重。

打造一支用最尖端技术武装的强大海、空军是中华民族今后5年内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

附:

法国《亚洲评论》：中国在国际上老是忍让、老是想息事宁人的严重后果

中国应该毫不犹豫地主动武力打击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国家（包括美、日）。中国一直不敢这样做，主要是怕战争规模失控。这是非常愚蠢的担心。

中国完全可以自由地控制战争的规模和进程。中国拥有极强大的核打击和核报复能力。只要中国认为战争应该停下来，就可随时要求对方停战，如果对方不答应，中国就使用核武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无论是什么国家，都一定会停战，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打核战（核战是没有什么胜利者的，如果可能有唯一的胜利者，那这个胜利者也只可能是中国）。

一个人当被别人占口头便宜时而不知反驳，就会被人认为软弱可欺，时间长了，别人就会越来越严重地、甚至肆无忌惮地侵犯他，这种严重的大侵犯是由多次微不足道的小侵犯（占口头便宜）累积（发展）而成的。中国现在这样被人欺负，就是因为老是忍让，老是想息事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