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英女王想明年访华 英伦"魅力外交"主攻中国

（中国）大洋网 (2005-08-15)

　　英伦“魅力外交”主攻中国，《独立》报独家披露重磅内幕：

　　英国女王想明年访华

　　为了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关系，英国展开了一系列的“魅力攻势”：除了鼓励巨富商贾，王公贵族和政府大员频频访华外，更想让英国女王为中英关系再上层楼。8月14日，英国《独立报》独家披露说：英国外交官们眼下正在紧锣密鼓地与中方磋商，安排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明年访问中国。这将是20年后英国女王第二次访华。

　　★英国外交官紧锣密鼓安排女王明年访华

　　8月14日，英国《独立报》独家披露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准备于明年访问中国，目前英国外交官们正在和中国政府积极沟通，为女王的访问计划做初步的筹备工作。

　　按《独立报》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为了成为“受中国欢迎”的贸易伙伴国，英国内阁大臣们“绞尽脑汁”加强同中国的联系，而女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也将使这场“中国攻坚战”达到最辉煌的顶点。

　　为确保女王20年后二度中国行的顺利，也为了能让女王访华达到最佳的效果，英国外交部和驻华外交官们正在通过各种管道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接洽，商量与女王国事访问有关的意向，以便为确定细节打下坚实的基础。

　　女王首次访华多次被中国震撼

　　这将不是英国女王首次访问中国。1986年10月12日至1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应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其行程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那是历史上英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华。

　　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女王携带了自己的“家当”与“厚礼”。她的“家当”就是那艘皇家游艇---女王专用的“不列颠”号游艇，停泊在上海港。那艘宽六七十米的游艇上装载着女王全部的生活设施。那次旅行，女王还带来了自己的皇家仪仗队，共200多名。他们负责艇上的升旗、降旗和迎送中国领导人等仪仗活动。

　　另外女王还带来了许多厚礼，其中之一就是现在放在钓鱼台18号楼前的鎏金狮子，原在圆明园摆放，后被八国联军劫走，英女王访华时归还。女王访问中国期间还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中国食品征服女王

　　王室随员为避免英女王的肠胃不适，因此在海外访问期间禁止东道国给英女王提供贝介类海产、野味、外国的矿泉水和味道太浓烈的食物。不过这并不表示英女王不喜欢尝试新的食物。他在访问中国期间，居然史无前例地吃上了滑溜的海参。

　　女王筷子成为头条

　　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也有一則关于筷子的花絮。英国皇家电视台在报导女王访华的特别节目中，最使英国人感兴趣的是女王在在中国国宴上纯熟使用筷子进膳的特写镜头：一家报纸刊登的大幅照片，文字题示：国宴服务员正在为女王准备的一双筷子；另一家报纸则以用筷子夹龙眼为题报导女王出席国宴盛况。

　　中国仪仗兵让女王叹服

　　英国的仪仗队由皇家卫队中的王宫仪仗骑兵团担任。皇家卫队头戴熊皮帽子，身着红色制服，制服上绣有皇冠和和苏格兰、英格兰国花的图案，下身配上鲜艳的红色短裤和长筒袜，宛如古代将官一般雄健。每逢重要仪式，王宫骑兵粉墨登场，气派非凡。

　　然而，中国军人清澈有神的眼睛，挺拔威武的身材，严谨庄重的着装，雄健整齐的步伐彻底震

　　撼了女王。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目睹了中国仪仗队后，她坚定地说：“中国仪仗队举世无双。”

　　但是短暂的检阅仪式并没能让女王感到满足，仪仗队在红地毯上经过的时间太短了，她希望能有那样一位士兵担任她访华期间的礼宾卫士。后来女王乘船到上海访问时，“不列颠”号游艇的浮水码头上就肃立了这样一位年轻的士兵，只见他手持钢枪，威武大方，双目熠熠闪光，平视着遥远的海面，当女王走进的时候，士兵向她恭敬地举枪敬礼，动作干练敏捷。中方满足了女王的要求。

　　安德鲁王子访华盛赞F1上海国际赛车场

　　第二位到访中国的英国王室成员是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去年4月20日，素有“花花公子”之称的安德鲁王子以英国贸易大使的身份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六天的友好访问，旨在推动英国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自此之后，中英领导人互访更加频繁。

　　安德鲁王子访华的第一站是上海，参观了嘉定的F1上海国际赛车场。在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西装革履的安德鲁王子额头上渗出了滴滴汗珠，但高温并没影响他对上海国际赛车场的浓厚兴趣，王子在媒体的照相机、摄像机和麦克风的包围下“闲庭信步”了60米。安德鲁王子告诉记者：“F1赛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高兴看到自上世纪20年代一级方程式赛车开创以来，中国的第一个F1大奖赛赛车场。”

　　在访问北京期间，他同北京市长王岐山以及在北京的英国企业家举行了会晤，在参观英国BP公司与清华大学联合建立的“清华-BP清洁能源研究与教育中心”时，还特别客串了一把“主持人”，与20余位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来了场小型“圆桌会谈”。向清华学生提出了“如果出国学不到想学的东西怎么办？”“中国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有没有发现中国文化对西方的深刻影响？”等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

　　中英互访频繁 贸易联系不断加强

　　除了王室成员，近两年来中英政府领导人也互访不断。下个月，英国首相布莱尔(专题，图库)将以欧盟轮值主席国首脑身份对中国进行第二次正式访问，商讨欧盟与中国的贸易事务。明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事宜也已基本敲定。

　　《独立报》称，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0%，每年向英国出口价值100亿英镑的商品，主要是计算机、家用娱乐品、服装和玩具等消费品。英国和欧盟已经决心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学联系。

　　上个月，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购得英国老牌汽车公司罗孚集团及其发动机公司，更是应证了中国经济的实力。也是在上个月，英国被中国政府给与“旅游目的地国家”地位，中国第一批ADS旅游团赴英国旅游。

　　链接：中英领导人常来常往

　　1986年10月12日－1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应李先念主席的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历史上英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华。

　　1998年3月31日：应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抵达伦敦，开始对英国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朱总理拜会了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并与布莱尔首相举行了会谈。

　　1998年10月6日—10日，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邀请，英国首相布莱尔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999年9月13日，李鹏委员长和夫人朱琳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英国上议院议长兼法律大臣欧文勋爵和夫人。

　　1999年9月21日，李鹏委员长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英国下院议长布思罗伊德女士及其率领的代表团。

　　1999年10月18日─22日，江泽民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英国，也是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86年10月访华的回访。

　　2000年1月11日─16日，应英国国防大臣杰夫?胡恩的邀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对英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000年6月26日─28日，英国国防大臣杰夫?胡恩应邀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2001年6月21日─22日，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戴秉国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英国。

　　2001年7月6日，朱镕基总理在北京会见了来华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磋商的英国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

　　2001年9月5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了应邀来访的英国英中贸易理事会主席查尔斯-鲍威尔勋爵一行。

　　2001年10月28日─11月1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

　　2002年1月16－19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对英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分别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副首相普雷斯科特举行了会谈。

　　2002年5月19日－21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副首相兼内阁首席大臣约翰?普雷斯科特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2002年5月26日－31日，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英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002年7月14－16日，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杰克?斯特劳访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分别会见了他，他还与唐家璇外长举行了会谈。

　　2003年6月25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访问英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伦敦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

　　2003年7月20日，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抵达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分别与布莱尔举行会谈(天石/天籁/徐冰川) 来源: 北国网-半岛晨报

★中日间战争赔款问题揭密：27年未解之结

　　中国战时损失达1000亿美元，却未在获赔的14国之列,1947年，同盟国对赔款争执不下

　　（中国）大洋网 (2005-08-15): 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14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而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的损失是巨大的。据统计，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

　　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

　　1951年，美国操纵旧金山会议

　　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

　　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

　　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除了中国、朝鲜(专题，图库)、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英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1952年，蒋氏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约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1952年4月28日，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

　　1972年，联合声明改“权利”为“要求”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政府为了跟上美国政府的步伐，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

　　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常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来源: 华夏时报

★南京女演员因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被处决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许多无辜的人蒙冤受难，一些人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竟有忠诚的共产党员，被胡乱加上罪名，被处以极刑。

　　女演员李香芝，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李香芝，生于1930年，山东阳信人，1947年17岁时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成员，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1955年归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诬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林彪叛逃前11天即1971年9月2日，惨遭杀害。

　　为了解李香芝的一生，我除拜访了他的亲友，还不惜花费较多的时间，查找和阅读了她的所有原始档案。边看边想：在人妖颠倒、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一些蠢人和狂人，费尽心机，把一些忠贞之士，当成叛逆之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啊！

　　让我们来看看李香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怎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后饮恨而死的吧！

　　一旦投身革命便把心交给了共产党

　　李香芝一岁丧父，六岁时母亲改嫁他人，自幼是个孤儿，先后由外祖母和伯父抚养。她在自传中说：“我在五六岁时，家庭过着中农生活。七八岁时祖父当上本村村长，家庭逐渐成了富农。

　　九岁时伯父当了汉奸，开始做宪兵队长，后又做团长，到1945年已经成为本地的一个大地主。”

　　作为一个孤儿，李香芝从小就被伯父指派去参加看地、看树、捡柴、收割等劳动。10岁时伯父全家迁进阳信县城内居住后，她才得以进入小学读书。逐渐知事的李香芝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多次要求探望，均遭伯父母拒绝。到14岁时，伯父母为转嫁学习负担，拉拢人情关系，又强令她与本县一区区长的儿子结婚。对伯父母、尤其是封建包办婚姻的不满，促使她决心逃出家庭的牢笼。1947年春，经已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学劳宝菊的帮助和介绍，李香芝逃出封建家庭，进入山东抗大文艺系学习，并于同年12月被分配到军大文工团当文工团员，从此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细读她的干部档案，我发现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把自己的心无保留地交给了共产党。凡是党的召唤，她无不响应。不信，有这样一些材料为证。

　　她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劳宝菊在证明材料中说：“山东抗大离我们机关很近，我常去看她，主要帮助她正确认识家庭。因此李香芝曾给（人民政府的）县长严清泰同志去过两封信，揭发其伯父的罪恶，表示和家庭脱离关系，并且把个人所知道的家中存藏浮财的地点，报告组织。据我了解，她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始终没有和（那个）家庭联系过，也没有回过一次家。”

　　与她一起参加抗美援朝的同事余邱敏、李黎燕在证明材料中说：

　　“李香芝是1952年来到23军文工团的，我们于当年9月份从安东市跨过鸭绿江。在千里行军途中，李香芝和战友们一样，身上背了几十斤重的行装、干粮等物品，不论是倾盆大雨或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几乎是不间断地连续行军一两个月，而有时还遭到敌机的轰炸。但李香芝不畏艰险，经常关心同志，每到一驻地，总是不顾个人疲劳，烧水给大家烫脚，还帮同志们刷鞋、洗衣。到达朝鲜前线后，我们的任务是深入到前沿阵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在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李香芝每次都愉快地接受任务，在前线表现英勇。她领导的一个战斗小组（团员分成三四人一组，便于行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由于表现较好，在朝鲜停战前半年，组织上调李香芝和黄素珍两同志回国到北京中央歌舞团声乐训练班学音乐半年。后部队整编，李香芝转业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

　　1957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大批干部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动。这段时间档案材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李香芝于1957年曾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下放到北京毛纺厂劳动，“58年上半年被评为上游”。这就是说她即使被下放去工厂当工人，也同在朝鲜战场上一样，有出色的表现。

　　1958年秋，李香芝随在空军当飞行员的丈夫姚秀琪，调到南方的杭州，先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后任副团长。该团以组织的名义写的证明材料中说：

　　“她约在1958年9月来我团工作，开始为演员，约在1960年担任副团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她任团长后，没有团长架子，比较平易近人，同群众关系比较好；同志们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愿和她谈。我团去搞群众创作时，她自己领导一个创作小组，而且还挤出时间，关心其他创作小组的创作。1960年，我团组织小分队上山下乡演出是比较艰苦的日子，但她能保持部队文工团的传统，不怕苦，自己背背包走路，进行宣传演出。在搞积肥时，她能以身作则，自己有妇女病，但她不考虑个人，带头卷起裤腿，跳进泥塘，带动了其他同志。”

　　这份证明材料还特别提到：“李香芝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比较忠诚的。我团彩排《西子湖畔锦绣红》一剧，是歌颂毛主席的。因为她对毛主席很有感情，那时南京的调令已经来了，她还是要参加这一剧的演出，而后再去南京。”

　　关于李香芝调来南京以后的表现，与她同事的余邱敏、李黎燕在证明材料中说：

　　“李香芝从杭州调南京市歌舞团工作以后，我们之间来往较密切，知道她一心一意想把歌舞团建设好，自己也刻苦钻研业务。后市歌舞团解散，她调来省歌舞团任歌剧队副队长（后为合唱队副队长）。

　　“1965年我团成立乌兰牧骑小分队，她任队长，领导十几名演员，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小型演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她还常帮贫下中农做好事——挑水，并对队员们说：‘用大桶挑不动，用小桶锻炼锻炼也好嘛’！”

　　她俩因为对李香芝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还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她的个性：“李香芝个性很倔强。她从不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从不见风使舵。

　　我们曾多次听她说，她最恨这种人。她认为是没错的地方，在任何高压下都是不会认错的。”

　　应该说明的是：这些证明材料，除余邱敏、李黎燕写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2月20日，其余的证明材料，都是写在“文化大革命”狂浪汹涌的 1968年和1969年。从这些旁证材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满怀热爱的女共产党员；在她的身上，那里有一点反党、反革命的影子呢？

　　万恶的“文化大革命”将她投入了火坑

　　1966年初夏，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庄重、最热烈也最荒唐、最冷酷的“文化大革命”。

　　从李香芝以后的所写的交代材料来看，她对“文化大革命”以至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认为都有许多的问题。她曾经跟友人说过或者自己想过：“1958年经济失调，毛主席有没有责任，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在刘少奇身上啊！”“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意见书，怎么能说是反毛主席呀？”“报上说毛主席比马列还要高明，未免过头了”。“毛主席为什么把自己的老婆捧得这么高？”

　　然而，这场“大革命”毕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呀！报纸上天天登载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时还登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幅照片，李香芝在经过一阵迷茫之后，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

　　要造反，就要写大字报揭发修正主义路线在省歌舞团的表现。李香芝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可以揭发，只是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一些人商量，联合写出了一份大字报，内容是：

　　“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为跳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币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练功也搞不成，业务提不高，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

　　 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后来考虑到这样弄不好会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不就是因为说话走火，被划为“中右”的吗？经过思考，她就把这份已经写成的意见书在家里烧掉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份公开的大字报和没有公开的意见书，竟遭致了日后的杀身之祸。

　　1967年1月26日，南京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夺取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大权。日后，迅速分成了“1·26夺权好得很”和“1·26夺权好个屁”的“好派”和“屁派”，打起了从“文攻”到“武卫” 的内战。而一些奉命支持左派的军队干部，也沾染上了造反派的派性，或明或暗地支持一派。身为好派“红色造反队”勤务组成员的李香芝，也参与了反对“屁派” 及其支持者的一些宣传活动。她不久因为心灰意懒，又生了肝病，就退出了“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但还是种下了开始被囚被斗的祸根。

　　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

　　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队”，即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这时，各个机关团体，都办起了非法拘留干部群众的“牛棚”。李香芝也被有军代表支持的造反派，从医院里揪出来关押到南京农学院专设的“牛棚”里审查。并且借口她曾在地主伯父家生活了几年，诬称她是地主分子；借口她转党手续不全，诬称她是个假党员；借口她在“文革”初期参加了一些派性活动，说她犯有“反党乱军”的罪行。此外，还揭发她在南京歌舞团“用牛奶洗脸”、“吃包子不吃皮”，说她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最了解事实真相的王震方所写的材料说：“据我所知，用牛奶洗脸有过一次，因为奶没有吃完，剩了一点擦了一下脸；有一次包子掉在地上怕脏，把皮剥掉了。把这些事说成一贯的，经常的，显然是有人为的夸张。”

　　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是清查政治历史问题，抓“历史反革命”。李香芝17岁参加革命，历史清白，给她加上“地主分子”、“假党员”的帽子实在站不住脚。在经过半年多的关押批斗之后，省文工团（即原来的省歌舞团）革委会和工宣队，不得不于1970年5月20日发文宣布：“对李香芝同志是否是地主分子及假党员问题，均可取消怀疑”，“可以取消隔离”。同时，还在另一份审查报告中，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民愤极大”。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清理阶级队伍的残酷斗争刚刚过去，所谓的“一打三反”、重点是深挖“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残酷斗争又开始了。刚从“牛棚”里被释放出来，才喘了几口气的李香芝，从1970年8月份起，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白容县桥头镇的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

　　这年9月，原来隶属省五七干校的江苏省文工团奉命赶排革命样板戏，从桥头镇迁回南京，改由省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领导。李香芝与其他七八个被审查的对象，被关押到四条巷的一处职工宿舍里继续审查。当年12月，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掀起了高潮，李香芝从此就陷入了苦难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坚决对抗到被迫承认是“五·一六” 骨干分子

　　为了找寻更隐蔽、更便于迫害关押对象的场所，李香芝从1970年12月起，被从四条巷迁移至丁家桥铁道医学院的学生宿舍关押；1972年2月春节以后，又被迁移到模范马路附近的南京化工学院关押，直至被正式逮捕入狱。

　　这期间，有多份材料证明：李香芝对自己被诬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异常愤怒并坚决对抗的。这方面，有“揪李香芝战斗队”写的三份简报可以作为最真切的佐证。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3日的第一号简报说：“李香芝早在干校开展‘一打三反’时，曾在全团先办过她的学习班。由于她态度顽固，拒不伏罪，声称‘我不是南京政府’（注：当时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作为劝降对象，被指定学习毛选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我不是敌我矛盾’，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这期间，（她）曾作过绝食活动。

　　“我们小分队从70年12月18日起办李的学习班以来（注：当时关押迫害干部群众均以办学习班为名），李一直不开口。小分队每天到她床头逼学毛著，阐明政策，党支部（注：实即军代表）、工宣队负责同志多次找她谈话，她仍一言不发。……她还嚣张地反复叫嚣： ‘自己不是‘五·一六’！你们拿出材料来！’”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1日的第二号简报说：

　　“为了防止她通风报信（大喊大叫），把她搬到底楼，狠批她的恶劣态度。要她写交代，她就写道：‘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小分队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却骂我们小分队是反革命，随后发展到拒绝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要她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她死也不干，而是昂首挺立，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傲气不可一世。

　　“她大哭大叫我不是‘五·一六’，把嗓子都喊　哑了。到夜里9点又开始嚎叫，我们整了她一下，她很嚣张，把墙上‘仇恨五 ·一六，深挖五·一六，批臭五·一六，彻底歼灭五·一六’的标语撕了下来。我们狠批她的顽固态度时，她总是以‘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时与我们顶抗。”

　　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5日的第三号简报说：

　　“自上周李香芝装疯卖傻，一会儿大声喊叫，一会儿又哭又笑以后，她每天装病卧床不起。我们早识破她的这套‘赖术’，故在8号早上对她采取了行动，限定五分钟内自动起床。她不理不睬，小分队的女同志断然将她的被子掀开。然后在11号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4号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对李进行政策攻心，要她学习元旦社论和毛主席语录。她露骨地表白，她不是敌我矛盾，搞她是搞错了。小分队对她进行有力的批驳，李始终不开口。小分队为促其开口，说‘你要不是‘五·一六’；你敢拿党籍来保证吗？’她气鼓鼓地开口了：‘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我是中共党员，我敢拿脑袋来担保，我对毛主席发誓！’她面对毛主席像捶胸顿足地说：‘我如果是五·一六，就不是你老人家的战士，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从这三份简报来看，李香芝正如她的同事余邵敏所说，是性格倔强，“她认为没错，在任何高压下都不会认错。”然而，就是这样倔强而刚烈的人，在1971年4月以后所写出的几十份交代材料中，最后的落款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李香芝”，她不得不表示“认罪伏罪”了。她不仅承认在背后讨论中央首长的一切罪行，还交代了自己发展的十多个“五·一六”分子的名单。由此不难想见，对她的逼供信，达到了连如此刚烈的女子也难以承受的程度了。

　　 坚贞不屈的李香芝终于被逼疯了

　　小分队在简报中多次所说的“装疯卖傻”，实际是李香芝被逼疯了。

　　李香芝是如何被逼疯的？当然，是因为遭受了难以忍受的逼供信。这方面，整她的人不肯直说，被整的人也不敢明说，但是从上面的三份简报，尤其是当年李香芝本人的许多交代材料和一些当事人写的证明材料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可怕的事实：

　　一是威逼：李香芝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注：当时已被关押起来），同志们就来说我是‘五·一六’……以后，老x（军代表）他们都来说我是 ‘五·一六’，老X还说我是‘五·一六’滑干分子。我想，这简直是逼供信。搬到铁医后，工宣队老x又来逼我，说我是‘五·一六’分子，而且说我发展了很多。我更莫名其妙。他们给我办学习班，开头就说：你是‘五·一六’，我们才给你办学习班。并说，只要是办学习班的，都是‘五·一六’。

　　不仅在所谓的“学习班”上贴标语、喊口号，逼着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对敌斗争的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搞夜以继日的车轮战，还不止一次地押着李香芝到南京大学参加所谓的宽严大会，对她施加压力。

　　二是殴打：李香芝本人在交代材料中检讨说：“自己在审查中甚至发展到对抗的地步，XX说自己是反革命的时候，自己就回了他一句‘你才是反革命’！当XX 打了自己的时候，自己就要和他对打，打不到，就骂他是狗东西。”XX自己日后在所写的材料中也承认：“有一次我们小分队和李战斗时，李实然将墙上的标语撕掉。李不仅不承认是反革命行为，反骂小分队混蛋。这时小分队个别同志打了李一下头。我厉声劝止，李又骂我是‘走资派’。我在情绪冲动下，也打了李香芝一下头。”

　　三是饿饭：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我突然病倒了。开始没有人理我，以后就叫同志们来训斥我，骂我。有时饿一顿，再以后我就摸不清睡觉的时间了。”有一个小分队的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也承认说：“有没有（对她）停止打饭？这是可能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确都恨她。”

　　四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噪声：还是这位小分队负责人在所写的材料中说：“在化工学院，我们住三楼，二楼是铁路医院的小分队，他们每天夜里审讯对象时，每到夜深人静，楼下打人的叫喊呻吟声，整夜不绝。交涉之后，楼下每晚放高音喇叭，以掩盖打人的声音，但仍是噪声震耳通宵达旦。”又说，“李写这份材料（注：指被认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交代材料），吕X（注：吕X为李香芝的同事、难友）发神经，大吵大闹，又哭又笑，整个大楼都听到。这种声音，李香芝肯定要听到的，对她的思想情绪可能有影响。”……

　　一个性格倔强的女性，被单独关押了近两年的时间，又遭受如此的虐待和迫害，她怎么可能不被逼疯了？

　　从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来看，早在1970年12月13日晚上，她就“头很痛，脸也很痛，还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感到楼上有一种仪器照自己的脑神经……

　　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讲话，而我脑子里的所有问题都闪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所有问题都交代了。

　　“到铁道医学院以后，这个声音经常检查我的思想。但是，组织上和同志们仍然说我是‘五·一六’。我想，南大怎么有那么多‘五·一六’。会不会也有假的？为什么我不是‘五·一六’，还说我是‘五·一六’？这个声音对我讲：他是中央派来的，说我查清你不是‘五·一六’，但是你们领导不相信。我说，我还要写材料，怎么写呀！他说：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写什么的。从这时起，我的神经根本不听我的使唤，他叫哭就哭，叫笑就笑，还能叫我的器官都能动。

　　“在铁医搬到楼下以后，他说：我可以叫你见到丈夫，看到毛主席。我高兴得不得了。XX打了我，说我是苏修操纵的。当XX打我的时候，我又感到毛主席在对我讲话，说xx是xx操纵的，他叫XXX打了XX同志……

　　“搬到这边来以后（注：指迁移到化工学院），操纵我的人，又帮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帮助我写笔记。一会儿说他是毛主席，一会儿说他是林副主席，一会儿说是江青同志，一会儿说是姚秀琪（注：李自己的丈夫）。

　　“在我学毛著的时候，我还和毛主席辩论。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我不是敌人，为什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整我？毛主席就讲：

　　这不是训练你吗？看你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我说：考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要考验？我怀疑他不是毛主席，就和操纵我的人吵：你们为什么把我打成“五·一六’，给我制造罪过？这个操纵我的人说：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他有时候和我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叫我叫亲爸爸毛泽东，还叫我做一些小孩子的动作，向毛主席撒娇，叫我‘我的好女儿小香’……”

　　总之，从这些交代材料，从李香芝在大寒天里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从她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这些表现来看，李香芝确实被逼得神经失常了。而在被极左路线迷了心窍的人来看，这些都不过是“李香芝装疯卖傻”；她病倒了不能起床，也不过是在使用“赖术”。于是，一个在令人看来荒唐到极点、当权者也愚蠢到极点的冤案，也就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一些疯话竟成为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李香芝被逼疯以后，尤其她几次说到操纵她神经的人，自称是毛主席，同她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的时候，已经触及当年的“高压线”。但是，整她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悬崖勒马，而是责令她继续交代，促使她向高压线上撞。当年的工宣队负责人说：“当时我们的动机是：一要李承认是‘五·一六’，二要李承认整了黑材料。这两个问题承认了，就是反革命。我们不搞，就是右倾。”而所谓的“整了黑材料”，就是李香芝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特别是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并且曾经起草了一份准备寄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两点上取得突破，以便把李香芝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些人的心血果然没有白费，在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的问题上，小分队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反复复地写了十多份交代材料。

　　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果然写出了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

　　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

　　在写出这些胡话的同时，李香芝还写了怀疑这个人是毛主席的话，说“我又想他可能是个坏分子。我就骂他是坏蛋，是德国鬼子，美国鬼子。”

　　并且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纵我的神经吗？真的认为我这样反毛主席吗？我相信你们是会帮助我找到这个操纵我的人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疯话，成了李香芝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1971年8月2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工作的一名军队干部作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

　　同年8月23日，这位负责人又根据省委的讨论作出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注：即处以极刑），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

　　这位负责人身居高位，又是江苏深挖“五·一六”的前台总指挥。想不到他参加革命多年，不好好学习政治、文化，以至到位高权重时，还如此头脑简单，别字连篇。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让这样的人去掌握生杀予夺之权，怎么能不出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

　　1971年9月2日，即被奉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叛逃前的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仓促被拉到省京剧团礼堂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即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连临时被通知去参加这个公判大会的人，也为之愕然。

　　李香芝蒙冤被错杀以后，她的丈夫、资深的人民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她的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长女姚红经多次申请也不能入团。姚秀琪不服，先后为爱妻蒙受不白之冤，多次向党中央、向江苏省委写信申诉，但在人妖颠倒的极左年代，谁也不敢翻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之后的1979年1月11日，江苏省文化局党组才作出了《关于李香芝案例的复查报告》，详细叙述了李香芝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证实了李被长期关押折磨以后“思维紊乱，神经不够正常”；在“整个案卷中，无一份旁证材料，完全是凭本人口供定罪的”。认定李香芝案件是一个错案冤案，应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并做好善后工作。

　　同年2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正式发文宣布：“李香芝在深挖中无辜被长期隔离审查，在逼供信情况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维紊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

　　斯人已逝，无限追思！李香芝只是当时万千受害者中的一个，历史也许不会记录下她的名字，但这一页历史会因她的存在而变得沉重。人们应该从中汲取些什么，来防止那个人妖颠倒的社会死灰复燃或者借尸还魂，这正是李香芝冤案对我们的昭示。

（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七期）

中情局的教训与挑战(一)

★对决苏联：“冷战”险些成“热战”　

　 2005-08-04: 194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总统杜鲁门的命令下成立。50多年来，中情局历经冷战的风风雨雨后，进入21世纪，其职能也从搜集分析情报演变为准军事组织，与其成立的初衷相差甚远。英国广播公司日前详细介绍了中情局在几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活动及背景，其间不乏对知情权威人士的第一手采访。本报从本期开始连载。

　 情报圈里，一个最难的问题是：他们在想什么？要搞清楚对方的导弹、炸弹和坦克的数目相对容易，尽管也很困难很花钱，但是你能做到。但要真正摸清对方在想什么，知道些什么，那才是难上加难。

　 “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知道些什么？”赫伯·梅耶尔，这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别助理，一语道破了情报战的根本所在。

　 明白了搞情报的目的是一回事，实现这个目的则是另一回事，尤其当中情局把它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几乎是风雨不透的苏联。上世纪80年代，由于无法搞清楚克里姆林宫真正在想什么，几乎导致冷战变成热战。

　 珍珠港事件———中情局诞生的摇篮

　 中央情报局是1947年由总统哈里·杜鲁门下令成立的。梅尔·古德曼作为中情局资深苏联分析员，一干就是20年。他说：“最初组建中央情报局的目的是搞情报分析和情报调研。直到1952年，中情局才开始情报的秘密搜集行动。这是许多中情局高级官员一再力争的结果”。

　 “他们认为，要实现杜鲁门总统的主要构想，中情局应该是一个客观的政府机构，而不是政策的一部分。向总统和政府提供的情报分析和判断不应该和政策绞在一起，它不应该有任何功利目的，编造运作，或山头派系。”

　 那么，中情局的目标呢？“目标是苏联，这是冷战的开始。而中情局诞生的摇篮则是珍珠港。”

　 珍珠港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创伤以及日本偷袭美国海军的意外最终使杜鲁门总统痛下决心，建立中央情报局，确保美国不会再遭到措手不及的袭击。中情局将在世界范围内搜集情报，对任何可能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向它的主要雇主———也就是在华盛顿的美国总统———发出警告。

　 而在这个威胁清单上，名列榜首的就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中情局建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遏制苏联向西欧的政治扩张。当时，希腊受到了威胁，意大利也很危险———1948年，意大利共产党很有可能赢得全国大选的胜利。

　 中情局在苏联

　 由于中情局在苏联的地方网络实际上是空白，它只能依靠从苏联回来的商人身上获取情报，而这些人的情报价值往往有限。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情局甚至一度不知道莫斯科的土豆价格，更高层的情报失误就不足为奇了。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时，华盛顿事先没有发觉任何蛛丝马迹。

　 中情局毫无例外地转而依靠美国的看家本领———科技优势。中情局的二号人物———迪克·科尔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技术幽灵的时代诞生了。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苏联的战略能力到底怎样？他们有什么样的军队？他们如何使用这些武装力量？他们如何改变以及如何使他们的军事现代化？”

　 “这些是最容易通过技术情报获得的，通过空中造像、信号情报等技术手段。”然而，无论技术怎样先进，也无法实现赫伯·梅耶尔的情报真谛：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知道什么？

　 “借助这些情报你可以搞清楚在敌方范围内有多少导弹，这些导弹投入实战的待发程度如何。但只有渗透到敌人的大脑中，你才能知道他们是否要发射这些导弹，如果是的话，在什么时候。所以，克格勃相信，收集情报，没有任何一种手段能够代替人。”迪克·科尔说。

　 苏联间谍网在西方

　 但毫无疑问，苏联间谍网在西方要相对成功得多。在英国有波特兰间谍网，刺探驻扎在南海岸的英国潜艇情报；在美国有鲁森伯格谍报网，为他们在莫斯科的克格勃主子窃取美国的原子情报。

　 中央情报局一个一直没有察觉的、发现后为时已晚的严重问题是，它的反情报部门负责人詹姆斯·安格列顿有偏执狂性格。安格列顿偏执地认为，每一个叛逃到西方的苏联人都是双料间谍，都是克格勃故意放出来的。结果，从这些极为宝贵的资源身上获取的情报一次又一次被认为不能算数或被忽视了。

　 结果，中情局只能越发依赖技术手段。但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苏联人的意图是什么。搞清对方意图的途径之一，是调查和分析苏联的经济，许多答案都可以从分析经济状况中得到。

　 在这个问题上，阿诺德·霍瑞利克最有发言权，他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就是中情局苏联经济分析的主要专家。“对苏联经济的规模和效率，长期以来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和过高的估计。”

　 “对苏联经济判断有误可能是被它的军事生产力所迷惑了。多年以来，苏联的军事生产与美国的不差上下，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美国。但苏联的军事生产是建立在可能是落后于我们一个世纪的经济基础上的。而中情局拿双方经济对比的方法，即所谓的美元卢布换算，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

　 这个错误的判断导致的政治后果是严重的。后来在里根政府任负责国防事务助理国务卿的里查德·伯里说：“中情局对苏联的军备竞赛给它的经济造成的压力的低估，误导了谈判桌上的决策者。也就是说，中情局给我们一种感觉，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个限制武器生产的条约，苏联的武器生产就会暴涨，它们就会更强大。但事实是，它们已经到了能够承受的极限，而且已经很难再撑下去了。”

　 中情局引入B组

　 使用中情局情报服务的许多权力强大的高层部门开始对中情局提供的情报质量提出疑问，中情局不得不征求和倾听来自中情局圈子以外的专家的意见。于是，B组被引入了。所谓B组，是一组认为中情局对苏联的情报数据研判有误的专家。他们认为，中情局的这个错误是因为他们想当然造成的。中情局自己的专家称为A组。

　 迪克·科尔说：“人们有一种感觉，中情局没有能够客观地分析他们获得的情报，他们已经事先对结果作出判断。于是，一组外面来的专家，即B组，被请来对情报数据再进行分析，作出应该是独立的、不受情报圈的影响的判断。A／B组的想法从概念上说是不错的，它可以给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提供一个选择判断。但在中情局的具体实践上，问题在于，人们已经事先得出了结论，B组将会全盘否定A组。而且B组更加激进，描绘了一幅更加消极悲观的图景。”

　 不过，更为激进的B组的确发现了中情局在机制上的缺陷。尽管中情局拥有的技术、智力和金钱资源，圈内的人都心知肚明，它没有作出准确的判断，有时候，对外部世界真实发生的一些关键事件根本就没有预测到。

　 里根抛弃了遏制苏联的政策

　 1981年，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随着里根入主白宫，华盛顿对世界的看法也随之改变。遏制苏联的政策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抗邪恶帝国。

　 “在里根之前，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不能输掉冷战。”赫伯·梅耶尔此时已是新的中央情报局首脑的特别助理。“里根总统提出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目标。他说：‘我要赢。’正因为里根的目标不同，他为情报部门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如果你的目标是要赢，你寻找的是对手的最薄弱环节。”

　 “如果你的目标是不输，你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敌人的强势上，因为你想的只是防守。因此，里根总统把我们从防御变成了进攻。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于是，西方的国防预算激增。巡航导弹部署到了西欧。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加强了间谍侦察，把活动的前沿一直推进到苏联的边界。中情局则在新的首脑比尔·卡西的领导下，主动出击，迫使苏联在阿富汗处于守势。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开始改变。

　 （稿件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中情局的教训与挑战（二）

★中情局在越战中犯了什么错 　

　 2005-08-10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与中情局之间的协调一致的确出现了问题。华盛顿相信，如果越南落入共产党人手中，整个地区都会失去，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由于中情局的雇主不愿意听中情局提供的情报，这令美国在越南灾难性地卷入。

　 小说家格林汉姆·格林在他的小说中对中央情报局有非常著名的描述：“安静的美国人，天真，冒失，轻信。”不过，格林的判断过于严厉了。为格林所不知的是，每当中情局作出正确判断时，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就被在家的政治主人晾在了一边。

　 对中情局情报置之不理

　 “我们干情报这行的，至少在我看，最糟糕的莫过于政策制定者对你的情报置之不理。”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迪克·科尔说。他在中情局任职的上世纪60年代，北越的共产党人正开始要统一资本主义的、信奉天主教的南越。“如果总统稍微敏感一点儿的话，我们提供的情报实际上等于在不断地对他说，你的策略行不通。我们的判断是，局势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可能是朝着与你的希望相反的方向走。”据说，中情局不断警告总统，战争持续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得多，不可能在短期内赢得战争。

　 当时，多米诺骨牌理论在华盛顿很吃香，它使得五角大楼有理由要求庞大的预算。“当我在中情局受训，准备派往越南时，我被灌输的就是多米诺理论。我被告知，它决定着南越的未来。把我们推进了战争的多米诺骨牌论掩盖了历史，因为高举这种理论，就给了我们在那里永远待下去的理由。”弗兰克·施奈普，这位前中情局北越问题主任分析员说。

　 中情局认为，把越南人统统看作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者是肤浅的，也是错误的。中情局国际共运首席专家雷·迈克格维伦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这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中情局与五角大楼脱节

　 中情局也不同意有关北越正在从中国和苏联那里得到大规模支援的判断。布伦特·斯考克罗福特，后来担任过两届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任职五角大楼时曾在越南问题上花费很大精力。

　 他回忆了中情局与五角大楼的脱节给美国政策造成的损害：“围绕着越南有许多很不现实的东西。首先，我们从来不清楚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才算取得了成功，要成功需要什么条件，情报评估在其中起什么作用等等。中情局对越共的实力、他们的补给供应等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但是这样的情报却不受欢迎。”

　 五角大楼经常把中情局职员描绘成一群左派人物，认为他们没有认清共产党的本质。但事实上，中情局的特工和专家往往对越南的实际情况非常了解，而美国军方的人一般在越南只待上一年，对敌人，无论是正规部队还是游击队，都不真正了解。

　 至此，约翰逊总统领导的白宫与中央情报局在美国介入越南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华盛顿固执己见，但麻烦在于，如果中情局的判断是对的，北越武装比原来估计的要小，他们的目标更具民族色彩而不是共产主义，他们没有得到莫斯科的经济资助，那么美国介入越战的政治、军事理由就都不成立了。

　 在中央情报局研究了16年越南问题的乔治·艾伦说：“中情局研究的是这场战争的实质，即它是一场毛泽东式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研究的是对付这样的一场战争的方法，但是中情局并没有对华盛顿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他们只是说：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你们事先预想的要长得多，是那种倒下一拨，再换一拨儿的持久战。”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说：“需要我们在那里待多久，我们就待多久。我们将提供一切需要的帮助以赢得这场打击共产暴动的战斗。”

　 在越南全面失控

　 到这个时候，华盛顿已经是自说自话了。随着数以万计的美国军队涌入越南，美国的轰炸机轰炸河内，这场冲突看上去的确像老式的殖民争斗。

　 越多的美国士兵投入越南，南方的游击队和北方较为正规的越南部队打得就越顽强。对中央情报局来说，更糟糕的是，它们忙着前门拒虎，后门却出现了漏洞。中情局悉心栽培扶植的南越政界人物越来越感到被忽视。

　 当时在中情局西贡站工作的弗兰克·施奈普说：“我们对共产党对手的情报掌握得非常成功，而对我们盟友的情报却糟透了。主要原因是，我们对我们扶植的人不愿意看得太紧。我们帮助了一批南越官员，确保他们官运亨通，而他们向我们提供情报。在达成这样的交易后，我们不愿意回过头来说：嘿，先等等，他们当中会不会有那么一两个也在为共产党服务？”“我记得是在1971年，中情局做了一个评估，通过缴获的文件和其他各种渠道，中情局的判断是，在南越的政府部门和农村的基层机构中，可能潜伏着14000名共产党间谍。”弗兰克·施奈普回忆说。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也是让中情局沮丧一个现实：我们在考虑把战争推向越南南方，但如果南越政府被渗透到如此程度，这不是奢谈吗？

　 北越的坦克开到了西贡总统府门前

　 美国在越南变得越来越难以支撑。正像中情局预言的那样，美军对一度曾是友好的越南人也失去了控制。美国驻西贡大使馆被困，屋顶上的仓皇逃离，已经成了历史。

　 但是，这狼狈的最后一幕对中情局来说是不公平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情局的正确判断带给它的，先是白宫主人的拒绝，然后是眼睁睁地看着它的预言一个个变成事实而无能为力。

　 一定是有些教训应该汲取的。应不应该对白宫讲他们不愿意听的话？直言不讳能使你得到解脱还是仅仅把你赶出决策圈？和像五角大楼这样强大的机构较劲是否明智？中央情报局离开了越南，沮丧，但也变得更聪明。

（稿件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美知名经济学家预言：美国下个十年即将衰败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哈里·S·登特通过其最新著作《下一个大泡泡》，发表了自己对美国经济的最新预言，其中最惊人之处是，他预测美国经济将在2009年以后，无法避免地进入衰退期。

　　登特认为，导致美国这种衰退的原因，不在于外部因素，因为美国现在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网络信息技术的泡沫和上一次“婴儿潮”的脆弱基础上的，衰退将无可避免。他断言：美国的人口结构会在2009年后进入老年期，而经济的周期性起伏也将促使经济跌入低谷，这种情况将一直会持续到2023年。

　　这不过是泡沫式繁荣

　　在过去两百年中，有两个趋势比气候对人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一个是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的趋势，另一个是技术进步的趋势。而登特预言经济衰退的理由，正是基于像预测天气趋势那样的一些基本数据和规律性的发展因素。

　　登特分析说，由于很多极端因素的作用，比如人口、全球化和经济进步的原因，现在的这次繁荣其实是一次泡沫式繁荣。第一个泡沫出现在1985年～1987 年，但那时还不是技术泡沫。最近的、也是更大的一个泡沫出现在1995年～1999年，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和技术行业的股票上。现在的，也是最后的一个泡沫将出现在2005年～2009年或2010年初，而且这个泡沫将是加速发展的。它可能会成为200年以来最大的牛市和技术股泡沫，对此，美国几乎无能为力。

　　消费高峰即将过去

　　而本轮经济繁荣周期之所以会走向结束，登特认为决定的因素在于美国的人口周期性衰退。据美国劳工部下属劳工统计局的消费数据显示，人一生的消费高峰期主要发生在46岁至50岁之间。然后，在生命剩下的时间中，消费将下降。也就是说，每一代人会非常准确地制造繁荣和衰退的经济周期，它们大概每40年发生一次。

　　而在美国，最近一次“婴儿潮”的高峰年是1961年，这一代人将在 37岁进入高消费年，47岁达到最高点，而在那之后的岁月里，人的消费能力急剧下降，由此导致衰退的来临。这个时间大约从2009年或2010年开始，一直将持续到2022年或2023年。他警告说，“这可能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萧条，至少也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大的一次萧条。”

　　股市最后一道盛筵

　　按照登特的预测，美国人现在所处的时间，正好是这次大繁荣的中间位置，在剩余的4年时间里，美国还将继续繁荣，并且是加速度的，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美国的股市将在接下来进入最大的牛市。

　　在《下一个大泡泡》中登特分析道：“目前，我们有一个同沃伦·巴菲特和大多数专家非常不同的预测，这种情形就好像80年代后期一样。在这个10年期结束之前，我们能看到道琼斯指数冲击35000点到40000点，纳斯达克指数达到13000点左右，并有可能冲击20000点的高位。”因此，对于大多数投资美国股市的人来说，从2005年到2009年会是其一生中最后的投资机会，在这几年的回报将有可能是之前回报的数倍。

　　他说，“我们所有的基本面研究和周期研究都表明，投资者可能会在2002年到2009年底或2010年初，看到历史上最高的平均年复合回报率，不管是表示整个市场的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还是某些最强劲的部门(比如技术、生物科技、金融服务、健康保健和除了日本以外的亚洲)，都是如此，后者的收益率还会更高。”

　　技术革命高潮将至

　　技术革命的高潮也将在2008年底和2009年达到高峰，那时一些最重大的新技术消费品的市场渗透率将达到90%。很多新兴产业的主导企业将在那时拥有最高的地位。因此，投资、商业、职业生涯的最大机会将在剩余的时间中到来。

　　他建议说，“从2005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不仅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投资机会，也是重新定位你的商业事业和职业生涯的最佳时机，你将决定自己怎样生活、以及在哪里生活，不仅针对即将到来的大繁荣，也针对紧接着的大衰退。”

　　登特关于美国经济的预言：

　　2005年～2009年或2010年初将出现200年以来最大的牛市和技术股泡沫

　　美国经济2009年或2010年步入衰退，将一直持续到2022年或2023年，这可能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萧条

　　在剩余的4年时间里，美国还将继续繁荣，道指有望冲击4000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