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苏联机密文件:斯大林早知道日欲袭美

　　（综合讯）新华社2005-08-14消息， 原苏联一份机密文件显示，一名充当间谍的日本人1941年9月就已经告知苏联领导人，日本政府计划对美国开战。

　　日本共同社13日报道说，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1941年9月9日在致斯大林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这名代号“经济学家”的间谍。

　　根据共同社获得的报告副本，这名间谍向苏联内务部报告说，时任日本商工大臣的左近司政三1941年9月2日与一名日本官员共进午餐时说，如果与美国外交谈判失败，日本将于当年9月或10月进入“紧急状态”，而与苏联和平共处。

　　左近司说出这番话后4天，日本内阁会议秘密决定对美国采取战争政策，把当年10月初定为与美谈判的最后期限，规定在10月底前完成开战准备工作。

　　共同社报道说，由于苏联当时需要集中精力对付纳粹德国，因此希望日本对美国开战，以减轻日军对远东地区的军事压力。

★揭开日本要调走驻华大使之谜

中军网 2005-8-15 香港《亚洲周刊》7月24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与对华强硬派势力发动舆论“逼宫”，透过媒体造势要把知华派外交官、驻北京大使阿南惟茂调走，换上驻印尼大使饭村丰；饭村丰曾公然对抗主张对中国友好的前外相田中真纪子。但町村此举引起握有决定权的首相小泉不快，更引发内阁官房强烈反弹，阿南大使职位终获保住。

　 这是一场被指为试图以“先斩后奏”方式影响大使任免的“舆论逼宫”。结果，生米并没有做成熟饭，反而幻化成一场黄粱美梦，短短4天便草草收场。

　 日本政坛的一场明争暗斗

　 《亚洲周刊》独家深入调查显示，原本一次正常的驻华大使任期届满的更替，却在日中关系紧张而敏感的背景下，演变为日本政坛势力在对华外交政策取向上的一场明争暗斗。在此次短兵相接的政治交手中，日本外务省和执政自民党内部的“后小泉内阁”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操控媒体，突然发布消息进行“舆论逼宫”，把代表日本对华外交强硬派的代言人、现任驻印尼大使饭村丰推到前台，企图以造成“既成事实”的方式，让小泉首相被迫认可，令首相官邸官房长官室“就范”。

　 然而，操盘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适得其反，不仅引起了握有主导决定权的首相小泉的极度不快，而且更引发决策中枢、首相官邸官房长官室的强烈反弹，指此举纯粹是先斩后奏，企图用木已成舟的既成事实，在最不恰当的时期、以最不恰当的方法、推出最不恰当人选来干扰政府行事的大局，搞“舆论逼宫”。由此，假消息不仅没有变成真消息，更被不光彩地打回了原形。

　 “舆论逼宫”三大忌

　 据小泉身边的消息人士告诉《亚洲周刊》，这次“舆论逼宫”之所以遭到首相官邸内阁官房的断然拒绝，主要犯了三个大忌。首先，不打招呼，操纵舆论，先斩后奏，冷落首相官邸内阁官房。7月2日，日本《每日新闻》率先披露了外务大臣町村信孝已决定起用现任驻印尼大使饭村丰来替代现任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并在8月国会会期之后发布任免令的消息。

　 该知情消息人士说，就像中国一样，政府对出任日美英法等国大使的任命，并非外交部可以说了算。日本对驻中国大使的任命，同样需要外务大臣和首相官邸官房长官一道商量同意，最终由首相点头许可才行。但这次外务省竟然事先不打招呼，试图“生米做成熟饭”，这怎么能被允许？

　 “舆论逼宫”犯的第二个大忌是，在政府内阁尚未决定是任用“知华派”还是“强硬派”出任下届驻华大使时，媒体报道却强调必须坚决启用对华强硬派，并把此必要性“嫁祸”与首相官邸。这分明是既想造成既成事实，又把责任推给首相决策智囊，这怎会不令首相官邸大为恼火？断然行使否决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名知情人士对《亚洲周刊》说，外界可能不太了解的内情是，如暂且撇开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小泉首相还是比较重视日中关系的。

　 “舆论逼宫”犯的第三大忌是时机不对。在小泉首相全力以赴在国会通过邮政民营化改革法案、实现其最宏伟政治理想的“关键时刻”，特别是目前该法案仅以5票微弱优势在众议院通过而转入参议院审议的“非常时期”。

　 在这种情势下，小泉根本不想起用对华强硬派大使，给已告紧张的日中关系再添不必要的麻烦，“稳定压倒一切”，原则上决定今年内不考虑更换驻华大使的问题。因此，并未经首相小泉认可的所谓“更换驻华大使”的报道，当然引起了小泉的不快，并指报道是“干扰大局”、“无中生有”，批评口气十分严厉。

　 强硬派对决知华派

　 据《亚洲周刊》了解，这出“舆论逼宫”戏登场，实质上反映了今后日本对华外交担纲的是“知华派”还是“对华强硬派”的新较量。虽然此次主张强硬派的政治势力“逼宫”未成，但并不意味着这股政治势力会善罢甘休。

　 事实上，随着以安倍晋三、町村信孝、麻生太郎、中川昭一等政党及内阁成员为代表的所谓“后小泉时代”政治势力的扩张，对华强硬派渐成气候，外务省的知华派则日渐式微。近两年来，日本外务省副部级以及司局级新晋升官员中已看不到知华派出身外交官的身影，知华派的提议往往被对华强硬势力视为“讨好中国的应声虫”。

　 作为外务省内知华派领军人物的阿南惟茂，从2002年朝鲜人闯馆的“沈阳事件”后就受到了强硬保守派势力的猛烈攻击，而一批知华派骨干则不同程度受到了冷落或排挤，如原军备管理、科学审议官宫本雄二转任缅甸大使；原巴西大使池田维接任台北事务所所长，原中国课课长堀之内秀久被调任驻华公使。

　 现任外务大臣町村信孝曾在私下说，今后他将直接主导处理对华关系，东京完全可以“遥控”北京使馆，驻华大使懂不懂中文、有无“中国人脉”都没有关系。他并认为，今后政府应该委任非知华派的外交官任驻北京大使，堂堂正正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执政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安倍晋三更是直言不讳，不断强调日本不能总向中国妥协，不能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变成“软腰外交”。

　 这段时间，中日关系因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历史认识问题而日趋紧张。日本驻北京大使阿南惟茂则从各个方面积极推进日中关系友好发展。最有趣的是，每年中国各级领导人最为忙碌的全国人大、政协召开之际，竟也成了阿南大使最为繁忙的日子。原来，阿南大使不失时机利用“两会”中国各地领导人进京之际，加强与中国地方领导们的沟通与了解。为此，阿南大使分批邀请各地领导人到大使官邸作客，日夜不断，一个不漏，五年如一日坚持不懈。

　 阿南大使说：“我曾经参与过处理日中间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这些亲身体验，深深感到两国的相互信赖仍需大家共同努力。日中间的不信任主要来自相互的不正确的认识。有时候，一些偏颇的报道或资讯，会加深相互的不信任。”（毛峰）

★台军泄密少校供出所谓庞大「共谍」集团

中军网 2005-8-15据香港《东方日报》报导，台湾「国防部」电讯发展室少校庄柏欣泄漏军事机密案，案情有爆炸性发展，庄柏欣终于供出军中庞大间谍网，且已将电展室购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监听设备的「雷达参数」盗卖给中国大陆，当局怀疑庄柏欣涉及的「共谍」集团，已长时间泄漏重要美台军事机密给大陆。美国方面对此感到极之不满。

这宗严重的「共谍案」是于五月初爆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等检调单位，拘捕庄柏欣等十七人，庄被指涉嫌将爱国者三型、天弓及鹰式导弹等雷达参数数据，低价转卖给退役军官黄耀中，再低价转卖给大陆军方。「国防部」长李杰对军事机密外泄震怒。

东森新闻报五月十一日的报导说，针对「国防部」电讯发展室少校庄柏欣涉嫌泄密案，经高等军事法院检察署讯问后，五月十一日下午五时向高等军事法院声请羁押获准，另据项目小组透露，庄某去年十一月时曾向日本外务省官员兜售情报，虽未成交，但凸显其行径十分大胆。

调查局台北县调站五月十日在军高检检察官指挥下，兵分数路前往庄柏欣台北县林口住处、庄的办公室等地点进行搜索，办案人员自庄家中查扣他用来拷贝军事资料的随身碟和部分书面文件。调查局侦讯后，将庄员移送「国防部」高等军事法院检察署复讯。

项目小组指出，庄某透过随身碟流出的资料，与他家中计算机存盘资料相同，多为共军年度海空军演训动态及科研活动发展等低阶情报，并无部分媒体报导所谓的飞弹、雷达与电讯密码参数。

检调发现，庄某泄露情报的时间长达半年，从今年初起即透过昔日单位同袍黄耀中、伪卡集团首脑苏东宏等人将情报卖给中国大陆。「国防部」电讯发展室主任李翔宙则强调，庄柏欣涉嫌泄漏资料部分，包括中国年度海空军演训动态，相关科员活动发展，并没有媒体所说的飞弹、雷达与电讯密码参数。

中央日报在同一天阴述「国防部」发言人少将刘志坚表示，这次检调收押的十七人中，仅庄柏欣是军职，其余为民间人士，庄柏欣涉嫌泄漏中共演训动态等国防机密，并未涉盗刷案；电讯发展室主任李翔宙则说，庄所负责的层级较低，研判泄密范围有限，军方正全面清查及进行损害控制防范。

项目小组确认，庄某透过随身碟流出的资料，与他家中计算机存盘资料相同，多为共军年度海空军演训动态及科研活动发展等低阶情报，并无部分媒体报导所谓的飞弹、雷达与电讯密码参数。

事隔一个多月，庄柏欣终于供出台湾军中庞大间谍网。联合报的报道说，由于电展室刚向美国中情局购置一套功能强大的监听设备，以搜集大陆沿海军事演习及武器部署情报，并将情报转交美国，而庄柏欣涉嫌将雷达设备的相关参数及密码泄漏给大陆，引发美方极度不满，台方军检调受到高层极大压力。

庄柏欣供出有些现役及退役军人提供机密给他，检调怀疑这是一个「共谍」集团，已长时间泄漏重要军事机密给大陆。令检调讶异的是，这些泄漏的极机密军事资料多到吓人，几乎全是台美军事交流的武器设备、规格及参数。机密包括导弹设备、规格及部署地点；军舰停靠的港口；舰上的设备及武器；战机停放的基地及各机种配置的导弹规格，还有电讯、监听等设备的参数。

办案人员透露，当初台购中情局监听设备时，美国为让台方能更精准掌握大陆情报，同意把敏感的军事星影象加密传输到电展室，供台湾参考，未料庄柏欣把最关键的「雷达参数」密码交付大陆解密。

东方日报续报导，两岸间谍攻防战战况激烈，台湾政府近年发现大陆情报触角可能伸进台湾军情单位，几乎每年都挖出数宗泄露军机人员被逮案件，情治首长严令抓「内鬼」，军情人员人人自危。

近年重大间谍案有○二年海军上士刘岳龙及其父、前空军上尉刘祯国涉嫌窃取军事机密案，父子两人竟刺探军情时间长达十年才被发现。同年前国安局出纳组长刘冠军因国安机密外泄潜逃出境。

翌年又爆出中山科学院职员陈士良涉嫌布建间谍网，搜集军事情报，包括中科院研发的导弹计画与二代兵力配置等机密，共同被逮的还包括美籍华人许希哲以及科技公司负责人叶裕镇等人。

○四年前军情局军官廖宪平涉嫌泄漏国防机密被捕。同年爆出前国安局少将人事处长潘希贤涉嫌在大陆泄露情资等。台湾军情单位退休人员经常往来于两岸之间，易成为大陆国安单位吸纳对象，例如前空军上尉刘祯国退役后，到大陆福建投资时被吸收，透过其在海军服役的儿子窃取军事机密。

★苏联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之间的恩怨情仇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究竟有哪些渊源？在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1958年，中苏曾有过核武器方面的合作，但是披露的细节不多。苏联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到底做过什么？

　　60年前，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附近的沙漠中爆炸。40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究竟有哪些渊源？

　　苏联向中国大规模传授核武器技术

　　根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赛季特·赫鲁晓夫的回忆：“1957年我父亲就考虑，要慎重地将苏联的核武器技术秘密传给中国。在1957年的时候，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亲如兄弟，绝对能够相互信任。正是因为如此，苏联才愿意把原子弹的技术传给中国，而且苏联向中国传授核武器技术是大规模的。但是到了1959年，苏联突然停止向中国传授核武器技术，两国的紧张关系来得太突然。”

　　苏联向中国传授核武器技术，后来得到了证实。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与日本的政治家藤山爱一郎有过一次会见，米高杨也参加了这次会见。会见的谈话内容被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收藏，2002年得以公诸于世。在会见中，赫鲁晓夫说：“中国已经具备了生产原子弹的能力，因为苏联已经向中国提供了关键的帮助，中国派了很多专家到我们的设施里，另外，他们的核燃料应该也不成问题。”米高杨接着说：“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原子弹的研发设施，包括一些生产原子弹的工厂和其他方面的设施。”

　　根据苏联大使馆的记录，1958年，111位苏联核能专家来到中国，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阿里克哈洛夫、维诺格拉多夫、布洛克钦契夫和弗拉迪米尔契夫，都曾帮助中国研发原子弹。

　　第一个核反应堆完全来自苏联

　　最近，曾参与中国原子弹研发的一些苏联专家的回忆文章开始与世人见面，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逐渐显露。

　　这些文章的作者回忆，当时他们被派往中国，人数不少，主要负责指导中国开发原子弹，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苏共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核武器技术的传授是全面的，并且是按照时间表一步一步展开的；苏联除了在技术上对中国进行指导外，还在核工业的基础设施方面向中国提供物质援助；当时，苏联计划帮助中国制造出苏联1951年水平的原子弹；虽然苏联并没有向中国直接提供原子弹，但苏联提供的关键技术，使中国距离成功研发原子弹只有一步之遥。

　　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的最高级助理欧罗比耶夫，从1957年到1959年一直在中国。欧罗比耶夫回忆说：“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决定向中国传授原子弹技术后，很快在北京建立起一个原子弹研发中心，相当多的苏联专家都到过那个中心，在很多方面对中国人进行指导，包括核裂变、同位素分离、核反应、核物理、核化学、地质勘探、铀的分离等。萨帝基是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的总工程师，1956年至1960年，他曾在中国担任顾问，负责指导中国的核反应堆、同位素分离以及中国科研人员的培训。萨帝基说：‘北京这个中心成立之后，中国开始把在国外留学的人员召回来，主要是在苏联的留学生。当时留苏学生中学核物理的人数最多。’”

　　1957年欧罗比耶夫被派往中国的原子弹研发中心时，中心里一共有60多位研究人员，到了1959年，研究人员已达6000多人。欧罗比耶夫在这里指导中国人进行核子融合和浓缩铀。在此基础上，中国才有可能进行第一代核反应试验。随着核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正式运作。这个核反应堆完全来自苏联。欧罗比耶夫说：“苏联的同位素锂分离技术基本上被中国分享了。这套相关设备重达250多吨，全部运到中国，其他的设备如真空设备、分离泵和高压供电设备等，也同时运到中国。”

　　欧罗比耶夫承认，来自居里实验室的中国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对中国原子弹的开发也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他也提到，当时钱三强和他有过多次技术交流和讨论。“钱三强拟订计划之后，就会来找我讨论。中国的第一次核反应试验也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苏联专家还对试验进行了微调。此外，中国相关核设施的建设，也是在苏联专家直接而详细的指导下完成的。”

　　装着原子弹的车皮“人间蒸发”

　　中苏两国发生矛盾的征兆可能出现在1958年，当时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埃夫雷莫夫率团访华时就有所感觉。根据协议，苏联每年都要派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讲学和指导。埃夫雷莫夫此行也是为庆祝北京原子弹研发中心的成立，他同时还去拜见了毛泽东，并就台湾问题转达了苏联领导人的意见。

　　据当年代表团的成员回忆，埃夫雷莫夫回到酒店时，脸色相当难看。据说，毛泽东不把埃夫雷莫夫称为“同志”，而是把他称为“外国人”。在长达半小时的会见中，埃夫雷莫夫觉得自己充当了一个不讨好的角色。后来埃夫雷莫夫才听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执。

　　1958年6月，一批苏联核物理学家来到北京。此时，苏联已进行了62次核试验。这些苏联专家向中国提供了更详细的、更新的信息。

　　这些专家在北京顶着酷暑作了一场又一场演讲。来听课的人很多，有些苏联科学家很紧张：来了这么多人，苏联的核机密很容易泄露吧？这种疑虑很快被带队的领导打消，一位领导说，大家都是党员，都是同志，不会有问题。

　　苏联的专家们回答了中国技术人员提出的许多问题，包括如何构建核设施基地，以及原子弹的开发问题。专家们还参观了中国的不少核设施、大气压设施和原子弹组装车间等。代表团带回的信息是：中国方面希望继续扩大两国在这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苏联专家的这次北京之行，原先已经得到了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的批准，但他们回到苏联后却被告知，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并没有批准这次北京之行。

　　这个代表团回国不久，得知苏联已经准备了两节车皮运往中国，一节车皮中装的是模拟原子弹，另一节车皮中装的是测试控制器、设备和原子弹支撑的铁架。这两节车皮一直有重兵把守，却一直不见动静。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丘尔金向上面请示：那些运往中国的原子弹为什么还不起程？领导听后很生气：什么原子弹送往中国？绝对不要想，立刻取消！后来，这两节车皮就消失了。

　　此后，中国的科学家仍然到苏联的原子弹试验场参观。1959年1月2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第21届委员会上向与会代表吹风：中国和苏联出现了矛盾。

★中国：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8月09日 来源：《中国改革》

□ 魏加宁

体制"板结化"日益严重

改革已到攻关时

目前，商品价格已经基本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但资金、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被压制现象依然严重存在。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既是导致短期内经济忽冷忽热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威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尽快加以改变。

首先，出于为国有企业和国家项目低成本融资的需要，长期实行资金价格管制，利率被人为压低。目前，利率市场化进程刚刚真正起步，尚在推进之中。

其次，以往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在各地招商引资的竞争压力之下，土地价格被人为压低，有时甚至是"零地价"。

再次，由于粗加工行业的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而劳动保护制度又不健全，劳动力价格被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市场竞争"的理由人为压低。

最后，技术价格虽然基本上由企业决定，但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也被人为压低。

此外，水、矿产等自然资源价格也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长期压低，导致乱采滥伐，资源浪费十分严重。

中国渐进式改革走到今天，一些难度比较大的改革大多刚刚开始。比如，垄断行业的改革刚刚起步；宏观调控手段甚至出现倒退迹象；政府职能的转换刚刚提上议事日程等等。

在改革动力源泉上， 依靠对外开放推进的改革项目已经开展得差不多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小。改革需要更多地从内部寻找动力源。

　　改革态度出现分化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可谓各不相同。

从高层看，本届政府任期第一年主要忙于应急处置，应对SARS危机；第二年则忙于宏观调控事务，解决经济发展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短期问题。从今年开始，将2005年定为"改革年"，并重点推动国有银行改革等金融体制改革，又推行了建立节约型社会的一系列重要举措。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点已经从先前的短期问题更多地转向了长期问题。

从中层看，目前一些部门对改革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本部门有利的就积极推动，对本部门不利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导致改革攻坚战难度加大，尤其是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由于缺乏部门间的有效协调而难以推行。

从下层看，人们对改革普遍持矛盾心态，一方面期望改革能够给自己带来收益，另一方面又担心改革会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体制"板结化"现象严重

在改革处于胶着状态的情况下，目前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

一是公共权力有被部门权力肢解的倾向；
二是国家利益有被部门利益肢解的倾向；
三是地区间、部门间，以及地区与部门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改革在反思中前进

对以往的改革需要进行彻底反思和全面评估:

首先，应当对过去20多年的改革过程进行彻底反思和全面评估，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汲取教训。

其次，深入分析当前改革阻力越来越大的原因，勇于对以往成功的改革方式本身进行深刻反思。

再次，深入研究和探讨改革的理论问题，脚踏实地地寻找支撑本国改革的理论。

为此，有必要创立一门新兴学科--"改革学"，以便系统地研究改革的目标分解、程序设计、模式选择、时机抉择等重大问题。

　　对今后的改革应确立一些基本原则

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又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努力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要顾此失彼。

其次，要坚持大多数人受益的原则。改革使"人人受益"实际上很难做到，我们只能追求大多数人受益的目标，因而难免会出现一小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局面，要减少改革的阻力就须设法补偿一小部分受损者。

再次，改革不应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小的社会波动可能难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必须坚决防止，否则不仅达不到改革的目标，还会葬送改革。但难点在于如何区分出可以容忍的事件和必须及时制止的事件。

除此之外，肯定还会有其他一些原则。

　　改革急需建立和完善六大机制

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当务之急还要建立和完善六大机制。

一是各项工作中要建立并加强实地调研的机制，推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式，避免闭门造车、关门订方案。
二是要建立并加强理论研究的机制。没有理论支持的改革容易走弯路，甚至还有可能走回头路。
三是要建立协商机制，要建立广大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
四是要完善决策机制，使有关改革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五是要建立补偿机制，对于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予以必要的补偿。
六是要建立纠错机制，在推进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要根据情况的进展及时纠正改革方案中的缺陷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