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台军宣称不怕大陆“高空核爆”

美《中国军力报告》成了台“防卫指导手册”

新华网 （ 2005-07-29）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郑国良报道 7月中旬，美国公布“2005中国军力报告”之后，对于台海的安全局势评估再一次成为了台湾军方的热门话题。这份《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成为了台湾军方的“圣经”，包括台湾“国防部”“国防大学”“政战学校”在内的台军各个部门，都试图从中解读大陆可能的进攻方案。而陈水扁更表示：要让全世界充分了解大陆的扩充军事，并注意到大陆会可能造成的“威胁”。

抓紧反导军购针对“大陆导弹”

“2005中国军力报告”中，再次把解放军的短程弹道导弹作为台湾安全的首要威胁。报告说，目前大陆瞄准台湾的导弹总数已经达到720枚，对台使用短程弹道导弹奇袭和精准的空袭，将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介入之前，即削弱台湾的战力，“斩首”台湾的军事和政治领袖，摧毁他们的作战意志。此外，军力报告再次专门提及了中国军队的渡海作战能力，并且对中国军队的两栖战力进行了夸大的分析。

针对“大陆飞弹威胁”，台军方面表示，防护只是第一步，台军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研制对于防卫和反制大陆先进武器的能力。陆委会“主委”吴钊燮表示，加强台湾国防武力是确保台海和平的重要因素，台湾应加强反导弹能力，导弹军购案包含反导弹系统，他呼吁台湾各界支持当局增强防卫的采购。

“脉护计划”防电磁攻击

在报告中，美国方面特别提到解放军可能对台动用“高空电磁脉冲”（HEMP），以回避对台使用核武可能引发的世界舆论争议。电磁脉冲攻击是通过小型核爆所产生的电磁波，对电子、资讯、电力、光电、微波等设施产生破坏，而对人体和设备结构没有直接伤害，只对通电系统具严重破坏力，被外界视为“人道武器”。

对于这种可能性，台军方表示，已经针对防护电磁脉冲攻击进行“脉护计划”，“包括利用金属、防护网或其他电磁波吸收材料作为台军指管中心的衡山指挥所的外部屏障，以反射或吸收电磁波的方式，在电磁脉冲波穿透前加以吸收，并透过接地网路，将额外的电磁能量导向地下”。目前台军指管中心衡山指挥所相关工程已陆续完成，不仅可抵挡电磁脉冲攻击，甚至可防护战术核武威胁。

清理“大陆特种兵”

除了武器的发展之外，另一方面，人的因素也成为了台湾军队极为敏感的因素。美国在《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中，极力渲染大陆为了达到防止台湾独立和达成最终统一的目标，对台湾使用劝诱与遏阻的两手策略。在劝诱方面，利用经济诱因，吸引台商前往中国大陆投资，然后加以政治控制。同时，还认为大陆正在研究派遣特种部队潜入台湾，对台湾岛内领导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方案。

陈水扁也进一步要求国安会研拟因应对策，针对台湾政治中枢、军事基地、重大民生设施，以及“政府重要部门首长、情报治安首长、各军总司令以上高层官员”的寓所，彻底做一次清查，察看究竟附近有没有大陆不法分子匿居，以利先期防范，做好安全维护措施。

台湾中了美国“逼买武器”计

台军在将美国的2005中国军力报告奉为圣经，阅读之后认为，大陆可能使用有限攻击(limited strikes)，利用资讯作战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对付台湾，或对台湾主要军事设施和政治地点使用短程弹道飞弹或空袭，以达到摧毁台湾“领导阶层”和人民大众意志的目的。因此台军经过评估之后认为，如果台湾的防卫能力严重降低，美国可能重新评估介入台海的决定。台湾方面认为，美国借“军力报告”来暗示台湾：如果台湾当局再不痛痛快快地买武器，台海一旦爆发战争，美国也许不会协防台湾。台湾必须要通过分析“中国军力报告”，重新调整台湾的军事部署。

但问题是，美国的“2005中国军力报告”，除了离间两岸民族情感，继续逼迫台湾岛内通过高额军购之外，并不能真正对台海安全做出良性的正确评估。台军视军力报告如宝，企图“按图索防”，但是这是一张错误的指示图，根本无法让台湾得到真正的安全。反之，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使得岛内怨声载道。

★中日关系对抗背后的阴谋

发表日期：2005年7月26日 出处：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徐翼

　　尽管与中国发生对立甚至冲突、联合国“入常”、历史问题、教科书、靖国神社……表面看来与“修宪”关联不大，但它们在日本谋求“大国意识”上是有着深刻的脉络的，而“修宪”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右翼已经等不及了。如此看来，“搁置争议”有点儿一厢情愿，外交照会也被视若无睹，那么，我们不如行动起来，政府和民间、国内与周边、军队与民意、立法与行动……有效联动，针锋相对，积极应变。

　　日本最近对中国的挑衅行为，已经由咄咄逼人演变为横冲直撞。

　　自小泉政府执政以来，中日关系不仅出现了严重倒退，而且不断衍生出新的麻烦。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政要公然否定并为侵略加害历史歌功颂德；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比以往任何一届首相都要肆无忌惮，我行我素；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狐假虎威，挟美日安保协议而公然将台海纳入安保范围，扬言将之作为日本参与干预的战略目标，暴露出侵犯中国核心利

　　益的野心；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领土问题上，日本再也不愿“搁置争议”，而是迫不及待，先后默许怂恿右翼议员登上岛礁，登记“户籍”，一次次挑起事端。

　　而本月14日日本政府批准“帝国石油”公司对东海“中间线”以东油气的试采权，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轻蔑，更是将中日关系推向冲突的边缘。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指出，中国从未承认过所谓“中间线”，也不可能承认。据了解，一直以来，中国主张按照“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来划界。但为争取东海油气资源利益，日本一直单方面强调所谓的“中间线”，而按照日本的所谓“中间线”划法，中国的钓鱼岛西北方向西（即朝向中国方向）推进数十海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所有海域，都在其“排他性经济水域”和“大陆架”之内，钓鱼岛成了日本领土。由此可见，日本强行开发东海油气资源，既抢夺了经济利益，又永久窃据了中国钓鱼岛，可谓一箭双雕。

　　日本《读卖新闻》7月15日报道认为，日本此举“明确了与中国对抗”的“姿态”。但由于在朝核问题上不能缺少中国的合作，因此日本政府“今后准备采取软硬兼施的对策”。

　　在笔者看来，这种软硬兼施政策，一是拖，二是挑起事端。拖，这是日本政府历来喜欢采取的一种渐进策略，一般都是先采取单方面行动，然后政府阁僚出面或用外交等手段，淡化问题的严重性，等到对方有所麻痹后，再采取进一步措施。而挑起事端，一定就是行动。据《读卖新闻》报道，今后是否真正进行勘探，日本政府和“帝国石油”还将进一步商议，“一旦东海油气勘探条件具备，东海天然气这个日中两国政府上的悬案便将进入新的阶段”。人们不禁疑窦丛生：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阶段？是日本强行进入东海油气开采？还是逼迫中方动用海洋执法船，直至派遣军舰开展海上军事对峙？因为国际法有规定，在两国还没有明确划定界限、仍存争议的海域，如果一方强行进入，另一方可以派出政府执法船甚至军舰予以阻止。但当争端演变为冲突，中日关系将走向何方？

　　结合最近一些日本政客的言谈举动，也看出了这种端倪。臭名昭著的日本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日前在接受法新社的采访时声称：“现在，到了对中国说不的时候。”“少说话被视为善良和谦虚，但沉默不再是金。如果不讲出来则什么也不会发生。”16年前，石原慎太郎曾在其小说《日本能够说不》中，抨击了日本对美国的“软弱”态度。如今，他要求日本不要“软弱”的对象换成了中国。

　　从日本方面来说，崇尚实力理论的它当然不愿意因为中国的崛起和强大而使自己在地区和国际政治中作用弱化和矮小，因此，对抗中国至少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一、遏制中国发展，这是美日共同的战略需要，有美国的撑腰日本会更加卖力；

　　二、中国的发展当前正进入攻坚阶段，而美国正从反恐战争中脱身，重新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需要忠实的执行者；

　　三、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蓬勃发展的势头与日本迟迟难见复苏的前景形成鲜明对比，这不仅使日本人失去一贯以来的心理优势，其嫉妒的心态也可以借挑衅中国得以释放。

　　但日本政府的这些强硬和歇斯底里，都是可以看到的表象，其实，更深层次的阴谋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众所周知，为了确定日本今后永不再战，二战后，日本制定了宪法，“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部宪法也一直被人们称做“和平宪法”。但在日本保守派的心中，这无疑是一道让日本成为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枷锁。因此，在日本国内政坛右倾化的趋势下，日本国会于2000年开始讨论“修宪”，成立“宪法调查会”。今年4月，“宪法调查会”通过最终报告，主张修改现行宪法。“修宪”的中心内容就是要取消禁止日本拥有军力，否定交战权的宪法第9条，从而使日本快速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名正言顺地出兵海外。

　　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遮掩其国内的头等大事“修宪”，日本政府这一年来一直没有消停。虚虚实实的联合国“争常”造势、对历史问题的黑白颠倒、在靖国神社“拜鬼”问题上的我行我素、对周边国家变本加厉的藐视挑衅……其实都有着深刻的背景。据披露，其实小泉早就清楚今年“入常”是根本没戏的事情，但仍要竭力争取，“争常”的动静越大，国际社会对其国内“修宪”的关注就越小。“修宪”才是日本政府的首要任务，如果“争常”成功，那更是意外之喜。

　　尽管与中国发生对立甚至冲突、联合国“入常”、历史问题、教科书、靖国神社……表面看来与“修宪”关联不大，但它们在日本谋求“大国意识”上是有着深刻的脉络的，而“修宪”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右翼已经等不及了。如此看来，“搁置争议”有点儿一厢情愿，外交照会也被视若无睹，那么，我们不如行动起来，政府和民间、国内与周边、军队与民意、立法与行动……有效联动，针锋相对，积极应变。

★中国应对东海争端需加强准军力

国际先驱导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龙涛、申水报道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高岛肇久14日表示，日本政府批准试采权是既定计划，并不影响中日关系。高岛强调本月中日还将就东海油气田问题进行对话，双方将藉由对话解决问题。

　　台湾的日本综合研究所对此分析认为，虽然日本政府批准了帝国石油试开采的申请，但是否实际进行试开采目前还不明确。也就是说，日本政府还是保有正式开采权的批准，可能是想未来用作跟中国谈判时的筹码，也有不愿意一下子把关系搞到无法转圜的考量。

　　“由于日本要开采的油气田远离日本本土，且中间还隔着2700多米深的海沟，即使开采了石油，直接用管道输往日本也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最终还是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且小泉也多次表示，希望东海成为‘合作之海’而非‘对抗之海’。日本看准了中国的能源市场前景，以争端推动中日能源合作，借机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日本问题专家江新凤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因此日本政府批准日本企业试开采东海油气田，并不意味其放弃共同开发的想法，而是以争端促合作。

　　“只要中方强烈要求其在争议海域停止试开采，同时从开采费效比等角度对日晓之以理，相信日本会理智地回到‘共同开发’的立场上来。”她说。

　　但要设法阻止日本的挑衅行为，仅有外交抗议似乎还不够。“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中国一两次抗议就能有效遏制日本的单方面行为。”一位不具名专家指出。

　　 军事对抗

　　最近，“军事对抗”出现在有关东海问题的报道当中。但国内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事情还没有严重到那个地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黄靖说：“如果真打起来了，双方都是输家。”

　　“我觉得最终的结果会落实在合作上。”黄靖认为，在合作过程中出现激烈的讨价还价是正常的，现在双方的强硬立场很可能是为了使自己在今后的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目前，应尽快启动第三轮中日东海问题磋商，”江新凤说，在目前划界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应提倡在日本所谓“中间线”与冲绳海沟之间的有争议海区进行两国的共同开发，强调日本在存在争议的区域单方面开采石油气是违背国际法原则的，应立即停止，而对于中国在没有争议的海区开采石油天然气，日本更是没有理由加以指责和阻挠。

　　执法应对：加强准军事力量建设和对抗

　　另外，关于“军事对抗”的思路虽然被认为不切实际，不过相关话题并未就此终止。

　　2004年7月7日，日本借口我“春晓”油气田的“吸管效应”，组织庞大的物探船队开进其单方主张的所谓“中间线”附近海域进行海底资源调查。

　　中国海监东海总队得到信息后，立刻出动海监飞机和船舶抵达现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并通过喊话表明我国政府立场。为圆满做好此次维权执法工作，执法人员首先运用国际法解剖日方提出的“中间线”原则，同时对日方此次物探行为给予定性。

　　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的陈尚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军事对抗固然不可取，但我们可以在准军事层次对日本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

　　海权专家许森安提出我方可进行“交叉作业”，即在对方进行勘探或铺线作业时，我方渔船也可在其周围进行干扰。根据中日有关渔业协定，中方渔船跨过日方划定的中间线到“所谓日方一侧”是毫无争议的。

　　陈尚君则认为，干扰的级别依对方级别而定：如果对方是商用船只，比如勘探船，我们可以用民间渔船；如果对方是保安厅，我们应相应派出海警力量。

　　在控制争议海域方面，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其与韩国的海上对峙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它能连续进行8个小时的对峙，体现了日本处理这类事务的能力”，陈尚君说。 　

　　“可以说，日本批准试开采这件事更突显了建立中国自己的海岸警卫队的紧迫性。”陈尚君说。

　　7月份，隶属于交通部海事局的海事巡逻船――“海巡31”先后对南海、东海和黄海水域的进行了巡航监管，据介绍，这一举动象征着今后中国的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海域纳入正常监管范围。

　　7月12日早晨6时许，在东海海区执行巡航任务的“海巡31”船上的海事执法人员，对“春晓”气田作业区的韩国“DADAKO”施工船是否超越施工作业区、施工警戒情况、施工信号悬挂和油污水处理等有关内容实施监管。

　　“海巡31”为包括东海在内的中国海洋权益维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与日本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客观地讲，日本海上保安厅在维护日本海域安全以及控制争议海域方面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陈尚君说。

　　相比之下，我国的海上执法力量却远远不能满足维护近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的需求。我国现有的海域管理权分散在海监、渔政、海关、边防武警等多个部门，呈现出多头管理、职能交叉、高消耗低效率的特点，不能从容应对大面积海域维权执法的复杂情况，也不具备处理突发事务的应急反应能力。

　　“世界上的各主要沿海国也已经或正在建设准军事化的海上执法力量以加强对所辖的海域管理”，陈尚君说。东海问题也许是一针催化剂。

　　法律应对：目前不宜到国际法庭打官司

　　在谈判手段和军事手段之外，还有议论认为，因为日本批准其公司试采权，中国是否有必要考虑使用法律手段，将此争议提交国际法庭仲裁呢？

　　曾在日本研究了10年海洋法的外交学院龚迎春指出，目前情况还不适合将官司打到国际海洋法挺或国际仲裁法庭。因为即使中国起诉，日本也保留有不应诉的权利，而国际法庭没有法制管辖权，也无力解决问题。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周忠海也指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现在日本的行动表明，日本并不想和中国谈。

　　龚迎春指出，如果将官司打到国际法庭对中国还有一定风险，并不能保证对我国的主张一定有利。因为从判决先例上来说，中间线和大陆架延伸都有先例。

　　专家指出，在现在的情况下，到国际法庭反是一种“示软”行为，完全没有必要，中国应保持强硬姿态。

　　但是，不提交仲裁并不代表日本不负有法律责任。

　　龚迎春认为，从国际法上来讲，日本政府授权帝国石油开采东海油气是单方面行动，是一种不法行为。按照国际法准则，日本的不法行为在前，我国作出的相应措施在后，我们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我们的责任，日本要为此承担全部后果。

　　按照国际法，我国有权利对日本任何在东海的开采行为采取相应对策，并由日本方面承担后果，可以说，因为日本的单方面行动，我国已经国际法法理上占据了上风，我国目前保留有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中国迎外空军部队保密而不神秘

　　
　　[zxhm] 于 2005-07-30: 1978年，永载史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然而，中国军队的开放起步得更早，它始于1955年。

　　长久以来，西方人只能通过战争来认识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当朝鲜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外军和我军接触的渠道关闭了。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封闭必将落后，必须组建一支让世界了解中国军队、认识年轻中国的迎外“窗口”部队。

　　伟人的大笔一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某师，这支驻扎在天津杨村的第一个正规化训练战备值班师成为“开放第一师”。

　　开放的潮流从此滚滚向前。

　　《2004国防白皮书》的撰写者、军事科学院陈舟大校说：“中国军队的开放是一种愿望，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威慑，更是一种自信！”

　　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全部都有了对外开放的部队。

　　和平年代，迎外部队成为展示中国武装力量精神面貌、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平的重要窗口。

　　“八一”前夕，记者来到空军驻浙航空兵某师采访，正赶上他们为第二天的外事活动进行挂装弹展示预演。来自甘肃张掖的带队干部唐明练过美声，声音雄浑有力，外形威风凛凛。

　　唐明话音刚落，参加演练的7名官兵雷厉风行，推着装弹车，迅速进入战位。分工明晰、动作利落、井然有序，4枚250公斤的炸弹、14枚火箭弹、200发航空炮弹准确地装挂在了战机机身的各个装挂弹点。

　　记者看看表：40秒！

　　被弹药武装了全身的战机，蓄势待发，让人不寒而栗。

　　这项飞机挂弹表演显示的是空军部队快速出动能力。该师师长王国敬告诉记者：“我们已经达到战机从降落到再次起飞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的保障能力。”

　　挂弹表演所在的江南某机场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国空军的诞生地，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就创建于此。1937年8月14日在这里发生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首次空战，中国空军一举击落了日寇3架战机。“8·14”空战被载入史册。

　　如今的空战原址，驻扎着新一代的人民空军某师。多次出色完成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作战、演习，使这片隐蔽在茂密的樟树林里的部队成为外军关注的焦点。

　　1987年，中央军委正式批准该师对外开放，至今他们已经接待了10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军事代表团。

　　“外宾到访，最感兴趣的就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战斗机飞行员驾驶战机一展风采。”政委康子中告诉记者，“因为从此，他们可以集中地看出中国空军的战斗力水平，乃至整个国家军队的实力，所以压力很大啊。”

　　该师是一支迎外表演的“非专业队伍”，除了迎外，他们更重要的是担负着作战、防空任务。

　　所以，他们既要完成好“鸽”的使命，还要锻造“鹰”的翅膀。

　　师长王国敬是一位有着3000多小时飞行纪录的特级飞行员，早年曾多次在迎外表演活动中担任空中长机。跟记者谈起迎外展示的招牌动作，他如数家珍：“密集队形超低空通场是我们逾越的第一道天险。这个动作，原先两机前后相距三五十米，后来变成间隔只有十米，高度差只有一米。飞机以500公里至800公里的时速飞行，最大障碍就是涡流和尾流对飞机的影响，编队间隔不好把握，后面的飞机容易进入前面飞机喷出的尾流，要么被掀翻，要么造成空中停车，后果不堪设想。”

　　难度还不限于此，短间隙对地面目标实施攻击则需要使用实弹，机群连续对目标实施攻击，如果距离太近，爆炸激起的冲击波和弹片容易误伤后面的飞机，如果相隔太远，实战中则会降低打击效果。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靠飞行员的顽强意志、超人胆识和娴熟技术。

　　2000年6月，数十个国家的驻华武官以及军事代表聚集在该师的某机场。

　　上午11时，四机编队升空。天空中，他们一会儿跃升，一会儿俯冲，一会儿半滚侧转，一会儿翻转筋斗。一连数十个优美而又惊险的空中特技动作博得地面如潮般的掌声。

　　难度最大的超低空飞行开始了。强大的机群仿佛贴着地皮呼啸而过，地面在颤抖，两耳在轰鸣，惊心动魄，热血沸腾。战鹰迅速消失在远方的山坳里，或许是飞得太低了，抑或是太惊险了，高倍望远镜后面外宾们的眼睛似乎未能看清楚飞机是怎样通过观礼台的。

　　茫然间，飞机再一次切入观礼台上空。机舱内，瞄准镜光环个个牢牢套住靶标。8枚火箭弹拖着火舌从机翼下射出。

　　靶心处火光四射，硝烟弥漫。这一回，外宾的高倍望远镜看清楚了，原先完整的靶标被炸得粉碎。

　　阅兵是世界公认的国家最隆重的典礼，也是迎送客人最高的礼仪，同时也是展示国威、军威的绝好时机。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18名官兵组成的仪仗队成立。

　　仪仗队员有专门的空军礼服，这套礼服里面套上衬衣刚好合身，春夏秋冬都必须如此，所以仪仗队员们向记者开玩笑说，他们夏天要经受高温的考验，冬天要经受严寒的洗礼。

　　这套礼服从上至下，分别为帽檐花、绶带、腰带、盾牌臂章、军刀、高筒皮靴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鞘上镶着一条盘绕而上的中国龙的特制军刀。阳光下，刀光闪闪，耀人双目，使人顿时神采倍增。

　　2004年10月，法国空军参谋长理查德·沃尔辛斯基上将访问该师。师部迎宾路上，仪仗队队长朱兵一声撼天动地的“敬礼”，随后是娴熟的军刀礼仪动作：上前一步拔刀，刀尖在空中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然后挥手又飞刀入鞘，整个动作神圣庄严，完美流畅。

　　理查德上将在检阅完仪仗队后兴致勃勃地对中方领导说：“这支仪仗队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支！”

　　跟仪仗队队员们聊天，他们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关于“眼神”的故事。2004年的一次外事活动，来宾是某国军事官员，由于该国在历史问题上拒不认错，导致两国关系一度紧张。仪仗队队员任军红说：“他很傲慢，头昂得老高。大家一看这架势，站得比平时更直了，表情庄重威严，眼神犀利，最后可能是我们的眼神威慑起了作用，他终于低下高昂的头颅，改为平视了。”

　　外事无小事。该师外事办公室主任茅建平经常跟记者重复这句话。

　　“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事工作就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是有损国家、民族形象的。”康子中政委说。为了确保外事活动万无一失，该师明确要求涉外人员要力争做到既是合格军人又能胜任外交工作。

　　2001年4月，来自哥伦比亚的空军司令贝拉斯科将军参观访问该师，临走时他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几枝杨柳枝。

　　原来贝拉斯科将军在参观该师飞行员小区的时候，几次盯住路两旁的柳树，当时正是柳絮飘舞的季节，满天飞舞的柳絮让贝拉斯科眼睛里充满了好奇。这个细节没有逃脱外事参谋吴文良的眼睛，春天的柳树枝最容易插活。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更有“杨柳依依”、“柳”“留”谐音这样的送别文化。

　　于是，外宾临走时，几枝精心包装并带有英文说明种植方法的“特殊礼物”交到了贝拉斯科将军手中，将军先是一惊，随即被中国军人如此真挚的诚意深深感动。

　　该师是一支身兼作战和迎外双重任务的部队，如何把握好涉外口径，既达到深化国家间军事领域的友好合作和交流的目的，同时又做好保密工作，在外国友人面前展示出中国军人良好的素质修养，对他们是一种考验。

　　2005年春天，西方某国军事代表团来该师访问。按照规矩，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武官陪同。可是拿到名单，他们发现这个代表团竟然有各兵种的4名武官随行。

　　一个代表团竟跟随这么多武官？外方选择我们这支部队的目的是什么？

　　如何既不失大国风范，又严守纪律，他们制定了严密的预案。

　　3月4日，代表团如约来访。组织外宾参观时，随行几名武官果然不断地向我方提问。

　　问：“贵师是否装备了更先进的飞机？”

　　答：“武器装备的更新是每个国家、每支军队发展的方向，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在努力。”

　　问：“贵部的作战飞机在攻击目标的时候一般出动多少架次？”

　　答：“攻击目标时，一般要根据双方的军事实力，兵力的多少，以及敌方的防空、预警、拦截能力和需要攻击的目标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出动飞机的数量。”

　　问：“你们主要的作战对象是什么？”

　　答：“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军事战略上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从谁是敌人转变为什么样的对象才是敌人。我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空军的使命就是与其他军兵种一道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

　　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后面是一次次精彩巧妙的回答。该师外事接待人员表现出的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的外交原则，使外宾感觉到一种亲切感，同时也体现出一个大国谦虚又不失尊严的胸怀。

　　代表团的休斯顿中将离别时握着王国敬师长的手说：“我为您领导着这样一支优秀的部队感到骄傲！”

★刘亚洲中将简历（我见到的最全的）

●1952年：10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刘建德，时任解放军21军187团政政委员，母亲陈于湘，于21军解放温州时参军，也在l87团任职。出生不久，2l军即赴朝鲜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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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ˉ1958朝鲜战争停战之后，21军家属们纷纷入朝。随母亲入朝，住鱼隐里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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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随最后一批志愿军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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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1965在山西省太原市育英小学学习。育英小学为军队干部子弟学校于l948年在河北平山县成立，第一任校长为罗瑞卿夫人郝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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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9月，升入育荚学校初中部，旋即爆发文化大革命，因年幼，未参加红卫兵组织。9月，随学生串联潮流进京，恰逢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在人流中高喊“毛主席万岁”，其实什么也未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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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21军由山西移防陕西，父亲时任63师副政委，进驻宝鸡。学校已无课上，却利用这段时间攻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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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3月，被父亲送到步兵187团“荚雄八连”锻炼。“英雄八连”是由国防部命名的连队，曾在淮海战役中狙击邱清泉兵团，战剩六人。4月，“英雄八连”赴陕西延安制止武斗。烽火连天，道路中断，由2l军报请兰州军区批准，正式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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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1971年在“荚雄八连”摸爬滚打，从战士当起，尔班副，班长，排长。因偷偷写些诗歌之类的东西投寄报纸，被选到团报道组任报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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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l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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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自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以来，今年第二次再次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被部队送到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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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产生文艺创作的冲动，于课佘时写了不少“手抄本”在同学中传播。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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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民航北京管理局(首都机场)宣传处工作。当时民航隶属空军，戴着领章帽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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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处女作《陈胜》出版，反映不佳。李小林说∶“不能读十页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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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民航与空军脱离，被要求转业留民航，决不同意，遂调到空军，在空军政治部联络部一处任干事，从事对外空军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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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与李小林结婚。婚后李小林赴美国洛杉矾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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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以新颖的题材、犀利的笔触，尖锐的思想，震动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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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空军报社罗军、王哲伟流氓团伙案件发生，因借过两盘录相带给罗军，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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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行政级别由正营降为副营。在受处分降职的次日，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两代风流》。
6月4曰，儿子刘林智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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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老山战争爆发，随总政组织的作家代表团赴云南前线。中途车翻负伤，仍坚持前住，受到前指表彰。年底，在意义十分重要的全国第四届作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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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以前线为题材的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出版，引起极大争议。许多报刊参予讨论。米家山根据故事拍摄了电影，遭电影局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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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应美国国务院新I闻出版署邀请，与申国作协副主席冯牧一道访问美国，历时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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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由联络部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创作室，专事文学创作。在周鹤官副部长关怀下，由副营直接定到文艺九级(副团)。5月，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并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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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在美国历时一年，在特定的场合下维护了国家尊严，受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表扬，回国后立三等功，晋升为文艺八级(正团)。年底，率中国笔会代表团赴瑞士参加第五十一届国际笔会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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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8月，调中央军委办公厅政治部任干事，晋为副师职，授上校军衔。9月，率中国笔会代表团出席了在南朝鲜汉城举行的第五十二届国际笔会大会。本年因创作成绩突出，再立三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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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总政联络部岳枫部长委托，开展对南朝鲜的秘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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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金坚范一道出席了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五十三屈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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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值北京学潮，西方同攻中国代表团。作为团长，做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中途退出笔会。中国与国际笔会的交流至l997年才正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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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8月，调总参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因对南朝鲜秘密工作成绩突出，立二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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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重要作品《广场》出版，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在许多国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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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秘密访问台湾。回大陆后，此行在台湾曝光，引起台湾朝野极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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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l月，调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任副主任，军衔晋升为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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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6月，军衔晋升为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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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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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月，调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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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兼空军纪委书记

★志愿军战俘是怎样争取回归祖国的？

作者：张泽石

在上世纪那场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不少战友血洒疆场为国献身，还有不少战友由於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陷於敌后又突围不成，在未被冻死、饿死、病死之前落入敌手！

　　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指战员共有22000馀人不幸被俘。其中连排干部600人左右、营级干部30馀人、团级干部5人、师级干部1人。该6名师团级干部皆来自笔者所在的志愿军第六十军一八○师。这是因为我们师在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前，奉命在北汉江南面阻击强敌3天，在陷入重围后，仍在断粮少弹情况下继续顽强战斗，缠住了敌人，延缓了美第八军几个主力师向北追击的速度，胜利完成了志愿军司令部交给我一八○师掩护全线战略大撤退的光荣任务。但为此，我师最终仅突围出去四千人，而有四千人伤亡和四千馀人被俘。笔者即是在突围时摔下陡岩昏迷中被俘；我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曾率领数十人在高山莽林中与敌周旋14个月，吃过野菜草根、青蛙虫蛇，结果大都因伤病冻饿而死在荒山野岭，最后剩下极度虚弱的他与两名战士中敌埋伏仍未挣脱被俘的可怕命运。事实上，由於朝鲜战争空前激烈，所有我参战各部队都有人员被俘，即使打了大胜仗的部队也有被俘者。二十军教导员孙振冠就是在长期湖围歼美二十四军时误入敌阵地被俘的。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8月5日作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到9月6日交换结束时，志愿军战俘有5640人归来；加上同年4月提前遣返的1030名伤病战俘和后来从中立国管理的战俘营场、经过解释归来的400多名“间接遣返”战俘，先后共有7110人回归祖国。其馀14000多人则被美方强行送往台湾！

　　我志愿军被俘指战员是经过了战俘营中坚苦卓绝的斗争才争取回到祖国的，笔者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将当年的真实情况告诉读者。

　　我志愿军战俘在被俘初期大都陷入了较严重的痛苦、迷惘、悲观的情绪之中。我们为没能“杀身成仁”保全名节而痛感羞耻，也为自己打了败仗没有实现“保家卫国”的誓言而深感愧疚，又因突然失去上级组织的领导和战斗集体的关照而手足无措。我们不少人想过自杀、逃跑、甚至去跟敌人拼命，但都因敌人看管甚严，自己又手无寸铁、伤病无力而不能如愿。当我们被押进设置在韩国釜山和巨济岛的美军监管的战俘集中营，面对层层带尖刺的铁丝网，面对铁丝网外密集巡逻的哨兵和四周岗楼上那闪着寒光的机枪口时，才更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些囚犯失去的不只是人身自由，更可怕的是失去了祖国的呵护，我们已成了丧失母亲的孤儿。那种无依无靠的失落感，比战俘营里种种生活上的艰辛更使我们痛苦百倍。

　　幸好，我们被俘后不久，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并谈到了停战后双方遣返战俘问题。这在我们心中燃起了回归祖国的希望。

　　正当我们日夜思念祖国和父母妻儿、强烈地期盼着回归时，美方竟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有关停战后必须无条件全部遣返双方战俘的规定，在谈判桌上提出了所谓“停战后战俘自愿遣返原则”。与此同时，美军管理当局开始在战俘营内采取种种手段来强迫我们背叛祖国，强迫我们在停战后拒绝回国而“要求去台湾”。其目的显然是要利用战俘遣返问题在政治上打击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拿我们战俘的命运当做他们在谈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

　　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战俘“自愿投奔自由世界”，美方开始派一些神父、牧师来“传教”，动员我们皈依“天主”、“上帝”，远离“共产主义魔鬼”。后来他们发现战俘们竟然把圣经拿来当手纸扔进了粪桶，便指使蒋介石先后派遣400多名国民党特务混入战俘营，由台湾驻韩国“大使”王东原亲自坐镇指挥。

　　特务们首先在战俘中物色叛徒和变节者，由美情报机构秘密送往东京受训，然后任命为各级俘虏官去控制战俘营。又在战俘营内成立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以“维持秩序、防止暴乱”为名，对不屈服的战俘实施罚爬、罚跪、吊打、往肛门里灌辣椒水、甚至裸体塞进装了玻璃渣的汽油桶里在地上乱滚等残酷刑罚。巨济岛等72战俘营最先实现了这种白色恐怖统治，被美方公然称之为“模范战俘营”。

　　朝鲜战场的美军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将军亲自前往视察慰问，而该营场的叛徒们则在美军“牧师”帮助下升起美国、联合国、“中华民国”国旗，甚至在营场大门口竖起一座“自由女神”像来欢迎这位美国将军。这些惊人的场景见诸报端后，曾让不少善良的人们真以为“中共战俘变心了”。之后，叛徒们更起劲地胁迫战俘去唱反动歌、喊反动口号、写“退党声明”、写“申请去台湾的血书”、强迫纹身（在肉皮上刻下永远洗不掉的诸如“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等反动字样，甚至在前胸后背刺上国民党党徽！）美方一直在暗中唆使叛徒特务们采用这种残忍阴险的肉体折磨、精神摧残与政治陷害手段，力图使尽可能多的战俘失去重返祖国的勇气。

　　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与回归祖国的权利，为了捍卫人民军队和祖国的荣誉，我们除了奋起抗争别无选择。我们开始自发、分散、秘密地成立了“回国小组”、“爱国主义小组”、“抗美援朝同盟”等等不同名称的地下组织，在难友中展开爱国宣传和革命气节教育，并采取各种策略积极夺取战俘营的基层控制权。在斗争中我们不断联合起来，壮大队伍。於是，在韩国巨济岛上第72号和第86号两个各关押了近万名志愿军战俘的集中营里，我被俘人员在岛上朝鲜人民军难友们的声援下，“反控制、反背叛”的爱国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51年10月9日，巨济岛第86战俘营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旗斗争”。起因是美军“牧师”伍培礼交给叛徒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命令他们必须在第二天“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国庆日”升起来，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战俘全都心向台湾！”该营场中共地下党支部从内线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当即带领以“弟兄会”名义组织起来的爱国力量将叛徒们打败，夺取、烧毁了叛徒们手中的“青天白日旗”，眼看就要实现夺取集中营内部控制权的预定目标。此时，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开进营场进行镇压，指挥叛徒将我方80多个斗争骨干抓到警备队毒打，年仅20岁的共青团员王绍其被活活打死。随即又将我方这80多人以“红色暴乱分子”罪名关入监狱。笔者当时是该地下党支部成员，第一次尝到了在美国监狱当“刑事罪犯”的滋味。

　　1951年11月7日，在第72战俘营军官大队里，不愿忍受战俘白色恐怖统治的140馀名志愿军排以上干部，在军官大队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我二十军教导员孙振冠领导下，通过艰苦斗争，迫使敌人将他们调到第71战俘集中营。随即又接纳了我们这80多名从刑事罪犯监狱出来誓死抗拒进入“72”的“红色暴乱分子”，共同成立了岛上第一个“坚持回国的中国战俘营”，在统一的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揭露敌人阴谋、号召难友们奋起反抗的斗争。第71战俘营成了战俘管理当局的眼中钉和难友心目中的“巨济岛上的小延安”。

　　1952年4月8日，美方对岛上的中国战俘强制实施“遣返志愿甄别”，强行将志愿军战俘划分为“愿回大陆”和“要去台湾”两部分分别关押。在“志愿甄别”前夕，中国战俘营的特务叛徒采用一切手段阻止我被俘人员表达回归祖国意愿。在这维护祖国尊严和决定自身命运的关键时刻，难友们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在72战俘营，从四川大学参军的共青团员林学逋勇敢地站出来号召难友们回国，被叛徒剖腹挖心示众而壮烈牺牲。黄埔军校第22期起义士官生阳文华，因坚持拒绝去台湾遭毒打致死。71战俘营的战友人为激励“72”的难友升起了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开枪镇压，三名难友受重伤。随后在韩国釜山的志愿军伤病战俘们，以绝食和升起五星红旗来抗拒美方的非法甄别，竟遭到美方惨无人道的断药、断粮、断水的惩罚，直到用坦克冲进营场开枪屠杀。在釜山第一、第三伤病战俘收容所伤亡达300馀人。

　　在那次血腥甄别中，我志愿军被俘人员有14000馀人未能表达自己回国的愿望，他们在特务叛徒们的匕首胁迫下被裹胁进“自愿去台湾”的营场中。但在板门店的美方谈判代表却得意洋洋地宣称：“中国战俘大多数拒绝回到共产党统治下，我们总不能用刺刀强迫他们回去吧！”我方代表则严厉揭露和谴责了美方在血腥甄别中犯下的严重罪行。停战谈判遂因美方一手制造的战俘问题而中断。

　　由各中国战俘营拚死冲出来的六千多名志愿军被俘人员被集中在巨济岛第602号战俘营。我们自己将它取名为“志愿军被俘人员回国支队”。我们重新按照部队的建制组织了我们这个“回国支队”。教导员孙振冠被推选为支队长，我被任命为支队对敌总翻译。我们支队还秘密成立了取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由六十军一八○师五三八团团政委赵佐端担任总书记，副总书记有一八○师五三八团副参谋长杜岗、一八○师五三九团副参谋长魏林、二十军教导员孙振冠、二十军教导员顾则圣。从此，我们这些被美方称之为“死硬共产分子”的六千名中华儿女，重新形成了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在“共团会”的领导下，在朝鲜人民军战友的配合下，开展了声势告大的示威游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对我们那些所谓不愿回国的14000馀名难友重新在没有任何威胁条件下进行甄别。美方对我们的严正要求根本不予理睬，更加激起了我们的义愤。

　　为了加强战俘营内的统一斗争，朝鲜劳动党战俘营地下党和中国共产党战俘营地下党通过岛上的战俘医院渠道，非常艰难地建立起“巨济岛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在“总委会”领导下，岛上朝中坚持回国的近十万战俘，开展了大规模揭露美国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罪行的斗争。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76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在我们的配合下，冒着被血腥屠杀的危险，一举扣押了巨济岛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迫使美方在76战俘营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孙振冠和我作为中国战俘总代表被送往76战俘营参加大会。在代表大会上，我们和朝鲜战友们一起控诉了美方为胁迫战俘背叛自己的祖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杜德将军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以书面形式公开承认了对战俘进行血腥甄别的真相。“杜德事件”震惊了全世界！恼羞成怒的美国当权者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血洗了76战俘营并将我们全体战俘代表判为“战犯”，投入岛上的最高监狱。

　　“杜德事件”之后，美方将中国战俘发配到遥远的济州岛上。孙振冠和我则被关进巨济岛上“战犯集中营”，长期隔离监禁。

　　我们六千多名坚持要求回归祖国的志愿军被俘人员到了济州岛后，美方对我们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手段来瓦解、摧毁我们的意志，阻挠我们回归祖国。首先是将我们六千人分别关押在十个拘留营里；又不断派一些变节者前来指认“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人，将其隔离关押进离营地很远的小监狱里；还不断用高音喇叭向战俘喊话：“你们何必跟着那些共产党头头走？你们回国后再也不会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只会被当成叛徒，挨整、挨斗，一辈子翻不了身！”更严重的是美方新任战俘营总管、刽子手波特纳将军，常在我们外出服劳役时，指使其担任看管的士兵无理挑衅，一旦我们的人有所反抗，便立即予以惩罚，甚至开枪造成伤亡。而最令我们气愤的是美方的停战谈判代表继续在板门店造谣说大多数中国战俘不愿回国。我们六千名难友决心开展一次大规模斗争，表达誓死回归祖国的决心。

　　1952年10月1日，新中国三周年国庆节来到了。我们6000多名远在异国孤岛上的志愿军被俘指战员怀着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思念和对敌人的极大义愤，升起了10面五星红旗！那迎着太平洋的狂风，傲然飘扬在铁丝网上空的国旗向世人述说着志愿军战俘对自己祖国的向往和忠诚。敌人惶恐了，开来了11辆坦克和两个营的士兵。当荷枪实弹、带着火焰喷射器的美军士兵强行进入首先升旗的7号营场去夺取我们的国旗时，遇到了我们护旗敢死队员们的顽强抵抗。赤手空拳的难友们和敌兵展开了肉搏，敌人悍然开枪了，敢死队员们肩并肩围着旗杆，以血肉之躯，在6000战友雄壮的国歌声中阻挡着妄图夺旗的敌人，当一批又一批队员倒在血泊里，最后1名敢死队员降下了红旗，在旗帜燃烧的烈焰中，与国旗同归於尽。在那场气壮山河的升旗、护旗斗争中，65位烈士和109名重伤战友，以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实现了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来得及完成的誓言！为了悼念烈士，我们自己谱写了《十月一的红旗》战歌：

　　10月1日的红旗高空飘扬，共产党人的鲜血写下了美帝的血腥罪状。敌人越残暴，我们更坚强。拳头挡住刺刀，石头抵住机枪，臂膀靠住臂膀，胸膛筑成铁墙。保住我们的国旗，打击敌人的疯狂。仇恨结成力量，血债要用血来偿！万恶的美帝逃不脱世界人民的巨掌。十月一的红旗高高飘扬，英勇的烈士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唱着这首战歌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回归祖国。

　　我一八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一直被秘密单独监禁在釜山，美方曾使用高分贝噪音、强光束照射、超高频微波刺激等现代化酷刑强迫他去台湾，吴成德宁死不屈，停战后美方不得不将他交还中国。

　　岁月匆匆，整整50年过去了。烈士们的忠骨可能化为太平洋的苦水，但当年我们这2000多共产党人、6000多中华儿女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的这一页爱国主义悲壮史诗必将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