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一步登天 毛泽东为何选王洪文当接班人

王洪文，1935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被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从而一步登天的呢？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由来已久

　　在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那时毛泽东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的是除了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外，也怕身后有人否定自己。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进而两国关系恶化，加重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胡乔木曾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非常深。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和在世时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考虑成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1959年11月，在杭州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讲话。杜勒斯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毛泽东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一定基础。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认为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在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杭州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查和甄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64年，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时，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以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不逢五不逢十，中国却派出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本意是希望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质问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毛泽东就得出结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这个偶然性的事件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担心，这不是不可能的呀。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同地方一些省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1965年8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从党的九大开始，王洪文发迹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但老天却给了王洪文一个机会。1967年7月“七二○”事件后，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条棍子。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主动避开了。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按照习惯，毛泽东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王洪文说，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年生。毛泽东屈指一算，正是伪“满洲国”时，长春改名“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毛泽东问，家里是干什么的？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16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什么部队？二十七军。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1964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打断，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10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10月31日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讲了毛泽东接见他的过程，并把与毛泽东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览馆展览。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1969年4月13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4月14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虽然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眼中已经“过时”了，张、姚主张另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由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过大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4月13日下午，毛泽东才最后敲定发言人名单。明天就要讲，王洪文急死了。他知道这是自己在毛泽东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王洪文让徐景贤赶快给他写发言稿，并让张、姚帮助审改。还向徐景贤借了15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个工人。

　　4月1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因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53人是八大的委员。4月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王洪文就这样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张、姚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贤主持。

　　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由于他和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提供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说知道吧，（毛泽东）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庐山。一向不读书的王洪文雄心壮志，表示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贤家读书，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埋头苦读了一些天，徐景贤建议，向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收获，表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由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王洪文应该是第一人选。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

王洪文没想到能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放下电话，他找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王秀珍说，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赶紧制止，嘘，不要乱说。马天水点点头说，林彪集团垮台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9月7日上午，王洪文坐飞机到北京，从此青云直上。不过这时包括王洪文自己，谁也没想到，他会越过张、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调他的意图，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泽东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对他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动。看毛泽东在学习英语，王洪文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

　　1972年11月，张春桥到上海，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说，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们只参加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的会议，他呢，总理开的会，他都要参加，国务院那一坨，中央军委那一坨，甚至连国家计委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个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过来……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张春桥宣布，经与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

　　实际上，王洪文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整天学习开会，对一向坐不住的他来说，实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电话向马天水诉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毛泽东的考查。毛泽东有时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欢外出，中央特派员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他轻车熟路。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些经验。把两派找来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求两派多作自我批评。因为“一碗水端平”，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把王洪文放在张春桥之上了。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当然，毛泽东也比较看重张春桥，但张春桥是个文人，积怨甚多，很难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1973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8月20日，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泽东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高层阻力很大。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工农兵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轻干部……但周恩来说完，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张、姚不好抢先表态，坐在一边的王洪文十分尴尬。毕竟王洪文和刘少奇、林彪不同，没有资历。片刻，许世友忍不住了，小声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最后，叶剑英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27岁，孙策小霸王17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30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20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一席话扭转局势，王洪文勉强跃升到党内第三位。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他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开幕式结束，毛泽东宣布散会。8月28日开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代表们看毛泽东没有来，正胡思乱想，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公子哥”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调研，对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说，毛主席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古文他读不懂，要朱永嘉给他讲讲。朱永嘉是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罢官》前调到市委写作组。朱永嘉读完《刘盆子传》后，与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徐景贤出主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翻译古文，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其他什么话也不说。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很灵，也很有心机，听完不动声色，只是随便问了问写作组的工作，别的话一句也没说。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大有用意。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15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当了皇帝，仍与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相似，显然，毛泽东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鸟枪”换“炮”。钓鱼台16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让给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八三四一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国元首打羽毛球上了瘾，北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羽毛球馆。王洪文羽毛球瘾上来，连续打几个小时，仍精神十足。

　　王洪文本来就是个“酒桶”，有酒必喝，酒量不算太大但贪杯。现在有了条件，更发展到顿顿少不了酒。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经常忙得连轴转。钓鱼到中南海、养蜂夹道，甚至到叶剑英住处。打猎到军用机场，拿着上海方面送的新式猎枪，用吉普车的灯光照着，秋天打野鸡，冬夜打野兔。不愧当过兵，王洪文的枪法很准，一枪一个，可以连续打几个小时。

　　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后，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0月，“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国务院人选时，确定邓小平仅次于周恩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说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读书班，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他在上海“窝”了几个月，国庆节也“懒”得回北京。

　　在“四人帮”中，王洪文实际上是傀儡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全国沉浸在狂喜中。

　　1980年12月19日，公诉人敬毓嵩对被告人王洪文所犯的罪行发言。认定王洪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多年来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狼狈为奸，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在长达十年的持续犯罪中，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难以估量，被告人王洪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公诉人敬毓嵩说，最后，我想讲一点适用法律的问题。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93条、98条、137条和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和打砸抢罪。被告人王洪文的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同时，被告人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有一定的认罪和悔改表现，表示愿意承担罪责，这也是应当注意到的。请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罪行和认罪态度，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虽然王洪文的职务在“四人帮”中最高，但实际上，他要绝对服从江青、张春桥。因为是张春桥让王洪文当了造反派的第一把手，又是张春桥把王洪文推到了上海市的领导位置上，进中央还离不开张春桥。王洪文当然不能数典忘祖，只能感恩戴德，俯首帖耳。这样也使王洪文因“福”得“祸”，他的主要罪行是1966年12月、1967年8月参与制造武斗，1976年伙同张、江、姚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庭审中，王洪文没有请律师为其辩护。

　　终审判决，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

作者：舒云

★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他的“五朵金花”

1998年7月31日，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经不住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腐化堕落、贪污、渎职，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继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尉健行曾经这样说：“陈希同和北京市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堕落真是触目惊心，他们比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要坏100倍。这些人吃喝嫖赌贪样样俱全，从里到外都烂透了。”

　　《蓝盾》刊文透露：在陈希同的风流艳史中，有五个女人使他刻骨铭心，人称“五朵金花”。

　　■一个让他激动了6年的女人

　　这个女人名叫何平。她虽非天生丽质，但因为会化妆，很是风骚。1984年7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一家旅游部门工作。1984年，已是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到她所在的旅游部门检查一项工程。在中午为陈希同举行的便宴上，一个娇媚的声音响在他的耳边：“陈市长，我向你敬酒。”

陈希同抬起头一看，何平身穿薄薄的羊毛衫、束腰的花呢裙子。她的脸上经过精心的修饰，格外光洁鲜丽，嫣然一笑，风情万种。“好，好，嘿嘿，怎么想不起来了，你叫……”穿着笔挺浅色薄花呢西装的陈希同，举起酒杯，直直地盯着面前这个妖艳的女人，双眼闪出贪婪的目光。

　　这一夜，陈希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总感到心里有一股欲火在燃烧。这个女人很有味道，成熟、丰满、可亲、俏丽，为什么不能对她作出进一步的行动呢。

　　1985年，陈希同任第11届亚运会组织委员会主席，5月20日，要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大城市首脑会议，本来已经议定了跟随陈希同出国的名单，但临行前，他却点名要那个旅游部门的宣传干事何平一道去。

　　下面的人很机灵，窥视到了陈希同的心思，于是心照不宣，装作糊涂赶快办一切手续。

　　回国后的第二天，在北京市一家豪华宾馆里，陈希同和何平美美地饱餐一顿后，两人步入套间客房里。

　　“没有到过东京，真不知道北京有多落后。”

　　“那还用说吗？”她看了他一眼，温柔地说，然后坐到他身边。

　　“你去过哪些国家？”他问。

　　“还说哪些国家？想去一次美国都不行，我这个小宣传干事，不要说出国旅游了，连自费留学都有人把着不让人家去。”

　　“那太不应该了，下次我批你去，干嘛自费，公家报销嘛，去看一看，见识见识，对工作有好处。”陈市长不失时机地拍板了。

　　“那太感谢陈市长了。”

　　从那一晚后，陈希同开始为何平东奔西跑了。不久，在陈希同的授意下，他的秘书兴冲冲往市委组织部去推荐何平，建议提拔她。不久，何平就被陈希同提拔为某涉外大酒店的中方经理。

　　何平“吃水不忘挖井人”，在饭店里开了一间高级房间供她与陈希同寻欢作乐。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陈希同事发后，何平作为陈希同案件的重要见证人被捉拿归案。

　　■香港《前哨》张冠李戴

　　前几年，北京电视台有一个栏目叫《敞开你的心扉》。节目新颖，富有真情实感，很受人们欢迎，因此，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杜愚，人气很旺，名声很大。

　　1995年，香港杂志《前哨》无中生有说她是陈希同铁杆情妇，令她名誉扫地，苦不堪言，经过长达两年的诉讼，最终香港高等法院作出裁决杜愚胜诉，获赔15万元人民币。

　　其实，《前哨》杂志是张冠李戴了，在北京电视台，陈希同确实有一个情妇，但她不是杜愚，而是一个制片室的编导名叫刘芳（化名）。

在男人看来，刘芳确实是一个美丽绝伦的女人，并且生动、性感，冰清玉洁。她是那种令男人激动、兴奋得喘息的女人。

　　刘芳在北京电视台当编导，其实只是名义上的，一部像样的片子也没搞过。如果不是陈希同经常关照她，没准她早就“下岗”了。但她并不十分感激陈希同，当年她把自己的贞操献给他并没有想图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后来能变成北京市说一不二的顶尖人物。

　　在她眼里，他永远只是一个男人，一个她心甘情愿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他的男人。所以，有一次他面带歉意地告诉她：“我不能跟妻子离婚，你必须嫁人。”于是，她就很听话地嫁给了陈希同亲自为她选择的男人―――他的铁杆朋友高启明（化名）。她当然明白他的意图：这样他与她私下幽会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靠着与刘芳的婚姻，高启明得到了陈希同的大力提携，很快有了自己的专车，也变得像个人物了。

　　高启明很畏惧陈希同，每次陈希同―来家里，他就马上知趣地找个借口离开。有一次，陈希同邀请高启明和刘芳到保利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吃晚饭。

　　在餐桌上，酒过三巡，高启明很谦恭地提出，他不想再在机关里呆着，想下海办个公司，陈希同问：

　　“大约需要多少钱？”“大约三千多万元吧！”

　　“没问题，我给你五千万元，满不满意？”

　　高启明兴奋得浑身直打哆嗦，满脸堆笑地说：“陈市长，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饭后，陈希同让高启明立刻写了一个报告，他签上字以后说：“明天你交给王宝森批钱吧。”然后，便大咧咧地搂着刘芳上楼开房间去了。

　　刘芳以为高启明是真的不在乎她与陈希同的这种关系，其实是高启明所谋者大。他与别人不同，他一向把儿女之情看得很淡，他把自己有可能得到的金钱和地位看得重要得多，他知道刘芳在这方面，对他来说具有多大的价值，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做缩头乌龟。

　　刘芳给陈希同带来的欢乐，他是无法忘记的。

　　那时他刚从昌平县调到市里，到电视台检查工作时第一个注意到的就是刘芳。在美女如云的电视台里，她是那么出奇，那么别具一格。为了得到她，他经常找理由往电视台跑，并绞尽脑汁跟刘芳套近乎，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把她搞到手。但陈希同无法像摆布其他女人那样随心所欲，因为她从未向他提出过任何要求。金钱、地位、物质享受等等，对她毫无诱惑，惟有真情对她才有用。

　　可陈希同缺乏的正是这一点，而且越到后来越缺少真情了，不仅对刘芳，对其他几个女人也是如此，连他自己也不知这是怎么了。

　　她离开陈希同不久，高启明向她提出了离婚要求，她坦然地接受了。

　　在与高启明离婚后，她毅然辞了工作，悄然离开北京，去了遥远的边疆佤寨。

　　■勾搭上小姨子

　　陈希同的夫人叫淮南（化名）。她与陈希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并为他生育和抚养了两个儿子―――长子陈小希，次子陈小同。淮南的妹妹叫淮北（化名），姐妹俩都长得很漂亮，只是淮北的个子不太高，但却十分丰满。从她与她姐夫陈希同相识的那天起，似乎就已经注定她日后的凄惨命运。用她姐姐淮南的话说：“他虽然与我结了婚，但真正爱恋的却是妹妹淮北。”（以下为淮南的回忆）

　　有一次，陈希同对我说：“你妹妹不算漂亮，可很有个性，气质高雅。这样的女孩子很招人怜爱，不能再让淮北回兵团受罪了……”我问他那怎么办，他想了想说：“我托人把她的关系转到昌平县十三陵公社，以后再找机会安排个工作。”

　　夜里，希同对我殷勤备至，不断地嘘寒问暖。后来我就在那种貌似温馨的气氛中睡着了。早晨醒来时，希同已不知去向。我懒洋洋地伸出手臂随意翻动着床柜上的杂志，发现最底下有一本像册，翻开来才发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希同居然新添了不少摄影大作。就在我不经意地翻动他那些新作的时候，突然有一张照片从他笔记本里掉下来。我睁大眼睛看了又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照片上，我的丈夫几乎裸着身子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只是他身边多了一个拥着他的女人，也穿着一件泳衣。

　　当然，这个女人就是我的妹妹淮北。这时我恍然大悟：我真笨啊。

　　后来，家里便立刻爆发了一次可怕的战争。

后来淮北就离家出走了，她自己一个人去十三陵公社落户了。

　　三个月后，陈希同正式接到了任命，升任北京市副市长。

　　一切都只能由我的妥协来结束。父母出于对家庭名誉和陈希同政治前途的考虑，苦苦劝我不要离婚，而且还要做到家丑不外扬，想想还有两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我似乎别无选择。

　　实际上，这两年中我一直在有意无意中想念着妹妹淮北。我在内心深处早已原谅了妹妹。相反，我却永远不能原谅我的丈夫。

　　■野昧斋

　　陈希同在河北廊坊的一个四合院里被软禁。闲着没事，他曾细细品味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世上都说做官好，只有美女忘不了，在位时分群芳拥，下台墙推众人倒。”在他下台后他所占有的每一个美丽的女人，几乎都应了这句歌谣。当然，也包括还没有出场的女模特杨梅（化名）和歌厅小姐浪浪（化名）。这些美丽的女人中，有的不仅向检察机关交待了与他之间的经济问题，而且，把与他在床上的姿势和动作也交待得一清二楚。

　　为了和更多年轻漂亮女人幽会，陈希同纵容和指使王宝森挪用3521万巨款，在郊外建了两栋别墅，他把自己的那栋别墅戏称为“野味斋”。

　　在“野味斋”，陈希同第一个猎取“野味”的女人叫杨梅。从肉体上来说，陈希同不得不承认杨梅是一个完美的尤物。他在百忙之中经常挤出时间，到“野味斋”跟杨梅聚会。

　　陈希同在事发后，杨梅突然失踪了。她是在陈希同软硬兼施的压力下出走的。临行前，陈希同给了她20万元钱。

　　陈希同以为，她永远不会再回来，没有想到两年后杨梅又回到了北京市，她回来就被拘捕了。她把在“野味斋”所发生的一切，如实向检察机关做了交待。

　　■隐姓埋名的浪浪

　　另一个美少女是西直门立交桥下一家歌舞娱乐城的浪浪，是属于那种能引起任何男人强烈性冲动的尤物。王宝森为了讨好主子，灵机一动，让司机到西直门歌舞娱乐城，把浪浪接来。陈希同一见顿时来了精神。两人尽兴后，浪浪趁机说她有一个表哥在701厂上班，想到机关弄个小科长什么的当当，陈希同点点头说，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看你以后怎么表现了。浪浪听后喜出望外，两人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希同被捕后，浪浪隐姓埋名回到了哈尔滨，再也没有回来。梁子

★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王洛克

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极不和谐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社会的不和谐现象却与日俱增。社会的不和谐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稳定。近年来，群体暴力事件频发，大规模上访事件惊人增长，一再发出了社会不稳定的强烈信号。中共中央此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可以说是适逢其时。然而，如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首先对社会不和谐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出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才能指明通向社会和谐之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不和谐现象的初步考察，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国家体制的不和谐；二，国家结构的不和谐；三，社会系统功能的不和谐；四，社会价值体系的不和谐；五，社会阶层的不和谐；六，社会发展的不和谐。

一，国家体制的不和谐

一个国家如果其社会内部要和谐，其国家体制就必须首先要和谐。如果一个国家起国家体制本身不和谐，那么其社会必然是不和谐的。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诸多不和谐现象，是否也跟中国的国家体制本身有关呢？

国家体制的不和谐指的是国家体制本身存在矛盾和冲突，不完备，不统一。国家体制的不和谐表现为宪法与法律本身的不和谐、法律文本内容与实际执行的不和谐以及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和谐等方面。由于国家体制建设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体制都不可能是绝对和谐的。但是没有绝对的和谐并不能成为阻碍人们探究社会不和谐根源的理由。找寻国家体制的不和谐现象是寻找社会不和谐根源的必由之路。

1.宪法与法律本身的不和谐

宪法和法律是国家维持或追求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宪法应当充分体现人类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应当体现人类对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和追求，应当体现人类社会最优秀的文明成果。因此，一个国家的宪法精神理应是其全体国民的共同信仰。如果宪法或法律本身没有充分体现人类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反映人类社会最优秀的文明成果，其内容要么本身不利于社会和谐，要么立法逻辑混乱，出现矛盾冲突或含混模糊，则这样的宪法或法律就是不和谐的。本身不和谐的宪法或法律绝不可能带来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只能将社会带入矛盾冲突和混乱的状态。

应当说，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上还是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核心价值观，比如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年满18岁的一切公民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可非法剥夺；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等。但是，现行宪法依然还是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宪法。中国目前的宪法被认为是一部“改革宪法”，它为认可和推动改革而制定，又因改革而屡屡修改。“改革宪法”本身具有过渡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也反映出我国的宪法认识水平和表述水平在整体上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一般认为我国现行的宪法没有能够处理好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国家权力与社会阶层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机关内部的权力关系。比如，如果宪法序言所赋予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地位得以宪法的形式予以确立，那么就会使得执政党凌驾于宪法之上，这就与宪法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宪法一方面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规定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而另一方面却在序言中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权。在宪法之外执政党另有一套自己的权力运行机制，比如政治局是其最高权力机构，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权力与执政党的领导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显得不和谐起来。现代宪法的基础概念是“国家”和“人民”，而非阶级；现代宪法构造的核心概念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而非阶级的统治权和阶级的权利。然而，现行的宪法依然使用阶级的概念。宪法序言中虽然指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却依然强调“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宪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既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那么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的“专政”对象就变得不明确。权力必须得到监督和制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得出的普遍结论。因此，宪法在规定国家政权机关内部权力的同时，必须对国家政权机关内部各种权力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国家机关内部各种权力之间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衡。然而，现行宪法规定各级政府设立相应的司法、审计和监察机关并对其进行领导，如此权力的自我监督效果可想而知。此外，现行宪法在其他制度设计上也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比如，虽然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行使修改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是却没有规定和设立违宪审查机构和制度。这就使得宪法本身丧失应有的法律效力，严重影响了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也往往使得许多宪法明列保护的公民权利形同虚设。宪法规定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的权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法院的所谓终审判决就可能不是终局的，因为他对法律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而最终被立法机关所纠正。这种制度安排使得理论上是国家的法官实际上却变成地方性的法官，因为在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出现冲突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违宪审查机制法官往往选择回避矛盾选择优先适用地方法规。这样，违宪的法律以及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矛盾和冲突就得不到纠正和解决，就使得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体系本身的不和谐的现象变得越发严重起来。

另外，由于立法水平的局限、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作怪以及立法权限划分得不清楚，国家的许多法律、法规和规章在立法精神与法律表述上都存在不足，有些法律法规一方面与宪法或其他法律相冲突，另一方面其法律内部条款也存在自相冲突之处。法律与规范性文件特别是中央决策之间的冲突也很多。许多法律法规明显缺乏可操作性。有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也长期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给与保护或者相应的法律本身没有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我国法律冲突的范围还包括大陆、香港、澳门不同法域的冲突，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

由于两岸没有统一，大陆与台湾的法律也将发生冲突。这些都是法律不和谐，法制不统一的表现。比如“收容遣送办法”和“户籍管理条例”显然就与宪法相违背。另外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没有相应的法律给与保障，比如《新闻法》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台，使得公民的言论出版和监督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规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或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这一规定显然使得农村人口的选举权利与参政权利跟城市或城镇人口不平等，这与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款相违背。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立法数量的增多，法律、法规和规章相互冲突或自相冲突的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虽然法律冲突各国都存在，但是我国的法律冲突却非常普遍，非常严重，而且还难以得到解决。尽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出台了《立法法》，但是法律冲突依然没有寻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解决途径。

宪法和法律体系的不和谐，普遍和严重的冲突，其后果是直接危害法治，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可见，宪法和法律体系的不和谐是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2.法律文本内容与实际执行的不和谐

由于宪法和法律体系本身的不和谐，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律条款往往得不到实际的执行。比如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利由于没有相应的立法或者某些法律法规本身就直接与宪法相冲突而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有些法律虽然做出了某些规定，但是相关配套措施迟迟不肯出台，或者某些措施本身缺乏可操作性，使法律沦为“白条”。另外，由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难以有效形成，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相当普遍。此外，执政党往往以党代政而不是依法执政，其后果是削弱宪法和法律的效力，对法治造成破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在2005年第一期的《求是》杂志撰文指出，要切实做到依法执政而不是以党代政。）宪法和许多法律法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法律效力，与现实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就使得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受到影响，司法威信受到质疑，从而严重破坏法治进程。法治被破坏，再好的法律也将变得毫无用处，成为一纸空文。

3.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和谐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和谐表现为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不和谐以及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各自本身的不和谐。政治体制的不和谐主要表现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集中、缺乏监督、民主未行、法治未立等。经济体制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多元所有制形式的冲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冲突、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暧昧、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的失范等。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不和谐主要表现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结合的后果是意识形态的瓦解以及官商勾结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垄断。

二，国家结构的不和谐

国家体制的不和谐是社会不和谐的根源。由于国家体制决定着国家结构，中国社会的不和谐很容易在国家结构上表现出来。国家结构的不和谐主要表现为：国家行政与权力结构的不和谐，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和谐以及城市和农村结构的不和谐等。

1.国家行政与权力结构的不和谐

由于国家宪法与法律的不和谐，加上宪法与法律与实际执行中的巨大距离，国家的权力配置与行政结构也就必然产生不合理、不协调的不和谐现象。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以及国家权力与执政党权力之间合理的配置没有处理好，其结果是权力得不到分工与监督制衡，产生权力过分集中和严重的腐败现象。国家行政机构的设置也是混乱无序，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其结果是机构臃肿，为部门利益而各自为战，相互扯皮，导致效率低下、决策错误、干群关系恶化的严重官僚主义。

2.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和谐

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因此，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社会组织自由发展、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社会。中国现行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来保障这一公民权利。中国的社会组织几乎都是执政党或政府的组织，非政府组织长期得不到发展。由于社会组织的自由发展受到抑制，社会公共事务也就有执政党或政府包办了下来。这就形成了所谓“小社会，大政府”的社会组织结构。这种不和谐的社会组织结构，一方面导致了执政党或政府权力的垄断而不受约束，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公共事务不能有效地进行处理。中国社会组织发育的先天不足，已经使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3. 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的不和谐

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把中国人口人为地划分为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分裂结构。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分裂结构导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在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方面实际上不平等，这就人为地制造了农村与城市的对立和冲突。一个和谐而统一的国家首先要求其公民是平等而统一的，而中国城市与农村二元分裂结构的出现显然就打破了国家的和谐统一。这种不和谐的国家结构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来源。因此，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废除与宪法相违背的户籍管理制度，就必须废除在此二元结构基础上所制定的一切法律法规——因为这些法律法规显然都是违宪的。

三，社会系统功能的不和谐

系统科学表明，系统结构决定系统功能。不和谐的系统结构必然导致系统功能的紊乱，这样的社会系统注定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中国不和谐的国家体制与结构决定了中国社会系统功能的不和谐。

一个和谐的社会系统应该具有如下基本的功能：抵御侵略的功能、保障社会治安的功能、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功能、保证社会公民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权利的功能、保障社会群体医疗卫生的功能、保证社会文化传承的功能、社会自我纠错的功能。然而，中国社会显然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纠错机制，不仅缺乏民主与舆论对权力的监督机制，而且还缺乏应有的对错误进行必要补救的社会保障机制。中国教育的不平等与教育产业化使教育成为一种等级特权文化的传承。中国医疗机构的私有化和产业化也使得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不能遍及整个社会群体。中国社会不仅不能保证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也不能保证经济上的自由与平等。中国社会特权与腐败盛行，社会公平与正义难以伸张。一个不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然而中国社会的稳定依靠的是强大的执政党领导的政府与武装军警力量。政府与军警力量的强大与社会系统自发调控力量的薄弱，正是中国社会系统功能不和谐的体现。

四、社会价值体系的不和谐

和谐社会必须要有和谐的社会价值观。尽管中国的现行宪法体现了和谐社会所要求的人类社会核心价值观，但是由于法制体系内部的自相冲突，宪法法律效力在实际中的严重丧失，使得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被边缘化。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使得国家意识形态逐渐被淡化，甚至在名与实之间逐步拉大距离。中国社会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显规则”与“潜规则”不和谐的现象。中国社会这种明一套暗一套的混乱价值体系使中国社会诚信与道德面临彻底崩溃。

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也表现为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然而，这种多元化却不是和谐的多元化，而是对立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不是善的多元化，而是恶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形形色色的价值观比如，剥削、压迫、腐朽、奢侈、颓废、欺诈、封建、迷信、自私等等弥漫整个社会。有人鼓吹所谓价值观的多元化是社会的进步，却根本不区分这种价值观的多元化是善的价值观的多元化还是恶的价值观的多元化，这无异于让社会核心价值观进一步被边缘化。有人鼓吹所谓的社会宽容，却根本不顾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要求，这无异于对善的打击与对恶的纵容。

五、社会阶层的不和谐

社会不和谐的显在层面直接表现为社会阶层的不和谐。和谐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和谐关系，社会个体的利益与社会群体的利益是协调一致的关系。而不和谐的社会则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关系，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是冲突和对立的关系。社会不和谐必然表现为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对立，不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

当今的中国，由于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导致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与对立，极端的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世界之最，由此产生的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模式。当前，由于官僚的特权导致官民关系的不和谐，资本的特权导致劳资关系的不和谐，暴富者的特权导致贫富关系的不和谐，精英的特权导致精英与平民关系的不和谐等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不和谐的真实写照。

六、社会发展的不和谐

社会不和谐的显在层面还直接地反映在社会发展的不和谐之上。比如，中国由于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往往片面地追求GDP增长率这些经济指标的增长，往往以牺牲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为代价。这就导致了经济的畸形发展，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以制造社会不平等的方式发展经济的模式，也导致了中国地区发展之间的不和谐。比如以所谓经济特区以及其他各种所谓政策优惠措施，实际上就是人为地制造地区间社会的不平等。由于各种所谓的经济改革措施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这也就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往往与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相背离。而与此同时，政治改革止步不前，这就必然使得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甚至发生相互冲突的现象。

结论：目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极端不和谐的社会，表现在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和对立，表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甚至相冲突。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在于社会价值体系的不和谐和国家体制的不和谐。社会价值体系与国家体制之间是相互作用又互为因果的关系。国家体制的不和谐主要体现在宪法与法律本身的不和谐，法律文本内容与实际执行的不和谐以及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和谐。由国家体制的不和谐，决定了国家结构的不和谐，国家结构的不和谐，又决定了国家社会系统功能的不和谐。

2005-5-17

参考文献
1．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从“改革宪法”到“宪政宪法”。《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蔡定剑，李洪雷：法律冲突及其解决途径。人民法院报2001年10月29日

★透视中共铁拳部队 第十五空降军

　　一、第十五空降军是中共唯一的一支伞兵部队，直属于解放军的空军，并与空军十三空运师、运输团共九十馀架大小运输机，共同组成一支能保持六成战力且随时可进行“随时能飞、随时能降、随时能打”等攻击任务的共军“铁骨头”。

　　二、中共空降十五军其总兵力约在三万人左右，下辖三个空降师；中共第十五空降军近年来最大一次实兵演习，是在一九九四年的六月下旬于武汉地区实施。

　　三、共军受到波湾战争影响，其空降作战指导思想由以往的“一次性使用、隐蔽突然、主要配合正面攻击、攻击与扼守”等观点，逐渐演进为“积极慎重、隐蔽突然、袭威并重、攻防并举”。

　　四、中共空降兵之主要战法为：（一）快速部署，牵制威慑；（二）垂直切割，配合攻歼；（三）空中机动，快速阻打；（四）空逼要害，突击拔点；（五）空中增援，稳定防御；（六）空中渗入，奇袭敌后。

　　五、中共空降作战之特点为：（一）兵种齐全，具独立作战能力；（二）战训结合，具全方位作战能力；（三）训练精实，具快速反应能力；（四）火力强大，具绝对打击优势；（五）打破传统，力求革新；（六）注重协同，发挥战力；（七）伞、机降配合，保持弹性；（八）输具更新，装备强化。

　　六、克制对策：（一）提升人员战力；（二）增强野战防空战力；（三）建立陆、海、空立体作战能力；（四）积极经营战场；（五）加强心防与民防；（六）加强敌情侦察精实战备演训；（八）建立防空火力，粉碎空降企图；（九）有效阻绝措施，防敌战力增长。

　　壹、前言

　　第十五空降军是中共唯一的一支伞兵部队，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这支编制庞大的伞兵部队并不是由中共陆军所直接指挥，反而是直属于解放军的空军，事实上这种编制的逻辑仍是师法于前苏联的空降部队，其用兵着眼是在于能统一运用编制内的人员与运输机具，避免战斗人员及空运机队之间所可能产生的联络断层。解放军空军第十五空降军，是由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及第四十五师等三个空降步兵师为基干（注一），并与空军第十三空运师共九十馀架大小运输机，以及部分陆军航空兵所属的独立直升机团（大队），共同组成一支能保持六成战力且随时可进行“随时能飞、随时能降、随时能打”之攻击任务的共军“铁骨头”（注二）。

　　贰、中共空降兵之兵力及相关演训

　　第十五空降军的司令部设在湖北孝感，所属的第四十三师，以及其所属的第一二七、一二八、一二九等三个空降步兵团和一个轻炮团，驻地是位于河南的开封地区；第四十四师及所属的一三０、一三一、一三二步兵团和轻炮团部署于湖北应山地区。而第四十五师的第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团及轻炮团则驻防在湖北的黄陂。初步估计，其总兵力约在三万人左右（注三）。中共第十五空降军近年来最大一次实兵演习，是在一九九四年的六月下旬于武汉地区展开，三个空降步兵师所属的二十七个步兵营中，有十六个满编制的步兵营实际参与空降演习，而师属的轻炮团亦有六个营级部队进行重型武器的空投作业。据情资显示，在这次破天荒的大演习中，若以军事观点来评估演习结果，不可否认的，中共空降军在当时的演习极为成功，不但整个空降部队是在“无地面导引、无明显标记、无气象资料”等因素下实施，着陆后的部队立即能自动排除紊乱情形，打破原建制立即投入战斗。不过，在这次演习中，中共也折损了一架满载伞兵的AN─12型运输机，以及至少五门大型火炮。

　　叁、中共空降兵之作战指导思想、任务与时机

　　共军受到波湾战争时，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溃伊拉克之影响，另加之以科技的更新，大型运输工具不断地研发，使其空降作战之指导思想因而产生改变，由以往的“一次性使用、隐蔽突然、主要配合正面攻击、攻击与扼守”等观点，逐渐演进，确立为“积极慎重、隐蔽突然、袭威并重、攻防并举”。此种变革对其空降作战而言，在未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将更具备快速反应的能力（注四）。共军空降部队在作战中具有大纵深、高立体的作战特点，因此其任务也十分广泛，归纳其类别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在战争爆发初期时之任务：

　　（一）担负应付突发事件或局部战争的快速部署。

　　（二）紧急增援坚守要地、要点、岛屿的部队，稳定防御态势。

　　（三）抢占敌进攻方向上的重要地形、路段、要点，扼制敌之态势。

　　（四）抢占交通要点，保障地面部队的机动和展开。

　　（五）先敌抢占核突击缺口，制止敌利用核突击效果进行突破。

　　二、在进攻阶段支援进攻作战时之任务：

　　（一）破坏敌纵深内的指挥机构、通信设施、打乱敌人指挥系统。

　　（二）夺占、扼守敌纵深内的地形要点、交通枢纽，以保障地面部队之进攻。

　　（三）在敌后方、侧翼或阵地内实施空降，分割敌人部署，配合地面部队加速作战进程。

　　（四）摧毁、破坏敌纵深火力配备。

　　（五）夺占敌纵深机场，保障大规模空中运输。

　　（六）夺占要点进出入口，阻敌增援，断敌退路，并配合地面部队歼灭被围之敌。

　　（七）实施敌后游击作战。

　　（八）实施空降侦察。

　　（九）实施其他特种空降。

　　三、在支援登陆作战时之任务：

　　（一）实施垂直登陆，夺取港口和登陆场，占领有利地形，阻敌预备队增援，保障登陆兵从海上突击登陆。

　　（二）支援登陆部队的纵深进攻战斗。

　　（三）在敌后实施游击战，突击、破坏指挥机构、通信设施、交通枢纽、火力配备等重要目标。

　　四、另中共因受其空降兵之数量及空运输具之限制，加上支援保障能力之不足，因此对其空降作战之时机选定相当慎重，通常其空降之时机为：

　　（一）当爆发突发事件或局部战争，急需快速部署兵力或需紧急增援地面守备部队时。

　　（二）需对敌增援之后续部队实施迟滞作战时或需支援其他地面部队展开攻击时。

　　（三）需尽速造成敌兵力前后分离，以配合地面部队攻击时或地面部队欲对敌实施穿插分割时。

　　（四）欲对敌实施敌后游击战时。

　　（五）需快速封锁敌核子作战所造成之突破口时或扩大核子战对敌造成之突破口时。

　　（六）需快速或突然夺取敌纵深内之要点、机场为目标时。

　　（七）欲对敌实施敌后侦察、营救以及支援敌后之作战部队时。

　　（八）在登陆作战时，为配合其海上登陆部队，抢占登陆场或机场以及阻敌增援时。

　　（九）除了上述之时机，共军亦特别重视夜暗或在天气条件不良状况下实施空降作战，以确保空降作战之易于实施。

　　肆、中共空降兵之主要战法

　　一、依中共空军针对空降作战的基础定义，其实施空降作战的类型可分为：

　　（一）战略空降：

　　即是以夺取敌人政治、经济、军事等中心，以及机场、港口等配合并为两栖登陆作战先行铺路。

　　（二）战术空降：

　　以夺取交通要点，执行局部阻绝作战，或以攻占敌军之指挥中心，切断我军之机动部署等战术为主。

　　（三）战斗空降：

　　以配合第一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