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一宗港商投资项目的十年磨难 (2005年05月10日) 文/记者 玛雅

2003年12月22日，首都北京目睹了共和国54年来一桩奇案：中央政府首次因纠正地方政府行政行为而成被告，并在一审判决中败诉。

这桩奇案就是海外媒体称之为“北京门”事件的国家商务部败诉案。

2002年7月19日，北京市二商集团在北京第二中级法院起诉国家商务部（原国家外经贸部），要求撤销商务部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北京市商务局（原市外经贸委）支持二商集团更换中外合作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外方股东的627号《批复》，使得二商集团和市商务局将原属于香港嘉利来集团的6亿元人民币股权批转给香港美邦集团的行为失去法律依据。北京市二中院在庭审一年后久拖不判，却在商务部对市商务局《再次责令履行通知书》最后期限的前三天，做出商务部败诉的判决。

二商集团为什么要制造这起股权转让争端？为什么得到市商务局的支持？为什么不惜起诉国家部委来维持这种转让？这种利益再分配真正的受益者究竟是谁？北京市二中院为什么判决国家商务部败诉？这种判决对于走向法治化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楼盘升值10亿导致大股东出局

2004年1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一起行政诉讼的前前后后》，引发舆论对嘉利来股权案的关注。《经济日报》、《了望东方周刊》、《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多家报刊纷纷报道： 1994年9月，北京市二商集团、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香港嘉利来集团签署合约，成立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作公司），在北京朝阳区亮马河兴建北京嘉利来世贸中心。三方的股份比例为32%、8%和60%。合作公司于1995年1月通过北京市商务局批准，投资总额为3000万美元，注册资本1200万美元。同年3月，北京市工商局向合作公司发放营业执照。

合作公司业务全面展开。香港嘉利来集团投入注册资本逾1225万美元，并另为合作公司筹措资金3500万美元。1998年底，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工程在完成基础设施后，因资金短缺被迫停工。两年后，北京房地产形势转好，楼盘升值。据权威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2000年，在业界有“京城一号地”之称的嘉利来合作项目，可成交价值逾10亿元人民币。

巨额资本形成的同时，合作双方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合作项目的开发最终陷入僵局。于是，祸起萧墙。

据《了望东方周刊》报道：2001年6月，由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孟学农“点将”，北京市工商局企业监督管理处和北京市商务局成立一个联合办案组，解决嘉利来合作项目的问题。从这一刻起，嘉利来数亿元的权益已经风雨飘摇。据市工商局办案人员付先明说，他很快找到了嘉利来僵局的突破口：香港嘉利来投入合作公司的注册资金中包括6500万元人民币（约合772万美元），而且这笔资金是通过广东佛山汇通公司和佛山华强公司汇入的。

这些问题成了香港嘉利来的“原罪”。2001年9月25日，凭借国家商务部和国家工商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中外合资企业出资规定》）有关条文，二商集团以嘉利来集团“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向北京市商务局申请更换外方股东，并与北京安华公司、香港美邦集团合作，重组北京美邦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由美邦集团取代嘉利来集团的股东地位。9月27日，北京市商务局做出627 号《关于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更换合作方的批复》。持有60%股权的嘉利来集团由此出局，造成损失约人民币6亿元。9月30日，北京市工商局向重组后的合作公司—北京美邦亚联公司发放营业执照。

“5天时间，便完成了从变换股东申请到领回新营业执照的全部内容，创造了行政行为少有的高效率。5天时间，香港嘉利来公司出资形成的巨额股权被权力部门的个别人‘批送’给了另一家香港公司。”《经济日报》文章说。

更富戏剧性的是，被淘汰出局的大股东香港嘉利来集团此时尚蒙在鼓里。“2001年9月27日，我们被人抢了。”嘉利来集团董事长穆军对《凤凰周刊》说，“抢”字音很重。不出一星期，香港美邦公司拿着刚到手的项目，登门向嘉利来推销。穆军一看标书，觉得项目十分眼熟。再看附件中市商务局627 号《批复》的复印件，才知道自己成了“祥林嫂”——丢了“孩子”。

犯罪涉嫌人坐上起诉中央政府的原告席

嘉利来方面认为，这场缘起巨额股权利益的争端并非民事案件，而是刑事案件。“是北京市三个部门的不法公务员联手与社会黑势力合谋诈骗。”穆军说，列举若干事例，其中大部分已被媒体查实披露：

2000年9月，有人雇用香港黑势力，上门同嘉利来谈收购事宜，称代表合作公司中方，并展示暴力照片，威胁嘉利来时任董事长黄国强说，“给你1200万美元，把项目让出来。如果不让，通知你老婆等着收尸。”由于香港警方介入，强买之事未能得逞。警方分析，背后的人肯定是从北京来的，因为项目在北京。

2001年7月，北京市商务局外资处处长赵某、副处长白某和二商集团项目负责人边传利前往商务部，就能否根据《中外合资企业出资若干规定》更换外方股东请示商务部，被明确否定。之后，北京市方面有人不止一次试图“搞掂”商务部有关人员，被拒绝，并被明确告知，如此离谱的股东变更是违法的。

2001年8月17日，二商集团委托其工作人员吕建梅赴市工商局办理企业名称变更手续。但日期为8月18日的“变更企业名称申请表”却是工商局企业监督管理处付先明填写并代吕建梅签字。此时，办理工商变更须依据的市商务局627号批复尚未做出。而二商集团请示商务局更换股东时所使用的“市工商局的确认文件”，只是付先明手写的一封便函。尤为蹊跷的是，二商集团向商务局出具一份担保函，承诺：如因股东变更给商务局招致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以及相关经济损失，二商集团将无条件承担责任。这种担保关系，国内多位法律专业人士认为，是极其罕见和不正常的。“出担保要求批准申请，可以说是奇闻。”北京资深律师、嘉利来委托律师沈志耕说，“市商务局作为行政机关，该不该这样做？这本身就反映出这里面有问题，是不应当做的，否则接受担保干什么？对公而言，有担保，对私人而言，有没有好处费呢？”

2001年10月，穆军在嘉利来遭劫后急速北上，找美邦公司讨还股权。对方不知其身份，以为是受人之托“来铲事儿”。“大哥别开玩笑，这项目是香港一个傻X的。”美邦一位老总劝说，“你别铲这个事。铲事费咱俩单算，黄国强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多少。”嘉利来方面认为，对方胆敢偷天换日是基于一个假定：黄国强被吓住了，再不敢来内地。先把他抢了，日后还他1200万美元了事。此外，对方试图以每人千万元的高价，买通嘉利来管理工地的两位副总，让其交出公司所有原始文本，辞职走人。

2002年7月，二商集团向北京市二中院起诉国家商务部，起诉证据之一是一份变造的虚假合同复印件，原告代表人之一边传利是犯罪涉嫌人。边某因腐败案件被收审，供认行贿6套住房，其中两套位于北京幸福二村，毛坯房价值约230万元人民币，分别在二商局（现二商集团）副局长胡某及其女儿名下。2003年嘉利来事件闹大后，房子的产权被转回二商集团。二商集团在边传利收审后15天，用公函将其取保候审，理由是，此人正与外商打官司，关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不日，边某坐上了起诉中央政府的原告席。

“从行政法理论讲，北京市商务局627号《批复》是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商务部委托代理人湛中乐分析，“对中外合作企业中占有60%股权的大股东做出这么一个事关重大权益的行政行为时，不通知对方，不举行听证，不给人家陈述申辩的机会。更有甚者，二商集团9月25日申请，商务局27日就做出批复。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将一方踢出局，让另外一方进来。这不难让人怀疑，你是有内幕，有后台的，是事先早已预设的一个陷阱。”

究竟嘉利来事件是不是北京市不法公务员联手诈骗，甚至与社会黑势力合谋犯案？2004年3月，涉案数十亿元的香港美邦集团老板、黑社会头目国洪起东窗事发，被江苏省公安厅逮捕，再度引发媒体对嘉利来事件的追踪。

黑帮老大是嘉利来股权转让最大的受益人

媒体披露：国洪起以1200万美元的注册资金与北京二商联手，得到市值6亿元（60%）的股权，是嘉利来项目股权转让最大的受益人。二商集团不遗余力更换股东，不惜“冒犯”中央政府部委，其国有资产却分文未增，而是把从嘉利来得到的利益转送新的合伙人。被国洪起诈骗20亿元人民币的广东证券调查发现，国洪起在账外另付6000万元人民币，与嘉利来案有关。

“把我们的东西抢走，真抢到二商名下，还算为公家牟利了。”穆军置疑，“可做假文件，动用公权力，这么大的行政力量加司法力量加仲裁，利益落到了谁家？都是为了国洪起，为了一个现在被警方查封了的所谓香港公司。什么意思？凭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国有企业，这些传统话语都不足以回答。这里边藏污纳垢，权钱交易以外的任何理由都不足以解释这件事的发生。”

嘉利来方面认为，国洪起在账外另付的6000万元是这场交易的第一笔浮财。这笔钱分成1500万和4500万打入两个不同账户后被人提走，三七分成的比例十分清楚。公务员拿了1500万，挂名出面的商人拿走4500万。对方之所以极力阻止嘉利来回合作公司，是怕摊开账目，暴露出更大的犯罪。比如说，香港美邦的1200万美元注册资金到底投没投？投入以后去哪了？

媒体还发现：2004年，在中国金融界十大问题事件中，国洪起拔得头筹，竟在铁本、周正毅等巨案之先；在中央政法委督办的25件大案中，国某更是独涉2宗。据说，国洪起入狱前曾在北京被扣押，但有不明领导电话指示，将他放了。“从我们这个案子可以看出，此人是用钱搞定一切的。”穆军说，“三个部门的公务员联手，才能换掉一个股东。现在到了保住‘成果’的时候，又把法院、仲裁全都弄住了。”

因为国洪起，“白领黑势力”成为2004年一个走俏的公共概念。中纪委一位官员针对其案件指出：“高级白领与黑恶势力结合，是中国新出现的一股黑势力，但其潜在危害比一般黑势力更大。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这样的‘白领黑势力’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国洪起的案件实际上反映的不仅是制度漏洞，更是制度结构的问题。个别政府部门或者地方政府强烈的逐利动机，促使行政行为与逐利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诸侯行政或者商人行政。这样产生的制度空隙是非常大的，必然被一些人所利用。”

“从国洪起案件来看，土匪和官家是一家。”北京一名学者语出如刃，“土匪就是官家，官家就是土匪。白天披上官衣就是官，晚上脱了官衣就是匪。几个政府官员和黑势力一联手，就把商家的东西拿走了。简直就是明抢。”

共和国总理为港商维权至今未果

尽管从一开始就确信此案涉嫌犯罪，嘉利来最初有意回避了刑事诉讼。穆军的朋友对他晓以利害：“千万别往刑事上走。三个部门的公务员联手操作，利用这么多的假文件，把6亿股权拿跑了，案发地在北京，是京城第一大丑闻，你这下得罪人可得罪大了。”

民不与官斗，忍为上。嘉利来依据《国家行政复议法》，到国家商务部请求行政复议。商务部经审查认定，从履行合同角度看，嘉利来的出资问题“属履约瑕疵。”“不应导致被取消股东资格的后果。”并指出，北京市商务局依据市工商局企监处一纸手写便函就认定嘉利来“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做法，是“过于草率和不严肃”的。

2002年7月，商务部撤销了市商务局627号《批复》，从法律上恢复了嘉利来的股东权益。“看来中央政府清明呀！”嘉利来人由衷感言。

然而，中央政府的清明并不等于权威。上级机关的明断并不排除下级在执行中的异化。《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而事实却是，三年时间即将过去，北京市方面一再拖延，至今不执行商务部行政复议决定。这种所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指出，“是严重侵犯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破坏行政法律秩序的行为。”

在这三年中，嘉利来于2002年11月将二商集团边传利行贿之事告到中纪委。之后，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李志伦和国家反贪局局长张建南等人先后约见穆军，了解情况，表示坚决查处公务员腐败问题。这些进展，曾一度促成中纪委督办北京市纪委，国家反贪总局督办北京市反贪局的局面。然而，时至今日，边传利不仅仍在“保外”，而且已被“解套”。“二商四处活动，生怕边传利进去后会兜出很多事情。这件事被拖了两年，最后撤案。” 嘉利来北京负责人对《凤凰周刊》说。

在这三年中，2003年“两会”，在数十位人大代表的呼吁下，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王光英三位副委员长对嘉利来案联名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查处。2004年“两会”，吴邦国委员长对此案批示，王兆国、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三位副委员长再次联名批示。

在这三年中，2003年6月，《人民日报》内参披露了北京市方面的违法行为。经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批示，国务院法制办核查后，国务院办公厅于2003年7月下达51号督办函，督促北京市限期执行中央政府行政决定。“据我20年当律师的经验，国务院发函为港商维权，这是头一次。”沈志耕律师说。然而，嘉利来的希望胎死腹中。由于北京市方面抵制不办，国务院51号督办函终成一纸空文。

在这三年中，2004年10月，年过九旬、外号“徐大炮”的香港知名人士徐四民写信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请求查处嘉利来案。几天后，香港中央联络办副主任郭莉受温家宝委托拜访徐四民，说总理已做出严肃批示，让北京市方面在12月底前解决问题，请徐老等结果，并转告穆军先生等结果。据悉，徐四民近日再次上书温家宝，请求尽快解决嘉利来争端。

“从我看到的听到的，中央的老板忙到死，累到死，每天无穷多的事。他们想把国家搞好的这份诚意，我感同身受。”穆军叹息，“但是这些领导人也真够冤的。这么大一个城，贪官污吏把公权力借过来干坏事，利益巨大，责任却没有。为什么呢？出了问题埋单的是中央政府。因为从受害者来说，不管斩他的是张三李四王五，到头来他骂的是共产党。特别是港人，一定是这样。”

“这些贪官，是把共产党往水里摁啊！”徐四民感叹。

“王八蛋，不倒台都见鬼了！”北京一位学者怒骂。“一开始是从农民身上得利，后来从工人身上得利，现在是你们这种大肥羊，该斩你们了。”

近年来，港商被地方贪官侵吞资产的事件多有发生。沈志耕律师先后受理此类案件4桩，桩桩含泪带恨，书写一个“冤”字。香港《信报》2004年8月刊登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统战部长何铭思文章，披露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被广东番禺贪官梁柏楠巧取豪夺事件。《凤凰周刊》2004年9月、2005年3月两次报道香港运洋公司索债10年，与辽宁省水利厅所属辽宁胜天公司的马拉松积案。

据了解，目前港资在大陆外资总额中比例为45%，而近年来港商在大陆吃官司、被关押的人数上万。美、欧、日等国商人处在本国政府的强力保护伞下，台商因为涉及两岸关系，大陆贪官亦不敢妄欺。而港商，早在1980年代，就被北京的士司机冠以“港松”之称。

“港商一人一颗泪，一人一身伤。” 何铭思哀叹，“大佬被斩，不好意思说话，小人物被斩，没地方说话。这么下去，香港就完了。”

经过三年的跌宕起伏，穆军感到，反腐败要打人民战争，绝非单靠“专业队”、“中央军”所能为。精英族也好、老百姓也好，都要为公益和正义而战。这样做的人越多，恶势力就不敢那么嚣张。目前，在香港著名商界、学界人士何铭思、刘梦熊、郎咸平等人的支持下，穆军正在筹建港商维权公益基金会。他把这件事叫做“办团练”，目的是为了反贪维权，大家携起手来治理社会生存环境，帮助中央军“剿匪。”

共和国大厦被炸塌了两根柱子

2003年12月22日，北京市二中院判决商务部败诉。一槌敲下，嘉利来上下一片哀嚎。或许，与嘉利来巨额股权利益相比，中央政府所蒙受的损害远超过了6亿元人民币。

“你们这些商人，就知道自己的经济利益，你们知道这种败诉意味着什么？”在“全体起立唱国歌”的开场白后，商务部某官员一言千钧，“这意味着共和国大厦被炸塌了两根柱子！”

所谓“共和国大厦被炸塌了两根柱子”，根据嘉利来人的解读，第一根指的是国务院的法规体系被毁坏。在大陆，全国人大颁布法律，国务院颁布法规，国务院部委颁布规章。北京市商务局故意曲解商务部《中外合资企业出资规定》有关条文，剥夺了嘉利来的股东资格，而这个规章的解释权在商务部。商务部依法撤销市商务局的批复，市二中院却判其败诉，这种无视国家部委解释权的行为，是对国务院法规体系的巨大破坏。

第二根“柱子”指的是《行政复议法》的权威性被损伤。全国人大颁布法律，照理，法律与法律之间不应有冲突。北京市二中院在审理这起行政诉讼中，不是把商务部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作为审理核心，而是聚焦于第三人嘉利来的出资问题，判决商务部败诉。这等于是利用《国家行政诉讼法》将《国家行政复议法》打成了一张白纸，人为地造成了两个法律之间的“高下”之分。

“商务部那位官员说，北京二中院歪用《行政诉讼法》，打击《行政复议法》。这意味着，如果有人照此办理，国务院的法规体系就不好使了。为什么呢？”穆军提高嗓门，“你不是用法律法规纠我的错吗？老子把地方法院搬出来判你败诉！”谁知，这种严重后果，竟然被不幸言中。

2004年12月，在“北京门”事件发生一年后，贵州省贵阳市上演了又一幕“北京门”事件。贵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国家商务部[2004]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央政府为港商维权再度成为被告并败诉。

媒体披露，贵阳一案与嘉利来案有异曲同工之妙：经营十余年的中外合资企业贵州饭店有限公司，2004年2月被贵州省外经贸厅取消了合资企业批准证书，港方汉山集团因此出局，理由是“未履行出资义务”。国家商务部行政复议决定：撤销省外经贸厅《关于撤销贵州饭店有限公司批准证书的通知》，被贵州饭店的中方股东告上法庭。一审败诉后，商务部上诉贵州省高级法院，指出：“一审法院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时效和听证程序，错误地将超过处罚时效并且未履行听证程序下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为合法的行政行为。”

“和我们的案子是同一模式的翻版。”穆军说，“所以说，北京市在天子脚下，在地方诸侯中排老大，北京的做法会被各地广为仿效。一家孩子，大哥都打老子了，小兄弟还不跟着打吗？”

有学者认为，嘉利来案的典型价值在于，一是数额大，二是赤裸裸，三是案发地在北京。媒体在报道中多用“首善之区”一词。

成语“首善之区”，意为“首都”和“最好的地方”。《史记•儒林列传》载：“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

“以前我没注意‘首善’之说。出了这件事我非得看看，什么叫首善？北京市政府在往什么方向努力？这首善难道是变首恶吗？”穆军说，以圣雄•甘地当年写给英总督政府的一句名言表达对北京市政府的失望：“恕我再也不能钟爱或者尊重像你们这样的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一错再错的政府了。”

谁在为谁、与谁角力和“斗法”

嘉利来案由有“党报第二”之称的《光明日报》率先披露，并引述法学专家评论，称其为“一宗涉及违法行政、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典型案例。”有人推测，“这是给中央政府递刀子”—新一届领导集体上来了，加强反腐要有新起点。

不论此种推测有无根据，纵观嘉利来之争，似乎一路充满角力与“斗法”：

2002年7月2日，国家商务部撤销北京市商务局627号《批复》。嘉利来遂向市商务局请求恢复股东权益，被告知：需要一点儿时间，两星期后再来。两星期后，北京二商集团将商务部告上法庭。

2003年8月14日，商务部遵照国务院办公厅51号督办函，向北京市商务局下发《责令履行通知书》。后因市商务局未兑现11月15日前执行的承诺，商务部于12月12日下发《再次责令履行通知书》，并要求在12月25日前上报执行情况。

12月22日，北京市二中院判决商务部败诉，离责令履行的最后期限只剩3天。随后，国际仲裁委员会依据二商出具的一份变造的虚假合同复印件做出裁决：终止二商集团与嘉利来的《合同》（即那份虚假合同）。

“北京门”事件轰动舆论界，也惊动中央高层，多位领导人批示，要求北京市方面尽快依法妥善解决此事。强大压力下，北京市高级法院于2005年2月21日撤销了二中院的判决，发回重审。三天后，一审原告二商集团撤回对商务部的起诉。但随后的第三天，二中院却驳回了香港嘉利来撤销国际仲裁裁决的诉讼请求。

嘉利来方面认为，北京市方面借助官司和仲裁的力量，表面看是为对抗中央政府行政决定做“包装”，实际上在更深层次，是为了应对纪检和监察部门的查处。

沈志耕律师分析：二中院维持仲裁裁决，是想给北京市方面继续对抗中央政府决定提供机会。市商务局很可能借仲裁裁决，拒绝履行恢复嘉利来股东权益的义务。

《凤凰周刊》打电话到市商务局外资处听取意见，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关于新闻采访问题，和局办公室联系，业务处不接待。”局办公室接电话的女士则表示，“对项目的事不清楚，发传真来，找知道情况的人答复。”《凤凰周刊》找到外资处副处长李亚平，他表示，“领导没安排这种接待，我不便回答。”问应该找局里哪位领导？他说，“我不能提建议，也不能乱支。”

2005年4月12日，市商务局周副局长约见穆军，劝说嘉利来放弃股东权益，由二商集团适当给予赔偿。穆军拒绝，坚持要求市商务局执行商务部行政复议决定。周称：“2002年7月2日，我局627号《批复》就已经被撤销，早就没有法律效力了，所以不存在不执行商务部行政复议决定的问题。”

当初批准二商集团更换股东的北京市商务局，此时对恢复嘉利来股东权益全然不承担法律责任？国内著名法学专家江平、应松年、马怀德、湛中乐、姜明安等向《凤凰周刊》表示：北京市方面已没有任何理由不执行商务部的行政复议决定。“市商务局必须恢复嘉利来的股东地位。”湛中乐说，“但怎么恢复，确实难。难在一女二嫁，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公司。用老百姓的话说，干了这个事情，吃不了，兜着走。从法律上讲，商务局是有责任的，不能把矛盾推给当事人之间去谈。只要嘉利来坚持自己的股东地位，就有恢复其地位的问题。”

而在北京美邦亚联那边，知情者透露，黑帮老大国洪起的手下正加紧运作，试图将原本属于嘉利来、现在法律上仍然属于嘉利来的6亿股权转手卖掉。与此同时，在曾经是“北京嘉利来世贸中心”的工地上，竖起了中铁二局的塔吊。嘉利来最近了解到，北京美邦在未办理开工手续的情况下，由中铁二局垫资，已经开始施工，并将这一情况向北京市各有关部门投诉。4月29日，嘉利来接到北京市建委执法监察大队的电话，表示对此事十分重视，已经着手查处。

由嘉利来争端到“北京门”事件，是谁在为谁、与谁角力和“斗法”？新华网评论字字点穴：

嘉利来案实际上是北京市三个局级政府部门内部腐败分子共同涉入，联手合谋抢夺外商巨额投资权益的公务员诈骗案。案发后，涉案人员为求自保，不惜恶意起诉国家外经贸部，欲以案属行政纠纷为借口，掩盖背后的腐败罪行。后为摆脱国务院督办及中纪委督察压力，不计后果地将地方二中院拉下水，恶意判决中央政府一审败诉。震惊世界，影响深远。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竟出这等社会闹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政府公务员与黑社会勾结。”北京大学教授潘维指出，“国洪起是涉案数十亿的黑社会头目，到处作恶，肆虐社会，却一再得手，显然是有人在与他勾结，有人应当为此负责。这种人一定要清除掉，否则此类案件会不断发生。这将败坏党在人民中的声望，给市场秩序带来严重混乱，最终动摇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根基。”

令王岐山心中难平的“嘉利来大坑”

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竟出这等社会闹剧，这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料想不到的。据悉，刘淇在听说市二中院判决商务部败诉后如雷轰顶，当即责令属下追问究竟。“刘书记，法院是独立办案，我们不知道啊！”有人托词说。

果真是司法独立吗？法院似乎有难言之隐。2004年春节，在判决商务部败诉后不多日，北京市二中院行政审判庭给商务部条法司寄去一张金箔贺年卡。该庭全体法官在上面签名，赠言“展望未来”四个字耐人寻味—似乎是想表达深切的歉意，又仿佛蕴含着不尽的意味。

舆论称，“法院方面说，他们在此案的审理中也不能做主，需要等待指示，这种说法似乎又在暗示有更高层的介入。”《凤凰周刊》在调查中被告知，“这件事背景太深，太复杂，不是法院本身的事情了，但是别问为什么。”问及对“以法谋私”、“被拉下水”等指责作何感想？得到的回答是，“说说也好，说说也好。”

“昆仑饭店门前的大坑一天不填，我心里一天都不平。”嘉利来股权案也是北京市长王岐山心里的痛。不久前在北京市“两会”期间，王岐山在谈到提高干部素质，转变工作作风时，提到昆仑饭店门前那个大坑，那个“埋葬”着嘉利来1200万美元投资和6亿股权利益的“洞穴”。“从机场进来的路上，露着那么大的坑。大坑里有多少故事，有多少外部形象。”王岐山感叹，并督促说，无论涉及哪个部门，都要在两个季度内填平大坑。

二中院身不由己，王岐山痛惜感言，国务院，甚至共和国总理亲自为港商维权，至今未果。究竟这里面水有多深，有多浑？究竟是谁在演这出闹剧，玩这种游戏？采访中，《凤凰周刊》从北京市相关各方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这件事特别乱，说不清楚。牵扯到很多领导的事，别掺和……

学界在思考，在剖析。

全国政协委员保育钧直言：中央领导竭尽全力推动依法治国，基层腐败分子拼命以权谋私，这种反差今天越来越强烈，连北京市的腐败官僚都胆敢如此，山高皇帝远的地区又如何呢？这些腐败分子的行径难道不是在百姓面前故意打中央领导的嘴巴，出中央领导的洋相吗？

北京资深学者、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南云认为：所谓的中央权威问题，不是一个意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利害问题，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中央说了算还是下面的团伙说了算的问题。法治问题，也不是一个意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谁的法治的问题，是看谁的力量大的问题，是全国统一的中央的法治权威还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潜规则的权威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指出：对于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中央政府部门依法做出的决定在地方上得不到落实，中央政府的权威就会日渐式微。它挑战的不仅仅是某个政府部门的权威，而是整个得以维系运转的法治的权威。

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嘉利来案前景如何？“我从第一天就知道，除非共产党完蛋了，这场官司我们迟早能赢。”穆军说，嘉利来已经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可能还有第二回合、第三回合，但前途是光明的。”沈志耕律师说，“毕竟，国家在进步。我们这代人是相信和忠诚共产党的，很多事，我们是恨铁不成钢啊！”

嘉利来之争将如何了结？让我们期待一个万众欢呼、为中央政府赢得声誉，赢得威望的结局。但在此时，虽然在行政诉讼一端，支持嘉利来的国家商务部最终胜出，其行政复议决定至今未被执行。而在民事诉讼一端，由于北京市二中院驳回了嘉利来撤销国际仲裁裁决的请求，嘉利来的处境并不乐观。尤为发人深省的是，尽管“北京门”事件终以中央政府部委的“胜诉”划上句号，造成这种事件的问题就解决了吗？假如真的有人在撬起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根基，撬起共和国大厦的根基，他们的支点是什么呢？

（来源：凤凰周刊第14期总第183期）

中国政治发展的“肠梗阻”

2005年05月10日

文/主笔 杨锦麟

本刊所报道嘉利来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事件目前的结果，足以引发人们对现实政治中，若干带有普遍性的负面意义，诸多掷笔慨叹的危机情境想象。

发生在“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的嘉利来事件，或许只是“如有巧合，纯属雷同”的个案，但如果我们认真搜寻近些年发生在中国的一些让海内外舆论难于理喻的个案，诸如孙志刚事件、南沙开发区事件以及，我们自会进一步发现，类似一纸批文，第一大股东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剥夺股权个案，其实渊源不浅。类似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就可以任意主宰一个外商、一个投资项目、一个升斗小民的命运，甚至连霍英东这样海内外知名的爱国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也都不被放在眼里。在当今中国，嘉利来个案，不能说俯拾皆是，但至少是耳熟能详，也可以说多数人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当具有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律师，在直接参与嘉利来这样的案件之后，最直接的体会并不是尽责之后专业意义的精神宣泄和满足，而只会发出“打这样的官司的最大体会就是寒心”的无奈和慨叹时，任何一个具有基本政治常识和智商的人，都可以从“寒心”这两个字里感受到它的从心灵深处产生的震撼。

之所以“寒心”，是因为诸多“潜规则”至今依然行之有效地支配着中国政治社会不少领域的实际运作。尤其是某些地方的官员，或者和当地的利益集团构建了一个权力瓜分与利益分配的生态圈，或者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构成一个对上抗命，对下欺压的特定政治氛围，更有甚者，长期以来，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惩处，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以组织名义和貌似合法的形式，干违法乱纪的谋私勾当，当追究责任时，又以集体研究为名搪塞之。这种21世纪官场之怪现状，其产生的杀伤力已经超越一般人的想象，也难怪旅德学者关愚谦曾深恶痛绝撰文指出，执政党的统治危机，并不在于主政者，而在于很多时候都败坏在这些自成一体的远近“诸侯”，目无党纪国法的大小“官僚”手上。某些“黑洞”深不可测，有些领域不仅是一个乱局，更是一个迷局，甚至已经无法采用东方或者西方政治学理论加以解读和诠释。究竟是谁能让嘉利来案件经过如此翻云覆雨，眼花缭乱，能让港商们忍气吞声，徒呼奈何呢？

我们或许意识到，当下发生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各种“嘉利来事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前苏联最貌似鼎盛的“勃烈日涅夫时代”，也曾经发生过：“一伙人抗衡中央任何一个权威部门”。在相似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过程的个案中，似乎也可以找到似曾相似的痕迹。

我们或许体认到，前述诸种的政治吊诡和怪异，其实已经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瓶颈的主要诱因。正是因为这种政治瓶颈，凸显出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彻底克服和解决这种足以侵蚀和摧毁执政党的民意认同基础，甚至导致出现苏联共产党以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丧失执政地位的“肠梗阻”现象。

我们或许理解，中国的执政党何以会如此急切地呼唤民主和法治，何以会急迫地主张以人为本，立党为公，何以会焦灼地疾呼构建和谐社会的苦心和初衷。

一种观点认为，从政治发展史和政党政治发展理论来看，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的国度，未必适合接受和实践西方多党政治模式，或许“一党优势”更符合基本的政治治理需求。但是这个具有绝对优势的执政党，如果没有改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的清醒意识，如果对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执政成败经验教训没有深层次的检视，没有与时俱进、制度创新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任凭这种“肠梗阻”现象的存在和恶性发展，则其严重的政治后果完全可以想象。

没有人会否认，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和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未必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历史因果和思维轨迹的连接，也不尽然是20世纪那一场刀光剑影、天翻地覆的延续，但使命感和方向感却是一致的，遭遇的挑战和挫败也都是一致的。

当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执政者所面对的消极惰性和牵扯力都是强大的。无论是洋务运动，抑或是戊戌变法，无论是民国初年，抑或是内战时期，任何一个时期的主政者，尤其是中央集权呈现明显弱化的阶段，伴随而来的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和所谓“官家主义”和“杂霸秩序”取代一般社会公义甚嚣尘上。

中国近现代历史证明，中央集权的权威性一旦受到弱化，其实就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已经松动的迹象。中央威权，无论是刚性威权还是柔性威权，无一例外将遭遇到严峻的挑战，“瓶颈”和“肠梗阻”现象也已经逼近质变的临界点。我们深切认识到，既存问题的症结点其实只有一个，即无论推行和推进的速度与效率如何，政治体制改革已无法被人为地刻意地予以回避。不痛下决心改革，不正面接受政治体制过程中的阵痛和挑战，一旦执政党内以及行政体系大大小小、形式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气候，吴思所归纳的“官家主义”和“杂霸秩序”就会构成政治游戏规则的主流意识，既得利益集团与中央威信产生冲突之后的虚应，尾大不掉，导致最后的各种形式的抗命。“下情无法上达，上情难于下达”，结果是“权为私用民之灾，法为私用国之害”，政府权力被私利化，依法执政以及司法独立被玷污化，执法公正被污名化，则犹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严重危机，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严重混乱，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真正危险。

构建和谐社会的诉求，正在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所折射出的重要意义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已经痛感到，长此以往，任其发展，放任自流，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法将不法。

“肠梗阻”之后必然是肌体的病变和坏死，中国政治发展和转型过程的“肠梗阻”需要下大决心正视之，下大力气根治之。不妨借用毛泽东当年的诗句，作为本文的结尾，也作为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命运，关注中国政治发展“肠梗阻”现象的思考依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来源：凤凰周刊第14期总第183期）

对连战的欣赏和质疑

《联合早报网》

　　连战在北大的演讲据说感动了不少人，有不少人叫好。本人在CCTV上看完了现场直播，又在凤凰卫视上看了《解码陈文茜》节目中连战的继续“演讲”，面对大陆媒体上诸多赞美之声颇有些话要说。

　　连战这次来大陆，用他的话说，确实“不容易”，他迈出这一步确实是在“关键的时刻”作了“关键的决定”，这一步，为两岸的和平对话开创了公开的先例，制造了良好的开端，对于中国的统一大业无疑是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步，打破了台湾社会与大陆政治对话的禁忌，使得在台湾动辄把对手“抹红”以致之于死地的恶例失去了大部分的“威力”。他这样做，无疑是深得全国两岸四地和海外同胞绝大多数民心的。而且应该是可以名留青史的。

　　对于连战这个人，以前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看到的连战，感觉是一个面目冷峻、语言乏味的人。在当李登辉的国民党副主席时，不过是一个任李玩弄的“阿斗”式的人物，对于李登辉的“两国论”这样的有关国家民族大义的事屁也不敢放一个，李登辉下去后，“阿斗”们的政权也倒了，他虽然当了国民党的主席，可已经好几年了，他仍然内外问题多多，外部的选举失利不说，国民党内部好象也并没有什么多大改进。派系林立；李登辉的影响仍然巨大；党产问题；甚至还出现了要去掉“中国”二字，改名为“台湾国民党”的声音……照此下去，国民党内部再出现一个李登辉也不是不可能的。他的“来得不容易”，有相当部分的原因也是他自己一手参与造成的。

　　这次连先生可谓让人一新耳目，可是仔细一想，这也是所谓“民主”政治下，政治人物街头表演使得大陆上的老百姓感到的新鲜的新而已。我们大陆上是缺少这样的表演的，这样的表演，如果具有政治道德，发自内心，能够言出必行的话，我是很肯定的，（但象陈水扁那样的反复无常的表演，只能够得到台独分子们非理性的欢迎。）连先生得到过美国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当然应该可以在这方面让我们开一下眼界，特别是让年轻的学生们容易感动。在北大演讲没有照稿子宣读，风度很好，更是让人折服。（其实他是有稿子的，《解码陈文茜》里谈到，他的稿子为了保密，只有张荣恭等几个人看过，他只是背熟了。而且其中还有一次引用古文时忘了词，噎住了。）

　　连先生多次说到的台湾“经验”，我觉得大有必要做些分析。他所说的“经验”，好象与我们大陆上对此常常理解为“成功以后总结出来的、以后足可借鉴的做法”不同，他的“经验”好象更多的是一个中性的“经历、体验”的意思。我觉得对于台湾的“经验”，我们是有可以借鉴之处。想当年，我们在如火如荼地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台湾在蒋经国先生的推动下，经济转型，一心一意搞建设，实现了经济起飞，为今天台湾人民的富裕打下了基础，这确实是好的。台湾也还有其他的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的“经验”，我觉得应该说是教训更合适。国民党应该有丧权辱国之痛，台湾的“民主”如果是导致反民族、反国家者当道，打斗于议会，冲突于街头，把民粹主义当民主，那么，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大陆人民可清醒着呢，如果连先生要把这也当作“经验”来推销，那无疑是居心不良，肉麻当有趣，甚至是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了。我们中国一定要民主（本人对于我们的民主也多有不满意之处，但限于本文题旨和篇幅，不在此展开。），但连先生们的台湾式（实为邯郸学步的西方式）民主绝不适合我们。我们的政治改革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还要摸索和加快自己的中国式的民主道路，我们不能乱，如果这世界上有十三亿人象台湾那样乱起来，那是中国的灾难，世界的灾难。

　　对于连先生推崇的“自由主义”、“多元化”，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素质，檫亮自己的眼睛。思想要自由，思想不自由就没有创新，应该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行动要有法纪；一元化就僵化甚至独裁，多元化也要有原则。如果把自由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多元化到随意搞分裂，那就国无宁日了，老百姓也绝不会有好日子了。电视上看到台湾街头上就有搞台独的自由，即使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那也是违法的，陈水扁的很多言行都是违反“中华民国”的宪法的，他仍然自由得很。可是他们族群分裂、社会混乱、经济萎缩。我们必须体验到他们的“经验”是怎么回事。把握好我们自己的自由的“度”，同时也要有“自律”。

　　连先生在《解码陈文茜》里还提台湾的“主权”，在大陆还不忘“中华民国”，在《解码陈文茜》里还提台湾的“主权，请问，你干什么来了？难道要开始搞“中华民国在大陆”了吗？你怎么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你是想要让“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再长期并存下去，那不是李登辉“两国论”、陈水扁“一边一国”的实际追随者和推销者吗？请连先生弄请自己的身份（据说连先生回到台湾后提醒即将来大陆的宋楚瑜先生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你这样的自由和多元让人反感。虽然现在尚未统一，统一的方式也有待商议，总该为统一去努力吧，要不你难道想做李登辉“两国论”、陈水扁“一边一国”的实践者吗？

　　连先生还多处提到台湾人民“开疆拓土…”、“主权”，我作为一个大陆的老年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在历史和地理课上学到过台湾人民是如何“开疆拓土…”的，也许是我读的教材隐去了这样的功绩，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哪一片疆土是台湾人民开拓的？多少平方公里？如果你指的是从大陆移民去的先民到他们现在的子孙开发建设台澎金马，那么请问这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哪一寸土地不是那里自古至今的人民开发建设的，何以其他地方很少听到这样的表功，你们却常常挂在嘴上？难道这就是你们的“主权”的法源吗？所有的炎黄子孙都敬重老祖宗，没有老祖宗就没有全体人民，何以你们只尊敬某一批祖宗和自己，难道可以不敬重更老的祖宗和同源的同胞吗？我们也敬重三皇五帝、汉武帝、唐太宗、郑成功、施琅、左宗棠、刘铭传……和各家自己想得起来的列祖列宗。至于“开疆拓土…”，请想清楚了再谈，台湾的“主权”更要免谈。

　　连先生还再三说，台湾人民遭受荷兰和日本的殖民统治，“被抛弃”，“次等国民”……我对于台湾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那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可那是历史上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大陆人民同样身受其害，大陆人民并没有因为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割让台湾而从中得享幸福。国民党当政的首都的南京大屠杀，你们总不会不知道吧，抗日战争中国大陆人死的总比台湾多得多吧，你们这样来比谁苦大仇深，以此来埋怨国家民族，并更有以此来作为分裂国家的理由的，合适吗？我想你身在台湾，或多或少受了“台毒”，你可要想清楚哦，你祖父在二十世纪初还回大陆，后来并把你父亲送回大陆来参加抗战，那时离甲午战后割让台湾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他对祖国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之情吗？起码我看不出来，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份”和情绪哦，别的台独人这样说我不必计较，你这样说我可把你看低了。你知道东北三省是1931年9.18后被日本占的，而关内大多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日本侵占的，可我从来没有听说东北同胞以此来向国家向关内同胞诉苦并提出非分要求的。实际上大家都是同仇敌忾的，前些日子国内多各地方和香港发生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要求常任联合国安理会和篡改历史，参加者从来没有比较过谁家更对日本苦大仇深些，大家都是中国人的身份，大家都是对我们全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同胞的苦难感同身受而对日本人愤怒的。

　　连战先生来大陆访问是值得欢迎的，而且希望他再来、多来。只有多谈、多沟通，才能够多了解，才能够解决问题，才有和平，不谈是难以保持和平的。当然，不要去追求和平分裂，《反分裂国家法》已经有了，要分裂就不会有和平的。面对让江炳？先生 SHAKE 的大陆变化，请顺时而行吧。

　　最后，赠送连先生二句老话：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宜求万世名。

《联合早报网》

最近看到几篇文章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等论点。窃以为极为可笑。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追根溯源，我们仔细分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中共主张的社会主义并无本质区别。孙中山先生主张：“民权、民主、民生”。中共主张：“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在本质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具体一些，中共的主张则高度概括罢了。而从中华复兴的角度讲，中共的主张到更贴近实际，中山先生的主张到有些理想化。试想如果一个富裕的拥有民主、民生、民权的国家到头来被人蹂躏割裂凌辱又能怎样呢？事实上不如要富强，不仅富还要强，只有这样才能长久民生，从而达到民权、民主。

　　试想一个弹丸小国虽富又如何呢？到头来不过是鱼腩一块，不要说在人家的坚船利炮之下，就是一个亚洲金融风暴来了也不堪重压，几十年的艰苦创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或大大缩水。

　　所以从长远看，要想中华民族振兴复兴就必须寻求中华民族的富强根本，这个根本就是种族不再割裂，和衷共济。因此要统一，国家叫什么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关键要看这个名字哪一个更符合当前人类发展的潮流和愿景。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好一些，况且这个名字里本身就包含了中华民国。而中山先生的愿望就是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所以说从三民主义的角度看，这个名字也更合适一些。

但是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的“经验”，我觉得应该说是教训更合适。国民党应该有丧权辱国之痛，台湾的“民主”如果是导致反民族、反国家者当道，打斗于议会，冲突于街头，把民粹主义当民主，那么，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大陆人民可清醒着呢，如果连先生要把这也当作“经验”来推销，那无疑是居心不良，肉麻当有趣，甚至是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了。我们中国一定要民主（本人对于我们的民主也多有不满意之处，但限于本文题旨和篇幅，不在此展开。），但连先生们的台湾式（实为邯郸学步的西方式）民主绝不适合我们。我们的政治改革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还要摸索和加快自己的中国式的民主道路。

香港《文汇报》报道：
著名作家龙应台撰文谈连宋访大陆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特约台湾籍作家龙应台
---撰写专文介绍连宋访大陆，全文如下：

　《红灯记》在台北,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它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像。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